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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范文1
【关键词】农地流转 非粮化 粮食安全 农业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开放后继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权分离”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我国从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对要素流动性的诉求。以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从我国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当前条件下如何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的内涵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
从研究时序上看，“非粮化”这一表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008年之后研究文献提及“非粮化”的频率开始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非粮化”研究进入高发期，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程度和发展态势界定也从“现象”逐渐变化为“倾向”、“趋势”。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现状。现有文献研究中通常使用“粮作比”、“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种粮大户占种植大户比例”等指标描述农地“非粮化”水平。例如，冯远香、刘光远（2013）使用“粮作比”衡量新疆“非粮化”程度，指出新疆1978～2011年间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出现双降①。何蒲明、全磊（2014）使用“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描述土地“非粮化”程度，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计算，1978～2012年我国非粮化比例由19.7%上升至31.9%②。但更多的学者使用“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对众多省份和地区的“非粮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省份和地区既包括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在内的粮食主产区省份，也涉及浙江这样的粮食主销区省份，还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这样的粮食产销大体平衡的省份和地区。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成因。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流转费用过高导致的土地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上涨、高昂的农业雇工费用是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中，以及有工商资本参与的农户对企业、种养殖大户、协会等流转对象的流转案例中。在收入方面，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重要成因③。另外，农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高效农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央政府粮食补贴力度不足及制度设计偏差、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不成熟、工商资本下乡等也是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解决对策。消除种粮比较经济效益过低是解决“非粮化”问题的关键。政府可通过建立耕地低成本流转机制、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提高粮食生产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同时，还应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政策，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以保证粮农收入。
政府的粮食补贴和投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数学者都建议政府应将粮食补贴从普惠式向重点扶持式的支农惠农政策转型；提高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补贴水平，对种粮大户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进行阶梯式奖励和补贴；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针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提出应细化耕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粮田必须种粮”的规定；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制度。另外，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强化粮食金融信贷和保险体系、加大粮食安全舆论引导力量、慎重引进工商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等措施也应引起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
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是目前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粮食安全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早期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是少量的、缓慢的，但随着“运动”式的“中国圈地”快速升级，农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加，其影响变得日益复杂而深远。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地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功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都成为了农地流转的功能性目标。如何对众多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进行排序和选择，已有的研究并不统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地流转的第一道红线，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农地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应因农地流转而改变。但面对多重目标体系，多数学者表现出选择侧重的差别。茅于轼（2008）指出，保护耕地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认为我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④。茅于轼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耕地红线”之争。主流观点支持设立耕地红线政策，对茅于轼持批评态度。茅于轼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及国际关系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我国具备较强抵御粮食贸易讹诈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粮化配置的机会收益不断提高，必须考虑土地粮化配置的效率。安耕（2011）认为，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合理性的⑤。王文龙、万颖（2012）认为，政府的土地垄断与农地非农利用严格控制是不合理性的，固定耕地红线的看法是不科学的⑥。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神话”内核是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带有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地流转多重目标选择的非农倾斜。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和农业绩效的影响。学界关于我国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国农地流转意味着土地资源的有效流动，优化配置了的土地资源可以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可具体反映在使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个方面⑦。但农地流转导致的“非粮化”让人担忧。乐观的看法认为，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这个趋势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的土地流转“非粮化”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⑧。悲观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土地“非粮化”倾向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避免其进一步蔓延⑨。
学界往往将“粮食数量安全”作为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影响指标进行考察，从土地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单位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等方面考察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的影响。陈海磊等（2014）提出，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在农地从低效率农户转向高效率农户的过程中土地生产效率提高⑩。姚洋（2000）将这一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归纳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的“土地流转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同时还提出“交易收益效应”，并从农地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角度将这两种效应定性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后土地生产效率很难出现明显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俞海等（2003）指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促进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只有在土地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粮食安全与农地流转二者关系的统筹。很多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福生（2015）建议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应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应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粮食安全保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构建“农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完整保障粮食安全的链条，应对农田使用权人和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管理，应进一步明确基本农田分区规划和管制，实施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从长期内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2015）提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投入和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技术和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论
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目前，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我们可以以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倒逼经济产业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长期形成的工业偏斜政策、城市发展偏斜政策已经造成了弱势的“三农”格局，在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考虑“三农”问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安身立本的根本，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同时，农地种粮是国家粮保障食安全的基础，土地经济性当然重要，但其社会性、政治性等其他价值也同样重要。
应丰富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内涵下的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分析，没有在全面粮食安全内涵视角下考虑这一课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调运、高消耗”的“五高”并存？“南粮北运”是否低碳可持续？如何实现粮食“绿色增产”？等等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应更加关注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质量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生态安全、粮食空间安全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
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保持粮食安全谨慎态度。反对“非粮化”问题严重化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判断，第一，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不低，“非粮化”没有内在动因。第二，我国目前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求减少国内粮食产量或者通过进口粮食，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但在粮食生产成本研究中学者主要计算直接物质费用，对间接费用考虑较少。蒋和平提出目前“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但在已有文献的成本核算中没有考虑。另外，粮食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应考虑财政成本、生态成本，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我国虽然连年粮食高产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及需求刚性存在的背景下，不宜轻下“粮食安全能够保障”的定论。
应丰富完善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涵。现有文献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概念理解简单化，将之数量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基于以上，学界很难对“非粮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构词法上看，农地流转“非粮化”是指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出现的原有粮食生产性质（状态）向非粮食生产性质（状态）的转变，这种性质或状态包含种植，但应不仅限于种植，而是涵盖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及其保障体系，即种植、配管、收获、收购、仓储、加工、交易等环节及配套的科技、金融、财税、政策、法规等在内的体系的性质和状态。使用“粮作比”或者“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地播种面积的比例”等无法全面衡量“非粮化”程度。“非粮化”涵义亟待丰富，以使之立体化、系统化，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JY108）
【注释】
①冯远香，刘光远：“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基于区域粮食供给安全视角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2期，第30～32页。
②何蒲明，全磊：“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73～76页。
③易小燕，陈印军，王勇，李倩倩：“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8期，第21～23页。
④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农村金融研究》，2008年第9期，第76页。
⑤安耕：“耕地红线之争的三点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3～35页。
⑥王文龙，万颖：“中国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的判断与三农治理新思维”，《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0～294页。
⑦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和发展对策”，《农业经济》，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⑧陈卫群：“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粮食安全”，《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⑨管叔琪：“土地流转‘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1期，第12～13页。
⑩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第61～72页。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4～66页。
俞海，黄季j：“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82～91页。
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第6期，第38～42页。
曾福生：“建立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1期，第15～24页。
粮食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范文2
关键词：粮食安全；灾害；农田；水资源；科技含量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132134
1 天
1.1 光、温、水、气和光照因素
光照、温度有规律的循环；降水均匀分布；大气环流均衡运动，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就有了先天的保障。旱涝灾害、风、霜、冰雹、恶风暴雨、极端高温、极端低温都会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
1.2 干旱因素
降水量、土壤水、蒸发量、植物绿色面积、干土层、土壤热容量、土壤温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良性循环，作用于农作物，农作物根深叶茂；不良循环，可反作用于气候。就是这种不良循环，1994年郸城县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大旱。郸城境内坑塘干涸，河渠断流。5.23万hm2秋作物绝收。不仅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连人畜用水也成了困难。
据《郸城县志》记载，在1986―2005年20a间，就有17a发生旱灾。7a发生涝灾。除旱涝灾害外，其它自然灾害也都在威胁着粮食安全。1993年4月11日的晚霜冻就冻死了西安八号小麦。7―8月份的恶风暴雨能使秋作物大面积倒伏。在一定的温湿条件下又能引起病虫害的大发展和大流行。2016年7月24日―8月1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使正处于授粉期的玉米出现了严重的缺位缺粒。
2 地
2.1 农田质量
地上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地下的水资源与土壤中的矿物质。农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第一要素，是粮食生产的载体。常言说：“没有百亩，难打百旦”。再好的风调雨顺年，要确保粮食安全，没有农田是纸上谈兵。因此，国土资源部门，在农田保护方面，要处理好建设用地与产粮用地的矛盾。做好年度规划与总体规划，确保占补平衡，包住红线；确保农田的土壤质量。用地养地相结合，保证农田不污染，肥力不下降；开发国土资源。目前的问题是：建设用地与产粮用地的矛盾突出；农田农药残留日趋加重；常年使用化肥，缺乏有机质，不仅肥力下降，而保水保肥力下降；农田后备资源贫乏。
2.2 水资源
水是农业的命脉，是粮食安全的第二要素。没有水，农作物颗粒无收。有水，而水利体系不健全，同样不能保证粮食安全。反过来，不同程度的牢灾同样造成减产或绝收。群众有“先淹后旱，吊啥不见”、“先旱后淹，啥都不粘”的说法。因此水利工程的建设标准，与粮食安全的程度成比例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水资源严重贫乏，农田水利一直是困扰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群众对水利建设极为期盼，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日益完善和加强，“靠天吃饭、等雨耕田”的现象已经基本改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水源污染严重；水资源缺乏，而自然降水又无限度的流失；发生洪涝灾害时，又排水不畅。如何巩固建设成果，进一步开发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疏通渠道，保存自然降水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任务。
3 人
3.1 着眼现在，求真务实
确保粮食安全，人是决定因素。保护水资源、开发水资源，是一个系统过程，资金是主要限制因素。国家可以把农村低保的Y金、种粮补贴、水利资金集中起来办大事。这样，不仅为建设水利工程集中了资金，还能解决种粮补贴中的某些缺陷。
3.1.1 工程监测
工程监测实行卫星定位，卫星监测。对豆腐渣工程，欺上瞒下的行为拿出处理非典问题的手段处理问题。
3.1.2 县水利局长建立群众水利工程监测微信群
让县长、省长、总理听听老百姓的真实呼声。
3.2 展望未来
3.2.1 集中大块土地耕种
以土地流转为平台，打破一家一户耕种的小农观念。以行政村或片为单位组建新型农场。现在的农民全部过渡为新型农工。
3.2.2 改旧村占地为农田，开发土地资源
以农场为单位建农工住宿园区。大量旧村占地改为农田耕种。农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居住园区。在开发土地资源的同时彻底消灭城乡差别。
粮食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范文3
2012年8月12日早晨，细雨阵阵，北京798艺术区的偏锋新艺术空间，聚集了农民、NGO代表、政策研究者、艺术家、学者、记者等不同背景的人士，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次民间“圆桌对话”，主题是“粮食安全”。
“到目前为止，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近十亿人尚未解决温饱，联合国千年目标的第一位就是令全球的饥饿人口减半，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为什么经济发展得这么快，饥饿人口仍然存在?而大多数挨饿的人正是负责生产粮食的农民。”这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中国代表Percy W.Misik的开场白。
现场，国内16位艺术家展示了以“粮食安全”主题的艺术作品，试图回应这一问题。
艺术家李枪建造了一个云南佤族的粮仓。“它象征着希望，人类需要一个粮仓。”他是从公益组织乐施会在贵州省织金县桥上村的项目上找到的灵感。
去年，李枪在桥上村遇到了40岁的农民刘琴。刘琴告诉他，近年来地里收成不好，暴雨总是来得比以往早，玉米没来得及成熟就被打坏了。丈夫生病，4个儿子都在上学，刘琴成了家里务农的顶梁柱。村里不少农户家，主要劳动力也是妇女。
今年，桥上村通过乐施会引进了比普通玉米早一个月成熟的早熟玉米品种。如此，尽管雨季提前，刘琴家也有了比较好的收成，而且因进入市场较早，她家的玉米比普通玉米的售价更高。
“农民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乐施会政策倡导总监孙学兵在对话现场说，在发展中国家，5亿个小农场养活了全世界20亿人口；其中，中国1.93亿的小农场养活了5.8亿人口。另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11年的报告，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功地降低了贫困和饥饿人数。
尽管成就斐然，但中国仅有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上近20％的人口，压力巨大。
2012年，随着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再次上演，谷物价格的上升也将使肉类价格随之上涨，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问题。
“2011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70亿，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达到90亿。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为了满足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的需求，粮食产量将显著增加达到70％。这意味着需要将近十亿吨的稻谷类产品和将近两亿吨的肉类产品。”Percy W.Misik说，“高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令全球不得不紧张地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除了“总量”，还要“买得起”、“买得到”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内蒙古的艺术家箫昱参与了这次对话。虽然“粮食安全”在艺术圈是个冷门话题，但他觉得离自己并不远。
箫昱还记得十一二岁时家里粮食不足的光景，父母为了养活家里5口人，只能去农村买红薯代替。连续吃了20天红薯后，箫昱和兄弟姐妹每晚趴在床边吐酸水。
“不是没钱买，而是买不到粮食。”尽管早已远离饥饿，童年的记忆令箫昱意识到“粮食安全与生命形态相关”。“缺粮的年代里，我姑姑的工资就是三袋小米，在这个意义上，粮食替代了货币。”箫昱说。
5年前，箫昱开始创作一系列与粮食安全相关的艺术作品。“在今天，粮食安全其实是资源被重新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分配、怎么获取、怎么占有。”
“还有一点相当关键，就是：日粮的构成，日粮的营养充分不充分，量够不够。”孙学兵研究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最近发表的讲话，认为关于粮食安全的说法简单而言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量，一个是质。
“日粮”的说法，引起了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狮山村村支书黄冈的注意。与城市里的饮食习惯不同，黄冈所在的地区，饮食习惯是一天两餐，早晨九十点吃早饭，下午三四点吃午饭。
黄冈说，两餐制有历史的原因，贵州以前比较贫穷，少吃一顿能节省些粮食，同时也有现实原因，贵州农村的学生读书大约是从上午10点后开始，到下午3点半放学，多数家庭为了配合孩子的上学时间，也遵循了这种两餐的习惯。
黄冈对贵州农村吃饭问题的描述让对话现场许多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很感慨。“粮食安全意味着所有的人每天都有能力摄取到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有活力并健康地生活。”Percy W.Misik为粮食安全下了定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照新从2005年开始致力于粮食安全内涵的专题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与国际上有所区别。
张照新说，目前国内的粮食安全政策更多强调的是总量，即供应上的安全，而实际上应该强调三方面：第一是有，第二是“买得超”，第三是“买得到”。“希望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发声，帮助我们的国家逐渐完善粮食安全政策，从原来较多重视总量，过渡到‘既有量、又有类’的政策。”
未来谁种地
黄冈的故乡绥阳县是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农业部命名的杂交之乡，传统的农耕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狮山村有村民6500多人，4700多亩土地，人均0.7亩，粮食产出自给自足理论上能够实现。然而，眼下粮食能否保收却成了横亘在狮山村村民面前的难题。黄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村在外打工的青壮年超过2200人，留在村里的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这就对农业生产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力极度缺失。这也是如今许多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
粮食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范文4
一、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问题
1.人口增长、城镇化、工业化将推动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工业化、城镇化占地不可避免，这意味着今后耕地减少的压力越来越大。2011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33亿公顷，如果按照全国13亿人计算，人均耕地面积是0.1023公顷，考虑到可供使用的极为有限的后备耕地资源，以及退耕还林种草、退耕还湖的生态建设，工业化、城镇扩展、房地产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挤占耕地等因素，我国耕地总量下降趋势仍难遏止。我国人口峰值的逼近，人均占有量下降局面更难逆转。而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仍将与日俱增。对此，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安全线，势在必行而又任重道远。
2.种粮比较效益低。种粮成本上升，一是农资价格上涨，成本加大。虽然现在种粮不但不交税还有补贴，粮价又较早些年大有提高，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实惠，农民说粮食涨价涨“零头”，生资涨价涨“块头”，一只手得补贴，另一只手又把补贴送给了农资经营者。二是种田人工费用上升，上世纪90年代初期种田人工费用只有15-20元/天，中期至末期涨到25-35元/天，本世纪初期升到40元/天，现在则达100元/天。粮食涨价的90%被生资、人工的涨价抵消了。工价上涨还使种粮愈加不如外出打工。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外出打一天工的收入比在家种一天水稻的收入高20-30%，而现在要高1～3倍。有比较就有选择。现在的粮价只是让种粮农民略有盈利，但也不足以吸引农民在家安心种粮。农村种粮的劳动力也不断减少和老化，有知识、有资本的农民都进城了。对地方政府而言，因为种粮不赚钱所以也缺乏规划种粮和鼓励引导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3.粮食供求缺口扩大。粮食产需缺口扩大已成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而国际市场粮食供求总体偏紧，将导致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的难度加大。目前，粮食供需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南方销区粮食产需缺口扩大，资源条件较差的西部及西南部分地区也存在缺口。粮食主要品种中，稻米在居衡，但优质品种不足，存在一定缺口；随着饲养业发展，玉米消费较快增长，产需关系趋紧；大豆、食用植物油国内生产潜力有限，目前食用油自给率仅为40%左右。同时，目前民间储粮进一步下降，地方政府储备任重道远。从国际市场看，粮食供求总体也是偏紧的，我国利用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个别品种供给不足的难度加大。这些因素，都将加大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的难度。
4.粮食生产规模小。尽管粮食生产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都是一家一户的种植，具体到每一个生产者，其生产规模都是很小的，不利于产生规模效益，不利于大型机械的推广使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不利于进行统一的肥水管理和病虫害统防统治，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即使户户种的都是优质稻，但由于品种不一，不仅科技服务和管理难以统一，而且收购难以做到一仓一品，加工时混在一起，优质稻也就难成优质米；另一方面，农民粮食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缺少能人、技术、资金等要素，粮农法制意识较淡薄，订单履约率低，导致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社推广良种风险加大，积极性受挫。
5.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相比，目前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低，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强度明显不够，建设进度明显滞后，保障水平明显偏低，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全国有54％的耕地缺少灌溉条件。目前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修建的，很多设施工程老化，损毁、渗漏严重，有效灌溉面积萎缩，抗灾能力差，严重制约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对稳定粮食生产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粮食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 西安； 粮食流通安全； 保障体系； 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45-03
Path Selection of Xi’an Grain Circulation Security System
WU Zheng-hai
（Xi’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grain circulation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food security system. Sho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Xi’an city grain circulation， should further change ideas of grain development， grain circulation security awareness of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he basic path of the building of Xi’an grain circulation security system is to deepen reform， establish new grain circulation system；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ain base； speed up the urban retail food network system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grain purchase and sales system construction； do a good job effectively two bases and urban and rural grain purchase and sale system； establishment of food security early warning system.
Key words： Xi’an； grain circulation security； security system； path
粮食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特殊商品。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粮食生产安全、储备安全、流通安全和营养安全等多个方面，其中粮食流通安全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区域平衡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我国先后出现了几次大范围的极端自然天气和两次特大地震灾害，加上粮食全球化、产业化、金融化、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大量游资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造成了国内粮食价格的较大波动，给粮食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1] 西安市作为西部特大型粮食消费城市，随着《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西安将进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新的发展时期，这无疑给保障西安市粮食流通安全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西安市粮食流通的现状和问题
（一）产需缺口逐步扩大，保持粮食市场稳定的压力会长期存在
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省会和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达800多万，粮食生产面积不足300万亩，粮食总产量仅有40亿斤，而粮食消费达到了65亿斤以上。全市粮食总量不足、产需缺口大、品种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2]在城市居民口粮中，50%以上的小麦，几乎全部的大米、食用油都需要从外地调入来弥补粮食缺口。随着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逐步减少等因素影响，西安市粮食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加大，保持粮食市场稳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二）粮食基础设施仍然薄弱，难以适应粮食流通规模逐年增加的趋势
粮食行业的微薄利润不足以支持企业大面积更新改造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西安市的三个主要粮食企业——西粮公司、爱菊粮油集团和粮油批发市场，还在继续利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厂房和仓库，并且还有一部分厂房和仓库是把原来工业厂房经过小修小改后重新利用，全市其他小型粮食企业的生产条件则更为简陋。随着大市场、大流通格局的发展，由于本地粮食企业基础设施薄弱，西安市主要依托区域外市场增加粮食供给的难度将有增无减。因此，如果不尽快改变粮食基础设施薄弱、物流手段缺乏的现状，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将引起严重后果。[3]
（三）粮食产业结构仍然比较落后，粮食企业竞争力普遍不强
西安市各个粮食企业经营方式简单粗放，集约化程度较低，市场竞争力普遍不强，年加工储备粮油数量在10万吨以上的企业只有西粮实业公司、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和西安粮油批发市场等几家。其余的民营粮食加工企业布局散乱、规模较小、设施陈旧，大都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问题严重，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各个粮食企业既无法单独形成有效覆盖全市的粮食物流网络，又无法合力构建产供销一体化和集约化的综合竞争优势，不利于粮食行业的快速发展，更无法为政府调控粮食市场提供坚实的平台和有效的手段。
（四）粮食储备体系尚不健全，储备规模无法落实到位
近年来，西安市虽然加大了市、区（县）级粮食储备规模的落实力度，但还是没有完成省政府下达的计划任务，也与国务院规定的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基本要求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市政府下达给区县政府的储备计划，也因个别区县政府财力紧张不能落实。同时，储备费用一直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支付企业为此付出的经营成本。
二、转变粮食发展思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有的粮食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现有的粮食市场体系距离现代化、完善化、规范化、开放化还有很远的路程。按照建立和完善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要求，现有的粮食市场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交易不健全，价格调节功能滞后；市场主体发育滞后，弱小分散；市场基础建设和交易方式比较落后；市场组织管理体制重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严重影响和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建立高效、顺畅的粮食流通安全保障体系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区域平衡的关键因素。
（二）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按照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规划，西安市主城区人口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随着外来流动人口、城镇人口的逐年增加，受人口刚性增长以及粮食加工转化较快增加等诸多因素影响，西安市粮食需求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预计今后几年，年均粮食产需缺口将达25亿斤，食用油年均缺口将达5亿斤。[2]目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政府部门能有效掌控的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粮食企业已经寥寥无几，政府调控市场的难度加大。
（三）外资纷纷抢占粮食市场，逐步从下游向上游扩张
外资控制中国食用油定价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今年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的态势下，实力雄厚的外资大举进军粮食收购市场，意图争夺粮食市场的主导权，给包括西安在内的粮食收购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使西安市原本已经很大的产需缺口雪上加霜。一方面因为我们的粮食收购阵地——国有粮食购销站在企业改制中纷纷被变卖，给粮食收购工作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不利影响；[4] 另一方面，目前西安市粮食行业简单粗放的经营方式，在外资参与下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发展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西安市应亟须转换发展思路，整合全市粮食资源，提高粮食行业应对外来因素侵扰的能力和粮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西安市现有三大粮食企业都处在城市总体规划需要搬迁的范围
西粮实业公司所属白家口、大兴路粮库位于大兴路地区整体搬迁改造范围之内；爱菊粮油工业集团所属群众面粉厂、油脂储备库、华丰粮库位于大明宫遗址保护区开发范围之内；西安粮油批发交易市场位于东二环与华清路交汇处，该区域规划要求现有的物流批发企业要退出二环沿线。[5] 因而，需要政府为粮食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支持其持续发展，实现生产方式的升级换代和企业规模的迅速壮大。
（五）落实《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的需要
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在交通枢纽和粮食集散地，建成一批全国性重要粮食物流节点和粮食物流基地”[5]。西安市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陕西省省会，在建设全国性重要粮食物流节点和粮食物流基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现实是西安市至今还没有一家上规模、上档次，能保证城市供应的集粮油仓储、加工、物流为一体的现代粮食物流企业。同时，借鉴同类城市的经验，有必要迅速建设一个大型粮油物流园区来提升粮食产业化水平，实现西安市粮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六）影响粮食供求和市场价格的因素越来越多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更加强化了西安市作为粮食主销区的形势。目前，粮食价格除了受传统供求关系的影响外，还受到了国家调控政策、重大突发事件、市场投机、粮食能源化金融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非传统影响因素越来越成为主要影响因素。[6] 所以，在今年全国粮食丰产增收的大背景下，粮食价格反而出现了全面上涨，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需要当局者未雨绸缪、不断创新发展思路。
三、构建西安粮食流通安全保障体系的路径选择
（一）深化改革，建立新型粮食流通体系
近年来，西安市的粮食企业通过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人员分流和债务化解的新成果，实现了体制、机制的创新与转变。但粮食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企业实力弱、规模小、品牌少、市场竞争脆弱的状况普遍存在；服务宏观调控，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发挥得不充分，应急作用的基础不牢靠，市场的竞争力、影响力有限，很难应对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为此，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对粮食改革的要求：一是加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建立以优势骨干企业为主体，实行跨区域兼并重组的公司制、股份制粮食购销企业，并以此为依托，构建区域性粮食购销网络，作为掌握粮源，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基础；二是发挥大型粮食企业引领行业发展作用，通过兼并重组，强强联合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产业布局，完善经营体系，实现优势互补，发挥服务粮食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三是大力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战略性重组，组建粮食企业集团，以国有粮食企业为主体，以粮食经纪人、社会粮食经营单位为两翼，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正确处理两个粮食基地的关系
港务区粮食基地和泾阳粮食基地是实现西安市粮食产业升级换代和跨越式发展的支撑，但两个基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泾阳粮食基地因为地处关中粮食高产区中心地带的泾阳县，粮源比较充足，交通比较便利，因此，宜建设成西安市的大型原粮基地，业务主要以粮食收储为主，兼具一定的粮食生产和物流运转能力，要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环保化、节能化的粮食仓储方式，着力打造西安的“绿色粮仓”，实现安全和科学储粮的目标。港务区粮食基地因为毗邻西安国际港务区，交通十分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定位主要以粮油加工、物流配送、市场交易为主业，以粮食收储为补充，产业链更加完善，功能更加齐全，建设内容更加丰富，调控手段更加强大。泾阳粮食基地是港务区粮食基地的储备支撑，港务区粮食基地通过强大的市场经营能力和代收代储增强泾阳粮食基地的储备实力和经济实力。两个粮食基地的建成，将为确保粮食流通安全、繁荣西安市粮食经济发挥巨大的作用。[7]
（三）加快城区粮食零售网络体系建设
一是依托现有国有粮食零售网点，改造和升级网点硬件服务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采取全市统一配送、统一结算、统一品牌的连锁零售模式，稳定城区粮油零售网络。[8] 二是充分利用放心馒头工程形成的“群众厨房”销售网络，扩大放心馒头和放心粮油品牌效应，巩固增加城区粮油零售网络。三是与各大超市及零售企业建立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拓展城区粮油零售网络。四是采取收购并购方式整合各类粮油零售店，帮助其改造扩建，实现多种经营，发展超市型粮油零售店，壮大城区粮油零售网络。通过以上方式，建设强大的城市粮食零售网络体系，让两个粮食基地的产品覆盖全市大小街道和社区。
（四）推进区县粮食收购和销售体系建设
在区县依托现有粮食购销站点，分类实施改造和修缮，为区县中心地区建立购销总站，为人口密集地区建设二级购销站。将区县购销站打造成农产品收购、粮食储备与粮油批发、零售并重的农村粮食购销平台。主要从事农产品的收购、粮油批零销售和粮食储备，既为两个基地提供原材料，又能为辖区居民和农户提供粮油产品，实现原材料和成品粮油的双向流通，实现西安市粮食购销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同时在区县建立区域粮食储备，为及时有效调控市场奠定基础。
（五）做好两个基地和城乡粮食购销体系的有效衔接
采取入股、收购等方式，积极推动两个基地与城区粮食零售体系、区县粮食购销体系的整合对接，实现协同发展，最终形成以两个粮食基地为平台，以城区粮食零售店和区县粮食购销站为两翼的粮食购销市场主体，以粮食收储、加工整理和物流运转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9] 真正构建起体系完整、运转高效、成本节约的大粮食、大市场、大贸易的粮食流通格局和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六）建立灵敏、准确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
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国民经济的战略物资，是基础性的公共产品。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将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慌，而这种恐慌又将导致危机被放大，最终产生恶性连锁反应。因此，保障粮食流通安全的首要工作是建立灵敏、准确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通过粮食生产监测系统、粮食需求预测系统和粮食价格监测预报系统等预警体系，可以对区域粮食安全状况进行适时监控，从而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以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全面了解粮食安全状况，能够对潜在的粮食危机未雨绸缪、做好有效防范，确保粮食市场安全。
参考文献：
[1]聂振邦.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2]李西安.关于实施西安粮食应急物流基地项目的思考[J].中国粮食经济，2010，（4）：35-37.
[3]许良.我国粮食流通“四散”化的瓶颈突破[J].江苏商论，2010，（6）：28-30.
[4]李兵.构建我国新型粮食流通体制的思考[J].农村经济，2002，（7）：8-9.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8-11-14（10）.
[6]马林林，金彦平，张安良.加大流通能力建设确保粮食持久安全[J].宏观经济管理，2011，（12）：34-36.
[7]卜祥银.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规制研究[J].黑龙江粮食，2012，（3）：23-27.
粮食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范文6
这些问题客观上需要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自主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粮食安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粮食生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重要保证，直接影响到统筹城乡改革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故此，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粮食安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及其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我们需要全方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和粮食安全：
一、推进土地承包权制度改革，尊重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一方面，要确保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其具有更好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只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以及农民土地承包权利的充分、独立和有效，才能有利于在给予农民土地安全感的前提下，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土地和农业生产进行更大、更长远的投入与经营；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税收、融资、创业等方面的优惠支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良好的政策环境。（说理式展开，操作式展开）
二、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方面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以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稳产。一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在粮食高产稳产中的作用，尤其要避免有些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研发农业生产技术，将其作为受保护的专利，并以此作为控制粮食、要挟和掠夺他国农民的手段工具；另一方面，增强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其走出低端化，能够推出高端产品，改变过去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避免国内企业集中于世界产业链条结构的中低端。（点评：纠正转换，抽取归纳）
三、明确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粮食问题方面的公共责任，加大政府对粮食价格、农资价格、企业原材料价格、人民币稳定性的宏观调控的力度，这些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要避免过度市场化、唯市场化的倾向。一方面，合理提高粮价，降低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加大农业补助和种粮补贴，增加农民收入，激励其种粮积极性。当前，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过快，政府补贴赶不上农资上涨的速度，农民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粮价却缺乏相应合理提高，导致农民收益得不到保障，种粮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合理调控企业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保证人民币的稳定性，有效避免企业生产成本过高。据统计，2007年，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等影响，合计增加的成本超过20%.（点评：纠正转换，针对式展开，抽取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