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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范文1
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形成特点
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提出有着明显的实践背景。2005年6月，在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给予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优先权。随后，浦东新区陆续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成立货币经纪公司、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性政府、建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改革试点项目。2006年5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结合、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相结合，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通过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随后，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改革与创新、设立东疆保税港区、加大土地管理改革等方面积极展开了改革论证及其实践，并设计了内容广泛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国内其他一些地区也自行提出了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伴随这一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改革实践的进行，特别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正式提出，理论界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理论探讨。最初做出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的论文为《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后陆续有一批论文公开发表。上海、天津、深圳还就此召开了专门研讨会。综合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些特点。一是研究方向的针对性；二是研究路径的实践性；三是研究内容的高层性；四是研究成果的阵地性。上述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表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改革理论发展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新课题。
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价值
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做出理论探讨，并对这种理论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其理论价值在于，既对推进深圳、浦东、滨海新区等地区发展及其深化改革开放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更对推动我国改革与建没理论向纵深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得到升华。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什么方法或步骤问题，一直存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就发生过“一揽子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争论。“一揽子改革”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零敲碎打的改革无法打破原有旧体制机构，一旦新体制在执行中发生问题，旧体制会随时取而代之。另外，“渐进式改革”会带来“双重交通规则问题”。这种新旧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及产生的摩擦，会使新体制的运行原则难以长存，使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欧经济学一些代表者的见解。我国许多经济学家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证了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实践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无法求得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从而走上了渐进式道路。这种方式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承受程度相吻合，减轻了改革的阻力，推动我国在20多年实践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正如“一揽子改革”论所提出的，渐进式改革的确有不少局限性。改革的渐进性意味着推行单项改革占突出位置。这种缺乏统筹安排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少风险和后遗症。我国2005年发生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一揽子改革”论尽管也有局限性，但其精神实质是要求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应同步配套，当然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环境与条件。从现阶段看，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已要求我国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革时期，涉及面之广、部署力度之大是空前的。特别是我国即将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改革不仅要面对自身国情，也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深入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因此，实施综合配套改革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是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这种改革理念不仅顺应了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而且是在新形势下对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提升和完善。就此方面所进行的理论研讨，无疑会极大地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2.使我国综合体制改革理论得到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决定了全面迅速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理论。首先，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转变经济体制来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变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这种领域更为宽广、目标更为远大的实践做出深层次理论探讨，将会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的全面创新。特别是改革由单项分进转为整体设计与推进时，更会为理论前进提供更大的需求与动力。其次，即使单方面的改革由单项实施转变为综合配套进行，也将推动各领域的改革实践及其理论取得新进展。如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将在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保税港区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探索，这必将促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更加深入与全面。再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大优势在于改革的先试先行，局部试验的某种简便性有利于较快总结出经验，通过解剖麻雀而提炼出的理性认识可再用于指导全局实践，这必然对我国整体体制改革理论的推进起到先导和加速作用。
3.使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更加丰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理论框架中，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才能有利于做到民主法制更加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加速建设，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以说，解决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无不与加快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息相关。因此，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为重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自身的实践，会积淀出独特的理论，支撑和谐社会建设，充实和谐社会建设理论。
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特征
对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新生事物，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国家职能部门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界结合各地实践对其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探讨，各抒己见。我认为，给出概念并统一认识尚非当务之急，从实际出发弄清特征却是理论研讨的突出任务。这将有利于深刻把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和主要任务，为各个区域确定建设目标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
认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征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有的同志指出，特征在于改革在广度、深度、路径方面不同。有的同志认为，特征在于关注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协调性。这些分析看问题角度不同，都是很有道理的，使人深受启发。但是我觉得，全面把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特征，既要与以往的改革比较，也要看到未来、着眼阶段性。就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言，改革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推出重大改革特别是综合配套性改革要进行区域性先期试验也是有依据和需要长期坚持的；现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国的综合配套改革及其试验区具有长存性。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概括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长期特征，可以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突出任务，明确一定时期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性特征。就此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1.从改革的阶段背景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顺应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完善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很重，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之后，要在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土地管理方式、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众多方面继续迈出有力步伐。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时期。以往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是和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今后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大步，体制改革必须服务于推动向集约型增长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探索出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为矛盾突显期，我国已就此规定了至2020年的构建目标与主要任务，改革要特别体现这一重任的要求。
2.从改革的综合性看：顺应现阶段要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行的改革必须具有扩展性和全面性。改革的举措不能再局限于单个领域或单一方案。一方面，将改革由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上层建筑领域。当前要注重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并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制社会，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及其机制。另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内部改革也要体现全面性。如经济体制改革在现阶段就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解决突出经济社会矛盾的需要，注重推进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与耕地保护制度、保税港区的海关特殊监管管理体制、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范文2
“现在该是我们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前瞻而后顾未来走势的时候了。”高培勇教授如是说。
“二元”制度下的“非公共性”
《新理财》：1978 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与之同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为国内财税研究方面的资深学者，您如何评价过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这显然是一个既意义重大，又颇不轻松的命题。因为，一方面，在过去的30 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走过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特例；另一方面，对于有了30 年改革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而言，举凡涉及类如财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方面的话题，已经不能停留于史实的追溯和再现层面。
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不过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30 年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场化，发生于财税领域的改革事项，不仅数不胜数，而且犬牙交错。回顾以往的改革轨迹，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必须放在改革规律的揭示上。过去30 年所取得的财税体制改革成果，固然显著而丰盛，但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中国财税体制目标相比，只能算是阶段性的。通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长。
《新理财》：在您看来，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那么，财税体制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由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的。对于那一时期的财税运行格局，尽管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结，但本着收入――“钱从哪里来”、支出――“钱向何处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体现的目的”这三个有关财税活动运行层面的基本线索，可以将其概括如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部门；财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国有部门；财政政策倾向于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搞“区别对待”。以1978 年的情形为例，全国财政收入的86.8% 来自于国有部门的缴款，全国财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国有部门。这样一种“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的财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无非是财政政策的鲜明取向――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削弱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
换言之，这种“二元”制度下的财税体制机制所覆盖的范围，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二元”的财税体制机制所提供的财税待遇，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财政支出的投向，不是着眼于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而是专注于生产建设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属一国国民、身处同一国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辖，但因财税覆盖程度不同而须面对不同财税待遇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居民。
这即是说，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起点。也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同财税本质属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把中国财税体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币两个面
《新理财》：您前面说到，“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造成了财政实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乡分治，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下的财税运行格局是怎样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质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国有部门系统内部完成的国有制财政，非国有部门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二是以城乡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城市区域内部完成的城市财政，广大农村区域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三是以财政支出的性质分界，财政支出活动主要围绕着生产建设领域而进行的生产建设财政，非生产性或非建设性的支出项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性的支出项目，则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或位于边缘地带。
有选择而非全面的财税覆盖范围，有厚有簿而非一视同仁的财税待遇，专注于生产建设而非整个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此的财税体制机制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财税运行格局，显然不能说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实上，“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所集中凸现的，正在于传统体制下的“二元”财税体制机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财》：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广为流行的表述是“市场化改革”。如果说整体改革是沿着一条颇具规律性且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的道路走过来的，那么，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有怎样的改革路径？
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
就总体而言，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首先带来的是GDP 所有制构成的多元化。这一影响传递到中国财税运行格局上，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财”到“取众人之财”。到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来源于国有部门的比例，已经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继续下降。而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自然会推动并决定着财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办自家之事”到“办众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国财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设、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等专门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经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与此同时，面向全社会的诸如养老保险基金补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所占的份额，分别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项目，还是从无到有的。
财政收支的公共化，又进一步催生了财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国民待遇”。也就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已经带来了中国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现在财税运行格局上的这些变化，当然是在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没有以公共化为取向的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不可能有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这即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和财税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税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拢和逼近的所谓“财税公共化”过程，是过去30年间中国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所经受的最可称道的重大挑战。
“一条主线＋一个取向”
《新理财》：我们常说中国经济体制的
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样？
高培勇：正如整体改革是一个由目标不那么明晰、靠“摸着石头过河”，到目标愈益明确、以自觉的行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财税体制改革也有着类似或相同的经历。
当改革必须调整航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上谋划全新的财税改革方案的时候，虽然并未清晰地意识到经济市场化与财税公共化的高度相关性，但那时所操用的几乎每一个棋子或推出的几乎每一个举措，也都是基于财税运行格局已经变化且不可逆转的现实而选择的。而且，在那样一种情势之下，能够作为改革参照系的财税体制机制，自然是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的财税体制机制安排以及相关的原则界定，也自然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这个基础。来自于诸多方面的同市场经济血脉相连的因素、理念、规则、制度等叠加在一起，不仅催生了公共财政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而且，改革的着眼点也越来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来，当局部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须对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有个总体定位的时候，也许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便被作为一种当然的选择，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从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体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和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都被归结于这条改革的主线索，都被覆盖于这一改革的总目标。也正是从那以后，关于中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从学术界到实践层，都越来越集中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或“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经过了30 年“摸着石头过河”般的艰难探索，在我国，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已经演化为一种围绕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意识、有目标的自觉行动。也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的时代。
这即是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财政。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沿着“财税公共化”的路径，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方向，并贯穿未来的中国渐进式财税体制改革始终。
《新理财》：在您看来，30 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究竟有无一个一以贯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这条主线，说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也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取向。这个基本取向，说到底，就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观层面上“俯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的30 年间，我们正是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奔跑过来的。未来的若干年间，我们仍要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继续奔跑下去。“一条主线＋一个取向”，正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前瞻未来走势的基础上，对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规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新理财》：在您看来，当我们对以往的改革轨迹、改革经验和改革规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之后，应该如何勾勒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路线图”？
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范文3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股权投资；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引言
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转型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据了解，在十三五规划中，全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而灵活性较高、收益与风险分担的股权投资的引入，为国企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创新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1股权投资
1.1股权投资的内涵
股权投资是指通过投资手段来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份，通常是采用个人或企业购买其他准备上市或者未上市企业的股票这一方式或者是利用无形的资产、货币资金或实物资产直接地投资其他企业单位，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或者利润分取、股利获取与风险相适应的经济利益。股权投资要承担投资失利的风险，也能获得被投资单位的利益[1]。例如，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陷入僵局或者是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环节时，投资者将会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和损失；相反地如果被投资企业或单位的经营状况良好、市场反响好、其所经营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空间较大，投资者通过股权控制被投资单位，从而从价格波动和产品销售前景中获得经济利益。
1.2股权投资的分类
股权投资可以分为共同控制、控制、重大影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四大类。其中，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某种经济活动所享有的共有类型的控制；控制是指获得股权并取得整个企业的控制权，能够独立地做出企业运行的决策和财务经营决策，并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顾名思义，仅是对企业的经营和财务上因有参与权而产生重大影响但没有决策权。这几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其风险程度和所获利益都各有不同，控制类型的没有风险分担体，风险较大，但是相应的经济利益可以达到最大化；共同控制次之；重大影响类型的风险可以分担，独自承受的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所获利益也相应减少。
1.3股权投资的结构及发展现状
股权投资由成本、收益、风险、权益、减值等因素构成[2]，其中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权益是受益的保障。自从20世纪初期我国提出了经济改革，许多人开始“下海”，股市一直风靡至今。目前，我国的股权投资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经济的调节和洗礼，已经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私募性质的股权投资金额较小，还是严重受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了大部分比例，并且其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市场和股权的发展。
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2.1国有经济体制的内涵
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是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进行全盘照搬过来的，强调了国家集体利益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化成了现在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形成的国有经济体制。其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鲜明的行政色彩、国有资本化程度颇高等特征。目前，国有企业仍实行的是以管理资产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对于迎接新的经济挑战和经济改革有着诸多的限制和阻碍。
2.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
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由最初的苏联式经济模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有企业权力下放、让利的过程和80年代以后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让企业逐渐地拥有了发展的相对自由权的过程。到了21世纪初期至今，为适用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但由于行政色彩厚重，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效果[3]。
3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3.1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作用
3.1.1扩大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是对资本营运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国有企业通过对不同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引入战略投资方，不仅可以建立与国有企业主业相关的经营性联系，还可以扩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产业链，达到资本利用率最大化的目标；还能够建立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产业联系，拓宽经营范畴，增加利润和回报，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例如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委实际控制的鞍钢集团公司改制而来的，其原有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钢压延加工、黑金属冶炼、焦化化工等23种产品和业务，但是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改制后，其增加了家电、汽车使用的镀锌钢板的生产，创造出年生产能力达到40万t的奇迹；经过2006年股权投资的扩大，其主营业务的净利润增长率高达229.24%，推进了其在全国同行中的净利润增长排名。
3.1.2提高规避风险能力
现代企业的运营发展主要是依靠多元化经营的方式，而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正是这一方式的具体体现。长期的股权投资，不仅能够弥补单一的业务经营的劣势，形成多元化经营的格局和生产模式；还能进一步地加强和丰富经营内容，分担风险的同时还能扩大收益的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对现有业务的依赖性，减少单一业务所带来的风险。
3.1.3有效实现战略转移
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和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等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它所拥有的主营业务或关键性业务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并且其业务的延续能力与生存能力是有限的[4]。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主营业务急速衰退的企业，在经济侧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改制，能够有条不紊地与新的主营业务进行接轨，同时从企业的竞争实力上来看，具有更高的经营活力和较强的竞争能力。例如，总部设在广州省惠州市的由国家控股的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自成立以来不断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吸收较多的资本和附加业务，保持了利润连续20年的稳健增长的步伐，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已经逐渐形成了多元化业务经营的格局，其主营的电子产品（手机、彩电等）和开关插座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改革的当下有极高的生存能力，并且有希望踏入世界竞争的行列。
3.1.4有效地盘活资金
国有企业的体制一般是以管理资产为主，但是股权投资是以资本管理为主，如果加大力度引进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加大国有企业对不同企业间的股权投资，将会弥补资产沉淀却不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把资本盘活，真正地做到“钱生钱”。
3.2股权投资在改制中的运作
股权投资方式是通过投资决策、投资运营管理、投资清算等环节实现投资资本所获利益最大化的。其中投资清算和决策的运作具有阶段性和专属性的特点，而投资运营的管理具有持续性和经常性的特征。其通过投资实施、决策、持股比例调整、营运控制、投资收益账务等关键环节的实施，能够有效地把股权投资方式完美地契合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达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目标。
4结语
随着经济结构的侧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箭在弦上了。尝试着把股权投资的资本运作方式融入国有企业改制活动中去，不仅可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风险分担，减少利润损失，增加企业的利润来源，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在残酷的竞争中的生存几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建设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绍秉仁.创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冯华，任少飞.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改革历程中的政企关系回顾与前瞻[J].山东财政学院报,2006(6):13.
[3]王波.对新经济下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J].煤炭研究,2004(5):18.
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范文5
关键词：课堂教学；重视；探究能力；培养
新课程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核心。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那么，在教与学的活动中，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提高他们独立思考、创新的能力？本人在课堂教学中做了一些尝试，下面谈谈在实践中的一些做法。
一、设疑问难，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和记别人的思想，而是让学生本人思考。”读书有疑，方始是学。这是古今中外学者的共识。历史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质疑，发现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如何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质疑呢？
首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抓住疑点，运用设疑技巧，适时、适度地引导学生发现疑点，激发其思维兴趣，培养其质疑的习惯。如“商鞅变法”一课，就可以导入设疑（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假如没有商鞅变法，秦国后来能统一六国吗？），课本结束时设疑（联系商鞅变法的内容，分析其特点是什么。如何评价商鞅变法？）
其次，教师明确告诉学生一些质疑的方法。学习历史现象时要搞清楚“是什么”，探究“为什么”，懂得“说明了什么”。如，学习《中国的产生》一节时需要弄清楚：（1）什么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2）它与中的企业又有何不同？为什么会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为何分布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地？（3）的来源为何是官僚、地主、商人而不是农民？（4）为什么说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学习后必须反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肩负起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通过自学探究，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文的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探究的兴趣，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最后，要求学生掌握“质疑—思考—释疑”的规律，只有沿着一个个疑问思考下去，才能弄清疑点的内涵与实质，达到真正理解的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有时学生的质疑是教师始料不及的，甚至与教材的观点相反，教师切忌横加责难，在肯定、鼓励的同时，引导学生立足客观史实，正确对待历史，加强理性点拨，形成正确认识，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学生自觉主动参与学习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和制约整个教学过程的发现和教学的结果。因此，要求教师根据教材特点、认知对象的不同，在课堂中创设适宜学生探究的问题情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如，在学习“经济体制——的实行”时，一上课，我请学生阅读教材第一、二自然段思考并回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分别是什么？的弊端有哪些？你认为应该如何纠正？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并回答。后请学生分组讨论：（1）[学思之窗][历史纵横]反映了什么信息？小岗生产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2）为什么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的含义是什么？学生分小组讨论一番后，纷纷举手发言。经过各组互相提问并修改后得出正确结论。最后我再提问：“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几个小组成员之间迅速交换意见，学生很快从改革经营体制、管理体制、购销体制和调整产业结构去归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从对农民方面、农业方面、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去分析其影响。这样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理解了知识的关键处，不仅牢牢地掌握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影响，而且也为后面的学习做好了铺垫。探究学习发展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二、重视课本中的史料教学，提高学生的史科分析、运用能力
历史教育从分析史料入手，尤其是从教材中涉及的史料入手，不仅可以拓宽学生思维的空间，还可以使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在教学中，我利用新教材增加的文献资料和图片资料，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培养学生解读、判断、运用历史资料的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如，在分析“——日军的滔天罪行”时，通过课本触目惊心的史实引导学生思考：（1）战争是残酷的，犯下种种反人类罪行的日本侵略者，也曾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的人，是什么使他们从人变成了灭绝人性的恶魔？（2）日本右翼否认日军在侵华期间制造的惨绝人寰的“”，认为只是在战争期间的某种屠杀，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3）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当代青年，应该怎样对待这段惨痛的历史？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当今的中日关系？我让学生在小组中进行讨论，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到必须冷静地剖析历史、正视历史，树立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通过问题来进行学习，由学习来生成问题，把学习过程看成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使学生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学会学习，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加强纵横联系，培养学生把握历史基本规律的能力
历史事件是相互联系和承前启后的，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与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相联系。因此，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就应充分而恰当地运用纵横联系比较的方法，把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人物事件放在一起加以分析，让学生在比较中学习，在比较中加深对事件的理解，在比较中记忆知识。通过比较，从现象到本质把握历史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纵横联系法是历史课堂教学中最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如，这里有两种方法：一是以一国历史为线索、以时间为纲的纵向联系。如，讲时期“八一三”时，可联系“九一八”、“一·二八”、、“七七”，把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的五次构成一个整体来讲述。二是以问题为线索，将同类问题或同一时间，不同国家间相类似的问题进行比较的横向联系。如，在讲述“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调整”时可提出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各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如何的调整与创新？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学生对所学的苏、美、中等国经济体制的变革进行重新整理，得出基本的结论是：苏联开创了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没有根据国情变化进行调整，改革不成功。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利用国家权力对经济进行大力干预，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的学习、思考角度的创设使学生对历史知识有了新的看点，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彼此借鉴，都在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这样，通过纵横联系，使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巩固和加深所学的知识，学会分析和把握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方法。
四、开展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的能力
如今的中学生知识面宽，他们往往不满足于课本上的东西，渴望教师能把他们带入广阔的知识领域。研究性学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十分强调学生自主地探究学习，注重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实践性强，具有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教育教学作用，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和创新的场所，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中学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我因地制宜，选择贴近学生实际和生活的话题，组织学生开展“大埔乡土历史资源调查研究活动”，让学生全面参与活动的策划、设计、组织开展、总结反思的整个过程，这对训练学生的创新才能和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在全面参与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主的发展。在这一活动中，学生就“文物保护”“环境治理”和“旅游资源开发”等社会问题各抒己见，积极撰写调查报告，并在我的指导下，由学生撰写的《大埔旅游资源开况调查报告》获得大埔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德国著名教育家斯普朗格曾经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教师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者和评判者，更是学生学习上的引路人和合作伙伴。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创设一个能够充分表现自我的氛围，为每个学生提供更多的机遇，使每个学生进一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一体的新课程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1]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范文6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伟大历程，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2年开始大致每隔5年进行一次，经历了六次大的改革。整体上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与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渐进决策模式相一致。因此，运用渐进决策理论研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概述
1.1 理性决策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策科学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在政治和行政决策领域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理性决策理论。理性决策模型起源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决策者知道所有与具体问题有关的目标、信息，能辨别并有意义地评估所有选择，继而从所有可行方案中挑选出最好的一种。”[1]
然而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条件遭遇到诸多障碍。它遭许多学者特别是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与赫伯特·西蒙的强烈批评。“林德布洛姆指出：决策者并不是面对一个既定问题，而只是首先必须找出和说明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比如物价迅速上涨，需要对通货膨胀问题做出反应。”[2]
1.2 渐进决策模型 本文由收集整理
为了跳出理性决策模式的框架，弥补其中的不足，美国政治学家和政策科学家林德布罗姆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及福利》中提出了“渐进主义”概念；在1959年发表与《公共行政评论》春季号的《“渐进调适”的科学》论文中，他又提出了“渐进调适的科学”的概念；1963年，林德布洛姆在《决策的策略》中讲其政策分析模型称为“断续渐进主义”；至此，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基本形成。
该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决策者的资源（时间、信息、金钱）有限、决策者能力有限、目标与手段的相对性、过去决策的正当性与当前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沉淀成本、政治上的可行性，所以，公共政策乃是过去政策的调整，按部就班原则、积小变大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是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的三个原则。
渐进模型有其自身的特点：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政策制定要以现行政策为基础，不能重打鼓另开张；渐进模型注重研究现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强调有所创新，也不是无所作为，只是注重对现行政策的修改与补充，以弥补现行政策的缺陷；渐进模型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不是一劳永逸，要注意反馈调节，在试探和摸索中前进。
2.从渐进决策理论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1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选择的是渐进决策模式，首先取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各地政府的行政水平发展极不平衡，行政观念差距大，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模式，通过不断尝试来得到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终成功。其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再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每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为主要目的，适应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也只有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也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
2.2 渐进决策模型在我国改革中的运用解析
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发生急剧变化，因而对政府结构与运行模式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对我国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1）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从“精兵简政”到“废除干部终身制”。这次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最终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转变政府职能。
（2）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提出转变职能到开创“三定”局面。这次改革的历史性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但是这种机构改革仍然是为了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政府机构必须进一步改革。
（3）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政企分开。中国政府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即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并明确提出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4）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到大刀阔斧改革。1998年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为29个，政府机构和人员得到大幅度的精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3]
（5）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进一步转变职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这次改革主要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另外以改革重点为突破口，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也是这次改革重要内容。
（6）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的构建。改革中对渐进决策模式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法步骤的选择方面。其次是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改革重点上，思路逐渐明朗化。
2.3 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整体上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注意改革的连续性，适当拉大改革的周期，同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衔接。以“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行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指导，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定地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但要加强对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和机构改革工作的分类、分层次指导。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精简。[4]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门制改革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在论及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要区分不同层次的政府，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