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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论文范文1
1.1国外研究现状
县域经济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与完备功能的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中观的区域经济性质的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HectorSeaman,1958)提出了“核心区———边缘区”理论;他认为在县域经济的产业布局上,县域存在某种很强的地域特征,产业布局的位置分布有一种吸引力,它的引力强度与区位特征有关,而产业发展的最佳位置则应在区位特征最为明显的方向上。而在区域和城市的研究中,主要是讨论的就是这种城镇群体空间的组合,这种系统理论已成为城市群空间研究的重要模式。相对于国外的这些理论研究而言,对于小城镇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以发达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并没有系统专门的研究。
1.2国内研究现状
我们国家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大多都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区域经济学对县域经济作研究分析。我国关于小城镇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从1980年开始的,以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思想,提出了小城镇的发展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一观点,把小城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依次为基理在我国涌现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目前我国在小城镇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和缺陷,对深入研究其发展的相关机理、内在因素、相互作用等方面问题还不够完善,对小城镇和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策略方面的研究不足,应该深入去研究。
2.红格镇现状及优势
2.1城镇现状
红格镇位于盐边县东南部,地理坐标在北纬26°25'~26°38'、东经101°51'~102°00'之间,东与新九乡、和爱彝族乡相邻,南面与会理县相接,西与仁和区隔江相望,北与益民乡接壤。省道310由东西向穿越本区域,雅攀高速公路位于北部边缘过境地段。现状基础设施水平较低,除省道310外,其他公路等级低,路面较差,以四级与等外公路为主,内部交通与对外交通混杂。市政工程设施不完善,尚无垃圾转运站、消防站等设施,城镇安全,环境卫生压力较大。城镇周边金沙江、雅砻江地表径流丰富,但利用难度较大,属典型的工程型缺水区域。地表水资源在时间上分布不均衡,干季时期农灌用水、城镇生活用水以及景观用水都难以满足需求。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吸纳能力有限2012年的规划范围内城镇化率37%,略高于全县平均水平(22%),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0.3%),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规模偏小,对入城农民的吸纳能力有限。红格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利用先天的生态资源优势,促进服务攀西,创建国际社会性的旅游度假区,发展以生态第三产业为龙头产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成为了红格镇面向国际研究和创新,会展,商务办公,教育和培训基地,同时也成为了环境优良的度假休闲,娱乐和休闲,户外运动,生态旅游区,低密度生态性住宅开发重点区域之一。新的产业结构产生大了量的就业岗位,为当地群众的就业提供了支撑,为周边村镇人口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得周边产业园区的工人和乡镇农村人口能够有序有质的向红格镇转移,有力地促进了红格镇的城镇化。同时,红格镇昔格达和金河红格村的特色水果产业,早春蔬菜等产业的销路也在持续的扩大。
2.2红格镇规划优势
2.2.1红格镇规划定位
红格镇规划定位是红格镇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红格镇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以发展休闲度假产业、康复养生产业为基础,以房地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提升整合旅游核心区的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发展,在规划期内,将红格温泉度假旅游开发核心区建设成为以温泉休闲度假、康体养生、健康运动以及房地产业相结合的具有浓郁亚热带风情的生态旅游胜地。同时红格镇以自身的地理优势进行了红格温泉旅游度假区的总体规划,其总体结构布局大致可以分为“两轴,两心和五区”。“两轴”就是空间轴与引力轴;“两心”则是红格以龙山为中心的新镇区和以温泉湖片区为中的两个综合服务中心,“五区”则是温泉湖区,幸福城区,阳光谷区,健康园区和锦绣村区五个功能分区。
2.2.2红格镇规划对盐边县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盐边县将旅游产业定位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发展乡村旅游,五行养生休闲徒步旅行,全面打造红格的运动休闲之旅和冬季阳光之旅,提高旅游产业的知名度。进一步巩固红格到格萨拉沿线的“百里生态长廊”精品旅游路线其中途径桐子林、二滩、渔门等地把盐边的精品旅游胜地全部融入其中,利用这些先天的旅游资源,把盐边县建设成为中国西部旅游特色鲜明的阳光之旅、大裂谷奇异风光之旅和川滇民族风情体验之旅的最佳目的地。而红格开发区作为盐边县温泉度假旅游的核心区开发区,以休闲度假、康养健康为主要产业,以房地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提升整合整个旅游核心区的产业结构,来推动盐边县经济发展,显示出红格镇域规划在盐边县域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3.红格镇规划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3.1带动县域旅游业的发展
红格镇具有先天的旅游资源优势,阳光温泉资源独具特色,为发展特色旅游业提供了可靠条件。目前已依托阳光温泉资源建成了红格温泉假日酒店、红格温泉宾馆、国家级棒垒球竞赛训练基地,绿色运动休闲中心等休闲旅游设施,温泉度假旅游开发核心区的建设也正逐步展开,休闲度假旅游业的发展出具雏形。通过对红格镇旅游产业的规划打造,提高盐边县红格的知名度,对促进盐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3.2促进县域资源集聚
红格镇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地理位置、规划条件、自身资源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不仅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内部龙头”,红格镇还拥有周边农村地区所没有的基础设施优势,让周边丰富的农产品,小型商业等向红格镇集聚。让红格镇在成为当地商贸服务中心的同时,也成为红格镇域周边农村地区的信息交流的重要基地,让资源、生产技术、农业技术、农业信息、产品信息、经济文化等都在红格镇进行汇聚共享,促进区域的经济交流合作,真正实现以镇带村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式。而正是因为这种集聚作用,使红格镇汇聚了大量的资源、经济及生产要素,这些要素以红格镇为媒介又可以流向上游的小城市,让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城市汇聚,利用城市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又可以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反过来拉动红格镇镇域经济的发展。
3.3对所在地区产生影响和支配
红格属于以南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形成独特的农业特色,近年来积极推进优质水果、粮食等基地建设,芒果、玉米等迅速发展,农业基础条件较好。从用地建设条件、地理位置、宜居环境来看,红格镇都将成为矿业从业人员,旅游及服务业人口,周边农村人口及生态移民人员前来居住生活、休闲娱乐的首选地,是盐边县南部片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重要支撑。
4.结论
县域经济论文范文2
人类从古至今人才辈出,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有了杰出人才,社会就会健康发展。人才是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才是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力量之源。技能型人才狭义上讲是工业革命以来掌握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人才,他们能发明或革新生活和生产技术,有创新型技术成果。高端技能型人才是现代某些职业教育部门所追求的人才培养目标,他们在某些领域具有较好的技术特长、操作熟练、工作经验较为丰富,一般具有相关行业或者企业认定的高级工及以上技术证书,得到企业、行业、社会的高度认可,能为社会创造优质财富。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主要是在县市级区域中能适应并从事现代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他们不完全是学科型、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但能在基层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要着眼于生产一线岗位,基于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协调关系,明确其主要工作特点和要求。
1.注重人才结构的多样性。
县域经济形式包罗万象,大城市里有的经济形式一般在县市区域中都存在,大城市里没有的经济形式在县市区域也会出现。从主要大类上说,大城市里主要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而县域经济不仅有工业和服务业,而且还有农业、渔业、家禽畜牧业等方面;从分类上讲,县域经济包含房产建筑、机械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商务贸易、旅游服务、企业管理、商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从硬件和软件角度上讲,县域经济包含有形和无形两种经济形式,前者以有形的产品、资产为代表,后者以无形的传统文化为主要形式。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类型面面俱到,必须渗透到各种经济领域,从主要类型上说,既要有从事工业生产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又要有从事农业、渔业、家禽畜牧业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从分类角度上讲,要有从事房产建筑、机械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商务贸易、旅游服务、企业管理、商业服务等各行各业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从有形和无形的经济形式角度讲,还要有从事社会管理、教育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全方位、多样性的高端技能型人才,缺乏任何类型都是不全面或者是片面的。
2.注重知识和学历结构的优化性。
县域经济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县域经济所需要的人才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这些人才应掌握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知识内容。知识是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基础。人类在不同时代的生活、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知识是不断变化、无穷无尽的,而人才的精力和时间却是有限的。县域经济人才要结合基层实际,以实用性为前提,注重更新和优化实用性知识内容,只要有助于分析和解决一线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只要社会时代需要,知识就会实用。例如,人们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之前,不会关注美容美发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进入小康阶段后,许多民众开始关注美容美发专业知识,与美容美发相关的产品研发、生产、服务等知识便有了社会时代价值。随着美容美发实用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服务产业的发展,社会机构也将为美容美发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管理培养相应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丰富和优化美容美发方面实用的专业性知识。在学历结构方面,县域经济人才必须与时俱进,既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又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大潮流。总体上讲,现有从事县域经济建设技能型人才的学历层次普通不高,标准相对较低,往往以普高、中专或大专学历为主基调,具有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技能型人才寥寥无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完成了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变,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不断加入到县域经济人才队伍,高学历技能型人才将逐渐变为县域经济人才的主流,这为优化县域经济人才学历结构营造了优越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满足现代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有效地推动区域性基层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3.注重工作技能的应用性和综合素质的协调性。
知识是基础,技能是重点,培养和提高工作技能是县域经济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县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端技能型人才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运用先进技术从事创新工作的实力,如果县域经济人才掌握先进实用性技能,他们就会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创新思维、革新产品,表现出专业技能的应用性特点。除了实用性知识和应用性技能外,县域经济人才还需要有全面、协调发展的综合素质。知识和技能是才的范畴,综合素质是德的内容,有才无德是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德才兼备才是正品。一个人如果学习了实用性驾驶知识,掌握了应用性驾驶技能,就必须具有良好的驾驶品德或优良的驾驶素质。如果只了解知识而不掌握技能,可谓纸上谈兵;假如有知识和技能,不注重职业道德,违反交规,开错路线,这样的人就是劣品,对县域经济发展会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应瞄准时代方向,体现时代精神,增强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诸方面共同发展,为城乡一体化进程展现其全面协调发展的综合素质。
二、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意义及一些注意事项
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有大量实用人才,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步骤,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一是可以净化社会风气,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使基层劳动者自觉学习产业升级换代所需要的实用知识,掌握城乡一体化所需要的实用技能,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工程。二是改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为基层企事业单位培养有质量意识、有责任意识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优化产业队伍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和谐。三是推动县域经济升级换代、优化经济结构。我国原有县域经济主要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缺乏保护环境资源的意识,如果有了高端技能型人才作支撑,企事业单位就有创新的动力和实力,它们有能力改变原来粗放的生产模式,促进企业技术革新,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会一劳永逸。社会各界应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统一认识,创新思维,重视相关事项,努力提高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质量。
1.注意避免急功近利的思想观念。
一些县市区为了早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工作载体,认真制订计划目标,包括明确每10000人口中要拥有600个及以上的高技能人才。一些地方政府为完成这一目标任务,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行为,把有些不符合高技能人才标准的人员以某种借口作为高技能人才进行统计;有的地方按持有技能证书数量重复计算,造成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在统计时出现标准不高、弄虚作假等倾向。
2.注意避免好高骛远的倾向。
德国等西方国家在培养和利用高技能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树立了榜样。我国政府近期也将许多本科院校重新定位,把原来以培养学术、学科研究型人才为重点转变为以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主要任务,提供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的制度保障。由于我国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基础还不很扎实,时间和经验较为有限,短期内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仍不能以高学历为主体,不适宜在县域经济中普及高学历技能型人才。如果要大量引进国外洋研究生作为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他们可能会水土不服,既用不上,又留不住。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本土化高技能人才。
3.注意避免因循守旧的培养方式。
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种类繁多、层出不穷,以前有的可能会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作用,以前没有的可能会受到重视。例如,以前的裁缝是手工作业,主要靠手工技术,现代纺织以机械生产为主,主要衡量使用缝纫机制衣的技能。传统上讲,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主要是职业教育机构、社会培训机构的任务,以学校培养模式为主,习惯于按部就班,培养现有行业的专业技能。事实上,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会涌现新的行业、新的工种,如果因循守旧,就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例如,发明计算机之前没有编程员的职业,现在计算机编程员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些传统技术还要靠口手相传,学校和培训机构不能提供培训服务。因此,培养县域经济高端技能人才要发挥企业、行业方面的社会作用,增加校企合作、教行合作的培养模式,使教学做融为一体,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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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产方式立足于绿色、高效、特色的生态农业。农产品的生产以优质、精品为依托。县域经济的发展还需要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能忽视对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循环再利用。对有助于改良区域生态环境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支持。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了农业市场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得小农经济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调和化解。保障了农民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人翁地位。但是农户一直以来分散经营的方式,无法对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准确判断,再加应变能力较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传统的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间突显出“小农户”和“大市场”无法融合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以龙头企业为主,能够有效地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联系,及时为农业生产反馈市场信息,更有助于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能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服务,有助于农产品品种改良,丰富产品种类,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大力倡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越性和科学性,为县域地区农产品搭建一条通向市场的桥梁。
(二)农业产业化推动了县域经济规模效益的实现市场经济本质上还是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县域地区经济相对发展缓慢,与当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困境不无关系。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首先是资金、技术、劳动力的大规模的投入。而招商引资能够使得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得到有效的改善。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挥主导产业发挥领头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农业大型龙头企业的建立,吸引先进技术和外资的投入。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追求规模经济的良好效应。
(三)农业产业化推动了县域经济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农业资源丰富的县域地区农业产业的主导地位无可取代,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优势也是县域经济发展中最可行的发展战略,也是县域经济增长快速有效的最现实的战略选择。县域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经济唤醒区域经济的重新分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创新选择也应立足当地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特色的资源产业。才能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中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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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体育作为第三产业的一类,与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休闲体育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投资的增长,还可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消费的增加,同时还能建构一种新的理念,使人们在身体上、心理上及文化教育上培养高尚的品质,逐渐形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受到很好的间接经济效益。休闲体育的经济价值包括直接经济价值和间接经济价值2种,直接经济价值会收到直接经济效益,而影响休闲体育直接经济效益的是休闲体育用品业、旅游业及娱乐业等;间接经济价值会获得间接经济效益,而影响休闲体育间接经济效益的是生理、心理、文化教育等方面。
2辽宁省休闲体育产业
2.1辽宁省2012年各地区生产总值从表1中可知,2012年大连的生产总值在3个产业中最高,其次是沈阳,再次是鞍山、营口、盘锦、锦州、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阜新。近年来,辽宁力求产业结构调整,追求品牌和品质效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调整和优化服务业结构,也成为近年来我省服务业发展的航向标。结合打造“休闲体育城市”的产业定位,我省重点发展休闲体育,形成一个良好的具有特色的休闲体育产业集群。
2.2辽宁省各地区2005-2012年旅游外汇收入从表2中可知,大连的旅游外汇在历年中收入最高,其次是沈阳,再次是鞍山、丹东、锦州、本溪、盘锦、营口、葫芦岛、抚顺、辽阳、铁岭、阜新、朝阳。其中,营口是辽宁沿海经济地带,其风景优美;大连是中国东北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大连背依中国东北腹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素有“东北之窗”“北方明珠”“浪漫之都”之称,所以都是旅游的最佳圣地。沈阳地处辽宁省的中心城市,是辽宁省的省会,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环境优雅、历史遗迹等丰富,是旅游的必经之地。而鞍山、本溪等都是四面环山,有许多名胜古迹,是旅游的好去处。
2.3辽宁省休闲体育产业市场休闲体育产业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要受到市场的需求、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社会水平的提高。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辽宁省经济的发展,为辽宁省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具不完全统计,现今辽宁省共有14个滑雪场,13个高尔夫球场,46个户外俱乐部,25个拓展俱乐部,旅行社在2012年已有1165家(2012年年鉴)。大卖场有111家(图2),从调查的数量上看,每家的户外品牌都将近20个;从定位上看,各种定位层次的品牌云集其中。在辽宁省中,沈阳户外市场更是非常繁荣,户外俱乐部几乎占到46%的比例,沈阳的各种户外活动群体有上百个,所辐射到的户外活动人群众多,每周末参与户外活动的人口有数万人之多。拓展俱乐部大多数也都开在沈阳、大连和鞍山,其他地方没有正规店拓展俱乐部。例如,2012年9月1日是兴隆大家庭周年庆典,现场客流可谓川流不息,TheNorthFace一家当日销售额就突破20万元。总之,辽宁的户外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在辽宁省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3辽宁省休闲体育产业化构建模型
3.1“一核一圈六区”休闲体育产业区战略布局辽宁省应大力拓展休闲体育产业,积极整合休闲体育资源和山水自然资源,科学规划,加大投入,以创建休闲体育基地带动休闲体育产业集群化。在辽宁省建立“一核一圈六区”休闲体育产业区,所谓的“一核”是以沈阳为中心重点,周边城市为辅的休闲体育产业区,“一圈”是在大连市的自然风光,建立环抱中心城区的具有特色的生态休闲体育旅游圈。“六区”是在沈阳周边城市打造6个体育产业功能集聚区,有鞍山、本溪、朝阳、阜新等山地户外运动集聚区;沈阳、大连休闲体育赛事集聚区;沈阳、大连、鞍山及周边城市的时尚运动体验休闲集聚区;葫芦岛、大连、丹东、营口、锦州水上运动集聚区;沈阳、大连高尔夫运动集聚区;以及沈阳、大连、辽阳、抚顺、本溪等冰雪运动集聚区。
3.2创新开发模式和制度安排在开发模式和制度安排上,辽宁省休闲体育产业基地将考虑借鉴国外休闲体育城开发模式。同时,以大连、沈阳等城市休闲体育产业带开发,将按一级开发、投融资、运营管理3个层次进行制度安排,以整合各方休闲体育资源,吸引战略投资机构和集体、民营资本参与。在辽宁省休闲体育产业带规划上,进行先进的理念策划、市场分析和休闲体育赛事规划等。在招商上将通过各种招商平台,引进大量的投资商和运营商,整合休闲体育产业要素,提升休闲体育产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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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县域经济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