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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济论文范文1
广告商常常会遇到如何处理商业环境中的广告设计布局形式问题，比如牌匾的安装布局方式，橱窗展示广告的布局形式以及店内展示商品的摆放效果。公共艺术语言讲究独具特色的布局设计，营造一种完美的艺术氛围和新鲜的视觉感受。将这种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导入商业广告设计中会具有双效作用，使品牌营销与艺术欣赏完美结合，引领消费者在欣赏之余主动消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古老而不乏现代的国际大都市，这里的人们热衷于时尚消费。在这座城市里坐落着众多的大型商场，在这些商场里有很多完美的公共艺术化布局的商业广告设计案例，有一家名字叫作“penelope”的寝室品牌的店铺，这家店铺的产品材料主要是采用鹅绒，为了使产品的特性展示得更加立体化与艺术化，使产品形象深入人心，广告商将橱窗大胆地布局成了在一个透明玻璃制成的封闭空间，在空间的最底部安装了类似风筒的装置，柔软的鹅毛在风的作用下四处飘散，使你路过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一件美好的艺术作品，这种橱窗广告设计的布局既将产品材料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使公共艺术语言完美地运用到了广告设计中，使广告作品具备了双重价值，店铺也因此引来了众多的眼球。在LV品牌卖场里，产品陈列的广告被巧妙地布局成了珍惜动物的主题，这种公共艺术化布局，使受众在欣赏产品本身的同时，也记住了一个理念—珍爱稀有动物。它有强烈的社会公德意识，极具人情味与吸引力。
二、公共艺术讲究材料的创新语言的运用，商业广告也可以将创新材料运用到设计中，传达给受众各种新信息与新理念
任何艺术作品形式都是要通过某种材料来实现和表达其形式效果的，公共艺术也不例外。我们经常看到艺术家们利用自然材料、人工材料以及高科技含量材料来表现多种造型效果，尤其突出以废旧材料作为可再利用的材料语言，向受众传达了生态环保的生活理念。另外，公共艺术设计讲究结合多种手段，跨界打造艺术作品。可以通过某种商业广告的材料的特性去传达或倡导某种理念，例如，在WINMAX品牌服饰店里，在品牌促销活动中，全部的店内广告材料用到的是废旧的纸板，而且运用很少的广告语言，这就减少了广告成本，而且暗示这种打折季的宗旨，就是减少消费成本，更多的是向受众传达了一种理念，那就是废物利用，节约环保。在芬兰赫尔辛基的建筑物顶部装饰了一些大品牌的金属材料标志，以循环转动的闪亮形式来表现产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方面打破了灯箱广告的单一形式，另一方面这种材料使用和设计形式的突破也烘托装点了城市的美丽，更重要的是这种单一的广告形式，既醒目明了，也减少了制作过多彩喷广告给环境带来的污染。
三、公共艺术语言强调与环境融合或利用实际环境来营造作品，商业空间中的广告也应善于巧妙地结合实际环境展开设计
公共艺术作品的营造是离不开环境因素的，环境诉诸于人的视觉、听觉感受，要突出强调和表现某种主题思想或在特定环境下的主题构思。环境背景是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公共艺术语言善于利用环境营造气氛，而不是破坏环境。它是利用已有的环境作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或是利用环境作为自己作品的铺垫和补充，从而展示出符合时代脉搏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作品，在艺术与环境相互沟通、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而商业广告设计作品也与公共艺术作品一样，同样存在于公共环境中，也同样需要与环境的完美融合。而现实商业环境中出现了很多杂乱无章的广告设计形式，这主要表现在有限商业环境中的大量广告的出现和广告的，未考虑环境因素而产生了不协调的效果。这一方面造成了我们的公共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广告的效果。北京的大型商业空间比比皆是，但最能够代表北京地域特色，云集商业、休闲与观光于一身的空间之一，莫过于南锣鼓巷。这条胡同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其每个商铺宅院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而新世纪以来，不经意间，许多特色店铺与酒吧在这条古老的街巷里逐渐出现，这里的门面和橱窗广告，在设计之时完全考虑了胡同的原始环境和北京的地域文化，使人们在这里走过，就能体验出一种古今交错的感觉。
四、总结
商业经济论文范文2
[关键词] 人文经济 人本 商业文化 融合 重构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人文经济”概念，尽管对它具体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强调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坚持以人为中心，体现人文关怀，关心人、重视人、尊重人，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创造条件。人文经济是在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逐步酝酿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单纯依赖科学技术、通过资源消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超越和发展。它强调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文化在人文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着重克服当前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一些与人文关怀背道而驰的迫切问题，其实质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经济”，即遏制权力和资本的侵害性，将无限(权力)政府导向人文政府、将野蛮市场经济导向人道市场经济。人文经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同时，使经济社会的运行建立在文化、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人文环境，以及高新科技和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创新能力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之上，从而促进了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文经济以创新作为灵魂，蕴含着新的价值取向，对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作用、人的目的和意义等人生与社会的哲学思考，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尚要素，而文化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经营理念、发展观念创新等，则是在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为实现“人的目的”所必须具备的最主要生产要素。人文经济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含着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本思想，又包含着中华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传统精神，同时也包含着当代科学所揭示的更加人性化的经济运行规律、经营理念、管理作风、价值标准、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体现着科学、和谐、创新的时代精神。
当今时代，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日益趋同，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趋向统一，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为综合竞争力。人文经济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了文化力与经济力，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融合则又构成了新的生产方式，进而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人文经济的时代要求及其带来的深刻变革，首先反映在商业领域，表现为商业文化的冲突、变革、融合、创新等，这势必促使我们对当前中国的商业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商业文化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具有文化品格的商业观念和商业方式，主要包括商业物质文化、商业行为文化、商业制度文化和商业精神文化四个方面，涉及商业哲学、价值观、道德规范、商业精神、规章制度、标志等。商业文化具有强大的导向、凝聚、协调、激励、约束、辐射功能。优秀的商业文化可以不断地激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推动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为商业发展提供精神支柱，增强商业凝聚力，同时还可以在商业内部形成有利于培育人才的环境，促进职工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最大限度地挖掘商业潜能， 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人文经济条件下，商业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必须寻找新出路，提出新思维，关键是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从物质层面来看，商业物质文化体现着商业企业员工们创造的群体价值观，而在人文经济时代，这种群体价值观首先表现为以人为本、个性化时尚、创造才能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它强调塑造基于真善美的多元统一、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人类有追求真善美的天性，而这种天性的充分彰显则只有在人文经济时代才有可能得以自由实现，比如街区的商业布局、商业建筑风格、商业设施、商业环境，以及商业企业招牌、店容店貌、标志、色彩、商品广告、商品陈列和商品包装、劳动环境等，都体现着商业员工的群体价值观，因而也就内在的包含着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的基于真善美的高度统一的人性化追求，这种人性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在正确处理利益与仁义、竞争与合作、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的前提下实现商业主体间、人与物、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使文化的物质载体实现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第二，从商业行为文化层面来看，人文经济高扬人文精神，追求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融合，它呼唤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商业企业及其员工的经营活动、市场营销活动、学习娱乐活动、协调人际关系的活动等商业行为，体现着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面貌、公关品格，是企业目标、企业精神奋进的动态反映，因此商业行为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文化活动，从根本上说都体现着“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现着方法论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其要旨在于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作用，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人文经济条件下，商业行为受到人文精神的规约，人文精神不仅规范、指导和约束着人自身的各种活动，而且让人们以“人文标准”衡量一切商业行为，以商业行为的真善美程度作为评判商业企业和商人的标准。人文经济要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的有机统一，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要具有高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人文精神要具有现代科学意识，要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要使人树立起正确的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感。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人文经济将促使商业行为人性化、个性化和时尚化，促使商业行为最终由物质利益至上过度到和谐共生为本。
第三，从商业制度文化来看，人文经济的蓬勃兴起直接推动和催化了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自然经济重视产品的劳动含量，资源经济强调生产要素的优化，知识经济则看重知识和科技的含量，而人文经济则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它是以人为本的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已成定势，因此它高度重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程度，重视经济的文化含量和智力资本，从而使商业经济与文化由二元结构转变为双向融合。人文经济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揭示了“人的回归”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中知识、技术、文化理念等文化要素的增多，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质的转变；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意味着物质资源消耗的减少；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意味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进步；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相融合，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意味着人类资源观由物到人的根本性转变。而这种以知识和文化为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又必然促进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学习型和创新型企业、组织、社会的真正形成。
商业经济论文范文3
资金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角色,缺乏资金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的迟缓。资金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用尽量少的资金办效益最大的事,是资金配置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约资源,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传统的专业银行资金配置有效率低、产品功能单一、缺乏生存危机与发展动力,银行在客户需求的不断满足中难以持续提升收益,这对于银行微观与宏观经济都是不利的,因而商业银行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经过商业化改革,才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的信用主要形式为国家信用和银行信用,其发展都不够充分,商业银行作为资金配置的重要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奉行效率优先的原则,追求资金的最优化配置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可以使客户的价值最大化,而这也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的基本理念。国民经济需求和商业银行的改革密切相关,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商业银行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的经营模式,不仅涉及到银行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客户的收益风险。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的约束是非对称的,资产对客户的约束是软约束,受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政策风险、道德风险、价格风险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决定着国家金融风险的程度,对安全性影响明显。而对客户的负债是硬约束,必须偿还。要规避金融风险,必须基于稳定的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体系能够抵御各种风险损失,并且保证充足的盈利,极力消除金融风险。传统的专业银行的经营往往不求盈利、不计成本,无法承担防范国家金融风险的责任,因而从化解金融风险出发,国民经济需求和商业银行的改革相关联,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运行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的改革是银行理性的选择。
二、国民经济需求与商业银行改革的研究
1.商业银行的改革刺激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资金在市场经济中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纽带,用户(企业和居民)对金融的需求不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存取上面,在获取收益时以更小的资金使用量为追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各种金融的需求不断涌现。传统的国有银行一线业务员配置偏低,产品创新的能力较弱,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设立分支结构、管理机构过滥、过多,大部分营业以客户的结算和存取为基础,产品缺乏开发的深度和经营的广度,与国民经济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除储蓄之外的金融资产形式过少,金融体系的发展不够健全,国民金融需求过于压抑,无法使金融发展多元化,增加了发展的风险,这种银行模式不利于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而商业银行的改革可以促进集约化经营和扁平化管理,推进扁平化管理增加直接从业人员的比例,消除功能单一、低效的储蓄所等结构,转而发展全功能的营业结构,在最广大的程度上实现银行的功能。目前我国的金融压抑不利于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而银行商业改革为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等提供了关键的保障,在银行的微观经营上,可以增强其竞争能力,在宏观上,集约化和扁平化管理将促进银行功能的扩展,用户可以选择的范围较广,有利于内需的扩大,实现金融对经济的良性协助,化解当前储蓄额过高的风险,储蓄逐步向消费和投资转化,有利于直接融资比例和内需的扩大。因而,从微观和宏观上而言,商业银行的改革刺激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满足国民及中小企业日益增强的金融需求。
在市场经济中,资金作为稀缺资源,是银行业务的基础,因而要推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需要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将资金配置到最急需的部门,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在资金的配置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国的商业银行在资金的分配上,过分关注大公司、上市企业和大项目上,但对国民及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低,但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所创造的GDP占全国的50%以上,但其获得银行的资金配置的比例却过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欠缺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受到制约,只能向非法金融机构等进行借贷,提升了成本,并且风险增加,不利于中小企的发展。因而商业银行的改革要更多的面向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进行理性的服务和指导,而这种纠正也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其理由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当前大型企业和上市企业迫于业绩压力,利润虚高,而中小企业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其发展的质量并不低,有的甚至前景非常广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可以为其提供资金保障,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发展的效率;其二,虽然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免债空间大,反而降低了其资金利用的效率,中小企业迫于生存的压力,资金配置的有效率会更高;其三,随着信用制度的建立,在评估企业的偿还能力时,并不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规模,而中小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和其制度建设的规范化,风险控制并不弱于大型企业,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加大对其支持力度也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其四,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银行要降低经营的风险,就不能经营过于单一,在资金配置上要更多的向中小企业倾斜,实现资金配置的均衡,降低其非对称性,银行与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共赢;其五,我国的储蓄额过高,风险大,资金过剩、流动性差也会降低其利用率,不利于财务状况的改善,因而商业银行的改革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资金利用率,提升其发展的质量。
3.提升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需求。
传统的银行过于保守,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过弱,更多的是依靠政策性的保障生存,但随着我国的经济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要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使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着手对商业银行进行改革。中外银行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会促使中国金融业的借贷压力增加,必然要提高资金的配置率来应对竞争,对于商业银行的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而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其经营能力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的加强,必然能够促进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在市场中只有利益,没有永远的对手,商业银行在与国外的银行进行竞争的同时,也会借鉴与合作,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也是国民经济需求增长的内在要求。
商业经济论文范文4
首先,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依靠的是投资与出口,而国内消费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各大经济体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我国外需严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刺激国内消费,尤其是非发达地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将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1%,其中消费拉动4.3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而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3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从生存型向基本需求型转变。其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开始逐步由柴米油盐时代走向房子、汽车时代,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开始走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由数多、价低时代开始走向量少、价高时代。如我国一季度汽车就销售168万辆,超过美国45万辆。
其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增长不均衡和梯度发展,是发展中大国的显著特征。而“雁行发展”模式告诉我们:当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到某些产业难以为继的时候,这些产业会转移到低地价和低工资的中西部地区。这种自东向西的转移收益大而成本小,比跨国转移更经济,风险更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更需要通过不同区域间的梯度发展和区域转移,由过度依靠东南沿海地区的“单极增长”转向依靠各区域“多轮驱动”来弱化外部冲击,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会大力推动东南沿海和中西部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转移。东南沿海将不断拉长产业链,提高研发设计和后市场服务能力,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以增强产业链条的根植性和竞争力;中西部将从战略高度积极承接发达地区转移产业,加快发展。同时,在不同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重点将延伸向欠发达、落后地区和非城市地域,区域内将转向协调发展。就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我国东部10个、中部6个、西部12个、东北3个省份中,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的分别有6个、西部10个、中部5个、2个,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快于东部。
其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2008年底,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3∶48.6∶40.1,而西方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大约为2∶22∶76。过度依靠一二产业的经济结构,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纯粹的制造业向生产业、从第二产业向包括科教文卫等多方面的民生服务业转移,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大方向,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我国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1%,增幅比城镇投资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55.4%。多数生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公共事业投资持续回落的势头得到扭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同比分别提高33.8、74.3、19、26.50、37.6、54个百分点。
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信贷业务管理还不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银行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信贷管理还不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一)经营导向和资源配置不尽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
当前,我国许多商业银行的信贷导向设计,业务领域偏重经济的供给即生产方面,目标客户偏重于大项目、大企业、大众高端和富裕客户,经营区域偏重于大中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县域。而对经济的需求即消费方面、对中小企业和一般大众客户、对中西部地区和一般县域重视不够。这种经营导向导致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源配置不尽适应当前结构调整需要。一是国内消费信贷市场供给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满足居民信贷需求。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为3.94万亿元,在金融机构贷款中的比重只有11%。非购房消费信贷余额仅为4500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的1.29%。而同期美国同类消费信贷余额是我国的38.7倍,占其银行贷款的26%。二是信贷资源配置过于向东部地区倾斜,不利于支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据人民银行《2008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底,我国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的54.3%,占用的信贷资源却达61%,与之相反,中、西部和东北GDP占全国45.7%,但信贷投入只占39%,信贷投入与其经济贡献不尽匹配。三是民生领域信贷投入偏少。工商银行是我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而从其2008年年报来看,该行科教文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贷款余额仅分别占其公司类贷款的2.2%、8.5%。经营机构是商业银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资源,但目前各家商业银行的机构网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如建设银行80个中心城市的机构就占了其全行机构总量的57.6%。这也就使各商业银行难以为其他区域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这种资源配置结构不仅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对商业银行来讲,也没有形成经营结构的互补。在这种结构中建立和寻找利润增长空间,不仅难度大,而且难以持续。
(二)信贷经营模式不尽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
东部经济比较发达、中西部经济比较落后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但是,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在信贷管理上一直在推行统一风险偏好,用同样的尺度、标准、条件来衡量、选择客户。这样,必然导致其信贷资源过度投向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其他区域信贷投入不足。我国商业银行近年在传统制造业的信贷标准、风险把握、经营管理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制度、模式。各行习惯支持具有有形物质形态产品的行业,偏好以实物资产抵押来规避信贷风险。但是,现代服务业却具有轻资产、重知识和技术的特点。即使是加工制造业,其经营重心也将从加工制造转向诸如提供流程控制、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管理、品牌维护、现代物流等生产业,从生产、销售产品转向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服务业务将成为其新的增长点和利润来源。其实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将大大降低。商业银行以传统制造业为对象、以实物资产抵押防范信贷风险的传统模式显然不利于支持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产业发展、新技术运用。各商业银行近年来为了防范信贷风险,还纷纷采取了集中审批模式。信贷审批权过度向总行、一级分行集中,信贷业务流程长,环节多。从而加大了信贷业务经营成本,使许多额度小、笔数多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业务成本大、收益小,甚至得不偿失,各行从上到下热衷“贷长、贷大、贷垄断”,抑制了发展中小企业、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性。
(三)激励约束机制无法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
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信贷资源在各个区域间的重新分配,导致各行分支机构系统贡献的重新洗牌。但是,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一直比较偏重从总行到一线网点纵向上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譬如,层层考核各级行的经济增加值,存贷款新增量,并与各级机构负责人的聘任升迁挂钩。这种激励约束机制必然导致各级机构对信贷资源的区域调整产生抵触情绪,甚至相互之间的割裂对立,使各商业银行无法通过信贷结构的区域调整有效支持经济结构的区域调整。在各分支机构内部,管理人员往往偏重于按照客户经理发放的贷款量及其利息收入兑现绩效,按单笔或单户贷款风险暴露进行奖惩。而中小企业、个人客户往往贷款笔数多、金额小,收益低,个别户势必也会出现风险。这样,也抑制了客户经理营销中小企业、个人客户信贷业务的积极性。
三、商业银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信贷策略选择
商业银行要快速传导货币政策,贯彻落实好中央“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各项措施,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有效进入实体经济,满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同时,为确保自身经营稳健和资产安全,必须尽快调整其信贷经营策略。
(一)及时调整战略导向
经营战略决定经营政策、经营机制。科学合理的战略导向不但是一个企业竞争成功的秘诀,而且是其管理卓越性最好的检验标准。纵观国内外过去的许多知名企业,大都由于没有顺应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战略而导致失败,销声匿迹。我国商业银行应当看到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重大变化,必须顺应宏观调控导向和市场变化走向,积极调整信贷经营导向。业务战略要从偏重满足供给方面的信贷需求转向满足供给和消费两方面的信贷需求;客户战略要由偏重于大项目、大企业、大众高端和富裕客户向大中小企业、大众高中段客户和一般客户并重转变,区域战略要由偏重于大中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各区域均衡发展转变。
(二)积极调整信贷业务经营模式
商业银行要根据我国经济目前发展还不均衡的实际,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风险偏好和风险应对策略,在尽可能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适度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信贷投入,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增长。譬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西部较东部地区,由于通行车辆较少,单位贷款的回收周期会更长,但是,随着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其通行费收入必然会逐步稳定增长,最终来看信贷风险并不高。商业银行对西部和东部相同金额公路建设贷款,可设计不同的回收期限、还款方式,给其适当的缓冲期,从而既有效支持西部公路建设,又避免因贷款期限设计不合理而导致风险暴露。
要及时调整适应传统制造业的贷款规则和实物抵押偏好,强化创新。积极顺应产业转型要求,研究符合传统制造业服务化及第三产业经营特点、风险特征的信贷业务经营制度、客户信用评价方法、准入退出标准,创新商誉、专利权、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担保制度,推出金融租赁、应收账款融资及反向保理等产品,大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构建和完善消费信贷服务体系,创新消费信贷产品,从利率折扣、贷款手续、期限档次、信用评价、担保方式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创新,有效满足公众的消费信贷需求,让消费者通过贷款使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平滑,并使其在遭受暂时性工资和收入冲击的情况下保持福利水平基本稳定,激发其消费积极性,有效支持扩内需的结构调整战略实施。
要根据不同信贷产品实行不同的风险管理制度。对受宏观经济变化影响大、经营地域分布广、基层分支机构难以把握控制风险的大项目、大企业,实行总行、一级分行集中审批。对经营局限于一地、贷款金额小的中小企业,以及消费信贷,实行分层经营管理,总行、一级分行负责制定经营管理原则,具体审批、经营、管理授权二级分支行以下机构负责,通过降低经营重心来降低经营成本,间接提高经营收益。管理行可通过加大检查频率、不良率控制等手段促进经办行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相关业务。
(三)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点,调整各个区域分支机构的考核政策。基于信贷投入仍是各级分支机构盈利主要来源的现实,商业银行要根据各个分支机构所在区域经济增长态势、信贷需求特点,制定各个分支机构的合理业绩评价标准,促使各区域行顺应中央政策导向发展业务,避免各机构抢贷款、占规模。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企业搬迁和兼并重组将成为我国今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点,各行要加快建立适应产业转移的机构间横向联动激励机制,创造“1+1>2”的整体经营效果。如各行总行可建立产业转移服务奖励基金,鼓励各区域机构及时沟通本区域产业、企业移出和并购需求信息,产业承接、招商引资信息。一旦两地的分支机构有对接项目,可以利用各自的地理便利性,为各自地方政府、企业牵线搭桥,并提供信贷和投资银行服务支持,既有效服务于产业转移,又给所在商业银行带来大量业务机会。
各个分支机构要针对不同类型客户,制定不同的激励约束政策。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应制订有别于大企业信贷业务的绩效奖惩办法,适当提高单位贷款挂钩绩效标准,对客户经理经办贷款的风险采取单笔和总量控制的管理办法。只要其经办贷款总体风险较低,个别贷款因个人失误出现风险应轻处罚或不处罚,保护其积极性。
(四)适时调整机构布局
经济结构调整必将会加快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也必将给一些欠发达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各商业银行应顺应这一变化,重新调整机构布局。一是将环绕大城市的郊区县,作为业务拓展的潜在市场,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重新进行布局研究。二是按照有条件、分步骤、稳步推进的方式,在一些出现新发展机遇的县域增设机构,充分利用城乡一体化改革等相关政策,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村结构战略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任务融入到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目标中。三是利用国家大力推进村镇银行建设的契机,牵头在一些有潜力的地区成立相应机构,扩大信贷服务触角。
(五)拓展信贷业务功能,提升结构调整效果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与其他金融中介相比,银行与经济组织的关系更加牢固,能够更有效地获得企业的相关信息,既敦促企业及时偿付债务,又监督经理人员按照利益相关方收益最大化原则管理,提高经营质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商业银行要利用自己的信贷投入,加强对借款人经营管理的监督,促使其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国家投入资金,让项目及早发挥预期效果,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目标。
我国各商业银行目前都在探索综合经营,四大国有银行及一些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都成立了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租赁公司。各行应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将其业务与传统信贷业务紧密结合起来,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有效支持。如鉴于创新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商业银行应在一些创新型企业的起步阶段,利用自己的产业投资基金提供风险投资支持,在其进入成长期后同步跟进信贷业务,既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获取更高回报,又有效推动创新;针对一些企业缺乏设备购置资金的情况,利用租赁公司,积极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既有效满足企业购置设备需求,又尽可能缓解其融资金额和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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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济论文范文5
一
价值规律所说的是商品之价值所在，及商品在市场与流通中的价值依据。一个商品凝结有多少价值，它就会要求市场实现其多少价值，实现过高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会使别人受损（这是别人所不愿意的），反过来，实现过低，则这个商品的价值就未能完全实现出来，所有者会亏损（这又是他自己所不愿意的）。因此价值规律的首要性质就是“等价交换”----两个商品以相同价值而互相交换。当然，由于互相交换者难以明白对方商品到底耗费了所有者多少（劳动与资本的）代价，因此“等价交换”总是难以按数学上的明晰关系来进行，只能通过市场长时间的运作而形成的价格比率来进行。对于个别性的商家来说，商品价格是既定的，你只能按这个市场价格而组织生产，如果你预估的生产成本太高，那就不必生产了。这也就是价值规律中“等价交换”的实现方式，以市场既定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另外如果一个商家的商品（由于其劳动与资本耗费更低因此）其价值低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则他会在交换中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而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价值规律中“等价交换”原则的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变异，通过这个变异，“等价交换”不再是死水一潭了，它是活的，并将引导价值规律通向其新的形式----价值本质规律；而“等价交换”本身则完全变成了一种动态的等价交换形态了。
但是价值规律并不总是具有动态的方面，实际上它更多的还是静态的方面。此时的市场处于“供需平衡”的状态。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在考虑价值规律时更多的是预设了市场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价值规律研究就无形中预设了商品市场的供需平衡状态。这个状态的基本特点是缺乏竞争。于是，在市场缺乏竞争的平静状态下“等价交换”得以平稳地进行，一个商品具有多大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中内在地凝结有的劳动与其他资本的量），就能够在市场中实现出多大价值、实现出多大利益。于是我们在市场经济还不十分成熟、还很缺乏竞争的状态下就看到：一个商品凝结着多大的价值，就“要求”实现多大利益。比如在许多年以前的中国，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而不是“计划地”人为调拨）其目的就是要能够在商品交换中完全实现出一个商品的价值，尽管当时由于生产成本很高、因此这些商品的价值都很大；因此中国就开始了一系列“价格理顺”的改革活动，而这种价格理顺主要便是将产品的价格提高到其成本以上（原来的产品价格由于整个社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福利性质，因此总是过于偏低）。所以价值规律具有静态的方面，在这种静态规律起作用的时候，人们无不认为‘价值创造得越高越好’，因为它总能在静态价值规律起主导作用的市场上完全实现出来。因此当价值规律发展成为一种动态的规律、动态的等价交换形式后，价值规律实际上便发展成了一种新的规律，即“价值本质规律”。当商品市场仍然是所谓的‘卖方市场’时，商家们的商品在静态价值规律之下悠然自得地按自己的内在价值（通过货币）与别的商品交换，而不管商家们的商品生产力有多低，其劳动生产率有多低，其劳动者的素质与劳动积极性有多低。而在目前这样的所谓‘买方市场’之下，商家们紧张起来了，他们忙着裁减人员（据说这样可以“减员增效”），忙着技术改造，忙着合并引资，同时忙着打价格战（比如中国现在的电视机价格大战、微波炉价格战等）。此时价值规律的动态方面起了作用，商品的内在价值不再自动、完全地转化为交换价值了。但这却是价值规律的更高运作方式。
二
对于动态规律下的上述那种“非等价交换”的情况，在市场存在竞争的情况下，等价交换的“价值点”会续渐降低下来，从而一方面淘汰掉价值高于这个价值点的商品，另一方面迫使商家增进效率，以减少商品的成本（从而减少其内在价值）。我们看到，现实中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剧烈，等价交换的这个价值点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被迫增进效率、减少商品价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反过来，人们增进效率越快，市场竞争也就越剧烈。这种情况给生产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却大大增进了人们的生活，因为通过这种竞争，商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人们更容易得到它们了。比如，前几年，一个手机要成万甚至几万元，而现在呢？好得多的手机才需1千或几千元，并且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这些商品的价格还会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今天的人们是深切地体会到了，只要市场经济仍然在继续运作下去，人们从中所获得的利益也就更多。这立即会使思想深刻的人意识到一个“两极统一”性的存在：人类为获得越来越大的生存条件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小。我们知道，在古代，人们为获得一点食物与衣物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不同了，获得同样的物质条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这就是人类生活的进步，它源出于人类生产效率的提高，源出于人类科技的发展。
当思想家们意识到这个人类生存发展的“两极统一”性时，也就意识到了价值的真正本质：价值就是人类为获得最大生存而必须要付出的最小代价。在生产力水平不同的各个时代，人类所获得的“最大生存”的水平显然也不会相同，同样，人类所付出的“最小代价”水平也不相同，而规律性是：生产力水平越高，“最大生存”的水平就越高，“最小代价”水平也就越低；前者与生产力水平成正比，后者则与生产力水平成反比。因此，实际上“价值”这个概念具有两个相反的含义：一个是“付出代价”的含义，另一个是“获得报偿”的含义，两者统一，可称为“代价所值”----显然，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所得，同时，付出了代价，总会有所得。于是从上述含义可以将价值的本质通俗地归结为：以最小的代价能够生产出最多、最大或最好的使用价值（有用物品）。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价值的本质并不能归结为“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最大的‘交换价值’”，因为“最大的交换价值”并不意味着同样大的使用价值、同样大的有用物品，甚至相反，比如，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地区，其许多物品的价格往往又是很贵的，这样便可以用较小的代价而在此获得很大的交换价值。这种高的交换价值并未增进人类的生存进步。增进人类的生存进步，必须有非常大量“价廉物美”的物品，这是人类自远古至今天直至无限的将来之理想，而人类各个社会形态所采取的种种经济方式（无论是过去的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经济方式还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都是趋向于这个理想。因此，与人类历史发展相同步的是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理想通过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实现，而“价值”这个概念则[应该]根本性地反映人类的这种生存理想，反映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因此将价值认为“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最大的‘交换价值’”是不恰当的（虽然它在市场经济时代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也不无进步意义）；“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最大的‘使用价值’”才是价值的最终意义。
但人们对价值的理解无一不在于“获得报偿”方面，于是在市场经济中，价值与‘交换价值’甚至‘使用价值’混同为一了；这样价值越高就越‘利好’。当人们说一件物品“很有价值”时，其意思肯定是说：这件物品很有用；如何有用？一个，它很有使用价值，使用起来十分令人满意，另一个，它很能替人赚钱，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很好的经济利益。这就是通常人们对价值的认识与“好感”。但是在经济学上，一个商品所凝结的价值越高就越不‘利好’，因为它表明这个商品所凝结的劳动量与资本价值过高，从而表现为成本过高。在竞争剧烈的市场环境下，一个商品其成本过高是其所有者最倒霉的事情。比如，美国的铱星全球卫星通迅系统的价值非常高----“价值40亿美元”，但正因为它的这个高价值，因此一直无人敢接手经营，只好十分痛惜地让这80多个卫星落地销毁了。诺大一个美国又如此富有，竟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如此昂贵的现代化通迅系统销毁报废，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尽管一件物品十分有用、也十分先进，但如果它的价值过高，也会有“报废”的危险；相反，如果这个铱星系统其价值只有10亿美元（并且维护也不那样昂贵），那它肯定不会落得现在这种命运。
于是，价值高好？还是价值低好？这问题在人们的头脑中会搞得一塌糊涂，甚至连马克思也糊涂了。因为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劳动耗费”后又将其理解成“交换价值”。马克思在刚刚批判了这样一种认识“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15页）后，马上就指出“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17页），他（后者）所肯定的不正是他（前者）所批判的情况吗？因为他所批判的这种情况不正是“劳动生产力低下”的表现吗？既然是在市场上能够完全实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自然，商品的价值越大就越好了，但这同时表明商品所凝结有的“劳动耗费与资本价值”越大越好，这显然是荒谬的。于是，在价值概念上又产生了量方面的对立因素：商品的“个别价值”
与其“社会价值”（实际也是交换价值）的对立，其中，商品的利润来自于它们两者之差。即个别价值越小越好，而社会价值越大越好。这里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效率问题，因为效率高，则商品的个别价值也就越小。但由于社会价值是由生产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生产这个商品的实际时间决定），因此所谓社会价值同样是一种劳动耗费，从社会整体上说同样是“越小越好”的。这样，真正“有好处的价值”是在社会大多数的生产力仍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时，有一个商家以很高的效率生产出其个别价值很低的商品，即“很高的社会价值”减去“很低的个别价值”，这个差值就是真正“有好处的价值”了。所谓“物以稀为贵”说明的正是这种情况，一个物品缺乏的地区其物品肯定是“稀贵”的，所有商家都会拚命钻这个市场空缺，投放相应商品以谋取“超额利润”。这也是市场经济时代最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但这能够说明投放到这里的商品其价值很高吗？简单地说，“稀贵”的物其价值就一定很高吗？在这里，它的交换价值、市场价值会很高，但它的内在价值并不一定高（并且它越低反而越有利）。比如，一个人白拾得一件商品（这说明这件商品的内在价值等于零，因为它不需要耗费拾得者任何代价），他将其拿到这个物品缺乏的市场上去同样会获得很好的利益，因为它同样也是“稀贵之物”；这说明，它的交换价值、市场价值也与其他商品一样高。但是当这个市场渐渐丰富起来、市场开始出现稍微竞争时我们就会发现，白拾得的这个商品其价格会直线下降，而其它商品却不能这样，这说明什么？说明商品的内在价值是一个底线，商品的价格不能低于这个底线，但白拾得的商品这个底线却为零，因此它的价格可以直线下降但仍然有利可图。（因此我们经常见到偷来的东西其价格成倍的低）。
因此，获利的是一种“价值差”，而不是价值。但它的这种“两端差”表面上也竟很吻合我的上述这个价值的本质：人类为获得最大生存而必须要付出的最小代价；在这里，这个很有效率的商家以很小的代价（个别价值很低的商品）在市场上实现到了最大的利益。但实际上它与我的这个价值本质思想根本不同，因为它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大多数的生产力仍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大多数人生存不好）的，一旦这个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这个商家也就没有多大利益可言了。前面说了，价值的本质并不能归结为“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最大的‘交换价值’”。而我的这个价值本质思想则是要求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生产力普遍地极大提高（具体要求到每个商品上就是使其内在价值趋向于零），从而实现使人类为获得最大生存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最小。靠大多数人的不好生存而获得的最大生存，这对人类整体来说不可能是真正“有好处的价值”。但是由于它能够带动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它也是实现真正的价值本质之理想的必由之路。
三
商业经济论文范文6
在面临内外压力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改革应该如何突围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两大战略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应针对信贷扩张的动因，全面创新业务模式和经营机制
我们看到，上半年中国经济高位增长，两大推动因素是信贷和投资。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市成功后的建行尤其突出。前段时间穆迪对2005年中资银行财务实力评价较低的原因，也是看到了宏观紧缩政策下，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压力可能带来不良率提高。应该注意，我们不能说信贷扩张与银行上市之间有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因为这是现有金融体制下所有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现象，只能说是，商业银行的上市，如果强化了刺激信贷扩张的某些动因，将会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就国际经验来看，目前国外商业银行已经逐渐形成了中间业务为主，信贷业务为辅的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的银行非利息收入快速增长，对银行总收入的贡献多在30％以上，有的超过了50％，甚至70％以上。国外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是与其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也是与其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发展到了较高阶段相对应的。而在当前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以利息收入业务为主的情况还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但应向国际看齐，在业务创新与制度设计上做好战略改革与转变的准备。
就此，笔者认为上市只是银行改革的起点，在制度、技术、管理等方面全面创新商业银行业务运行模式，才能促使其走出信贷扩张怪圈。
一是创造发展银行中间业务的条件。一方面，应以专门机构协调中间业务发展的外部环境，如规范中间业务收费，制定合理的银行中间业务收费标准，也要建立健全银行的各项服务功能，并且增加科技投入，创造发展中间业务的硬件环境。另一方面，银行所提供的中间产品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所提供的服务和为客户创造的便利，只有适合客户需要的产品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而银行也只有拥有了这样的产品才能赢得客户，因此要努力推进产品创新。此外，银行还要注重以推销消费品的方式推销金融产品，通过市场营销来使客户理解新产品，并实现金融产品“供给创造需求”的途径。
二是真正促进经营管理与内控机制的优化。经营机制改革仍然是商业银行永远的主题，目前部分银行进行股改和上市，确实是银行改革迈出的一大步，但是也要看到，对银行治理长期的真正压力主要来自于机构战略投资者和大股东，当前上市银行治理结构中该类主体的作用还十分有限。银行海外上市的背后，往往是投资者对于“中国概念”和“政府担保”的认同，上市本身并不意味着现代经营机制的建立。如果就此放弃内部机制改革，则很可能重蹈覆辙。因此，政府必须在包括人事等方面在国有商业银行建立起市场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商业金融原则建立内部控制和风险收益权衡机制，才能保证银行改革的成果。就此来看，上市只是有效改革的刚刚起步，也并非银行改革的惟一选择。
三是改善资产质量与贷款结构。应通过加强各类风险限额、资产负债比例指标管理及内部利率调控、产品定价政策等手段，合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配比，降低资产组合的整体加权风险，促进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协调运作。还应根据流动性变化和资产业务发展的趋势，更加主动灵活地实施负债管理，控制负债成本，有效地管理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总之，商业银行应把风险识别能力的大小作为信贷投放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不仅在信贷投放“量”上做文章，还应在信贷投放的“质”上努力。
四是不断创新现有条件下可行的业务模式。总体上虽然信贷增长过快，但也要看到，在传统业务模式和理念下，银行还是更关注集中于少数领域的贷款业务。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还有许多领域缺乏发展资金，目前需要能够开拓市场，探索银行资金进入这类领域的新模式。例如，通过与政策性资金的配合、资产证券化、基金等模式，银行资金可以有效进入资金短缺严重的很多经济领域，探索有效利用资本金的广泛途径。
其二，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应适应新形势，转变商业银行改革的战略重点
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整体性问题是多方面的，当前有四方面任务迫在眉睫。
一是综合调控银行体系的资金过剩。资金过剩加剧了银行当前的盈利压力，从总体上调控银行体系流动性也是对政府的现实要求。2003年4月份开始以定期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来回收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多的流动性，但由于疲于应付，最终形成的净货币投放仍保持了较快增长，商业银行的资金持续过剩。当前，银行改革、宏观经济调控、外汇体制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也使得中国经济金融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影响。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出相对最佳的选择，尽可能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问题
二是为混业经营时代的到来做好制度准备。随着2006年金融产品创新的开展以及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混业经营的潮流已经显现出来。产品创新带来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合，而机构创新则带来多种金融资源的有效组合，如近期保险资金对银行的规模介入。对此，应该全面更新观念，在立法、监管、内控和会计准则等基础制度建设方面为银行混业经营打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