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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生物科学发展史；生物进化理论；自然选择学说
一、教学内容
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2中第七章第一节“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由来”是高中生物进化知识的第一课。核心内容是介绍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由来，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自学探究的方法，突出并且突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这一重难点。
二、教学目标
1.知识
（1）达尔文之前，人们是怎样看待生物进化的？
（2）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主要内容。
2.能力
（1）学生自己能形成时间为主线的生物进化理论发展过程。
（2）学生能对各种进化观点对比分析、思考，以及形成和认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评述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和局限性。
（2）探讨生物进化观点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
三、教学过程
1.播放视频，导入新课
播放网络上流传“爆笑生物进化”片段，然后提问：①这个视频讲述的是哪方面的内容？②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谁呢？③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规律吗？
设计意图：以视频的方式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回忆初中有关生物进化方面的知识，为后面新内容的讲解作铺垫。
2.拟定提纲，学生自学
放映拉马克的图片，提出问题：这位科学家是谁？生物进化的观点最早是他提出的吗？给大家5min时间看书来了解本节内容。注意：①最早生物进化观点的主要内容。②达尔文生物进化观点的主要内容。③这两种进化观点各自的优缺点。在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后，通过拟定提纲，引导学生以自学的形式让学生熟悉本节教学内容。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学的方法交课堂于学生，教师只是从旁引导，另外本节内容涉及初中相关内容，学生学习起来不困难。
3.答疑解惑，讲解新知
讲解拉马克的生物进化理论。教师引导：早期人们对生物的起源都认为是神创造的。但是最早反对这种神创论观点的并不是大家熟知的达尔文，而是拉马克，他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观点。那么拉马克生物进化观点有什么不足之处呢？如果用他的观点来解释长颈鹿脖子变长的过程该怎样解释呢？
设计意图：以提问的形式指引学生思考的方向。设计长颈鹿脖子怎样变长这一问题，为后面与达尔文进化观点内容进行比较。
4.视频播报，重点讲解
教师引导：2009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达尔文对于生物发展有哪方面的贡献，看新闻。达尔文这一伟大的科学家发展和继承了生物进化的观点，并给以生物进化学说强有力的实验标本支持，但是达尔文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呢？如果以达尔文的观点来解释长颈鹿脖子的变长过程则又是怎样的呢？
设计思路：通过多媒体展示，重点强调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内容和引导重点比较达尔文和拉马克两种进化理论的相同点和异同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一枝黄花属； 化学成分； 生物活性
Review on research progres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bioactivities of Solidago
SHEN Xiao1，2， ZOU Zhengrong1，2*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ubtropic Plant Resources of Jiangxi Province，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The species of the Solidago are abundant and possess great value in medicine Many relevant researche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bioactivities from the genus Solidago have been further reported by many scientists The review is to present an overview about studi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bioactivities of the Solidago since 2011， which will provide some founda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later study
[Key words]Solidago； chemical constituents； bioactivities
doi：10.4268/cjcmm20162303
一枝黄花属Solidago L植物属桔梗目Campanulales菊科Compositae，全球约120种，主要分布于北美，少数分布于欧洲和亚洲。中国主要分布有4种：加拿大一枝黄花S canadensis L、毛果一枝黄花S virgauren L、钝苞一枝黄花S pacifica Juz和一枝黄花S decurrens Lour[1]。一枝黄花属植物资源丰富，含多炔、二萜、三萜、三萜皂苷、酚类及挥发油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抗菌、抗炎、抗肿瘤、杀虫、利尿等作用，药用价值极高[23]。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一枝黄花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功分离鉴定了多种新的化合物，并进一步研究了它们的生物活性和构效关系。本文主要对2011年至今国内外学者对4种一枝黄花属植物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一枝黄花属药用植物资源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我国主要的一枝黄花属植物
11加拿大一枝黄花
加拿大一枝黄花原产北美，1935年作为庭院观赏植物引入我国，后逸生至野外，成为恶性杂草[4]。由于环境的可入侵性及其发达的根状茎能产生大量无性繁殖体[5]，使得该植物迅速并大量繁殖，在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和台湾等地广为分布[6]，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与经济损失[7]。近年来对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侵机理、防治、化感作用、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等方面。研究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对鸡眼草Kummerowia striata的共生菌丛枝根菌真菌群落具化感作用，使鸡眼草的共生菌群结构发生改变，鸡眼草的分枝数、生物量和养分积累等受到影响，竞争力减弱，进一步加速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入侵[8]；加拿大一枝黄花同样也能抑制藻类的生长，其叶水浸液对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的生长有强烈的化感抑制效应，且其根、茎、叶等不同部位水浸液对同一种藻的化感效应存在差异[9]。
加拿大一枝黄花中富含黄酮、萜类和精油等化学成分，具抗菌、抗肿瘤等多种生物活性。利用有机溶剂乙醇和石油醚提取加拿大一枝黄花花序中的总黄酮，采用抑菌圈法进行抑菌性实验，当制备的黄酮类化合物质量浓度为0056 g・L-1时，黄酮类提取物出现一定的抑菌作用，但对不同菌种的抑制强度不同，对各菌种的抑制效果为：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对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却没有抑制作用[10]；Zeng等[11]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地上部分分离并鉴定出2个克罗烷型二萜类化合物，solidagocanin A和solidagocanin B，但未对这2个化合物的生物活性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2毛果一枝黄花
毛果一枝黄花又名新疆一枝黄花，主产于我国新疆阿尔泰山等海拔较高地区的树林下及灌木丛中，在东北、华北以及前苏联、蒙古等地也有分布[1]，其多具利尿、抗炎等作用，在W美用于治疗泌尿系统疾病有着悠久的历史[12]。
近年来对毛果一枝黄花的研究主要涉及该植物活性化合物的结构鉴定、作用机制和遗传分子标记等方面。李涛等[13]从毛果一枝黄花全草95%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9个化合物，其中化合物2′甲氧基苯甲醇2甲氧基6羟基苯甲酸酯 （2′methoxybenzyl2methoxy6hydroxybenzoate）和2′甲氧基苯甲醇2，6二甲氧基苯甲酸酯 （2′methoxybenzyl2，6dimethoxybenzoate）对脂多糖 （LPS）诱导的小鼠单核细胞RAW2647释放的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及白细胞介素6 （IL6）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也有研究报道毛果一枝黄花具有一定的抗病毒[14]和抑制脂肪形成[15]的作用。Sakaguchi等[16]研究者对日本毛果一枝黄花的3个亚种开发了多态性的ESTSSR标记，对它们进行种群结构以及分类界限的分析，为研究毛果一枝黄花的种群遗传学和生殖生态学提供分子依据。
13钝苞一枝黄花
钝苞一枝黄花主要分布于我国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前苏联和日本也有分布[17]。到目前为止，其他国家对钝苞一枝黄花的研究较少。王文杰[17]于2012年对它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中分离鉴定了17个单体化合物，但未对分离得到的单体化合物进行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
14一枝黄花
一枝黄花又名黄花草、满山王、白草根等，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华东、中南及西南等地，常生长于山坡、草地及路旁，为我国的乡土植物，也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中药之一[1]。
对一枝黄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精油、抑菌及临床应用方面。叶其蓁等[18]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GCMS）对加拿大一枝黄花花序和茎叶的挥发油成分进行定性分析，共鉴定出81个化合物，主要为芳香化合物、萜类、醇、酯以及烷、酮等；郭彦荣等[19]长期的临床应用经验表明将一枝黄花煎剂用于治疗儿童大叶性肺炎效果更佳，这可能与一枝黄花的抗菌、抗炎等作用有关；张孝云等[20]对60例全麻术后患者进行研究，发现一枝黄花含漱液可明显降低全麻术后禁食患者口腔黏膜炎的发生和肺部的感染 （P
2一枝黄花属植物中的化学成分
一枝黄花属植物中的化学成分丰富，主要包括黄酮、二萜、三萜、甾醇、苯甲酸、苯甲酸苄酯类及挥发油等活性成分。
21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是重要的抗氧化物质，一般具有C6C3C6结构，B环的邻二羟基 （邻苯二酚）、2，3双键与羰基结构以及3，5羟基是决定黄酮类物质的自由基清除活性的重要因素[21]。
李涛等[22]采用硅胶柱色谱、凝胶柱色谱、ODS反相柱色谱以及重结晶等方法分离纯化毛果一枝黄花提取物，并通过理化常数和波谱分析鉴定化合物结构，分离并鉴定出1个黄酮类化合物胡麻素 （pedalitin， 1）；王文杰等[17]首次对钝苞一枝黄花干燥全草中的化学成分进行系统的研究，分离并鉴定出化合物 1、棕矢车菊素 （jaceosidin， 2）、槲皮素 （quercetin， 3）、紫云英苷 （astragalin， 4）、山柰酚 （kaemferol， 5）、山柰酚3OβD芸香糖苷 （kaempferol3OβDrutinoside， 6）等黄酮类物质。化学成分来源及结构见表1，图1。
22二萜类
二萜类成分是一枝黄花属植物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化合物，近年来主要集中在半日花烷型 （labdane type）和克罗烷型 （clerodane type）二萜类化合物的研究。
221半日花烷型Wangensteen等[23]通过1D， 2D核磁共振技术和MS分析法从加拿大一枝黄花根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了8个半日花烷型二萜类化合物的结构，分别为9，13，15，16bisepoxylabdane7ene6，15dione （7）， 15，16
epoxylabdane7，13diene6，15dione （8）， solidagenone （9）， deoxysolidagenone （10）， 13epi9，13，15，16bisepoxylabdane7ene6，15dione （11）， 15，16Epoxylabdane7，13diene6，16dione （12）， 15ethoxy9，13，15，16bisepoxylabdane7ene6one （13）和13epi15ethoxy9，13，15，16bisepoxylabdane7ene6one （14）。其中化合物7， 11～14均为首次从加拿大一枝黄花中提取分离。1HNMR的数据显示，化合物7与11， 13与14为2对差向异构体。化合物7与11同化合物10进行比较分析，7与11的萘烷核心结构与10相似，但7与11的H9位信号消失，C9 （δ 910）位的去屏蔽作用增强。化合物12与10相比，具有相同的萘烷核心结构，但化合物12的侧链基团CH2CH2上连有1个γ内酯环。化合物13与14的量作为一对差向异构体的比列为2∶1，化合物12， 13与14均为1个4环的半日花烷型二萜，化合物12与13， 14的最大区别在于D环，13， 14的内酯环羰基消失，取而代之的是1个乙氧基基团，推测化合物13与14可能是在乙醇提取过程中形成的衍生物。Li等[24]在筛选具有抑制人类苦味受体活性的植物天然产物时，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地上部分的氯仿提取物对苦味受体hTAS2R31具抑制作用（IC5025 μmol・L-1）。运用GOLD 301对接程序，将化合物16接入hTAS2R31受体的活性部位，结果@示化合物16的萘烷核心结构位于hTAS2R31受体的疏水腔，周围被Phe242， Ile245， Val179， Leu138和Trp88等氨基酸残基所包围，乙酰基朝向可溶性表面，与Tyr241的侧链形成氢键，其羧基侧链深深地伸向活性部位，与Lys265和Thr91之间形成氢键，羧基基团与Arg268之间也形成相互作用的盐桥，因此化合物16能与hTAS2R31受体紧密结合。然而，化合物17却无法像化合物16一样占据相同的结合位点，这可能是由于化合物17萘烷环内双键的合并，影响了环的构象，同时也改变了羧基基团的方向，因此它只能结合在hTAS2R31受体的外部。从加拿大一枝黄花中分离得到具抑制苦味活性的化合物16是目前所有分离到的二萜类的中产量最高的。综合运用HPLCDAD和MS分析法，从干重为100 g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地上部分，可以提取分离鉴定得到224 g的化合物16，提取率为224%，加拿大一枝黄花可作为遮盖苦味的矫味剂。化学成分的来源及结构见表2，图2。
李涛等[22]从毛果一枝黄花提取物中分离并鉴定出1个二肽类衍生物NbenzoylphenylalaninylNbenzoylphenylalaninate （47）。之后，李涛等[13]采用同样的方法从毛果一枝黄花中分析鉴定出9个化合物，其中包括十六烷酸 （hexadecanoic acid， 48）和毛果一枝黄花素 （solidagobenzofuran， 49）。Shiraiwa等[27]从一枝黄花干燥全草提取物中分离鉴定出5个3脱氧D甘露2辛酮糖酸衍生物：decurrenside A （50）， decurrenside B （51）， decurrenside C （52）， decurrenside D （53）和decurrenside E （54），它们具有独特的二氧环辛烷骨架，具有抑制由牛科（Bovidae）哺乳类动物肾上腺骨髓细胞内乙酰胆碱、藜芦碱和高K+诱导的儿茶酚胺分泌的活性。王文杰等[17]从钝苞一枝黄花干燥全草中分离出eupaformonin （55）， neoechinulin A （56）和橙黄胡椒酰胺 （aurantiamide acetate， 57）等化合物。化学成分来源及结构见表6，图6。
26挥发油
植物挥发油成分多以萜成分为主，具有抗菌和抗虫等活性。本属植物挥发油的GCMS分析表明，一枝黄花属植物中的挥发油组分与含量因植物种类及采样部位不同而存在差异。
用水蒸汽蒸馏法提取加拿大一枝黄花花序挥发油，通过GCMS分析法共鉴定出53个化学成分，达总挥发油的918%，其化学成分主要以β毕澄茄烯 （269%）、α蒎烯 （138%）、D柠檬烯 （122%）、β蒎烯 （93%）和乙酸龙脑酯 （32%）居多。毕澄茄烯类化合物是一种倍半萜烯，有轻微樟脑丸特有的气味，通常作为一种香料加入化妆品和食品中[29]。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地上部分精油成分进行分析，共鉴定出58个化合物，相对分子质量在1%以上的化合物有17个，其中大根香叶烯D是最主要的成分 （相对质量分数达49433 6%）。该植物精油对绿豆象Callosobruchus chinensis L的种群有抑制作用，精油为1～3 μL・g-1时，种群抑制率为5730%～8212%[30]。从一枝黄花的花序和茎叶中提取挥发油并进行GCMS定性分析，共鉴定出81个化合物，主要为萜类、芳香化合物、醇、酯及烷等。花序和茎叶中挥发油的
主要成分相同，均为 （-）斯巴醇 （花序中含2243%，茎叶中含2595%）和δ榄香烯 （花序中含1677%，茎叶中含12%）。此外2个部位都还含有一定量的β榄香烯 （花序中含619%，茎叶中含384%）和石竹素 （花序中含455%，茎叶中含204%）[18]。
3一枝黄花属植物的生物活性
一枝黄花属植物具多种药用及农用生物活性，包括抗菌、抗炎、抗肿瘤、抗氧化、平喘、抑制脂肪形成、保护心脏及抗虫等。
31抗菌活性
钱慧等[10]对加拿大一枝黄花花序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进行抑菌性实验，结果表明当质量浓度为0028 g・L-1时，并未对4种微生物表现出抑制作用；当质量浓度增加到0056 g・L-1时，即显示对杆菌的抑制作用，但对真菌的抑制作用较弱，对各菌种的抑制效果为：大肠杆菌E coli>枯草芽孢杆菌B subtilis>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对黑曲霉A niger没有抑制作用。加拿大一枝黄花花序中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对樱桃番茄果实有较显著的保鲜效果，其质量浓度为0028 g・L-1时即能有效降低贮果的霉变率，其在鲜果表面的抑菌效应明显大于在培养基上的表现（黄酮类化合物质量浓度在0028 g・L-1时未见明显的抑菌圈）。
Chevalier等[31]提取毛果一枝黄花的2个亚种S virgaurea subsp virgaurea （SVV）和S virgaurea subsp Alpestris （SVA）中的皂苷类化合物，并采用琼脂扩散法进行抗菌研究，实验结果显示其皂苷类提取物对白色念珠球菌 （Candida albicans）的4个菌株 （ATCC 10231，IM001，IM003，IM007）均无抑制作用。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发现这些提取物却能抑制其菌丝的转换――使其芽管变得更短。另外SVV和SVA水提取物 （50 μL）均能显著地减少白色念珠球菌4个株系生物膜的形成 （P
10231，（9586±488）%；IM001，（9600±222）%；IM003，（9946±594）%；IM007，（9514±411）%。采用Mann和Whitney的非参数检验，发现SVV和SVA之间在数据上并无显著性差异。Chevalier等也发现SVV和SVA水提取液 （100 μL）也能显著地减少白色念珠球菌预成型生物膜，将繁殖18 h后的白色念珠球菌生物膜暴露在SVV和SVA水提取液中繁殖2 h，结果其发育能力显著减弱 （P
32抗炎活性
李涛等[13]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利用脂多糖 （LPS）诱导体外炎症模型z测毛果一枝黄花中苯甲酸苄酯类化合物对脂多糖 （LPS）诱导小鼠单核巨噬细胞RAW2647释放炎症介质IL6和TNFα的抑制作用。实验结果显示1×10-4 mol・L-1化合物38和39对LSP诱导小鼠单核巨噬细胞RAW2647释放炎症介质IL6和TNFα具有抑制作用，化合物40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这3个化合物的抑制作用均呈现明显的浓度依赖性。作为毛果一枝黄花中量较高的苯甲酸苄酯类化合物，推断该类化合物可能为毛果一枝黄花抗炎活性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33抗肿瘤活性
Huang等[29]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加拿大一枝黄花花挥发油，采用MTT法进行体外细胞毒活性测定实验，测定结果表明加拿大一枝黄花花序挥发油对人类乳腺癌细胞MDAMB435、人类肝癌细胞HepG2和人类肺癌细胞A549表现出微弱的细胞毒活性，在质量浓度为100 mg・L-1时，对MDAMB435，HepG2和A549的抑制率分别为1709%，1147%和448%，但对人类结肠癌细胞LOVO和人类外周血早幼粒细胞HL60未显示出细胞毒活性。
34抗氧化活性
汤晓等[32]对加拿大一枝黄花不同部位、不同时间乙醇提取液的羟基自由基清除能力进行了研究，并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内含物进行HPLC分析，发现7―8月份叶提取液的自由基清除能力要高于其它各个月份的提取液，且其自由基清除能力与抗坏血酸相当，此时含有较多的黄酮类，尤其是槲皮苷类。
35平喘作用
Sutovska等[33]用热碱提取加拿大一枝花中的多酚多糖蛋白复合物，发现大剂量 （50，75 mg・kg-1）的提取物止咳活性比低剂量 （25 mg・kg-1）高出15%～20%，但最大剂量 （75 mg・kg-1）的提取物还是比最强的止咳药 （可待因）低10%。此外75 mg・kg-1剂量的平喘活性持续时间要比平喘药 （舒喘宁）长。郭彦荣等[19]发现在大叶性肺炎治疗中加用一枝黄花能使患儿热退快，减少并发症，或使得并发症治愈率明显提高，推测这些效果与该药的抗菌作用、祛痰平喘作用有关。
36其他生物活性
Huang等[28]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地上部分提取分离出3个木质素类化合物：化合物43～46，并对高脂饮食喂养的仓鼠进行血脂测验，发现这3个木质素类化合物对仓鼠均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P
ElTantawy等[34]为评价毛果一枝黄花提取物对预防仓鼠心脏中毒的作用，设置了6组实验，对照组 （蒸馏水处理）、异丙肾上腺素处理组、毛果一枝黄花提取物与异丙肾上腺素处理组、毛果一枝黄花提取液处理组、异丙肾上腺素与甲巯丙脯酸处理组及甲巯丙脯酸处理组。甲巯丙脯酸为一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是临床上标准的心脏保护药。实验结果表明毛果一枝花提取物 （250 mg・kg-1）对仓鼠心脏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用异丙肾上腺素 （30 mg・kg-1）诱导仓鼠心脏中毒，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心脏组织血清中的乳酸脱氢酶 （LDH）、内氨酸转氨酶 （ALT）、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肌酸磷酸激酶 （CPK）、血管紧张素酶 （ACE）等多种酶活性及总胆固醇 （TC）、三酸甘油酯 （TG）、游离血清脂肪酸、丙二醇 （MDA）和NO水平显著升高，但心脏组织中的谷胱甘肽 （GSH）和过氧化物歧化酶 （SOD）水平显著却下降 （P
一枝黄花属植物还具有抗虫等生物活性，如邓业成等[30]研究表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植物精油对储粮害虫赤拟谷盗、玉米象和绿豆象有熏蒸和触杀活性。对赤拟谷盗Tribolium castanum Herbst、玉米象Sitophilus zeamais Motsculsky和绿豆象C. chinensis L的熏蒸LC50分别为772，23705，4328 μL・L-1， 对赤拟谷盗的熏蒸毒力最高；对赤拟谷盗、玉米象和绿豆象的触杀LC50分别为271×10-4，140×10-5，235×10-5 μL/头，对玉米象的触杀毒力最高。
4总结与讨论
一枝黄花属植物种类繁多，化学成分丰富，含大量黄酮、二萜、三萜、三萜皂苷、苯甲酸、苯甲酸苄酯类及挥发油等化学成分，具有抗菌、抗炎、抗肿瘤、抗氧化、平喘、抑制脂肪形成、保护心脏和抗虫等多种药用和农用活性。
随着化学成分分析技术[3537]越来越成熟，对植物活性成分的分离鉴定也越来越全面。目前对加拿大一枝黄花[11， 23， 25]和毛果一枝黄花[13， 22]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已经有较多报道，但对活性成分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仍然报道较少。对钝苞一枝黄花的化学成分研究，虽然王文杰[17]已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研究，从钝苞一枝黄花中分离并纯化出17个单体化合物，但其挥发油等活性成分及生物活性的研究尚处于空白，有待进一步开发；一枝黄花的化学成分研究相对全面，在我国中药临床应用领域中占有独特优势，虽然现在一些研究表明一枝黄花具有多种生物活性[38]，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仍需进一步探索。为综合利用及充分发挥该属植物资源作用，实现医用和农用等价值，需继续深入探索该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的结构、生物活性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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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进化叙事；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33-07
[作者简介]莱斯利・保罗・蒂勒（Leslie Paul Thiele），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大陆哲学、环境伦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译者简介]郑佰青（1980―），女，浙江宁波人，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北京 100029）
Title: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and Ecological Ethics
Author: Leslie Paul Thiele
Abstract: Employed as a narrative setting, evolutionary biology provides a useful heuristic for an ecological ethics. It allows us to identify the biological laws and regularit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tremendous human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It explains how acquired traits unique to humans, such as expansive time and space horizons and the capacity for principled action,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oad cultural field of play.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how this cultural field of play might structure thought and behavior according to mores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ecological eth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
“几乎没有任何观念，”一个历史学家如是说，“像自然的‘是’必须成为人类的‘应该’这个信念那样被反复应用。”①在人类自然属性的基石上建立伦理和政治大厦的尝试大致描绘了政治理论化的传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脉相承的斯多葛派。在19世纪中期达尔文发现物种的进化之后，很多理论家试图把政治和道德生活置于正在兴起的进化生物科学之上。在某些交汇之处，科学家操之过急地提出伦理学领域应该“暂时从哲学家的手中移开使其生物学化”②。然而，这种试图把伦理学和生物学挂钩的努力在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后，“一个让人沮丧的记录”却是这个领域“已处于哲学的边缘位置”①。
至少在一方面，这种边缘化是恰如其分的。所有试图从生物科学导出一种公理性的伦理学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如大卫・休谟的经典论断，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不能合理地从“是”推断出“应该”②。纯粹描述性的前提不能得出指令性的结论。进化的或生物学的数据并不会对伦理定律的形成有直接和立即的帮助。③这不是说生物事实对道德的理论化不重要。休谟认为，人内在的情感驱使我们向往道德的生活。然而，不管眼前的事实如何，孤立无援的理性之舟无力带我们驶入道德王国。要到达这个目的地，休谟坚持认为，理性首先必须被性情和情感点燃。
有人认为，按道义行事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如果内在情感促使我们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如照顾后代），那么对自然欲望的描述可能会产生道德义务的指令。因此，“是”和“应该”之间的裂缝可能得以弥合。这种说法的争议性在于，那些不按道义行事（例如，杀死自己的孩子）的人也是出于自然欲望。在这方面，说（道德）欲望是自然的，纯粹是说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表现的是道德欲望。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可能推动物种永存的普遍行为倾向。对普遍行为方式的描述不能产生明显的道德暗示。④
从“是”到“应该”的道路不仅已被逻辑和方法论障碍所封锁，而且被意识形态障碍所阻断。回顾“优胜劣汰”概念引出的政治用途，批评家提出，将进化思想引入道德话语会指向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⑤然而，如乔姆斯基认为，那些将文化决定论取代对人性的生物学叙事的人也会让他们自己面临类似的责难。
无论由人类支配的“事实”是生物学的或是文化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不能被跨越。尽管如此，一个令人满意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必须评估影响人类行为的生物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局限。本文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评估。我的意图决然不在于构建一个建立于科学基础之上的规范戒律。相反，我考察进化生物学作为一种叙事背景的潜力，以启发道德推理和促进一定道德情感的培养。反过来，我将探讨进化生物学如何可能使生态伦理观合理化。
二
作为一种叙事背景，进化生物学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它使我们能够识别人类发展的生物法则和规律，同时强调了人类学习和适应的巨大能力。它解释了人类特有的习得的属性，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以及展开有原则的行为的能力，能促进建立一个广泛的文化领域。我的目标是展示这种文化领域如何可能按照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来建构思想和行为。
让我们以进化生物学的核心法则来开始：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以成功繁殖而著称，后者往往被理解为繁殖尽可能多的能生育的后代。然而，在人口过剩的世界中，遵循这一进化生物学规则可能会预示一场灾难。自然往往选择那些抑制其自身繁殖的物种。
人类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态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人类迅速增长的保护或破坏区域和全球范围环境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缩减的人口增长可能被预见为不可持续性的和危险的。生态灾难也是由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产生过多的有毒物质和废物所招致。
可持续性指的是一种做法、关系或过程可以被无限制开展的能力，并且总的来说不损害环境条件自身的生存能力。可持续性最易用否定的方式进行界定。例如，吃掉你的玉米种子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使环境退化到降低这一代或后代生活质量的地步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利用可再生资源，如表土或淡水，不应超过它们的自然恢复率。那些因为我们的使用而不可挽回地减少的资源――即所有提取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矿物和化石燃料――应该只以这样的速度消耗，即在被利用的资源几乎耗尽之前可能预料到会发现或发展可行的替代品。如果天然资源没有可以想象的替代品，如动植物物种，则必须确保它们永远不会被完全耗尽或破坏。可持续地生活也需要克制生产那些有害影响或副作用会达到有害水平的东西。废物、污染、人口和商业发展不应超过环境吸收或容纳它们的能力，同时又没有降低环境赋予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
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物种发展的至点，在这个点上人口的过度增长和人类生产的加速增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生态系统的灾难。我们的绝对数量，我们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我们产生的过多有毒物质和废料正日益破坏生物圈支撑生活网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到达了一个至点，在这个点上，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经济的道德观念的传播，可能通过规范它们的成长来保存我们的基因库和我们的文明。
道德观念必须像基因一样传播，不然就会消亡。指向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在这方面是“自私的”，其程度不亚于指向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然而，两者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破坏环境条件自身长期的生存能力。它不能被无限期地成功采纳，它的适用性是受时间限制的。相比之下，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可以无止境地传播而不会带来人口过度膨胀的灾难性后果。它的适用性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根据定义，它不能超过其环境的承受能力。自然和社会历史都赋予我们期待发展可持续性道德观念的理由。
大部分伦理传统聚焦于道德关怀在空间的延伸。个体被告诫不仅要考虑和关注自我，而且也要考虑和关注家庭和部落、邻居和同胞，偶尔也包括全人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指出，指导个人行动的准则必须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当它们在空间中无限延伸时必须是可行的。边沁的结果论伦理，虽然传统上与康德的道义论推理相对立，却也根据其空间延伸的能力来规范行动。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推理，是产生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责任意识构成原动力。反过来说，伦理的金科玉律，其变体在大多数道德传统中可以发现，只不过是应采取行动的方式，如果在空间中互惠时，应得到自己的认可。
虽然伦理传统长久以来基本关注于道德行为在空间中的延伸，但一直还有一个与此类似却不那么显著的关注是道德行为在时间中的延伸。从生物学上来说，这种关注的发展并不会特别令人惊讶。人类作为动物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是他在延伸的时间维度内自觉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而大多数动物是按照当前所感受的需求和感知的环境来行动。可以预见潜在环境的动物这样做，通常只是根据当前经历的需要。只有人类才能经常感知当前的环境并预见潜在的环境，同时着眼当前与预期的需要。“对人类起决定性作用的进化步骤，”生物学家表示，“在于‘时间表征’”。①
人类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要求是为维护跨越时间的价值而专门制定的。法院裁决赔偿受害者损失的未来收益或快乐，以及过去的损失或痛苦。法律不仅禁止犯罪本身，而且禁止作案阴谋。道德禁令通常涉及我们的行为在时间中延伸的影响。总之，文化和道德是建立在人类复杂的时间表征能力的基础之上。
就像亲情的纽带会随着与亲友距离的增加而削弱，道德禁令的力量也会随着与当前这一代距离的增加而消散。时间中的道德延伸比空间中的道德延伸更加脆弱，因为互惠的利他主义的潜力不存在于前者。延伸到当代的非亲属的道德行为可能始终会以某种方式反馈，但是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几代之后的后裔将没有机会反馈我们为他们所做的牺牲。
诗人约翰・特兰波曾提出著名的疑问，我们是否欠后人什么，并进而反问到：“后人何曾为我们做过什么呢？”从生物学上来说，我们在时间中前进得越远，后人为我们做的就越少。当我们的基因分散在几代以后，我们与后代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纽带会大大削弱。如果基因遗传的法则占主导地位，只有一半人可能会为其下一代牺牲自己或自己的利益。鉴于这种等比级数，我们拥有的与我们的曾孙的曾孙的曾孙相同的基因将不会比我们与居住在地球另一端完全陌生的人所共有的基因更多。
关于道德关怀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的悲观主义似乎有其生物学原因。虽然“纯粹的利他主义”确实是可能的，但人们可能会同意加勒特・哈丁的观点，他认为这只有“在小规模、在短期内、在某些情况下、在小而亲密的群体内部”才有可能出现。②确实，纯粹的利他主义将始终保持一种严格受限制的现象。然而，通过促进恰当的文化道德观念，我们对时间上和地理上相距遥远的人的关怀可能会增长。休谟指出，同情会因距离而消弭；但同情不是人类灵魂中独立的情感，它与道德原则相关联。道德原则，至少是潜在的以及作为一种设计中的问题，能保持其距离效力。对于道德关怀延伸的支持也可能在富有远见的理性思想中被发现，它不仅预见了善行的回报，而且评估了当前相互依存关系的实际结果。正如我们天生具有同情心一样，道德原则和富有远见的理性可能会促进对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人类的关怀。进化叙事表明，培养这种道德和理性与繁衍基因的本能驱使一样地“自然”――一样地必要。
生态学涉及研究生物群体内相互依存的关系。生态学本质上是与可持续性相关联的。这两个关注点密不可分。一个生态系统是由经时间历练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的关系所构成。由于生态学关注可持续的相互依存，它被证明对于道德的形成具有高度责任。伦理学可能被定义为产生于并维持某些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的一种道德观念系统。“所有演变至今的伦理学都取决于一个单一前提，”生态学家奥尔多・李奥波德用一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风格写到，“即个体是由相互依存的部分所构成的群体的一员。”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这种伦理“把群体的疆界扩大，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总的来说：土地”。③在利奥波德的带领下，大部分生态伦理学都试图努力扩大我们的群体概念，将区域生态系统，乃至全球生物圈包括在内。这种广泛的社会意义是经由多渠道而实现的，包括通过培养我们与生俱来的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同情心，强调用理性来关怀维系我们生命的生物网，并通过促进道德原则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利奥波德认为伦理学向土地―群体的延伸是“一种进化的可能性和生态的必要性”。①
激发一个更广泛的生物群体观念是所有生态伦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我绝没有想贬低其重要性。然而，此时此刻我关注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我已经表示，这种关怀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即任何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能在进化叙事中找到理论支持。这种叙事表明，人类的相互依存不只是遗传的，也是文化的。我们这一代人依赖下一代来继续开展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从中创造新的东西，就像我们继续开展并变革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遗产。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重新思考后人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这个问题。后人给了我们一种基因和文化的不朽形式。目前，这两种不朽的形式都受到人口过度膨胀、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有毒物质和废物的过度生成的威胁。鉴于这一事实，很明显我们需要树立一种生态伦理观，普及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念成为一个确保我们基因和文化的不朽的必要手段。生存――从长远来看我们唯一可获得的生存――的前提是，我们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当今世界，进化的合适度和环境的可持续经济与生活方式相对应。
展现生态伦理的功利效益可能看似有损其道德地位。如果我们努力倡导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某种形式的不朽，那么这也许不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然而，道德并非完全地甚至是主要地在于（自我牺牲式的）利他主义。道德实践不要求自我价值低于他人价值。相反，它要求将他人与自我一道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综合部分。道德主要是我们肩负的对社会的义务。
当维持一个自然和社会群体变成一种责任，并且居住在一个可持续的自然和社会群体成为一种权利时，生态就成为一种伦理。生态伦理表明，只有当传统的获取人类不朽的手段――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被富有远见地克制时，长久以来人类不朽的目标才可以实现。一种生态伦理的核心是有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关怀，使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以及遥远的邻居和后代的生活和生存不受破坏。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伦理具有一个美妙的对称性。通过培养其道德观念，我们为自己的遗传、文化生存和蓬勃发展维持必要的环境条件。然而，这样一种伦理在实践中必须与任何试图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所有进退两难的局面和妥协进行磋商。
一种生态伦理不能从任何事实中进行逻辑推导，但是坚持生态伦理的情感与理智可以进行系统的培养。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一个进化叙事是培养这样的情感与理智的很好手段。安东尼・昆顿写道：“进化道德主义者的伟大美德，是他们善于务实思考的作风，这与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契合的。”②进化叙事教导我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和人类学习的能力与责任。进化叙事也许是唯一范围足够宏大、事实足够强劲、比喻足够丰富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生态问题。
仅仅因为进化叙事被需要用来培养一种生态伦理，并不意味着它就会被接受。进化科学并没有大受欢迎，事实上，只有令人惊讶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即低于某些统计数字的一半人，相信人类是猿的后裔。当然，其他叙事捕获了更多大众的心灵和头脑。例如，宗教叙事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受众――尽管尼采已宣布上帝之死，后现代主义已经兴起。
有人认为，传统的宗教叙事从生态角度看是有害的。①有些也许的确是，然而非原教旨主义一般被证明有利于环境关怀。②在过去20年中，许多有组织的宗教已经改写了自己的叙事来支持生态价值。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表示，罗马天主教应该知道，“缺乏对自然必要的尊重”和“对她的资源的无序开采”已经造成生态危机。④教皇也承认，人类物种的进化是一个科学事实。⑤因此，进化生物学叙事有可能被论及人类对地球的服务责任的宗教叙事所补充。例如，E.O.威尔逊的理论，即人类已经被进化地赋予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或热爱生命的天性（biophilia），可能会被应用以配合尊崇创世的宗教诫命。⑥就像一位英国国教牧师在论及创世记书时所指出的，“我们人类已经成倍繁衍。我们已经征服了地球。现在是时候把重心放在第二个创世故事”。⑦
保护大自然“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愿望，拉里・安特认为，可能植根于我们的进化史。“因为人类对理解的求知欲望，可以在把自然世界感知为一个复杂的机制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因为人类对群体的伦理欲望，可以在尊重自然世界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因为人类对美的审美欲望，可以在惊叹自然世界如宇宙戏剧的过程中获得满足。”⑧当然，人类也可以在统治以及粉碎性地破坏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满足。面对传统叙事的日益失效，托马斯・贝瑞神父指出，进化史诗很可能是今天教育、医治、引导和管教人类最急需的故事。
三
关注自然―文化关系的自然科学家可能会排斥我所做的努力来突显社会学习的机遇以及我们的道德宇宙的延伸。
在这场自然主义者与文化主义者之间久远的辩论中，德尔・泰森和他的许多同事和对手一样，采取了不必要的强硬路线。这是有争议性的和误导性的。重要的问题不是自从我们的祖先狩猎猛犸象、追捕剑齿虎以来，人类基因和心理构成变化不大；问题是，我们的更新世（pleistocene）祖先已经具备所需的心智可塑性以期在伦理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只是，当时缺少一种充分的培育文化，那只不过需要时间。
从这个角度看智人进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是正确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构成在未来的100、1000或10000年内将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我们的内在驱动力可能会变化很小。然而，我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在正在进行的发展中已经发挥的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可能学着在进化叙事中更明智地和更自觉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就是说，更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潜力和限制。
进化史是曾经盛极一时的物种的墓地。无数适者生存的物种繁衍兴旺了无数个年代，却最终因为环境条件变化的速度比它们自己能够适应改变的速度更快而遭到灭绝。自然选择那些最能改变自身去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物种的生存。今天，成功的人类适应需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做法以及传播推广这种做法的道德观念。怀疑论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倡导和坚持可持续发展伦理而忽略短期的自身利益？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抵制一种显著的消费文化，并且这种显著的消费文化植根于诱人的经济无限增长的宏大叙事基础之上？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认为，在需求迫切的时代，期望人的行为考虑长远的、全球性的生态关怀是无可救药的天真行为。
显然，一个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成败取决于观点的激进转变。我相信进化史诗有利于这种转变。从进化生物学在时间和空间上异常宽广的优势地位来看，狭隘的利己主义才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天真。就算是通过最精心计算的、利己的努力，我们的身体终将在数十年内死亡，我们的基因也会在几个世纪内消散成为无法识别的混合物。面对浩瀚的进化空间和时间，个体分散的生物学的和经济的成功表现出可笑的微不足道。相比之下，我们传播的道德观念可能会以惊人的保真度延续千年。特别是生态道德观念是被设计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能力的物质条件，从而允许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无止境的自我复制。鉴于此，宣传促进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确实成为一项非常合理的努力。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范文4
但是达尔文早就告诉我们，进化并不具有确定的方向，只意味着有变更的传代。对今天的生物学家来说，进化只意味着基因频率的改变。这种变更和改变主要是在自然选择作用下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适应是有方向性的，但是环境的变化是没有方向性的，因此生物的进化从长远来看也是无方向性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现存的每一种生物，都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史，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并无低级和高级之分。人类并不是进化的必然产物，而是跟其他生物一样，都是无数次偶然事件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根据自然选择原理预测单个的进化事件，但是我们基本上无法预测一连串的进化事件。谁能够预测一种猿类的后代占据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地球的主宰，而与他最亲近的物种却濒临灭绝?谁又能够预测人类这个物种的未来?
人类的进化，就像人类的历史进程，都是几乎不可预测的。但是，既然人们一贯热衷于预测人类的历史进程，我们也不妨猜测一下人类进化的未来走向。事实上，已有许多科幻作家幻想过未来人类将会是什么样子，比如将会有异常发达的大脑，有着具有x射线能力的眼睛，将变成超人，等等。这些幻想，都是根据拉马克主义的原则：用进废退，那些频繁使用的器官将会变得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拉马克主义并不成立。我们对进化的猜测，将只能根据达尔文主义：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对于小群体来说，随机的基因漂移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们则完全无法预测。自然选择只是在原有的蓝图上修修补补，不可能造就完美无缺的生物。因此，也许只有这一点预测是我们有把握的：人类不可能经由自然选择进化成超人。
遗传变异是进化的来源，它最终由基因突变产生。较高的突变率对于具体的个体基本上是不利的，但对于进化则是有利的。人类基因突变率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化学药物、放射性物质的诱变等。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新增加了许多人工诱变因素，像核技术、医疗放射以及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化工产品(杀虫剂、食品防腐剂、化妆品等等)，使人们不得不担心人类基因突变率会不会大大增加。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自然界已存在了大量的诱变因素。比如，许多植物为了抵抗害虫，都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包括诱变物质。据估计，被我们消化吸收的植物天然杀虫剂，是人工杀虫剂的10000倍。在食物腐败时，会产生更多的诱变物质，像黄曲霉素就是已知最厉害的诱变物质之一。与这些天然诱变因素相比，人工诱变因素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社会，人们有条件吃到更多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它们大多含有抗诱变物质，有助于降低突变率。花岗石具有放射性，住在花岗石房子中的人会有较高的突变率，但是随着人工建筑材料的流行，这种危险性随之降低。总之，将各种因素考虑进去，我们难以断言在现代社会中，诱变因素会显著地提高人类的基因突变率。
生存斗争这一概念的提出，据达尔文所说，是受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启发。按马尔萨斯的理论，人类的生存斗争，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引起的。但是事实上，人口的增长并不只意味着生存斗争的加剧。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伴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从而削弱、抵消了人口增长所产生的生存压力，其生存斗争的激烈程度未必就比人口稀少、但死亡率高、难以找到配偶的原始部落强。但是人口正在快速膨胀，如果不加控制，很快就会达到甚至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极限，那时候，马尔萨斯的理论就会开始生效。如何控制人口的增长，避免生存斗争加剧，是当务之急。
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减轻了自然选择对人类的影响。在从前，频繁爆发的瘟疫导致了大批死亡，是人类接受自然选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从前令人闻之色变的许多种瘟疫、传染病，都已被消灭或得到控制。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声称传染病已不再是自然选择的因素，未免为时过早。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仍然在落后地区流行、潜伏，随时有可能传播开去。新的传染病一比如艾滋病——也会出现，并可能对人类的进化产生影响。但是医疗技术的发展确定无疑地已使自然选择在许多方面失去了作用，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大多数婴儿出生时的体重在3.6千克左右，那些体重较轻的或较重的都更容易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内夭折。在过去，这种“稳定选择”导致大约1／20的婴儿在出生后的一个月内夭折。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妇产科技术的发展，这种稳定选择的强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已大大降低，那些原先导致婴儿死亡的基因得到了医疗的保护而不被淘汰。还有更多的致病基因得到医疗的保护，比如，从前许多恶性遗传病的患者在成年之前就已死亡，而现在，通过治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可以活到成年并留下后代，自然选择已无法消灭这些致病基因。同样，自然选择对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现代社会的头号疾病也无能为力，因为在这些疾病开始发作的时候，患者大多已过了生育年龄。
这种情况使一些人非常忧虑，担心致病基因会越积越多，人类的遗传质量会越来越差，人类不仅不能进化成超人，反而会退化成亚人。这种危险在目前看来并不存在，因为人类的基因库也在越变越大，从而稀释、掩盖了有害基因的后果。在从前，人类主要由一些小型的、彼此孤立的群体组成，通婚范围很窄。在这种小群体中，有害的或有利的基因突变都会有显著的后果。但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这种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的欧洲，乡村夫妇的出生地距离平均少于10千米，而现在，这个距离扩大到10倍。这种远距离通婚趋势在世界各地都会持续下去，未来的人类无疑会比现在更像一个单一的遗传群体。一个小群体所承受的自然选择压力更大，也更容易发生随机的基因漂移，因此进化速度会非常快速。而且，环境会对各个不同的小群体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他们中的一个或更多个能够更好地迎接新环境的挑战。10万年前人类的快速进化，可能正是得益于当时的部落式社会结构。但是从那以后，一人类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大，进化速度也越来越慢。当地球最终成了地球村，全人类终于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人类的生物进化已经停止。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用科学技术帮助人类进化呢?对此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在我们对人类的遗传和进化有透彻的了解之前，轻举妄动只能造成悲剧。在20世纪上半叶，当经典遗传学刚刚兴起之时，许多遗传学家踌躇满志，以为已经掌握了人类遗传的奥秘。那场旨在造就一代优秀人种的“优生学”运动，成了一个悲惨的教训。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再次面临制造完美人类、建设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诱惑。再过几年，包含了30亿个碱基对的人类基因组序列将全部被测定，从此我们就有了一本隐藏着人类遗传的全部秘密的密码本。但是人类的密码本并非只有一本，人类的遗传有着极复杂的多样性，并不存在单一的标准。要了解所有的多样性，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得各种各样的密码本，这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手头光有了密码本也是远远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破译密码的意义。要鉴定出人体中所有的10万个基因，了解由基因编码的所有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和相应的基因表达、调控机理，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还要再用一个世纪，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座揭示人类生命奥秘的完整的宝库。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利用生物技术改造人类遗传的努力，对致病基因进行修复、更换的基因疗法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所有致病基因在将来都会被鉴定出来，基因疗法也会成为一项常规疗法，现在的许多不治之症将能够被根治。对这种代替自然选择淘汰致病基因、避免人类遗传质量下降的实践或许还少有异议，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们已有了克隆人的能力，并且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也会有能力改变受精卵的基因，对下一代进行遗传设计，永久性地提高智力、体力、感官和其他各方面的能力。计算机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发展，也将会使我们能够在体内植入各种计算机芯片，修正、提高人体的各项机能。如果说，人类不可能通过自然的进化成为超人，技术的进步却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今天，高科技时代的人类在生物学上其实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并无差别，但是在经历了几万年缓慢的生物进化之后，我们首次真正面临着利用技术改造人类身心的可能性，这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无疑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最值得我们担忧的，是贫富悬殊的加剧：到那时候，富人将更有条件改造自己的身体和后代，贫富差距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也会是生物遗传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利用技术设计、改造人类的遗传?这么做的后果将会如何?要迎接技术的挑战，我们将被迫不断地重新思考人究竟是什么这一最基本的伦理问题。
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只能揭示事实而不能做价值判断，后一任务该由哲学、宗教承担。但是，价值判断离不开对事实的认定。没有科学基础甚或违背科学的价值判断，都必然是盲目的。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哲学、宗教问题，更是一个生物学，特别是进化生物学的问题。至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是最合适的，进化生物学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全人类和人类群体的关系：遗传学已揭示了人类遗传的高度同一性，将人类划分为几个种族，并无生物学的依据。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主要的是文化差异。现代人类的进化，也基本上是文化进化，主要通过不同文化群体的竞争而实现。现代进化论也告诉我们，竞争并非总是要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在许多情况下，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是更为稳定、更为适宜的策略。被错误地贴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标签的斯宾塞主义并无科学的依据。丰富的变异是进化的基础，是适应新环境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学会宽容、尊重不同的文化。
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伦理道德历来意味着个体必须为了群体的利益而做出一定的牺牲。既然人类的文化进化是以群体为单位的，这种要求就是很自然的。传统社会过于强调群体利益而压制了个体权利，现代社会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获得认同的需求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本能。但是对群体的认同感，又是建立在群体能够保护个体的权利之上的。我们又该如何确认个体的权利?就像一切有性繁殖的个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形态、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因此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天赋。这种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它使得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其天赋的社会。人人生而平等，仅仅是指在法律上和机会的平等，绝不意味着天赋的等同。以平等的名义无视人类个体的多样性，对个体、对社会都有害无益。我们要学会正视、尊重、利用人类个体的多样性。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经济学；演化；自组织
现今演化经济学家在生物进化论在经济学中如何应用方面存在分歧，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在认同经济演化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大家普遍认同的一点是，经济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复杂演变过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出相对统一与系统的机制来解释、推动这一变化。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把生物进化理论特有的适应、选择等概念引入到经济领域。
一、经济演化研究中自组织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对立
对经济演化的看法从观念上基本可分为达尔文式进化支持者与反对者，后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概念――内生性改变或称为自组织改变。应用生物概念的演化经济学是普遍存在的且有着悠久历史，至少从Veblen（1898）就开始了。在那时，生物进化的想法只是简单地与所观测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而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生物进化论与经济研究的联系加深，不少学者认同进化论的普遍价值并认为突变、选择与遗传（后者有时被称为保留）机制是所有开放复杂系统的总体特质，经济系统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其中，Hodgson（2002）是“普遍的达尔文主义”最突出的拥护者，他认为，选择、变异和遗传机制不是生物学所独有的，而应该视作所有进化程序的普遍原则，“达尔文主义原则适用的范围相当普遍，这些原则逻辑上独立于生物学上诸如基因、DNA的遗传与选择在逻辑上是独立的”。Dopfer and Potts（2004）and Dopfer，Foster，and Potts（2004）对经济演化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它有一个“起源、应用、适应和保留”的阶段性演进规律。Nelson（2006）同意普遍达尔文主义，将它定义为一个涉及变异与选择的动态理论，并指出，它是研究经济演进状态最好的模式。
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Penrose认为，早在1952年，当时现代演化经济学才刚刚正式起步，学者们正尝试对经济演化进行建模，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就已将有缜密思维的行为从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尤其是经济活动。Witt可能是对起源于生物学普遍应用的经济演化概念最有力的反对者，他指出，需要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来解释经济的演进，“演化从最抽象的层面来看，可能与以时间为基础的变化相关”。对Witt（2004）来说，生物学上突变、选择和遗传机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被某些学者夸大了。Witt反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者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人类行为可以有意识的自我改变，由此，人们不同于生物，可以避免外部选择。
Foster是反对者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并不认同选择机制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演化的原动力来自于自组织的、持续不断的创新，由创新产生的多样性保证了经济的发展演进而不是经济中的竞争选择。同时，他也承认选择行为将引起成功变异的扩散，但他认为这里的选择机制也是自组织系统中的一部分功能。由此可见，自组织概念在某个层面来说，与传统达尔文观点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对立。自组织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的演化根本不同于生物进化，因为经济行为人能够有意识地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并且，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选择，而是以一个持续的、自发的创新为基础，该基础有着自我组织的特征，这与熊彼特的创新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二、对自组织两个流派观念的分析
Witt（1985，1997），Foster（1997，2000），Weise（1996，2003）这些学者用自组织的概念来解释经济演化的过程。在对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进行讨论时，我们首先要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的方法分开：第一，对自组织概念最多的解释是基于自组织的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的概括（Weise，2003）。第二，Foster（2000)主张的，参考了Kauffman（1993）提出的自组织的进化生物学理论。
（一）“自组织”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
Witt（1985，1997）将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理论划分为合作和完全协作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协调或“自律性”的特点，经济主体的尝试是想让大家更深地了解其所在的市场环境。正如他们研究价格、购买和购买潜力时增加了供给和需求的协调，为了说明这个过程，Witt（1997）建立了一个模型说明引进了新技术如何影响旧的和新的变异型的采用，通过引入偏置参数的使用进一步支持了优越的技术经济的观点，利用多种多样的参数来探讨创新质量的不同如何影响对市场的协调的过程。
这个模型结构建立的方法与Weise（1996，2003）提出的来说明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的控制――等式模型建构的方法相似，Weise的模型中更详细地列举了这些作用同时也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作用。他将四个因素的影响分开：（个人）偏好的作用、整合、非整合和波动，即一个人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他人（Brandes and Weise 1999）。整合作用主要是与Witt的频率依赖性的观点相对应的，个人的偏好作用可以反映出Witt的等式的论点。
（二）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一
现在我们讨论下自组织概念是否可以帮助解答演化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即将创新引入到经济系统将产生什么新的结论。Witt的描述可以理解成为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刺激产生创新。他指出创新如何蔓延，可能取决于人们获得知识的质量和使用它是否会损失或获利（2003）。
关于Witt自组织概念的独到之处，它叙述了重组、改造、变异的相互关系直到现有的变体，并将其命名为知识的利润损失、由于竞争对手的活动、刺激创新，这样的一个关系作为构建自组织概念经济演化和自组织的实际工作过程。但它尚未构建完全的内生经济演化过程。实际上，如何运作以及某个特定部位不同层次如何演变的过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缺乏一个因果关系解释。
（三）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二
自组织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化学领域（Foster，1997），Foster随后倡导生物学家Kauffman的一种发展演化观念（Foster，2000）。根据Kauffman（1993）的论断，Foster认为，甚至在生物学的自组织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元素的进化与衰退的选择。
Kauffman的自组织理念包含着在Foster的文章没有讨论的有关方面――连通性基因。新变异基因的组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连通性，基因连通性的匮乏将导致有机体相当稳定，因为对突变生物来说，单个基因不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高连通性会导致惊人的突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有该特征的生物难以生存。根据Kauffman（1993），生物体拥有一个中等程度的连通性才可能生存，也是为什么自然选择会产生这样一个适当的演化程度的原因。
三、对自组织两个流派的评价
对于第一种诠释方法，尽管使用相同了的数学工具，学者们强调的是经济的自组织的不同方面。Witt探讨的是涉及其协调和完全协调特性的问题，而Weise强调了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协同作用的相互关系，个人形成集体的决策依次取决于集体的决策。经济学上的自组织呈基因动态复制模型，没有提供附加的洞见，相比上述两个模型，我们没能看到一个详细的实例。
对于第二种诠释方法，Foster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体需要有持续的自发的创新倾向，这不是简单地引用熊彼特内部创新机制所能解释的。根据自组织理论，需要把经济体看做一个整体，当把整个经济环境看做一个整体的话，经济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现象，但这样做同样回避了演化机制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Kauffman自组织理念对我们现在的启示在于研究潜在的不同程度的连接性，特别是生物进化选择适当的程度上允许了在保证一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机体演化也拥有了足够的灵活性。
四、自组织概念对经济演化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观念与自组织的观念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达尔文主义演化观念更多的偏重于生物角度、微观层面，而自组织的理论恰恰考虑了人为因素而不是单纯的等待环境的选择，体现了企业与现代经济环境的互动。
不可否认，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已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选择机制转移到变异和新奇创生的自组织机制上，但这没有降低选择机制的重要性。正如霍奇逊指出的，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两者的矛盾并不如有些学者宣称的那样。
新古典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地来看的“代表者”的理解来达到；但复杂性理论却认为，这是一种“合成的谬误”，它没有认识到在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演化研究时，应该把它视作自组织化运作的达尔文进化，只有这样才能很好的把微观个体与整体环境结合起来，把企业个体的稳定、创新与外界环境的互动研究彻底，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与达尔文主义密不可分的嵌套动态复杂模型。
参 考 文 献
[1]Sylvie Geisendorf．The economic concept of evolution：self-orga-
nization or Universal Darwinism?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Vol.16，No．4，December 2009：377～391
[2]Andreoni，J．，and Miller，J.（1995），Auctions With Artificial Adaptive Agent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0，39～64
[3]Arifovic，J.（1994），Genetic Algorithm Learning and the Cobweb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Control，18．3～28
[4]Beckenbach，F.（2005），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Search
Processes――a Contribution to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Volkswirtschaftliche Diskussionsbeitrage No．75/05，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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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General Model，Kyklos，52，573～590
[6]Foster and Wild 1996；Foster 1997，2000
进化生物学的意义范文6
有谁没有拖延过？
可是谁又没有拖延过呢？其实，拖延的习惯很多人都有，但是能够说成是拖延症的，都是那些较严重的拖延行为，并且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后果的。如果长期因拖延从而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并且因此产生负罪感、自我厌恶、紧张和忧郁的感觉，那就可以被称为拖延症了。虽然现在没有关于“拖延”的明确界定，也从未形成一个全面的理论，但拖延无时不在。
在豆瓣网上网友们自发成立了“战拖”（摆脱拖延症）小组，3年以来小组成员至今已达4万余人。这是一个有着共同问题的群体，小组成员深受拖延的危害。他们认为做事拖延不但要承受来源于自己内心的煎熬，还要承担很多外在的损失。其中就有人因此错过了晋升的机会，也有人总挨老板骂，还有经常被扣工资的，甚至有想轻生的。
很多人会把拖延和懒惰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连结没有任何根据。从根本来看，这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
拖延到底是不是一种病？
拖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问题，在电影《赤壁》中，曹操因延误了战机从而大败，八十万的大军被刘备和孙权打得溃不成军，最终大败而归。 我国清代也有脍炙人口的《明日歌》，讲的就是拖延的问题。
《 明日歌 》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意思是：明天又明天，明天是多么多啊？如果我们一生做事都要等到明天，那么势必虚度光阴，一切事情都会错过机会，一事无成。世人往往会受“待明日”之苦，明日是无穷无尽的，但人却越来越老。从早到晚，一天天就像这滚滚东流水一样，飞逝而去，从古至今的漫长岁月，就是随着落日西下，慢慢过去。百年来的明日能有多少呢？请诸位听听我的《明日歌》。
看来拖延症自古有之，并且前人早有古训。如今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很多人认为通用汽车公司的衰败，部分应归咎于管理层对一些问题拖而不决。
看来拖延造成的损失果然不可小视，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拖延又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2008年，美国洛杉矶的一家癌症研究基金会调查了500名癌症幸存者后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发现癌症症状后，拖了两个月甚至更久才去就诊，15%的人拖了1到5年。考虑到这些数据来自还活着的患者，研究者们认为许多人可能因为拖延而死亡。
众所周知，疾病能造成躯体不适甚至死亡，严重的拖延症能带来同样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拖延症应该算得上是一种“病”。
对拖延者生理根源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前额叶皮层的作用展开的。这个脑区负责大脑的行政职能，比如规划、冲动控制、注意力，就像一个过滤器，减少因来自其他脑区刺激而造成的分心。如果这个部位受损或者不活跃，筛选让人分心的刺激的能力就会降低，从而导致管理能力较低，注意力缺失，结果拖延加重。前额叶皮层不活跃和额前叶活力低下相似，后者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中很普遍。
拖延并不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拖延现象已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课题，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纷纷介入。近些年，国内也开始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
凡事都要从两面看，在我们关注拖延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它的正向意义。埃及有两个词都可以翻译成拖延，这两个词都跟生存有关。其中一个词暗指拖延是一个有用的习惯，可以避免不必要做的工作和因冲动而牺牲的经历，从而达到保存能量的目的。另一指拖延能保护脆弱的自尊，让你感觉没那么低落。
的确，延迟做决定或者行动可以避免错误决策带来的麻烦，例如计划做整形手术者，如果在实施手术前能够多考虑延迟做决定，那么可能会避免很多由于冲动带来的无谓损伤。
可见，拖延也有正面意义。也就是说，拖延可以分为消极拖延和积极拖延，只不过在生活中，消极拖延更常见一些。也有人认为，积极拖延所带来的好处远没有消极拖延的负面影响大，所以一旦提及“拖延”，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它负性的一面。实际上只是忽略掉了积极的那一小部分，并不是没有。
拖延的3种心态4个因素
任何职业都可能存在拖延的的问题，按照拖延的主要原因不同，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A、鼓励型，或者说找刺激型，他们盼着最后几分钟忙碌带来的。
B、逃避型，他们回避失败的恐惧，甚至害怕成功，但实际上，他们非常关心别人怎么看自己，他们更希望别人觉得他不够努力而不是能力不足。
C、决心型，他们没法下决心。不下决心就可以回避对应对事情的拖拉。
另外，国外研究此方面的专家认为，众多因素影响着拖延症的程度，它开始于不同人的不同个性以及所处的特殊的环境。其中有4大因素与拖延症最紧密――包括对成功信心不足，讨厌被人委派任务，注意力分散和易冲动，目标和酬劳太过遥远。
前三条都好理解，目标与酬劳太过遥远要举例来说明。例如那些今天花明天的钱，即时享受者，就是容易患上拖延症的群体。还有就是现在吃苦学外语，将来也许才有收益，那么很多人都会选择眼前的舒服。这些都是容易出现拖延行为的群体。
还有人打趣说，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远古时代人们，今天活着，明天就可能会死，一鸟在手的眼前利益，比十鸟在林的长远利益更有意义，因而重视眼前利益胜于长远利益是理性的行为，并成为人类的天然习性。但后来环境发生巨变，人脑却没来得及随之进化，这种天性就成了短视。
摆脱拖延症的有效办法
其实，任何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都是先了解原因再考虑对策。充分了解了拖延症的成因以后，才能找到最有效的办法战胜它。
从深层次来考虑拖延，能发现这不仅是个坏习惯，还能推理知当事者有关理性思考限度的重要问题。例如人们过分强调了当前事情的重要性，从而低估了未来事情会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