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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1
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堪称“中国奇迹”。同时，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是否相关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如何制定未来人口政策以及如何继续保持经济持久增长。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握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原理，对于中国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人口红利概念
首先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Mason 和 Lee（2004）将人口红利又细分为两种：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指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从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称“成分效应”；第二人口红利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理性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转变阶段，这种理的结果表现为高水平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因而推动经济增长，又称 “行为效应”。
2.中国的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产生了积极效果，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蔡昉和王德文（1999、2004）认为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在1/4强。王丰等（2006）认为1982--2000年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王金营和杨磊（2010）认为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这些学者证实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对于这一时期的具体范围，根据文中人口红利的定义，结合中国年龄结构（见图1），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本文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型优势，这一时期将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3.中国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措施
中国正享受人口红利，但仍需要注意人口红利若没有得到有效的结构设计和制度保障（车士义等，2011），就可能出现拉丁美洲悲剧。Canning（2007）认为高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对抗性的劳动关系、进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等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使拉丁美洲国家丧失了开发宝贵“人口视窗”的机会。为了能够最大化中国的人口红利，需要：
第一，大力促进就业，保证劳动力充分参与到经济发展中。中国获得人口红利需要劳动力充分参与。但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就业压力。车士义（2009）建议实施促进就业措施，包括提供岗位信息、培训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
第二，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医疗等投入。Mason 和 Lee（2004）指出中国为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必须为第二人口红利的实现做好准备，这就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教育完善人力资本，通过医疗保障人力资本。
第三，改革中国户籍制度，加快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体，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人口红利的最大化，特别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这些制度限制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进而无法形成劳动力竞争优势。都阳（2007）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安排不合理。这些事实的存在需要中国政府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俱进，积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人口红利最大化设计出良好制度。
第四，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良好发展。二元经济体系和廉价的劳动力诱导出中国产生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经济长期发展无益。李魁（2010）认为实现人口红利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协调，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只有将先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建立起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才能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
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2
“答案是数据红利。运营商拥有着最为全面的用户信息，包括个人信息、位置信息等，如果能够将这些数据进行精准分析，将产生更多的价值。大数据已经成为电信业的下一代生产力。”华为运营商BG ICT首席技术官王纪奎教授在接受《通信产业报》（网）采访时表示。
不过，现阶段，绝大部分的运营商仍处于流量红利阶段。而且，运营商尚处在从人口红利向流量红利转型的阵痛中。
尽管运营商倡导了多年的流量经营，但从实际收入来看，流量红利并没有规模凸显。以中国移动2014年财报为例，语音收入仍接近50%。无论是从中国移动收入构成、用户规模以及ARPU值来看，中国移动都还停留在2G时代。
“从人口红利迈向流量红利，再到数据红利，运营商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王纪奎教授表示。
如今，全球范围内的主流运营商已经踏上数字化转型征程。例如，为了破解收入增长乏力难题，中移动提出“三条曲线”发展模式。其中，第一条曲线是以语音和短彩信为代表的传统移动通信业务，第二条曲线就是流量业务，第三条曲线是以内容应用发展数字化服务转型。
中移动表示，要重点培育第三条增长曲线。“价值链中利润最丰厚的部分开始转向数字化服务，拓展数字化服务关乎中移动的未来。”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奚国华表示。
而华为也和全球大T就数字化转型展开了深入地探讨和交流。“最近，我们和Telifonica、沃达丰、Orange、中国移动等全球主流运营商一起，探讨面向2020年的万物互联世界，运营商如何实施转型，才能顺应时展节奏。”王纪奎告诉记者。
显然，运营商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将是一个充满考验和挑战的漫长历程。”王纪奎教授表示。
四个红利
华为认为，从最初到现在再到未来，电信业将经历“四个红利”机会，分别为人口红利、流量红利、数据红利和信息红利。
上世纪90年代，蜂窝网络兴起，电信业迎来了第一个爆发式增长的阶段。网络从无到有，人们为满足最基本通信需求而接入网络，每个人贡献的ARPU值几乎相当，运营商的收入随着用户数增长而增长。“这就是电信业的第一个红利，人口红利。”王纪奎表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流量爆发式增长，电信业迎来了第二个红利――流量红利。
这个阶段，运营商的语音和短信业务收入逐步下滑，网络上传输的内容由声音文字转向图片视频，从广播走向点播和定制，爆发式增长的流量为运营商带来了新的收入。
第三个红利是数据红利。我们已经迎来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技术浪潮，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而带动物理世界各领域丰富业务从线下向线上转移，企业内部IT应用也将迁移到云上实现集中供应，更广阔的企业市场将被打开。
“大数据有望开启运营商收入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不过，对于运营商而言，如何让所掌握的数据价值变现为收入将是关键。”王纪奎教授说。
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信息红利阶段，华为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1000亿连接，结合物联网新技术，各种新的可能将被发现，层出不穷的创新带来无限可能，信息红利将基于此产生。运营商将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挖掘自己提供数字化服务的能力，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ROADS体验驱动数字化转型
从语音时代进入数字时代，运营商从过去传统的“以网络为中心”的经营思路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思路转变。
“以网络为中心”的时代，运营商有多种指标评价网络的好坏，比如接通率、掉话率、接续时间等，而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运营商突然发现，原有的评价体系已经无法准确反映用户体验的好坏，特别是处在一个“长尾时代”，用户需求日益个性化，更是很难找到一个普遍的评价体系。这也成为制约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的一大掣肘。
“从语音到数据，业务形态已经从单一变得多元，数字时代的业务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从最终用户的需求来看，在繁杂多变的环境中核心的制胜点就是用户体验。”王纪奎教授向记者表示。
为此，华为根据多年的ICT观察经验，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体验总结为ROADS，即实时（Real-time）、按需（On-demand）、全在线（All-online）、服务自助（DIY）和社交化（Social）。ROADS已经成为所有行业新的用户体验标准。
有了评价标准，运营商也有了努力的方向。王纪奎教授表示，未来是用户定义网络，通过业务需求快速定义网络能力的供给，所以运营商的反应一定要“快”！运营商要从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运营―体验”的思维模式，转向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体验―运营―网络”。
具体到转型步骤，华为将其分为三个层面――聚焦I层、使能P层、聚合S层。这事实上也符合中国电信的“新三者”定位，即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以及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
聚焦I层，运营商要构建云化和软件定义的基础设施平台，一方面，推动未来ICT基础设施走向云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SDN/NFV，实现网络的按需调配资源，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同时，降低运营商的运营成本和维护成本。
使能P层，则为运营商IT系统平台的重构。长期以来，运营商的各个IT系统独立建设，烟囱式的系统架构无法实时响应的用户需求，同时由于系列割裂数据无法共享，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生存法则。
“因此，数字化时代，运营商的IT系统迫切从支撑系统向生产系统转变，使其具备‘使能’的特征。”王纪奎教授表示。
聚合S层，运营商要打造一个开放聚合的数字化平台。正所谓万众创新，第三方开发者聚集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因此，面对汹涌而至的OTT浪潮，运营商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开放式的平台，聚合社会各行的创新力量，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个性化的内容和应用，创造出更多面向最终用户的长尾市场，拓宽收入来源。
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3
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担忧。所谓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意义上理解，是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当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人口）增长率时，人口红利的拐点便可以确认了。那么，这个拐点的到来是否真的要让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呢？
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将非常平缓
“人口红利期”的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以及人力投资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认为，2015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将尽，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到达峰值后，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缓慢、温和的下降过程，即拐点将是一个圆弧顶。即便到了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较2015年的峰值仅下降0.75%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会增加近1900万人（图1）。
不过，2005年以来不断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的用工短缺现象，似乎与人口红利将尽的担忧非常吻合。若仔细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实际上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从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看，2000-2010年中国25-34岁的人口净减少近4680万，即平均每年减少460多万（图2）。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一年龄段应该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也符合多数招工对年龄的要求。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25-3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最供不应求，而超过45岁的劳动力，则严重供过于求。
在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部分用工单位却依然承袭过去的招工标准来招聘劳动力，自然加剧了25-34岁年龄段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如果能够参照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理念，放宽用工的适龄范围，民工荒或许就不会频频出现。
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假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低端劳动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01-2011年间，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之间，出现岗位多而就职人员不足的现象；大专以上学历者在用工上的供求关系，则从10年前的供不应求到如今的供过于求，2011年供需比为1:0.9，明显是供大于求。
此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减慢，也促使短期劳动力供给紧张。但农村劳动力的潜在供给能力还是很强，根据人保部的数据，2011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为2.659亿，这显然还是太多了（美国只有200万左右）。故未来10年，其中至少有1亿人可以转移到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此外，农村常住人口目前为6.566亿，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农村就业人口为4.05亿，则农村尚有2.52亿人口无就业，占农村常住人口的38%，这一比重显然也偏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可以转为劳动就业人口。
再看整个中国，尽管2011年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规模达10.02亿，但总就业人口也只有7.64亿（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除去目前在读的接受高中、中专和高等教育的0.759亿人口，尚有1.62亿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就业。2010年末，60-64岁年龄段的人口规模为0.587亿，假如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则又可以释放出很多劳动力。
因此，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不会受到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困扰。如果我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能够进一步增加，则劳动力的现实供给能力还能够大大提高。
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的是可参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说明人口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人口的流动性则反映人动助推经济增长的现实能力。人口的流动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来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都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阶段，2011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反观印度，虽然国民的平均年龄还非常年轻，预示着未来可以长期享用人口红利，但其人口流动性却不大，也就是人口潜在优势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4
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对照可以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掌握工作技能后，推动美国出现了长达近30年的经济繁荣期。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争相将这一时期的增长定义为市场自由经济理论推行的结果，却忽略了人口趋势带来的根本利好，更没有看到“人口红利”总有消失的那一天。错误的政策带来了巨大泡沫，终于等到“婴儿潮”一代开始缩减消费、准备增加储蓄时，美国从金融行业到实体经济的危机就全面爆发了。
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都将走出金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但在作者看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史上最强的政府主导资本投资热潮产生的过度扩张与过剩产能，势必导致全球商品与制造品的价格战”。
目前中国经济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化浪潮的推进偏离了市场规律的约束，相关决策者也低估了“人口红利”的利好，仍在毫无约束地进行超前基础建设投资；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趋势将对社会福利等支出造成当下无法负担的压力。这本书警告指出，美国已经出现、中国即将出现的情况是，经济中最大的人口群体正在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完全无视政府政策和市场信号的刺激。因而现有的刺激政策思路从导向上就是错误的，很可能出现中国大泡沫的破灭。
书架
《乡愁里的中国》
作者：叶一剑
出版：中国商业出版社
定价：36.80元
这是一本写给身在城市却充满乡愁的“城客”们的书，不过这里关注角度不是柴米油盐，而是从将城市作为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和制度性议题之一的角度出发，对城市中国的关注。
《旅人书》
作者：黄孝阳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定价：32.00元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每座城都有一个不可言说的故事。作者虚构了一位旅人和70个城市。旅人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现代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激发读者关于生命最本初的想象和追问。
《你的名字 我的欢乐》
作者：[印度]泰戈尔著 郑振铎 译
出版：中国华侨出版社
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5
威廉 . 阿瑟 .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年）因对发展经济学作出首创性贡献，而于1979年与芝加哥大学的T. W. 舒尔茨共获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有限供给的假设，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也称两部门模型 Dual-sector Model），用农村过剩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的原因，提出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作为走出陷阱、迈入现代化的出路。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城市部门构成（见下图）。
上图中，横轴表示的是由农村进入城市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竖轴表示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平均产品。Wu为城市工资，由城市的劳动需求曲线（由递降的劳动边际产品曲线D1表示）和劳动的供给曲线（由WuBC曲线）的交点共同决定。Wr为农村工资。 在刘易斯模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出于生存需要，农村工资演变为等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产品，即农业总产量除以农村全部劳动力。Wu高于Wr的部分代表城市化的红利，可以用于支付农村劳动力进城所必须支付的迁移成本和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WrAB段曲线可理解为农村劳动市场上的供应曲线，代表被城市更高的工资吸引而潜在愿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人数。WuBC曲线为城市的劳动供给曲线。基于以上理由，从图中可以看出，在B点的左边，劳动供应曲线在城乡之间是分叉的。WuB段位于WrB之上，在B点之后汇合成一条统一的劳动供给曲线，表示由于城乡劳动边际产品的差异消失，城乡劳动市场完全统一。D1，D2，D3分别代表劳动需求曲线随着城市部门的扩张而向右位移的情况。
有趣的是，刘易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经济学上的区别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定义。根据他的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通常以劳动的边际产品支付工资，但是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却十分不同于城市地区，平均产品被用来代替边际产品作为农村工资。他的解释是，农村存在大量的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如果农村也像城市一样，对每个农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品，则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及其家属将无法生存。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其长期的生存挣扎中，发展出一种社区共享的文化习俗。虽然这种习俗使人口过剩到每个人只能维持最低的生存水平，却使人口全体保存下来了。刘易斯将这种平均工资称为制度性工资（institutional wage），并将这种分配方式作为传统社会的特征，以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下工资由劳动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因而现代化过程也可以说等价于用劳动的边际产品取代劳动的平均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的过程。
上图中，OM0就代表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传统农业部门一开始就可以对现代城市部门提供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逐渐吸收完毕，抵达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M0之后，如果城市部门的扩张仍然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则会先吸收M0M1段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尽管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已经为正，由于城市工资仍高于其边际产品，所以他们仍会被更高的城市工资所吸引而进入城市。M0M1这部分农村劳动可被视为准剩余劳动。 如果城市部门继续扩张，则在M1点之右，由于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已完全相等，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于是正式形成，经济发展就结束了二元经济的状态，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 此时，无论在农村就业，还是在城市就业，他们的劳动收入是相等的。在M1之右，劳动供给曲线相对AB段更加陡峭。M1被称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到来，则表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彻底结束。由此看，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时间必定在抵达第二拐点之前，必定在吸收完了剩余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为正的农村劳动力；必定在吸收完了边际产品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较高的r村劳动力。这是刘易斯模型隐含的根据吸收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由低到高吸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顺序。在20世纪下半叶，以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人口红利”，不但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一跃而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不过，不少发展中国家却迟迟没能抵达刘易斯拐点，或者在抵达刘易斯拐点之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深入考证和解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如何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先后顺序，对于正在努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尽快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当代中国，应该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6
2014年人口红利期带来了手机厂商的迅速膨胀，2015年消费者购机行为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因此，2015年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中国手机市场的话，应该是“调整”：调整产品线、调整渠道布局，调整品牌定位。
2016年之初，网易科技通过对网民购机行为调查发现了市场上的以下变化。
从价格之殇到品牌塑造
“一年前消费者进入店里选择手机基本上先说要哪个价位段的手机；现在则是直接说要哪个品牌的手机。”迪信通总店店长向网易科技表示。
查看2011年-2015年我国智能手机销量图，会发现2012-2014年是智能手机销量增长的高峰期，主要是功能机向智能机的过渡，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吸引着众多手机厂商的进入。
“这一时期更多是智能机的普及，对消费者来说购买智能手机是第一次，属于小白用户，更容易受到价格和硬件参数的影响。”对行业观察已久的人士表示。
所以主打“性价比”的小米能够迅速占领市场。2014年甚至到2015年上半年，手机厂商都还在打“价格战”：比如2014年手机厂商的千元大战，2015年甚至一度将智能机的价格杀到399元。
不过，随着智能手机进入存量替换为主导的新阶段，消费者对手机品质会有更高的要求，换机用户会愿意为了更好的体验而考虑高价位的高品质手机。
来自网易科技对消费者购机行为的调查显示，有59%的消费者在购买新的手机时最先考虑的是品牌，而不是硬件配置。
同时，虽然价格仍然是第一影响因素，但影响消费者决策第一要素中，品牌仅比价格占比少2%。
国内手机厂商也不再围绕着拼配置、拼销量的低端市场打转，开始塑造品牌。比如中兴手机赞助NBA赛事、vivo借势小黄人跨界营销、荣耀找陈坤代言，360手机找王凯做代言。
TMT行业资深分析师曾韬认为，手机厂商开始找代言人说明越来越重视品牌塑造传播了，而不是沉迷于配置站和价格战，这是很大的进步。代言人可以很快的向消费者者传达“我是谁”的定位。
周鸿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手机厂商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没有品牌，就没有自己的精神内涵，没有真正的粉丝用户，那手机很难有溢价，很难产生创新。
不过，从调查来看，如果只是简单地请明星代言，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线上红利到遭遇天花板
“我们发现线上成本在逐渐增加，电商渠道红利时代已经终结。”OPPO副总裁吴强在2015年年中曾这样表示。市场咨询机构GfK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国产手机线上渠道销量为1900万，环比下降了22.6%，但线下渠道依然保持了增长，线上渠道爆发增长期已过，线上和线下逐渐呈现协同增长的趋势。
来自网易科技调查显示，消费者购买新机时选择的渠道，排在首位的是网上渠道，然后是实体店最后是运营商。虽然消费者选择线上的渠道比例仍是最大，但在手机厂商看来，随着线上线下同价、线上成本增高，线上渠道终遇天花板。
因此，2015年国内手机厂商对线下重视程度和前几年相比提升了很多。一方面，手机厂商开始铺设自己的线下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拥抱苏宁、迪信通、国美、乐语等渠道商。
比如以电商渠道起家的小米开始铺设线下渠道，小米Note顶配版选择在全国19个小米之家展开线下实体首销。
“互联网渠道将中间环节省掉，可能降低了成本。但要知道线下商业在进化，效率在提高，最终线上成本也会提高。因此，没有可能线上将线下吃掉，或者线下将线上吃掉。所以vivo始终没有把线上线下割裂来看，我们认为线上线下最终一定会走向融合。”vivo全球副总裁冯磊在接受网易科技独家专访时表示。
从讲究性价比到客单价的提升
另外，线下渠道商还透露了一个有趣的数字：虽然2015年销量不如之前，但手机客单价提高了。
根据第三方机构GfK的研究也显示，中国手机市场经过5年高速增长进入智能机存量替换期，存量换机用户倾向更高端产品迭代。2015年中高端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1500元以上价位段智能机在智能机市场占比将从2014年34%增长至42%。
因此，2015年国产手机不再只提性价比。魅族副总裁李楠甚至提出一个观点：性价比危险。他认为性价比是能解决性能和价格的问题，但现在中国的消费者关注的越来越多，包括设计、体验、服务、品牌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