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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特征范文1
关键词:流动人口 首都功能核心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发展新区 生态涵养发展区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09)10-058-03
一、引言
随着北京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北京作为他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特征使得北京市部分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明显超过户籍人口数量,大批量涌入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特征
(一)流动人口的内涵
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概念,是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产物。流动人口是一种临时性的户地分离的自流人口,具体来说,就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但是学习、旅游、就医、国有流动作业单位的正式职工或因公从事其他活动者除外。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
北京市大规模流动人口变化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流动人口的变动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主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政策的变动有关。由于流动人口是一个变化迅速的群体,而现行的流动人口登记和调查系统又难以及时反映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由此导致社会对于流动人口数量摸不清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关于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数据主要从大量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报告,以及个别年份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到、并汇总得出了北京市从1978―2007年间部分年份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总量数据。总体来看,本研究认为北京市人口流动的历史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1.1978―1992年――快速增长时期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出现大幅度上升,这也与这段时期特殊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特点密切相关。7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农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之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城市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北京市作为祖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因此对外来人口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加之城乡差距的加大,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愿意到城市中谋求生路。这样就形成了这段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数据显示1977―1992年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3%,是低水平发展阶段增长率的近4倍。
2.1993―现今――震荡上升时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震荡上升的特点。90年代后期北京市流动人口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年均降幅达到8%。90年代后期,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到位,加之这段时期内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流入北京市的外来人口数量出现回落。2001―2007年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8.39%,升幅与90年代末流动人口下降的速度相当,从总体发展趋势上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上升趋势明显,并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维持扩张趋势。
三、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结构特征
(一) 四大城市发展功能区的流动人口分布结构
北京市共有18个区县,这些区县按照城市功能的差别可以划分为四个功能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和宣武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区、顺义区、房山区、昌平区和大兴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区、平谷县、怀柔县、密云县和延庆县。
各个城市发展功能区由于发展的定位不同,因此对流动人口的需求程度,以及容纳流动人口的结构也是不同的。图1显示了这4个城市发展功能区2005―2007年流动人口总量的变化。
从流动人口总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有较显著的增长,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流动人口变化较为平稳。从各城市发展功能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看,2005―2007三年间,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而城市发展新区是流动人口份额增长最快的地区。总体来看,北京市各城市功能区流动人口结构总体稳定,并有小幅变化。
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该区年均流动人口占到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8.08%,并且该区容纳的流动人口总量逐年上升,其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68%,但是从流动人口所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份额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比重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
城市发展新区是四个功能区内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功能区,年均增速达到13.87%。该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第二大聚集地,而且是北京市四个功能区内近三来唯一一个流动人口份额增加的功能区。
由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特殊的城市功能,其发展重点并不在制造业方面,因此该区能够提供给外来流动人口的工作岗位十分有限,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相对较低,并且随着首都功能核心区建设的完善,所容纳的暂住人口基本保持不变的状态,并且其吸纳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相对重要性(即流动人口份额)不断下降,到2007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只占有全北京市近9%的流动人口。
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市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由于该区域的特殊功能,同样不适于发展能够吸纳较多流动人口的制造业,因此生态涵养发展区能够容纳的流动人口数量是全北京市最小的,从近三年的发展过程看,虽然2006年该功能区流动人口数量出现了小幅上升,但是很快又回复到之前的水平。同样,该区流动人口所占份额也是全北京市最低的,年均所占份额只有4.71%。
(二) 流动人口居住的区县结构分布分析
1. 城市功能拓展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由于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承载体,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城市功能拓展区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图2显示了城市功能拓展区中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2005―2007年间流动人口总量的变化。总体上看,朝阳区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中最主要的流动人口聚集地,2005―2007年三年间,朝阳区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达到40.36%,2007年朝阳区流动人口总数达到最大,为96万人,占到北京市当年流动人口总数的23%,可见朝阳区不仅是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地,更是整个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重要聚集地。海淀区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中仅次于朝阳区的第二大流动人口聚集地区,2005―2007年三年间,海淀区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比例达到35%,2007年其流动人口总数达到最大,为84.8万人,占当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0%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流动人口所占份额相对较小,并且所占份额的变化也不明显,从流动人口总量上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内四个区县各自的流动人口总量都是平稳上升。
2.城市发展新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城市发展新区是北京市吸纳流动人口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区。该功能区内5个区县的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中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吸纳流动人口总量较多,而且上升趋势较强;而顺义区和房山区不仅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小,而且三年间不论是流动人口数量还是流动人口份额都没有特别显著的上升。大兴区、昌平区和通州区2005―2007年年均吸纳流动人口份额分别为13%、11.5%和10%,并且在2007年都达到了吸纳流动人口总量最多的程度,该年这三个区县流动人口总量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8.03%、7.27%和6.62%。
3.首都功能核心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首都功能核心区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相对较弱。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所包括的四个区县内,西城区、东城区和宣武区流动人口总量较为接近,而崇文区不论是流动人口总量还是流动人口占该功能区流动人口份额都与另外三个区有明显的差距。2005―2007三年间,这四个区县流动人口占全功能区流动人口的平均份额分别为东城区27.46%,西城区31.07%,崇文区14.22%,宣武区27.26%。崇文区和宣武区流动人口数量处于小幅上升中,2007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5.5万人和10.9万人,但是只分别占当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31%和2.6%;东城区和西城区2005―2007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呈现出持续小幅下降的趋势,2007年其流动人口数量分别为10.1万人和11万人,分别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41%和2.62%。这样不难看出,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四个区县流动人口总量发展较为平缓,基本无巨大变化,而且各个区县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4.生态涵养发展区流动人口分布结构分析
从图5中明显看到,这5个区县所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基本上都在5万人以下,其中怀柔区是容纳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区县之一,2005―2007年三年间其平均容纳了生态涵养发展区内29%的流动人口,门头沟区和密云县是仅次于怀柔区的两个流动人口集中地,其2005―2007年间分别平均容纳该功能区内20.8%和21.3%的流动人口。从流动人口总量的发展模式看,门头沟区容纳的流动人口总数逐年下降,平谷区和延庆县虽然流动人口总量小,但是呈现出逐年小幅上升的趋势,而怀柔区和密云县流动人口数量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各区县流动人口数量占整个功能区流动人口数量的份额上看,门头沟区和怀柔区所占份额逐年下降,而平谷县、密云县和延庆县所占份额逐年上升,并且2007年密云县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超过门头沟区,成为生态涵养发展区中流动人口比例第二大的区县,同样经过发展,2007年平谷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已经与门头沟区持平,并且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因此不难发现,生态涵养发展区虽然所容纳的流动人口总量相对在四个功能区内是最小的,但是其内部结构却越发趋于平衡,各个区县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差距在逐渐缩小。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特征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①正确认识流动人口。在过去的政府宏观调控中,一直把流动人口作为压缩的对象,但是就北京市目前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已经成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深入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作用和缺陷,明确管理方向;②对流动人口实施结构性调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属于低端人群即较低素质人群,但是仍有一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质高,并且活跃在金融、高技术等产业。因为北京市流动人口具有结构性特征,因此在制定相应管理措施时,应对不同类别的流动人口实行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更多的高素质流动人口进京,而相应缩减低端流动人口数量;③通过产业政策调整人口分布布局。目前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环城带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为了进一步消减城区的人口压力,应妥善利用产业转移策略,把吸纳流动人口较多的产业转移到偏远郊区,并建立较完善的服务业体系,从而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向北京周边地区分散。
■ 参考文献
1.孙中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特质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J],2005.01。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2
一、国外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的特征
（一）城镇化初期：农村人口的流入推动中小城市人口不断增长
1、欧美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双引擎
一般而言，城镇化初期指的是城镇化率低于30%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业革命是欧美工业化国家中小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以英国和美国为例。1840年之前，英国处于城镇化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后果就是就业人口分布的变化。具体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城镇地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选择进城务工。此后，英国出现了工业集中化的趋势，包括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在内的一大批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从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处于城镇化初期。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革命进程快速推进，东部和五大湖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尤为迅速，以这一区域为核心的制造业区逐渐形成，大批农村人口向这一区域聚集，形成了以纽约和芝加哥为中心的中小城市群。此外，美国的铁路网建设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快速发展，铁路的“西进运动”不断强化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联系，促使作为贸易与服务中心的许多新兴中小城市在中西部地区不断涌现。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移民也是美国城镇化初期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原因是：在这一阶段，有数千万国际移民涌入美国，这些人中从事农业的只占16%，绝大部分转移到了包括中小城市在内的城市地区。
此外，“农业革命”是欧美工业化国家城镇化初期中小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推动力。同样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通过“农业革命”完成了农业的商品化和圈地运动，农民阶层不断分化，自耕农消失。除少数移居国外之外，大多数人流入城市成为工人，从而促进英国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城镇化初期，美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这不仅解决了城镇化过程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也为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原材料和广阔的国内市场。19世纪60年代，美国农业实现了以畜力为动力的半机械化，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转移创造了条件。
2、亚洲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和政府的政策引导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推动力
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相比，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初期阶段历时较短，但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却非常迅速。在这一阶段，日本和韩国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日本的城镇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起步，到1940年其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7.9%。也就是说，日本的城镇化初期阶段历时仅仅20年。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城市集中，逐渐形成了包括京滨工业带、中京工业带、阪神工业带和北九洲工业带在内的四大工业带。在这些工业带中，一大批中小城市开始形成和壮大。韩国的城镇化从1960年开始起步，到1977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也就是说，韩国在短短17年间已经完成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在这一阶段，韩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城市圈和东南海岸流动，从而形成了包括大邱、釜山、仁川在内的一大批中小城市。
二是政府的政策引导，即通过实施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日本历来非常重视发挥政府在工业发展和城市空间布局方面的作用。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中央政府就建立国家工业企业作为“导航工厂”，虽然后来转为私营，但是政府一直提供补助、保护措施和税收优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六个五年计划，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韩国政府以原有的经济、技术、交通设施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汉城（首尔）―釜山铁路沿线中心城市。在这一区域，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产业是发展的重点，由此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这些中心城市及周边中小城市。20世纪70年代，中间产品、原材料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是韩国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由此形成了以釜山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经济增长极，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促进中小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以“农业革命”作为推进城镇化的基础不同，日本和韩国在城镇化初期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足，从而不利于中小城市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直到城镇化中期才有所调整。
3、发展中国家：以薄弱的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推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追求高速工业化的时候普遍忽视了农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中小城市发展缺乏牢固的农业基础，而大量贫困的农村人口涌入中小城市又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人炸，出现所谓“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其中以拉美国家最为典型。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许多拉美国家过于强调市场机制而排斥政府作用，奉行土地私有制，加剧了农村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因破产而涌入城市，导致大量的城市失业群体，导致贫民窟的产生和犯罪率的上升等社会不安定问题。
与西方国家自主型工业化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出现了“非工业化”的倾向，即成为西方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而本国的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主要是为出口型经济而建造，一般布局在沿海地带，目的是为西方国家获取原料和销售产品提供服务。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城市的传统服务业相当发达，但是制造业发展却严重滞后，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问题。比如，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60%，但是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劳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低于30%。
（二）城镇化中期：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促进中小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1、农业现代化成为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所谓城镇化中期，指的是城镇化率为30%―70%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重要助推器。一方面，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产品产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从而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英国为例。从1520年到1801年的200多年间，英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80%下降到50%，但是农业生产率却提高了60%―100%。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大农场的建立，使英国能够以越来越少的农业人口养活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从而为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从而推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以韩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为了解决城镇化初期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所引发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开始实施“新村运动”。通过这场运动，韩国不仅改善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而且也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多的韩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包括中小城市在内的城市地区转移，由此推动韩国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
2、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在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带动国外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最为重要的引擎。首先，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快了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的步伐，从而带动人口和劳动力向作为重要产业聚集地的中小城市迁移。以日本为例，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钢铁、造船等重工业与化学工业不断向濒临太平洋的沿岸地区集中，由此带动运输、交通和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促使大量人口和劳动力不断流向该地区。这不仅带动包括东京、名古屋和大阪等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动这些大城市周边众多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从而形成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大阪都市圈这三大都市圈。
其次，“非均衡战略”的实施带动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流动。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为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和效益，许多国家在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上普遍采取了“非均衡战略”，即把有限的资本投入于少数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实现最高的集聚效应和最低的基础设施单位成本，而外国资本的注入对这一过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工商业分布都很不平衡，由此形成以大城市甚至于特大城市为中心，并包含众多中小城市（也被称为卫星城市）的大都市圈。在城镇化中期，这些大都市圈内的城市人口规模非常巨大而且增长迅速。比如，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都市圈就是一个以墨西哥城联邦区为中心，包括阿斯卡波特・萨尔科、古斯塔沃・阿・马德罗和米格尔・伊达尔戈在内的16个卫星城市，它集中了墨西哥全国大约50%的工业、商业、服务业和银行金融机构，2010年人口超过了2000万，成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都市圈。
（三）城镇化后期：大城市人口的回流促进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1、产业布局分散化带动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回流
所谓城镇化后期，指的是城镇化率超过70%的阶段。在城镇化中期，边际产出递增和集聚经济导致资本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从而带动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然而，到了城镇化后期，大城市的发展提高了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然而，随着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运输成本逐渐下降，集聚经济的优势开始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逐渐向大城市周边地区扩散，带动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回流，从而使城镇化逐渐从集中阶段向分散阶段转变。以韩国、美国和日本为例。
为了解决由于人口过度向首尔和釜山这两个大城市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韩国政府从1984年起开始在城市空间开发管控和经济政策调控方面采取了分散化发展的措施，限制这两座大城市产业发展，引导产业布局向周边其他中小城市扩散，以此带动这些中小城市的发展。此后，大城市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而其他中小城市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2007年，首尔和釜山的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49.73%下降到31.35%。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城市人口流向郊区的现象。这一现象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大多数企业开始从大城市转向土地宽广、空气清新的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带动中小城市（镇）的发展，进而带动大城市人口向这些中小城市（镇）转移。1970年，美国中小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大城市人口。目前，美国中小城市的人口已经占美国总人口的相近一半。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分散型城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制造业从包括东京在内的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大城市的部分人口也随之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带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
2、大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促使人口向中小城市回流
在城镇化后期，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城市空间的过度扩张和产业布局的过度集聚等因素导致一些国家的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比如犯罪率居高不下、环境污染愈发严重、交通拥堵不堪等。面对这些问题，大城市的部分人口选择流向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更为优越的中小城市，从而带动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出现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
逆城市化现象首先开始于北欧和西欧，随后许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出现这一现象。以英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的人口减少了8%，伦敦的人口减少了54万。在1970年至1985年间，伯明翰、利兹、伦敦和曼彻斯特人口增长率为负。在1985年至1995年这十年间，这几个大城市的总人口也基本没有增加。
二、启示
（一） 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推动农村剩余人口向中小城市有序转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然而，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比较薄弱，农业从业人口在我国劳动人口中所占比重仍然比较大。因此，应大幅增加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息息相关的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大力推动我国农业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中小城市人口的增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二）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提升中小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都是提升中小城市人口吸纳能力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来看，以低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高资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的“旧型工业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大力推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对于我国的中小城市而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人口吸纳能力，关键在于：一是同步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促进人口增长与工业化发展基本保持同步;二是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出一条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协调发展的道路;三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通过对传统工业的信息化改造实现跨越式发展;四是发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积极效应。
（三） 以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抓手推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合理聚集和流动
根据国际经验，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重要手段。与大城市相比，目前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现有产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相对有限，从而导致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不足。因此，应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将部分产业合理有序地向中小城市转移，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分流大城市人口等方面的作用，促进人口向中小城市合理聚集和流动。
（四）以清除制度性阻碍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创造人口向中小城市合理流动的良好环境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3
>> 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中子女随迁的阻碍因素分析 浅议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 流动人口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困境分析 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分析 西部流动人口现象分析 关注流动人口家庭发展刻不容缓 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状况差异性分析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问题分析与建议 谈谈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文化资本现状调查及建议 关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问题与策略 浅析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现状及习惯培养 探讨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有效途径 边缘与隔离：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困境分析 城市化难点在于流动人口 城市流动人口均衡化服务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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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特征范文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人口的区域流动愈加频繁，流动人口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就流动人口现状而言，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人口的流动行为主要呈现常态化、家庭化和长期化特征的一致结论［1－3］。学术界有关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家庭化、长期化的结论，是通过对流动人口的数量、家庭平均规模、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三个指标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本文认为，以往研究中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来反映流动时长，衡量人口流动长期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本研究将提出流动预期时间指标，并结合安徽省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运用与重点分析。
一、流动预期时间的提出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是衡量其流动时长、变化趋势的一项经常性指标。国内不少学者运用该项指标对我国人口流动长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杨政等学者结合以往研究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呈现长期化趋势上达成了共识［4］。人们普遍注意到了人口流动长期化的趋势，但是，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是否能够科学地反映流动时长的真实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流动人口的平均居住时间和平均死亡年龄都会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流动人口一生的流动时长特征。鉴于此，陈卫提出了流动预期寿命概念，运用于我国人口的流动预期寿命研究中，该指标消除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能够真实反映流动人口一生的流动时长特征，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区域流动人口流动时长的比较研究，把握流动人口的区域差异。该方法通过编制生命表，借用计算健康预期寿命的Sullivan方法计算得出流动预期寿命［1］。本文也将该指标与方法运用于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的相关计算中，但由于寿命概念主要指生命存活时间的长短，因此流动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长用“流动预期寿命”表达不准确，故本文将“流动预期寿命”改为“流动预期时间”，但内涵不变。流动预期时间是指一地区流动人口在给定的条件下，预期在该地区处于流动状态下度过的年数。
二、安徽省人口流动的特征
安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大量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从而产生向外流动动机，但省内城镇经济吸纳能力有限，于是大量农村劳动人口流向省外。2010年安徽省外出人口中，从本省流出到其他省份的人口达到1038．2万人，占全部外出流动人口的64．5%［5］。与安徽省毗邻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剩余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乔晓春和黄衍华在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的分析中得出，2010年安徽省劳动力流到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市的人口占到安徽全部外出人口的77．5%，同时也指出安徽是全国外出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到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1．21%［6］。安徽省内在的推力与长三角地区外在的拉力，促成安徽成为人口流出大省。根据安徽省近十年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24．5%，相较十年前的12．7%几乎增加一倍。从绝对值来看，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由2004年的820．6万人增至2013年的1697．6万人，十年间安徽省的人口流动已然成为一种常态现象。伴随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常态化，长期化则是安徽省流动人口呈现的另一特征。2004—2013年，安徽省流动人口中外出五年以上的人口比例由6．52%增至10．09%。人口流动的常态化、长期化，是安徽省人口流动的两大特征。因此，对安徽省人口流动的预期时间进行计算与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时长特征，为该省流动人口长期化的评判提供一种新的比较视角。具体运用中，结合安徽作为人口流出大省的事实，本文将采取流出地的视角，利用安徽省六普数据［7］，重点分析2010年安徽省户籍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情况，以期能够预测安徽省人口在预期寿命中处于流动状态的年数。同时，本研究将利用已有研究中对全国所做的相关分析和安徽省2014年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8］，对安徽省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从而全面地反映安徽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特征。
三、数据说明与方法介绍
(一)数据说明本文旨在以流出地的视角，对安徽户籍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水平进行描述分析。研究对象为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包括流向省内和省外的人口，但不包括省外流入的人口。对流动预期时间的计算涉及到两个基础指标，即分年龄的死亡率和分年龄的流动率。其中分年龄的死亡率是通过安徽省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因某地区的死亡率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在安徽省2013年的流动预期时间的分析中，死亡率仍沿用2010年的数据。另分年龄的流动率主要根据安徽省2011年和2014年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全省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分年龄构成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在此基础上求得2010年和2013年安徽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
(二)方法介绍生命表是人口统计分析中一项重要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分年龄的死亡率资料，假定同时出生的一批人(一般取10万人)按这种死亡率水平度过一生后，计算其在活到每一个整数年龄时所剩的人数以及以后平均每人还能继续生存的人年数［9］。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则是在生命表计算人口预期时间的基础上，利用计算健康预期时间的Sullivan方法，对分年龄的人口流动率数据逐步计算得出。
四、安徽人口的平均预期时间分析
(一)2010年安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通过前文计算方法，计算出2010年安徽人口分年龄的流动预期时间，如表1所示:2010年安徽省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6．3年，即2010年该省人口在分年龄流动率的条件下，预期将在流动状态度过16．3年，此结果高于陈卫计算我国同期流动预期时间的10．8年［1］。这在横向上反映出安徽省流动人口的长期化特征，同时也印证了安徽作为人口流动大省的现实。从不同年龄组的流动预期时间来看，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表1显示，流动人口在30岁之前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都在10年以上，30岁之后不足9年，而65岁之后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不到2年。另据安徽省2010年分性别年龄的流动率计算出安徽省2010年分性别、年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见表2和表3，具体数据如下:由表2和表3可知，2010年安徽省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7．22年，女性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5．33年，男性高出女性近2年，安徽省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2010年安徽省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重分别为55%和45%，外出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22。安徽省外出劳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的现状，是造成男性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缩小，55～59岁之后，女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开始赶超男性。该现象主要缘于流动人口会随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根据六普数据显示，安徽省55岁以上人口外出比例只有6．5%，流动人口规模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外出人口的性别比。同时，女性比男性平均寿命更长，也会促使女性流动预期寿命与男性的差异会随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甚至赶超男性。
(二)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变动趋势图1显示2010年、2013年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分年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外出人口2010年、2013年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16．3年和18年。从时间维度上看，安徽省人口在流动状态下的时间在增加;从绝对值上看，已远远超过2010年全国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这说明安徽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从分年龄组的流动预期时间来看，2013年年轻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高于2010年，尤其体现在15～19和20～24两个年龄组，差距较大。但同时可看到，两个年份的流动预期时间差距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小，在45岁以上年龄组中，2013年的流动预期时间反而低于2010年。这说明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所改变，年轻人群比重在增加，而中老年人群比重则在下降。
(三)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的性别差异图2反映的是安徽省人口2010年和2013年分性别、分年龄的流动预期时间情况。2010年和2013年男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均高于女性，该差异在年轻年龄组表现得尤为明显。但2013年男性和女性流动预期时间的差异远大于2010年，2013年男性和女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20．1年和15．9年，二者相差4．2年，而2010年二者之间的差距为1．9年，还不到2013年的一半。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缩小，尤其是到40岁之后，该现象在2010年和2013年数据中均能体现。图3反映的是2010年安徽省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在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用FLEx/ex表示)，FLEx/ex越大说明人口流动的时间越长。如图3所示，2010年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在平均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达到19．38%，说明该省人口在平均预期寿命中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处于流动状态。2010年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在平均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超过20%，达到21．36%，远远高于女性的17．38%，但这种差距同分性别流动预期时间一样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缩小。同时也应注意到，FLEx/ex值在15～19岁组之前一直呈上升状态，之后FLEx/ex值则随年龄增长不断下降，男性和女性均表现出同样趋势。这与15～19岁组的流动率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
五、结果与讨论
本文在安徽省人口流动时间长短的衡量中，运用了一个新的衡量指标，即流动预期时间。该指标的提出有利于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在给定的分年龄人口流动率的情况下，可计算出人们预期在流动状态下生活的年数。通过生命表的编制，结合计算健康预期时间的Sullivan方法，本文计算出安徽省2010年和2013年分年龄、分性别的流动预期时间，结果显示，安徽省2010年和2013年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16．3年和18年。从时间维度上看，呈现上升趋势，并显著高于2010年全国10．8年的平均水平。2010年和2013年安徽省男性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均高于女性，并且男性人口流动预期时间在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显著高于女性人口，与2010年全国流动预期时间的性别差异保持一致，同时也应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通过对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流动预期时间呈现一定的性别差异。该结论对安徽省流动人口的管理，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安徽省外出人口流动预期时间较长的现状，给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安徽省流动人口管理以及流动人口的权益维护带来一定的挑战。鉴于此，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创新，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二代结束流动的时间可能大为提前。因此，流动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的实际运用也应结合其他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5
新上海人的结构特征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高学历人口占流动人口的比例基本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一般保持在1.50%左右,但由于流动人口总量在这15年间增加了3倍,高学历人口总量虽也有大幅上升,但由于基数的增大,使得这一比例并没有根本变化。但新上海人的构成还是很有其特点的:
一、男性具有绝对优势,且学历越高,男性比例越高
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性别比偏高,特别是劳动年龄段。这虽然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因为在找工作时男性具有较大的优势。长期以来高学历人口中男性始终占绝对多数,虽然在最近的十年间情况有所变化,但男性比例仍高达64.71%,高学历人口性别比不仅高于6岁及以上人口的性别比,也比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比高。从发展趋势来看,则高学历女性比例有显著的上升,性别比逐渐向6岁及以上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靠拢。
二、25-29岁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比例最高,年龄结构的特征在这些年里并没有发生变化
年轻是高学历人口的特征。20-3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是最高的,而峰值则出现在25-29岁年龄段。这样的年龄结构特征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发生变化。
三、以大学本科为主,学历结构受到政策的一定影响
在高学历流动人口中,大学本科占绝大多数,从2000年以来的数据看比例在90%左右,研究生只有10%上下。从绝对数上看,2003年抽样调查中上海全市流动人口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仅7800人。但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成批毕业后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上海寻找工作,就业人数明显增加。
四、来源地十分广泛,但仍相对集中在华东地区
上海的流动人口来源分布十分广泛,遍及我国内地的30个省、市、自治区,但同时又相对集中在华东地区。来自华东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7.10%,其中仅来自安徽、江苏两省的流动人口就有217.62万人,比例超过55%。
此外,高学历的人口还呈现出如:专业技术工作是大多数高学历流动人口的选择,从事新兴职业和自由职业的比例也相对比较高;未婚人口的比例比较高,而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在已婚人口中配偶有上海户籍的比例有明显下降等特点。
新上海人的发展特点
如果把已从外地或海外来上海工作,取得上海户籍或居住证,或已在上海居住、工作5年以上,有正当职业或稳定收入,并把上海作为长期居住和生活的特定人群定义为新上海人的话,他们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点:
流动人口特征范文6
关键词：流动人口；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70
1A社区流动人口现状及特征
乌鲁木齐市A社区于2012年7月拆分成立，位于赛马场路，北起赛马场路，南至榆园路北社区，西起东七巷，东至迎宾馆西围墙。辖区总面积0.38平方公里，总户数1405户3797人，有自建房164栋，其中115栋用于出租，登记在册有623间出租房，辖区驻地单位有两个。通过工作人员了解到A社区具有七站一室，工作人员49人。该社区总户数1522户4661人；其中常住户532户1653人，流动户990户3008人，七个巷道171个院子、一个小区556户1668人（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质，具体数字不稳定，存在变动）。
1.1流动人口结构
1.1.1民族及性别结构
A社区的民族成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民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截止到2015年5月，所有流动人口中，汉族占7%；少数民族则占93%，其中维吾尔族居多，占流动人口总数的86%（如表1所示）；且流动人口中男性大于女性，其中男性1365名，占51%；女性1313名，占49%（如表2所示）。
1.1.2年龄结构
相关统计信息显示，该社区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16-59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68%，而0-15岁及6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年龄分布则分别为29%和3%。究其原因，大部分外来人员都是来务工的，所以年龄的构成较为年轻。
1.1.3碓唇峁
该社区流动人口的来源主要分为疆内、疆外，从疆内看，大多集中于南疆地区，例如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其中，疆外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疆内人口占91%。
1.1.4文化结构
该社区流动人口的文化结构偏低，大专以上人口仅有132人，占总流动人口的5%；大专以下有1985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74%；无受过文化教育的有561，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1%（如表3所示）。
1.2流动人口特征
为了更好的掌握该社区流动人口的特点，除了上述分析，我们还进行了抽样调查，针对该社区居民发放了200份问卷，有效问卷共计198份（其中流动人口156份），可以概括出乌鲁木齐市A社区流动人口群体具有以下特征。
1.2.1文化素质偏低，且青年居多
从来源结构看，该社区大多数流动人口是来自南疆的一些贫困区域。他们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大部分都没接受过良好教育，致使他们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年龄构成也是青年居多，在20岁以下的居民占6%，21-35岁的居民占55%，35-50岁的居民占30%，50岁以上的居民占9%。其中还包括许多“重点人员”，致使社区管理人员压力不小。
1.2.2就业层次低，收入低
调查对象中84%以打零工，做小生意为生，例如以小推车为载体的流动水果食品摊位，虽成本较低，但稳定性较差，常因各种原因被勒令撤回。其次较多提到的做打馕生意，出租车及公交车司机。由于文化素质偏低，外加掌握技术较少，导致家庭月收入也普遍低（如图1所示）。月收入偏低继而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我们发现，居民生活状况并不好，被调查对象家庭人口数3-5人的占48%，家庭人口数5人以上的占34%，家庭人口多，由于家庭收入低，为节省开支，大部分流动人口都是租住自建房，且房间狭小，再加上生活设施极其简陋，条件十分艰苦。当问及流动人口选择A社区的原因时，大部分流动人口回答是因为该社区房租便宜。在此前提下，调查对象中只有36%的人月收入可以满足一个月的生活需求（如图2所示）。
1.2.3居住期短，流动性大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流动人口来本市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原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不能满足其生存发展需求、农村地少人多、本地区好赚钱发展机会多、照顾亲人孩子上学等几个方面。且他们中大部分所从事的都是非正式工作，因此会出现居住期短，流动性大的特点。此次调查的对象中，流动人口在A社区暂住时间一年以下的占44%，1-5年的占37%，5-10年的占14%，10年以上的占5%（如图3所示）；近半数的人在该社区居住不到一年，流动较为频繁。
2乌鲁木齐市A社区流动人口管理的难点和存在的问题
2.1管理的难点
相比其他省区的流动人口管理而言，新疆对流动人口管理要复杂得多，在于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民族文化的差异，难免会给社区的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2.1.1流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导致管理困难
从A社区流动人口的特点我们知道，该社区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偏低，掌握技能欠佳、法律意识不高，导致就业层次低，收入少且不稳定，因此生活无保障。例如其中一些流动人口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也不懂得通过合法的渠道保护自己，有的会选择忍气吞声，有的则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在此环境下，会引发计划生育、民族心理等一系列问题。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语言不通，在对A社区流动人口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也与社区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多次交流，通过了解，发现流动人口管理最大的难点就是语言障碍，因为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占到了93%，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懂汉语，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也是由各个民族构成，虽然社区工作人员也在努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但是想要无障碍交流还是有些困难。
2.1.2流动人口对社区管理工作不配合导致管理困难
通过社区人员，我们了解到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是按照社区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方法来执行的，但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反映，流动人口对于他们的管理工作是少部分人配合，大部分人不领情、不愿配合，他们对流动人口的动态了解方式间接了解多于直接了解。例如社区工作人员每两天要对社区流动人口做一次清查，每个月进行一次大清查，面对社区工作人员每周2-3次的二维码扫描任务，一些住户会有不满，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了后期的入户工作；再如有些住户家里来客人，如果入住，需要办理复杂的登记手续；因此出现了有些流动人口不主动配合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的情况。究其原因还是流动人口对社区现行的流动人口管理方式了解得不够透彻（如图4所示），且社区工作者对于现行的流动人口管理方式也是信心不足，认为管理方式比较被动，取决于居民个人认知程度。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中对该社区管理方式了解的占60%，了解一点的占33%，完全不了解的占7%。
2.2存在的问题
2.2.1管理工作“重管理轻服务”
由于新疆维稳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中，要以维稳为主，然而，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除了治安方面的职能，还应该涉及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我们发现，该社区的管理工作呈现“重管理轻服务”的特点，对流动人口的服务重视程度不高，必然会降低流动人口在该市发展的归属感，过度的重视管理，忽视流动人口合理的公共服务需求，也会对社区的治安管理产生影响，因此管理工作应与时俱进，且必须增强服务意识。
2.2.2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不完善
由于社区工作与其他管理部门相互间的协调较少，且各部门之间职能划分不清晰，使得很多问题都无法定位具体由哪个部门解决，再加上各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楚，信息交流不顺畅，就容易造成工作的疏忽，从而使管理的效率降低，因此应该完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可以协调各部门职能的机构，制定具体的管理职责和任务，而不是任由他缺少工作力度和制度保障。
2.2.3社区工作“事多人少”
通^调查我们知道该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流动人口管理，但由于社区与其他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不明确，现在该社区工作呈现“事多人少”的特点，导致该社区工作向“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因此难免就会造成该社区工作人员出现流失现象，人才流失对在岗人员带来更大的压力，例如节假日值班、休息问题，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该社区工作人员在节假日经常加班工作，但从未领取过节假日三倍工资，即便休息，工作人员也不能离开乌市，且工作环境本来就含有不安全因素，但上级部门也从未发放过维稳费。种种原因导致人才流失，使的该社区“事多人少”的工作模式越发严重。
3完善A社区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的建议
3.1提高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意识
众所周知，社会稳定是社区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因此在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的同时，也要提升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意识，这样不仅有利于流动人口合法利益的切实保障，还能提高社会稳定性。大多数流动人口都存在生存压力大的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社区工作人员一定要积极为流动人口提供政策上的扶持和制度上的帮助，对流动人口提供“同城化”待遇，对流动人口困难家庭进行慰问、捐资、帮扶等。因为流动人口到了市区后会面临住房、就业、医疗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就拿居住条件说，该社区很多流动人口居住环境差，社区可以与政府沟通，提议加强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改善道路交通条件，强化公共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整治等。即社区需要了解他们需要哪些帮助，主动为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化解生活中的难题。总之社区工作需要兼顾管理与服务，确立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意识。
3.2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乌鲁木齐市A社区的人口流动性大，成分繁多，这对社区的管理工作也是一个挑战。首先，应明确划分管理主体部门之间的职能，各个管理部门之间做到相互协调、共同参与。因为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大，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本来就比较被动，所以为了强化社区的管理地位，就更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这样才能避免流动人口管理中漏洞的产生。其次，社区也可以通过多举办一些丰富的活动，来增进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沟通，加强流动人口对本市的归属感，从而激发居民的主动性，配合社区工作顺利进行。与此同时，A社区也应向其他优秀社区吸取管理经验，取长补短，加强专业化队伍的建设。最后，就是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及待遇，例如尽力改善办公条件，多配备一些办公的基础设施，还有落实社区工作人员的节假日加班费、维稳费等福利待遇问题，以此来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保证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
3.3提高流动人口整体素质
若想提高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首先，要重视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在提高他们法律意识的同时，也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例如A社区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占多数，为了更好的与他们沟通，社区工作人员除了进行双语学习外，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汉语集中学习活动。其次，提高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例如社区可以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公德教育和法制宣传，这样不仅可以使流动人口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可以时刻约束自己的言行。最后，要完善流动人口就业服务体系，为流动人口尽可能提供就业信息，社区应努力想尽一切可行性措施，采用多种形式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难问题，促进流动人口就业。
4总结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流动的速度也随之增加，从而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也显得愈发重要，因为它关系着社会稳定与发展，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改正问题，继续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许宏程，杨俊孝，刘凯辉.昌吉市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视角（下），20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