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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1
关键词： 分形理论；人文地理；实际应用
所谓人文地理学，主要指的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对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以及变化等进行研究探讨的一门学科。在整个人文地理学中，涉及到了多种理论基础，分形理论作为最主要的一项，目前已经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对分形理论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进行探讨，以此来为今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分形理论的概述
1.1分形理论的内涵分形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数学家芒德勃罗提出的，该概念提出之后，分形理论继而形成。 分形理论认为：每一个被分形研究的部分都是整体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分形研究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将其视为整体的再现，分形部分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与发展确实，也可以代表整体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1.2分形理论的特征
分形理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首先，该理论中所涉及的分形系统十分精细，系统中任何一个细节，其所占据了比例数值都可以任意小。其次，由于分形整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规则性，因此，在对集合的整体与分形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时候，不能单纯的用文字来进行叙述。第三，分形集合往往具有自相似性。第四，相对于拓扑维数来说，分形维数要显得大的多。最后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分形集合的产生的方式都是以迭代方式为主的。
二、分形理论在人文地理学各个分支的实际应用
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三项重要分支，分形理论作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以上三项分支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2.1分形理论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
分形理论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广泛应用始于90年代，自从该理论提出并广泛应用以来，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城镇体系作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分形理论在此方面的应用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即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分形研究和城镇体系空间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其中，城镇体系等级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城镇等级规模分布，其主要指的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该城镇规模的层次分布情况。通过对该区域层次分布情况的分析，来推断城镇整体的层次分布情况。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我们选取r作为城市划分的标准，用N（r）代表区域内城镇数目，那么二者的关系将满足分形理论中的盒子维数N（r）∝r-D，因此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分形模型。其中的分形维数便是字母D。根据D取值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当D1的时候，则表示城市等级规模的分布情况比较集中，整个城镇体系的发育较为成熟。
而对于城镇体系空间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则主要指的是对城市结构分布中受空间作用影响的基本状况。该部分研究主要是对中心城市吸引力的研究。所谓中心城市吸引力，主要是以中心城市为圆心，取一个半径值。在此前提下，半径与城镇数目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满足分形理论中的盒子维数，D仍然是其分维值。同样，D的取值仍然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的情况。当D的值分别大于2、等于2和小于2的时候，则分别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逐渐衰减、均匀和逐渐增强。
2.2分形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
分形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体现在区域差异上的分形理论，区域差异作为经济地理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对于研究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该系统与分形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意大利经济学家Pareto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对各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下规律：N=N0X-b（b>0）。式中，N0、X和N分别表示总人口数量、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低于X的人数。从以上规律的等式我们可以看出，该等式与盒子维数相符，满足分维的定义。同时，诸多研究也表明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在以上关系式中，人均收入可以说是一个随机变量，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关于X的分布函数，即：F（X）=（X0-b-X-b）/（X0-b-Xn-b）。其中，XnXX0。X0和Xn分别表示最低收入水平和最高收入水平。从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如果我们分别用X、N和N0来表示我国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于某一标度值X的省区市的个数和所有省区市的个数。那么按照上文中所提到的公式，我们便可以求出一个GR，这便是各个省区市年度生产能力的差异状况。通过该项指标，我们还能够对未来我国区域差异的动态过程进行准确预测。
2.3分形理论在交通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
分形理论在交通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体现在网络密度和网络连通性两个方面。其中，网络密度主要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所有交通线之间所构成的交通网络。在整个交通网络中，各个城镇则作为每个结点存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自相似性，这也就说明交通网络整体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因此，分形理论在交通地理学中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实际应用效果。在给定一个具体区域的前提下，该区域中所形成的交通网络长度必然有一个特定的长度，区域的范围与交通网络长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交通网络的长度主要取决于区域范围的具体设定。
在网络连通性的研究中，网络的可达性与连通性是评价一个区域交通网络的优良状况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传统的网络分析中。评价网络连通性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常用的则要属矩阵算法。由前文的讨论可知：O≤Dg2≤g1，Dg2≤Dg1，因此0
结语：
综上所述，分形理论作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在人文地理学的各项分支中都有较为广泛的应用。本文试图对分形理论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进行探讨，以此来为今后该理论的进一步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作者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 刘长庚.浅析分形理论在地理学中的应用[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19]
[2] 岳文泽，徐建华，司有元.分形理论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02）
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2
关键词 旅游营销文本；地方；视觉表征；社会构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问题来源
二战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思潮呈现阶段性变化，从1960年代的“数量革命”(计量地理学)，演变到1970年代的“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转向”(即结构地理学，或称激进地理学)。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总体上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文化成为普遍性的研究热点，西方人文地理学也随之呈现出“后现代的”多元化属性，并最终导致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各分支学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
与上述理论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某些变化。例如，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影响下的那种强调空间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对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探讨很少涉及社会过程和文化层面等做法，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地理现象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的方法论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原本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纳。其中，不少学者注重探究人类的视觉体验，通过分析摄影图片、影视光碟等视觉资料，来揭示地理现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有学者称其为“视觉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利用摄影图片进行旅游地的视觉营销一直是旅游企业所重视的策略[6，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转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开始有生动的体现，众多西方学者对明信片、旅行指南、导游手册中的摄影图片进行了符号学(semiology)、修辞学(rhetoric)、叙事学(narratology)、语用学(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结论，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旅游活动的理论解释。
自1999年起，我国学者就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纷纷在《地理学报》[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经济地理》[13-15]等刊物上进行介绍和评述，着重从研究体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该学术事件在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学者率先选择国内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视觉表征的研究这一“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学术活动尚缺乏了解，相关的综述与评价也鲜有见到。本文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同时，如果说国内先前已有的那些关于“文化转向”的综论性文章重在粗线条的勾勒，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国外同行如何进行地理学问题的文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就将综述的起点放在西方学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加以评价和阐释。
二、 述评方法
本着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探讨旅游营销图像的原则，笔者将文献收集范围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视觉文本分析。文献来源主要有两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内仅有的两个被SSCI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们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论文就成为本文综述的第一类文献；另外，2003年6月，英国Sheffield Hallam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旅游与摄影：静态的视觉影像与动态的生活”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论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该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它们是笔者关注的第二类文献。
在具体评述时，笔者将分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层面是案例研究观摩。笔者从国外同行的诸多研究个案中选择三个代表性工作加以详尽的解析，目的是细致地观摩和学习他们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论解释。
第二层面是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借鉴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日益推崇的“关键词”(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笔者从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们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若干核心词语(这其实是学者们取得的某些共识所在)，然后将这些核心词语视为该议题的“关键词” 逐个进行简要分析。显然，这些关键词彼此勾连应合，已形成一条西方学者关于旅游营销文本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
三、 典型案例观摩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还认为，探究旅游营销图像的产生过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国外同行的多项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视觉表征的结果，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个“意象”：苏格兰旅游委员会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苏格兰旅游委员会(STB)为例，试图回答物质景观如何实现话语转换，成为导游手册里的图片影像这一问题[23]。研究发现，在导游手册里旅游空间被设计、转化成某种视觉表征需要经历三个媒介传播过程：市场调研机构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苏格兰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icon)；专业摄影师运用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选择性地拍摄景物；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使用媒介话语精心编排出一个极具劝服功效的导游手册，最终完成影像表达。三方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遵循当代社会关于旅游发展、关于导游手册角色的约定。作者不无幽默地描述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页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让他们想到：“哦，这很有趣”，或者“嗯，这地方看来值得一去！”
据此，Caroline E．等人认为，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目的地。对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评价，而是外来因素合力对它进行的描绘使其成为人们所说、所观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operate)，由市场营销人员“包装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双方共同建造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案例
旅游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旅游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加拿大学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点。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简称JNP)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却一改不少学者从旅游地生态与环境监测、生态评价、旅游者行为管理等入手进行研究的惯例，而是收集有关JNP的旅游营销图片，对它们进行内容分析，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element)和修辞手法(rhetoric)，探究图像所隐喻的自然资源管理人员、旅游开发经营人员对JNP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资源利用的主张，由此剖析该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导游手册、明信片、旅行指南里关于JNP的图片的画面“主角”始终是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观，似乎刻意避免出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纯净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环境”之形象。但这显然违背公园的发展实情：其旅游业发展得十分红火，某些地段和景点常常游人如织。同时在导游手册里，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公园内一长串适合拍照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取景角度和时间说明。对此，Keri Cronin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旅游营销文本里，自然界变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photo-opportunities)，导游手册简直就是一个为摄影发烧友服务的向导(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还发现，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为取悦游客而人为干涉生态系统的自身循环。例如，公园有禁火规定，每年干燥季节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会被立即扑灭，并在最短时间内原地补种树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证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机镜头所观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
Keri Cronin进一步揭示，旅游营销图像树立的JNP“自然绝境(the sublime)”的形象诱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当这些被“艺术化唯美化”的旅游广告图片“洗脑”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时，很难期望他们能够自觉意识到JNP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过度的旅游、拍摄行为可能导致何种生态损害。研究者总结道，为了JNP的旅游业发展，公园管理者、旅游批发商和游客等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以人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个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人类可以不断地征服和利用它。就这样，摄影和旅游营销图像“进入了国家公园的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证明：但凡被营销者贴上“生态旅游地”标签的地方，永远维持“处女的” 形象和状态就成为它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结果，被如何表征则受控于人类社会的选择。
3. 明信片是一种“社会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将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和二战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内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欧洲中心”这一地方认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该市精美绝伦的教堂、高贵典雅的文化场馆、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华迷人的贵妇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画、人体线条、蕾丝花边等构图要素无时不在传递札格勒布市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而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则更多地试图树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种能集中反映“繁荣”、“进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会主义特质的生活场景成为明信片的画面主题，且这些特质通过陪衬物、拍摄角度、画面色彩以及文字说明等手段逐一突显出来。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以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强大的劝服诱导功效，它们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个札格勒布市，通过符号和象征规定和指导了游客如何选择该市的旅游景点、如何欣赏城市风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产生“合适”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应有的”记忆等。当然，两个历史时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别认为自己欣赏到了当时札格勒布市的精华所在。
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们操纵，它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强有力的“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无论是二战前的浪漫之都，还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景点销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为自己精心重构的一个旅游地。他们共同策划并联合演出了一幕戏剧，所有演员各取所需：旅游产品的供给方获得金钱，旅游产品的购买方获得畅快、愉悦或刺激等体验。
四、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
从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归纳他们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准确把握国外同行的若干理论点。笔者视这些核心概念为“关键词”。通过串连、参照、对比、整合这些关键词，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学者关于该议题的一条理论主线。
1. 抽取关键词
这些核心概念可划分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旅游地视觉表征问题的研究基点，或者是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视/被凝视”(gaze/gazed)这一对关键词[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解释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人及其行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编码/解码”(incode/decode)这两对关键词[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进行旅游营销图片视觉分析时重点使用的概念，包括“图符”(icon)、“符号”(sign)和“符码”(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学者揭示旅游营销图片如何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机时所频繁使用的核心词语，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隐喻”(metaphor)[41]、“叙事”(narrative)[42，43]、“修辞”(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分别援引自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语用学以及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学派。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广泛的事实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之本质的核心词语，包括“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话语”(discourse)[51，52]、“权力”(power)[53-55]等关键词。
2. 阐释关键词
上述5类关键词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化表征和社会性构建的原因与过程，其间有复杂多样的政治缘由和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将选择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阐述。
第一，“凝视/被凝视”。它表明旅游者(凝视主体)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视客体)之间的关系。旅游，原本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游客正是通过欣赏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而获得审美、愉悦、刺激、新鲜等情感体验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视主体与凝视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权力之争。“凝视/被凝视”这一对概念其实就暗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显然，“凝视/被凝视”是国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视觉化地表征？其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意义是什么？”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相关论述都由此深入展开。
第二，“发送者/接收者”和“编码/解码”。它们描述了旅游营销文本与游客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广告设计者以满足游客需求的原则对旅游地景观进行重新设计，精心拍摄广告图片并撰写文字说明(即编码)，然后以明信片、导游手册等形式销售或赠送(即发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阅读和理解这些营销文本，并做出自己对旅游地景观和吸引力的判断(即解码)，决定是否出游。
第三，“图符”、“符号”和“符码”。这是社会批判、传播学以及视觉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核心概念。其中，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人的动作与姿态、服装、建筑、饰物等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可以视为符号；而符码则是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明确或不明确赞同的规则的符号系统[11]。换言之，文化成员不仅借助于这些符号和符码去表达、传递和构建某种意义，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惯例和规则破译并理解这些符号、符码。基于此，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和推进。显然，旅游广告的设计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扩展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商、经营商)和旅游广告的阅读者(包括潜在游客和实际到访游客)都是这样一些文化成员，他们共同通过某些符号、符码来完成旅游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于是，在西方学者分析明信片或导游手册里的旅游营销图片时，画面主角、色彩、拍摄视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个要素就被他们视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会建构的理想切入点，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城市街头的灯饰图案、女性衣裙的蕾丝花边等也都成为一系列符号被逐一探测和解释。
第四，“表征”、“隐喻”、“叙事”、“修辞”、“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国外同行通过这些词语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营销图片其实就是使用一系列符号，通过隐喻、修辞、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产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森林是一种符号)象征生态旅游地的处女地性质，贵妇人华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种符号)隐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悬崖、野生动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绝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产”、“话语”和“权力”。这些关键词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会构建的最本质问题――如何生产意义？如何使意义合法化？谁掌握了权力？首先，这里需要分别解释“文化再生产”和“话语”的含义。因为与前述若干关键词相比，它们并不为人文地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国外同行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转借过来的概念，带有某种“后学”倾向[56，57]。
“文化再生产”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各阶级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场所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是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现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使统治阶级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58]。
同样，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那里，“话语”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属性，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时，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它体现着权力关系，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包括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以及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因此，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机构[59]。
借鉴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的上述观点，西方学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构建为某种非真实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刻意设计、规划和选择性拍摄旅游地景观，然后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旅游营销方式将其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并最终强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和体验，这一切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同时，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并非随意或偶然地发生的，而是文化产业的各个相关机构(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图片社、出版商等)通过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经济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规范了旅游者的凝视主体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视客体地位，其后暗含着复杂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纵意味。换言之，旅游营销图片就是媒介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和洗脑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决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讲故事，为谁讲，以及如何讲。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连到第一类关键词“凝视/被凝视” 进行初步总结：正是因为要满足旅游者观光、凝视和消费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会性地建构为游客所希望的“模样”。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塑造和强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动力之一。
3. 简析西方学者的理论走向
在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思潮这一重大理论事件中，各个分支学科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要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区域地理学，学者们则普遍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的观点，开始偏重小尺度的视野。于是，作为对文化转向的响应，“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就由过去的“区域”(region)转变为被赋予了社会化涵义的“地方”(place)。在“新区域地理学”看来，“地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61]。基于此，我们对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是在旅游研究领域里接受和演绎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地方”的某些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们观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关于“空间”(space)概念的某些观点，来理解西方学者对旅游地视觉表征的若干结论。例如，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里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更有其精神属性[62]。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后序里写道：“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64]。他论述道：“是的，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权力的运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视觉表征时，不止一位国外同行提出这样的观点：摄影术提高了人类操纵视觉空间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实，更可以创造事实。摄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调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对底片的技术处理等，都使它具有隐藏、神秘化和欺骗等功能。实际上，摄影照片从来没有描绘客观事实，它总是陷入社会、经济意义所编织的网中，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当与旅游营销目的结合时，摄影便表现为社会权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重新构建。因此，无所不在的旅游营销图像帮助人们搭建起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树木、雕塑、街灯等景物都被赋予特殊意义；在那里，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间凝视/被凝视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和强化。显然，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种渗透和引用[11，66]。
应该说，把艰深晦涩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应用于旅游现象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牵强附会或肤浅僵化的缺憾。然而，他们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却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思考方向。当然，对他们的某些社会批判思想也应该结合其国家发展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学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广告、否定图片营销、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旅游现象。
五、 对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成熟旅游地异常重视旅游市场营销，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区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纳入到旅游消费市场中。通过摄影营销图片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这些区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审美与消费偏好，并获得了社会制度、政策以及相应组织、机构的引导和支持。虽然国情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国外同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学术观点进行如下思考：当下国内旅游营销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发育过程中？这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缘起与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层面，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绝非局限于旅游话题，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内异常活跃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国内同仁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国内最近两、三年问世的传介西方学界关于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的若干新观点的译著或编著中，有不少是专业背景为文艺美学的学者完成的。例如包亚明[67-70]、周宪、许钧等[71，72]学者，他们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②、米歇尔・福柯等学术大家思想的评述十分可贵，其中不乏对“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地理学倾向。相反地，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们却显示出某种缺席，无论是编译、述评还是实证研究，近来相关论著所见不多[73]，这或许是一个遗憾。笔者谨借旅游地视觉表征这一小议题，提示国内同行应该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学术敏感性。
注释：
① 虽然有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但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学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参见：(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2)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时，该流派的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种译法。故本文采纳之。
② 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Edward W. Soja，国内也有人翻译为“爱德华・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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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3
关键词：现代城市、文化景观、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文题的源起
城市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聚居地。它既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容器，也是人们交流思想、体验和传播文化精神的载体。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即由来已久的历史沿革和今天的物质形态、精神面貌及未来的规划目标和发展方向。
过去的历史人文、地域文化是城市体内的遗传基因，现代的城市景观是外在的形态风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它可持续前行的驱动力。尊重自然、关注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脉，使我们的城市景观少一些雷同和均质，多一些历史底蕴和地域特征；结合城市现代化发展方向，增强城市景观文化的可识别性，构建现代文化景观的精气神，这是基于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保护也是对传统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于是，本文针对当前城市文化景观中存在的问题，运用上述理念，对其进行梳理和解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设计方法。
二、城市文化景观的理论概念
1、文化景观的概念发展史
文化景观是景观整体含义中的一个支系, 早期被人们称为历史景观，与
人为景观或人文景观具有词义等同性。1906 年北美地理学家卡尔・苏尔提出将人类创造的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主要研究任务, 1925年，在他的经典著作《景观形态学》中，他定义景观为一个物质和文化形式的混合体，并指出在景观中，“文化是原动力，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苏尔阐释出了文化景观的定义，并开始了文化景观起源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从分析自然景观开始，接着研究居住于某个地域的文化群体，随后，苏尔创立了著名的文化景观学派，“文化景观”一词开始在地理学中被广泛使用。1927 年，在《文化地理学的近今发展》一文中，苏尔又给出文化景观一个简单的定义, 即“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苏尔指出文化景观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景观的文化属性。随后越来越多国家的学者们都对文化景观的概念做出了定义。
2、文化景观的概念和类型
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李旭旦教授认为, “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著名文化地理专家王恩涌教授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 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 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2]。综上所述，文化景观是指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出某一文化体系的文化特征和某一地区的地理特征。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景观的定义修改如下：
1) 有意设计的景观：被人类有目的设计和创造的景观，包括由于艺术审美原因建造的花园、公用场地景观，其通常结合宗教或纪念意义的建筑和景观群。
2) 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这样的景观反映了其形式上和组成特征的进化过程。
3) 关联性文化景观：结合了自然因素，反映了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的景观，它可能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存在。[3]
这三条定义也同时将文化景观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园林和公园等设施，经常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有联系；
二是有机进化的景观，包括残遗物（或化石）景观和持续性景观。
三是关联性文化景观，这类景观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我国城市文化景观的现状和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急剧加快，致使一些超级城市的扩张呈指数级增长，而另一些中小城市则正在日益萎缩，处于经济转型期或候鸟模式的转变下，不管是哪一种缩张变动，其城市的历史文化正经历着彻底的分解和重组。历史文化区域的分解也导致了城市传统社区的弱化。片段式的文化遗产保护、孤岛式的文化遗产圈存破坏了城市的历史肌理和文化景观的整体性。
与中国经济崛起，城市现代化进程所取得巨大成绩相比，城市文化景观的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城市景观缺乏整体规划，商业化建设割裂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及人地关系。有些城市打着 “文化城市”的旗号，不惜大拆大建，以毁坏本土自然人文风貌的代价，去营造换取异国情调、另类体验：假古董、假建筑、假风俗……建造了一个个异域文化主题旅游景点，盲目追究旅游经济效益，完全不顾地方城市文化特色，使得城市景观缺少自己本该有的地域文化性格，造成了历史文脉的断裂；
第二、城市文化景观建设浮于表面，没有深层挖掘历史文化。目前出现了两种设计倾向：一种是过分追求景观的现代形式，忽略了对文化主题的探求；另一种是表现形式过于陈旧，不足以适应现代城市的设计形式需要。前一种情况由于忽视了对城市地域文化深层内涵的挖掘，设计缺少文化，游客缺乏乐而忘返的文化情境体验；后一种情况，景观元素表达单一、呆板，形成文化概念的被迫填给，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视觉疲劳。
第三、没有充分发扬民俗风情 。部分地区在城市景观建设中，不仅没有充分发扬当地传统民风，甚至将其看成落后的标志，加以排斥，这是对当地住民的不尊重，也是对地域文化缺乏理解的表现。在实际案例中往往出现面积很大的广场设计，却总给人以假大空的感觉。
第四、没有认真选取当地材料，未能利用好地方植物群落 。在一些城市景观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并没有掌握好当地建筑材料及植物品种的详尽信息，不善用地方的物质资源载体，造成了对当地资源的浪费，破坏了地域文化景观的整体和谐。
四、城市文化景观的设计思路和应对策略
基于对以上分析，笔者对我国城市文化景观设计进行了如下应对思考。
其一、整体规划设计城市文化景观，加强地域文化保护，注重传统民俗风情的继承和弘扬。从城市的历史文化出发，规划城市地块及组团的建设，在满足现代人生活要求的同时，将设计保护付诸行动，使城市历史文化的印记更加清晰深刻，使现代景观设计更富文化底蕴和魅力。
其二、选取体现城市地方文化灵魂的景观设计主题。文化主题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城市景观的性格表达。设计师此时要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深入学习当地的历史文化，善于捕捉提炼地方特色文化符号，这样才能推陈出新，设计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景观。
其三、主题表达和谐、统一，忌繁复、杂糅。常见某些城市景观为了强调文化元素表达，将多个主题填入一个空间中表达，致使观赏者摸不清文化主线，从而阻碍了对文化的探寻与领悟。因而，景观文化主题的表达不能盲目求多，应该越专一、越深入越好。
其四、文化景观的主题表达形式需多变新颖。如果风格形式过于陈旧，仅仅是设计手法或景观元素的堆砌，那么其表达的文化也是缺少生机与灵动的，最终无法形成感人的景观。以新颖独特的方式表达历史文化主题，更能引导游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品味景观中的文化元素。
最后，文化景观应该注意空间氛围的营造，忌陈列说教式表达。景观空间中存在着无形的气场。通过文化空间营造，让人们在有形的空间里感受到无形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染。这样便能将文化从硬质雕塑小品中释放出来，让景观元素间相互对话，真正将人地关系打通，地脉历史串连，富于景观以文化的精神和灵魂。
五、回顾与展望
综上所述，文化景观是体现城市灵魂的名片，它展现着城市亘古的文化底蕴和现世的精神风采。文化景观也是城市的形态剪影，通过精简的城市轮廓，表达出城市的品位和理念。在社会民众中，文化景观是追忆、展示和传承本土文化的象征。所以城市文化景观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索，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魅力，创造有活力和灵性的城市文化空间。在行文末尾，祝愿我国的城市文化景观有着更美好的未来，生生不息、繁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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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4
一、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1．跨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对文学现象中的道德、伦理、思想、宗教、地理、经济等多种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并通过比较研究区分审美与艺术形式，使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兴的“生态批评”，即把文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强调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和全球性视角的同时，认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应具有自己的视野和更客观的角度。正如文学反应的任何一个社会侧面一样，环保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概念，它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蕴含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武汉大学张箭飞教授则以“比较文学之外———略谈风景学的范围和重点”为题阐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间研究(spacestudies)、环境研究或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独立的学科的风景学(landscapestudies)。比较文学的风景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其与文学、艺术和美学交叠的范围之内。近年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风景的定义、风景引发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感、身份认同、自我意识、人与环境等重大议题曾展开争论。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诸家学说的承继或扬弃关系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确立学术走向。邹建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反思与构建”的发言中，反思了国内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西方空间批评的翻译和介绍、文学的历史地图描绘、文学中心的地理变迁、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建构:对重要概念术语(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构、地理影像、地理叙事)进行定义，使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来重新梳理文学史，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可援引其指导其他一些研究。武汉大学张晶通过《山楂树之恋》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响谈到文学通过影视艺术的嫁接、传播及文化的透视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应可涉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南民族大学尹锐则以“人文地理学与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后殖民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倡议，他认为后殖民文学在当今是热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至少可以从风景与创伤、风景与权力、地理与逃避等三个方面切入研究。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二、比较文学研究原则的坚守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质疑不断。中南民族大学叶绪民教授通过对比较文学学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认比较文学不断吸纳新方法、新角度的创新意识的同时，道出了比较文学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谨防过宽，应注重比较本体及本体的文化角色，在文学流通中去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分，本学科应以内部研究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学性这个关键所在。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在质疑声中显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应谓之顺理成章。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在于主体间性，主要表现在研究主体与研究主体间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研究对象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等方面。这种学科特征决定了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别文学的间性关系、不同诗学的间性关系、文学与文化理论的间性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间性关系。胡亚敏教授对比较文学提出了三点思考:其一，比较文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本学科所受到的理论冲击、文化冲击及与政治的结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文化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本学科担负着对强势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应清楚，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坚守。应当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既要开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阵地，要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其三，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坚守。当今的中国需要研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湖北省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中文与外语两支学术队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处中国腹地的包容胸襟。综上所述，此次研讨会不仅关注学科理论构建，也重视具体案例研究。这昭示着，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要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更要有自己的学科坚守和发展原则。
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5
乡村分广义乡村与狭义乡村，广义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区域，狭义的仅指农村居民点。乡村地理学家HughClOut认为乡村人口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乡村社会地理学家GarethLewis认为乡村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够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的地区［1］，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广义的乡村。学界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定义持不同态度。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间的综合;生态环境学的观点是，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设平衡生态系统为目标的纷繁复杂的生态巨系统;风水伦理学的观点则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工景观与自然万物的冲突与融合;社会学、1．乡村人居环境内涵乡村分广义乡村与狭义乡村，广义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区域，狭义的仅指农村居民点。乡村地理学家HughClOut认为乡村人口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乡村社会地理学家GarethLewis认为乡村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够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的地区［1］，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广义的乡村。学界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定义持不同态度。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间的综合;生态环境学的观点是，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设平衡生态系统为目标的纷繁复杂的生态巨系统;风水伦理学的观点则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工景观与自然万物的冲突与融合;社会学、人类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以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基础，以人为主体，关注人的需求的满足;形态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生产方式与生活状态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契合，人工与自然的协调。综上，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为:以乡村居民为主体，在乡村(包括乡镇、村庄和聚居点)地域范围内进行居住、耕作、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日常生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地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结构相结合的有机体，满足乡村居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2］。
2．国外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2．1乡村地理学研究
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始于乡村地理学。该研究阶段主要研究乡村聚落与地理环境。1826年杜能提出古典农业区位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生产区位与消费区位间距离，得出在空间上农业生产方式显同心圆式圈层结构。1841年德国科尔首次系统阐述聚落的形成，对大都市、集镇和村落等类型的聚落进行比较分析，论述了聚落分布与地理环境及交通线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地形对村落区位的影响［3］。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创立中心地理论，为乡村地理学和空间聚落研究做出突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起，学界更加专注乡村社区演变与重构、开敞空间保护、乡村矛盾冲突等问题。
2．2乡村发展研究
20世纪中期，人口由城市转向乡村，乡村发展模式在利益驱动下发生巨变，景观和空间形态改变，欧洲国家乡村问题突出，乡村经济振兴需谋求新的出路，工业化、城市化作用于乡村，带来褒贬不一的影响。该时期研究重点拓展到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等更广阔的学科领域。汉森提出政府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支持，尤其是教育、技术的投资，进行迁移援助计划的申请，从而转移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4］。托马斯分析了英国农村的交通问题，认为应该建立政府基金，负责大部分农村的服务资金，用于建设城乡交通网络［5］。布恩斯探讨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乡村聚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公共政策［6］。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乡村作为工业拓展空间被大规模占用，城乡差异逐渐缩小，但是传统的乡村空间形态改变，社会结构面临重组，聚落内部出现“空心化”，村落出现无序或蔓延现象，大规模的工业化促使乡村资源大量开发利用，超过乡村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破坏。此外，学者认为乡村发展必须注重城乡互动，指出政策制度对于乡村发展所起到的作用［7］。
2．3乡村转型研究
近二十年，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城市化时代，城郊乡村开始依托城市主体谋求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但总体环境却因居住空间拓展、社会阶层混杂、生态空间占用而恶化。而距城市较远的偏远地区乡村依然贫穷，交通不通畅，自然文化遗产不受应有的重视而屡遭破坏，随之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变迁进程缓慢。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联合国“人居环境中心”明确提出要突出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发展观，强调必须使城市、城镇和乡村不同层次的人居环境均实现可持续发展。2004年联合国于世界人居日，再次明确提出城乡关联发展。这一时期的乡村转型研究关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乡村功能和乡村空间的转型，倡导开放性的乡村空间。
3．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我国真正的系统研究乡村人居环境起于20世纪90年代，集中反映在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上。
3．1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研究
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者针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环境巨系统开展探究。吴良镛最先提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理论，建立起人居环境研究基本理论框架，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8］。雷振东、刘加平等注重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研究，关注村落发展模式［9］，注重探索乡村建筑设计模式，推广生土建筑。李昌浩等主要研究人居环境中的建筑设计，侧重于微观住宅设计的节能系统、生态系统建设，在实际的农村住区建设中采用新理念、运用新技术。赵万民针对重庆地区山地人居环境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研究山地人居环境［10］;赵炜根据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过程，提出山地人居环境的总体发展思路［11］。
3．2地理学研究
从地理学层面来看，乡村人居环境偏向于类型研究、乡村聚落区位分析等宏观研究。乡村聚落重构、乡村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等问题成为研究重点。自然地理学者从地形、地质、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研究乡村环境演变，如甘枝茂等研究了陕北黄土沟壑的乡村聚落土壤水土流失情况，提出防治措施［12］。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更关注乡村土地利用状况、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环境保护的互作用。王成新等总结村落“空心化”的发展阶段，从规划设计、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讨解决措施。
3．3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更加关注乡村政治、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周世亮通过实证研究村庄政治文化变迁，分析中国城镇化对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14］;陈玉平重点研究乡村转型对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15］。朱康对关于乡村文化转型的认识，提到乡村城市化的问题，认为乡村社会分化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同时城市社会规范深入乡村，在矛盾和冲突中，实现城乡整合，伴随着文化镇痛［16］。然而，乡村文化演变过程在空间上的特征和具体行为研究仍不深入。
4．目前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4．1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各学科割裂、创新性不足。
国内外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学科。但乡村人居环境理论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学科间缺乏通力合作，沟通不足，割裂明显，各领域研究较为片面。深入乡村内部，对乡村行为主体与乡村人居环境之间的行为影响研究、乡村聚落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比较欠缺，研究的内容宏观，对于解决问题适用性不强，研究成果生搬硬套，较少考虑不同地域的需求。
4．2研究方法传统，资料来源有限，实时研究技术运用不广泛。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单一，多为经验性研究，累计积累素材进行阶段性整理和总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空间分析技术(RS－GIS)和实时动态监控等技术手段未得到普及，造成科研成果滞后，不能及时反映乡村发展问题。调研资料来源有限，影响科研进度、精确性和科学性，不利于掌握乡村聚落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5．对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相关建议
5．1强调学科交叉渗透，着重进行基础理论建构
乡村人居环境理论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日益增加，学科交叉明显，因此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如加强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在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的运用，使乡村人居环境基础理论研究更深入。
5．2重视乡村人居环境的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应坚持因地制宜，以乡村本土环境为基础，将乡村本土的资源进行整合，从乡村实际出发，探索运用乡村自身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塑造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有效可行途径。研究课题应更加关注乡村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解决限制乡村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提出乡村发展时序和关键途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对应的人居环境建设对策，使乡村人居环境实现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5．3注重乡村居民的生存感受与传统文化传承，强调可持续
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6
关键词：人地关系论；历史轨迹；哲学思考；预测
自人类自产生以来，人类便和地理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对立统一的人地关系，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人地关系论，并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对人地关系论演变的历史轨迹的哲学思考，我们可以探讨未来人地关系的价值取向。
1.国内外主要人地关系论梳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认为是一部人地关系的演进史。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人地关系理论。在传统人地关系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论、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等为代表的人地关系论，尤其是“天人合一”论对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西方学者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1]的观点。文艺复兴以后，J.博丹和孟德斯鸠等学者开始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重点研究了气候条件对人类活动的作用[2]。近代地理学的开山大师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Humboldt强调地表事物的整体研究，即地理学不仅关注人类社会活动，还要探讨地表各自然现象；Ritter认为“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要求人们将其活动及其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舞台，因而，要叙述的不仅仅是这个舞台本身，而是其与人的关系”，主张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来探讨地理学的人文方向。这些思想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详细探讨了居民分布、人口迁移和民族性格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关系，并引入C.R.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提出各地区人类活动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这种思想被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等广为介绍，将其发展成为环境决定论[2]。20世纪初，法国地理学家P.维达尔•白兰士等进一步发展了人地关系理论，提出或然论（可能论）的思想，指出要重视人类在适应和利用环境方面的能力；其学生J.白吕纳深入研究了该理论，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后，西方地理学界相继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环境感知论、文化决定论、和谐论等著名的人地关系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地理学计量化的发展，人地关系理论又取得了新发展。在生态论和文化景观论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地理系统论，该理论强调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及其之间的动态联系。
2.各种人地关系论的时间起点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人地关系的思想理论。大约在200万年前后，人类以小规模的群体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处于人类的形成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采集、狩猎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创造和发展。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人类与基本没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与其他生物融洽共处。这一时期人地关系表现的最为微弱，甚至可以说是自然在掌控者人类，人类只能依附于自然环境。
2.2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我国的著名观点有：最早见于殷虚卜辞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风”等记载[2]，强调天气晴雨变化和收成好坏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员》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轲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况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强调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顺应自然规律达到“有其治”的效果[3]。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古希腊著名学者希波革拉第在《论空气、水和地方》中专门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柏拉图《国家论》中阐述了理想国的基本构想，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公民数量为5040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4]，即一国的人口规模应当和土地规模相适应。在农业文明时期，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人类生产、生活技能的提升，人类逐步从崇拜自然过渡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赖自然而直接消费变为自己生产而后消费。并且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强度不断加大，这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小范围的生态破坏，例如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相对于原始时期而言，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在开始转变，人地关系中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却相对的在减小[3]。
2.3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人类中心主义、适应论、生态论等。其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可能论强调人类对地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适应和选择能力；人类中心主义则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适应论则强调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生态论主张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反映，侧重探讨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在工业化初期，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体力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突破，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开始进行掠夺式开发，人地关系性质有了新的变化。人类对自然开始进入到改造征服阶段。到工业化中期，科学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地系统中人类与环境的对抗性表现非常突出，结果出现诸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到20世纪中叶，人类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在全球迅速扩展，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同时也出现了全球规模的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人地矛盾异常尖锐，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挑战，人地关系的不和谐已开始震惊人类[4]。
2.4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有：和谐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地关系应当“和谐”，强调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科学利用地理环境的同时，要对不协调的人地关系进行优化调控，实现人地系统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反思，强调区域发展中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开始利用高新技术等对人地关系进行模拟监测和优化调控，促进人地系统向和谐方向演进。
3.对人地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从对人地关系研究的各种流派来看，可将人地关系理论归纳为三类：①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代表；②主张人定胜天，忽视或贬低自然环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为代表；③关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视人地关系的协调与适应，以适应论、或然论、生态论和人地协调论等为代表。人地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个人世界观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因此，在每一历史阶段都有特定的人地关系思想产生，即使是在同一阶段也会有很多侧重点不同的人地关系理论，且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在评价某一种人地关系理论时，不能片面地说其对或者错，而要放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
参考文献
[1]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3]香宝,银山.人地系统演化及人地关系理论的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0(专刊):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