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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本质范文1
【关键词】经理股票期权；本土化；优化
一、引言
被誉为经理人“金手铐”的经理股票期权（Employee Stock Owner），是企业通过授予经理人未来以约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公司普通股的选择权，从而将经理人的个人利益同公司股价表现紧密联系起来的新型激励手段。为弱化委托――矛盾，对经理人员进行长期激励，ESO作为一种薪酬形式于20世纪80年代被运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企业的薪酬与职位价值而非个人价值挂钩，经营者激励严重不足的难题，股票期权机制于20世纪90年代末被引入我国。
就在ESO在我国市场蓬勃发展之时，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已有实证研究表明，ESO的使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不显著。周立、徐立锋（2011）以2007至2009年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总体样本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并没有发挥作用。ESO本身设计存在的问题和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都给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本土化带来了一定障碍，由此许多学者呼吁当理性看待这一舶来品。笔者认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对ESO进行优化设计，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制度本身和相关法律政策，是真正实现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本土化，充分利用这一灵活激励机制达到预期目的的必要思路。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展了大量关于ESO在我国运用情况的研究。综合来看，股票期权的激励约束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主要基于机制本身的缺陷、亚太经理人市场的特殊性和我国尚不成熟的外部环境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机制设计方面，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制约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这一内在原因导致种种问题在ESO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孙卓立（2000）认为ESO的作用主要在于激励而不是惩罚，这种有奖无罚的特点可能会使经营者有恃无恐，向企业股东转移决策风险。牛春巧（2005）也提出传统股票期权激励模式是一种单边激励，当公司股票价格上涨时，经营者持有的股票期权才有行权的价值；否则经营者会放弃行权，激励作用也随之消失。吴斯亚、罗群（2009）认为股价对公司经营状况的不完全反映会造成“搭便车”现象。其次，亚太经理人市场的特殊性也引发了ESO在实施过程中的新问题。谭轶群、刘国买（2006）认为除企业经营业绩外，行业发展前景和宏观经济等经理不可控制因素同样引发股票价格波动，仅以某时点股票价格高低为评判标准给予经理报酬的传统经理股票期权机制有失公平。张晨宇、肖淑芳等（2007）也提出，美国上市公司中应用最广泛的标准期权模型（B－S模型）被用于确定期权收益的时点价格时易被经理人操纵。再次，我国尚不成熟的外部环境也是ESO本土化进程中的一大阻力。沈俊（2002）认为我国关于经营层持股与出售的政策性限制使股票期权制度的设计变得困难。高永刚、李丹（2003）提出经理股票期权的本土化需要有适宜其生长的外部市场环境，而我国目前缺乏规范的资本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
针对上述三方面内部及外部原因导致的若干问题，相关文献提出的解决方案定性分析多于定量研究；侧重对加强外在约束的探索，而对从期权本身出发加强内在约束的研究有所欠缺；或者仅从一些角度提出了某种改进思想，但并未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三、中国市场的股权激励机制优化方案
为有针对性地解决ESO本土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本文试图将理论及实务界探索出的改进思想加以整合和修改，主要从强化制度内在约束作用的角度，提出针对中国市场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的具体优化方案。综合来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优化。
（一）考虑经营绩效的动态行权价格
为解决传统股票期权激励模式激励不充分，约束力不足的问题，增加一个以业绩达标为前提的行权条件是有必要的。国内公司目前主要采用的业绩评价指标是市场导向指标和公司财务指标。然而这两种指标都有各自的缺陷，前者依赖于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后者易导致经营者为获取当前利益牺牲公司的未来发展，甚至引发财务造假。为了弥补其不足，在此我们引入经济增加值（EVA）指标作为企业业绩评价的基础。它充分考虑了股东投资的机会成本，纠正了会计指标对真实业绩的扭曲，只有当EVA>0，即税后净利润扣除投入资本机会成本的余额为正时，激励对象才为公司创造了价值。同时，为在收益中更好地反映经理人的真实业绩水平和努力程度以及是否考虑到公司的长远利益，可借鉴EVA的思想，在期权授予后根据每年的经营绩效对固定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使行权价随利润增长呈动态化上升。具体的调整指标为：当期行权价增加的幅度为本期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与股息率(Divend Yield，简记为DY)之差。动态的行权价格使持有人收益与其预期表现呈现正向关系，同时增强了ESO的约束力，有助于较准确地体现经营者主观努力的程度，使得考核指标更具科学性。
（二）剔除股价指数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中，行权价格采取事先约定的固定价格，这种不随股市行情变动而变动的定值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搭便车”的现象。于是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从执行价格中剔除股价指数影响的思想，并展开了相关研究。Rappaprot Alfred(1999)根据相对业绩思想和固定执行价格股票期权缺陷提出将股票期权执行价格与行业指数或市场指数联系起来消除系统风险的股票期权指数化思想。Johonson&Tian(2000)基于股票期权执行价格指数化思想和Margrable－Fisher－Stulz(1978)提出的交换期权定价模型，构建了欧式绝对单指数化管理者股票期权。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剔除股价指数影响后，由于行权价随大盘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使股票期权激励在股价普遍下跌时同样具有激励作用，克服了传统的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只在牛市有效的缺陷。
这一思想的运用考虑了通胀和行业因素，可避免股价对公司经营状况的不完全反映造成的“搭便车”现象，使期权收益与经理人业绩的相关程度提高。然而，笔者认为，行权价格是公司综合考虑之前股票价格、对股价走势预期、激励力度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若不断跟随大盘对其进行调整，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扭曲原来的激励计划。因此,对该方法略作调整，通过对股票价格进行指数化处理以剔除大盘的影响。
（三）引入亚式期权
为解决亚洲经理人市场股权激励中存在的投机行为，属于强路径期权的亚式期权被引入期权激励制度中。其与标准股票期权的区别在于：在到期日确定期权收益时，不是采用股票当时的市场价格，而是用期权合同期内某段时间股票价格的平均值。亚式期权的收益依附于标准的资产有效期至少一段时间内的平均价格，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操作，在抑制期权拥有者在接近到期日时操纵公司股价、牟取暴利的行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综合以上策略，将业绩相对化和指数化以及亚式期权思想运用到ESO持有者收益的确定中，笔者通过一定的指标筛选和调整，设计了如下优化模型：
1.行权条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行业平均水平或高于行业平均一定比例；EVA>0。这一行权条件由财务指标和EVA指标共同构成，保障了股东的利益，并使经营者更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
2.若持有者行权，每股股票期权收益为：
Y=MAX[ (St× )－K×(1+WACC－DY),0]
其中，St表示t时刻公司的股价，K表示授权时的初始行权价格，WACC表示公司当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DY表示当年股息率（即公司当年分配的股息与股价之比），I0，IT分别表示期权授予时和执行时公司所在行业的股价指数。优化设计后的股权期权收益将经营者的利益与公司总体效益相联系，而不是仅与到期日的股票市值相联系，有利于实现激励与约束的有机结合，并使激励具有持续性。
四、实证检验
（一）检验对象的选取
传统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设计使得大盘走势对最终收益有着重要影响，为突出这一影响带来的“搭便车”等问题，笔者意在选取大盘价格发生巨大震荡的时期作为研究对象。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其间上证指数曾从6124点的高点跌至1664点的谷底，近年来随着经济复苏又曾回到3478点的高位。而于2006年年底推出是伊利股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正好经历了这一时期，其股价也发生了先下降再回升的一次大动荡。因此，笔者选取伊利股份作为检验对象，验证传统方案的不足和优化模型的优越性。
（二）方案调整前后期权收益情况
1．公司业绩变化情况。为比较方案调整前后期权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反映情况，并且考虑到股票期权激励的初衷是希望公司业绩获得增长，笔者选取了伊利集团2007年到2010年的EVA的增长率作为反映公司业绩情况的指标。EVA的计算采取简化公式：
EVA=EBIT(1－Tc)－WACC×总资本
其中，息税前利润(EBIT)、总资本的数据通过公司年报获得，所得税率(Tc)取25%，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的公式为：
WACC=债权资本成本率×（债权资本/资本总额）×（1－所得税率）+股本资本成本率×（股本资本/资本总额）
其中，债权资本成本率取当年3～5年贷款利率的调整值（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所实施的天数进行加权平均），股本资本成本率根据CAPM模型进行估算：
RS=Rf+β×(Rm－Rf)
其中，Rf取当年一年期存款利率的调整值（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所实施的天数进行加权平均），β利用伊利股份2007年1月到2011年4月的股价数据根据线性回归得到，为0.866，风险溢价(Rm－Rf)取学者估算值6.38%。由此估算出2006到2010年的WACC分别为0.0648、0.0723、0.0805、0.0681和0.0683，从而得到2007、2008、2009和2010年公司EVA相对与上一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25%、－76%、93%和37%。
2.方案调整前后期权收益情况。传统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中，股票期权收益为：Y=MAX[(St－K),0]，调整后股票期权收益为：Y=MAX[ (St× )－K×(1+WACC－DY),0]。取2007年12月28日（可行权日）到2011年5月9日每日开盘价与收盘价的均值作为当日St。初始行权价格K为13.33元，由于2007年7月3日和2008年5月22日分别进行了派息和转股，行权价格相应调整为13.23元和11.025元。It取t时刻的食品指数，其中I0为授权日的食品指数1046.54。由此得到方案调整前后期权收益情况分别如图1、图2所示。
图1调整前期权收益 图2 调整后期权收益
3．优化模型的优越性分析。2007年较之2006年，EVA增长率为－125%，该年度经营业绩明显不佳，期权持有人不应得到收益。但由于2007年股票行情走了一波大牛市，截至2008年底股票价格仍远高于根据2006年底股价制定的行权价，因此调整前方案中期权持有人在这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与其努力结果不符的收益；调整后的方案则直到2009年年底，期权收益一直接近零，与公司业绩走势相匹配。
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公司业绩较上年继续大幅下跌，EVA增长率为－76%，股价也跌至谷底，该段时间内股价与业绩走势关联性较高，两种方案期权收益均为零。走出金融风暴后，伊利集团业绩有所好转，2009年较2008年EVA大幅增长，股票价格整体也走强，调整前的方案中期权持有人从2009年年初即开始获得正的收益，并随股价上涨一度上升，而调整后的方案中2009年收益仍为零，2010年年初开始才获得不断增长的正收益。从公司业绩上来看，2009年较上一年的EVA增长率达到93%。考虑到行权中绩效考核的前提，2009年业绩达标，管理层此后能获得相应收益。因此调整后方案的获利时间是与这一行权条件相吻合的，而调整前的方案让期权持有人提前得到了收益，可能无法对管理层产生正确的激励。由此看来，调整后的方案能够不受牛、熊市的影响，在反映业绩上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事实证明，优化模型在股权激励中确实优于传统机制。
五、结论与启示
如今，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上市企业中已得到广泛运用，然而，ESO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中遇到了来自机制内部和市场外部的双重阻碍。本文从机制本身的设计出发，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案，并通过伊利股份的实例证明了该方案的优越性。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并未在该方案中得以解决，如最佳期权数量的确定、最适赠予对象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不断调整。另外对于外部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走向成熟，相关法律和政策进一步完善。
尽管目前中国股票期权激励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只要遵循市场化的原则，以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为鉴，运用相对化、指数化、路径化的思想，注重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对制度本身的优化设计进行不断探索；与此同时，逐步制定出与ESO本土化相适应的法律和政策，并将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培育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相结合，股票期权在中国终将发挥出其他制度所无法替代的有效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载《经济研究》．2000（3）
[2]沈俊．《实施经营者股票期权方案的技术难点设计》．载《财贸研究》．2002（1）
[3]何建新．《EVA股票期权计划研究》．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2）
[4]廖理，汪毅慧．《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研究》．载《金融研究》．2003（4）
计划经济的本质范文2
尽管近几年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学派林立，成果迭出，但“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尤其是与民法学等的研究繁荣程度相比尚稍逊色（注：兰桂杰、张涵：《经济法学述评》，《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面对来自行政法学的诘难和学者们对经济法独立地位的质疑，经济法学者往往力不从心，不能结个“清楚的说法”。有关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仍在艰难地跋涉，困难重重，难怪有学者发出“针对民法学的‘旧房装修’，劳动法学的‘旧房改造’，经济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建造新房’”的感慨（注：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而对上述问题要透彻的阐述，都必须从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入手。因为只有揭示了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其具有独立的地位不依附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自成一体。基于法律部门理论与部门法本质之间内在的联系，因而对经济法本质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到法律部门划分的问题。以往我们的研究思路都是采掘现有成果，让经济法研究对号入座，但往往陷入研究的僵局。要摆脱经济法研究的困境，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本文试从法律部门划分入手来讨论经济法的本质。
一、对传统划分法律部门标准的质疑
“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注：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这是对法律部门的传统定义，并从中引申出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其基础理论源自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即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部门划分的客观性，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同样也渗透着主观性，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忽视的也正是这一点。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加以检讨。
首先，法律部门划分的逻辑起点应是价值目标而不是调整对象，传统的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产生的逻辑规律。
从法律产生的过程看。“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段时期，那么它就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4页。），从有共识习惯和传统到有拘束力的法律形式，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源是什么？笔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社会需要产生了法律规范，通过法律规范调整某类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需要。针对某一部门法如民法而言，由于个体自由和主体利益等私法理念的需要，体现在法律上便是国家权力不能随意进入市民社会的空间。可见价值目标（社会需要的转化形式）是部门法的逻辑起点。
从对法律的制定看。“法律一面是经济的产物，同时又须通过人类头脑而为人类的产物”（注：张知本：《社会法律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版，第43页。），作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追求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法律并不是被动地、毫厘不差地反映着决定它的基础，而是在社会的发展变动中能动地体现和追求着价值目标。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贯穿于一部法律的始终，并一般在总则部分予以明文规定，同时，不应否认的是在体现价值目标创制法律的过程中也融入了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在考虑法律部门划分时这些因素都不应忽视。
其次，法律部门概念是法律文化的产物，对各异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分门别类仅是学理上的思考结果，理论需要完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也不例外。
从规范性法律文件与法律部门产生的先后次序看。先有各规范性法律文件，后才提出了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法律的创制并不是在法律部门划分学说下进行的。当“网络化”的社会关系需多种法律综合运用而产生新法律时，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进行完善也是合情合理的。固守于原有理论也就束缚法学思维。
从法律部门划分的目的和意义看，任何法，包括法典化国家的法，若未经研究者按一定的理论、逻辑和方法分门别类，都是杂乱无章的（注：史际春：《经济法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对时代、阶段等的划分，而法律史上的任何时代区分都是任意和主观的东西（注：Hattenhauer,Die geschic-htli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 Rechts,1983 s1）。法学家之所以要对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分门别类，不仅是因为出于法学研究的便利，而且是因为它对于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制实践都非常重要的，并直接影响着立法、执法、司法的实践进程。但现在经济法的出现打破了原有法律部门的格局时，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为经济法寻找归宿，而应乘机完善法律部门划分标准，使法学研究、立法、执法、司法呈现合理有序的状态，以形成严密的体系。
二、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的完善
计划经济的本质范文3
关键词 规划管制；土地发展受限；基本农田；经济补偿；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102－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7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继续出台“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相关制度及措施。然而，在实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分区规划政策及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却缺乏配套的补偿机制设计，或仅有间接的补偿政策，政策的不完全造成社会不公或滋生寻租行为，带来相关群体利益分配关系的扭曲。在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区规划背景下，如何设计激励相容的基本农田经济补偿机制和移转制度，通过制度优化提高政府规划管制效率，实现限制发展区和非限制发展区相关利益群体福利均衡，以及区域间耕地保护责任共担、效益共享，不仅是政府亟待解决、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如何从政策层面上探讨实现基本农田保护供给面由非均衡性向均衡性转变的补偿移转制度及举措，构建激励相容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将强制性的政府行政管理手段与自发的要素配置流动的市场机制相结合，以满足基本农田保护的目标和促进农民增收现实需求的宏观调控机制需求。
1 研究现状
20世纪中期，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关注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区规划给农田、森林、文化古迹、自然保护区、环境敏感地等土地发展受限地区相关权利群体所带来的福利损益效应，认识到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区规划会导致不同利用分区利益群体间福利的非均衡，给发展受限地区相关群体带来福利损失。理论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土地发展受限时，如果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会激发土地所有者的寻租行为及不正当动机的产生，造成土地利用的低效。实践方面，在发达国家，土地发展受限得到相应经济补偿已成明文规定及不争事实。例如，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地区，当地最高法院明文规定土地发展权被长期限制，必须给予相应补偿。20世纪60年代，为避免规划管制政策失效，消除因规划管制所带来的限制发展地区相关群体利益“暴损”(wipeouts)，以及非受限土地的“暴利”(windfalls)的现象，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对利益受损者采用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福利补偿及转移政策，制定与此相应的具有经济诱因和具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这些政策工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土地发展权移转制度(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s)和针对环境敏感区等发展限制区制定的农业环境资助政策(Agri-envimnmentaI Policies，AEPs)。当前我国农地保护面临的政策困境与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时所处的政策环境极其相似。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城市化进程及耕地资源流失速度加快问题，我国政府采用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区规划等相关制度措施强化对耕地资源的保护。但在管制制度执行的同时，却缺乏考虑相应的补偿制度，或仅有间接的补偿政策(例如，对粮食主产区及环境敏感地区因保护农地生态环境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或承受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成本间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财政转移政策倾斜等)，政策的不完全造成社会不公或滋生寻租行为。然而，我国现行的农地保护制度多作为行政任务执行，农田保护给社会带来的粮食安全、环境保护效益为周边地区乃至全社会共享，保护的成本却由行为者承担，保护者或保护地区未得到相应的补偿，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或作用，存在“搭便车”和“政策失效”的现实困境。尤其，农地保护的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缺陷，保护权责利关系不等，致使经济发展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环境敏感地区之间面临着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扭曲，制约着农地保护的进程及地区间的和谐发展。农地保护难以实现经济效益，农业市县往往是贫困市县，保护农地意味着放弃发展机会的现实窘境，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规避农地保护责任，追逐短期经济效益。国土资源部2005年对全国16个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的宗数占到新建设用地的60％，面积占到50％，个别地方甚至达到90％；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全国的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的统计，政府违法立案查处的政府违法的案件所占的比例大概将近20％，涉及的土地面积达60％。全国基本农田保护检查也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为规避占用基本农田报国务院审批的法律规定，频繁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或修改，影响基本农田保护的稳定性和严肃性。2001年以来，全国因城镇村非农建设用地调整基本农田面积28.36×104hm2，各类非农建设违法占用基本农田面积7.75×104hm2。
2 研究趋势
2.1研究视角的变化趋势
研究视角从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区规划所带来的不同权利主体福利非均衡的经济诱因及制度缺陷分析，转向如何设计可操作的经济补偿或移转机制、实现权利主体利益均衡的探讨。规划管制给发展受限区相关权利群体带来的福利损益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早有关注，认识到政府部门对于限制发展地区财产权进行的管制政策，会使得限制发展地区相关群体利益“暴损”，以及非受限土地的“暴利”现象。国内相关研究也认同国家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强的保护区制度，严格限制或剥夺周围群众使用资源和空间的权利，且未提供任何形式的补偿和经济援助，影响到生态建设区和保护区内群众的利益，违背环境公平。为此，普遍认为土地发展受限，缺乏配套的补偿机制，会激发土地所有者的寻租行为及不正当动机产生。
国外学者认为引入市场机制，使限制发展地区土地权利人透过部分财产权交易，达到补偿目的及效率。此外，相关群体的利益趋向及公平性也引起关注。
2.2研究内容及重心的变化趋势
研究内容及重心从土地发展受限相关权利主体福利非均衡的补偿机理讨论，逐渐转向对农地外部性、选择价值、发展权定价及福利损失额度的测算，特别是对农地管制损失补偿及外部效益财产权界定的关注上，开始考虑产权代表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利益受损者采用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福利补偿及与此相应的具有经济诱因和具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研究。研究人员从制度层面探讨规划失效的原因，广泛地认同管制制度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及财产权界定不明晰，且缺乏对受限地区相关利益群体提供给社会的外部效益进行量化和补偿。认为纠正管制失效、市场失灵，创建环境市场和执行地区财政转移是应对的关键措施。同时，研究证实农地产生重要的公共利益和外部效应，并通过CVM、I-IPM、TCM等评估技术进一步量化农地的选择价值和外部性，揭示出农业景观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实现农地外部性内在化。实践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采用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政策工具对优质农地、环境敏感地和景观资源实行保护，代表性的属TDRs。据Pruetz确定，美国30多个州采用TDRs，将近142个项目区；美国农地信托机构估计发展权移转制度已保护近90000英亩土地，并作为成功经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和印度等地推广和借鉴。国内关于土地发展受限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及补偿研究始于台湾。台湾20世纪90年代末修订的“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将土地经营管理区分为“限制发展地区”和“可发展地区”，期望通过对“限制发展地区”的建设，将重要资源用地及环境敏感地适当保护起来；90年代为缓解政府征购公共设施用地的财政压力，颁布“古迹土地容积移转办法”和“都市计划容积移转实施办法”。理论方面，台湾学者林国庆、毛育刚等认为，限制发展地区以管制方式等强制手段加以管理，造成土地所有权人或关系人福利损失，存在缺失公平的争议；张泰煌、陈明灿、陈瑞主和吴佩瑛等认为农地财产权受限造成的损失应给予适当补偿，透过法律创设农地外部效益产权，进而制定相关的“补偿”措施，或允许产权交易。这些研究认同农地经济补偿的必要性，但未进一步探讨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的本质，及采取何种方式实现补偿。
2.3研究难点及实践经验的借鉴
从研究难点及实践经验来看，监控体系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是耕地保护制度弱化的潜在因素，契约设计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困扰，设立完善的督管体系以及鼓励农户、社区、权益相关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参与是制度成功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经济补偿激励农民签订契约参与保护农地，创造公共物品“准市场”。但契约设计由于信息不对称，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困扰。早期的研究试图评估补偿政策的经济效应，应用监测和评估技术定义政策改善效应。近期研究应用委托理论研究补偿政策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认为监控体系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是制度弱化的潜在因素。明显证据表明契约设计的无效性，契约义务和责任关系不对等，会引发道德风险，诱惑农民不遵守契约。因此，决策者认识到需要设立完善的督管体系去抗击欺诈行为和保护公共资金，同时公众的参与能够消弱信息不对称。农户、社区、权益相关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参与是成功的关键。
2.4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
研究方法从对土地发展受限相关权利主体福利变化的定性判识转向各权利群体福利损益及政策实施绩效的定量测度，从静态分析转向静态、动态分析结合，注重动态过程和福利变化的长效影响。早期研究集中体现均质农地在同样的农地保护和发展政策下，农地发展受限引起的福利不均衡，或是土地发展受限出现的不同利益群体(地方政府、社区、农民)直接、间接可见、间接不可见损失上，甚至是制度的不完善而使得农户的福利受损。随后较多研究开始注重土地发展受限过程中农地外部性、选择价值、土地发展权及补偿移转量的测度。当前研究侧重关注补偿机制实施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效应，尤其体现补偿政策对弱势群体福利的影响及消除贫困的积极作用。
2.5现实需求的紧迫程度
从现实需求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基于土地用途管制采取的.IDRs政策工具有近30年的历史，如何结合我国政策背景和土地资源基本国情探索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迫在眉睫。TDRs的成效明显：①创建较为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规避规划管制滋生的寻租行为；②较其他政策工具相比，管理和执行成本较低；③以市场为基础，具有制度弹性的益处，有助减少农地细碎化、抑制城市增长和保护开敞空间及历史古迹。自1961年付诸实践以来，TDRs在美国经历3代的成长。后期制度设计强调不同利益群体及相关成员的重要性，并将制度参与者及其倾向执行进第3代TDRs。国内针对土地利用受限对不同利益集团福利变化及损失补偿的探索正开始，发展性利益分配和权利归属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3 研究展望
计划经济的本质范文4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范式；技术经济范式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6-0001-05
Study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LIU Chang-nian, MEI Q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some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from paradigmatic viewpoint. Firstly，it put forward one fresh topic that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be a new model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Secondly，it analyzes and proves the intrinsic basis theoretically about the paradigm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Finally，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sudden change”characteristics about new paradigms opposite to old paradigms from four ways.
Key words: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paradigm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1 引言
新型工业化是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深刻揭示和准确定位，其内涵十分丰富。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是一种新的经济技术范式的确立，是发展观的科学演进。与传统的工业化范式相比较，不难发现，新旧范式之间存在某种承接和递进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新范式所具有的“突变性”和与旧范式的内在“冲突性”，使新范式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的显著特征，范式转换意味着技术轨道、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整体性转换。因此，从范式的视角研究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对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意义。
2 范式概念的提出及发展演进
2.1 范式概念的提出
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最早提出，应追溯到美国著名的科学学家Kuhn在其 1962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此书中，Kuhn［1］创造性地引入“范式”这一概念，并将之视为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基础，以及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和实用工具，进而描绘出基于范式及其变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图景，库恩关于范式概念的含义极其广泛。哲学家Lakatos［2］认为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并将范式大致分为元范式（meta-paradigm）、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和构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三个层次，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总体来讲，范式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郑雨、沈春林［3］研究认为：广义地说，可以把范式看作是某个时代人们对事物的共有的见解、思考方法及思维框架的总称；狭义的范式则可以只针对某一具体的学科领域。本文认为，范式就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根据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和心理特征所制订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定律、准则、假说、方法等的总和。
2.2 技术范式
继Kuhn之后，创新经济学家Dosi将范式概念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中，他借助库恩科学发展范式来考察技术演化特点时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基于自然科学的高度选择性原理的、解决特定技术经济问题途径的“图景”（或模式），以及那些以获取新的知识为目标、并尽可能地防止这些新知识过快地扩散到竞争者的特定规则［4］。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技术范式并非某种具体的技术，而是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由各种具体技术组成的一个技术体系。基于此，Sahal［5］把技术范式看成是技术路标（Technological Guideposts），即技术发展通过范式的形式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选择发展方向；同时范式又是已有知识的“蓄水池”，使得技术知识能够不断地得到积累并使企业通过汲取技术知识“存量”或“蓄水池”来产生创新的机会。在这里，技术范式显然是已有知识的积累，具有Rosenberg意义上的“聚焦器”［6］特征。
2.3 技术经济范式
1986年，Freeman和Perez在继承Dosi“技术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从而将技术范式和经济增长直接联系了起来。Freeman和Perez［7］把一定类型的技术进步定义为“技术经济”模式的进步，并把影响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分为增量创新、基本创新、新技术体系的变革和技术经济模式的变革四种类型。
增量创新是指这一类创新并非经常性深思熟虑研发的结果，而是工程师和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人员的发明和提出的改进意见的结果，或者在“干中学”、“用中学”时连续发生的结果，它有助于改进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且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
基本创新产生于深思熟虑的研发，常常包括一种联合的产品、工艺和组织的创新，它在时间上是非连续的，其分布也是不均匀的。
新技术体系的变革指若干对经济领域产生影响，同时导致全新部门出现的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它是增量创新和基本创新的一种组合，往往伴随着机构创新和管理创新。
“技术经济模式”的变革指技术体系的某些变革，由于它们的效果如此之大，进而它们对整个经济行为都有重要影响。一种这样的变革含有多组基本创新和增量创新，而且最终可能包含若干新技术体系。
在Freeman和Perez的眼里，“技术经济”模式变革与前三种模式相比，无疑是一场技术革命。这种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即它不仅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和产业依据自己的权力产生新的范围；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几乎每个其他领域”。它导致“相互关联的产品和工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结合，包括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潜在生产率的熟练跃迁和创造非同寻常程度的投资和盈利机会”［7］。显然， Freeman和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突破了Dosi的技术范式所着眼的技术变革的轨迹，比创新“群”或技术系统的概念更为宽泛。
技术经济范式中的核心概念是“关键生产要素”，Freeman和Perez认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技术经济范式中的“一个特定投人或一组投入”，它可能表现为某种重要的资源或工业制成品，它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并成为划分不同类型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依据。依据Freeman和Perez的解释，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需满足三个条件［7］：（1）使生产成本具有明显下降的能力；（2）在很长时期无限供应能力；（3）广泛被应用和易于扩散的能力。
一般来说，“关键生产要素”并不表现为孤立的投入，而是处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迅速增长体系的核心，其中某些创新与关键生产要素自身的生产有关，其他则与 “关键生产要素”的利用有关。关键生产要素既是所在技术经济范式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又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因而在各种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以棉花、煤炭和蒸汽动力为表现形式的“关键生产要素”映射出的必然是现代纺织业技术经济范式。
2.4 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形式
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方式分为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一种常态。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一旦形成，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影响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结构和运行，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既有范式内核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来增强范式的适应性。二是范式转换，它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即抛弃既有的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一个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是范式进步范式转换新范式的形成的动态演进，是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过程，如Dosi所言：“科技进步通常是新范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随着旧技术范式成本和改进的困难，新范式将变得富有吸引力”［8］。
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特定的经济、技术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有迹可寻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的前提是：“只有当上一个周期的关键生产要素及其相关技术群，给出了收益递减或者对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或对于新的盈利性投资的潜力已接近极限的强烈信号时”［7］。Freeman和Perez认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包括9种特征［7］，其中核心是“关键生产要素”、主导技术群和适宜的组织形式等。
3 范式视角下新型工业化的本质与特征
3.1 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追求现代化的征程都是从工业化起步的，工业化事实上已构成各国经济增长的主体。传统工业化范式诞生于以蒸汽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它克服了既有农业技术经济范式在空间上的障碍，突破了手工生产的局限，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人类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然而传统工业化范式是以生产要素的持续高投入、环境退化和经济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的，在实施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严重的资源瓶颈、技术瓶颈和环保生态瓶颈等，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发展演进已到尽头，破解技术经济发展难题需要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
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这不仅是中国工业化路径的转型，更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是我国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多峰逼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观的创新性突破。它要求我们在加快完成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叠加完成信息化时代的任务，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创新型国家。
3.2 新型工业化范式确立的内在依据
不言而喻，经济增长方式的每一次转变都是由内在的技术范式演进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形成经济格局转换的基本动力”［9］。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新型工业化范式的确立有其内在的规定性，是范式演变的必然结果。如舒马赫所言［10］，“现代工业体系尽管拥有它全部体现高度智力的先进技术，但却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的基础。 而在旧技术范式中，靠新技术来解决旧问题是行不通的”。
新型工业化范式具有范式的一般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科学性。范式是现实世界一定程度的客观映像，新型工业化范式是经济发展、科技水平、资源和环境的现实要求。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一些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与之相比，我国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工业化则是“迟到的工业化”，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科技水平低、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污染加剧、就业压力大，所以，我国的工业化具有两大战略任务：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发挥后发优势，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经济发展的专业化水平和现代化质量，为加快信息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需求源泉。可见，新型工业化范式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客观发展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2）阶段性。范式的演变是随着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新型工业化范式既是传统工业化范式延伸和合理成分的传承，又是对旧范式的扬弃和超越，是特定历史阶段科技经济发展的结晶，是工业技术范式向信息技术范式转换的过渡阶段。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经济发展早已越过工业化的顶峰状态，而进入“信息技术范式”。信息技术革命是以互联网的诞生为标志，它使人类拥有了迄今最强大的信息整合平台，进而促成了传统的、物资能量型技术经济范式的质变。我国随着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完成，技术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全面迈入信息技术范式。
（3）地域性。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观察问题的方式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新型工业化范式的核心内核具有普遍意义，是当今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成功实践，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源禀赋、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的差异巨大，因而，各个国家或区域其新型工业化实践和实现路径必然不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是范式进步的具体写照。
深入一步探求表明，新型工业化范式具有技术经济范式的特殊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关键生产要素。Freeman和Perez［7］认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是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桥梁和纽带。新型工业化范式的“关键生产要素”是知识、计算机芯片和互联网等，不同于以钢铁、乙烯和矿产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表现形式的传统工业化范式。
（2）主导技术群落。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方式、途径和规模是由一个或几个主导技术群所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技术群也会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也会因之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群落已经形成，其产业化进程在深刻地改变着各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些新型的工业化国家抓住了这一主导技术群发展的时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传统技术经济增长范式的更迭。
（3）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工业化范式下，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资本、原材料和能源是主要的战略资源，经济增长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资本、设备等有形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来实现的，是一种粗放式的甚至是资源掠夺式的经济增长范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生态代价，如巴里•康芒纳［11］所言：“美国战后技术变迁产生的,不仅是宣布了具有很多预示意义的国民生产总值上的126%的增长，而且有一个在比率上高于国民生产总值10倍的环境污染水平的上升”。新型工业化范式下，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智力和信息是主要的战略资源，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知识、智力等无形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的，是一种集约式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4）适宜的组织形式。传统工业化范式下，股份制公司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经营模式，企业的生产经营日趋规模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企业的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化，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新型工业化范式下，企业中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价值将被高度重视和合理估价，企业的组织结构日趋扁平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知识创造活动即知识创新成为组织最重要的活动，信息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中所发挥的效能日渐增大，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大量涌现，并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信息产业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但会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新型产业的蓬勃兴起，将极大地放大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
3.3 新型工业化范式的主要特征
新型工业化范式是传统工业化范式的“突变”，这种突变特征主要表现在：
（1）新型工业化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传统工业化范式其内在逻辑上具有逆生态性或与环境、自然的不和谐性。传统发展模式是以“资源产品废弃物污染排放”为基本特征的开放的、线性发展逻辑，它的开放性是指为追求经济发展，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两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大量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越大，最终将会丧失发展的后劲，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坚持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相衔接,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技术体系。经济发展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通过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来达到缓解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目的。其表现为“两高两低”，即高利用率、高循环率、低消耗和低污染，实现了物质、能量梯度和闭路循环使用，最终实现了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2）新型工业化是一种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模式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长河中不同的子阶段，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虽然总体上是依次递进的，但各个阶段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和严格依次单列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若干阶段是并列存在的，呈错落交织状态。工业化孕育了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载体，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就没有信息化兴起；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伸和发展，是工业化的提升动力和推动“引擎”，信息化能够助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缩短工业的进程和时间。为完成工业化进程，英国花费了200年，美国、日本花费了100年，而新型工业化国家之一的韩国只花费了30多年。因此，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对经济社会具有“重塑”功能。
（3）新型工业化是将知识视为最关键生产要素的发展新模式
由于知识资源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等显著特性，从而使资本――这一传统的最稀缺的生产要素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知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具创造力和价值的核心资源。在新型工业化范式下，依赖稀缺物质资源的生产逐渐转变为依赖技术与知识的生产，社会生产围绕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知识应用的过程展开，产业之间以知识传导和价值实现为链条形成动态的经济结构体系（如图1所示），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群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与此同时，又以知识共享效应和收益递增效益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不断高级化，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经济得以长期持续增长和发展。因此，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价值，知识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4）新型工业化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新模式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置于经济和社会的核心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见物不见人”，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做法。
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家Schultz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并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就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12］。1983年经济学家Romer［13］在其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知识（即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要素。可见，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是科学之源，知识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知识与人始终是形影不离的，人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知识创新的主体，知识资源的源泉是人力资源，良好的人力资源将为组织提供无穷的发展动力。因此，可以说组织通过知识积累获取核心竞争能力的过程，必然是组织获取人力资源优势的过程。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我国的国情“特质”是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然而Romer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体能、技能、智能三者存在两组简单的等比级数规则，即对于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获得，社会需要支付的成本分别为1∶3∶9，而人的体能、技能与智能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则分别为1∶10∶100［14］。为此，一方面，引导、激励和强化个体和组织的学习能力，鼓励个体在团队中分享知识，加强知识的扩散和转化，不断提高组织的知识创新能力，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专业化素质，增加劳动者身上知识存量，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存量，加快普通劳动力向人才资源的转化进程。另一方面，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地拓宽就业渠道，有效地解决好就业压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4 结束语
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的实质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产物。21世纪人类必将全面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基础，以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范式，必将成为后发国家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实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富民强国的现实路径选择。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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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本质范文5
【关键词】IC设计 IC工艺流程 良率 精益化成本控制
精益思想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思想，把它运用到IC设计项目成本管理当中，能够有效的控制项目成本和产品研发的周期，因为精益思想的核心就是消除浪费，减少不必要的支出。运用精益思想对企业的整个项目流程进行控制，从产品的立项、市场调研、可行性分析、研发设计、生产等阶段，实施严格产品成本控制，从而实现产品的全寿命周期成本控制。在精益设计成本控制中运用目标成本规划法、价值工程、质量功能展开等方法，能够有效的控制设计成本，同时把顾客的需求融合到产品的设计当中。在精益采购成本控制阶段，企业可以通过规范采购制度和经济批量订货等方法来降低采购成本。精益生产阶段，企业可以运用敏捷制造和全面质量管理，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的浪费现象并与改正，消除浪费，降低成本。精益物流成本控制阶段，企业可以采用价值流程分析对整个流程分析，寻求不必要的浪费。总之，精益思想的重点就在减少浪费，提高顾客满意度，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一、精益化成本控制的特点
（一）连续流动性
连续流动性是指价值流在供应链上连续不断的进行，企业只在合适的时间，按合适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对IC设计企业而言，它的上游产业是晶圆厂，下游企业是封装测试厂，目前大部分的IC设计企业都是根据订单来生产，同时合理备足为满足市场不确定性需求的库存，企业要实现理想的价值流动，就要将上、下游的各项作业从外部结构上改造成若干个包含几项增值作业的自我管理生产单元，在这个生产单元内，设备和人力按照流程的顺序来进行安排。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连续的均衡生产，那么某些生产单元的生产进度就可能会落在后面，导致下游工序出现闲置时间，而另外一些时候，这些生产单元又可能停工待料。企业生产实现连续流动之后，便可缩短订货提前期，大幅度降低库存，能尽早的发现并解决问题，使企业生产计划有条不紊，持续不断地进行。因此，在价值流管理中，首先应保证生产作业的连续流动性。
（二）价值链分析
实现精益生产管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消灭浪费，而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要消灭浪费，就必须判别企业生产中的两个基本构成：增值和非增值活动。价值链管理就是通过绘制价值流程图，进行价值流程图分析来发现并消灭浪费、降低成本，赢取最高的边际利润。从IC设计、制造分工流程图来看，主要包括：IC设计、晶圆生产及后段的封装测试，在设计阶段，企业必须按照项目的进度如期完成产品的开发；晶圆厂必须根据IC设计企业的集成电路布图完成原材料的生产；而对于封装测试企业必须在保持产品良率的前提下，及时完成产成品的交付；这些价值链流动的过程中，由于每个阶段可能是在不同的地点完成，物流成本的控制是IC设计企业必须高度重视。
（三）研发、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作业
从IC企业都是面向市场开发新产品，能后根据项目的进度和目前公司的状况，合理安排资源，每个项目的进行必须通过产品定义、规划、模拟仿真、布图及后期的工程测试等，如果在这些过程中，能够实行工作过程的标准化，将有力推动人力资源节约和按时按质完成项目。在实施标准化过程中，要遵循三个指导原则：一是与研发人员一起努力，共同确定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并确保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利用标准化工作组合表来理解过程周期时间与生产节拍之间的关系。三是遵守生产节拍，这是标准化工作的一个关键计量指标，不要试图通过对每个人的工作负荷做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来适应生产节拍的变化，当生产节拍缩短时，应对各项工作进行合理化改进。必要时可增加人员，当生产节拍加长时，可给生产过程分配较少的雇员。实施标准化工作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力和机器的效用，与此同时还能确保安全的工作条件。只要从价值流的这三个方面去理解和实施价值流活动，就能达到消灭浪费，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管理水平的目的。
二、我国IC设计企业实行精益化成本控制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不断引进，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虽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未摆脱陈旧的管理模式与落后的管理手段。从整体水平来看，国内IC企业规模都不算大，但普遍都具有大量生产模式下的大企业病，即：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企业计划决策的速度慢，影响了企业的应变能力；企业内信息传输，沟通不及时、高库存量，保证生产难以降低成本，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应用精益管理模式在我国半导体行业具有更特别的意义：
第一，我国IC研发设计人均资源相对短缺，技术来源大部分是通过解剖获得，缺乏创造性，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有效利用率低，因此以消灭“浪费”为理念的精益生产方式值得采纳，以便实现资源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精益管理本身起源于东方的文化环境，肯有较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比西方更重视个人主义更容易实施，比较适合IC企业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项目的现状；
第三，针对目前我国管理水平较低的现状，低起点必然会紧跟着一个高速发展阶段，精益管理将直接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三、精益化成本控制在IC设计企业的实施
（一）全面的成本成本控制――“零亏损”
合理控制库存，库存是企业的“万恶之源”，它不仅占用企业的资金，增加资金成本，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库存，生产线上即使出现了不合格产品，工人也可以从容返修，从而放松了对“零返修库”的追求。遵循快速调整和小批量生产原则，从而保持了较低的存货水平。
（二）优质的售后服务――“零投诉”
及时、有效的满足顾客的需求，是企业的根本宗旨，也是企业生存的源泉；顾客对于产品的品质的诉愿，必须高度重视并及时反馈并指派FAE工程师上门解决；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倾听客户对产品品质的意见，还有要不断改良产品的工艺和服务质量难题，企业也应从客户的诉愿中挖掘未满足的市场需求。
（三）合理有效利用公司的各种资源――“零浪费”
任何不直接增加产品价值的费用都是浪费，所以要尽量减少管理费用。要消除任何无增值的动作、环节和步骤。同时，建立新型的供应商合作关系，企业应当将一个自己满意的供应商看作是自己公司的一部分，从原材料晶圆，到后段的代工商的选择，再到满足客户的市场需求，共同为提高产品质量和适时供货而努力，不光光是通过价格手段，盘剥供应商或者客户。
（四）研发项目、产品生产实行严格的工期管理――“零延时”
新项目开始研发前，市场部要与研发等部门，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和可信析分析，避免盲目开发新项目或开发的项目而产品没市场；对于确定要开发的项目，要合理为项目配置资源，明确研发项目的每个步骤的工期要求，按时按质的如期完成项目，项目如果出现拖延就是成本的浪费；
（五）实行全面的质量管理――“零缺陷”
提高质量无需增加成本，因为从长期看，提高产品质量了产品市场占有率，从而相对降低了成本，即质量成本占销售收入百分比不断下降，使得企业竞争力不断加强。通过提高质量、减少浪费才能赢得利润，质量是利润的源泉。错误是一种财富，因为只有出现瑕疵才能发现生产过程的不完美，才难使之逐渐完善而不再产生疵点，即犯错误是为了不犯错误。缺陷是可以避免的，“零缺陷”是促进企业不断发现IC产品在设计和应用中的缺陷并加以改进的一种标准。
（六）实行全面的安全管理――“零事故”
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有效手段，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其实就是在为企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节约成本；同时也是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总结语
IC设计是个技术淘汰、技术更新非常迅速的行业，企业要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行业求得生存或者发展，必须紧密把握市场的变化趋势，不断的改进技术或工艺，持续不断的通过精益化的成本控制手段，从技术上和成本上建立竞争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国家对于集成电路产业的优惠政策，加大重大项目和新兴产业IC芯片应用的研发和投资力度；合理利用中国高等院校的在集成电路、电子信息领域的研究资源，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缩短项目的研发周期；通过各种途径推行精益化的成本控制手段，来达到提高中国IC设计企业整体竞争实力，扩大市场份额。
以上是笔者对精益化成本控制在IC设计企业的应用的一些肤浅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刘胜军.精益化生产现代IE[M].第一版海天出版社，2006：67.
计划经济的本质范文6
【关键词】对苯二甲酸；加氢；钯/碳催化剂；4-CBA；毒害离子
精对苯二甲酸（PTA）是制造聚酯纤维、薄膜、绝缘漆的重要原料。
影响加氢反应的主要因素有催化剂活性、反应温度、压力、反应器的物料流速等，而催化剂活性是反应好坏的最主要原因。精对苯二甲酸由对二甲苯（PX）氧化精制制得，由于化学反应过程的复杂性，PX氧化制TA时总会产生一些副产物，如：对羧基苯甲醛（4-CBA）、有色杂质等，其中4-CBA中的活泼醛基将直接影响聚酯的色泽、质量，而且在后处理过程中难以除去，故粗对苯二甲酸需要采用Pd/C催化剂进行加氢精制以除去4-CBA等杂质，得到高纯度的对苯二甲酸。
对苯二甲酸加氢精制的研究国内外大都集中在精制工艺，加氢催化剂以及加氢设备方面，国内工厂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工厂优化操作及延长催化剂使用寿命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3]，但对于加氢反应规律研究报道较少[4，5]。找出影响Pd/C催化剂活性的因素，进行Pd/C催化剂性能研究，了解各种毒害物质对催化剂的影响，延长Pd/C催化剂的使用寿命，并优化工艺条件，对装置稳定运转和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装置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1.实验部分
1.1原料
粗对苯二甲酸：白色粉末，4-CBA初始含量3000～4000ppm，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化工部；Pd/C催化剂：4～8目片状，日本N.E.CHEMCAT公司生产，型号为PTA-1500。
1.2实验装置
烟台科立自控设备研究所KCFD2-10，2L磁力搅拌高压不锈钢间歇反应釜；安捷伦1100型高效液相色谱。
1.3实验方法
将一定量的粗对苯二甲酸和去离子水置于反应釜中，同时添加或不加入各种离子的水溶液，配成对苯二甲酸水溶液，将催化剂装入特制的圆柱形催化剂筐中并固定在反应釜搅拌轴上，升起搅拌轴，使催化剂筐在溶液液面之上。加热溶液至一定温度后，降低催化剂筐，浸入溶液底部，同时通入氢气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冷却并取样分析。
2.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采用间歇式操作法进行实验数据的测定。研究在不同反应条件下，反应体系中4-CBA浓度的变化规律，主要考察了反应条件的影响：反应时间、反应温度、氢分压、催化剂量。对催化剂毒害影响程度考察的离子有硫、氯、溴、碘、钴、锰、铝、镁、铁、铬、铜、铅十二种离子。
2.1反应条件的影响
2.1.1反应时间的影响
实验先探索了不同反应时间，反应产物4-CBA含量的变化。从图1以看出，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4-CBA的含量逐步下降，反应时间达到30min时，4-CBA已转化99.8%，反应时间达到15min时，4-CBA转化67%。因此，在不同反应条件下，加氢反应时间应低于30min。
CTA：100g CTA浓度：20% Pd/C：2g T：280℃
氢分压：0.8MPa 搅拌转速：180r/min
2.1.2 温度对反应的影响
提高温度有利于提高本征反应速率常数，4-CBA含量应随温度的提高而下降。由图2可见，在氢分压分别为0.5MPa和0.8MPa，反应时间分别为15min和30min下，温度升高，4-CBA的加氢速率均增大，4-CBA含量也逐步下降。
CTA：155.6g CTA浓度：28% CTA/cat：50 搅拌转速：180r/min
2.1.3 氢分压对反应的影响
由图3可见，氢分压越高，4-CBA的加氢速率越快。这是因为氢分压越高，溶液中氢浓度越高，有利于加快4-CBA氢化成PT酸。当氢分压大于0.8MPa后，加氢速率变缓。因此，在工业装置上，通过改变氢分压可减少产品中主要杂质4-CBA。对于活性处于不同阶段的催化剂，其影响会有所区别，活性初期这一影响相对要小，后期（使用到寿命的80%以后）影响更加明显，所以通常在催化剂使用后期可以通过提高氢分压来延长催化剂的使用寿命[6]。
CTA浓度：28% CTA/cat：50 T：288℃ CTA：155.6g
反应时间：15min 搅拌转速：180r/min
2.2离子的影响
2.2.1硫离子对反应的影响
硫是使Pd/C催化剂中毒的主要物质，它很容易与Pd产生强键合，生成钯硫化物，从而改变Pd的状态和性质，导致催化剂中毒。因此对于钯炭催化剂晶粒长大型的失活现象，不能忽略硫中毒因素[7]。Pinna等[8]研究了S中毒对Pd/C催化剂的影响。黄星亮等[9]认为硫对Pd/C催化剂的中毒机理与初始硫化物的种类无关。新鲜Pd/C催化剂中硫的质量分数要求在300μg/g以下。硫通常是由原料二甲苯中的含硫化合物、去离子水中硫酸根离子和原料氢气中的硫化物带来的。要预防催化剂发生硫中毒，最直接的有效措施当然是切断进入反应系统的硫源，对于进入反应系统的物料要控制硫含量，硫最通常来源于去离子水，要严格控制去离子水的硫含量在60ppm以下。
实验采用硫化钠作为硫化合物，配置一定浓度的水溶液，添加到反应液中。反应时间为30分钟。实验结果如图4：
CTA：28% CTA/cat：50 T：288℃ 反应时间：30min
氢分压：0.8MPa 搅拌转速：180r/min
实验结果显示硫离子对反应的影响很大，即使浓度低到0.5ppm，对催化剂仍有较大影响。而日本N.E.CHEMCAT公司提供资料表明硫化合物的含量最大为1ppm，显然较大，对比流动床和釜式反应的差距，建议严格控制硫含量。如催化剂在较短时间内活性下降，应首先考虑硫中毒。
2.2.2卤素离子对反应的影响
卤素离子对钯系催化剂均有毒害影响，毒性顺序为I>Br>Cl>F。实验采用碘化钾、氯化钠和溴化钠为添加成分，添加不同浓度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图5：
CTA：28% CTA/cat：50 T：288℃ 反应时间：30min
氢分压：0.8MPa 搅拌转速：180r/min
结果显示，在卤素离子含量低于3ppm的时候，对催化剂的毒害作用不大，且各离子的毒性相差不多，但随着含量的增加，碘离子的毒性远远大于氯离子和溴离子，溴离子的毒性稍微大于氯离子。
3.结论
（1）在对苯二甲酸加氢精制反应中，氢分压、温度和催化剂的量均对粗对苯二甲酸中4-CBA加氢速率存在一定影响。在实验条件范围内，适当提高氢分压和温度，有利于提高加氢速率。
（2）硫是使Pd/C催化剂中毒的主要物质，它很容易快速与钯产生强键合，生成钯硫化物，从而改变钯的状态和性质，导致催化剂中毒。即使浓度低到0.5ppm，对催化剂仍有较大影响。
（3）卤素离子对钯系催化剂均有毒害影响，毒性顺序为I>>Br>Cl。在卤素离子含量低于3ppm的时候，对催化剂的毒害作用不大，且各离子的毒性相差不多。但随着含量的增加，碘离子的毒性远远大于氯离子和溴离子，溴离子的毒性稍微大于氯离子。
【参考文献】
[1]陈祥，周立进，顾沛国等.制备方法对钯碳催化剂表面性质及其加氢性能影响[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7（5）：93～96.
[2]吴征，赵素丽，畅延青等.国产钯碳催化剂失活原因初探[J].金山油化纤，2005，24（1）：8～12，26.
[3]卢晓飞.延长Pd/C催化剂使用寿命的途径[J].聚酯工业，2002，15（1）：30～33.
[4]周静红，申广照，朱俊等.对羧基苯甲醛在Pd/C催化剂上加氢反应表观动力学[J].化学反应工程与工艺，2006，22（1）：53～57.
[5]纪磊，曾崇余等.对苯二甲酸加氢精制的反应规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4（4）：87～90.
[6]王振新，曾崇余.氢气分压对对苯二甲酸加氢反应的影响[J].合成纤维工业，2004.
[7]徐君琰.Pd/C催化剂硫中毒机理及防治措施探讨[J].金山油化纤，1992，1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