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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范文1
一、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1．“两段式”的经济运行。1978年前的3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总量小、速度慢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四大指标1978年比1949年分别平均年递增5％、3．96％、10．8％、7．5％。1978年以后的26年为第二阶段，其特点是总量增大、速度加快。2004年的四大指标分别比1978年平均年递增9．7％、7．6％、7．3％、10．8％。尤其近4年的经济增长，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在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旱灾情况下创118350万元，比2000年平均年增长19．6％；农业总产值60001万元，比2000年平均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创历史新高；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6．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6亿元，比2000年分别平均递±曾14．8％和12．3％。以上数字说明洮南经济已经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的两段式特征，是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前30年经济形态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投入产出和结构受计划制约发展平衡，但速度缓慢。1978年以后的26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及转向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受国家政策和市场影响，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好时期，曾创下了工业企业利润居全省首位的水平。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徘徊发展的局面，波动较大。第一阶段总量小但稳步发展，第二阶段总量大、发展快但波动大。两段式的发展形态是国家经济形态变化的必然结果。
2．资金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总量上看，1978年，各项贷款余额为8659万元，到1988年达到了55624万元，是1978年的6．4倍，平均年递增20％。2004年已达到23．6709亿元。资金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最近几年贷款曾受金融政策制约出现了稳定发展态势，但仍具有投入决定产出的属性，呈明显的资金速度型的经济特征。
3．曲折而平行的经济发展形态。1978年以后，全市的经济在出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波浪式曲折发展过程，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农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上升或同――时期下降。这种曲折的平行说明了――方面是生产总值受工农业总产值和第三产业总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三个产业紧紧依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抗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
4．工业生产经历了稳步发展、快速发展、徘徊和低谷运行的3个阶段。前30年的工业呈稳步发展，这是全市经济的共性，后26年呈快速发展，是伴随着低谷运行的快速发展，曾经历了几年的速度和效益滑坡时期。稳步发展是受益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洮南作为计划经济时期总体经济的一个点，国家和省地从平衡经济的角度，在行业布局、资金投入、设备材料调剂等方面，尤其是毛、糖、革、纸等行业从全省工业基地角度考虑得到计划经济的倾斜，经济发展呈稳步态势。后26年由于加大了资金投入，工业企业和劳动人数的增加，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期。国家抓大放小和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发展的能力有限，尤其是受工业产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较小的限制，多年积弊同时暴发。当市场发生变化时，抗御冲击的能力弱，曾出现过低谷运行的局面。
无论波峰还是低谷，都不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都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利润居全省前列，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全国市场的毛纺织品抢购风潮和个别地区的肝病暴发，毛纺品、治肝药品供不应求，使得部分企业处于饱和生产状态，严格地说是市场给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良机。
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的体改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变化，加之企业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管理落后等计划经济遗留的积弊同时暴发。当市场发生变化时，使得轻纺型工业遭到严重冲击，受害重、损失大，出现了几年的低谷徘徊的局面。伴随着改革和扩大招商引资的步伐，洮南工业又早现出新的生机，一些新的产业在洮南落户，填补了产业的空白，成为洮南经济新的增长点。
5．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较低。56年的农业生产经历了稳步发展时期、高速发展时期和波动发展时期。全市的农业1979年以后的5年出现了高速发展时期，5年平均递增19．5％，创发展速度的最好水平。由于受自然因素制约，加之规模的集约经营水平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以后又进入了波动发展时期。
6．居高不下的各项贷款余额。全市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从1950年的13．1万元，发展到1996年的1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2．6％，到2004年的23．67亿元，平均增长2．7％。一是说明总量增长较快，二是说明较多的贷款中已形成一部分的呆滞和死化。
7．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不足，结构偏低。1949-1996年投资总和仅为9．14亿元。48年中唯有1993年突破1亿元(电厂投产因素)，占国民收入的27％，其他年份多数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48年合计的固定资产占国民收入的12．9％。按宏观经济的积累和消费的25：75比例关系衡量，洮南的投资结构是偏低的，欠帐较多，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是每年创新高，首先是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资金，修建了洮南城市道路及绿化等工程；其次，调动各部门财力实施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措施；三是通过招商对城市环境开发建设。到2004年，当年投资总量已达到6．87亿元，占生产总值的29．6％(现价)。在结构上处于平衡发展的行列。
8．农业、工业、商品零售业前48年三分天下，后8年工、农并重，第三产业优先发展。到1996年，48年总计的农业总产值57．5亿元，工业总产值57．8亿元，仅差0．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4．6亿元。如果扣除物价因素，也基本上是等量水平，具有鲜明的主体产业三分天下的属性。1997年以后的8年，工、农、商品零售业总产值分别为389737万元、309649万元、569301万元，可以说工业、农业并重，第三产业优先发展。
9．第三产业增加值、牧业总产值由结构偏低到攀升。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1986-1996年期间总量为10．3亿元，同期
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3亿元，比重为24％。世界范围内都以三户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的主要指标，按省和白城市的要求还有差距。牧业产值48年总量为10．1亿元，占同期农业总产值的17．7％，按市政府规划也有一定的距离。1996年牧业产值7174万元，2004年达到20768万元，平均每年增长14．2％。第三产业增加值2004年达到39217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3．1％。
二、经济运行状况对今后工作的启示
上述主要经济指标反映出洮南市经济的良好势头，同时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还很多，不可预测因素在增加，内部制约因素进一步显现。为保持洮南市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充分利用国家各项政策的同时，要分析研究和开发市场，提高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制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全市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三个发展”和“两个转变”。即：稳步发展农业、快速发展工业、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实施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转变，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总体产出水平。
1．调优农业，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避灾农业和适应农业，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突出发展以奶牛为主的现代牧业。战略性的调整生产资料投入结构，提高畜牧业整体产出水平。积极发展经济林业，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传统粗放农业向现代集约农业的转变。
2．调整结构，快速发展工业。根据现有工业基础，利用当地资源培育重点骨干企业，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做强新兴支柱产业，兴建高科技工业，开发高精尖产品，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改造进程，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发展拳头产品。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加快资源型工业向科技型工业的转变。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
3．搞活商贸，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稳步发展传统行业，积极发展新兴现代服务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推动信息咨询和中介服务业向规模化、规范化和商业化方向发展。完善提高有形市场建设．运用现代经营力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有形市场的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提高特色市场知名度。积极扶持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社区服务等加快发展。全方位打造品牌，扶持壮大经纪人队伍和新型经济合作组织，积极发展自营出口企业。扩大影响，促进内外贸易繁荣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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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在1958年前经营一些矿产品及农副产品的收购、调拨、转运出口及少量的加工业务,出口量很小。此后陆续成立了外贸机构和公司。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为了偿还苏联贷款,出口量有所增加。在“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全国一百多项重点项目中,重庆建有火力发电厂、肉联厂等几个项目,为重庆工业化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三线建设”,重庆由国家安排从法国和日本引进了四川维尼纶厂生产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从而开辟了我国又一个天然气化工新基地。另外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重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提供了一些劳务和经济援助。
从1964年开始,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基地,重庆地区迁建了东部地区的大批企业,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
从1978年以后到1983年计划单列以前,重庆开始恢复对外经贸工作。1979年,重庆宣布实行对外开放,1980年对外开港,1983年取得自营出口权。这一时期主要是为沿海口岸收购、调拨、转运出口货物。1982年开始有了一些进口贸易。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的对内开放进入一个新境界,初步培育并发展起一些个体私营企业,成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而今已经撑起重庆经济的半壁江山。
从这一特殊年代的开放经历,特别是“三线建设”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这两大亮点,我们仍然得到了一些启示――
一是开放乃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重庆开放的脚步。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成为重庆对内开放的主要亮点。“三线建设”尽管从主观上看,是国家为了战备需要,采用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结果,但在客观上促进了重庆的对内开放,不仅使重庆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奠定了对内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文精神。据不完全统计,“三线建设”从北京、天津、上海迁进重庆的移民约有50万人,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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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国有企业;运作;市场化问题
众所周知，无论是哪个发到国家，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为了协调好国有企业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再加上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性，不仅数量众多，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或者载体，所以笔者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体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最大的。
一、政企分家问题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以前是按照权利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进行，这也是计划经济的要求设置，这种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国有企业管理机构和政府机关管理机构合二为一。在这个时期，政府有权利管理企业，所以国有企业的整个管理体制组织代替了经济组织，企业家沦为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所以这个时期的企业不能全面开展，并且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严格的经济计算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必须的经济管理权限，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运营的优劣，结果都是一样，处于同一阶段的企业员工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
当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改革之后，重新定义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区分开来。通过这种改革，国家依然具有所有权，企业也重新拥有经营权，重新处理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之后，帮助企业摆脱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束缚和干预，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实际意义。
但是政企分家的倡议，提出了十几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从实质上说，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相关要求相悖，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的理论。与此同时，我国的投资资本和决策权，依然处于行政机构的手中，企业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依托行政部门，如果实行政企分家，断了企业的权利来源，那么企业想要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要实行政企分家，就应当进行政资分家，不然政企分家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二、国有企业负担问题
企业负担也可以看成是企业内外部在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范围外的各种经济压力，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种类企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点内容：
（一）退休金负担
退休职工处于在职状态时，为我国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处于退休状态后，国家应该发放相应的退休金。以前是将退休金上缴国家财政，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战略决策上的错误，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国家无力偿还这笔基金。现阶段，虽然职工的退休基金留归企业，但是许多国有企业存在大量亏损，对于这种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同样也无法发放这笔基金，也就是说国家将财政压力转交给了企业。而且越是老牌企业，退休职工的数量就越多，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的退休人员数量甚至超越了在职人员数量，这就加剧了企业的负担。
（二）冗员负担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基数过大，所以就业人数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中，其中熟练劳动力较少，新人较多。我国国有企业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就是因为是“铁饭碗”，这个优越性是民营、外企、合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当然就会成为人们择业的第一选择。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国有企业用工没有自主选择权，不能按照本企业的需求来选择人才，可以说我国国企的人员是只进不出，越来越多，就成为了企业的负担。
三、分配原则问题
在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应当实行市场化分配体制，也就是将市场化收入分配机制和市场化资源分配机制相结合。但是目前，国有企业分配原则问题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了国有企业与国家、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内部协调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是存在劳动收益权，不存在资产收益权，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大部分收益归国家所有，企业得到剩下收益中的一般，个人只能得到最少的一部分，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一线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性都被限制了。
在改革之后，就应当促使国有企业员工既拥有劳动收益权也拥有部分国家资产分配权，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促使国有资产保值或者升值，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
四、内部组织结构问题
对于企业内部组织关系来说，组成部门有三大力量，包括了经营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和企业工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国有企业现代生产的主要特点就是具备了复杂的技术装备，对生产过程涉及的机械化水平要求较高。随着国有经济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不断增强，科学管理水平也需要提高，但是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许多管理层的管理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单一，在生产过程中不能进行统一指挥，在发生生产问题时不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各个部门相对独立，不能相互配合。
五、产权问题
将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之后，为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了较好的契机，它强化了企业的利益关系，摆脱了国家的束缚和干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仅仅依靠这两种分权，依旧不能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两权分离没有真正触及到国家与国企之间的财政关系，经营者可以自负盈，但是不能自负亏。再加上两权分离后，企业并没有得到处置资产的权利，所以还不能成为真正市场的主体。
参考文献：
[1]陈工孟.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市场化问题[J].经济科学，1998，03：15-21.
[2]李怡群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课题组 李保民（组长）.建立国有企业市场化用人机制[N].首都建设报，2009-06-26005.
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范文4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论文库）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论文库）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论文库）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论文库）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论文库）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论文库）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论文库）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论文库）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论文库）府职能转变和政（论文库）府效率：包括GDP与政（论文库）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论文库）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论文库）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论文库）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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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范文5
水库移民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作，对于水库建设所需土地的征收、水库淹没补偿标准的确定、移民安置方式和安置去向的确定、移民安置区土地的调整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都需要各级政府进行监督、协调、实施，仅靠建设单位和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一艰巨工作的，这就要求我国水库移民工作实行政府负责制，即移民安置的政府行为。因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移民管理体制和移民管理机构，发挥政府在移民管理中的作用。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角色的定位仍然没有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政府在水库移民的管理中仍存在着角色的“越位”和“缺位”现象，由于政府角色不清，导致职能行使上的混乱，致使我国的水库移民工作产生了诸多问题。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移民工作仍需要通过政府行政行为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来完成，这就要求政府应在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发挥自身在弥补市场缺陷、防止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势，对自身的角色确定合理的限度，以适应水库移民工作的规律。
二、水库移民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水库移民活动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人口迁移活动，而是一个由多项活动所组成的过程，包括水库移民前期工作、移民搬迁安置的实施、移民生产生活后期扶持三个主要阶段。
（一）水库移民前期工作阶段
在水库移民前期工作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角色“缺位”和“越位”现象，如：在项目立项阶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为了工程的尽快上马，往往很少征求受影响人群或移民对工程项目的意见，在没有征求受影响人群意见的情形下就决定上马工程项目，没有尊重移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移民工作中存在着代替移民作决定的“越位”现象，同时在为移民提供参与机制和参与渠道的工作中也存在着“缺位”现象，没有为移民参与决策提供制度性支持；在移民安置规划编制阶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存在着角色的“越位”现象。一些省级或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为了安置规划能够尽快得到审批，工程能够尽快上马，往往采取“编”规划的方式，基本没有同移民和移民安置区居民沟通和协商，更谈不上采取听证的方式以征求移民的搬迁安置意愿，地方政府用自己的“意愿”代替了移民及其他移民组织的意愿，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没有考虑到移民安置地的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就盲目确定移民安置的去向、农村移民的生产安置方式等，致使在移民搬迁到安置地后面临着生产生活资源紧张、生产生活恢复困难等问题，严重侵害了移民的利益。
（二）水库移民安置实施阶段
在水库移民安置实施阶段，目前大多实行的是“业主出钱、地方政府包干”的模式，即项目法人或业主与省级地方政府签订承包合同（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投资包干协议），然后省一市一县一乡（镇）一村层层签订承包合同或协议，这实际上是一种业主只负责出钱而不负责移民之事，把移民工作丢给地方政府来管的做法。由于地方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的混乱，在移民安置具体工作中还存在着与移民或其他社会组织争利的现象，而忽视了地方政府应承担的维护水库移民权益与监管移民安置工作方面的职能；其次，在农村移民建房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也存在着角色的“缺位”和“越位”现象。
（三）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阶段
水库移民的后期扶持政策既体现了国家对水库移民负责的精神，也体现了水库移民分享工程效益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原则，对于提高水库移民生产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移民搬迁安置后国家要对移民进行一定时期的后期生产生活扶持，以帮助移民恢复和提高生产生活水平。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实施，这就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在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各级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不明确，在后期扶持活动中，各级地方政府往往包办代替了移民自身应承担的职责，却忽视了为移民生产生活的恢复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政府的“缺位”和“越位”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第一，一些省级地方政府在编制移民后期扶持规划时没有充分听取广大移民的意见，没有尊重移民作为后期扶持对象的主体地位，剥夺了移民的参与权，致使一些项目不符合移民意愿，致使移民与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影响了后期扶持工作的顺利实施；第二，有些地方政府由于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对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不到位，导致出现有部门挪用、截留、挤占移民扶持资金和个别移民干部贪占、挪用移民扶持资金的现象，致使大量移民后期扶持资金流失；第三，在加强对移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实用技术的培训，以增强移民就业能力等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存在着“缺位”现象。
三、水库移民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水库移民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中转变过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移民工作的新特点，重新定位其在水库移民管理工作中的角色，逐步从自己不该管、管不好的领域中退出，在自己的边界范围内活动，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管理的要求，各级政府在水库移民工作中应突出服务、监督和协调的作用，而不是突出行政命令的作用；应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一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规定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应突出自身作用的“有限性”，充当市场运行机制的补充者，不插手社会组织、中介机构或者公民个人可以承担的事务，实现自身角色的正确定位，这对于实行移民政府负责制的我国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的水库移民管理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各级政府与项目法人之间、各级政府与移民之间、各级政府与移民设计、监督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在水库移民管理工作中的角色。
（一）相关主体的利益协调者
马克思说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多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协调水库移民工作各利益主体之间不同利益的就是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移民工作，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移民机构及各职能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项目建设法人、规划设计单位、监督评估单位、移民群体和移民自治组织等多个利益主体，而各利益主体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诉求。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我们要承认并保护市场各利益主体的合理合法利益，而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对其合理部分也加以反对。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目标的不同，就可能造成各主体之间利益的相互冲突甚至对立，这种冲突或对立可能会使个别主体的利益遭受损失，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对整个水库移民安置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导致水库移民工作目标难以实现。因此，为了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各主体能被谐协成一个有机整体，协调一致地完成水库移民工作，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协调、整合各利益主体之间不同利益的部门，由政府的性质和职能决定，这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只能由政府承担。各级政府要承担起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必须正确履行其相关职能。
政府要成功地担当起水库移民工作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者，其重要前提是政府只能作为利益协调者而不能作为利益“参与者”或利益分配者，即政府必须充当“利益局外人”角色，独立于利益关系之外，既不同移民工作其他相关主体争利，更不与移民争利，这是政府进行利益关系协调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各移民管理主体的利益实现积极的协调和整合，政府必须做好如下工作：首先，中央政府应建立一个调整各相关主体利益的宏观调控机制。由于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行为，如果完全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调节，那么，作为弱势群体的水库移民就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可能会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引发社会矛盾，因而，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和调节。中央政府政府可通过诸如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建立水库移民分享工程效益的长效机制、建立农村移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来保护移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其次，政府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一方面要承认由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导致移民利益受到了损失，国家不能无偿“剥夺”移民的利益，要给予移民合理补偿；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对移民的宣传教育，依据法律规定加强对移民行为进行引导、规范和管理，应该使移民看到，国家进行工程建设是为了实现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不能因为工程建设使自己遭受了损失就可以“漫天要价”，更不能因为补偿要求不满意而阻挠工程建设；最后，政府要建立利益一种协调机制。在水库移民工作中，项目业主、移民工程监理、监督评估单位以及移民群体和移民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追求，由于各利益主体利益目标的不同，就可能导致各主体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为了减小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对水库移民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要求政府从制度层面建立一种利益协调机制，以使各利益主体在此机制的制约下产生一定的同向性和协调性，共同推动水库移民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水库移民权益的维护者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每个个体成员让渡其部分权利，形成公权力，以此来保护他们的个体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是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的。作为国家的代表—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对社会个体的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进行保护。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无可否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是难以避免的，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兴建大量水利水电工程，免不了触及到公民的私有财产，如水库的建设淹没了移民房屋及其他财产。但即使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和征用时，也只能通过契约的形式合理合法解决，而不是政府的强制，这是社会公正的要求。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价值和利益都应该得到保证和维护。所以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持公共秩序，在于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创造公平、安全的环境，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服务。但由于长期以来“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思想的影响，我国水库移民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一直未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往往采用研究行政命令强制征用移民土地和拆迁移民房屋，甚至采取水赶人走的极端方法，致使移民合法私有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严重侵害了水库移民权益。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尽快转变自身角色，勇敢担当起水库移民权益维护者的角色。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要做好水库移民前期工作，根据当地资源情况，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编制移民安置规划，从根本上建立水库移民经济补偿机制，规避征用土地和拆迁房屋的随意性，确保移民的经济损失得到合理的补偿；其次，县级政府要正确处理自身作为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实施者与移民工作的管理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在做好水库移民安置实施任务的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加强对移民工作的监督和管理，把工作的着力点切实转变到为水库移民提供公共服务、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水库移民权益上来。县级政府在水库移民工作中要积极转变执政理念和角色认识观念，明确其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的代表者，在水库移民工作中只能充当“利益局外人”角色，而不能同移民其他相关主体争利，更不能与移民争利，实现自身作为社会公正代表者的角色归位。同时，省级政府要加强对县级政府的监督力度，防止县级政府作为移民安置实施的“唯一承包商”而为了地区或官员个人私利损害国家、集体和移民个人的利益；最后，各级政府根据行政管理的层级，加强层层行政监督力度。在水库移民工作，由于各级政府监管角色的缺位，导致各级地方政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挤占、截留、挪用移民补偿安置资金和后期扶持资金的情况，这一情况在县级政府更为明显。根据法律规定，通过调剂土地安置移民的，移民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集体财产补偿费将直接全额兑付给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由于安置补偿金没有直接发放到移民个人手中，再加之一些县级政府对这部分资金监管不到位，导致部分乡（镇）政府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侵占、挪用移民补偿安置资金现象，严重侵害了移民权益。
（三）市场运行机制的补充者
从政府型态学的观点来看，现代政府可以分为无限政府与有限政府两类。所谓无限政府，是指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将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均纳入自己的决策和管理范围之中，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一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通常说来，无限政府与计划经济往往互为表里，相互支持。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保障，两者相辅相成，须臾不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往往认为自己的能力边界是无限的，可以包打天下，其制定决策缺乏科学和民主。这一政府型态表现在移民工作中就是移民安置工作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没有考虑到水库移民的承受能力，没有具体分析各移民安置地的实际环境容量情况，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移民安置规划，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强制移民进行搬迁，把移民搬迁安置只看成是简单的搬搬家而已，有的要移民自找门路，自己组织搬迁，更有甚者，为了赶工程进度，提前下闸蓄水，甚至采用了一些极端做法迫使移民搬迁，严重侵害了水库移民的权益。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项目发生了重大变化，移民安置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行法律法规中的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新形式下移民安置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旧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移民管理的需要。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国家、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和企业的利益目标不再一致，移民安置中政府、项目建设业主、集体、移民个人等相关权益主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体制和投资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水利水电工程投资主体己由单一的国家投资向国家、地方、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个人等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政府在内的作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相关主体，其在自利性的支配下往往会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这也是个别地方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挤占、截留、挪用移民补偿资金，出现政府与移民争利的主要原因。
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移民管理工作的新需要，顺利完成水库移民安置任务，实现水库移民安置目标，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移民安置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经济和法律手段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转换自身角色，从过去“无所不能”的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更多的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功能，逐步从自己不该管、管不好的领域中退出，进入自己该管而没有管的领域，加强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所谓有限政府，是指政府在法治的基础上，依循自由竞争的原则，充分发挥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矫正所得分配不均现象，其主要特征是政府既不主导一切，也不决定一切，更不包办一切。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库移民管理工作中，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要明确自己的活动边界，防止出现角色“越位”。水库移民搬迁到安置地后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各级地方政府要尊重水库移民作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移民个人的选择权，而不应代替移民做决策，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政府应从资源的分配者转变为资源合理配置的引导者，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各级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制定并执行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竟争秩序，完善市场服务体系，为水库移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安置地的县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应提供移民新安置地的诸如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化、卫生等与移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满足移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不应过度涉入移民的私权领域，如一些地方政府强行规定移民的建房标准就是政府对公民私权的干预；最后，政府要正确处理好与移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移民自治组织作为沟通政府与移民的一个桥梁和渠道，在反映移民利益诉求，维护移民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而又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积极扶持并培育移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制定法规法规规范移民自治组织的活动，加强对这一组织的监管，为移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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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范文6
关键词：科研院所转制；现代化财务管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成本控制；预算控制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36-0216-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36.107
1990年以来，顺应市场的发展要求，我国的科研机构纷纷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在现代化财务管理的影响下，我国科研机构的财务管理也纷纷向现代化财务管理体制走去，为科研院所所的持续健康发展奉献了不小的力量。但是由于科研院所所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当转制为企业后，许多科研院所所表现出不能很好地适应企业的现代化经营方式，严重地制约了科研院所的健康持续发展，许多科研院所转制为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模式后多数以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为目标，许多科研院所由于太过追求利润，造成了对科技的研发和创新的忽略，这样直接导致了科研院所在同行的竞争中丢失了以往的优势地位，在以后的发展中缺乏后续动力。在改制过程中大多数科研院所所还在继承着以往财务方面的管理体制，导致内部财务系统的职责比较混淆，内部监督较为松散，核算方式不是十分精确，会计报告虚假等缺陷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研院所资产流失的后果。
1 科研院所所转制后现代化财务管理的弊端
1.1 从理论上看科研机构财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
1.1.1 传统的资本理论，忽略无形资产。人才是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动力的源泉、科技创新的基础，一项好的技术和一个好的管理者可以营救一个企业。但是在传统的资本理论中，对这些忽略严重，造成了人才的流失，进而危害了科研院所的利益。
1.1.2 传统的剩余理论分配缺陷，不能更好地分配资本和劳动者的价值。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它认为劳动者创造了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应该归劳动者所有，该理论忽略了资对创造剩余价值的贡献；另外一些理论又强调了资本的价值，从而导致不能更好公平地对劳动者和资本投入者的价值分配。
1.2 从资金的投融方面看科研机构财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
1.2.1 融资方面存在的弊端：（1）认为融资比用资重要，认为资金筹集得越多越好。（2）筹资的最好方式是发行股票，却不知这样的方式让科研院所负债越来高，一方面导致生产成本过高，经营的成本用于归还贷款利息，用于营运资本如企业投入的技术创新的资本较少，从而失去了技术上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改制后上市融资成为了研究所不计负债后果拼命追逐的目标，使研究所付出了极高的债务代价，不利于研究所得组织结构优化。
1.2.2 投资方面存在的弊端：（1）认为资本扩张的越多越好，改制后，许多科研院所纷纷开始对小企业或经营不善的企业收购、兼并或者对其他企业转赠和送股，出现了经营与资本无法实现同步增长，许多收购兼并的企业成为科研院所的包袱，经营的结果不理想，引起了科研院所财务状况的恶化；（2）许多科研院所认为实物资产比企业现金重要，于是把科研院所的大量现金用来购买实物Y产，忽视了科研院所对现金流的需求。
1.3 从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上看科研机构财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
就科研院所的内部财务控制管理来说，主要是分为成本的控制、预算的控制、信息化的控制、内部会计的控制等。
1.3.1 成本的控制。近年来许多科研院所对成本费用的控制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模式，依赖着员工个人的素质和觉悟，弱化了内部的程序控管，导致企业成本负担一直很大，无法更多地投入其他的建设方面去。
1.3.2 预算的控制。在改制以来，许多科研院所都有着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大量的收入大量支出的弊端，这个弊端让科研院所的预算行为变得形式化了起来，一般对下年的经营以及收支情况都是靠上一年的收支情况去估计，这样的预算方式相当的不精确，在制定之前缺乏精心的测算，制定后也没有监督控制执行，年尾还不进行考评测定，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无法对企业来年的预算形成指导作用，更别谈对企业的决策做出基础的依据，对企业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
1.3.3 信息化的控制。当今，信息化的浪潮已经遍布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网络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企业的会计工作也随着时代的脚步走上了信息化的发展道路，许多企业利用电脑代替人工进行会计记账、财务报表等工作，大大地让会计的工作量减少，提高了会计的工作效率，把繁琐的工作经过计算机的运算和处理，变得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可以促进转制后的科研院所的财务管理变得制度化和规范化，进而提高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以及企业的管理效率。但是许多改制后的科研院所要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不没有能够利用信息化处理财务工作的人才，导致科研院所的工作效率在同行企业中远远落后。
1.3.4 内部会计的控制。自从科研院所转制以来，由于许多方面的因素，大部分科研院所还没有建立内部会计控制的相关制度，常常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财务收支管理方面非常混乱，责任不清，监管制度不严密，使科研院所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2 解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