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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的好处范文1
关键词:日本 货币政策 利率
一、引言
日本在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的同时，也与美国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签订了 “广场协议”，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日元快速大幅度升值。
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极大冲击。为防止经济增长下滑，日本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轮设备投资热潮，投资的增长远高于消费的增长。低利率更是刺激土地和股票价格持续而急剧地上升。到了1989年5月，由于资产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日本政府在美、欧各国纷纷加息的背景下，日本银行也不得不从1989年5月开始多次上调贴现率，这成了泡沫经济破灭的导火线。从1990年开始，日本股价持续下跌。1992年8月18日日本股价降至14309日元，与1989年最高点相比下降了63％，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股灾”。以至于1990年之后的十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这十年呈现严重的经济停滞发展状态。
为了恢复和刺激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怎样的货币政策及其运用效果如何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对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取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货币政策的回顾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针对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经济长期不景气状况，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低利率时期（1995~1999）
公定贴现率是90年代早期和中期日本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日本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商业票据、国债和特定证券的抵押贴现率，是商业银行等从日本银行取得贷款的成本。公定贴现率作为当时日本金融市场的基本利率，其变动可以影响各种短期利率的变动，且变动方向与公定贴现率保持一致。作为当时日本银行的重要政策工具，公定贴现率是日本货币政策的风向标，金融机构、企业和公众会根据公定贴现率的变动来改变各自的经济行为。日本银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于1991年7月1日开始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连续9次下调公定贴现率至1995年9月8日的历史最低水平0.5%，并保持这一公定贴现率到1999年初。
2. “零利率”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1999年2月一2000年8月)
1999年2月，日本银行为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系统大量的不良债权，决定实施“零利率”政策，将有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降至0.07%，同年4月进一步降至0.01%的超低水平。扣除货币市场经纪佣金成本，短期利率己经降至O。
3.数量宽松政策的实施(2001年3月至2006年)
2001年3月l日，日本银行将基本贴现贷款率再下调至0.25%，将有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02%。3月19日，日本银行采取进一步的放松银根政策即数量宽松货币政策。
2006年3月9日在经济回暖的背景下，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议结束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3.1对前面两个阶段的分析
日本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落入“流动性陷阱”了？
1992年1月，经济企画厅宣布日本经济扩张局面在1991年第一季度最高峰后进入衰退期。
日本政府在1991年7月开始逐渐下调利率应对经济的衰退，见下表：
“流动性陷阱”指的是在货币政策的极端情况下，名义利率已经接近或为零时，货币当局扩大基础货币对宏观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也就意味着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灵。根据克鲁格曼（Krugman，1998）的理解，“流动性陷阱”是名义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时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形，此时的最大特征是货币政策基本失灵，因为货币与短期债券被视为完全替代品，所注入的基础货币不会起任何作用。
关于这段时间日本货币政策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很多学者做了深入的的研究。
吴群刚和胡鞍钢将通货紧缩划分为初发期、发展期和恶化期。在此理论的研究下来分析,日本所谓的“失去的10年”(即1992~2001年),就是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10年。
谌坤认为,日本经济经历长期衰退的真正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从而导致资产泡沫迅速膨胀,随后急剧地紧缩银根,刺破资产泡沫,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体系在零利率货币政策时期,面临着“流动性陷阱”的高风险。虽然这一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实证证明,但是日本经济是否真正陷入“流动性陷阱”,一些学者仍坚持不同的看法。 关键问题在于对“流动性陷阱”定义的分歧方面。可是不论大家对日本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如何，针对这段时期，日本流动性过剩的看法还是一致的，而且对于这个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普遍都认为收效甚微。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学界普遍把眼光集中放在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来。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
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有三个基本环节： 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然后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以及从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包括总支出量、总产出量、物价、就业等。
例如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入证券、降低贴现率以及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利率降低。更低的利率降低了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刺激了额外的支出。利率的降低还降低了投资的成本，促使投资增加，这一系列的传导最终会影响到生产、消费等各个社会经济变量，从而总产出增加。
虽然凯恩斯理论是如此阐述，可是在20实际90年代的日本，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看来，发现了诸多问题。
日本经济战后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萧条始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其直接后果就表现在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银行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上面。
资产通货紧缩本身就对消费、投资的支出有很强的逆效应，而且资产作为资金借贷市场的担保物的价格下降会造成借贷双方交易成本的提高，会抑制银行的对外贷款。
所谓不良债是金融机构指因担保价值贬值而无望回收的债权等。当时日本金融界的不良债有如下特点：大量的旧债未处理完，新债更加迅速积累，处理不良债的费用甚至超过了银行业主的收益，不良债的发放对象多在地产、建筑行业，对这些行业的贷款当时还在增加。
大量的不良债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有效调节：首先银行很难回收不良债导致金融中介功能的减弱，再者在一些生产效率不高的行业和领域出现了资本等经济资源的紧张，最后不良债使消费者和企业对金融业信任降低，最后也抑制了消费和生产的再投资。
3.2对第二个阶段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小泉内阁上台后，进行了强有力的经济改革，2002年推出了《金融再生计划》加速处理不良债权，主要把不良债权的焦点集中在一些大型银行上面，包括三点：1.对银行的资本核定制定了严格的标准2.充实银行的自有资本3.加强银行的治理。到2006年末，大型银行的不良债比例已经由2001年末的8.4%下降到了4.5%。
处理不良债的同时，日本政府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即所谓“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对于不景气的经济有诸多好处：1.可以提高国民和生产者的消费、投资预期。2.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3.伴随着不良债的处理，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金融的中介功能也得到了改善。
当然，任何经济政策要发挥作用都会有一个政策时滞的问题，也还有要面对世界经济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从现有的GDP数据来看，200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了稳定的增长和日本既定的相关货币政策不无相关。
四、对中国的借鉴
日本的经济在战后飞速飞速发展，其历史经验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情况。在泡沫经济破灭及相关的问题上，学术界予以了很高的关注。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其实也是日本反思和探索的十年，借鉴日本大约二十年的货币政策轨迹至少可以给当前的中国几点这样的启示：
1.在货币政策方面要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可以看到，90年代初日本央行对于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影响没有及时反应，并给以货币政策的调整，失去了较好的时机，以至于后来的多次下调利率收效甚微。
2.在货币政策的使用方面要注重货币政策的指导。日本90年代中后期所执行的急速下调的货币政策与前期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这种急速调整的货币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和对经济的指导作用，片面高估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以至于要面对“流动性陷阱”这样的问题，货币政策一度失去了主动性。
3.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主要是集中在以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为代表的建筑行业上面，而逐渐牵引影响到其他领域。我国2008年股市暴跌之前，就有学术界从日本的历史经验给当时的经济建言，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而楼市的价格还在一路上升，这就与日本当年的情况非常不同了。这两个市场迥然相异的格局，到底是我国特殊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所产生的，还是因为我国在泡沫经济破灭问题上吸取了日本的经验，有意的时楼市泡沫维持下来，以便于银行业有时间处理其资产组合，降低因为楼市泡沫破灭可能带来的银行业的大量不良债，最后减少对整个经济体的损伤呢？若是这样，在股市泡沫破灭后的三年以来，银行业已经有了很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应对楼市泡沫的破灭。那么今年二季度新一轮的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得出的“即使房价下跌五成，银行业也可以承受”的消息对于无法抑制的楼市泡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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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的好处范文2
一、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伴随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不利因素的逐步显现，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国内发展环境开始急速恶化。
首先是国内泡沫经济直接诱导了社会资金抽离制造业，并逐步形成了全社会不愿意投资制造业的局面。近几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已出现泡沫，并广泛吸收和引导了社会资源的不适当流入，占据了我国广泛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土地资源和最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在暴利的诱导下，许多原来专心制造业的企业开始大量涉足房地产，或转向资本投机。一些曾经为我国制造业创造许多奇迹的一些地区，凡具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几乎都毫无例外涉足房地产，制造业企业“混搭”房地产企业已成为新的“发展模式”；而在更多的地方，房地产暴利、资本市场的溢价效应也吞噬了许多原本应该流入制造业和中小企业的社会资金，并形成了全社会不愿投资制造业、资本运行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的局面。
其次是不断推高的商务成本，日益突出的能源短缺，以及人民币升值，使得依靠成本优势的制造业企业，开始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命运。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制造业一直享受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加之国内土地、原材料、能源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开始大幅度攀升，我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正面临遗失殆尽的危险。随着我国能源形势趋于紧张，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我国制造业聚集地开始面临日益突出的能源短缺。油荒、气荒、煤荒、电荒的轮番来袭，不但大幅度增加制造业企业的成本，而且使得依赖高能耗的制造业面临生死存亡。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也给我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那些利润率只有2%-3%的代工企业，带来了不小的生存压力。
第三是全民环境环保意识提升，使得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承担日益趋严的环境保护责任。长期以来，由于制造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相对薄弱，工业企业仍然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然而伴随民众健康意识与环保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地区性的自我保护主义的出现，民众开始对污染型制造业说“不”。例如，总投资高达108亿元人民币的厦门PX（二甲苯）项目，就遭到了市民的激烈反对。目前，污染型的制造业企业已难觅栖身之地，环保费用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能省则省。
二、为我国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制造业的综合实力还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任何唱衰制造业的言论都难以对历史负责，我国制造业具有巨大的空间将足以支撑实体经济持续发展。为我国制造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加快制造业的发展，是政府的责任且大有可为。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1.坚决抑制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繁荣之际，就是实体经济衰退之时。长达十年之久的广义货币高速增长的后果就是导致资本市场的溢价收益大大高于实体经济，其结果就是迫使企业放弃实业。当转入资本投机，必然导致产业资本投资的枯竭。在房地产市场兴盛时，所有大型实体企业全都冲着房地产市场而去；而在资本市场盛行时，许多企业成立了私募股权基金；到矿产资源溢价高时，很多企业又掘煤去了。但这不是从事实体，而是在追求资本市场对矿产资源的高额溢价。事实上，货币泡沫必然导致经济泡沫，经济泡沫必然产生“去实业化”，这种“去实业化”的趋势如果继续蔓延，我国制造业的“失血”，乃至“空心化”就在所难免。从为我国制造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出发，就是必须通过挤出泡沫，抑制泡沫经济，把转移出来的社会资源，尤其是资金，通过政策措施引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坚定不移地发展先进制造业，坚定不移地支持制造业中“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
2.拓宽制造业的赢利空间。无论是缓解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上涨，还是推动制造业与泡沫经济的全面竞争，要想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最关键一点就是要拓宽制造业的盈利空间，让经济行为主体在发展制造业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引导全社会的人才和资金重新回归制造业。目前实体企业除了17%的增值税、25%企业所得税，还需要缴纳城市建设税、教育税附加。地方教育发展费、价格调节基金、堤防费、房产税、土地税、印花税、房屋租赁税、工会经费、残疾人基金，再加上各种收费和罚没，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30%。因此，降低实体企业的负担，拓展制造业赢利空间刻不容缓。这方面的政策重点包括：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为民间投资者创造进入垄断行业的基础和条件，切实保护企业家发展制造业的积极性，为企业家的“实体致富”提供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税收减免、资源优先配置等综合措施，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的负担，增强发展制造业的吸引力，让制造业的回报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
3.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创新环境。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从趋势看，技术的进步是抵消制造业要素成本趋高的最基本的力量，因此营造企业技术创新环境十分必要。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多元的技术政策对企业不同性质的创新给予支持。对于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政策要支持其进行原创性创新；对于大多数企业，要支持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保护与市场化，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规和政策。要从企业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支持体系两方面入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财政扶持的手段，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减少企业创新难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尽快改变我国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增强技术和人力资本对我国制造业产出的贡献程度。
4.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环境。人力资源是影响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创造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必须包括良好的人才环境。这方面的政策重点包括：要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向劳动者倾斜，让更多的劳动者拥有财产性收入；改革企业退休金制度，改变制造业企业职工“老来穷”的境况；对创新团队的引进政策要落实在实处，改善制造业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才向制造业集聚；要深化广大学生、教师与职业咨询师等对现代制造业的理解与兴趣，广泛储备发展我国制造业所需要的设计、开发和产品等各个环境的工程人才；要通过加大对职业教育的专项资金投入，有重点地扶持有潜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等措施，充分发挥职业技术教育对技能人才的培育作用；要深化我国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引导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营造进得来、留得住、用得活的人才环境等。
5.创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金融环境。解决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还需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形成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既要实效普惠型金融，又要根据制造业的金融需求特点给予融资支持。这方面的政策重点包括：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抑制由于资金利率二元化各种资金进入资金投机市场；要坚决抑制社会资本，尤其是银行资金的脱实向虚，继续抑制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的投资投机；围绕发展制造业的目标，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将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行业上来；从制度、规则、监管等多方面解决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多渠道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平衡金融业与制造业的行业利润，有效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等。
泡沫经济的好处范文3
［关键词］股票市场流动性过剩政策建议
一、 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一般分析
1.流动性过剩的概念。流动性过剩在经济学中，“流动性”（Liquidity）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由于现金不用转换为别的资产就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因此，现金被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人们常把流动性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
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uidity），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经济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截至2007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3%，比上年末加快0.4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较快，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4.0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增速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7342元，比上年末升值745个基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迹象。但是，严格地说，流动性过剩无论是从表象、还是从成因或解决方法上来看，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理论问题，并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货币发行过多、存贷差过大等问题而已。
2.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分析。目前，我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的流动性过剩，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内部因素来看：有经济结构不平衡、储蓄和投资倾向强于消费倾向等。储蓄投资缺口，造成了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按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我国的外汇收入必须结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央行为收购外汇必须增加货币发行。与此相关的是，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国外资本的流入显著增加。因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双顺差，使我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2007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1.2万亿美元，而央行为收购这些外汇储备就需要发行货币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这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内部原因。
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9・11”事件以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一度普遍实行低利率政策，导致各主要货币的流动性空前增长，出现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诱导下，大量资金从美国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这是造成目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外部原因。
3.流动过剩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如果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部分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的较快上涨。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因此，往往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经济现象。
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定义的泡沫经济：“泡沫状态这个名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形式出现的危机，或者以繁荣的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
二、我国流动性过剩所产生的价格效应分析
根据上述的现代金融学的理论，货币供应量严重超过货币需要量时，价格就会上涨，因而我国目前国际收支失衡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严重超过货币需要量的状况，也就是流动性过剩，也必然会引起价格上涨。我国的现实状况并没有超出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概括，情况确实如此。不过，我国的价格上涨却有着自己本身的特点，这实际上反映了目前的现实国情。
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引起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也没有引起资金价格即利率的大幅度波动，更没有引起人力资源价格上涨。流动性过剩主要是推动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尤其是推动了股价的快速上涨。如果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就会出现泡沫经济。因此，人们担心目前流动性过剩所引发的股价快速上涨，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泡沫”。从目前我们对各种相关资料的分析来看，确实因为国际收支失衡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使得大量货币进入股市，引起了股价的快速上涨。
三、 利用股票市场对抑制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政策建议
股票作为投资品和商品，也有一个供求关系的问题，也要受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原则的调节。因此，如果购买股票的货币增加了，但股票供给也同时增加了，那么股价就不会因为购买股票的货币的增加，而快速上涨。股价只有在股票供求关系严重失调（供过于求或求过于供）时候，才会大起或大落。由此可见，当股价因为流动性过剩而快速上涨时，股市扩容，也就是增加股票供给，会有效抑制股价的快速上涨。从这一点上讲，似乎我国目前因为流动性过剩而引发的股价快速上涨，还有好的一面的作用：为中国资本市场扩容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市场基础。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有效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为了防止人们所讲的经济泡沫产生，我们可以扩大股市容量，通过股市扩容会抑制股价的快速上涨。从这一点上来讲，流动性过剩似乎对资本市场有着良好的效应。
首先，股市扩容可以为中国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大家知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实现股份制，尤其是央企的整体上市，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有重大意义，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体制基础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股份制，更谈不到央企整体上市。此次流动性过剩所引发的股市扩容，正是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我国民营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也需要有资本市场的支持，因而此次股市扩容也为民营企业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总之，股市扩容为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带来了良好的体制基础。
其次，股市扩容为公众享受改革开放的好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股市扩容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公众投资者。中国人富有之后，不仅仅需要提高消费水平，而且还需要有良好的投资渠道，而对大量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因为各种原因，例如有的人因为有自身的职业，所以不可能去通过创办企业投资，而股市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投资基础。同时，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每个人既是劳动者，有劳动收入，又是投资者，有资本的收入，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有效地相结合于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缓冲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实现各种要素的有效和谐。而股市扩容，则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股市扩容不是一个单纯的资本市场的问题，它可以为公众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而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股市有风险，但这是另外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为人们提供选择风险与收益的“平台”，最起码使每个投资者有选择收益和风险的机会。自由选择和选择自由，是民生的重要权利，我们必须要给人们提供自由选择和选择自由的条件和前提。因此，股市扩容实际上是涉及民生的重大问题。
再次，股市扩容为中国各个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条件。例如，中国银行改革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恐怕很难完成，正是因为有众多股民的投资热情，才使得国有银行能顺利上市和改制。又例如，如果没有股市扩容，中国不可能实现从间接融资为主而转向以直接融资为主，从而实现金融体制乃至整个宏观调控体制的变革。因此，股市扩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虽然要防止股市泡沫，但流动性过剩所引发的股市扩容，确实为我们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股市扩容为缓解房地产市场的压力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空间”。我国近些年房地产价格确实上涨过快，而上涨过快的背后重要原因是投资性购房需求过于旺盛。为什么人们都将大量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主要是因为投资渠道太少，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而股市扩容，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投资空间”，人们可以由房地产投资转向股票投资。实际上，从宏观效应分析上看，股票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据有关研究，股市泡沫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远远低于房地产泡沫。因此，股市扩容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从这一点上讲，流动性引发的股市扩容，在整体上是有益的，例如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放缓，正是因为股市扩容，将更多投资资金引向了股市。总之，要全面分析股市扩容的整体效应。
泡沫经济的好处范文4
随着美联储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人们开始越来越担心美元全球泛滥带来的后果，因为在美国货币当局不断“印钞票”的背景下，有可能导致较长期的全球通货膨胀。其实，如果比较一下当前世界经济的情况与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有些事情竟出奇地相像。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军事开支迅速膨胀，美国的贸易赤字剧增，债务攀升。对美国拥有大幅贸易盈余的西欧国家开始担心美国的偿债能力，并把美元外汇储备按35美元/盎斯黄金的国家价格从美国那里换回黄金。当美国发现自己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应付未来的债务时，就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美元随即贬值，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随即大幅攀升，引发了一场西方世界都被卷进去了的通货膨胀。
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美国政府要付的债务利息将从目前的占总税收的9%上升为2020年的20%，2030年占36%，2040年将占58%。在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下，美联储最近不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美联储辩解，如此印钞票的行为是为了让美国经济早日摆脱通货紧缩，但是其真实目的意在冲销实际债务。虽然美元已经与黄金彻底脱钩，美元的价格已经不受任何约束，但是其仍是国际大宗商品期货的定价货币，美元的贬值便与通货膨胀产生了直接的联系。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石油、黄金等期货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扬，但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逐渐趋于稳定，大宗商品期货的需求增加，它们的价格有可能继续攀升，并传导到经济的各领域，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
如果未来几年，中国都将面临全球通货膨胀的外部环境，那我们的汇率与利率政策都应该把这一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并从这一点出发去调整我们的政策。
上世纪70年代也是通货膨胀时期，西欧几个国家在本币不断升值的压力下，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德国在西德马克升值的背景下，中央银行仍然维持较高的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鼓励工会与资方谈判，签订工资增长的幅度，以防止工资增长太快而影响通货膨胀。而法国因为担心升值会影响出口、增长与就业，一方面在汇率与利率上反复调整；另一方面在法定最低工资、物价控制等方面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最终的结果是，西德因为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反而稳定。法国因为物价和工资变动太大，影响了投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也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慷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而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的破灭又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的衰退。上述外国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的舆论一度担心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而引起就业形势的恶化及经济增长前景的暗淡。然而，若我们能够控制住货币升值的节奏和速度，名义汇率升值则对遏制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中国是石油等能源及铁矿石、各种金属的大宗商品进口大国，人民币升值对稳定这些进口品的价格会有帮助。另外，如果我们只注意防止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由于通货膨胀、国内工资上涨等因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也会升值。这就是某些舆论说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道理。实际汇率升值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出口竞争力。
考虑到未来较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背景，我们的政策选择中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物价稳定。如果名义汇率升值有助于遏制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么就不应该担心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当然升值的幅度要由我们自主控制，并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避免汇率升值后由于担心经济增长从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慷慨的财政政策，结果导致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的好处范文5
《小康》：您曾在年初接受我们采访时就指出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有可能释放风险，这次显然比我们想像得更猛烈，格林斯潘说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也有西方媒体称之为“金融海啸”。这次的金融风暴对美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创伤？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怎么样的？
左小蕾: 本次金融危机肯定是对美国经济的重创，华尔街也将重组，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制造业、航空业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美国这次的金融风暴将会引发全球一至二年的经济衰退。
过去我们老说金融创新,我认为这次事件就是金融创新泡沫的破灭。创造的那么多产品并不具备实际价值,而且一个产品是分散风险,如果这么多的次级债都把它证券化、结构化,创造出了十几万,超过GDP总量价值的东西,这就创造了市场风险,创造了系统风险。
雷曼兄弟就是债券衍生产品最大的“创造工厂”,它在华尔街做债券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做得最多的,也是做得最惨的。
现在美国出现金融机构倒闭现象,华尔街肯定会非常震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直接警惕金融资本是不是会从华尔街流向其它地方。要密切关注这些金融资本是不是从华尔街流出,流到石油市场、粮食市场,最终把全球石油、粮食价格推得很高,导致全球通货膨胀。
过去全球推崇金融自由化,但我们没有太搞清楚金融自由化是金融资本的流动,不是直接资本的流动,这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金融资本是高收益高风险的,这是它的本来属性。如果短期内经济体能够有这样的承受能力,可以让金融资本追逐高风险,可以带给你高收益。但如果你不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都是金融弱势群体,就得注意在金融资本流动过程中一定要谨慎,要和自己的发展阶段相匹配。
《小康》：中国的一些银行也持有雷曼兄弟的次级贷，这对中国的金融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左小蕾: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美国次级债危机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金融创新将美国两大资本市场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紧密的联系起来，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必然牵扯所有衍生产品，进而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与地产市场作为美国的支柱产业，其同时遭遇危机肯定会影响到美国经济。而且，美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和这两大市场密不可分。任何一个市场价格或者投资收益的增长，都被看作是收入的增加，由此刺激消费。如果这两大市场出现了萎缩，毫无疑问将造成美国居民收入下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支出。作为世界主要的进口国，消费能力的下降必然会冲击到欧洲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外贸出口也将受到牵连。
中国的银行持有次级贷不是特别多,不能说就有多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不能侥幸。中国经济要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不光是次级债的问题，因为美国、欧洲经济都将受到影响,所以对我们外贸出口就很不利。
《小康》：在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后的几个小时内，央行作出反应下调利息率与银行准备金率。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紧缩银根政策将要松动？我们政府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应该注意防范什么？
左小蕾:这次从降息发生的时间点来看，是在通胀的影响刚刚过去的时候，降息的一个直接目的可能是保护房地产，当然，这也降低了其他资金的成本，对于其他行业也有好处。此前，政策目标是“一保一控”，既然控制通胀的目的达到了，保持增长的情况下，从货币政策来看放松银根也很正常。不过现在还不能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降息周期。从这次降息的幅度来看不足以改变目前的现状，因此我认为央行在年内还有1-2次降息的可能。
面对美国金融风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汇率管住,这种金融资本是追求高风险的,这个阶段流进中国,可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有我们就是要从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
次贷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所谓资产价格泡沫，就是资产的价值与价格离得太远。这次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泡沫，包含很多内容，从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形成一条长长的泡沫链。最底层的标的次级贷款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抵押贷款是一个信用产品，信用产品应该带给有信用的人。但是，次级贷款把一个信用产品贷给了一些低信用，甚至没有信用的群体。而且附加了许多加大信用风险的优惠条件，比如零首付等等。次级贷款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
基于这个1.5万亿美元的信用泡沫，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超万亿的债券抵押凭证的所谓结构化产品、近万亿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又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以及各自近万亿的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汽车消费贷款证券化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超过美国4.3万亿的国债市值的两倍。一旦那些一厢情愿的假设，比如房价不断涨、利率长期低发生变化，次贷违约率上升，危机就爆发了。
所以,我们要对金融产品的创新重新思考,比方说金融服务业,究竟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创造虚拟的财富和虚拟的货币？
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脚踏实地”。新兴市场多是初级市场，或者是不成熟的市场，夯实金融市场基础，是初级市场的根本大计，就是不要远离实体经济，不要过度虚拟，要成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我们要扎扎实实发展与实体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市场，有效地把资源配置给有成长、有价值的行业和公司的不同层次的市场，比如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主板、三板、企业债、公司债市场。只有以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和发债公司的价值增长为投资目标的市场，才是金融证券市场的基础，也是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培育优质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使公司业绩不断增长，做实做强做大基础“标的”的市场，才能分享企业和公司的成长，才能分享经济的成长，而不会被过度虚拟的泡沫经济伤害。
还有对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我们要根据经济和市场规模水平逐渐地发展，不能超越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
《小康》：您认为此次的美国金融危机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全球经济在什么时候才有可能恢复？
泡沫经济的好处范文6
一、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益处和信息的非对称性
让我们回到讨论的起点。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支配imf的主流派经济学家（新古典派）的回答简单而明快：如果某一国家能够从海外市场筹集资金，则该国将能够运用超过国内储蓄额以上的资金进行设备等投资。在收入和企业收益均降低的经济不景气时期，使用来自海外的资金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减少；在经济上升时期则具有相反的作用机制。这样，就使得经济运行趋于平稳，减少了经济周期的振荡幅度。对于资金供给方来说，这种资产的国际分散化也是有益的，因为对一个经济不景气国家的投资可以在该国经济恢复以后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率。简言之，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将分割的市场统一起来，资金不足的国家可以因此而筹集到成本更低的资金，资金剩余的国家则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这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移动的自由化也产生了很难适度把握金融政策等弊端。例如，在景气时期大量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提高利率。但此时出于保持出口竞争力的需要而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意图就很难实现。而在主流派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弊端正是没有进行资本自由化和政府采取了违背资源配置原则、保护出口产业的政策造成的，在这种政策的背后，往往可以观察到政策当局与出口企业相勾结的迹象。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自由化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还会影响到政治领域。
目前，上述这种单纯自由化的观点已经被认为有些过时。尽管资本自由化能够带来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也带来了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的问题，今天这一点已成为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很多人开始认为，金融市场往往并不具备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主流派经济学家在维护市场机制正统原则的同时，也应对金融市场机制的扭曲加以说明。其中具代表性的一个观点，就是“信息的非对称性”论。与实物交易不同，金融市场是一种进行虚拟交易的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交易对象所获得的信息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仅如此，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也存在着信息质与量的不平等现象。结果是，各个经济主体即便是基于经济合理性所采取的行动，也容易产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从众行为”等市场失败现象(见末页的原注)。因此对于主流派经济学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既防止上述弊端又享受自由化的好处、为了消除“信息的非对称性”必须采取哪些国内金融改革、金融改革与资本项目自由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推动自由化等方面。与深陷于经济危机的东亚和俄罗斯相对比，在放开资本帐户方面采取慎重态度的智利和中国，均取得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成就。以此为背景，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上述问题。
二、国内金融改革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
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首先是需要国内宏观经济安定，其次是要进行国内金融改革。这里主要讨论后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国内金融改革的内容，就是要完善风险管理体制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最终资金使用者之间建立起顺畅的风险转换渠道、使金融中介机构承担起适度的“信息生产”职能。
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制和提高监管当局监管水平两个方面。由于所谓资本自由化，就是单个的民间经济主体可以直接在海外市场进行金融交易活动。因此，不仅这些经济主体需要具备足够的管理能力以控制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而且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由于进行事前管理变得更为困难，除了要继续强化事前性的管理制度如信息公开制度、自有资本制度、头寸制度等以外，还需要强化事后管理，如扩充安全网、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制进行监督、制裁不正当交易等等。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意味着将以往由金融当局垄断的海外资本交易活动及其伴随而来的风险都交由金融机构自己管理，要实现这种管理体制的转变，首先必须放松金融管制，实现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因为在当局控制交易活动并因此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制即便很完备也是没有实效的。具体来看，应当包括废除信贷控制、使利率自由浮动、消除银行业的进入限制、实现国营银行的民营化、确保民间银行经营活动的自律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整顿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制，推进金融当局由事前管理向事后管理的转换。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述改革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前提条件，忽视“顺序”而急于推进自由化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具体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应与风险管理体制的整合情况相对应，逐步由信息非对称性小的领域向信息非对称性大的领域推进。即按照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证券投资；先放开长期投资，后放开短期投资这样的顺序推进。
三、渐进式自由化与大爆炸式的自由化
当然，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支持。迄今为止，imf仍然认为各国应该推进大爆炸式（包括短期决战式）的金融改革，认为重视“顺序”的渐进主义是消极的。其理由之一，就是如果分散进行自由化，其时间上的不一致将反过来影响金融的稳定。例如，在进行了利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但风险管理体制尚未转换的情况下，由于利率自由化而缩小了利差的银行就很可能会从海外筹集资金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交易活动。而无论是提供资金的海外金融机构还是银行自身，都会因为金融当局在危急时刻会出手救济而忽略自身风险管理。这是在自由化进程中许多国家都被困其中的泡沫经济的典型情况。但是，对这种情况如何判断还存在着意见分歧。渐进主义认为，正是由于未能实现包括风险管理体制转换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国内金融自由化，才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imf主张采用大爆炸式方式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来自海外竞争的压力，国内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将十分困难。由于国内与原有金融制度存在利害关系的守旧派的影响力强大，各国无法独力推进制度改革，imf才制定了包含资本项目自由化在内的结构调整计划并强制推行。与坚持只有先整顿国内环境再进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否则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观点相反，imf认为只有使国内金融改革与资本自由化一体化，改革才会成功。
四、贸易自由化与资本交易自由化
在研究资本自由化的顺序时，还有一个讨论的焦点是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资本相对较少，而劳动力则相对较多。从资源的最佳配置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轻工业），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例如汽车）。但是，如果这类国家为了保护本国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限制进口，就会使因此而得以垄断国内市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收益增加，对资本的报酬（利息）上升，同时对劳动的报酬（工资）将相对降低。若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对外资本交易的自由化，以获取高利为目的的资本当然就会流入该国，这意味着该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流出资金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弱化，由此带来了与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资源最佳配置相反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在贸易自由化之前进行资本交易自由化，就会带来与自由化初衷正相反的结果。因此有人主张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应慢一步，同时主张在贸易自由化完成之前，还应限制资本的流动。因为既然存在一定的市场扭曲，与其勉强进行自由化，还不如制定一个“扭曲”的规则，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好处。例如最近人们普遍注意到智利采用的限制资本交易规则，认为作为为国内金融改革和经济环境整顿争取时间的一种手段，仍是比较有效的。
当然，对上述观点也有不同意见。反对者认为，上述问题并不是资本自由化太早的缘故、而是贸易自由化迟了造成的。如果贸易自由化能够先行一步，或者与资本自由化同时进行，问题就不会发生。同时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严格限制资源流动的做法太不现实，因为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也不论是哪个企业，都是要努力进入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生产收入弹性更大的商品的。而正是这种争取自身优势地位的竞争才构成经济成长的原动力。
总之，从意识到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到关注“顺序”，新古典学派正面临一个棘手的时间问题（即在什么时候才适宜推行资本的自由化--译注）。或许到那时，人们就要对自由化的根基--资源最佳配置这样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讨论了。
原注：
所谓“逆向选择”是在借款方充分了解自身偿还能力、而贷款方却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贷款方不能判断个别借款者的信用风险，所以只能以平均利率进行贷款。这样，信用度高的借款者就必须承担相对其自身信用较高的融资成本，而信用度低的借款者则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这种资源配置不能依照市场机制向优质企业倾斜的状况，就是逆向选择。
作为“道德风险”的一个例子，是借款者在获得资金以后，改变原有用途，将资金投入到风险更大的活动中去。由于资金成本已经确定，这种高风险活动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