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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1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目前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着力以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为视角，进一步总结分析此视角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距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劳动力流动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这一影响劳动力市场完善的重要机制尤为重要。
一、劳动力流动选择
劳动力流动作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普遍现实状况，是调节行业、地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正是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不过通过实践与研究表明，现实中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一般难达到市场均衡。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做了深入研究。
1.户籍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关键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户籍制度与一系列政策相联系，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与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众多学者也从户籍制度研究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总结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四类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可见，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李骏、顾燕峰（2011）则直接指出，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它户籍特征都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制度更体现了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②
2.产业结构演变
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解释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结构流动的矛盾与问题。姚先国、张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国和六省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农两大产业之间，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从总的就业流动调整思路来看，产业结构变动仍是影响就业流动变迁的最终因素，因而仍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核心方针。
另外，部分学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性问题。例如杨云彦、陈金永（2007）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说：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收入（工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分层对城市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外来劳动力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愈渐开放，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四五十年代，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政策选择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上，至60年代，这一传统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挑战。如何看待我国在转型时期下劳动力市场分割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对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以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探讨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随之产生的效率差异则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改革之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态势是政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施压影响得以维持，其中户籍制度就是关键所在。
第二，许多学者则直接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赖德胜（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变，而李建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聂盛（2004）用实证结果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学者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除体制性原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如劳动者禀赋等差异。其指出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认为在没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场自身运作也会产生的分割。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趋势，其存在和发展对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讨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走向及发展条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此，结合各学者观点，从劳动力流动与分割机制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综合了“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体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特征，从劳动权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殊的“城乡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蒋倩，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经济纵横》，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参考文献：
[1]李骏，顾燕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2）.
[2]张原.职业―产业结构与地区就业结构转型.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3]蔡，都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9）.
[4]赖德胜.制度变迁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暨南大学，2009.
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3
关键词：（中）关键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92326179）。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吕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迁移流动和儿童发展。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221亿的巨大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大量的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颇受争议[1]。十报告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目标[2]，流动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质量，如何帮助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进城团聚则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推算，纯流动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户主与配偶一起流动，有61%的户主携带子女[3]。陈卫等人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携带配偶的阶段，但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还留在原籍地[4]。可见，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重点，也将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我国城镇化。
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近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荣和杨舸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0～14岁流动儿童规模为1834万[5]，0～14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849万[6]，相当于2005年约27%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笔者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全国约32%的0～14岁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5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已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多数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尽量把子女带到打工地读书和亲自照顾，但是要实现该计划还存在许多阻碍，比如：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学费太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7～8]。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还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迁移过程理论和迁移网络理论认为，人们从希望迁移到采取实际迁移行动并非一蹴而就，迁移者从萌生迁移的动机，到收集信息、权衡利弊、采取行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9]。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们的父母自外出流动开始，可能就考虑过某一天会将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参与也将继续深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阻碍？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级标题二、文献述评
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是以问题导向分别分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规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纳入统一框架中进行比较的文献较少。现有文献中，梁宏等人[10]、杨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别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动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随迁选择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学“市场、制度和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年7～8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杨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陶然等人的分析来自于2009年进行的全国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的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地区）。。以上学者的实证分析的视角各有侧重，考虑的变量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和年龄）；第二，父母的个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献分析的角度已经比较丰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数据收集方式。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由农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决定。对儿童流动与否的分析应该从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时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献的数据都是从流入地收集，对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难免不充分和不准确。第二，分析内容的限制。现有文献的分析遗漏了几个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处于学龄阶段，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是影响他们随迁与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与儿童的在学状态和就学阶段相联系，然而在已有文献中就学状态却被忽略。第三，对父亲和母亲的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个人特征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响时，将父亲和母亲的特征放在同一个变量中，都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的具体角色和独立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延伸。
一级标题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庆市的长表数据（文中简称“重庆六普”），样本规模为318万人。重庆六普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调查人口的基本状况，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全部填报。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内容在短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
六普不仅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也在本户的人，而且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外出的人（见六普问卷H3、H4和R6）问题R6收集了现住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普查小区；②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③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④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⑤其他县（市、区）；⑥港澳台或国外；选第⑤项的人还需填答现住地的省、市（地）、县。问题R7收集了户籍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村（居）委会；②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③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④其他县（市、区）；⑤户口待定；选第④项的人还需填答户籍地的省、市（地）、县。，本文将户籍在本乡，但是现居住地在外乡、外县、外省市的人口界定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们还排除了市区范围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因为这个人群与通常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不同。详细论述参见段成荣的流动人口相关论文。，其中0～14岁的人口被界定为“流出儿童”。同时，通过家庭成员的流动状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匹配，将农村地区0～14岁现居住在本乡、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流出人口”的儿童界定为“农村留守儿童”。 根据以上界定方法，我们从重庆长表数据中提取出农村地区的178万个留守儿童和36万个从重庆农村地区流出的流动儿童样本，并匹配出这些儿童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的因素涉及儿童个人特征、父母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发展水平等多个层面。根据六普数据的特点，在儿童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增加就学状况（包括小学在学、初中在学）和辍学状况（包括未上过学、小学毕业或小学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其他情况辍学后终止学业等类别）。在父母个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况（含只有父亲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离（包括没有外出、县内、省内跨县、跨省到东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类别）。家庭特征主要指户籍地居住条件，包括是否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设
施。
一级标题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级标题1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个人特征描述
根据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性别比例有差异（见表1）。留守儿童性别比低于流动儿童，换言之，即留守儿童中女孩的比例较高，差异在学龄前较小，进入小学学龄阶段后增大，进入初中学龄阶段后进一步扩大。
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好于流动儿童。369%的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农村留守儿童不在校，比适龄流动儿童低233个百分点。由于6岁和7岁儿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迟入学，为了与因辍学而不在校的原因区别开，本文分为两个年龄段（6～7岁和8～14岁）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在校情况。流动儿童推迟入学的情况比留守儿童更多，6～7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为786%，比流动儿童低079个百分点。流动儿童辍学的情况也比留守儿童更普遍，8～14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动儿童低313个百分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儿童辍学主要在小学，流动儿童辍学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儿童中5417%的人学业终止于小学，不在校的流动儿童中4821%的人学业终止于初中。
二级标题2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较
流动儿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见表2），说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时，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户规模大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平均户规模为474人，流动儿童为351人。
注：计算流动儿童与谁一起生活的时候，当一个家庭中父亲、母亲和孩子都外出时，本文假设他们在一起居住。根据重庆六普数据计算，以流动母亲为参照，当她们在重庆市内流动时，88%的配偶也在市内流动，当她们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流动时，绝大多数配偶也相应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比例分别是86%、85%和86%。可见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流动方向绝大部分一致，流动儿童与流动父母一起外出时，在一起居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应该基本一致。
流动儿童中超过一半与父母一起生活，比例达6463%，另外有2516%的人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还有1021%的人与其他亲
属一起生活。留守儿童中约一半的人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动儿童明显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这是留守儿童无法拥有的成长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儿童并非都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仅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一样，生活的家庭环境其实也不完整。
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儿童在祖父母的协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儿童的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稍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更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家中有独立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流动的距离更远，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比例高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省内流动的比例低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这意味着省内流动的父母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
一级标题五、模型分析结果
在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诸多的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统计控制的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异？哪些特征对儿童随迁的影响更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父母和家庭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儿童随迁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3。
为了比较儿童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对随迁影响的强弱程度，我们分别构造了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仅纳入儿童个人特征相关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父母特征相关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户籍地户特征相关变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减少或消失了。除了儿童的年龄外，其他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见模型3）。根据模型的伪判定系数（Pseudo R2）在三个模型之间增加的幅度，说明父母的特征是决定子女随迁与否最主要的因素，儿童个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儿童的性别和年龄显著影响儿童的随迁状态。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女童随迁的可能性比男性儿童低8%（见模型3），这印证了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差异。根据图1，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随迁的风险在进入学龄阶段后明显拉开距离，从6岁开始直到14岁，流动儿童性别比显著高于农村留守儿童。在仅考虑儿童个人特征时，6～11岁和12～14岁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龄儿童比0～5岁的学龄前儿童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出6～7倍（见模型1），但是控制就学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儿童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见模型3）。
（中）图题图1全国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儿童的学习状态也显著影响其随迁结果（见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小学在校的儿童为参照类，不在校的儿童比小学在校的儿童随迁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儿童与之没有明显差异。对于不在校的儿童，进一步分析终止学业的阶段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以小学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为参照类，初中学习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动，迁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儿童随迁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况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尤其明显，母亲的外出会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时子女最有可能随迁。控制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仅父亲外出的子女为参照类，仅母亲外出的儿童随迁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5倍，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子女随迁概率增加了31倍（见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也是显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也有影响，但是父亲和母亲只有在累计到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时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比未上过学的父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16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比未上过学的母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82%（见模型3）。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大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
父亲和母亲的流动特征对子女的随迁影响存在差异。父亲流动的半径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查，母亲的影响则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母亲跨越的距离越远，携带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变量，以省内流动的母亲为参照类，跨省流动到西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减少60%，跨省流动到中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户籍地较差的居住条件会增加儿童随迁的概率。表3中模型3显示，户籍地的家中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等设施时，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分别明显降低6%、19%和9%。来自贫困县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一级标题六、结论
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因素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流入地界定研究对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区（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区域）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来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从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出儿童，并匹配出他们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加以分析。重庆市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内户籍人口参与流动的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已公布的六普资料，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户籍人口中则有高达217%的人外出流动，人口流向市内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庆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庆的人口为945194人，从重庆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庆市的户籍人口31407875人，进而计算得到重庆户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动。另外，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国流动人口221426652人，全国人口1339724852人，进而计算得到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与中西部接壤，户籍人口高度参与流动并流向东、中、西部，使得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和从重庆流出的流动儿童相关的问题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从人口流出地入手，解决了从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迁移流动时子女随迁选择性的两个纰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调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动的父母询问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调查，根据儿童及其父母的流动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减少了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对流出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则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补充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学儿童终止学业的阶段、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动半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变量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对比也说明了在全国层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导致出生人口队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观念还渗透到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时女孩的弱势地位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学龄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动人口子女，说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阻力较大。近年来全国流动儿童年龄结构的变动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笔者根据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结果推算，2005～2010年，0～14岁流动儿童规模增长幅度达34%，其中0～5岁学龄前儿童增长幅度达到39%，但6～14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增幅仅为31%，学龄阶段流动儿童规模增长迟缓，是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的体现。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与否存在影响，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更高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促进效果才会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初中和小学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的可能性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没有显著性区别。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仅占15%，意味着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承担起子女随迁的费用。流动人口只有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时，他们才能具有携子女进城的能力。
第四，母亲是否流动、流向哪里对子女的随迁决策十分关键。母亲一旦外出，将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时子女随迁的概率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正在经历快速的家庭化过程，夫妻一起流动正在逐渐取代早期的单打独斗，已婚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流动，这将进一步带动子女随迁。重庆市内流动的母亲明显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在接受流动人口最多的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最受阻碍，随迁可能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第五，当户籍地的居住环境较差时，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户籍地较差的生活环境成为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
儿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学习的辅导等都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但多数流动人口子女仍留在户籍地。在留守状态下，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临许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扫清他们随迁的障碍，让流动人口子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和成果，让他们与父母团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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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4
关键词：农村人口流动;区域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度;劳动力流动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61，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20-5033-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0.071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Flow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Qing1，JIAO Qing-xia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2.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labor flow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labor flow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ey theo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flow population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labor flow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very obvio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with the mean of 14.7%. It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flow popu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internal flow popul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flow rural labor and the internal flow rural labor flow to economic growth was basically sam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flow urban labor to economic growt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internal floating urban labor.
Key words： rural population flow;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labor flow effect model
1 文献综述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固有的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还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1]。因此，许多学者对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研究的视觉来看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大类。
1）从区域经济发展收敛性的视觉研究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程度和趋势的结论不一。许召元等[2]、严超等[3]认为人口流动可以改善地区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段平忠等[4]基于对人均产出进行剥离的分析框架考察了在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及总产出的变化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增长差距的变化，结果得出省际人口迁移扩大了东部、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三大地带间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只有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因为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显著地缩小了;逯进等[5]运用内生人口迁移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近10多年来西部各省区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得出人口迁移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别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2）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王桂新等[6]考察了1995～2000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省际迁移人口（外来劳动力）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外来劳动力弥补了东部地区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推动东部地带GDP增长了10%以上，对东部地带GDP增长的贡献度几乎达15%。而且迁入人口规模越大，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就越大。段平忠等[7]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对二者之间进行了定量的研究，得出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贡献显著，但这种作用在不断地减弱;赵翠红[8]研究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河南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979～1998年间，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约22.43%，而在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1999～2005）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还高达20.43%;杜小敏等[9]的研究表明：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整体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开始凸显，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如预料的明显。
3）从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区域内和区域间流动视角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且研究的地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李东[10]利用重庆市40个区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重庆市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且重庆市区县内人口流动对重庆经济发展的贡献高于流入人口但低于流出人口;马金龙等[11]和刘美蓉等[12]对宁夏固原市和民族自治区的研究也得出流动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的结论，但前者的研究表明区域间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优于区域内人口流动，而后者的结论则刚好与之相反。
纵观已有文献不难发现，学术界关于人口流动这一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家研究的角度、方法、区域、时间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而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特点各不相同，再加上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很难被河南省直接借鉴。为了更好地了解河南省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有关部门制定流动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尝试性地测度了进入新世纪来河南省农村人口流动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化，并对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定量的计算与比较。
2 经济发展中农村劳动力流动效应测算
2.1 农村劳动力流动效应测算模型
假定国民经济中只有农业（第一产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则全社会总产出GDP（Y）和全社会从业人员（L）可以表示为：
Y=YA+YN （1）
L=LA+LN （2）
其中，YA、LA分别表示农业部门的产值和从业人员，YN、LN分别表示非农部门的产值和从业人员。
对（1）式两边同时除以L得：
■=■■+■（3）
即（3）式可以改写为：
P=PAγA+PNγN （4）
式中，P、PA、PN代表劳动生产率，γA、γN分别代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
对（4）式两边关于时间求导并同时除以P得：
■=■■+■■+■■+■■（5）
即：mp=■mA+■mN+■mγ■+■mγ■（6）
式中，m代表增长率。由（6）式可以看出总劳动生产率的大小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等式（6）右边前两项要素投入效应，一个是等式（6）右边后两项劳动力流动效应，即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效应。若劳动力流动效应用N（P）来表示，则：
N（P）=■mγ■+■mγ■ （7）
又因为γA+γN=1，所以对此时两边关于时间求导可得：
γAmγA+γNmγN=0 （8）
将（8）式整理代入（7）式得：
N（P）=■γNmγ■ （9）
由（9）式可以看出，只要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劳动力流动效应就会始终存在。
2.2 河南农村劳动力流动效应的测算与分析
为了解河南农村劳动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利用（9）式来计算农村劳动力流动效应，然后再来测度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1列出了经过处理后的不同时间点上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状况和就业状况，由表1可以算出，从2000年到2011年，在这10多年中总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216.59%、509.01%和130.87%，劳动力流动应为37.11%。劳动力流动对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7.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72%;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为28.41%和28.35%。由此可见，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且在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表1中的数据还可以计算出各个时点上劳动力的流动效应以及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结果见表2。由表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经历了先增大而后又开始减小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在新世纪的初期，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的增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的资源配置越来越合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变小。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那么，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又如何呢？下面从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 省内、省际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比较分析
3.1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劳动力流出对流出地来说影响较小，所以，关于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实证分析重点放在流入劳动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选取反映河南省各地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记为X0;选取各地市的常住人口数、省内农村流动人口数、省内非农村流动人数、省内总流动人口数、外省流入农村人口数、外省流入非农村人口数、外省流入人口数、总流入人口数作为比较序列，分别记为X1、X2、X3、X4、X5、X6、X7、X8。计算所用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经济发展状况指标来自2011年《河南统计年鉴》。
3.2农村人口流动与河南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原理可以计算得到灰色关联矩阵见表3，然后再利用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得到各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人均GDP的关联度分别为：（0.6429，0.5625，0.6029，0.5957，0.5730，0.5204，0.5265，0.589 3）。
由计算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流入人口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流入人口与人均GDP之间的关联性较大，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河南省各地市经济发展主要力量之一;但是流入人口与人均GDP的关联度为0.589，仍低于常住人口与人均GDP的关联度0.64，这说明河南省地处中国的中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人口流入还不太频繁，常住人口仍然是推动河南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流入人口对经济的推动力量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省级流入人口与人均GDP的关联度0.526 5低于省内流动人口与人均GDP的关联度0.595 7，说明河南省吸引外省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还不够强。
2）河南省内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0.562 5）与省级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0.573 0）相当。2010年河南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的人数为808 924人，外省流到河南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为110 772人，省内流动农村劳动力是省级流动农村劳动力的7.3倍，但是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小于省级农村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虽然人口流动有助于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提高人均产出水平，但是省内流动人口分布及其不均衡，流动人口多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地区。如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省内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仅占常住人口的0.86%，且省内农村劳动力流入郑州市的高达总农村劳动力的30%，而流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人数较少，例如流入商丘市的仅占总人数的1.2%，省内流动人口的规模相对较小且不平衡导致省内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促进人均GDP增长的作用有限。
3）省级城镇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低于省内城镇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省级城镇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小于省内城镇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外省城镇人口流入河南省的数量远小于省内城镇流动人口数量，其数量仅为省内城镇流动人口数的1/20，这再次说明河南省在吸纳外来人员就业方面的能力较差;二是外来流入城镇人口的质量低于省内城镇流动人口的质量，2010年在外来城镇流动人口中，读过高中的外来城镇人口占流入人口的比例为22.4%，比省内城镇流动人口低近11个百分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流入人数的24.9%。这说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省人口更倾向于流向经济发展更好更快的地区，河南省吸纳进来的就业劳动力的质量偏低。
4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有助于各部门以及总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流动人口低于常住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且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为了更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创新人才引进机制，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高吸纳高素质、高技术水平人口流入的能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河南省人口流入还不够频繁，流入人口规模较小且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不高。为此，河南省在消除影响人口流动壁垒的同时还应大力实施人才战略计划，建立更加合理、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为外来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人才以及高素质人才，改变流入人口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低下的局面，逐步提升吸纳高素质流动人口的能力，充分发挥省际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建立健全区域内人口流动的管理措施，积极组织协调和引导区域内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在区域内部的流动规模较小，仅占常住人口的0.86%，再加上人口流动分布得不均衡，大大影响了农村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不断加大对人口流动的组织和协调，合理调控人口流动的规模、积极引导人口流动的流向。在促进区内人口流动方面可以借鉴重庆市的做法，即逐步将在城镇具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市民化，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大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关于人口流动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可以采取政府部门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政府部门对于流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可以给予一定补贴，降低他们的流动成本，对他们的流向给予一定的鼓励;另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对于流入人口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从而吸引人口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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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5
[关键词] 宁夏 科技人力资源 流失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开展的“中国区域科技人力资源职业状况”项目的调研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30年来，宁夏约流失各类专业人力资源约10万人，相当于现有人力资源总量的四分之一。宁夏与西部其他省市区一样，均存在着科技人员数量少，人力资源层次偏低，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源利用率低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宁夏经济的发展。
一、科技人力资源流动分析
1.总体情况。据调查发现，从改革开放以来，宁夏流失的科技人力资源大约是十万人次，而引进的人力资源只有2500人。流失人力资源中，中高级职称的人达到一半以上，年龄在30～45岁之间，宁夏大学农学院流失博士10人，硕士15人，高校每年的流失量为296人。仅2003年辞职人员就达到106人；专业技术岗位的占54%。宁夏考出去的大学生，回宁人员不足25%，重点院校会宁的更少。科技人力资源减少的因素主要是人员离退休和专业技术流出宁夏。由于宁夏每年培养的科技人力资源数量远高于离退休科技人力资源数量，并且所培养的科技人力资源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所以科技人力资源相对数量下降主要原因只能是流入量小于流出量，流动规模较大，流失趋势明显。
2.科技人力资源流动的特点。(1)技术成熟的科技人力资源流失严重。2006年流出的科技人员中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占21%左右，流入的占15%左右，流失的主要是高级技术人员；流入人员中30岁以下、30岁～39岁、40岁～49岁所占比重分别为45%、35%和15%左右，流出人员各年龄段的比重分别为40%、39%和19%，流入人员30岁以下的比重高于流出的，而30岁～39岁、40岁～49岁的流入人员比重都低于流出的，流失的是年富力强的科技人员，补充的主要是缺乏科技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以宁夏大学为例，从近五年来看，全校流动260人（含自然减员），引进337人。副高职称以上的人员流失了155人，补充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为266人。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流动优化了学历层次，但流失人力资源属于各方面都较成熟的。(2)科技人力资源流动到更能发挥特长的地方。经调研发现，在职科技人力资源区内流动情况表明科技人力资源继续由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向银川市流动，而银川市的科技人力资源向区外更发达的地区流动。说明银川市的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对科技人力资源最具吸引力，科技人力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向银川聚集，石嘴山市工业企业较多，对科技人员有一定吸引力，在科技人力资源流动中基本保持平衡。(3)农学与工学领域的科技人力资源为流动主体。宁夏科技人力资源流动从专业情况看，以工学专业为主，占全部流动人员的40%左右，其次为理学，占40%左右，经济学、管理学和农学在10%以下。从科技人力资源流动的行业看，流动人员中原来属于农业的占6.3%，流动后属于农业的占9.3%；原来属于制造业的占57.8%，流动后属于制造业的占63.3%。表明其他行业科技人力资源向农业和制造业流动，这对提高产业部门的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推广、技术水平提高有重要意义。
3.科技人力资源流失的原因。科技人力资源是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源，如果科技人力资源在原单位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流失就不可避免。为了具体地了解宁夏科技人力资源流动的真正原因，我们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宁夏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原因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单位发展前景好并在当地有区位优势，占18.4%;(2)专业对口，能发挥专长，占16.0%；(3)个人发展前景好、晋升机会多，占11.3%；(4)工作地点等家庭因素，占7.7%。总体上，人发展机会、工作地点及家庭因素、工作成就感等属于人员自身因素的占30%，专业对口、人力资源评价机制、单位发展前景、薪酬福利待遇、人际关系、企业文化、领导重视与信任、培训学习机会和工作条件等外部环境因素占70%，外部环境比个人自身原因更重要。
二、进流动和防止流失的措施和建议
1.改善宁夏的自然环境，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宁夏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失主要是与本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首先，采取退耕还林，加强城市环境建设等措施改善自然环境，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其次，政府放宽政策，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带动全区的经济发展。
2．进一步优化科技人力资源流动环境，引导人力资源有序化流动。以营造一种有利于“人力资源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体制环境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政府应逐渐减少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直接干预，转为以宏观调控和监管为主，引导科技人力资源有序流动，创造一种公平、公正、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科技人力资源有序流动。
3.用人单位应完善用人措施，使之具有吸引力，从而减少人力资源流失。宁夏科技人力资源的经济收入普遍偏低，最重要的是用人单位应采取具体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现有人力资源，防止人力资源流失。履行好“牵头抓组”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对人力资源工作的认识；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建立各种稳定人力资源，留住人力资源，培养人力资源的机制；优化人力资源的创业环境和人文环境。
4.培养高层次人力资源，增强科技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以高校、科研机构为技术依托，利用各类科研项目，加快高素质、复合型的创新科技人力资源培养。继续发挥院士和高层专家学者的领军作用，着力培养造就新一代科技领军人力资源、学科带头人和技术带头人。拓宽和提升以创新平台和特色产业化基地为载体的人力资源培育功能，形成科技人力资源创新能力培养的系统链条。
参考文献：
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6
〔关键词〕北京市；人口；户籍
一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变动的趋势。
从1999年到2007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与此同时，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北京市近年来人口变动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1.人口保持增长态势。
从过去的几年看，北京市2007年常住人口为1633万人，相比1998年的1245.6万人，9年间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3万人，人口增长仍然呈现较高的增长水平。
2.外来人口保持较大规模增长。
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主要是由外来人口引起的。
数据显示，9年间，外来人口由1998年的154.1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419.7万人，每年新增29.5万人，占常住人口新增量的68.6%,即每三个新增人口中就有两个是外来人口……这体现了外来人口的常住化趋势，故控制外来人口的增长规模是北京市人口管理的重要课题。
3.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
目前，人们对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的增长上面，对户籍人口的增长尚关注不够。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近9年来户籍人口也呈大幅上升的增长趋势，每年新增13.5万人，占新增常住人口的31.4%,相当于每三个新增人口中有一个是户籍人口，户籍人口增长的90%来源于机械增长，且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增长固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也应有相应的对策。
4.区域人口增长格局分化明显。
近五年来，人口变动的区域差距性最为显著也最具有代表性。核心区人口大幅减少67.1万人，拓展区人口大幅增加190.9万人，发展新区人口增加86万人，涵养区人口整体增加2.3万人。核心区和涵养区的人口变动数量符合北京市人口发展目标，但拓展区外来人口增加幅度过大（每年增加人口为47.7万人）,发展新区吸引中心城区人口能力相对不足，每年仅吸引7.6万人。
二存在的问题。
1.人口快速增长使北京市面临巨大压力。
按现在每年净增43万人口的规模，北京市到201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1762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2192万人，大大超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规模。而且200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新增52万人，相当于国外一个大中城市的规模，是历年来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人口增长呈现出加速膨胀的趋势，如不加以合理解决，未来人口比上述预测数字还要庞大。这对北京市的资源、能源、环境、城市服务等方面造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2.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
拓展区目前已经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聚集地。2002-2006年，拓展区新增外来人口56.1万人，占北京市新增外来人口的58.1%,拓展区良好的投资环境、教育水平、发展空间（就业吸引、置业吸引、学业吸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造成了人口分布也呈“摊大饼”式发展。这种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的趋势不利于北京城市的整体发展。
3.新城承担中心城人口疏散功能需加强。
目前，新城地区承担了大约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外来人口增加量占整个新城地区的83,3%。应当说新城的人口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但作为未来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重点区域，其产业集聚能力还较弱，其人口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4.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据《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显示，2006年，京津冀区域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这说明尽管北京市自身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弱。周边地区发展的落后，导致这些贫困区域的人口不断地涌向北京市，致使北京市的人口出口不畅，人口只进不出，难以疏散。
这也是近年来北京市外来人口（较低素质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5.户籍管理及人口统计工作需加强。
户籍的多头管理和政策放松是人口机械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央、市属和军队三大系统均握有进京户口审批权（涉及26个单位的41个部门）,小城镇、房地产外销、高校进京指标等方面的户籍管理政策也较为宽松。同时，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人户分离现象比较严重。据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已达228.6万人，占户籍人口总量的19.4%,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人户分离。人口管理的松散，造成人口统计工作不清，人口政策指向不明。
北京市人口增长应该主要吸引高端人才，以实现“高端、高效、高辐射”产业发展，但目前的人口管理现状难以做到这一点
三对策建议。
在全国快速城市化、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实现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应该多措并举。一要靠管理，采取市场经济措施，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引导人口自由、合理的流动，而且满足吸引高端人才的需要；二要靠疏导，从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人口疏散，把更多的人口放到新城、周边地区及全国各地去。
1.优化北京市人口增长空间结构。
按照北京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应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逐步形成按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发展趋势，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核心区人口比重有所下降，拓展区人口比重基本稳定，新区人口比重明显增加，涵养区人口集聚水平提高。
一是优化各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控制功能区人口的相应比例，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转移到新城，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动。
二是调控户籍政策，适当限制城八区的外来人口规模，积极引导外来人口流入发展新区。用鼓励外来人口在发展新区入户籍的制度，减少城八区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实现北京市人口空间的合理布局。如新增机械迁入人口，户口优先落在新城；由中心城迁入的人口，其子女可优先进入新城优质中小学就学等。
三是加强房地产业的调控与管理。房地产业在全市范围内合理布局，在发展新区和轨道交通站点附近，采取积极措施使其成为中心城区人口的主要疏散地，控制新城商品房外销比例，避免成为外地流动人口的“新城”。可以对符合城市空间布局要求的居住区采取低生活成本的政策。
四是加强新城的优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着力解决新城在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现象。建设若干重点项目，鼓励中心城优质公共服务设施整体搬迁到新城，以提升新城的人口吸引力。
2.加强区域合作。
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协作，从区域的角度平衡资源和产业，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引导人口在大区域空间上的合理流动。
一是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实质性的开展，以产业就业引导人口转移疏解，减缓北京的人口涌入压力。
二是应特别注重与廊坊等周边中小城市的合作，提高其承载力，通过经济适用房、老年公寓、高校转移等方面的合作，引导人口向外疏解。
三是加强人口异地疏导政策研究，探索异地养老的医疗、社会保障政策，鼓励人口跨区域流动。
3.加强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应该在传统户籍管理手段与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供需与城市承载能力、完善各项服务与有效控制人口规模的现实矛盾中寻找平衡，立足现有条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提高人口管理与服务水平。
一是成立由国家有关部委、驻京部队和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首都人口管理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实施和修订工作；清理户籍迁入政策，变“多支笔”审批为“一支笔”审批，提高户籍迁入人口素质，确实为首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建立标准一致、互为补充的全市人口综合动态信息管理平台，及时掌握全市人口信息，提高人口管理效率，降低人口管理成本。
三是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常态化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劳动监察，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如保障最低工资水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严格限制大量使用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四是对外来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务。依法加强对居住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如清理整治“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城市地下空间等聚居地，防止形成“贫民窟”；合理调整水、电、气等生活要素价格，提高北京市居住、生活成本，以此控制和减少“三无”人员等寄居型人口的盲目流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