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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1
一、经济“新常态”基本特征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一）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经济“新常态”是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新常态”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10%以上过渡到6%、7%。第二是结构发生变化，出口拉动、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可能在未来会有一定的转变。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被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取代，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第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以前的政府主导转变为未来以私人部门和以创新为主导的方式，目前也是在过渡的过程中。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了多种模式。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涵盖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P2P网络借贷、众筹和第三方金融平台六种模式。其中，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模式指各大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通过建立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平台实现网上转账、网上投资理财、网上资金借贷、网上证券和保险交易等业务的模式；第三方支付指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由与国内外各大银行签约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解除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为双方提供支付服务的模式；大数据金融指依托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海量的、非结构化的数据，通过专业化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模式；P2P网络借贷模式指资金供求双方直接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的模式；众筹模式指资金需求者在互联网上展示创意和项目，并提供回报、募集资金的模式；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模式指建立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销售金融产品或为销售金融产品提供服务的模式。
二、经济“新常态”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发生转变
2013年6月到2014年上半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基金销售兴起开始引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浪潮。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应”迫使传统银行业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逐步实现金融的互联网化，比如，多家商业银行正在利用自身在金融数据积累方面的优势积极部署自己的电商平台，筹建直销银行，甚至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或直接进军互联网金融，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在线服务，如平安银行“陆金所”和招商银行“小企业e家”等。互联网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向金融业务渗透，同时传统商业银行也开始推出电商平台。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促使传统银行业在社交金融、电商金融等方面作了尝试。因此，在“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竞合”将成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主流关系。
（二）经济增速的放缓加剧了互联网金融风险
受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影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必然导致各类金融价格的换挡。不良贷款增加、不良贷款率上升以及信贷增速的放缓都是经济增速回落情况下银行业等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增加的必然结果（陆岷峰，2015）。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存在大量闲置资金，而银行存款利息较低，人们不愿把钱存在银行，并且随着投资理财观念的增强，人们更愿意把钱作为收益较高的投资，互联网金融成为人们闲散资金的很好去处。但是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吸钱、洗钱，增加了信贷风险，人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现阶段商业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已然“渗透”发展，互有牵连，外界环境的改变对两者发展的影响几乎同步到达。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对传统金融的影响通过二者的“渗透”关系作用于互联网金融，加剧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增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中，中小企业是创新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并主要依靠互联网金融融通资金。相对于传统商业银行有形封闭的风险控制，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大、管理弱的问题较为突出，所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应随之完善。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并催生金融新常态的背景下，金融管理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逐步完善，政府包容的“观察期”即将结束，指导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法律法规即将出台，以保障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策略
（一）加强与传统金融的合作力度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如此之快的情况下，未来实体商业银行会更加去应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去尝试着推动移动金融和电商金融的发展，有条件的银行甚至会主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为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在线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将不断地线下化，在新常态下，电商会积极与商业银行展开合作。以苏宁云商为代表的金融平台已经获得民营银行牌照，可以完全控制信息流和资金流，这是当前比较成功的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相互融合的模式。互联网金融在地区应用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领域完全可以朝着农村金融的方向发展。
（二）全面深化互联网金融创新
（1）加快网络化数据化步伐。金融机构必须更快地进行自身调整，积极以各种形式尝试转型，利用互联网思想和技术创新盈利模式，改善客户体验。各机构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大力改进目前业务开展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促进信息的双向良性互动，增强平台的灵活性、模块性和智能性。
（2）大力提升内生能力。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互联网金融战略中，从金融和互联网的特性出发，不断大力深化科技与业务的高度融合，持续提升科技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需要大力完善业务制度与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内部业务流程的合理再造，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确保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一致性与准确性。内因决定一切，银行等金融机构只有增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3）加大外部开放合作力度。面临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大力加强与各大电信运营商、金融同业以及监管机构等的全面合作，积极拓展和不断深化与外部机构的合作领域，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提升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增强业务发展的合规性。同时，各互联网企业必须具有国际眼光、世界战略，积极加强与国际互联网金融的连接和合作，实现国内外中小企业充分合作。
（三）打造完善的自律体系
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要有企业家精神，忠于职业操守，并切实履行对客户、社会和全民的责任。在传统经济发展条件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盲目追求效益，其“野蛮生长”的结果是问题频发，同时客户权益受损，是不负责任的自我膨胀式发展，整个行业属于混乱无章的发展态势。而在金融新常态约束下，互联网金融行业要强化责任意识，互联网金融企业要强化内部控制。同时加强行业自律，不仅依靠互联网金融协会，更应同时建立各细分行业协会，以便有效发挥行业的自律机制。
（四）加强互联网平台的安全保障
为了更好地实施金融监管，保障国家经济金融运行安全，在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的今天，必须首先从政策层面来规范其发展，才能保证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规范发展。首先，当前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还极不适应，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不多，急需新制定一批引领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法律。同时，有些互联网金融业务起步早、发展快、涉及广，早期出台的如有关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的相关法规、规章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变化，需要废除或更新。一些涉及网络支付和网上保险领域的政策虽然内容较为完善，但是贯彻落实还必须加强。涉及网络借贷和网络金融超市的监管几乎为真空状态，风险点多，涉及面广，亟待出台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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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2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新常态是新挑战，也是新动力和新机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科学制定战略战术，就能化挑战为机遇，变新常态为新风景。同时，新常态对创新环保工作， 谋划“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环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态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是创新推进“十三五”环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呈现下降态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环境保护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是潜在增长率作用的结果。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想要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维持永动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做不到的，而且资源环境也承受不了。伴随中国高速增长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还有环境持续恶化、能源依赖迅速增强，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牺牲环境、健康的方式已无法继续下去。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要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思维定式，也预示着长期以来以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时，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容忍和主动承受短期的调整甚至阵痛，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这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准。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在推进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危机加重，新问题累积，错失改善环境质量的良好时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
改革红利释放，环境质量进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明确了转型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空前关注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全国上下有望统一思想，真正迈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期。
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进入关键期。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较多地依赖资源过度开发，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强度、产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
经济增速换挡，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GDP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通道，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粗钢、水泥以及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预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现峰值，传统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趋缓。
能源消费增速趋缓，污染排放叠加进入平台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机遇，能源消费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能源需求开始呈现“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业增长缓慢、能源强度控制增强，经济总量与化石能源需求将逐步脱钩。APEC会议特别是中美联合气候变化声明签署后，能源和碳减排任务日益明晰。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均衡期。我国城镇化率已跨过50%的门槛，其增长率已从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长期，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缓解的机会窗显现，环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对下降。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挑战
世界环境利益多元复杂、争夺加剧。“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持续慢增长态势，脆弱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趋势明显。世界人口增长，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加剧，相关博弈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美国重返亚太等经济政治因素，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重大压力。国际上对我国环境履约将持续施压，“绿色壁垒”需积极应对。
布局性污染点状转移面上扩张、叠加明显。区域发展格局及城镇化形态发生转变，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与区域型环境污染呈现新的特征。东、中、西部环境治理呈现不同特点，区域差异和分异明显，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挑战加大。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空间结构的变化。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既要考虑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对污染排放的利好趋势，又要深刻认识中西部能源重化工产业增长带来新的污染压力。传统与新型环境问题叠加，出现农村环境叠加城市环境、生态退化叠加环境污染、国际环境叠加国内环境特征。
产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颈、加速转型。近年来，一些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发展成支柱，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长期性产能过剩态势显现，进一步淘汰压减将更多涉及非落后产能，企业有较大的抵触心理，政府赔偿企业损失带来的财政负担显著加重，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污染治理迟疑不决、患得患失。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的关系成为难题，环保资金投入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变数。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政府环保投入长效机制难以为继，污染治理主体承受力下降，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有的企业可能不上治污设施、上了治污设施也不正常运行，甚至偷排漏排，监管难度加大。
环境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效率不高。社会公众环境权益观增强，环境公平正义的诉求与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可达、可行、可接受之间的综合平衡难度极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阵痛可能持续时间较长，财税体制等改革短期内对基层环保能力、重点问题的专项治理影响大，制度性供给能力亟待加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
在深化环保工作任务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强化环境质量管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健全完善环境监督方面，要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规范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大力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权交易的组织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健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体系，改革环评制度，以环评作为结构调整的调节器、绿色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强化源头管理。扎实构建科学的环境监督体系，将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落到实处，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深化对企业的环境监督，严格环境执法，不断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严格环境保护的绩效考评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行政审计和离任审计。加大环保投入、发展模式和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生态金融，建立稳定长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发展环保战略性产业。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机遇；转型调整；对策研究
一、前言
统筹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与原则。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迈入新常态阶段，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渠道的转变三个层面，实现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对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薪酬的关键性保障。从经济新常态的外延来说，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处于一种转型期，表现在经济增速上的特征就是中长期“L”走势和短期“W”走势。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各区域经济应该如何促进经济的平稳、有序、可持续发展，并实现与周边区域经济体协同发展，是各级政府应该充分思考的命题。本质重点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与主要挑战进行分析，探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
1.国家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手段与路径
随着经济迈入新常态，中央及时的调整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部署，不断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位置，并在政策制定出台上有着明确的引导倾向，具体表现在理念、手段以及路径等方面。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强调要将以往的以单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转向省市联动合作协同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一带一部”等区域性经济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构建各地区的贸易合作机制、产业协作体系；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上，中央将不再是单纯的采用财政激励政策与行政指导性命令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促进各省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增强各区域经济的联系，使得各区域经济板块自发的寻求合作、寻求协调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上，中央更多的是开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承接转移的三部曲推进方式，全面强化区域经济板块间的依赖作用、支持作用，真正提升国民经济的质量。
2.地方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时期，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国际市场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好处，只有通过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协调，国民经济的韧劲才能增强，才能在国际需求疲软的外部环境下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地方层面也逐步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与此同时，传统的地区政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式是抱团发展，然后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因此大批的城市群开始涌现，但这基本不属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仅仅是增强经济联系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僵硬的城市抱团发展不仅容易引发“城市病”，而且还造成核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马太效应”，进而造成各区域争抢经济发展资源的局面，最终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基本目标。在此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反思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混乱与方式错位，从初始的优惠政策抱团申请逐步转向为产业联系的持续增强，进一步强化经济的互补性与互惠性，最终实现有内容、有层次、可持续的经济协调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挑战
1.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英国脱欧事件影响逐步发酵，欧洲地区银行业全面危机，美国加息疑云持续笼罩，美国总统选举一波三折，全球宽松预期再起波澜。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频发，国际需求疲软，这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况下，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的初级加工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艰难调整与转型。以东莞为例，随着国际订单的减少，东莞许多中小初级加工企业开始倒逼，并且随着人力成本、土地房屋成本的提升，未来东莞的低技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会进一步提升，这将直接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冲击，因为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好的背景下，资源的抢夺、发展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并且发达地区为了限制风险的传递，会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
2.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呈L型走势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极大，各区域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城镇化、居民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协调的可行性较差。首先，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优，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题长期存在，加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我国中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其次，当前我国给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虽然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城镇化的质量仍然较低，各种城市病难以解决，并且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所回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较大，给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挑战，除此之外，当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型职能政府建设还相对滞后，政府的自身权力约束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各级基层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区域经济调控水平仍有待加强。
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并举
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富强、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的根本之路。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健康、高效、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局面，必须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深化对外开放主要目的通过利用对外开放的出口学习效应、技术扩散与竞争效应、FDI的综合溢出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扩大对内开放是通过降低区域市场行业壁垒，强化区域间的产业类型，提升区间产业承接转移的效率，不断优化、细分各地区的分工协作标准，最终提升各区域间的整体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益，实现区域经济板块间的协调发展。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鼓励自主创业创新并重
毫无疑义，当前我国许多传统行业都处于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产能利用率较低，因此以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不可避免，各地区必须坚决的执行中央这一高瞻远瞩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效益差、成本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坚决淘汰，不能为了区域个体利益而损坏宏观经济全局规划。与此同时，在当前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就业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应该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方针，要坚决鼓励、支持、引导大众创业，从而提升经济的活力，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刺激自主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只要各区域经济板块的活力起来了，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协作空间与协调机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驱动顺利转换的关键，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性目标。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各市场主体都应该有协作意识、协同思路，要坚定不移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对内开发，要毫不犹豫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自主创业创新的支持与引导，以强化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韧劲，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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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4
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首次跌破“7”。经济发展新常态指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企业应不断加强财务管理创新，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通过财务管理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
二、我国目前经济环境现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当前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仍在为适应新经济形势而进行着调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水平。这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其次，产业发展结构将不断优化和调整。“第三产业”，“消费需求”，“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将成为关键词。同时，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1]。此外，创新成为发展的新动力。尤其是制造业，只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科技创新才能带来新的竞争优势。当然，新常态经济也伴随着新的风险，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也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三、新经济环境下的财务管理
我国当前经济环境的诸多变化，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要主动适应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使企业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一）企业成本上升，要加强成本管理能力
?^去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只要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但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此外，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企业必将投入一定的资金用于环境治理、技术改造、资产重置以及高新技术研发等，这些都将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大提升，利润空间缩小[2]。这就给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压力。企业要普及财务管理系统，缩减财务系统操作人员数量，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整体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可以减少企业职工薪酬支出，减轻企业压力。此外，还要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方面的水平，规范企业成本支出和核算，加强成本费用类支出的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推动降本增效，提高存货管理，为企业减少压力。
（二）产能过剩加重，要加强资金管控，提高生产和盈利的协调能力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尤其是重资产行业，由于其固定资产数额较大，折旧摊销比较高，企业经常会通过提高产量来降低单位固定成本，这会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让企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这就要求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强预算管理，加强资金管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存货、产成品占用资金。此外，企业要加快自身转型，提高自身的技术优势，捕捉新的利润增长点才能够实现良好的生存和发展。这就需要企业的财务管理加强协调产量、成本与利润的能力，提高财务管理中的投资决策能力，识别对企业有利的投资项目，使企业能够更好的应对激烈的竞争。
（三）资本多元化，要加强投融资决策能力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也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吸引许多境外银行和国外企业入驻我国，这会带来大量国际资本。同时我国企业也在积极走出国门，寻找企业发展的新路径。资本加速流动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要加强财务管理中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能力。在融资决策方面，要加强提高企业信用等级的建设，为企业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善于将自有资金、债务筹资以及股权融资相协调，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满足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在投资决策方面，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对各业务的投资、成本和利润进行分析？科学确定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为企业找到正确的利润增长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价值。
（四）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要加强风险管控能力
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种风险如楼市风险、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财务管理中的风险预测和风险评估能力，增强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建立健全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在制度和技术上加强风险控制，降低企业风险发生的概率，确保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市场中使企业平稳健康的发展。
总之，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的生存竞争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突破难关，就需要企业转变经营发展方式，高瞻远瞩，找到适合企业的道路。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主要集中在财务核算方面，在投资管理、融资管理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的不够。这就要求财务管理的目标性要加强，转变财务管理模式，从过去的守财、保值、算账型的管理转变为生财、增值、决策型的管理[3]，实行成本领先竞争战略，加强财务管理基础工作，提高投资融资的科学性，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使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5
青木昌彦是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在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于 1998年获得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他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深谙中、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之道。青木先生4月在京开会期间，《中国经济报告》特约记者和他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等领域的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以往不同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报告：世界和中国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
青木昌彦：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长后已进入新常态时代。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当下都迎来了一个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终结”的重大转折期。在人口、就业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结构上，一些不可逆的变化正在开始发生。这些动向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思考这一问题时，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费、投资、出口，即所谓“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这样，有关人均GDP增长的人口、制度、经济的相互关系就会明朗起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GDP（以当前价格计）在2009年就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测算实际GDP，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将更为惊人。中国2013年的实际GDP达16.149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的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尽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国依然落后日本约70%，但根据我利用省级数据进行的估算，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达13449美元，仅落后日本约60%。“新常态”作为经济学上持续增长的供给要素的新阶段，有着以下的特征。由于农业就业比率的下降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库兹涅茨效果和由于劳动人口比率的增加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效果逐渐减小，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开始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阶段。要回应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在人力资本积蓄的同时，进行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实现这些，则需要考虑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的解决之道都取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中国按实际人均GDP计算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那么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与过去相当的高增长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决定和影响着新常态下的增长机遇？
青木昌彦：这可以用事实来说话。首先来做个简化计算，把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来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增长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俗称的“三驾马车”。然而对长期增长潜力的评估却离不开供给方面的因素。中国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来源：
（1）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约为0.46%；（2）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增加），给人均GDP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约为-0.57%；（3）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A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U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贡献值约为3.11%；（4）城市部门员工的人均生产率提高，贡献值约为5.46%。
在研究中，我曾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成绩（图1），这幅图展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GDP增长轨迹及其供给源头分解结果（借助各个国家的官方数据）。对三国的柱状分解图进行对比，我们能立刻得出如下几个印象：
（1） 库兹涅茨效应是三个国家高增长时期普遍发生的现象，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中国（1982-1987年，2000-2012）。
（2） 在三个国家的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也普遍存在。不过这个效应在逐渐减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终出现负效应。
（3）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速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下面将谈到的若干社会因素。
（4） 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减弱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历程，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将主要依赖城市部门人均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青木昌彦：图1所包含的是从国别比较和历史背景得出的信息，这将有助于我们再来分析各种供给因素对新常态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库茨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的成败，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全要素生产的增长等方面。
无需为库兹涅茨效应的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一些有此经验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库兹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青木昌彦：历史上的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观察到，农业部门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这一实证研究结论是基于其对当时还极为缺乏的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的艰苦的收集分析。法国用了60年时间（1880-1950年）才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2%到33%），德国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42%到29%），美国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0%到31%），等等。除19世纪早期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减少过程都是相当缓慢而长期的。相反，图2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这一过程被压缩到更短时期完成。中国沿海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个百分点（从50.0%到23%），内陆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68%到43%）。1990年，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比农业部门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库兹涅茨效应成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极为显著的促进因素。
从图2中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与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有关。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分别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约20%，同高增长时期结束的时点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线之后，两个国家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变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而进入城市部门。两国的农业都主要依靠人数逐渐减少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由政府的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保护。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中国的情况，新常态下的库兹涅茨效应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青木昌彦：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目前可能已达到20%的临界点，内陆也处于逼近过程中，关于库兹涅茨效应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2009年居民调查数据测算出，当时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数约为2.11亿，而离开农村、在城市部门就业的人数约为1.86亿。中国政府在2014年确立了一项重要政策，计划到2020年再从农村转移出1亿就业人口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调查发现，仍在农村工作的人口中约70%的年龄已达到或超过40岁。此后数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留下的人的整体年龄更为老化。在我看来，为实现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标，有两个议题亟待重视。
第一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那些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在农村之外有合适的就业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认为有此可能，因为城市就业环境需要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的互补。第二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这些人是否有搬离农村的激励？我听说存在4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返回户口原籍的U型回归现象。假如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情况，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对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负担的忧虑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缓解上述的忧虑。
U型回归现象本身可能有双重影响，对城市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产生消极作用，但返乡农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门生产技能可以扩散到农村及其附近区域，是种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把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好处都发掘出来，就必须从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入学招生以及农村土地权利的制约。社科院的研究者测算，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给2015年的GDP增速贡献2.03个百分点，此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6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标实现，这个效应最后也将基本消失。他们的上述测算低于我估计的2008-2012年的库兹涅茨效应（3.11%）。所以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都将变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韩国，特别是如果到时候已引入了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农村。库兹涅茨效应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增长阶段的独特现象，无需为其最终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可否详细讲解一下图中人口红利转型的意义和影响？
青木昌彦：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图1显示了人口红利的重要影响，其定义是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导致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别针对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年至今）的高增长时期。这些现象的出现，分别是由于各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灾难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虑中国在1970年代引入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随着日本、韩国这类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增加。然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包括学校教育、家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训等。结果自然导致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这个现象被人口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称为人口转型。此外，随着生产、生活以及医学的进步，相对于新生儿的数量来说，曾经带来人口红利的那代人的长寿会最终导致人口红利减少，甚至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新的趋势如今被某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者后人口转型，该现象在东亚地区变得尤其突出。
再请看图3，纵轴上的年份位置根据每个国家进行了调整，使各国的工作年龄段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在此时点后，人口红利将加速衰减。尽管存在时滞，三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不过也有点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高增长时期之前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在随后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红利，在未来的短期内受负面影响的进程也较慢。然而联合国在2012年开展的预测所采用的总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过于乐观，超出了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计值（按某些人口学家推算更是只有1.2左右）。如果把这些可能的偏差考虑进来，负面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一下降趋势，并增强民众的个人选择自由，但影响有限，因为后人口转型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长（寿命延长）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计算。
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负面人口红利的拖累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青木昌彦：如果说库兹涅茨效应的逐渐消失以及后人口转型的快速到来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实现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持续提高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经历可以有所借鉴。有两个人群对人均GDP增长做出了贡献，25-39岁的女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时总体的生育率也有适度反弹，从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1.43。上述变化结合起来表明，跟随欧洲国家的脚步，日本女性因为结婚和生育而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习惯到今天可能已经被扭转。虽然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传统上高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她们对于高技术岗位的更多参与依旧可望成为维持中国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下降的另一个可能性，是提高年龄偏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岁的男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2.81%，70岁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国目前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强制退休年龄也需要采取某种方式相应上调。前面图1显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自1990年来实际有所下降，这似乎与学校教育时间的不断加长有关。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学率提高了2.7%，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的入学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在短期内导致人均GDP增长率降低，但如果能与需求匹配，还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新常态下用以保持人均GDP增长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青木昌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公司治理也同样至关重要。新常态下保持人均GDP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同资本―产值比（资本密度）的加权之和，权重分别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资本在产值中的比重。由于缺乏与图1所采用的部门数据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数据，这里暂时无法提供对上述两部分的估计值。但测算中国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项学术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人均产值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如果没有伴随人力资本的相应增加，最终将受到规模收益递减的制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正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会带来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产率源于无法用直接投入测算的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新的组合方式”。众所周知的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熊彼特定义的“创新”。实现方式之一显然是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这需要投资以及增加科技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与金融资源在企业组织层面的创新组合也大有可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新兴技术和变化的市场环境。发现和利用这些机遇是职业经理人的任务。
当前，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层级进行体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被列入重要的改革议题。然而此类所有制改革应该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配套实施，以增强企业管理层的职业化程度，根据企业经营标准对其进行考核，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目前正在打击的企业腐败现象非但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同时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证。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根据清晰而公开的规则进行选举，并且对市场和公众负责。
中国经济报告：皮凯蒂撰写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让我们关注到，西方国家的“超级经理人”获得了超出其业绩的报酬，导致更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他认为这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财产税进行矫正。那么随着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推广，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否也不可避免？
青木昌彦：有个办法可能使中国避免这一陷阱，这取决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构建。如果把目前国有资本的相当部分委托给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职业化管理，那么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员工和现有职员）也可以分享金融资本回报率提高的收益。或者说，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既通过高效和创新的企业管理来促进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同时为后人口转型时代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未来更好的发展，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议？
青木昌彦：有人指出，中国和韩国都不可避免会进入类似的负人口红利的人口变化轨道，步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的后尘。或许还有人提到，在日本的公共讨论中，尽管传统的排外心理和反对势力仍很强大，但通过教育和培训放松移民引入作为应对后人口转型可能的解决方案已成为严肃的议题。在中国，人口迁移带来的库兹涅测效应还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填补人口红利缩减的缺口；然而要想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转来实现此政策目标，就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已有的建议包括，即将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可以用来为社会保障服务。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范文6
关键词：语文教学；回归；常态；生活
当前学生很多不喜欢语文课，都说语文课枯燥、乏味，说教的意味很浓，从心底里非常抵触，导致语文课教师很是头疼：一方面学校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学生在考试中却考得一塌糊涂。我认为导致这一尴尬局面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课堂脱离了学生的生活，从而使语文教育缺乏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缺乏针对性必然使得语文教育远离真实教育情境中的学生，学生的主动性自然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我根据二十多年的语文教学体会，谈几点看法：
一、贴近学生生活体验，让“生活课堂”常态化
教育不仅需要精品课，更需要常态课。“回归生活”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是语文教育的灵魂，也是新课程的生成点。在新课程标准指导下的语文课堂，应力求让初中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其回归生活的过程。鲁洁教授也曾用“回归生活”来概括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这就要求我们语文教师潜意识里有“生活课堂”的理念，把“生活”引进课堂，把课堂还原成“生活”。生活是课程的本源，学生的常态生活更是教学的主要资源，只有走进学生生活常态，才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构建真正属于学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真实生活情境中培养良好的情感，形成良好的品质。
在教学中我们应遵循学生生活的逻辑，以学生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让学生生活贴近常态生活。
课堂教学要结合学生的实际，要以学生现实生活为基础，而不能是书本的简单讲解，更不能回归成人的生活。只要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关注学生的生活，贴近学生的常态生活，让课堂源于生活，课堂教学才有生命力。“常态课的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6个字――简单、平实、厚重。简单就是能让学生一学就会，平实就是学生一用就有效，而厚重则指能对学生一生有影响。”
二、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让“社会课堂”常态化
活动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活动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载体和途径，教师要努力创设适宜活动的环境和条件，组织开展活动教学，引导学生通过活动去体验、感悟、发现、探究，从而获得认识、情感和行为各方面的发展。如在教学《消费者权益》一课时，老师事先安排好学生做好课前调查和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社会体验生活。同学们走进超市，有的购买学习用品，有的购买生活日用品，有的购买蔬菜等等。在课堂上，同学们将自己购物的经历和经验进行交流和分享。有的同学说，我在购物时注意到尽量购经济适用的物品，有的同学还介绍了购物时还要注意食品的营养。当老师提问到：购物时还要注意什么？“安全”――不购“三无产品”。师紧接着问：“什么叫‘三无产品’？”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无产品名称及生产厂家的厂名和厂址，无生产日期和有效期的，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就是‘三无产品’。”同学们通过走进超市，把教学内容和要求融进了实践活动中，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语文教学中，创设学生喜欢的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能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参与欲，让学生真实体验，回到自然生活，感悟常态生活，让学生真正感觉学习的快乐。
三、善于捕捉课堂资源，让“真实课堂”常态化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承担着学生语文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任务，课程资源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材，要使学生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校内外的各种课程资源，以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上好常态课要充分利用教材资源，但也不能重用教材，照本宣读，一节课书不离手。应该挖掘生活资源、学生资源，捕捉生活中的“源头活水”。因此，教师及时捕捉到了生活中的“源头活水”，就会让语文教学焕发生活的气息、生命的活力。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捕捉课堂“意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在常态的课堂教学中，让课堂充满活力。如，在教学《生命的药方》一课的“说说你的心里话”环节时，×××同学泪流满面，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流泪”感到不知所措。立即走到他身旁，用手温柔的抚摸着他的头说：“这位同学刚才听了我的心里话，肯定有感人的肺腑之言要和大家分享。”×××含着泪向大家讲述了老师和同学帮助他一家度过难关的真实而感人故事。原来，他的妈妈是某超市一名优秀员工，可不久前检查得了癌症，他想给妈妈快乐，每天多陪陪妈妈，能减轻妈妈的病痛……。我听完他的话，对×××同学说：“孩子别难过，困难是暂时的，坚强些，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会伸出温暖的手来帮助你的。你妈妈有你这么孝顺的儿子，一定很开心，她的病会好起来的，我们一起给你妈妈加油！”话音刚落，课堂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一场感人的一幕，一次意外的收获。老师巧妙地用好身边的资源，正是因为运用了真实而独特的教学资源，才有了学生发自肺腑的话语，才激发出他们心灵深处最真挚的爱。
四、善于评价学生表现，让“发展课堂”常态化
新课程理念下的课程评价就是要变“淘汰性课程评价”为“发展性课程评价”。课标中明确指出：“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但有的课堂，老师评价的声音“虚”而“浅”。甚至，学生间相互评价也“少”，有的评价过于形式化。还有的课堂不管学生做得多么漂亮，说得多么精彩，老师送给孩子的只是“好”“不错”“你真棒！”的评价，没有启迪和激励的话语。这样有失常态课的要求，更无法激活课堂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