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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内涵范文1
关键词：供给侧;土地宏观调控;战略;设计
一、 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国家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旨在调整经济结构，增加供给有效性，实现要素最优配置，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在面临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铺平道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不仅是从要素领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相关内容的延伸和聚焦，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创新之举。对于土地宏观调控来说，发挥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注重提升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 土地宏观调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内涵
土地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国家以土地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措施和政策，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环节。土地宏观调控集中体现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国家意志，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对土地的数量结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统筹优化，从而实现社会各方利益在空间上的集合和再分配，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创新等要素的优化整合，实现公平基础上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来看，就是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规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和统筹协调能力，处理好政府主导规划与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关系，加强规划的制度供给，从而实现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框架设计
战略框架设计如图1所示。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背景。
（1）经济新常态背景。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已不复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GDP增速水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高效型增长转变，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然对土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服务化、社会信息化、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与发展低碳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推M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为稳增长提供基础保障。
（2）区域协调发展背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经济新常态提供了新的战略支撑，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有利于区域间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格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需要完善相关领域的制度供给，相应地调整供地政策，加强区域间的新兴产业用地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引导，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3）新型城镇化背景。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和对扩大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未充分发挥等问题，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建设为主要载体，把握新常态下的土地资源供需形势，通过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4）国土制度改革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涉及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利以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这五个方面。对于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讲，就是要主动适应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新形势要求，统筹考量土地利用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增加规划制度供给的同时严格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通过改革创新把握土地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时序要求，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原则。
（1）服务大局原则。土地宏观调控属于国土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必须将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要求深度融合，与国土资源改革的各项任务紧密结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提高土地宏观调控的统筹管控能力。
（2）超前谋划原则。超前谋划就是要处理好土地宏观调控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关系，通过宏观调控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从短期来看就是要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要求;从长期来看要立足于未来，逐步实现规划蓝图的发展内容。
（3）节约集约原则。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土地综合整治和土地内涵挖潜等措施，促进土地利用综合化、减量化、集约化，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4）改革创新原则。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创新，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要围绕加快职能转变，推动土地宏观调控相关审批事项整合，同时并积极开展“多规”试点，促进相关规划的衔接和协调，构建空间规划体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可操作、便实施的规划基础。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功能。
（1）宏观调控功能。土地的宏观调控功能体现在通过严格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在增加规划制度供给的同时处理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变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提供规划保障。
（2）规划引导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引导功能体现在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把握规划的宏观性、空间性和综合性特征，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空间和时序要求有机结合，同时守住基本农田以及生态保护两条红线，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城乡统筹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城乡统筹功能体现在通过保障城乡建设合理用地需求，在综合考虑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需求的情况下，促进土地在城乡实现结构优化、合理布局、效率提高和空间释放。同时，进一步完善基于城乡统筹的土地宏观调控制度，促进城乡土地要素能进行合理的流动。
（4）创新驱动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创新驱动功能体现在通过创新激发需求进而促进有效供给，通过改革创新把握土地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时序要求，实行规划和管理创新，促进合理用地、人口资源疏解、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提升，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目标。
（1）具有前瞻性的未来型战略目标。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侧重于对未来土地利用的引导，其本质是前瞻性的未来型规划。必然要立意于未来才能体现规划的价值和主导地位。改革目标和规划蓝图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要通过与时俱进的动态调整，逐步实现最终的宏观规划目标。
（2）具有弹性的开放型战略目标。土地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开放型的战略，必须从区域性的宏观战略视角统筹考虑系统内外的能量、物质、信息和价值的交换和变化规律，需要具有一定的弹性，才能做出科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土地宏观调控的动态指导性。
（3）具有导向性的资源兼资产型战略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地域目标不尽相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兼顾土地作为资源的自然属性和土地作为资产的社会经济属性，要统筹考虑土地的“资源型”兼“资产型”特点，合理地配置好资源，实现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4）具有市场性的调控型战略目标。市场调配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但市场存在一定盲目性，在经济下行压力过大时，通过增加有效土地供给、刺激土地需求以适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反之则减少土地供给量抑制土地需求以调整经济发展步伐，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动态要求引导用地需求预期。
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任务。
（1）向可持续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是土地宏观调控需要考虑的内容，应做到土地资源配置方向应与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质量应与济可行性、生产稳定性、生态保护性、社会可接受性的综合匹配程度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时序应与土地开发利用的时序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区域应与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一致。
（2）向市场配置资源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土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干预土地利用的手段，应处理好政府规划与市场的关系，将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有机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在土地资源配置中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发挥着调节供给与需求的纽带作用。
（3）向城l统筹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土地宏观调控是城乡统筹的抓手和平台，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促进城乡协调健康发展的机制。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整合和利用结构调整，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潜力，促进土地利用在规划分配过程中不断优化结构，实现可持续利用。
（4）向多规融合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多规融合”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目标一致性和协调性的考虑，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举措。必须通过探索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同管控机制，实现功能联动、产业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终建立统一、高效、可持续的空间规划体系。
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措施。
（1）强化土地规划管控，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进一步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加大生态空间建设力度，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空间和时序要求有机结合，以土地宏观调控为“底盘”，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2）加强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土地节约与合理利用。促进区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强“山、水、林、田、湖”生态一体化治理，进一步推进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城镇更新工程、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土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保障能力。
（3）积极推动城乡统筹，构建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统筹考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数量、空间与时间关系，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积极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4）释放红利，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提高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调整产业用地政策，创新土地供应方式，合理提高农民个人收益，消除土地价格扭曲，探索征地与农转用审批实质性分离的制度设计，优化审批程序，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四、 结论
土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配置、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市场运行的重要手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环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模糊，就会使土地宏观调控浮于形式，起不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目的。本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内涵进行了诠释，并从背景、原则、功能、目标、任务以及措施这6个方面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框架，并对框架内容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期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如何对土地宏观调控进行改进和完善，从而满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大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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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用地规划统筹研究”（项目号：2015016）。
宏观调控的内涵范文2
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面临着市场化、信息化、虚拟化、全球化、资源紧约束、经济目标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建设已成为重大急迫课题。建设和谐经济与社会秩序，需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目的性，强化对经济信息的准确掌控能力，增进中央调控的权威性，发育政策实施的中间组织，把握调控政策的主动性。
关键词：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在既有国际竞争秩序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构成了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对我国而言，宏观调控能力就是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保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稳健运行的综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以科学发展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党执政兴国能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且，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有助于根除体制转轨阶段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挑战
20__年以来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前几轮的宏观调控相比，当前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历史阶段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众所周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正日益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并成熟运转，同时传统管制经济的机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宏观调控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我国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正产生深刻的长远影响，经济信息数量随之剧增，但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失真的信息，这些失真信息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冲击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衍生出无法控制的消极经济“蝴蝶”效应。全面、准确、快速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在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的挑战。纵观当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及房地产半虚拟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与20__年GDP相比，我国股票市值占GDP达到57，但是以市场实际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这一比值仅仅为14。专家估计，当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也比中国大18倍，这说明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但虚拟经济运行具有其独特规律。毋须置疑，我国政府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做法，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探索学习阶段。
其四是资源、生态状况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当前，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已大多难以完全由国内供应，相当一部分重要自然资源有赖于国际贸易，同时因改革深化各级政府直接调拨资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持、恢复和改善面临着空前大的压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压力。
其五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互动效应带来了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出台时机、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相应的政治外交、国际协调结合起来。
其六是和谐社会目标多元化的挑战。和谐社会是我国中长期战略目标，它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地区、自然生态等多层面的和谐内涵，其目标是多元性的，这就使我国宏观调控已经远远地超过经济总量调控的范围，肩负着调整各项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观调控在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它层面的要求。
二、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的战略选择
1．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强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时期执政兴国的总体要求，一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必须时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归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观调控变成某些少数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损害社会弱势大众的基本利益。
2．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统计分析能力，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宏观调控的精确性。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已难以独自承担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工作，一些重要统计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个别指标与实际情况相比甚至出现严重偏差，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体系改革，整合工商、税务、海关、金融、行业主管、
司法等部门经济类信息，引进有关国际组织、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信息补充、完善。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必要的财力投入，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培养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励各种行业经济组织积极从事行业国内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励社会公益性的调查研究工作。3．积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日趋紧密互动，宏观控制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实需要政府越来越多的部门配合，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政出多门，不利于向市场和产业界发出统一的调控信号，造成某些地区或某些产业领域执行困惑，为此，有必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尤其是金融等虚拟经济管理部门职能，建议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一宏观调控政策，各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社会中介组织、媒体、公众监督反馈，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4．进一步加强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结出适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逻辑模型，增强宏观调控的可预见性。
政府现有的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对已往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做出了众所周知的重大贡献，这些部门与宏观调控决策部门保持高效沟通，对国家宏观政策理解全面准确，尤其是在研究国有经济方面占有很多优势资源。但随着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也急需一批官办的或官民合办的或者自愿合作的民间专业研究机构成长壮大，它们既可以反映非公有经济的真实情况和/，！/补充现有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工作，也可以为宏观决策部门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另外，还必须加强虚拟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只有建立在集思广益基础上的宏观决策模型，才能增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也才能增强产业界对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尽量消除过多的市场波动引起的经济秩序混乱状况和社会经济资源浪费情况。
5．进一步推行上下互动、区域合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民经济与社会规划编制机制，尽快制定出覆盖所有国土的功能综合规划，促经济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增强宏观调控的规范引导性。
为了更高效地引导各类经济资源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即在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国土功能规划，避免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将国家宏观调控最高决策部门由目前的单个产业政策制定甚至单个项目审批的中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增强宏观调控的宏观指导性。
6．进一步强化具有社会公益性政策传导工具组织发育成长和职能拓展，增强调控的主动性、可逆行和执行力。
市场机制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产业合作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这些中介机构的建立、成长和运作，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理性有序市场竞争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制订和执行，将这些中介组织视同宏观调控的传导工具，无疑可以强化宏观调控的主动性、间接性和可逆性，同时也提高宏观调控的执行力。当前此类组织成长急需破除过多的官办性质，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尽量恢复其应有的民间公益性和自组织性。
7．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
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部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赖于在全球及地区经济的合作与分工。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各种经济合作组织事务，不但有利于国际经济规范的中国化，而且也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地区化。主动参与合作，既可以减少外部国家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可以减轻我国宏观调控对有关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保证相对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凯主编,《”十一五”战略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__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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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宏观调控
一、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
1. 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和两种资本。社会的总生产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生产资料， 第二，消费资料。在简单再生产中，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为固定资本，流动不变资本。”
2. 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必要的三种转换分析。对简单再生产运动三种必要的交换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三个基本的规律：即Ⅰ（V+M）=ⅡC，Ⅱ（C+V+M）=Ⅰ（V+M）+Ⅱ（V+M），Ⅰ（C+V+M）=ⅠC+ⅡC。这里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M表示剩余价值。在这三个基本规律中，第一个是简单再生产最基本的实现条件，它反映了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用最概况的形式表面了两大部类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互为市场的比例关系。后两个规律是从第一个规律中派生出来的，他们分别反映消费资料的生产与个人消费、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生产消费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只有在遵守这些基本规律的条件下，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
1. 第Ⅰ部类的积累。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货币贮藏、追加的不变资本、追加的可变资本。
货币贮藏。一部分资本家把货币资本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部分被取出的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不再流通。在部分货币从流通中被取出的同时，相当于这部分货币的商品却在流通中。
追加的不变资本。在扩大再生产中，第Ⅰ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就要减少与第Ⅱ部类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交换，因为资本家不能够再与第Ⅱ部类的交换中花掉全部剩余价值。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从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Ⅰ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Ⅰ部类工人的剩余劳动。”
追加的可变资本。资本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断的从农业和工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而没落的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始终存在的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即所谓的“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
2. 第Ⅱ部类的积累。第二部类的积累，可以从剩余价值的转化理解。在简单再生产中，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全部剩余价值是作为收入花掉的。但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不会全部被花掉，而存在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在下一个周期参与资本循环，这也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西尼尔所谓“节欲论”的出发点。转化为资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不仅不能补偿第Ⅱ部类C的任何部分，而且会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本的数量。这样，第Ⅱ部类的部分不变资本就不能从商品形式转化为第Ⅱ部类的生产资本，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由此产生。
三、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作为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剖析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要求实行宏观调控。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在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需要宏观经济的合理配比。而一方面资本主义对增殖的内在逻辑，将导致社会生产的商品总量超过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三大内在缺陷，即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必然造成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合理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造成商品滞销、失业、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危机的普遍爆发正是由于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失调问题的强制解决方式。因此，为弥补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有效实现社会总产品，就必须依赖宏观调控手段，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异化要求实行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下，社会生产是资本家的私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竞争和无组织状态，结果是社会生产的商品总量超过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出现生产过剩。从概念本身来看，追求价值而忽视使用价值，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异化现象，也是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让我们更为科学的认识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赋予了政府宏观调控第二方面的根据。
（三）追求内涵型扩大再生产需要实行宏观调控。马克思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首先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又进一步将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简单来说就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往往是个渐变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开展前期研发工作，而这部分的资本将会以类似贮藏货币的形式退出资本周转。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机会成本是不符合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的，偶尔出现也只能归根与少数富有前瞻眼光资本家的随机性，而非市场经济的普遍行为。而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屡屡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合理性。
（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实行宏观调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隐喻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在两个以下方面：第一，在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I（V+M）=ⅡC+IC+ⅡC中，即社会在生产资料部类必须要和消费资料部类相适应，包括资本家与工人的个人消费，这是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步骤。而消费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的消费，必须依赖足够的工资性收入，这就间接引出了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的要求;第二，对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兼顾，特别是对于使用价值的重视，也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资本论[M]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宏观调控的内涵范文4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调控的内涵范文5
影响下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重要问题
1．房地产增长预期在明显下调,但能否实现预期中的“软着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是政策的落实力度问题。房地产宏观调控的落实力度问题将明显影响此轮宏观调控的最终效果。今年年初以来，由于一些地方房价上涨持续过快、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继续出现过热增长的趋势，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央行提高房贷利率和按揭首付款比例、国务院的两个“八条”以及2005年5月11日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是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投资增长反弹的重要举措。这一政策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欢迎，特别受到广大普通住房消费者的高度期待。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却产生了很多的抵触情绪，落实的力度可能大打折扣，影响房地产调控的成效。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仅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对房地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和暧昧，而没有从国家全局的高度认识房地产投资、消费与价格长期过快增长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2005年1～5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719.3亿元，同比增长26.4%，比一季度快1.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增幅分别回落8.4个和0.8个百分点（见表1）。
二季度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加快主要是由于去年二季度基数较低，去年二季度投资增长24.2%，比去年一季度的47.8%回落幅度接近一半。因此，投资在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步由前期的过快增长状态向中期均衡增长水平转变。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下半年房地产增长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软着陆”，此轮宏观调控将很难实现预期效果。投资过热将会再次出现，资源瓶颈将会继续加大，煤电油运也会更加紧张，不仅如此，房地产泡沫化继续发展将会产生金融风险明显增大、使经济可能出现大起大落、因近期住房消费透支过多而使未来居民长期消费能力下降、使服务业的成本加大而抑制服务业发展等问题。
2．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将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较明显的压力。许多迹象表明，下半年出口增长很可能明显放慢，将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拉低工业增长速度，导致就业增长回落和GDP增长放慢；出口产品增长放慢与一些长线产品产能加快释放结合，使通缩的压力增大。但这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暂时的压力，而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不大，而且会有许多有利影响：如出口增幅的明显放慢，将适度减少顺差，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出口明显减速将迫使国内企业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同时，出口增长放缓将有利于一些地方政府重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等。
3．金融货币政策偏紧将对投资增长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当前一段时期货币供应量增长是否恰当是影响下半年经济会不会出现过度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前金融环境偏紧，在当前投资增长预期明显下降、物价增幅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有导致经济增长调整过度和使通缩压力增大的风险。当前金融货币政策偏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处于偏紧的水平。从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最强）出现了两轮快速增长，第一次是在1998年年中开始，持续到1999年第三季度，其与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合，结果使宏观经济在2000年出现重要转机，之后因M2和M1增长相继回落，导致经济增长有所放慢；第二次货币供应量M2加速增长发生在2002年8月至去年二季度末，因其加速更为明显及持续时间较长，使中国经济在2003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过热现象。目前M2和M1双双增幅回落到较低增长区间，M2增长持续10个月低于15%的水平，M1增长出现了两波段的明显回落，目前已持续徘徊在10%左右，比1998～2001年出现通货紧缩的最低水平还低（见图2）。
二是月短期贷款增加额持续减少，表明企业流动资金偏紧。从表2中可以看出，短期贷款月新增加额在2002年～2004年一季度出现了持续性快速增长，而2004年二季度后受国家加强信贷调控政策的影响，月增加额明显减少。2004年5～12月，短期贷款净减少了408.2亿元，其中有4个月为净减少。进入2005年后，这一状况持续。去年企业因利润增长较多并不明显感到流动资金紧张，但今年将明显不同，在今年企业利润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短期贷款的继续放慢将使企业资金压力明显增大（见表3）。
三是总的贷款增长率持续明显放慢。今年5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末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5月末和去年底分别放慢6.2个和1.8个百分点，增长率回落的幅度超过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见图3）。
总之，当前有三大问题影响下半年的短期经济运行。房地产“软着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将影响此轮宏观调控的效果，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出口增幅可能出现明显回落及金融货币政策偏紧则对短期增长的稳定性会产生较大影响。只要应对得当，这些短期性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便会更加牢靠。
经济增长趋势判断和下半年增长预测
1．经济增长是否将进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受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及出口增长可能下降、当前金融货币政策偏紧等因素的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继续回落。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可能步入深幅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调整阶段，并伴之于出现通货紧缩。我们认为，这是合理放慢，而不是转折，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将进入“周期性的低迷期”。
首先，自去年二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放慢，符合宏观调控的目标。从幅度上讲这种放慢相对平缓且适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放缓正是宏观调控希望看到的结果：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适度降下来，而把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优化结构上，且在增加消费需求上多下功夫。
其次，短期增长的适度放缓有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保持快速稳定发展趋势。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投资和出口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会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我们认为，即使这导致经济增长被明显拉低，但较长时间内我国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因为投资和出口增长的调整是迟早要发生的，这有利于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符合中长期增长的目标，即适度调整是主动性的，且是为今后更长时间的稳定快速增长创造基础。预期中的增长调整，不仅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反而应该是更加乐观。如果今年调整得好， 2006年、2007年以及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会更好。
其三，从周期的观念来看，短期增长的适度调整可以认为是两阶段高增长的“间隙”。因为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之中，且短期周期也没结束，实际上因宏观调控可能会明显延长，这有点像80年代中期的情况。
最后，最近连续2个月CPI回落到2%以下，并不表明我国经济将在下半年或明年进入新一轮“通缩”。一方面，2005年4月和5月物价增幅的显著回落在相当程度是由于去年基数较高作用的结果，预计2005年6～9月份物价水平仍为在低位增长，但扣除基数影响，实际物价增长应该仍会保持2%以上。另一方面，目前实行的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将使发生通缩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可以这样来理解此轮宏观调控的深意，即从中期角度看，宏观调控不是防“通胀”，而是防“通缩”。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既是为了明显缓解资源瓶颈约束及解决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又起到了减缓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压力。因此，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适度调整反而降低了未来通缩发生的可能性。
2．对下半年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
全年GDP增长呈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走势。主要是因为受投资增长在房地产明显降温的作用下继续回落及出口增长将逐渐走低的影响。预计2005年下半年两季增幅回落较为明显，分别达8.6%和8.2%，全年经济增长为8.8%，比一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由此，宏观调控的目标基本实现。
下半年投资增长调整的幅度相对大一些。预计2005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分别增长25%和22%。三、四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0%和16%，预计全年50万元以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同比增长20.6%；全社会投资全年将达83390亿元左右，增幅将由上年的25.8%降至19%左右。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将在三、四季度呈大幅回落的走势，预计分别增长15%和12%，全年房地产增幅将自2000年以来首次回落到不足20%，增长18%至19%。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及消费者对房地产增长的预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基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也是基于市场内在的变动要求，如地方政府不得不降低对房地产发展寄予的过度预期，房地产商不得不收缩投资计划及降低收益预期来适应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广大消费者在住房消费上也越来越趋于理性，一些投机炒房将会明显退市，这在美元升值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下半年出口增长回落的压力将逐步增大。一是在出口规模已经较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二是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高增长与前两年有所不同，今年出口高增长是在工业制品出口增长逐步放慢、初级产品出口有所加快基础上形成的，工业制品出口增长的逐步放慢将带动全部出口增幅明显回落。工业制品出口增长由2004年的37.0%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34.8%。受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一季度初级产品出口增长高达35.1%，比全部出口增长快0.2个百分点，比2004年增幅16.5%快1倍以上。但最近国家出台的一些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抑制政策及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大等将使初级产品出口增幅放慢。三是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幅的明显回落与外商企业出口增幅放慢也显示主导性的出口增长在明显减速，下半年这种减速会更加明显。四是我国纺织等劳动型产品出口近期受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这方面的出口增长难免将受到相当大的影响。预计，上半年出口总额为3365亿美元，同比增长30.3%，1～3季度和1～4季度出口增长则将分别回落到24%和20%，呈明显的增幅下降趋势。
CPI增长在三季度受基数影响继续回落后四季度会有一个反弹。全年CPI增幅将肯定在3%以内，我们预计为2.2%。工业增长和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两个稳定器，下半年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将增长15.7%，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幅为10.4%。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2.8%，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将超过11%，比上年有所加快。（见表4）
对宏观调控的认识和政策建议
一、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的认识。
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与实施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这一点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反映得最为明显。我们认为对去年以来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内涵和方式的把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走势。特别是宏观政策的三个着眼点或特点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努力使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中期稳定增长目标相一致。以控制供给为主的此轮宏观调控从中期的观点看主要是反“通缩”，而不是表面看的是反“通胀”。受技术进步加快、市场的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供给过度膨胀的概率远大于需求过度膨胀的概率，正因为如此，新一轮宏观调控是加强对供给过度增长的抑制，防止供给过度引起新一轮生产过剩及通货紧缩，以及引起当期资源供给的过度紧张、造成资源利用的严重浪费。正因为有这样的政策考虑，未来再次发生通缩的概率明显降低。与此相对应，防止通货膨胀在制定金融货币政策上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金融货币政策的重点应主要放在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控制和促进就业和消费的稳定增长上。
2．今年加强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个别行业（房地产）的需求过度膨胀，防止经济增长出现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高度重视并有效实施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关此轮宏观调控的成败。从亚洲国家经验来讲，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和最大风险是因房地产过度繁荣而引起泡沫经济。因此，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不仅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需长期关注的问题。
3．“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措施，体现了对行业增长不平衡、地区增长不平衡、城乡增长不平衡等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宏观调控由单向（一路松或一路紧）型设计向复合型设计转变，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充分考虑各地、各行业的增长差异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明显的挑战。
二、政策建议。
1．地方政府要切实落实中央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使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使宏观调控的成果进一步巩固。要把短期调控房地产的目标和建立房地产业长效稳定增长的机制综合考虑，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泡沫经济的隐患。要形成这样的共识，房地产业持续过度繁荣是难以持续的，合理的增长调整符合各地方及中国经济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尤其要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及演化为泡沫经济。重点是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三个“转变”。一是重新确立住宅消费和投资理念，二是加快完善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三是改变和完善住宅的生产销售方式。
（1）要从三个层面促进房地产发展观的转变。对政府来讲，房地产业应理解为一个被动型的产业，是社会福利的重要表现形成，不能作为财富增值的重要手段，相反应该调节。政府要引导大众消费，促进住房大众化需求发展，而不是鼓励大众投资。对房地产商来讲，塑造理性的房地产发展观，就是对满足大众住房需求为己任，尽可能提供相对廉价的住房商品，通过扩大规模和品质来盈利，要实现企业追求适度利润与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相统一，才是房地产业正确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对广大普通消费者来讲，观念转变是，住房是一个必需的耐用消费品，通过大众炒房甚至投资来追求巨大的增值空间是理论上的错误，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2）加快完善房地产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要在税收政策和行业风险控制和规范运作上要做长期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政府房地产政策设计上要以防止泡沫化、抑制投资炒作为目标。
（3）改变和完善住宅的生产销售方式已经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房地产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不发生重要转变，那么投资炒作将会以各种形式重复出现，而且在现在的利益纷争格局中，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房地产生产销售方式的转变应由目前所采取的香港模式转变为美国模式，即只允许出售现房不允许出售期房。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既要防止降温失败，又要防止降温过度。当前至关重要的是防止降温失败。
宏观调控的内涵范文6
一、宏观调控的核心是有效调整利益结构、动态优化资源配置
解析宏观调控，本质上是解析各种利益结构，包括利益总水平和利益结构两个方面。在货币化的市场经济中，利益总水映了物质生产和货币生产的比例关系，实质上也是结构问题。
1.从利益总水平分析，1980年至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两头高、中间低，近年来趋于稳定适中。1980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为16.35％，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点，1998年降到谷底，仅为1.34％，此后稳步回升，2007年达到10.73％的高点，近年来稳定在7％到9％之间。工业利益总水平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总水平偏低，2007年前后波幅过大。1995年至199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连续5年在3％以下运行，特别是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阻，通货紧缩，1998年、1999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97.4％和97.0％，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下降，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分别仅为1.34％和1.96％，造成了当时工业企业大面积亏损、下岗职工剧增。2007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迹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比上年猛增4.03个百分点，是上年的1.6倍，波动过快、波幅偏大。保持合理稳定的利益总水平至关重要。如果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过低或波幅过大，将导致企业无钱可赚，或者赚钱预期不稳定，将出现全国性的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投资剧烈波动、经济大起大落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合理稳定的利益总水平，今年一季度钢铁行业出现主业全行业亏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益总水平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从行业利益结构分析，2010年工业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为8.95％，行业利益结构相对合理，同时普遍存在逆向配置资源的情况。2010年，全国39个工业行业资金利润率前5名是：有色金属矿采选18.55％、石油天然气开采18.13％、皮革皮毛及其制品业15.65％、黑色金属矿采选14.92％、非金属矿采选14.67％、木材加工及制品业14.55％；后5名是：水的生产供应业1.09％，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2.5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4.67％，造纸及纸制品业7.53％，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7.60％。没有全行业亏损的工业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利益结构逆向配置资源，工业行业资金利润率前5名大多是资源型行业，为了节约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应降低这些行业的税后资金利润率；供水、供电、纸制品等资金利润率后5名的行业大多涉及基本民生，应适当增加资金利润率以调动企业保障供给的积极性。中央早在“九五”时期就提出了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今进展不大，根本原因是依靠增加投入的外延增长比依靠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提升的内涵增长收益大，粗放增长比集约增长见效快，症结在于利益关系不顺，利益结构与政策目标南辕北辙。
“十二五”期间，我们确定了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把主题、主线落到实处的关键是形成与之匹配的利益结构。市场经济是利益推动型经济，利益顺则事业兴，利益扭曲则事难成。宏观调控调什么？怎么调？要善于从利益结构上寻找问题的症结，在有效调控利益结构上做文章。
二、用经济杠杆撬动利益结构
宏观调控怎么调？关键是区分税收和价格两类杠杆，用三种税价组合方式调控四种供求状态。
1.区分价格和税收两类经济杠杆。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分析，经济杠杆分为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两类，前者包括各种商品价格和工资、利率、汇率等生产要素价格，后者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深入解析税收和价格两类不同性质的经济杠杆，是有效调控各种利益结构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