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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技术创新 行动 环境变量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 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 ]，p. 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 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 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 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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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
[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T·帕森斯：《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社会教育的特征范文2
一、社会教育资源的内涵
社会教育资源指可以用于教育活动的一切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总和，它主要包括设施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文献资源和组织资源五方面资源类型。从宏观上，社会教育资源可分为三个方面:(1)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源，包括自然、社会、自我等可供研究的内容;(2)作为指导力量的资源，包括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3)作为支持研究过程的信息资源和物质条件资源。社会教育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相比学校和家庭教育资源，它在教育资源种类方面具有多样性特征，在不同地域和环境中具有差异性特征，在教育方式方面具有生活性和随意性特征。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它受社会转型、价值取向与教育思潮的影响而不断演化，随着时代变化和教育目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标准的要求和看法也是变化与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的基本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满足各学科知识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社会教育资源要提供教学所需的学术和文化信息，只有在教育资源中渗透人文教育才能实施完整的育人功能，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在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第二，承载学生有意义学习和能力发展的责任。社会创意教育资源应为学生掌握知识和提高综合素质提供条件。社会教育资源要致力于形成一个非基于传统教学模式特定空间限制的、可满足个体学习需求的、具有以责任为导向的学习资源支持的教育资源平台;第三，丰富教师专业教学和自身发展的内涵。社会创意教育资源应为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自我完善提供支持，使教师教学、科研与学生培养形成良性的链接与互动，达到教师职业的理想境界;第四，创建具有全新教育理念和社会教育需求的环境。社会创意教育资源除了为学校教育和专门教育机构提供教育服务之外，还应具有贯彻全新教育理念、向全社会提供教育信息资源的功能，如学习社会化需求、终身学习理念、自主学习方式、继续教育机制等，构架符合信息社会学习发展需求的教育资源体系，形成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资源氛围和空间。［1］社会教育资源是一种资源形态、一种资源角度，亦是一种资源境界。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是教育资源建设的目标，它是人们基于当前的资源优化程度或状态，对未来教育资源发展的一种展望与追求，也是人们扎根于现实的努力并试图超越提高的一次尝试，是基于现实基础而建构的一种崭新的资源形态，虽然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达到，但绝对是可望又可求的。
二、新媒体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的基本观念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为基础媒介的新媒体环境逐渐形成。新媒体环境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延展的概念，以数字化、网络化、互动化融合化为基本特征，以内容共享、渠道汇流、媒体融合为发展趋势，具有丰富强大的功能并对位于其中的资源产生较大的影响。明确社会教育资源存在的信息环境、媒体景观的关键所在，是寻求资源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搭建教育资源平台的基础条件。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应充分考虑信息资源和媒体环境格局的变化，审视其对教育资源的影响，综合各方面因素得出社会教育资源建设的基本观念。
(一)教育资源质量的标准
社会教育资源质量取向既要彰显资源的教学服务功能，还需提升质量标准，从而保证优质教育的实施和社会对学生成长的期望。这要求社会教育资源建设以全新的教育质量观为指导，以质量为核心，注重内涵发展，强调提高教育资源的整体水平。而且，社会教育资源建设不能局限于教育资源的信息结构、类型和内容，还要涉及资源的组织、管理以及人文内涵和情境。另外，社会教育资源还要注重与学生认知心理相适应，强调自主学习设计，运用协作学习方式，形成有利于信息交互、情绪感召的教育资源空间。
(二)教育资源整合的取向
社会创意教育资源整合取向是使分散、分化的资源系统中各个要素及其各成分形成有机联系并成为和谐整体的过程，是实现资源优化的内在动力。面对信息媒体的格局变化，媒体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必然要求对信息资源进行重组。资源整合是资源优化和内涵式发展的有力措施，是提高资源效益和价值的最佳途径。为此，社会教育资源的建设要针对目前教育资源的实际，淡化资源的界限和区别，防止彼此孤立、相互重复或脱节的隔离状态，各类资源之间要形成有机联系和有机结构。
(三)教育资源共享的取向
社会创意教育资源共享是在新媒体信息环境下，人们随时随地、任意有效地使用、共享和管理教育资源，是实现教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教育资源共享无疑可以使分散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将不同媒体资源进行整合，解决分散资源建设方式造成的整体资源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条块分割等一系列问题，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资源价值，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达成教育公平。
(四)教育资源服务的要求
教育资源建设应树立为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的观念，使教育资源平等、透明地面对使用者，以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尤其应当以服务为价值取向，要从理念、制度、内容和方法上进行根本性转变，创设良好的教育资源条件、氛围与环境，搭建创新型教育资源平台。另外，社会教育教学应为学习者提供舒适的学习情境，畅通、亲和的信息资源检索、交互界面，有效的信息导航、信息量控制，满足各种教学/学习方式的知识信息服务。［2］
三、社会教育资源建设的关键问题
(一)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
1．有的放矢，主线突出社会教育资源建设的一条主线是数字化、网络化、交互性、多媒体概念的。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要将以往的模拟资源形态转向数字资源形态，建立数字化教育资源系统，使广播、电视、图像、音视频、文本数据等信息统一成“0”和“1”比特流的数字化表达。这样的信息形态无本质区别，系统通融性强。信息传播系统和处理平台是网络化的、多媒体态的，使原来泾渭分明的系统结构和划分变得模糊、无区别，形成信息资源系统之间的融合，由此整合出的系统是高效的，其教育资源信息实现了全覆盖，满足了各类社会人群及各种教学模式的需求。由此构建的教育资源系统和平台具有开放、兼容、多能、灵活的特征，在教学应用中表现游刃有余，充分体现出教育资源的教学应用价值。2．软硬兼施，相得益彰社会教育资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硬件、软件环境。硬件是指教育资源系统中所有物理化的、实体化的资源结构，软件则是指教育资源系统中所有信息、数据、指令等虚拟化资源结构。社会教育资源建设必须改变面子工程的思维，大力开展视频公开课程建设，推动应用指导与技术服务产业化相结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及区域性教育资源整合等。在新媒体环境下考虑整合问题，首先要针对已有教育资源的硬件系统和软件材料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弄清硬件系统的结构、功能是否符合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存在什么问题，若有问题是否可通过改造、升级等途径解决，从而构建优良的系统。优良的系统必将呈现最佳的性能，能承载符合教学需求的教育资源责任。3．错落有致，照应有序社会教育资源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内容组织和资源结构的整合。教育资源的来源渠道广、分布面大、媒体格式或平台多样、资源质量不一，存在内容混乱、不成体系、无序化等问题。教育资源建设可按照学习目标、教学模式、学科内容、学习方式、教学对象、教学环境、教学类别、知识体系、技能培养等进行分类。按照学科特点和内容表达的适宜性组织媒体教学内容，按照不同教学模式和教学规律设计媒体教学内容，按照教学内容的特点选择媒体资源的表现方式，按照媒体资源平台安排媒体内容结构。对逻辑性差、内容质量低、层次不清的教育资源内容予以去除，使教育资源的内容组织、体系结构、等级层次错落有致、照应有序、逻辑分明、层级递进，具有最佳的体系结构。
(二)社会教育资源的共享
社会教育的特征范文3
参考文献：
[1]蓝建.论社会教育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性[J].成人教育，2004，（5）：6.
[2]夏鹏翔.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4.
[3]梁忠义.当代日本社会教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46.
[4]王雷.社会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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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有很高的科学文化素养，也不能有大的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写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句话对我们教育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每个孩子的天性都是天真善良的，并无善恶之分，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更好的辨别对错，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会为他们的未来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道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点，家长应当培养孩子的道德情操以及行为习惯。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当重视家庭教育，先前发生的李天一事件，不能说是李的家庭教育的失败，但足以证明良好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二、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核心
学校是除了家庭之外，影响儿童最大的社会正式机构。学校会影响孩子的社会和情感发展，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向孩子传授知识，为他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奠定基础。然而，并非每所学校教育的教育效果都一样，学校的教学效果参差不齐。著名的教育学家麦克尔•拉特认为;“教学效果高效的学校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技能，培养他们社会礼仪，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并且使学生在达到义务教育所规定年龄之后，仍然能接受教育，以确保获得就业所需的技能。”学生特征和学校环境相互影响，都会对学生产生一定影响，比如某种教学活动对一些学生有影响，而对另外一些学生则未必有效。这就要求学校教育要将学生的能力水平和文化背景考虑在内。在家庭、社会、学校三者教育之中，学校教育具有自觉性、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的特性，然而这些特性的前提是强制性，学生需要在特定的学习阶段完成特定的学习任务。这就规定了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知识。正是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制性，学生才有权利学习知识。或许有人对学校教育的强制性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教育下的学生是书呆子，然而对于当今社会，我们无法否认学校教育强制性的作用。学校教育是系统的、全面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弥补家庭教育带来的不足，有些学生未能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而学校教育可以给予弥补。学校是青少年教育的中心。学校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对孩子进行知识、技能、品行等更为全面的补充教育。三、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延伸社会教育是指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社会文化教育组织对成员进行的教育。它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起着辅助作用，它具有形式多，内容多，影响广的特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社会教育无处不在，它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极为广泛，社会教育是多方面的教育，同样也是终生教育。凡是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尤其是家庭情感危机、市场经济侵染、安全诚信、不良文化因素等等，均对学生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危害，所以要积极引导学生对不同的社会信息进行反馈，使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进行辨别。我们要引导学生深入到社会的大课堂，体验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学习社会规范。扩大社会交往，养成现代素质。一直以来，提到到教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众所周知，狭义教育也即是学校教育具有局限性的，许多教育任务学校教育无法承担。一些研究结构表明，一些教育任务学校无法完成，即便是在教育经费充裕的情况下。目前教育的定义正在发生改变，即把传统的学校教育之外的非正式教育纳入教育的范畴，此外还强调教育与社会的联系。社会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具有双重影响，良好的社会教育则有利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发展，相教育的一些不良因素则会削弱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力量。例如，学校的德育的实效性差，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上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例如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一些利己主义，这些消极因素都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产生不良影响。目前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5+2=0”，意思就是说一个星期七天，五天的学校积极教育加上两天的消极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效果等于零。虽然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应出社会教育的重要性。目前，对于青少年思想中的一些不良因素，在学校教育中无法解决，在学校教育中也未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学校教育只能告诉学生如何辨别是非。所以我们应当格外重视社会教育，因为社会教育的特性要求我们这么做，此外学校应当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自觉地融入到社会课堂中来，同时学校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社会相结合，将书本中的知识与社会知识相结合，相适应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同时社会教育应当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党和政府当更多的宣传主流文化，弘扬主旋律。为当前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良好的依托。正如当前提出的正能量，我们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同时对于青少年而言，应当从自己做起，用自己的正能量来影响整个社会。
三、小结
社会教育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思想素质；三结合；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92-01
所谓“三结合”教育，即“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要主动同家长及社会各个方面合作，使三方面的教育互为补充，形成合力”。
一、“三结合”教育的基本特征
1、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既有共同的教育目标，又有各自的个性优势功能。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才，其个性则表现为：学校――好学生，家庭――好孩子，社会――好公民。从优势功能上讲，学校教育具有理论系统性、群体竞争性、科学艺术性和形式规范性，它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层次、有序列通过规范化、多样化、情趣化的方式方法，面向全体学生施教的。家庭教育的优势则表现为亲切感人，及时具体，持久面广。社会教育的优势则体现了空间广阔、绚丽多彩、人际广泛与贴近实际的特点。特别是它的“实践性”更是学校、家庭所不及的。
2、三者教育的功能又存在明显缺点。从学校教育来看，视野有限，容易脱离社会实际；针对性差，不利因人制宜，使活动与效益混淆了具体性。家庭教育则出现家教效益不等现象，家教方法相对简单化，单一化，家教目标的不集中和时空的有限性，直接影响了家教效果。至于社会教育，其积极消极影响并存，且消极影响的腐蚀力、诱惑力之大，使幼稚的受教育者根本无力抗拒，无疑是社会教育的一个难题。
3、学校教育是主导，家庭教育是基础，社会教育是延伸。它们是一个紧密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有机系统，家庭与社会教育又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保证。若偏废其一，学校教育的“主导”功能必然会出现危机。
二、“三结合”教育目前状况
1、学校教育是短期教育，强化不力，不能使学生的某种思想行为达到“定型”水平。这样就为学生的可塑造性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基础。本可通过“三结合”教育的强化互补，使其走向成熟发展，但因没有优化组合，受到的却是消极的刺激，于是学生的思想素质难以提高。
2、学生缺乏对实际问题的健全判断。学生能力低下，学校教育不佳，加上社会消极干扰，因此学生无所适从，盲目随行，行为多变。
3、社会与部分家庭存在的具体力度的消极影响与诱惑，是引发学生品德、行为多变的重要因素。在农村贫苦地区，“留守儿童”约占百分之五、六十，他们的生活、学习、思想状况令人担忧。网络的广泛应用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网吧之中，加之社会与部分家庭存在的消极、腐败、丑恶现象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中小学生的出走、犯罪等现象仍然是司空见惯之事。
综上所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其幼稚性、可塑造性强的一部分学生，则形成了一种口头“朝向性”―嘴上说的好；书面上的“欺骗性”―写检讨；行为上的“虚伪性”―校内外，家内外，言和行不一致。最终导致了学生思想素质教育的低效性与艰巨性。
三、“三结合”教育的优化组合方法
1、要依据青少年的年龄、心理特点，抓住当前社会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构造和谐社会这个大好机遇，采取富有情趣和教育实效的方法，把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落实到实处；要结合经常的思想教育实际和行为规范训练要求，认真做好“言行一致”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强化学生的明辨力、控制力和意志力。
2、要把社会教育法制化、国策化。国家可制定简单而有力的法律条文，要求全社会每个成员都必须依法监控，教育青少年成长，使青少年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要以法制手段强化家庭教育，提高家庭教育效果，可由教育部门与有关社会组织创办专门的家长学校，让所有家长依法接受较系统的家教培训，成为合格的“家教教师”。
3、要扬长补短，整体互补，进一步优化“三结合”教育的系统功能。针对学校教育“脱离实际”问题，要通过参观、访问、旅游、实践网络等方式，让其充分联系实际，从而改进课堂教法，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针对学校教育“因人制宜”的不足，可通过家校联系、社校沟通补其之短。特别要建立典型后进生的教育计划或“联教档案”，实行全方位的有效监控；针对家教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家长学校”、“家长说心”、“家长会议”、“家长报到”等方式，集中指导家教方法，借以实现家庭内部教育的合理效益；针对社会存在的消极影响与职责不明不实的问题，可通过法制手段与政府行为，予以强制完善，以求优化。
4、要全面提高教育者本身的思想业务素质，努力建设一支以教师为主体的思想素质教育工作队伍。要求教师必须履行既教书又要育人的天职，强化教师遵循新时期以“八荣八耻”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规律、原则、方法，结合青少年的年龄、心理特点，科学地、自觉地创造性地搞好学校的思想素质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人才。
参考文献：
[1] 勾振宇.关于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策略论析[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1（12）.
[2] 刘贤利.试论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结合[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2）.
社会教育的特征范文6
一、新型社会教育是实施农村教育的好形式
1.政府保障性。教育历来是由国家主要投入、政府负责主导的，但是作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教育，直接由政府组织全面实施，这无疑是教育体制上的一个创新。“十五”以来的6年中，省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830万人次；2006年，全省各类职业学校集中培训“两后”毕业生30万人次，组织250万农村劳动力参加了实用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2007年，南通市36所中等职业学校和129所乡镇成教中心积极服务新农村建设，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6.59万人次，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36.05万人次，通过培训转移农村劳动力6.54万人。
2.社会显现性。传统的社会教育主要是通过社会管理、公众舆论、传统习俗等现象潜移默化地实施隐形性感化教育。其功能是有限的，也是不全面的。而新型社会教育，在政府公共权力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动员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充分发挥其权威的影响力和公信的感召力，从而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显著的活动内容，成为整个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体系中的必需指标。
3.社会广泛性。农村新型社会教育的惟一宗旨是提高全体农民的综合素质，其核心就是培养一大批新型农民，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适应广大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农村的社会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农民。江苏建立和完善了数字化远距离教育培训网络和县、乡、村的培训教育网络，并利用其辐射、延伸、拓展的功能，有效地覆盖了大江南北的广大农村。
4.活动计划性。“十一五”期间，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主要教育培训目标是：全省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60万人(确保50万人)；培训农村劳动力60万人。各市、县、乡村也都相应地制定出计划，并依照计划扎实有效地予以推进。张家港市杨舍镇到2008年年底前的4年中，各级各类的农民教育培训总量达16万人次。
5.内容形式适用性。根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和“三农”的特点，在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确定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适用性教育路子。从内容来说，已由科技知识普及、职业技能培训，向政治政策、民主法制、公民维权、安全稳定、人口因素、自然环境、社会生活、休闲娱乐、文明和谐等方面拓展。从教育培训的形式来说，有普通高等职业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有县(市)职教中心等职业院校的非学历资格证书培训，有乡村教育培训机构的不定期短期培训，有实用技术和经营项目的专项培训，有文化、科普、时政、法制、社会生活、新农村建设等正常性专题宣传教育，还有专业人士的拜师带徒式学艺教育。更有利用农村现有的种植、养殖典型场所，作为实验、实习基地，进行短平快的现场培训。
二、新型社会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教育机制
新型社会教育在江苏的“两个率先”实践中，充分显示了强劲的社会功能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1.迎战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严峻挑战。随着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依靠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影响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因此，要努力克服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经营模式粗放、与市场经济脱节的现象，使其尽快地与我国的整体市场经济相适应。在这里，重要的途径是以新型的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市化带动农村，以产业化提升农业，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2.有效地实现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和训练。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的差别，农民子弟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深造后，基本上不再返回农村，特别是不再从事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为了尽快地提升农业的经济品位和农村的社会档次，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正视“三农”的现实，从实际出发，以现有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者为基础，不等、不靠、不依赖，只争朝夕地做好现有农民的教育转化工作。
3.改造乡村文化，促进乡风文明。总的说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的我国农民所特有的纯朴乡风，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囿于农民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传统分散的生产方式、低水平的半自然经济的生活现实，导致他们的思想观念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形势，要克服前进中的思想障碍，只能将教育寓于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幸福致富的现实工作之中。只有经过改造过的能与农民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农科教相一致的社会教育才能担负起这一历史任务。
4.塑造公民意识，推进基层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在这里，关键是要获得广大农民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然而，这种民主积极性的形成不是孤立的。一种好的民主政治必然是以好的经济为基础，以先进文化作为支持的。广大农民在一个好的社会教育体制内，将会得到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民主法制、专业技术、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教育，这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得到有效的提高，并在这一基础上，完备地塑造出公民意识，形成正确的民主参与理念。
5.强化基层动员机制，确保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由于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动员效应比较迟钝，权威效率也不高，这是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难题。基层党政组织如能抓住社会教育这一关键，走好社会教育这步棋，并智慧地应用好社会教育这一网络，正确地发挥其整体功能，将会有效地强化乡村的群众动员机制，高效率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三、建立和完善全民社会教育机制是时代的要求
1.新型社会教育体系的关节点在乡镇。乡镇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性调动了，发挥了，就可以上联县市规划，横组乡村资源，下结村组网络，提纲挈领地使农村的全民教育体系成为事实。目前在苏南的富庶之地和沿江的苏中地区，乡镇一级领导把农村教育看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来组织实施，并在实践中真实地看到了它的政绩效应，因此效果颇佳。
2.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中，县市一级是决定胜负的前线指挥部，是农村建设第一线的中枢机关。乡镇领导在新型农民培养教育上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是靠县市的组织领导来调动的。乡镇的不少具体困难也是要倚仗县市的支持帮助才能解决的。特别是教育培训经费的筹措，农业生产经营信息的共享，科技活动的下延，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种植、养殖业的开发，招商引资途径的介绍、推荐。所有这一切，既可以引领乡镇经济，促进社会发展，也更能为农民教育和培训提供机遇，搭建平台，优化环境，创造条件。
3.切实实现“职成普”三教统筹兼顾。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农村的中小学教学资源相对富裕，学历型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比较顺畅，我们应在“职成普”三教统筹兼顾方针的指引下，利用好普通教育的富余资源，借助于职业教育的现成条件和专业成就，为农村的成人教育打开局面。并且在这个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实现农科教的有效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