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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1
(一)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对气象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近年来极端气象灾害频发,更应引起全社会对气象工作的重视。建议省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气象“一法一例”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力度,使整个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理解、重视和支持气象工作,把认真研究探索我省气候变化规律,积极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纳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工作的全局,提上重要日程,切实推进我省气象事业的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制止和查处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的违法行为。省政府应认真贯彻落实气象“一法一例”中有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规定,继续做好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等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查处。积极协调气象、城建、规划、国土等相关部门建立日常的协作机制和相应的工作程序,统筹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建设规划与城乡规划,组织制定探测环境保护专业规划,完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备案制度,妥善解决加快城市建设与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矛盾,实现城市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三)尽快把气候可行性论证纳入政府重要决策体系。气象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城市规划、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但是我省在贯彻落实这一规定方面做得很不够,对这一规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这一规定在各级政府决策中缺位。建议省政府依据气象“一法一例”的规定,尽快把气候可行性论证纳入政府重要决策系统,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此项工作尽快纳入地方性法规予以明确。
(四)以提高装备和队伍建设水平为重点,积极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的现代化建设。今后,我省应进一步加大对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和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所需经费应纳入财政预算,建立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坚持以气象业务技术体系为依托,加快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技术系统建设,全面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探测技术、预警能力和作业水平。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科研成果,努力提高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科技含量和作业效果。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和中心工作,因地制宜建设人工防雹或增雨基地,以此带动人工影响天气事业快速发展。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攻关能力、管理人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和作业人员的规范操作能力,努力造就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湛、反应迅速的队伍。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2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和含义，然后对已有关于能源与CO2 排放的研究进行阐述，最后总结并指出今后可以探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能源模型 Logistic模型 协调发展
一、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概念的产生与提出是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采取措施紧密相关的。随着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和认识的不断提高，阿列纽斯在1896年预测大气中CO2浓度升高将带来的全球性气候变化，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英国虽然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并明确了自身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和时间表，但英国并没有界定低碳经济的概念，也没有给出可以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指标体系。
由于大气中的CO2主要来源是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因此研究能源消耗与CO2 排放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二、关于logistic模型的能源消费与CO2 排放研究综述
多年来，国内外一些权威机构及专家对能源系统模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Messner等研究开发了MESSAGE模型，用于研究中长期能源系统规划、能源政策分析和情景发展的动态线性规划模型。FelixB.Dayo等应用MESSAGE模型研究了为增加天然气消费，尼日利亚能源系统2010年以前的最优消费结构。A.Lehtila等应用EFOM模型再现了芬兰的生物能利用、热电联产发电、污染物排放以及能源的最终消费，并为国家制定CO2减排政策提供了信息支持。MichaelMessenger应用MEDEE模型研究了未来西欧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强度的改变主要是因为实际能源价格的上涨。Noelo.uri（1993），MohinderGill等（1995）在此能源需求函数的基础之上，将气候因素引入能源需求函数中，发展了能源需求函数，使之更接近现实、更能解释其经济意义。
傅瑛等利用Logistic模型对江苏省能源消费的短期预测，通过对1985―1996年江苏省能源消费统计资料发现尽管某些年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讲，江苏省实际消费量总体上处于增长阶段。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增长速度、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制约，江苏省的能源实际消费量将会走出一条“S”型增长轨迹，而与上渐进线接近，从短期预测来看，这条渐进线就是由2010年左右能源消费最大量所确定的水平线。徐健，赵柳榕，王济干利用Logistic模型对1978―2006年能源消耗进行分析，而且，并且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为dx/dt=rx（1-x/K）-b（y+z），其中弹性系数b可由相关定义求得，定义b=%（y+z）/（y+z）%x/x。邱世明等在能源消费CO2排放量的变化与控制分析一文中对Logistic模型进行修正，对世界能源消费产生的CO2排放量逐年观测数据资料用非线性回归法进行拟合。得到的结论是在1965-1999年期间，能源消耗量增长了2倍多，而CO2排放量也基本以相同比例增加，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97。通过扩展模型的模拟，说明发达国家要想达到《京都议定书》中的目标，必须把减排程度控制在q=1.5%左右。徐健（2008）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能源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以2006年为基准年，预测未来20年能源结构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关的能源对策。王冰妍（2004）以上海为例，利用LEAP模型对“零方案”情景和低碳发展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进行了预测，指出实施低碳发展不仅能缓解能源供应压力，还能明显遏制本地大气污染物排，低碳发展对中国中长期能源建设具有显著的多重作用。Weiying Chen应用MARKAL-MACRO能源环境经济模型分析了中国2050年以前CO2的边际减排成本、GDP损失率、碳排放减少比率的变化范围。、李种菜、王广成、娄美珍（2007）综合应用生态足迹、协整理论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用模型分析发现能源足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王伟中，陈 滨认为应该按照遵照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处理排放权的分配问题，通过计算人均排放权和GDP碳排放系数确定各国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由于技术水平先进，应该在减排工作中主动承担责任。发展中国家也应为实现稳定大气中CO2浓度的目标承担义务，可以在人均碳排放权分配原则下，保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承诺逐年下降GDP的CO2排放系数。
三、结语
多年来，对于能源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相比较关于CO2 排放量的核算与预测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也是比较欠缺。
目前，国际上对CO2排放的数据收集、计算与分析的机构主要有以下5家：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美国橡树岭国际实验室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国际能源署（IEA）。数据的收集方式以IPCC的基准方法和气候分析指标软件 CAIT为主。其中IPCC的基准方法以原始能源消耗量为基础转换为通用能量单位，然后以平均含碳量计算总的碳排放量，最后将计算结果转化为CO2的排放量。由此可见，通过IPCC的基准方法核算的CO2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之间存在相同变化趋势，基于近年来能源系统模型的深入研究，可以将已有的MESSAGE模型、EFOM模型、MEDEE模型、CGE模型、LEAP模型等成熟的能源消费模型用于CO2排放的研究，为节能减排，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稳定发展提出好的应对措施。
基金项目：北京工业大学第八届研究生科技基金。
参考文献：
[1]徐健,赵柳榕,王济干.能源结构的Logistic模型及其预测.安徽农业科学.2008.36(31).
[2]叶祖达.发展低碳城市之路:反思规划决策流程.江蓝城市规划.2009(7).
[3]肖明迁.北京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及关系研究.中国地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1.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3
关键词:低碳;税收;优化税制
2010年我国“两会”如期而至,政协一号提案“低碳经济”将国人的眼球全部吸引过去。“低碳世博”成为了上海世博会一大口号。于是,尚不为国人熟知的低碳理念,借世博之契机,悄然融入城市生活。
1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其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核心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消费。低碳经济几乎涵盖了所有产业领域,有学者称之为“第四次全球产业浪潮”。
2税收在低碳经济中的角色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加以保障,其中税收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2.1税收的财政职能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组织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基本职能。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筹集财政收入稳定可靠。由此确保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
2.2税收的调节职能
税收作为政府直接掌握的经济工具,在弥补市场缺陷、体现政府政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对具有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使私人活动对他人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内部化。高碳化生产与消费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使全球气候恶化、造成能源高耗浪费等。税收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区别对待,通过一征一免,多征少征,充分发挥其物质利益激励作用,给低碳化企业和消费者一定的税收优惠,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落实有关低碳经济的政策。而且,由于税收具有一种强制无偿征收的刚性,从而也使得税收的调节力度更加强大。
3优化税制,引导低碳生产与消费
低碳税制指在税制的构建中,应当出于低碳经济的考虑,设立相应的税种或者做出相关的规定,以达节能减排、鼓励新能源研发和使用之功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优化税制,使之趋于低碳税制的构想,来引导低碳生产与消费。
3.1完善与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
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中,存在着多种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优惠。如企业所得税关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税收优惠,企业购置用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业设备的投资额的税收优惠。但缺乏专门针对企业开发、使用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汽车企业,虽然国家给予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以财政补贴,但关于专门鼓励和扶持新能源车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没有建立。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至少应该给予各种节能减排企业,以及开发、使用低碳能源的企业以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增值税的抵扣优惠,消费税的减免优惠等。通过对低能耗、无污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给予税收减免,以及对不同污染危险等级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促使纳税人自觉的保护和改善环境。这样不仅把污染的可能性遏制在萌芽状态,鼓励企业积极开发先进的环保技术,还增强社会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促进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两型”社会的构建。
3.2适度地征收碳税
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使得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性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能源系统又是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因此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的重点集中在能源系统二氧化碳排放的削减上。在各种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中,碳税被认为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
征收碳税有利于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进行节能减排,有利于经济结构质量的提高,但对一定时期的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动态分析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征碳税的影响后果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不断增强,碳税税率越大,增强的幅度越大。虽然二氧化碳排放量会持续下降,但对GDP、投资、可支配收入的负面影响随时间而增强,碳税税率越大,负面影响增强的幅度越大。
针对各种负面影响,首先,应合理地设计碳税制度。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城乡的差异将全国分成几个不同的地区,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排放标准,防止一刀切现象。并选择以碳含量作为碳税的计税依据进行从量定额税率形式,合理设计碳税的税率水平,以便征管和降低征纳成本。然后,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开征税率水平低的碳税,再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情况逐步提高税率。最后,应考虑纳税人税负过重的问题。在开始征收碳税时,通过减少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税负,以及通过合理使用税收收入来保持税收中性,避免造成税负增加过多。
3.3对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进行费改税
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虽然是一种行政收费,但却在实质上符合税收的定义,是具有行政收费外壳的一种“准税收”。虽然排污费与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是其法律地位和强制性远低于税收,导致其强制执行力上的刚性不足。环保部门是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管理、监测的机构,不是国家专职税务机关,加上机构设置和人力配置的有限,由环保部门负责排污费的征收,既容易分散其管理环境的精力,又因为征收成本高,征收效率低,往往不能依法足额征收排污费。
基于各种不足,排污费改税具有的优越性有利于低碳经济和环保社会的发展。一是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税收比行政收费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并且税收实行普遍课征,覆盖的范围更广泛,因此排污税比费更规范、更透明、指引调节功能更强;二是排污税以法律形式确定,具有比排污费更强的法律强制性,有利于确保排污资金的入库;三是行政收费通常由行政部门自定程序进行收取,而税收的征收程序和方式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因此排污税比费的执法程序更严格、更规范。
3.4修订现行的消费税
现行的消费税中,仅有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征收消费税考虑了环保的因素,以及汽车消费税考虑了低碳的因素,即依据乘用车不同的排放量征收不同的汽车消费税,同时对汽油、柴油、汽车轮胎征收消费税。
针对征税对象过窄的问题,可考虑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塑料、电池等纳入征收范围,减少环境污染,迈向低碳生活。
3.5继续推进燃油税和资源税的改革
燃油税的核心是以经济杠杆方式来推动汽车产业与消费的节能低碳环保,改变汽车消费观念。燃油税的开征将促进市场对节能低碳环保小型车的购买,与油耗的直接挂钩将抑制高排量的汽车需求。将燃油税和消耗的原油直接挂钩,在客观上可以起到推进资源节约的作用,也体现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公平和规范税负、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意图。
资源税改革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措施。资源税的要义在于提高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效率。随着资源日益稀缺和环境恶化,开征资源税的目的逐渐转为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开征资源税对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觑。比如水价涨了、电价涨了,人们在生活中就会自觉节约水和电,有利于节约能源。另外,通过征收资源税筹集部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用于生态环境的预防、修复和治理。
在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现有从量计征方式已经脱离实际,资源税的税收收入不能随着资源产品价格和资源企业收益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税负水平过低,从而难以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造成资源浪费。因此,要不断推进资源税的改革,使其更贴近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4
经济发展与能源、科技、投资等均具有较为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赵进文、范继涛研究发现，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结构依从关系，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1]；反之，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同样存在较大影响。鄢琼伟、陈浩的研究表明，GDP、能源消费与中国GDP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2]Kais和Sami对全球5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也证实了经济和能源消费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3]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是中国传统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4]唐未兵、傅元海研究了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具有正面作用，且这种正面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5]科技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区域差异。范柏乃等的研究表明，财政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等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较大。[6]在当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中国GDP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7]，对能源消耗同样具有较大影响。彭昱研究表明，政府在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尤其在制造业中的能源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更为明显[8]。Lus Augusto Barbosa Cortez等的研究[9]证实了彭昱的观点，巴西政府的投资决策同样对巴西的能源消费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巴西的投资主要倾向于能源消费中的科技发展。上述研究主要涉及经济、能源、科技、投资等不同指标的相互关系，能够为政府投资决策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但对于能源消费、经济发展等多种目标下投资决策的实现路径并未涉及。在多种约束目標下如何进行投资决策的研究中，Yongbin Zhu、Zheng Wang研究了碳排放预算下的经济增长和排放控制的最优路径，提出了科技发展投资的合理路径[10]；朱永彬等以研发投资为减排手段，构建了最优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最优控制模型，提出了在减排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研发投资路径及经济平稳增长路线[11]；潘见独等通过建立二阶随机模型，研究了制造业企业面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不确定性时的减排科技最优投资路径和最优碳排放权交易量[12]；Bosetti等在对能源技术细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目标下的能源投资和RD投资决策问题[13]。
多种约束目标下投资决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方面的投资决策优化问题，即针对经济、环境约束下的科技发展投资，未涉及不同种类投资间的相互替代关系，本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约束，以科技、能源、固定资产投资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构建科技发展、非化石能源生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投资决策问题，提出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结构约束和经济发展目标下的科技发展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政府投资决策的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一）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由于科技水平是GDP的主要影响指标之一，也是本研究中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之一，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
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进而将评价结果T（t）标准化值应用到生产函数中。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一是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采用章穗等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14]，该体系包括科技产出、科技投入、科技对经济的影响、科技对社会的影响4类一级指标和24项二级指标。
二是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历年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上述24项指标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难以做出判断，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获得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历年评价结果，记为T（t）。
三是标准化处理，获得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值。由于科技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需要对数处理，因此选用的标准化方法为：T*（t）=T（t）/min{T（t）}。
（二）生产函数构建与协整检验
三、中国科技发展与非化石能源生产的投资决策问题分析
（一）相关参数核算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模型选择2014年作为初始时刻，2020年为终端时刻，即设t0=0，tf=6。模型初始时刻和终端时刻固定，各变量均以2014年值作为初始条件，以2020年值作为终端条件，其中K（t）、I（t）、IB（t）、u（t）和v（t）根据相关约束条件确定，若无相关约束，则为终端自由变量。
在模型有关参数的测算过程中，有关价格的变量均以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处理。首先采用19952014年科技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因子分析，样本的KMO检验值为079107，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共获得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378%，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计算各年度科技水平评价值T（t），标准化后为T*（t）。采用19952014年GDP数据和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lnG（t）-lnT*（t）和lnE（t）。资本存量K（t）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有关K（t）的测算采用徐杰等人的方法[17]，其中折旧率K=884%，1995年的资本存量为32 0649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采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lnK（t）。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各项数据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均不平稳，二阶差分平稳，即满足I（2）。
比较logL、LR、FPE、AIC、SC和HQ准则推荐结果，取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的原VAR模型滞后阶数为2，因此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1，JohansenJuselius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无约束协整秩检验和极大特征根协整检验都在5%显著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时可知均衡关系式为：
资本存量I（t）、IB（t）均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科技资本折旧率及资本存量采用杨林涛等人的估算方法[18]，其中科技资本折旧率为Ii=10%，科技资本存量（1995年）为4132亿元（折算为1978年价格），根据式（22）中常数值及科技水平评价值计算A（t），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和g0。非化石能源产业投资考虑水电、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的年度投资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折旧率采用翁宏标等人的核算结果[19]中的电力行业折旧率（20002007年平均值，619%），利用线性回归方法可获得gB和gB0的值。消费能源全部为化石能源时经济的损失率q参考于渤等人的核算结果[20]，取q=29%。最终测算的各参数值见表3。
（二）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约束分析
在能源控制约束中，中国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作为《十三五规划》重点之一，同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控制在15%左右，在经济发展约束中，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759966亿元，1978年不变价格）翻一番，因此可以构建模型的约束条件：
四、结果分析
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8亿吨标煤的控制目标下，根据式（26）、（27）绘制的中国能源消费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在20152020年将以年均9000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化石能源消费量也保持增长趋势，年均增长4846万吨标煤，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4%，2020年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408372万吨标煤，因此在煤炭消费占比大幅下降的需求形势下，中国化石能源供应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在2020年要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根据式（26）绘制的变化轨迹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将从2014年的47840万吨标煤（占比112%）达到2020年的71950万吨（占比15%），因此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只有保持年均4019万吨标煤的增长或年均704%的复合增长率，才能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比15%的目标。
在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的约束下，根据式（30）绘制2015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规模图，见图3（2014年为不变价格）。由图3可知，2015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应达到5181亿元（3197亿元，2014年价格），至2020年，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额度应达到7723亿元（4765亿元，2014年价格），20152020年应至少保持年均559亿元（345亿元，2014年价格）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增幅，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998%。
已知的前提下，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水平。根据式（31）绘制的科技发展投资决策路径见图4。当2015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保持2014年水平8023%时（a=0），中国科技发展投资应保持年均1727亿元（10654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8148亿元（173694億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应达到794%。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要达到86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523亿元（9397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在2020年才能达到26926亿元（166153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15%；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提升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保持年均增幅1331亿元（821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5775亿元（159051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38%。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1%，即到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达到7423%，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1）保持年均1944亿元（11993亿元，2014年价格）的增长，2020年才能达到2945亿元（181728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76%；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逐年降低2%时，中国科技发展投资（a=-002）至2020年需达到3084亿元（190306亿元，2014年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61%。
在经济发展目标约束下，科技发展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如图5所示。适当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提高科技发展投资额度；或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同时降低科技发展投资额度，均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科技发展投资提升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科技发展投资的边际效用虽呈现缓慢降低趋势，但趋势并不明显，因此从中国目前较高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看，努力提升科技发展投资，适当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