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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的理解范文1
在银行业务商业化经营日趋完善，金融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的内因推动和“三农”经济快快发展，金融需求多元化趋势明显的外因吸引共同作用下，农行必须顺势而为，进一步拓宽业务视野，深入挖掘“三农”经济衍生出的新需求，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全面提升“三农”业务对经营的贡献度在坚持信贷支持的基础上，要结合农行自身优势，重点做好三个领域的服务：
1.发挥农行电子化优势，提供高效便捷的资金结算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2.发挥农行业务综合的优势，提供多种形式的理财服务。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资金的增殖保值需求强烈。农行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延伸产品链条，不断推出更多的新兴理财业务品种，引导广大农村居民树立正确的理财理念，满足其日益提高的理财需求。
3.发挥农行资源集聚的优势，为客户量身定做专项问题解决方案。相对于城市企业，农村企业由于规模小、人才匮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行具有专业人才、信息集中，资源整合能力强的独特优势，能够为客户提高包括信息咨询、财务管理、产品设计等在内的一揽子服务，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二、确立县域支农的主体地位，创建服务“三农”新机制
在行政区域上，“三农”直接隶属于县域，在经济统计上，绝大多数“三农”经济被纳入县域范围；就农行自身来看，县域经营基础雄厚，比较优势明显，因此，做好商业化支农文章，必须明确县域支农的主体地位，发挥县域支行的支农作用，以此为切入点，上下联动，相互配合，加大资源整合，建立农行整体服务“三农”的有效渠道。但是，一方面，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生产要素总是由低效区域向高效区域，由低效产业向高效产业流动。而总体来看，我国“三农”经济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比较效益低，投入产出比不高的状况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从而造成了基层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一些原本主要承担支农任务的金融机构纷纷将资金由“三农”领域撤出，转而投向效益较高的城市区域。另一方面，县域支行也存在业务授权不充分，产品开发力量不强，综合服务能力薄弱的困难，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承担商业化支农的职能，需要依托农行整体优势，统筹规划，在资源配置、业务考核、产品开发、组织流程等方面，科学布局，梳理整合，健全完善“三农”导向型业务激励机制，调动县域基层行服务“三农”的积极性，构建全行面向“三农”的整体合力。
（一）创新县域支行业务考核，强化服务“三农”激励机制
要充分考虑县域支行所处的经济环境现状、业务结构特点以及所承担的特殊任务，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加大对三农业务的引导力度，如在信贷投放上，增加对“三农”领域放款比例，实行与城市行相对优惠的差别利率浮动机制，适当降低县域支行上存准备，在利润考核上，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等，让基层行能够享有更多的利益激励，提高服务“三农”的内在驱动力。
（二）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塑造服务“三农”业务模式
农行各级分支机构从上到下都要牢固树立一级法人意识，加强对“三农”业务的研究，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制定中长期“三农”业务发展规划，完善配套措施，将服务“三农”的事业与农行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按照“三农”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员培训、机构设置、资金计划、费用匹配、电子化建设等方面，加大对“三农”领域和县域支行的倾斜力度，并形成制度性安排，不断强化基层行发展“三农”业务的责任。
（三）加快金融产品开发步伐，完善服务“三农”载体
针对目前“三农”领域经济相对薄弱，金融产品匮乏的实际，以及农行乡镇一级机构已大量撤并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快适应“三农”业务产品的开发步伐，以此为载体，提高对“三农”的吸引力。要跟随金融产品电子化发展趋势，实施差异竞争策略，瞄准“三农”实际需求，以农行现有成熟的网上银行、银行卡、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产品为依托，不断推出适销对路、独具农行特色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结算类、信贷类、理财类产品，有效解决“三农”领域结算难、贷款难、理财产品缺乏的现状，打造产品优势，弥补自身在农村机构网点的不足，巩固农行“三农”领域竞争优势。
（四）理顺业务组织架构，健全服务“三农”的组织体系
根据农行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重新梳理业务发展组织架构，尽快形成“三农”业务专业化、精细化经营格局。如以重点产品拓展为重点，建立专业化营销队伍，提高“三农”业务市场拓展能力；针对“三农”业务面广、分散的特点，科学划分“三农”业务重点区域，完善授权、审批管理，提高业务审批效率；成立专门的“三农”产品研发团队等。
三、完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新体系，促进服务“三农”的可持续发展
农行支持“三农”经济发展，既是“老传统”，但在当前政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也是新课题，其中隐藏的风险不可忽视。必须在经营理念、制度建设、企业文化等方面大胆创新、全面规范，建立风险防范、分担、补偿机制，完善全程风险管控体系，实现农行业务与“三农”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营造良好的风险防范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加强执行力建设为重点，通过持续开展学习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监管、加大责任追究等措施，切实提高制度规范的穿透力，自觉形成时时、处处、人人依法合规经营的深厚文化，使制度要求成为每位员工从事业务经营的习惯行为，逐步构筑起有效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
（二）创新信贷管理，重点抓好信贷风险防控
信贷支农是服务“三农”的主要方式，从农行长期服务“三农”的实践来看，信贷领域无疑是风险的高发区。在这方面，除了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行业、产业政策，严格信贷准入；严肃信贷纪律，严格岗位分离，加强授权、授信、调查、审查、审批以及贷后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外，还要创新管理方式，探索预防、分散风险的新途径。比如积极借鉴国内外其它金融机构成熟经验，创新担保、抵押模式，控制潜在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强金融产品主动定价意识，形成以价格覆盖风险的机制。加强与担保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借助其它社会资源，有效分散风险。积极探索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途径，变竞争对手为竞合关系，通过采取联合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汇报、沟通，争取人行、银监会、财税等
对三农的理解范文2
总所周知，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同样存在，并将在中华名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xx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 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对于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家乡的一些村落，同一些村民、村干进行了交谈，真真实实的了解到了，三农问题不仅是国家当前的一大核心问题，而且也对我县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每一个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开资均来自农业上的收入，而我们却在农业生产上有着极多的缺陷，从而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并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共存问题。以下，我就我家乡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谈我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首先，三农问题是三个共存性的问题，它们互相牵连，互相制约；其次，三农问题会引发其它的问题，这就更加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再者，三农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历史性的问题，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就有着历史的艰巨性。
对三农的理解范文3
关键词：三农；气象科普宣传；重要性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农村不断发展，已进入发展新常态。农业生产从以往总量不足这个主要矛盾，转变为“畸形的产能过剩”问题，即结构性矛盾。调结构、促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质量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气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中加强气象科普宣传，具有重要作用。
一、概述
农业生产对气象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在农作物本身品种优良的情况下，天气是制约农作物生长的最主要因素。气候的变化可能导致增加生产的不稳定性，而且发生气象灾害，比如洪涝、干旱将对农业造成极大损失。农作物生长周期和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水稻适合雨热同期的气候，其他作物也都有其生产习性，有的喜热，有的喜寒，天气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作物的收成。
传统的气象服务体系下，农民农业生产只能靠天吃饭，当然经验丰富的农民能够“观云识天”，以此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但当前三农服务并不是重点抓农业生产，而是要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抓科技创新，保障农民权益。这不仅涉及到绿色生态农业，还涉及到防灾减灾，一旦发生气象灾害不仅危及农业生产，更危及农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加强气象科普宣传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更对农村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二、气象科普宣传在“三农”服务中的重要性
1.气象科普宣传在农村深入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中国是成员国之一，在这一天举办庆祝活动，广泛宣传气象工作的重要作用，全国各地相继出台气象科普宣传活动，走进社区、学校、农村。2017年的世界气象日主题为“观云识天”。自古以来我国就流传这诸多关于云和气象变化的谚语，如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天有城堡云，地上雷雨临；空中鱼鳞天，不雨也风颠等等。
各地举办的气象科普宣传活动已进入农村，例如仪征气象局围绕“观云识天”这一主题，深入仪征市刘集镇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为当地群众派发气象科普宣传资料，为农村老人讲解气象灾害知识和防御措施。并引导有微信的群众扫码关注气象局的微信公众号，举办服务三农气象防灾培训，科普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征求意见调整气象信息时间和内容，深受乡镇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2.气象科普宣传的重要作用
我国整体相比以前来说更加安全，但是在人们的主观感觉里却依然不够安全，基于相关的突发事件和风险危机灾害统计上说，相比以前也要安全得多，但是在信息披露机制的逐渐完善下，群众获知风险的机会增多，从主观心理上来说更加不安全，当然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的风险意识在不断增强。可是就气象灾害来说，防灾减灾体系的不断完善，气象灾害事故率逐年降低，但是就农村而言事故率依然很高。农业依然是最容易受到气象灾害影响的产业，虽然农业供给侧改革正在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创新，但靠天吃饭这一传统还是主流。农村的防御体系依然薄弱，结合上文的例子，气象科普宣传之所有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气象科普宣传，将气象科技服务带到农村，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更对农村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随着需求的增加，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强气象科技的创新是重要工作，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为气象服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关键是要紧盯农业发展前沿，根据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及时开展气象科研开发，通过农业气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服务农业水平的提高。例如某气象部门推动精准扶贫，针对当地优质水稻、专用小麦、双低油菜、优质蔬菜、菜叶等脱贫致富主导产业，开发出6大类26种服务产品。并开展18种农业气象适用技术示范推广，将农村经营主体定位成直通式服务对象，按需下单，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气象服务。
宣传就是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用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气象科普宣传就是用各种手段或活动，将气象学的相关知识普及给群众，知道他们生产生活和防灾减灾。近些年全球气候变化比较剧烈，引发很多自然灾害，南方暴雨，北方高温，以前人们更关注什么时候下雨，哪里下雨。而近些年自然灾害导致的事故让人们更关注气象灾害，所以加强气象科普宣传十分关键。如上文提供的例子，在农村中推进气象科普宣传工作，突出防灾减灾，普及应对气象灾害的知识，指导群众应对天气变化进行农业生产等等。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方式引导群众树立防灾减灾意识和运用气象科技的意识，真正把气象服务的作用发挥出来，趋利避害，为“三农”工作服务。
三、关于加强气象科普宣传服务三农的建议
随着技术的进步，气象科技在进步，气象科普宣传手段也在不断创新，宣传渠道也越来越宽，气象科普宣传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纸、宣传册、广播电视等媒介，在三网融合下，新媒体在加强气象科普宣传方面将发挥巨大势。
基于新媒体时代，首先就要巩固气象科普宣传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三农”服务领域，要在统筹规划下，加大投入，积极主动开展活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智能终端设备使用率逐渐增强，基于新媒体创新宣传渠道是关键，比如上文提到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向农村群众气象信息，并结合传统手段为群众提供精准的气象服务。其次，气象方面的专业术语对于农村群众来说，显然是无法理解的，因而在宣传当中创新气象内容十分重要，要将气象专业术语转化成农民容易理解的信息，并基于新媒体的交互性为广大群众提供在线指导。
总的来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不仅要抓农业科技的创新，推动气象科技成果的转化，服务三农。同时要加强气象科普宣传，创新宣传方式，让农村群众了解气象方面的相关知识。尤其是要在防灾减灾方面下大力，让群众了解气象灾害的形成机理，掌握应急措施，从而更好地做好“三农”服务工作。
四、结语
气象科普宣传在“三农”服务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加强农村防灾减灾建设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但是能够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够同业内同仁共同探讨，进一步为农业供给侧改革，强化“三农”服务工作，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气象局.加强基层体系建设 注重公众科普宣传 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J].中国减灾，2013，09：30-33.
[2]顾品强.突出气象科普宣传 提升气象服务“三农”能力和水平[J].上海农业科技，2013，03：9+11.
对三农的理解范文4
摘要：本文设法通过研究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核心课程体系的重构、多元化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考核机制改革等内容，创新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为农业院校法律人才培养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农业院校 卓越法律人才 教学改革
传统的农业院校法学教育普遍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问题，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逐步推进，随之而来的各种法律问题不断涌现，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卓越性”，即缺乏务实性、创新性和实践性。为此，教育部提出了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精神，就农业院校法学教育而言，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一、确立服务“三农”的人才培养目标
农业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切合农业院校的学科背景和办学优势，服务“三农”、适应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及社会发展需要，始终定位在培养了解中国国情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层优秀司法干部队伍、优秀律师服务队伍和具备法律素养的创新型、应用型法律人才。
二、结合学科优势、革新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引领教育发展的方向，应结合我国国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寻找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法学教育理念，培育我国农村社会所急需的法律人才，实现法制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和谐同步发展。农业院校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必须以服务“三农”为导向，进行全方位改革。学生在校内学习阶段，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律文化基础知识和“三农”知识的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设计要以强化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服务“三农”意识为核心。学校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要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引领大学生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执法和司法理念积极解决“三农”法律问题。
三、调整法学专业课程设置
全面地把握法律文化的背景，更好地认识与解决转型期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卓越法律人才必备的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应当是多元化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对历史不尽了解，就不可能深入理解国家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如果不精通一般政治理论、不能洞见政府的结构与作用，那么在领悟和处理宪法与公法等问题时就会遇到障碍。
实践环节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农业院校要在农村建立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加强法学本科生教育实践环节，如与一些县级法院建立教学实习基地，或者与一些乡（镇）司法所建立农村教学实习基地，发挥基地教学作用，提高现场教学质量，从而让学生走进农村、贴近农民、了解农业，让学生亲身体验农村纠纷的特点、农民诉讼的难点，自己动手调查取证、参与诉讼与调解纠纷，通过基地现场教学，真正使得学生具有服务“三农”的意识，掌握服务“三农”技能。
四、建立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机制
我国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中，专业学习与职业培训被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对学生的职业培训大多是在完成大学教育后进行的，实务部门在学生的大学学习阶段并不过多地参与人才培养任务，而高校也并不过多地负担对学生进行系统地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任务，从而造成高校毕业成为“准法律人”。
五、改革农业院校法学教学方法
卓越法律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和逻辑思辩能力，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相应的创新能力，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适应能力。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教学过程中，不能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学生按照法律的理念去学习。如果仅仅了解法律制度而不理解法治的理念，是不能融会贯通法律的基本精神的。
实践已逐渐证明：只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教学方法改革、联合培养机制构建、师资力量优化等方面进行大胆地尝试与革新，才能够培养出既精通法学专业理论、熟悉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又懂得“三农”相关知识的卓越法律人才，从而既能够胜任政法部门的专职法律工作、又能够面向“三农”、扎根并服务于基层，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江虹.农业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特色办学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对三农的理解范文5
教育“三农”问题的提出
相对于城市学校而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办学水平低；农村教师流失严重，优质师资缺乏；农村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差，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必须重点解决好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学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简称教育“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全局，教育“三农”问题，同样也关系着教育发展的全局。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从现行的教育结构看，农村教育具有面广、量大、比例高的特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教育事业重中之重的农村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短板”，没有占教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没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处于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阶段，农村人口素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瓶颈。从根本上讲，教育需要有农村的价值定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必须依靠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在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日益凸显。不管城市化发展到何种水平，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学生都将长期存在。因此，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端正农村教育发展观，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农村教育真正进入大众化时代，应该摒弃完全精英教育的理念和做法，不能仅限于教会学生“如何生存”。农村教育更需要关注农村学生文明观、世界观的培养，使他们懂得怎样“理解生存”，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教育的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让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共同成长进步，让农民能够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是破解教育“三农”难题的基本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教育“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
本世纪初，在全面深入调研，准确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衢州市邀请著名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主持制定了《2003-2010衢州教育发展规划》。在规划的指导下，衢州市、县党委和政府统筹安排，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育工作重心定位在农村教育上，以创建省级教育强县为抓手，着力建设办学条件优良的农村学校，大力培养适应教育发展的农村教师，全方位保障农村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在破解教育“三农”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实施六大工程，农村学校亮起来。按照教育规划的部署安排，衢州分步有序地进行了农村学校调整改造。针对学校布局分散、校均规模小，办学效率低的现状，2002年，衢州实施“高中向城区集聚、初中向中心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聚”的学校“布局调整工程”，这为后续的学校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重复或低水平建设改造，促进农村学校适度扩充规模，提升办学效率。2003年-2004年，实施农村学校“改水改厕工程”；2005年-2007年，实施农村学校“食宿改造工程”；2008年-2009年，实施“农村小规模小学调整改造工程”，同时，加强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6年共投入12.6亿元，完成农村学校建设改造项目2689个，新建校舍96万平方米，全面改善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提高农村学校的管理水平是关键。为此，衢州确立了“局长抓校长，校长抓管理”的工作思路，实施“校长培训工程”。通过强化培训，校长们因地制宜，创新管理模式，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构建教师培训体系，农村名师多起来。据统计，从1997年－2002年的5年间，衢州共有1800多名农村教师流向城市。农村学校教师缺编，教师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2002年-2008年，衢州逐步解决1800多名教师缺额问题，保证农村教师足编足额配备，使农村教师在数量上有了保障，严把教师入口关，确保新增教师素质高起点。
构建入学保障体系，农村学生笑起来。衢州市属浙江省的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并不宽裕。但为了保障学生的就学，建立了从义务教育到大学新生的教育扶贫帮困机制，保障所有困难家庭子女的入学机会，实现“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同时，还实施了“爱心营养餐工程”。
建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保障体系。衢州是个传统农业大市，根据2002年的资料统计，全市有农村劳动力90余万。由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50余万人。这些剩余劳动力急需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才能实现转移致富。对此，自2003年以来，衢州践行穷人教育学，对转岗农民授之以“渔”。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的思考
对于衢州而言，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既是产生于教育自身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贯穿于这一过程的自觉实践。回顾这一段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思考：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可以发挥教育在农村文明风尚方面的引领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教育是引导，教育是影响，教育是感染，教育是文化。因此，教育要善待社会，自觉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发展好农村教育，让教育激活农村建设事业的生机，让教育亲近关爱农村孩子，和谐农村与教育的关系。同时，引导社会善待教育，以教育均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改变社会分层，促进社会和谐。衢州农村教育发展的历程，是教育觉醒引领着社会觉醒的过程。以学校的规划布局引领乡镇的规划布局，以师生的文明风尚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以教育的科学民主引领农村的民主政治，以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以教育的科学和谐促进社会的科学和谐。
破解教育“三农”难题，需要责任理想智慧毅力。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既是当前教育均衡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也是教育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面对任务与挑战，使命与责任，教育不能无所作为或知难而退。我们不能把教育“三农”看作包袱，而要看到它是巨大的财富，宝贵的精神资源。要面对现实，充满理想，承担责任，启迪智慧，知难而进，创新思路，寻求突破。一要全面深入了解区域教育发展现状，二要制定科学的区域教育发展规划，三要寻找实施规划工作的突破口，四要有打硬仗不怕苦的信念决心，五要有协调争取社会各方支持的智慧策略，六要有把工作做对做好做完整的恒心毅力，七要认真总结宣传，让工作瞻前顾后，环环相扣，不断提升，持续发展。:
科学规划是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的前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投入，而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欠发达地区，保障教育投入的高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每年衢州教育都重点解决农村学校的一至两个问题，形成了积累效应。从衢州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历程看，在农村学校改造之前，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校布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改造，同时也为农村基础教育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从而保障了六大学校改造工程资金投入的高效率，同时降低了农村学校的运行成本。
对三农的理解范文6
【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即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6l＿想办法解决。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县城经济，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与市场取向改革
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和城镇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从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的﹁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数量不能随着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应减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人都担心我国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农民脱离农业的速度跟不上，使农民蒙受难以预料的损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我国农业领域里沉淀了过量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依靠农业增收困难的深层原因。与此相联系，由于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过高，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1990年的4倍，扩大到2002年的5.3倍。这表明这段时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应当如何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纯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几乎都谈到物化劳动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投资报酬递减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趋于递减。如果多余的劳动力未能转移到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则必然造成潜在的待业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农业劳动力都投在数量固定甚至日趋减少的土地上，则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因为农业活劳动投入量过多而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偏低，实际上是属于不充分就业。这就说明了，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农业部门中，仅仅节约劳动时间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才有可能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农业生产要素(诸如土地、劳力、资金)的配置起着调节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设土地的边际效益递减了，就会有资金(技术装备的货币形态)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价格甚为低廉，而其他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则是较为昂贵的，从而使得劳动力要素很难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劳动力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率都产生不了，资金也就很难进入农业领域，在农业中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资金替代劳动力的机制，也就很难形成。
本来，在难以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让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拥有足够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非农业部门的扩张，还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这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关系相当紧张，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来说，除了土地，还没有其他稳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一步说，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耕地所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超越”了耕地所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必然高于效率原则。这就必然极大地限制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还汉有到位，市场体系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农村严重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一句话，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这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趋于缓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真正地把自主权、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启主权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有些同志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跳出“三农”抓“三农”：即解决农业问题靠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市民化(把农民变市民)；解决农村问题靠城镇化。这种观点有对的一面，但还不够全面。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与立足“三农”抓“三农”相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如果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不可qb得到解决。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
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相对于城市，农村所蕴藏的潜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农村这个辽阔的区域内，总是蕴藏着比城市丰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部门、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区域内将会集中全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预报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农民人均910元)，吸纳就业人员135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28%)。从总体上说，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这就决定了县委、县政府要把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县域经济要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其落脚点应放在县、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操作平台。还须指出，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因而应该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城乡协调发展相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城乡共同发展，而且是城乡相互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式发展。从实际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县(市)这个层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开发重点等一系列发展重大问题上，县(市)都具有相对的、较大的自主权；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管理层次，具有比较完备的管理职能，q8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市)”的原则，走出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个县、24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财政收入达283亿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农村有2／3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农民纯收入增量中有80%来自非农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其在全国的排位，从第十二位进入前四位，而且显著提高了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结果。
三、统筹城乡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城市化是为了解决现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设上，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却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农村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农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就涉及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论及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指它是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城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如果说，以往发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运行的，始终没有顾及“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以损害“三农”为代价；那么，当今的小城镇建设则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滞后。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系看，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都是结合着繁荣农村经济的内容提出来的。
小城镇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狭义的小城镇概念出发，小城镇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征。小城镇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个中心点为依托，以中心至辐射点为半径所构成的区域网络。所不同的是小城镇的辐射点是周围的村。换句话说，小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础上，作为小城镇中心的镇，它的形成、发展与周围乡村发展的特点，乃至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区域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要求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得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设施，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小城镇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因素。作为我国广义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小城镇，不仅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对中国来说，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也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动力则是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小城镇建设又会大大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中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农民太多是其贫穷的根源，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就要让农民减少下去。不把农民变非农民，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小城镇分布于广大农村之中，既具有农村的某些优势，又能发挥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设得好，对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可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况且，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还可以逐步提升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几年，国家城建部门在重视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现有小城镇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一批起点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镇，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化体系。这就是理想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无论是农村或者城市，就业压力都相当大。这就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带来特殊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实现城镇化目标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城镇化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就业形式也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相当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转移方式。这是和我国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土地不仅仅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为目标和动力，因而基本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一旦城市失去就业机会，或者城市就业成本过高，他们就会退回到农村，因为农村还拥有长期而又稳定的承包地。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要加以分析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和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他们和原有城镇职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劳动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劳动，也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由于有城市户籍的正规就业职工的利益是刚性的，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趋势；农民工的利益则没有保障，同时由于进城“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庞大，数量越来越多，供大于求的趋势有增无减，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更谈不上享受原有城镇职工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虽然已经从农村走向城镇，却不被城镇所完全接纳。这就不难理解，“农民工”现象的出现，是与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