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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2
现将《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登记工作程序》（试行）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登记工作程序（试行）
一、受理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公告》确定的市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登记管理的分工向市或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申请用地登记，领取《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登记表》及填表说明一份，领表人在《外商投资企业领表登记簿》上签字。用地单位自领表之日起10日内将填报的登记表和有关文件送回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并填写《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文件收件单》。
二、初审：市或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对填报的登记表及有关文件进行初审，并按土地使用费标准规定的土地用途分类，填写《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登记册》。租用饭店、写字楼的外商投资企业单独分类，并填写《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登记册》。
三、发放申请审批表：对于用地权属来源清楚，证件齐全的，由市或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地政处（科）向用地处（科）向用地单位发放《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申请审批表》一式二份，并指导其正确填写。
四、实地勘查：市或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对外商投资企业用地进行现场勘查、确定用地位置、四至等。
五、确定用地面积：外商投资企业在申请审批表中填写的用地面积，若是经土地管理部门测绘的准确用地面积，则用地合同以此面积填报，并取消修订条款，若企业以自报面积申请，则先以自报面积填报用地合同，在土地管理部门测绘得出准确用地面积数据后再修订用地合同。
六、核定土地使用费：市或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根据用地位置、用途等因素，核定土地使用费标准及总额，填写《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核算表》，报主管领导审批。
七、领导审批：市、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填写《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申请审批表》，制作《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合同》，连同其他有关文件和审批材料报主管局长审批。
八、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市或区、县土地管理部门分别与用地方签订《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合同》一式五份（非法定代表人签字，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书），其中一份合同副本转送市或区、县财政局。
九、发证：市或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的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填发《用地通知书》，通知用地单位到产权、地籍部门办理领取土地使用证的有关手续，并将一份合同正本转到产权或地籍部门。
十、修订用地合同：产权、地籍部门的测绘面积与土地使用合同中填写的面积相差5平方米以上的，产权地籍部门须在通知地政处（科）或用地处（科）修订土地使用合同后再颁发有关证件。
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3
关键词：激励性外资政策；双缺口；外资依赖；假外资；外资并购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3-0012-02
1 我国传统外资政策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外资在国内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众多的问题。
（1）低层次的外资政策。激励性的外资政策是一种低层次的外资政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国内储备和外汇储备的增加，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的“双缺口”问题已经在中国逐渐消失，国内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足以满足投资的需要，因此无需采用各种优惠和激励措施吸引外资解决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世界上只有20% 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 通过提供额外激励或进一步的自由化措施增强其吸引外资的竞争力，有超过50% 的国家将目标导向和强化促进作为主要竞争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有效地吸引外资，需要结合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强化吸引外资的目标导向，而不是一味的盲目吸引外资。
（2）巨大的成本。为了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努力为外资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不惜重金投入，引资成本大大超过外商投资带来的实际利益。同时为吸引外资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使得税收收入大打折扣，国民财富流失与财政收入减少现象严重。虽然外商进入中国后带来的先进技术能够为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免费模仿机会，从而节约创新所需要的成本。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有普遍适用性，为了使外国技术适应本国的需要，往往需要支付巨额的研究和发展费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研究费用大大超过了创新研究所需要的成本。
（3）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使得外商投资企业获得了比国内企业更多的优势，成本也极大的降低了，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局面，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种挤出效应，使得民间资本在竞争中陷入被动局面。据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FDI每增加1个单位将挤出0.754-0.821个单位的国内投资，在东部地区外资的挤出效应最明显。
（4）影响国际收支，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从国际收支情况来看，中国长期处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经常项目顺差中，2005年货物贸易顺差为1342亿美元，占83.5％；在资本项目顺差中，直接投资项目顺差为678亿美元，是资本项目顺差的108％。当前一直为国际社会争论的中国经济双顺差现象和外资的大量涌入是直接相关的。在外资大量进入和国家外汇储备巨额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出口加工产业的发展。
（5）明显的地区差异。中国吸引外资政策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现象，从而使得地区发展不平衡，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我国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区三者的总和都无法与东部相提并论。国家政策的导向对于地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外资引导的不够，使得我国本来就存在的地区差异现象更加严重，地区矛盾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不利的。
（6）“外资依赖”的威胁。政府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得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外资依赖”现象，给经济的发展带来风险和压力。在我国的外贸经济领域中，外资已经成为主力军，而外贸经济无疑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风险最大的领域之一，外资在外贸领域的主力地位，可能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失去主动性，过于依附外部经济和资金容易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同时随着我国成为WTO的成员，国内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外资开始进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而大量外资的进入更是加剧了这种潜在的经济风险。
（7）假外资和投机性外资。由于我国的优惠性外资政策，对外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可能产生一些“假外资”和投机性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外资”就是虚假外商投资，是指对我国投资的外商并非真正的外商，境内人士在境外或者在我国香港地区注册成立壳公司，然后以注册的壳公司的名义对内地的子企业进行投资活动，使得内资企业转化为外资企业，从而获得各种优惠政策。在内资企业“假外资”化过程中，大量外商投资都是境内资产，造成了我国利用外资数量的虚增，我国招商引资的有虚假繁荣的现象。外资企业可以通过价格转移、利润汇出、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等合法方式将资金汇出，实现资本的对外转移，这样使得国内资金大量外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假外资”的出现和兴起是国家吸引外资政策作用的结果，要杜绝这一现象的出现，必须对国家的吸引外资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
（8）外资并购。外资并购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国有企业改造重组、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外资并购带有明显的方向性，并购的主要领域集中在风险较小，规模效应明显和报酬高的行业，这和跨国公司的存在和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外资并购的主要领域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正在取消进入限制的原垄断行业，外资进入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风险，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并购也会带来众多的问题。
2 解决我国外资政策问题的措施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6年11月9日对外“中国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今后5年利用外资的任务：引导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实现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提高利用国外贷款的质量和效益；加强对外债的宏观监测和全口径管理等。结合当前我国的国情以及其他各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我国吸引外资政策中的各种问题，对我国的外资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
（1）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外资的陈旧观念。传统的激励性外资政策一方面促使外资在谈判问题上“得寸进尺”，地方政府“委曲求全”，严重损害了地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外资获得的各种优惠政策直接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从而不利于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对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在当前的国情下，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内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可以用于投资，改革开放之初的“双缺口”现象已经不存在，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转变态度和观念，抛弃外资万能的陈旧观念，合理认识外资的作用，不能盲目崇拜。
（2）重新全面的认识和清理我国的吸引外资政策，对不合理的吸引外资政策进行清理和调整。政策具有时效性，一项决策是否有效首先在于其是否适应当前的具体情况。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已有的吸引外资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外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该对原有的吸引外资的政策进行重新认识，一方面能够为我们提供利用外资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能够在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吸引外资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使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3）以地方为导向，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保证引进的外资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激励性吸引外资政策使某些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盲目引进外资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保证引进的外资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地方的实际情况为依据，以中央的总体规划为前提，灵活合理的运用吸引外资的政策，充分发挥外资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4）对进入外资进行必要的考察，建立外商投资评估机制，有选择地吸引外资，全面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外资数量和规模的做法，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新技术产业、低环境污染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建立外商投资评估机制，由专家对即将引进的外资进行科学的评估，充分认识外资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收益，在外资绩效测评的基础上实行差异化的外资政策。
（5）对外商投资进行区域引导和地区协调，促进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少，这样的情况使得我国已有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政府应该在吸引外资政策上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协调东、中、西部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的各种政策，引导外资企业投资中、西部地区，促进我国中部的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对愿意投资中、西部地区的外资给予更多的优惠和便利，鼓励外商进入中、西部地区投资发展，而对于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进行必要的保留和控制。
（6）建立和完善我国吸引外资政策方面的各种法律法规，将吸引外资纳入法制轨道。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跨国公司的发展更加迅速，利用外资已经成为各国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法规对吸引外资进行合理的规划，并将外资的发展纳入法制轨道。而我国目前对于外资行为的法律规范极端缺乏。应该抓紧制定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统一内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和监管政策，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政府应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兆，适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及时提出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我国吸引外资政策，是新时期我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外资，但利用外资不当也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我国吸引外资政策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1］李杰.我国利用外资的正负效应分析［J］.经济学家，2004，（1）.
［2］马增茂.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选择［J］.中国经济时报，2006，（6）.
［3］腾家国.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杜，2001.
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4
一、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所有大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各种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少数具有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尽量减少“循环因果累积”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须利用转移支付、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财税、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实现全国各区域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
地方政府是政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管辖的是全国行政事务和领土的一部分，在分析其经济行为时通常假定地方政府具有“经济人”的一般特征：（1）地方政府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总是尽可能地实现效用最大化。（2）由于信息和政府的认识能力都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地方政府要获得他们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而，地方政府总是在有限信息和能力的约束条件下对各种备选方案做出选择。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目标均是尽快实现工业化。其行为方式首先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然后根据各自不同的偏好和目的来决定收入的不同用途。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就是在既定的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约束条件下，在中观层次上积极而适度地干预区域经济的运行，指导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资本等稀缺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并对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最终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增进公民福利水平。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马科・帕家诺通过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为：g=A・Φ・s-δ，s=S/Y，δ为折旧率。该式表明金融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私人储蓄率s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提高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散投资风险，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只有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区域金融市场才有可能形成，区域金融市场才有可能起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随着人均收入和财富达到更高的水平，就会产生对复杂的金融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简单的金融体系演化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即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之间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态势，相互促进、互为条件。
三、地方政府金融选择
地方政府有与中央政府相对独立的经济目标，因此作为地方利益的主体，地方政府的金融行为是在中央政府的宏观金融政策及产业政策等的制约下，为地方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支持，以实现自身收入的最大化、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地区金融环境进行调控，实现中观层次上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一）信贷市场。信贷市场是指以银行（商业银行）为主体进行存款和贷款而形成的存贷款市场。银行存贷款属于典型的银行信用，由于银行信用在众多的信用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枢纽，因此信贷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区域开发的早期，根据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区域的主要任务是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增长极的形成。这个时期对所需资金具有期限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银行往往不愿意投资，并且由于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特点，投资还可能造成风险放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在区域开发的早期，地方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信贷市场进行监管，防止因为“寻租”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在区域开发的中后期，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资金流转速度加快，经济步入良性通道，信贷市场将积极介入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可成为区域开发的主推动力。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构建地方性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如加大放贷力度、鼓励银行从区外拆借资金等优惠政策，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
（二）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指金融工具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期权、期货、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具有筹资、信息传递、风险分散、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复合、宏观调控等作用，能够筹集到具有稳定性的、可以长期使用的投资资金。在我国，资本市场越发达、上市公司数量越多的地区，其经济越具有活力，经济发达水平也越高。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来说，其融资能力尤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资本市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与信贷市场相比，资本市场的二级市场具有高度流动性，其本身还具有“风险对冲”功能，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因而资本市场具有比信贷市场更突出的优点。
在区域开发早期，政府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长期建设资金，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企业兼并重组、优化配置资源、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等。对于新兴产业部门周期长、高风险的特点，因为还本付息的期限限制，如果运用信贷资金不利于企业家创业，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扶贫基金、区域开发基金等进行扶持，或者通过鼓励民间发起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方法来筹集资金。并且，民间私募基金运作效率较高，更适合于推动区域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创业投资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更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其健康发展。前面已经提到，除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弥补市场失灵外，提高公民福利水平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但是我国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和提供对外担保。因此，对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政府财力的限制，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合理的资本运作途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积极促进社会事业产业化。例如，可采取股份制城市投资公司的形式，由国有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控股上市，充分吸纳社会资金参与，使其他经济主体与政府共享赢利、共担风险。
（三）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钱纳里和斯特劳斯的“两缺口”理论指出了利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市场，在内资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大量引进外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相继进入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帮助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管理人才；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来看，外国直接投资高的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快，这也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必须和一定的区域相联系，其具体区位选择不仅取决于各区域的区位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经济条件、人口、劳动力供给等）和政策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优惠引资政策等）的优劣对比，还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获取资源、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分散风险、获取技术、追求双赢都可能是跨国公司经营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不仅要从地区实际状况出发，努力吸引与地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跨国投资者（比如西部地区立足资源优势吸引农业、资源型外资进入，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引进外资等），同时还要努力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为外资企业配套周边产业以及人才、金融、法律等服务业的支持，形成一定的聚集经济效应。这样既可以鼓励存量外资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又由于投资环境的优化，还能吸引更多的外资、本地企业的加入，形成真正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同时，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市场，应尽量避免采用对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减免税政策，虽然在我国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优惠政策对国内企业来说已经成为一项不平等政策，并且大多数的外资进入我国市场追求的是长远发展，在更加透明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竞争条件下，外商投资的信心会更强；而国内企业也会因为“摆脱”不平等待遇，赢利能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对政府来说又能提高税收收入，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人民的福利将得到更大的提高。
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5
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能包打天下。近年来*省的民营经济在经济领域中已经凸显出以下几个独特优势。一是就业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二是民营企业成为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三是成为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四是成为承接外资企业合作、转移和“走出去”方面的新亮点。这些事实充分显示了民营企业在调动经济要素、充分合理使用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上的活力和动力。
外源型经济对*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省发展的特有优势，今后*要加快发展，仍然离不开这一优势的进一步发挥，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然而，从*的实践看，在提高外源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挖掘和激发内源经济优势，加快内源型经济发展，增强发展动力和发展后劲，形成内、外源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各有特点和优势。外源型经济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借助外力来推动经济发展。内源型经济则主要利用本土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通过启动内力发展本土经济。从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外来资金，发展外源型经济，可以迅速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但从长期来看，外源经济的发展必须激发和壮大经济发展的内源力量，以此巩固和扩大外源型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和自主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了内外源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对*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外资经济带动和催生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专业镇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有和集体经济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内源型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省对外资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了*省利用外资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实力地位。但相对于外源型经济，相对于内源经济发达的国内其它地区，*省内源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并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且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仅影响到发展潜力的发挥，也制约了对外商投资的消化吸收和外资经济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只有进一步加快发展内源型经济，才能使外源型经济的产业促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外资的效应得到放大，并为外源型经济的发展升级提供更高的对接平台，开辟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根深叶茂，促进形成一批自己的名牌产品和大企业、大集团，不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区域竞争力。
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6
关键词：沧州；外资利用；经济效应
课题：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沧州外资利用的经济效应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HB15YJ101）；河北省社科联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沧州外资利用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5030347）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12日
一、外资利用对沧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外资作为拉动沧州经济发展的一架马车，对沧州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影响经济发展
1、外资流入沧州地区缓解了该地资本相对短缺和投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促进了沧州经济的发展。1998年以来，进入沧州地区的外资迅速增加，仅2014年，沧州市签约利用外资项目达20个，投资总额达33.27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12.91亿美元，这为沧州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外资进入沧州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身带入资本，直接增加沧州的基本积累，弥补资金不足的缺口；另一种是在沧州投资办厂，间接影响原材料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对沧州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外资进入沧州地区，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这里的配套厂商齐全，能够带动上游产业的投资扩张，而且这里还有学习能力较强的同行制造企业，他们能够快速实现资本的挤入和深化；现代服务业在沧州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这些行业长期被外资把持，形成比较明显的市场攫取效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加速，外资在沧州地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大多数行业集中程度相对降低，实现行业垄断困难加大，市场攫取效应空间缩小，原有市场格局被打破，为新企业的产生和成长拓展了空间，从而带动了沧州投资的增长。
（二）通过就业影响经济发展
1、外资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首先，外资一方面通过提供资本直接为沧州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外溢作用提高劳动效率，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及相关产业的发展，间接创造就业机会。其次，外资为投资地区的员工提供较高的报酬和较好的工作条件，并通过培训当地员工，间接提供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沧州就业人员的素质。再次，外资可以平衡沧州地区投资和储蓄不足的两个缺口，既能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又能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从而刺激就业，拉动经济增长。
2、就业效应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程度的加强，外资对京津冀之间的就业配置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在当地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外资对地区原有投资没有形成挤出效应时，新增外资流入会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但如果新增外资流入后挤出了地区原有部分投资，增量外资流入后可能会促进当地的劳动就业，也可能对当地劳动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二、外资引导沧州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资源往往跟随外资向其所在的企业p行业或地区流动。这种跟随性流动可能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劳动力市场。密集型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低端劳动力，劳动力的供求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这类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信号在要素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高端市场，劳动力供求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高，市场发育滞后，缺乏有效的市场信号来引导这类要素的流动。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加速，外资大量涌入沧州地区，优质劳动力逐渐流向薪酬较高的外资企业，农业部门游离出的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流向经济发展较好外资聚集地区。
（二）土地市场。以前，由于沧州地区土地交易市场不完善。一些部门和企业囤积的土地资源被撂荒，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随着外资大规模进入沧州，土地价格相对提高，土地低效率使用或者撂荒的机会成本增加。外资所形成的这种倒逼机制加强了土地资源的流转，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
三、外资对沧州金融发展的影响
对国有经济而言，贷款与利用外资可能具有替代性，外资越多，贷款越少。但对其他类型经济，贷款与利用外资则可能具有互补性，外资越多，国内贷款也越多。一般地说，与国有经济相比，其他经济形式的效率相对较高，从这个角度看，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对外资的跟随有助于提高沧州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外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资源供给方（银行）与需求方（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了资源误配置的概率。
在金融市场远未完善的情况下，银行在决定资金流向时会面临很多困惑。而外资的作用就在于为银行联络客户创造便利，那些与它有关联的企业，还款概率可能相对较高，从而能够更容易得到金融支持。外资的这种指挥棒作用，使得国有银行能够从最后一类企业中遴选出优质客户，既缓解了这些企业的融资约束，也让信贷效率有所提高。经济主体在决定投资规模时，将更多依赖于公共信号。在信息不完全的世界中，公共信号的重要性在于扩大了信息集。当存在各式各样的信息不对称时，一些公共指标能够为私人投资提供有价值的信号，而外资就是这样一个为金融部门所利用的公共信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选择跟着外资走是比较经济的策略，这样外资就成了引导金融资源流动的看得见的手，沧州的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
四、外资流入缓解了沧州企业的融资约束
外资流入沧州并通过自身产生的经济效应，能够将信贷资金引向与外资流入相关的私人企业，特别是那些自身拥有较多外资股份或者与外资有较强垂直联系的私人企业；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国有企业的融资状况并不受外资影响。
随着沧州开放步伐的加快，大规模的外资流入缓解了资金缺口，形成了资本挤出效应，促进了沧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沧州的融资约束。其一，通过降低信贷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逐步缓解沧州企业的融资约束。那些与外资有关的企业资质较好，向它们贷款的风险较低，往往更容易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其二，一个企业若拥有外资，或者与外资有上下游关系，或者处在外资分布较多的行业里，它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因融资约束而推迟的可能性被降低。整体上也相对比较容易得到外部金融资源的支持。
外资在沧州的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弥补了市场失灵，完善了市场环境，为私人企业直接提供资金，提升并优化了企业融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引导资金的企业流动。在金融部门主动改革迟缓的背景下，外资却可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大量企业通过与外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融入国际分工的背景下，沧州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更加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信贷资金跟随外资则是金融部门适应这一过程的必然选择。
总之，沧州的外资利用既具有互补效应，又具有替代效应。一方面外资带来了沧州地区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在港口、电力设施、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上改善了沧州地区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凭借其竞争优势，夺走了沧州地区民族企业原来占据的市场，夺走了熟练的技术工人，冲击了当地企业。因此，在利用外资时，需要正确处理外资与当地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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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滕家国.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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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青.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外直接投资[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