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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原因范文1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原因范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模式,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047-1.5
从法国巴黎郊外蔓延至全国的社会骚乱,再到美国公交车工人圣诞罢工事件,这些因人口老龄化而引发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似乎都是遥远的图景——数十年来,人口太多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显现,引发了一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使得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21世纪所面临的又一大人口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发展趋势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较2010年上升了2.9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较2000年上升了1.91%。根据全国老龄办预测,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17%;2050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总量超过4亿。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原因
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改善,人口平均寿命延长。近年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老年人数量增加,这是老龄化社会形成、发展以及成熟的一大原因。201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3岁,比2000年的71.4岁增长了2.24%,比1985年的68.9岁增长了5.95%。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比2000年增长了58.38%,比1990年增长了近147%。
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20世纪末,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由计划生育初期的总和生育率6%左右降低到了现在的更替水平之下的1.8%左右。少儿人口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则相对上升,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人口流动、迁移的经常化,使老龄人在某个地区集中化。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城镇劳动力不足,使得农村地区的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青壮年人口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促使农村、不发达地区的人口趋向老龄化。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劳动适龄人口的内部结构上看,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这可能会影响劳动力的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抚养人口和被抚养人口、消费人口和生产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等的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的影响。首先,人口老龄化会使养老金支出占社会保障费用的比重快速提高,可能会出现社会保障资金入不敷出的局面。其次,人口老龄化促使社会医疗保障的中心向老年人口方面转移,必将促使医疗模式向侧重长期保健和疾病预防方面转变以及医疗保障资金的迅速增加。最后,我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并且伴随着老年人家庭不断空巢变化的趋势,对老年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老年人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退休金增长与社会发展同步问题、生病就医缺乏保障问题以及老年人精神生活如何充实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结构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国的家庭规模正在不断缩小,空巢老年人家庭和单身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势必引起家庭养老功能部分向社区和社会养老转移成为必然。
五、我国人口老龄化应对措施
逐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虽然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控制人口增长仍然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但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比经济规律铁得多。韩国的经历使我们不得不吸取教训,我国应逐步放宽生育控制政策,避免人为地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
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所享有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10-20年内逐步消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一种客观需求,这方面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我国能否成功地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此,我国应把人口政策的重点切实放到提高人口素质上来,逐步用人口素质优势取代人口数量优势。
鼓励老年人口就业,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老年人有着多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继续参加工作对社会仍将做出很大贡献,同时也可增加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充实老年生活。政府应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并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岗位,以提高人才资源的利用率。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养”是几千年来人们美好的追求,我国政府应积极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加强老年服务设施建设,改善服务设施不足及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使得老年人能有一个安稳快乐的晚年。
弘扬传统美德,大力倡导家庭亲情关怀。空巢老年人家庭的不断增加使老年人的晚年更加寂寞,政府应加强舆论宣传,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化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意识,全社会应确立家庭敬老、养老的思想,形成家庭养老的良好氛围。
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原因范文3
1、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老年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年人口迅速增长,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重大。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增长速度相当惊人,老龄人口增速过快,增长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地区及城乡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受到我国幅员广阔、地区间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影响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不断上升,表现出一致性。劳动力对经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并存。随着人口向高龄化迈进,劳动力年龄也将出现高龄化现象,随着高龄劳动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那时,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
2、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作为构成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多种因素:例如人口规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者个人偏好以及劳动制度、工资制度等,都会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发展,相关的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也会对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随着这些人成为中年和年长劳动力时,期内人口老龄化还不会过度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技术结构转型,并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来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会加大企业的经济负担,对于新知识、新技术接受比较困难,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任何事物和问题都是利弊相连的,老年型劳动力多从事经验型、熟练型劳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条件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年轻劳动力多从事创新性劳动,只要合理分工均能说明老龄化不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当今知识经济的爆发式发展,我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期。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合适的劳动力技术结构与之相匹配。但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有所不同,老年人对商品市场中的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较大。政府是推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要发展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产业和老龄服务产业。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启示。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经验包括各种各样的养老金制度,多种多样的退休制度,形形的老人服务机构和其他一些对策。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养老保障必须法制化,我国必须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靠完备的法制强制推行,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养老保险基金在来源上应多样化。建立长效稳固的社保资金筹措机制,在运营上应向商业化发展,政府制定某些重要项目的全国统一标准,在基金管理体制上尽可能避免过快地分散化。应充分重视家庭养老的作用,强调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家庭内各成员间的社会保障相关联,努力在社会上形成家庭成员内“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3、对策与建议
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原因范文4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养老;养老体系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149-02
1 我国人口老龄现状分析
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21世纪前半叶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我国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以上,呈现出“先富后老”,这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在多重压力下度过人口老龄化阶段。21世纪前半叶,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我国各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的差异比较大。我国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还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四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山东等中东部发达地区(四川除外);而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如新疆、、青海、宁夏等,人口结构仍处在较为年轻的状态。中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通过吸引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满足。因此,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将减小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如果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出现不发达地区老龄化问题比发达地区更严重的情况。权威部门预测,未来5~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2010年将接近1.6亿人。许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成为所谓的“空巢家庭”。
2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增加了社会费用的支出
由于赡养老年人与抚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赡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2∶1~3∶1。尽管中国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扶养人口总比例增加不多,但社会费用的支出仍将稳定地增长。医疗费用及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高所得税、高社会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1/3。美国某些年的养老金开支超过国防费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保障费用也曾高达GDP的13%,近年稳定在5%左右。
2.2 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
老年人疾病多,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据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退休职工医疗费用与在职职工相比约为3∶1,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1。我国正在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这些数据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一些城市重视加强社区建设,使老年人在社区中得到方便的医疗、保健咨询服务,降低了医疗开支,这些都是有益的经验。从管理体制上,还可实行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保障的力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一些地区试点,对大病治疗给予有力的支持。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60%是因疾病、灾害造成的。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2.3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更新停滞,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表现比较明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2.4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时期
老龄化虽然对劳动力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有利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好处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力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从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呈现,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发展。
2.5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
老年人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各种类型精神疾病困扰着广大的老年人群,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家庭联系松散,丧偶以后独居的老人尤其感到孤立无助。因此,社会必须建立一些老人活动、交流场所。组织年轻人让他们陪老人聊天、打球、读报、同老人出去散步等,满足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形成一种不同年龄阶段的和谐相处的家庭式氛围,方便和丰富老年人生活。建立老人教育市场。计算机、琴棋书画、适合的健身运动都会吸引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和青少年的减少,大学向老人开放,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教育,将是老龄社会大学经营者的一项新选择。这些都需要社会付出管理成本。
3 提升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从市级以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管理和服务劳动保障已建立了5级管理和服务体系,分别是:市退管中心、区退管中心、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社(村)劳动保障工作站、退管小组。这种体系基本能保证日常的管理工作,但离服务工作的要求还是不够的。
3.1 管理体系的难点和建议
领取养老金和抚恤金的人员中有一部分居住在异地,也就是说领取养老金的地方与生活居住地不在一个地方。这部分人员的管理事实上就脱离了我们现有的5级管理。现有弥补的措施是:委托居住地的劳动保障事务所每年认证一次。这样异地人员的生存信息往往是滞后的,造成养老金、抚恤金的流失。每年一次的认证给居住在异地的人员也添加了无形的负担。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可以将异地居住的人员的生存信息管理归居住的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管理,以传真、电话等形式进行当月通报,养老金及各种费用还保留在原渠道领取。这是一种利用现有工作平台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3.2 服务体系的难点和建议
现在的5级管理体系很适合管理,但对于服务就不是很适应。因为这5级组织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的使用是有额度和途径限制的。要想搞服务必须申请专项基金。只有经过深入调查的可行性项目,才可以申请专项基金。因此,我们必须要主动立项,并对立项的项目做出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规模大小、是一次性还是不定期等情况可以请系统内或请专家一起做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执行可以内部执行也可以外部服务执行。现在需要立项的项目实际上很多,由于在管理体系中没有这项内容,因此,我们现有的一些服务项目都是一些传统的项目,如在原有的活动点增加活动器材后加挂名称、重病慰问、节日慰问等。而有些项目的由于没有前期的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大都无法开展,如困难退休人员救助金、银龄计划等。因此,要想把服务做好有必要把立项和项目管理纳入这一体系中,随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的贯彻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由于服务的内容非常多,肯定会受到人员、经费的限制。因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比如志愿者、社会募捐等。
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原因范文5
摘要: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保险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然而我国的保险市场乃至社会保险市场仍然不够成熟,并暴露出诸多问题,从某些侧面体现出中国社保体制的弊端。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势必将影响到我国的整体社会保险水平,甚至会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社会保险;存在问题;老龄化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其中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各种保障制度。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595万人。2008年,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为91.5%。低保等制度的实施使得低收入居民生活得到了切实的保障。2008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61万人。2008年有2335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4306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于保障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原有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便日益暴露出来。
一、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存在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它关系到社会成员中能有多少人能够直接享受到社会保障权利,进而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相比之下还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不利于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和多种渠道就业的政策实施。在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人还不到2亿。而且,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农村参保人数仅占农业总人口的7%,1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如此低,难以保证农村居民的参保需要。多数城镇职工未能享有社会保险,而广大农民则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上这些情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并且已经成为影响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隐患。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具体做法主要有完善现有的保障制度,真正的实现“应保尽保”,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扩大社会几近筹集渠道。从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问题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应该真正把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具体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人口的老龄化情况提前到达高峰。发生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样的,从我国的发展来看,主要是因为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加快,经济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水平也稳步提高,所以人口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增加导致,还有就是我国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为了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这一措施更加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必须要说的是中国现在处于社会经济不太发达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也就是“未富先老”,也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所以就会增加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
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这就会直接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换句话说就是年轻人工作,但是所得需要分出一部分给退休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年人,所以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越大,那么成年劳动力的负担就必然越重。如此发展下去也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同时也会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一旦我国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真正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当时收取的养老金是不足以支付得起退休人员的退休费用的。如果不能采取多种措施化解由于新旧养老制度转型而形成的种种问题,未来终将会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冲击。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因为我国特殊国情,人口老龄化在我国表现的就更加的突出了,解决起来的难度也更加的大。所以我们要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符合国家情况的措施,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要发展经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为养老提供坚强的经济后盾。明确老龄道路,提高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制定相关措施缓解老龄化问题。最后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使老年人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
三、权利与责任界限划分不清晰
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是以减轻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责任为出发点的。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界定依然不清晰。与此同时,企业和个人都普遍感觉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个人的基本养老金缴费比例也逐年增加,同时人们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满意程度也在增加。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方权利和责任的界定不明确。政府的钱花在了什么地方,老百姓根本就不清楚;企业与个人缴用了多少费用有多少回报率,也没有明确的预期。因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有多大程度,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在哪些方面,在何种水平,都应该进一步的明确,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责任共担的机制。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问题是明显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这就需要全社会都动员起来。政府、企业、个人各自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完善中国社会保险体制贡献一份力量。为使中国社会保险真正走向成熟,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何平《社会保障概论》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原因范文6
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的发展历经了从无法无天到所谓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过程。伴随此过程,社会大众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中国式法律情结,即将法律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对任何问题的终极解决本能地求助于炮制一部立法。
此种对立法的浪漫主义、功利主义的对待,不仅没有提升法律的权威,反而陷入了古人所称的“法律滋彰,盗贼多有”的困局。
如果一部法律不能实现其立法设计的初衷,巨大的心理落差甚至会催生出对法律本身的不信任。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指引,一旦正式颁布实施,社会大众应该保持一体遵从。对法律条款自身设计的异议应仅在开放立法的过程中遵循正当程序予以表达,任何法律条款的设计不当不影响其正式法律效力的发挥。在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款没有依据正当法律程序修改或者废止之前,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能因为对法律条款的不能理解或者高度质疑而拒绝法律的执行,这些便是法律权威得以形成的真谛。
因此任何有关法律完善与否的讨论,其宗旨应为如何促进法律更好地实施,而不能是怀疑或者消解法律的权威。
“看望条款”的执行,首先可能遭遇的难题是,该条款使用了“经常看望”这样不确定的时间表达。“经常”一词在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持久不变的”,对此条款中“经常”一词的解释肯定不能使用这样的语义。正确的理解方法,是将其植入个案的具体情境并遵循社会的一般常理来加以确定。
不过,“看望条款”按其性质只是一个道德法律化的倡导条款,通常情况下它并不具有可诉性、可裁判性和可执行性,因此,个案的考量其实是一个虚置的指标。按照社会一般常理,父母与子女之情是人间至情至性的亲密关系,逢年过节子女当然应探视看望,这些节日至少应该包括了春节、中秋、重阳以及父母生日等,但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急剧社会变迁撕裂了田园牧歌式的人间温情,诸多子女父母天各一方的现实使这种看望的期待沦为梦境的想象,加上其他原因如制度的不配套、时间的匆忙以及客观经济条件的不具备,更易使看望的责任蜕变为“父母在那头、子女在这头”的唏嘘。
“看望条款”的立法原意旨在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孤独与落寞问题。对老人物质生活拮据和生理残缺的刻意忽视与粗暴对待,达到一定危害程度的,则由刑法上的遗弃与虐待罪来予以追惩;或者由民事制度的侵权赔偿制度来给予克服矫正。
空巢老人是中国晚近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密切关联。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规定,6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自1999年即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从2001年到210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未富先老,这对于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处理创造财富者的工作、生活福利与养老的社会责任分担之间的矛盾,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老龄化社会的过早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意味着中国家庭形态的剧变。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中国农耕社会形态下积累的对付人生不确定事态的重要经验,于是多子多福成为人生的重要规训和理想愿景。这样的人生践履造就了儿孙满堂、几代同居的家庭形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展开,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强制性减少人口为目标的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得典型的中国式大家庭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梦幻,并造成“421”式的家庭形态(一对夫妻养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急剧扩张。
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起作为主要养老主体的义务,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建立起完备的养老保障体系,兴建优良的养老设施。但是,由于社会保障资金存在的大量缺口和国家财政资金的力不从心,中国的养老社会保障尚不能称为公民的一项完整的积极公民权利。《老年权益保障法》第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对当下某种程度上颇为尴尬的养老现实的准确反映。
国家养老制度的不尽如人意,也消解了人口计划生育制度的正当性。国家当初推行计划生育时,为了打消社会大众的顾虑,曾承诺养老由国家来负担,可当公民履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后,国家的承诺却是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