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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范文1
（一）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及其内容存在的问题
1.教材内容陈旧且雷同
目前，国内高校所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学系列教材和自主编写教材两类。如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系列教材中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属于前一类教科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张丰兰主编）则属于后一类教科书。就教科书的内容安排而言，虽然个别章节顺序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依然沿用着传统教科书的内容，特别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精髓的阐述部分，基本上依然沿用着对经典理论逻辑的原始解读，对其理论的最新发展以及理论创新内容还很少见。即便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由于缺乏系统性，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作为研究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没有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体现。故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内容陈旧且雷同的问题，这成为制约和影响政治经济学教学有效展开的客体障碍。
2.教材内容与实践缺乏联系
由于教材内容陈旧且雷同，教师基本上是按照教材的体系以及内容来展开课程活动，这就出现了课堂讲授的理论内容与学生们在实践中能够感受和接触到的现实无法有效对接的问题，即出现了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两层皮”的现象。为各高校普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隔几年就会再版，而新版的教材除了在个别地方增加一些简单的阅读材料以外，与旧版本的教材在实用性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即出现了教材版本很新，但教材内容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却始终存在。
（二）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教师依然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的讲授方式与课程的考核方式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教学方式单一且运行效果不佳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大高校纷纷倡导教师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展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力图通过先进的教学工具提升教学质量。但在教学过程中，新的教学工具的使用并没有直接促使教学质量与效果的提升，加之教师们对多媒体教学技能掌握的程度不高，使得应用这一新的教学工具对教学质量的提升力度并不大，先进教学方式的应用蜕变为变相的“照本宣科”。在教学过程中，各种教学方法合理应用也是教学方式有效运行的重要方面。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被提到的最多的就是案例教学法，但受到教师理论基础薄弱与科研能力不强的限制，能够很好的应用案例来讲解理论的教师在普通高校中还不多见。而借助于多媒体技术的传统教学方式无法改变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性强、相对抽象的固有特点。这也使得政治经济学在单一教学方式下教学效果不佳。
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教学活动灵活展开随着教育部学分制的推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课时被压缩，使得大量的教学内容被压缩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解，增加了教师课堂授课的压力。与此同时，学分制下推行的教考分离制度，使得考试环节反过来制约教师的课堂活动。教考分离制度执行以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师教学的质量。但这也使得教师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更多的要考虑学生最终考试问题，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到的重点内容，而不是按照现实经济发展中理论的实际应用程度来讲解。
（三）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从教学环节的展开来看，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对象，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好坏也是衡量教学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但在政治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存在着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
1.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但从课程本身来说，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上的误区。由于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很多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往往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的理解为“政治＋经济”，并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学习。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极大的影响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积极性。二是理论抽象，短时间内难以完全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其内容中更多的论述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各种原理和规律，相对较为抽象。虽然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具有重要且持久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作为初学者，在短时间内很难体会基本理论所具有的持久魅力。三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性强，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难掌握，对其有效应用需要在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思考与锻炼，这使得学生在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的同时，认为这一课程对自己后续的学业乃至就业没有太大助益，故而不重视课程的学习。
2.学习效果不佳学生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过程中，除了学体积极性不高方面的问题在，还存在着学习效果不佳的问题。首先，学生们在政治经济学的考试中成绩普遍不高。由于教材、教师以及学习态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学生们在本门课程的期末考试中成绩普遍不理想。就笔者所在的高校而言，历年都有五十几个班级参加考试，大部分同学的成绩是介于60~80分之间，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及格。而成绩在85分以上的学生数目相对较少，90分以上的更是寥寥无几。其次，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并不能相对较好的将理论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解释中。由于学生们学习本课程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考试，因而考试及格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最高目标，这使得其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注重知识点，特别是重点内容的机械学习与记忆，对理论内容掌握的系统性和深度不够，进而也就不具有将理论应用于现实的能力和潜力。第三，不能很好的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其他课程知识有效的融会贯通，使得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理论学科的学习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修养方面体现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二、改进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措施
鉴于上述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改进。
1.改进政治经济学教材质量，改革教材内容
政治经济学一经产生，就成为极具批判性和发展性的科学理论。作为展现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必须坚持和传承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批判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将其理论的有益成果切实用于解释我国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使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存活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之中。相应的，应将上述理论成果充实于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构成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教学内容。此外，在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安排方面，应不断的提高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更新率以及更新频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展现于学生面前，从教学客体方面且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效果，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
2.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
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教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将依然占据着主导的位置。因此，提升授课教师自身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能力，将是走出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的主要出路。一方面，可以通过研讨会的方式，定期的组织授课教师对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与讨论，集教师群体的力量来提升教师的理论功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相对客观合理的科研任务，来督促和助推教师更为积极深入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相应的奖惩措施下，逐步培养教师依托教学不断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习惯和氛围。此外，在增强教师理论功底的同时，还需要不断的创新教学方法。大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使用案例教学法、启发式趣味性教学法、形象性教学法等方法来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但在应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应用单一、范围有限、深度不够等问题。因而，教师在不断的提升每一种教学方法应用深度的同时，还应更加注重将多种方法统筹起来综合运用，在此过程中才能更好的彰显不同教学方法的优势，形成全新、立体、动态的教学方法。当前国内高校基本上都配有多媒体设施，这为实施上述多元化教学方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更为动态化的展现马克思逻辑性极强的基本理论，展示更多的案例材料，同时还可以配以声音、图像，以增强政治经济学课堂学习的趣味性。
3.改革考核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范文2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科学抽象力的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中，学生们特别是理科背景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困惑和压力。要做到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的收获感，则需要“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①。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合理运用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无疑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简单和通俗”，进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趣味性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教转化”，实现“以研促教”，重难点是在确切把握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明晰知识点的难易层次和教学对象的层次，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体系。
一、现有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分析
在数理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②。其中，吴易风、张忠任、马艳等学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的构建(见表1.1)。
表1.1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
著作作者体系内容体系特点
《数理政治经济学》(2006)张忠任商品、价值和货币;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运行的具体形式;国际经济过程;几个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以国内两本优秀《政治经济学》教材为参考底本，推进了从“研”到“教”的转化工作;强调对相关理论谬误的甄别和批判，强调数理表述对原意的遵循;内容覆盖面广，对国外相关理论热点和争鸣把握全面和准确。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2011)马艳价值理论模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价值转型理论模型;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地租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再生产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广泛使用了几何学、矩阵翻书、微积分、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当代现实经济活动的重新抽象，来加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性建设。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2012)吴易风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信用;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强调数学模型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具性和适度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以主干性专题来搭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基本框架。
这些代表性体系的构建，无疑都是对政治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回应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诘难，而且从数理分析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这些学术体系的理论性、科研性很强，具体组成内容在模型的复杂程度、数学工具的选取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使得难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难度较大的内容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另外，学术热点与教学要点并非完全对应。一些重要的学术热点，并非是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需充分细致讲授的教学要点，比如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转型问题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需要我们基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体系构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字叙述与数理分析的主次关系
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数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也能够解决一些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③。比如，在地租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常提到“土地的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这一知识点如果不结合数理分析将很难理解。
但是，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思维方法，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抽象法。在现实中，数学方法和语言文字一样，也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学问题，模型分析容易趋于理想化状态而丧失科学性。而且，数理分析的过度还会使得教学目标异化，使得授课内容“为了数量化而数量化”。因此，具体到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要将文字叙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点讲授的主要形式，而数理分析则是次要形式。
(二)数理分析内容的难易差异
数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而言理论性和科研性都比较强。由于研究热点本身的深度，以及构建模型和数学工具选取的难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成果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和范围，难以作为教学内容转化的来源。比如“转形问题”，以及相关的狭义或广义动态转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虚拟价值模型，在资本循环中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数学模型等等。
(三)结合文理背景的分层教学
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容易给这些学生带来“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等感受，使得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加入数理分析的内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们特别是理科出身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分析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分层教学操作，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划分。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与地价”的数理分析既适合文科学生学习，又适合理科学生学习。但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难度和对数学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转化为面向理科学生的授课内容。在此过程中，结合授课对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层教学格局。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初探
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总体讲授框架，参考政治经济学数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代表性学术体系，兼顾数理模型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进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价值。涉及交换价值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的数学表达;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
(二)货币与货币流通量。涉及四种价值形式的数学表达;价值价格的数量关系;货币流通的数量模型;修正的货币流通量公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涉及剩余价值率的分类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西尼耳谬论”和批判;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涉及产业资本三种循环形式;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测度;总周转公式的引申;可变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保本点的计算。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与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联系;实现条件推导中的若干数理分析;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
(六)资本主义的分配。涉及资本主义工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数理表达，实际工资增长悖论，工资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参与分配后的平均利润率测度;土地价格理论模型，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理论模型。
(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涉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数理分析。
其中，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保本点的计算、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模型等内容，作为分层教学的内容，主要面向理科学生讲授。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范文3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范文4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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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范文5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世纪3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世纪8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
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范文6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