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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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

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范文1

自2009年开始,吕爱平教授一直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49(中医药委员会)的中方团团长,组织指导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目前,ISO已经发表了5项由中方主导的标准。此外,他还就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共性技术、中药编码标准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指南开展了深入研究;先后主持开展了6项中国内地相关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的香港 “本土化”研究,为未来建立相应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南国际规范提供了基础。他的中医药标准研究论文和专著一直引领当前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从战略角度设计和主持了一系列中医药国际标准研究,对于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标准化以及奠定中医药国际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如何加快推进中医药国际化问题,深入采访了吕爱平委员。

构筑香港中医药国际枢纽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旨在把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通过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国家还有着丰富的医药资源,但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与我国传统医药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中医药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会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香港地区具有资信、法制、金融的国际化地位,吕爱平委员建议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和窗口优势,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让中医药这把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璀璨夺目。将中医药国家科研项目面向香港高校全面开放。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中医国际诊所,并支持香港成立中医院;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国际中药检定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地位,鼓励并资助在香港建立中药国际贸易中心;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目前,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分项目向香港高校开放,国家重点和重大项目多数没有向香港高校开放,内地与合作申报的项目资助力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建议利用香港国际港口优势和国际信息优势,大力鼓励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也鼓励内地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共同申请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

虽然目前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仍有许多国家希望选拔中国中医来办可以信赖的、疗效好的、正宗的中医诊所。鉴于目前中医业界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工作经验的医生不多,吕爱平委员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相关机构合办国际中医诊所和中医院,为中医临床服务走向国际积累经验;他还建议利用香港的法制和国际化港口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相关机构与香港合办具有国际水准的中药检定中心,并主导建立中药商业相关的国际标准,为中药的国际贸易提供质量保障。中药质量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相关规定,但对中药来讲,大多数国家依然依赖或期待我国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声誉。

吕爱平委员指出,中药国际贸易近年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增长幅度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他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中药贸易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港口优势,推动中医药的国际贸易发展和进步。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吕爱平委员认为,青蒿素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中药是未来潜在新药的重要资源,世界各国都希望有机会参与中药新药研发,因此建议利用香港的科技实力和融资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打造中药新药研发的国际化氛围和科技制高点,同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

总理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强调促进中西医结合,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也牢固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计生工作方针,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促进中西医结合。

吕爱平委员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事实上也是现代中医院中医诊疗的基本模式,更是能够引导我国传统中医药学走入世界主流医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国家政策在谈及或者讨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时候,吞吞吐吐,严重影响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吕爱平委员建议政府要理直气壮、大胆地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未来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他说,中医药学发展到今日,也应该与当今世界主流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相结合。世界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国际公认的对病人的分类方法和分类后的治疗规范。我们现在的中医医院,是在用国际疾病分类方法,并按照中医临床诊疗规范进行中医的治疗,其实质是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科技发展。我们现在的政策似乎在提到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时,不够大胆,不够有力度,有时吞吞吐吐,这不仅不利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因此,建议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营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良好环境,不要再宣传中医与西医“打擂台”的故事和事件。政府必须知道,我国的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已经是、未来也必须是中西医结合,少了西医不行,少了中医也不行。没有中西医结合医学,就很难有机会彰显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优势。

吕爱平委员指出,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大力支持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加大中西结合医学科学研究投入,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教学临床机构。他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政府应制定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鼓励政策和发展措施。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培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生的就医就业环境也受到限制。政府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将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学去鼓励和扶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主流医学,对病人的分类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是关键。虽然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依然不是主流,也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因此,应重视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特别是政府应该组织制定在现有主流医学分类方法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医治疗或结合西医治疗,让病人得到最佳治疗效应等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只有制定了这种临床标准或规范,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管理部门才有可能接纳中医药服务进入其主流医疗服务。

吕爱平委员强调说,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发展方向之一,目前我们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专门的投入或专项,也鲜有国家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医疗机构,更没有国家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机构。国家应该加大投入,支持和资助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

针对我国医改,吕爱平委员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他表示,医改进入“深水区”之后,关于医改的尖锐问题、尖锐批评,已经提示医疗服务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一方面存在“看病难”问题,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药品过度消耗、过度医疗问题。相信我们大多数具有公费医疗条件的人,家里都有超过合理范围的药品存储;何况还有不少病人可能被滥用治疗。另外,如果回想起来,我们没有实施医改前,感觉医疗服务问题似乎还没有那么严重,经过多年的医改,好像越改越难、越改越贵。显然,医改已经不单是医疗领域的问题,而更是社会治理的严重问题。

吕爱平委员认为,所有医改相关的方案讨论必须要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应该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医疗管理人员、各阶层医护人员、药业相关人员、保险人员和患者。 现有的许多讨论都是领导、医疗专家或者医疗管理人员在参与,加上可能有些人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医疗服务中的问题,其讨论的方案自然很难达到最佳。现在的医改方案,患者的参与度明显不够。另外,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和理解医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战略高度制定长远计划,稳步改革。建议用反推的思维设计医改。首先明确未来20年后我国医疗服务的蓝图,再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人才配置等。只要该蓝图有利于社会保障、可行,我们就应该逐步实施。

吕爱平委员建议参考世界成熟经验,制定公平公开的医改方案。医疗服务的特点在于保证公民应该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有政府保障、保险、自费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可以选择。建议政府大力支持县级医院的综合建设,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将县级及以下医疗服务机构变成全公益;也就是说,让县级及以下的医院充分体现国家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质,作为所有公民的医疗服务基本保障;大力发展医疗保险,让医疗保险在保险的商业范围依法服务;让大部分人自愿选择不同的保险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更高的医疗服务;将大型或特大型的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逐步变成私营医院,或者根据医疗需求,鼓励建立更多的私立医院,与政府公共基本医疗服务脱钩。现在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将所有掌握国家最重要医疗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大型三等甲级综合医院归为公立公益机构,必然造成医疗公益中的许多奇怪现象。

吕爱平委员认为,应将医改纳入全面改善社会治理的范畴,而不单单是医疗行业的职责,或者单单是医疗相关方的事情。他建议在医疗服务方面取消相关特权,让全民医保首先在全民公平的水平上开展;同时他还建议管理人员、特别是医疗行业的管理人员要下基层体会医疗服务问题,而不单单是听问题,进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决定医改的管理层,很少亲自体会过医疗中的问题和症结。我相信没有多少领导干部或者医院院长在不找熟人的情况下,亲自独立地去医院看过病。”

吕爱平委员表示,政府应该建立医疗宣传制度和监督机制,应该正确引导医疗宣传,并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说清医疗现有能力的局限;在所有媒体上,再也不要宣传医疗服务中的“奇迹”。如果医疗是医学科技,那“奇迹”本身就不值得宣传,因为那些所谓的“奇迹”,一定是“遥远的未来”大家才可以享受的技术。可惜,现在宣传的所谓“奇迹”基本上是宣传自己、个人炒作;更可怕的是,到目前为止,电视媒体上依然可以看到众多的不切实际、不符合医学科技的宣传。因此,吕爱平委员建议在公众媒体上少宣传医疗功能,多宣传医学科技的进展和趋势,特别是对医学探索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和未来性的宣传;少宣传夸大的、概率小的成功的医疗功能,对于患者可能存在的、也是合理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医疗功能期待”来说,是最好的宣传教育。

吕爱平委员还建议增加医疗投入,改革医学教育体制。“我国医疗投入相对较少,必须增加。同时,建议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防止一方面医疗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又有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并不像国外的医学精英教育,因此,国外的医生待遇、医生管理方式将都不适合我国医疗系统。我们应该将医学教育回归到它的专业教育、精英教育属性上来。目前,我们一方面合格的医生少,另一方面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又去从事其他职业。我们的医学教育应该根据我们的医改蓝图,进行细致的专业规划。”吕爱平委员最后说。

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范文2

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翻译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在中医药专用名词、中医药产品说明书、中医药商标、中医药广告等方面翻译上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进程。

(一)中医药专用名词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药专用名词的翻译大多直接借用西医现成的术语翻译法。但中医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一个医学体系,有着许多独特的概念及疗法。如果照搬西医术语去翻译,一方面容易造成误解,如“white patch wind”(白癜风)、“wind fire eye”(风火眼)这两种疾病被译成西医名称中的“vitiligo”和“acute conjunctivitis”,尽管两种疾病中西医的症状是相似的,但如果照此翻译,就不符合中医对发病机制的理解;另一方面完全照搬西医的术语不能准确表达中医的概念,如“fearful throbbing (心悸),它的西医名称为“heart palpitation”,而在中医理论中,心悸又被划分为“惊悸、怔忡”,仅用“heart palpitation”是无法准确表达中医里面“心悸”概念的。

(二)中医药产品说明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产品说明书作为指导使用者合理用药的依据,其翻译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医药产品能否拓宽国际市场,真正走向世界。中医药产品说明书翻译过程中往往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或用其他学科术语直接将药品成份译成英文,如“Processed Radix Ginseng”(红参)被译成“Red Gin seng”; “新雪颗粒”药品说明书中“Gypsum Fibrosum”(石膏)被译成“Calcite”(地质学名词“方解石”);此外,中医药产品要开拓海外市场,说明书必须符合国外人士的使用规范。中医药产品说明书应包括Composition (成分)、Action (药理作用)、Indication (适应症)、Administration (用法)、Dosage (用量)、Contraindication (禁忌)、Packaging (包装)、Date of Production (生产日期)、Date of Expiry (失效日期)等,这样才能更好地被国外使用者所接受认可。

(三)中医药商标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作为商品推向国际市场过程中,中医药产品商标品牌名称的翻译至关重要。中医药商品在翻译成英语商品名称时,应该以通俗易懂为原则,从而拉近产品和国外消费者的距离,增强他们对这种商标品牌的亲和力。可根据药物功效采用直译法,如“Lung Heat Expelling Powder”(泻白散)、“Pill for Invigorating Kidney Energy”(肾气丸)、“Spleen―warming Decoction”(温脾汤)等,这样翻译使商品简洁易记,符合商标的主要功能。但是有时直译会使外国人产生误解,如“Baihu Decoction”(白虎汤)本是一副清热剂,被译为“White Tiger Decoction”,会使动物保护意识强烈的外国人误认为这种药是用白虎的骨头熬制而成的,他们就难以接受这种药品了。因此,在翻译中医药商标名称时应该首先考虑意译,因为意译能够更充分地体现中医药商品的内涵和文化气氛。

(四)中医药广告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产品在做广告时常用的广告语是“补”、“利”、“生”等,在翻译时容易发生如下错误:不顾中西医术语所载概念不同,一律生搬硬套,造成误译,如“wasting-thirst”(消渴)错译成“diabetes”;“diabetes”在西医中是“糖尿病”,而中医中的“消渴”,分为上、中、下三消,从广告效应角度来讲,“消渴”可直译成“wasting-thirst”;以不成熟的中西医理论指导术语翻译,造成中医西化,如“reinforcing male hormone”(壮阳)错译成“increasing male hormone”。其实,专指补阳的时候,最好用“reinforcing,invigorating,strengthening”这样的词。

二、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障碍

随着中医药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医药翻译成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医药交流的纽带。但由于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专门的中医药翻译人才的奇缺、东西方医学与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导致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障碍问题特别突出,这些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导致翻译标准化缺失。

中医药学是在中国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理论体系。中医语言与哲学用语的融合,一方面固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此同时又导致了中医翻译标准化的缺失。大量带有哲学色彩的名词术语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等在译成英语时容易导致歧义。如“wuxing”(五行)在中国哲学中的理解是“木、火、水、金、土”五种物质形态,被译成“five elements”。但在中医学中“五行”不仅代表物质形态,更讲究“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的运动变化过程。“five elements”无法准确表达中医“五行”的内涵;又如“qi”(气)是中医学中最常见的词条之一,很多人译成“energy”,但是,“energy”的英文意思是“能量”。中医既有功能之“气”,也有物质之“气”,统一音译为“qi”更具准确性和实用性。

(二)专门的中医翻译人才奇缺

目前国内外大部分中医药翻译工作者主要由不具备中医专业知识的英语教师,或是懂英语但缺乏翻译技巧的中医医生组成。在实际中医药翻译活动中,他们往往借助诸如汉英中医辞典,再加上自已的理解和习惯去翻译。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医翻译过程中标准化缺失,甚至闹出了一些笑话。如“Gongsun”(公孙)是人体的一个穴位名称,一些人将其译为“爷爷和孙子”;又如“severe and migratory arthralgia”(白虎历节)本指四肢关节走痛,痛不可忍,即痛风,被译为“白色的老虎在奔跑”;如“gynecologist”(带下医)本指妇科医生,被译为“躲在裙带下的医生”。因此,中医药翻译人才不仅要精通翻译知识,而且必须掌握一些中医中药的基础知识。

(三)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差异

中医与西医是处在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医学科学,有其各自的理论基础。中医是以阴阳五行等抽象概念为思维,西医是以解剖、细胞、组织等进行具体分析为思维,两者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在诊断治疗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医是一门完整的科学学科,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和风格,只有尊重和保持语言特色和风格,才能进一步得以发扬光大。失去其语言特点,就失去了中医独特的内涵。如“Shixiao Powder”(失笑散),本指“具有行血止痛祛瘀,推陈出新的作用,病人用此方,每于不觉中病悉除,不禁欣然失声而笑”,故名“失笑散”。 这里的“失”不是“失去”,而是“得到”的意思。但“失笑散”通常被译为“Powder For lost smile”,这种译文就与原文内涵完全相反。

(四)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对西方人士而言,传统中医药学是一种异质文化。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引起文化禁忌和误解。因此,在中医药翻译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解,切忌使用有文化禁忌的词语来翻译中医。如“Powder of Two Well-matched Drugs”(二妙散)被错译成“Two Wonderful Drugs Powder”,会使外国人容易理解为“二种奇妙的药物”。其实“二妙散”是由黄柏、苍术两种药组成,这里的“妙”字是指这两种药搭配起来所产生的绝妙效果,并不是指这两种本身有多么奇妙。又如“wujl Baifeng pill”(乌鸡白凤丸)在许多字典里被直译为“black cock and white phoenix pill”,这就触到了西方的文化禁忌。因为在西方国家,对于如“cock,Piss,shit,fuck,tits”等词是严格禁止使用的,这被认为是西方社会遵循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准则。再如“黄帝内经”被译为“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这就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的结果,黄帝是人名不是“皇帝”,也不是黄色,内经不是内科,而是一部书的卷。因此,中医药翻译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还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对东西方文化背景均有一定的了解。

三、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对策

长期以来,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问题及障碍使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健全规范化的翻译理论指导体系,缺乏统一规范的翻译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迫切需要探索研究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翻译对策,用以指导中医药翻译实践、理论传播和成果推广,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加深文化趋同,克服文化差异障碍

充分了解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在中医药英语翻译中非常重要。如果忽视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仅从中医本身或仅以教材上给出的翻译作解释,往往不够全面、准确。如果忽视东方的文化背景,又不能弄清中医术语、体系的来龙去脉。因此,从文化传输角度来看,中医药翻译应以东西方文化趋同作为衡量标准。所谓文化趋同即东西方文化特征相互覆盖的部分。中医英译应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从中医理论的起源、特色、英汉语言差异和翻译理论规律中,寻求这种文化趋同,力求中医译文的统一规范。译者可以借用西医的某些术语来翻译相同相近的中医概念,如疾病名称和解剖名称。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相近,如丸、散、片等,可译作pill, powder,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属中医特有,在西医上没有对应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可以统一翻译。如将“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o”;“饮” 译作“decoction”。

(二)确立中医药翻译的原则,统一翻译标准化

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要使中医药更多地被外国人所理解认可,中医药理论基本术语英译的统―非常必要。近年来,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的研究虽然发展较快,但主要集中于对翻译方法问题的研究。其实,翻译方法属于语言文化交流与沟通领域的表层问题,确立正确的翻译指导原则才是实现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根本问题。中医药翻译应采用“简洁明了、保持特色、互通有无”的原则。“简洁明了”就是中医译语也应力求简洁,要用常用词语来翻译以保持本意。“保持特色”就是要求在中医翻译中保持中医特色,译出纯正中医的味道,而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中医的美妙修辞和行文方式。对于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术语最好采用音译法。如 “气”、“阴阳”、“气功”、“推拿”等;“互通有无”就是中医英译中可把中医术语转换成相应的西医名词。如“Heart liver Soleen Lung Kidney”(心、肝、脾、肺、肾)、“headache and vertigo”(头晕目眩)、“vexation and palpitation”(心悸心烦)、“insomnia and poor memory”(失眠健忘)等。

(三)建立中医药翻译语料库,形成统一的中医翻译理论

目前中医药翻译缺乏统一的标准主要是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医翻译理论对目前的翻译实践进行指导。因此,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中医药翻译语料库,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治疗、中药、方剂、针灸、临床各科等基本词条,对中医术语的英译进行规范,从而形成统一的中医药翻译理论具有其现实意义。语料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研究西医英语的特点来规范中医术语的表达。

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范文3

一、我县中医药发展的状况

1.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已建成。建立了以县中医院为主体、其他且级医疗机构中医药科室为骨干、乡镇卫生院为基础、中医门诊部和诊所为补充的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在区域卫生规划中合理配置中医医疗资源,办优办强县中医院,在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及其他民办医院设置中医药科室。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加强了中医药设备配置和中医药人员配备。

2.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壮大。制定实施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培养计划,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县级中医药领军人才和中青年优秀中医。城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各镇卫生院都配备了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中医药服务。逐步在村级卫生室开展中医药服务工作,通过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3.目前我县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中医药人才队伍规模数量和服务领域有待提升,结构层次有待优化,高层次及基层中医药人才匮乏,符合高水平创新创业要求的人才群体有待大力培育;二是中医药教育资源和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人才培养的开放协同效应有待提高,终身教育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制约中医药人才多元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待突破,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培育、使用和评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二、我县中医药发展的主要目标

培养凝聚一批学术领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中医药人才,人才数量规模稳步增长,结构、布局更加合理;基层医疗机构人人掌握20项中医适宜技术应用于临床诊疗,全面禁止村卫生室输液,使中医适宜技术成为基层医疗机构防病治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得到健全和完善,注重中医师带徒的教育方法,使师承教育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人才发展的政策机制和法制环境得到优化;符合中医药特点、有利于中医药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基本形成,人才在推动我县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保障和支持作用更加明显。

三、对我县中医药发展的几点建议

1.推进中医药规范化培训,全面推进中医药继续教育。

以岗位需求为基础,在县内创建一批示范基地,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形成数量适宜、布局合理的中医培训基地网络。遴选我县中医药拔尖人才作为带教老师,对在职在岗乡村医生进行中医药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规范和提高基层中医药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推进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创新发展。

2.发挥中医传帮带的教育方式,强化中医药师承教育。

尝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中医师承教育,完善县级中医药师承教育体系,将师承教育与继续教育相结合并贯穿中医药人才发展全过程。研究制定符合我县实际的师承教育管理、考核、评价与保障等政策措施,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鼓励县内医疗机构发展师承教育,建立学术精湛、结构合理、相对稳定、适应多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需求的师承教育指导老师队伍,构建完善县内名老中医培养体系,吸引、鼓励名老中医和县级医疗机构中医药专家通过师承模式培养多层次的中医药骨干人才。

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范文4

中医药的理论和辨证诊治方法以及医疗保健模式符合未来医学发展趋势,显示出其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为此,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公共服务平台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保障服务能力,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医疗保健模式,探讨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开展人性化的中医药知识服务,是构建我国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研究的必然。

1 平台的环境氛围与服务群体

1.1 良好的环境氛围

整合应用已经成为未来中医药文献信息的主流趋势。要把握这个趋势,更好地建设中医药信息网络,为和谐社会服务。中医药文献应该以一种直观的方式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以人为本”的多元信息应用整合。通过整合改变以往网络分散、条块分隔的状况,将科研、医药、临床、教学资源等多种多样的沟通形式被集成于单一平台之上,资源共享,技术共享,标准共享,成果共享,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保障,帮助有志于中医药事业的人士实现中医药信息商务的大提速。同时,通过构建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人性化的知识服务,加大对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力度,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创建良好的环境氛围。

1.2 中医药服务群体

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直接动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通过构建我国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的研究,积极探索构建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努力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知识化服务这一目标。使之达到以全国各省、市、县三级中医医疗机构为主体,农村、街道和社区中医药服务为基础,民营中医医疗单位为补充的覆盖全国城乡的中医药服务群体,基本满足不同层次人员对中医药知识服务的需求。让人们真正体会到中医关于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以及关于预防-保健-治疗-康复一体的综合防治理念、方法和手段。

2 平台的框架构建与组织模式

2.1 框架结构

平台框架结构是由各个单独事物共同遵循统一的原则、标准、规定,打破原来的界限,形成有机的统一体。是将不同的元素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组织,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用户提供条理化的信息服务,为后续信息的管理与使用提供规范,从而实现信息的增值利用,实现数字资源的整合空间范围和基于知识内容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提示。并为探索形成“依靠创新提高服务能力,在服务中挖掘创新源泉”的科研与服务互动的新机制,为受益大众群体提供最便捷的求知途径。

平台的框架搭建整合可涵盖以下4个方面。①数据整合:数据标准、主题数据库、数据交换平台、基于语义的全局数据视图。②应用整合:使用统一用户认证、统一的数据交换、使用门户实现应用集成。③内容整合:信息规划、信息导航、统一搜索、信息专题、信息门户。④流程整合:统一数据采集加工处理流程、统一数据存储管理、统一数据访问和调用接口。

2.2 服务内容

平台的服务内容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医之窗:医政导向、法律法规、热点关注、知识产权、医德文明、中医史话、杏林逸闻、医药典故、民族医药、远程教育等。②歧黄医苑:百家论坛、名师讲座、前沿学科、创新机制、实用信息、技术指导、经典探微、疑难解惑、典型案例、优生优育等。③科普文献:养生保健、中华饮食、美容美体、针灸技法、气功按摩、长寿健身、食疗药疗、偏方验方、四季起居、心理驿站等。④媒体影像:名医简介、名院介绍、特色专科、医患互动、未病预防、中基培训、卫生百科、健康人生、中草药箱、家庭医生等。

2.3 组织模式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是全国中医药文献收藏最多最全的单位之一,故可以此馆的调研数据模式为基础,对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图书馆的现状、服务内容以及网络运行情况进行调研,为建立和完善独具特色的健康保障体系作出新的尝试,为领导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和建议。积极探索完善中医药科技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同时探讨图书馆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如何开展无差异的中医药信息服务。通过第一手调研数据的整合,筛选出更适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平台的建设方案,做出可行性报告。

3 平台的信息调研与系统整合

3.1 文献信息化现状

目前,我国中医药文献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医学未能充分吸收近代科学的成果而始终保持着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式,相对于现代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普及水平的快速提高显得发展缓慢,不能很好地满足现代生活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我国的中医药信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的状况。

此外,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盲目性,由于片面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和发展速度,缺少全局考虑和科学论证,出现了不少问题。如:软件与数据库的制作缺乏深入细致的用户需求分析,在研发流程上存有一定的缺陷,特别是部分图书馆的硬件设备远没有达到中心城市的标准,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克服,诸如网络流量的智能管理与多链路优化,效率、访问速度的要求以及网络系统本身的问题,离整合公共服务平台差距甚远。

3.2 文献资源普查

在我国,由于现存体制的限制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够均衡,包括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在内的各高等院校图书馆,大批极为丰富而又宝贵的知识财富还停留在纸质文献里,其利用率仅在千分之几。虽然有些图书馆整理了部分文献和建立了局域网,但都只能是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规划、整理和开发利用,没有从实质上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整体。全国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都没有真正对社会开放,面向大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为此,搞好资源普查,调研全国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收藏结构、种类、数量、规模,是构建当今公共服务平台的前提条件。

3.3 网络管理调研

由于地域与环境不同,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在开发、管理、运行、计算机硬件设备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摸清各馆研发力量的薄弱程度,有哪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公共服务软件开发和数据库建设模式、研发流程是否完整,以及计算机硬件设备是否符合图书馆信息网络系统整合统一的要求,将会有利于加快中医药文献信息化的进程。

3.4 规范基础数据

建立全国中医药文献信息系统平台,其整合的首要任务是规范基础数据库。基础数据库包括业务基础学科数据库(科研、临床、教学)、中医药典籍、科普讲座、影视图片、名医名家、医案医话、民国书刊以及针灸推拿、美容保健、药膳食疗等各种纷繁复杂的现代文献数据库。在统一规划和相应条约的保障下,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离散的数据资源,构建面向全社会的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与共享服务体系,实现对数据资源的规范化管理及其高效利用。

3.5 整合信息平台

在中医药信息数字化虚拟服务系统的建立中,系统的用户认证、安全、同步及处理机制环节容易出现技术障碍,信息交换部分尤其如此。其次,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体系统的设计和架构。各馆所处省市、地区不同,他们要跟不同的厂商、不同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打交道,网络系统的制作会有一些局限性。应将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统一到一个可用接口。

3.6 技术整合创新

信息技术在中医药文献中的运用有一个创新问题。我们要思考这种创新是否更加有利于读者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价值观三维领域更好的发展。这应该是我们进行信息技术整合最基本的切入点。即:从文献内容上,信息技术应有助于文献内容的丰富、完善,能够体现社会和时展的特征,贴近读者的现代生活,满足读者的学习需求,拓展读者的认识领域;从技术结构上,图书馆专职工作者应凭借信息技术探索适合读者学习的阅读模式,提高阅读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读者高层次创新思维的培养;从知识互动方面,信息技术应帮助读者有着更为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深层次的认知体验。

4 平台的现实需求与支撑力度

4.1 团队协作

建立一支由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整合领导团队。在信息系统整合之前,由专职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参与,具体针对图书馆专职工作人员在信息技术与文献整合实践中存在的困惑和难点问题,从理论指导、程序设计和操作实践三个层面进行专题培训与行动研讨。在此方针指导下,各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利用公共服务平台的知识载体,相互学习他人先进的创新理念,研发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4.2 网络支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已经具备了提供统一的网络承载、信息交换、安全保障和运行维护等能力。借助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的支持,构建我国中医药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可以集中使用资源,减少“技术高消费”及“信息孤岛”现象,也可以实现全国各地区中医药机构的联网,加快各地区部门的横向和纵向网络的整合过程,有助于推动各图书馆之间的硬件资源、软件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共享。

4.3 财政投入

国家创新体系包括民族科技创新体系与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现代科技已经跃居强势地位,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科技”的唯一代言者;民族科技则由于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很难跻身于主流态势或主导地位。这是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严重缺憾。民族科技的振兴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应把民族科技创新体系与现代科技创新体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构建中医药公共服务列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统筹安排,重点支持。加大对中医药科技经费的投入,积极吸引社会投资和国际合作资金,形成支持中医药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入体系,整体推进中医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发展。

4.4 人才培养

信息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注重中医药信息人才的培养与合理利用,强化管理。针对目前我国中医药信息人才稀缺的状况,将分散在隶属于不同科研部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院所科室及行政管理部门中有一技之长的中医药信息人才在不同的层面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实体,让他们专职或兼职为中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服务。

4.5 机制创新

构建我国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是一个以科普知识载体为主的信息综合服务网络工程。建议坚持以“研究开发、资源共享、成果转化、大众受益”为目标,既注重中医药科技发展的实际需要,又注重科技创新链条的完整性,以增量激活存量,以开放避免重复,以机制促进共享,整合遍布于全国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发展和培育信息员队伍。利用公共服务平台为契机,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服务机制上,由政府主导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运营机制转变;二是服务内容上,由单向、片面的“技术灌输式”的信息服务向双向、全方位的“需求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转变;三是服务方式上,由中医药科技人员服务大众和受益群体相互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转变。真正做到从思想上尊重大众,感情上贴近大众,行动上深入大众,工作上依靠大众,切实解决受益大众最需要、最关心、最现实的中医药知识的基本公共需求,让中医药在我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真正发挥其特有的核心支撑力和推动力。

5 结语

当前,各中医药院校、各地区科研部门已经从信息门户、信息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为实现网络对整个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和应用的汇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定将给中医药事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推进我国中医药医疗保健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良好的保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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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网络管理调研

由于地域与环境不同,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在开发、管理、运行、计算机硬件设备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摸清各馆研发力量的薄弱程度,有哪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公共服务软件开发和数据库建设模式、研发流程是否完整,以及计算机硬件设备是否符合图书馆信息网络系统整合统一的要求,将会有利于加快中医药文献信息化的进程。

3.4 规范基础数据

建立全国中医药文献信息系统平台,其整合的首要任务是规范基础数据库。基础数据库包括业务基础学科数据库(科研、临床、教学)、中医药典籍、科普讲座、影视图片、名医名家、医案医话、民国书刊以及针灸推拿、美容保健、药膳食疗等各种纷繁复杂的现代文献数据库。在统一规划和相应条约的保障下,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离散的数据资源,构建面向全社会的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与共享服务体系,实现对数据资源的规范化管理及其高效利用。

3.5 整合信息平台

在中医药信息数字化虚拟服务系统的建立中,系统的用户认证、安全、同步及处理机制环节容易出现技术障碍,信息交换部分尤其如此。其次,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体系统的设计和架构。各馆所处省市、地区不同,他们要跟不同的厂商、不同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打交道,网络系统的制作会有一些局限性。应将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统一到一个可用接口。

3.6 技术整合创新

信息技术在中医药文献中的运用有一个创新问题。我们要思考这种创新是否更加有利于读者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价值观三维领域更好的发展。这应该是我们进行信息技术整合最基本的切入点。即:从文献内容上,信息技术应有助于文献内容的丰富、完善,能够体现社会和时展的特征,贴近读者的现代生活,满足读者的学习需求,拓展读者的认识领域;从技术结构上,图书馆专职工作者应凭借信息技术探索适合读者学习的阅读模式,提高阅读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读者高层次创新思维的培养;从知识互动方面,信息技术应帮助读者有着更为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深层次的认知体验。

4 平台的现实需求与支撑力度

4.1 团队协作

建立一支由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整合领导团队。在信息系统整合之前,由专职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参与,具体针对图书馆专职工作人员在信息技术与文献整合实践中存在的困惑和难点问题,从理论指导、程序设计和操作实践三个层面进行专题培训与行动研讨。在此方针指导下,各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利用公共服务平台的知识载体,相互学习他人先进的创新理念,研发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4.2 网络支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已经具备了提供统一的网络承载、信息交换、安全保障和运行维护等能力。借助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的支持,构建我国中医药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可以集中使用资源,减少“技术高消费”及“信息孤岛”现象,也可以实现全国各地区中医药机构的联网,加快各地区部门的横向和纵向网络的整合过程,有助于推动各图书馆之间的硬件资源、软件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共享。

4.3 财政投入

国家创新体系包括民族科技创新体系与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现代科技已经跃居强势地位,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科技”的唯一代言者;民族科技则由于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很难跻身于主流态势或主导地位。这是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严重缺憾。民族科技的振兴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应把民族科技创新体系与现代科技创新体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构建中医药公共服务列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统筹安排,重点支持。加大对中医药科技经费的投入,积极吸引社会投资和国际合作资金,形成支持中医药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入体系,整体推进中医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发展。

4.4 人才培养

信息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注重中医药信息人才的培养与合理利用,强化管理。针对目前我国中医药信息人才稀缺的状况,将分散在隶属于不同科研部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院所科室及行政管理部门中有一技之长的中医药信息人才在不同的层面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实体,让他们专职或兼职为中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服务。

4.5 机制创新

构建我国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公共服务平台是一个以科普知识载体为主的信息综合服务网络工程。建议坚持以“研究开发、资源共享、成果转化、大众受益”为目标,既注重中医药科技发展的实际需要,又注重科技创新链条的完整性,以增量激活存量,以开放避免重复,以机制促进共享,整合遍布于全国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发展和培育信息员队伍。利用公共服务平台为契机,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服务机制上,由政府主导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运营机制转变;二是服务内容上,由单向、片面的“技术灌输式”的信息服务向双向、全方位的“需求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转变;三是服务方式上,由中医药科技人员服务大众和受益群体相互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转变。真正做到从思想上尊重大众,感情上贴近大众,行动上深入大众,工作上依靠大众,切实解决受益大众最需要、最关心、最现实的中医药知识的基本公共需求,让中医药在我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真正发挥其特有的核心支撑力和推动力。

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范文5

近年来中医药研究方法及疗效评价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医界,如中药多成分研究、古典经方验证,这些研究是否只能采用现代医学循证医学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方法进行严格统一标准方案研究,还是可以采用体现个体化特点的“辨证施治”方案进行研究?疗效评价方面,除了客观指标(实验室指标)之外,生存质量、证候学改善是否能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二、中医药研究风险与受益

中医药临床治疗过程中的临床研究(基于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如何判断风险与受益?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范?例如,对慢性腹泻中医辨证,脾虚湿胜、肾阳不足是2种常见证型,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采用健脾利湿及温肾固涩法,往往收效甚佳。此种治疗模式已沿用千年,成为中医常规疗法,也就是中医标准治疗,而且是有效治疗;然而在现代医学慢性腹泻的“标准治疗”中,此种疗法并未收录,收录的标准治疗只是针对病因的对症治疗。虽然国人公认中药疗效好,但国际上要求拿出循证医学所要求的大样本、双盲、随机临床试验证据,中医界若没有这些试验证据,就不能得到承认。由此可能派生出“中医药辨证治疗慢性腹泻临床研究”,思路将是:将病人随机(其实很难做到)分为2组,1组为中药辨证治疗,1组为现代医学对症治疗(得舒特、易蒙停、活菌制剂等),邀请符合入组标准的受试者志愿参加;这样设计符合“研究”的定义:采用受试者的数据,以解决某个特定的科学问题。此方案中中医辨证治疗是中医学“标准治疗”,只要辨证用药准确,也是“有效治疗”,可是这并不是现代医学所称的“标准治疗”。用现代生命伦理学观念看来,只要是研究,就表明不确定性,可能带来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来自研究药物对人体的伤害,也可能来自于受试者隐私的保密、随访中带来的不便,不涉及“未给予标准治疗的风险”。但现代医学观点还存在“未给予标准治疗的风险”。因此,在伦理审查时就牵涉到方案设计方面,中药治疗组未采用所谓的“标准治疗”,是否符合伦理,以及如何判断“风险与受益”。

三、严重不良事件的上报及不良反应的判断

本研究对中医药伦理审查平台评估中发现,各伦理委员会收到严重不良事件普遍偏少,有些伦理委员会甚至1年都没有受理1例严重不良事件报告,这与项目数量、项目中受试者数量明显不符;即使发生严重不良事件,中药多成分混合物特性使不良事件与药物之间的因果性难以判断。在研究过程中,中药组一旦发生不良事件,如何判断“与研究药物相关还是不相关”以及“损害与赔偿”标准如何界定,成为中医药伦理审查中的难点。中医药不良反应一定存在,尤其近年多有报道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但在研究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实现研究者自我监督、按程序上报,这就造成潜在风险,在临床试验过程中未被发现或上报的不良反应在上市后再不断被报道,加大了临床用药风险。如何完善伦理审查的跟踪审查环节,更多地促进严重不良事件上报,以便得出中药安全性客观结论,是对伦理审查制度的一个挑战。

四、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内行容易忽视的风险盲点

例如晚期肝癌的临床研究,对照组为标准治疗,治疗组为标准治疗加中医药辨证施治,观察2组患者生存期差异。有中医背景的伦理审查委员普遍认可中医药在晚期恶性肿瘤方面“减毒增效”作用(减少放化疗药物毒副作用、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对此项目的直观印象为无大风险,为中医药常规诊疗。因而很容易得出项目“有研究的科学依据,假设条件充分,设计科学,风险与受益合理”,即“在科学性和伦理合理性方面可以接受”。可是若从未接触过中医的外行(LayPerson)或者西医医生看来,晚期癌症病人长期服用具体成分不明中药可能具有很大风险。中医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确实需要向世人提供证据,不能用笼而统之的“感觉”来代替,这就提醒伦理委员在审查时,不能用头脑中固有观念代替客观思考,既避免“外行”夸大风险,也要避免“内行”审查时容易存在的风险盲点,忽视可能的风险研究。西太平洋地区伦理审查委员会(TheForumforEthicalReviewCommitteesintheAsianandWesternPacific,FERCAP)评鉴时,在中医药研究的风险方面,中医背景评估专家与外籍专家之间常有争议与探讨,且很难说服对方。这种探讨与争议与视角不同有关,但有利于科学进步。因此在一个伦理审查团队中存在不同背景人员、积极进行讨论极其必要。

五、上市后中药再评价研究:伦理审查标准如何把握

推动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范文6

     〔论文摘要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大潮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推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基础。实现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关键在于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标准化,促进中医药教育与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相结合,推动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高等中医药院校担负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的重任,必须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积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促进中医药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加速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斗争的经验结晶,在世界医药学宝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人类回归自然、重视天然药物和自然疗法热潮的兴起,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高等中医药教育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中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国际化之路。了解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把握其特点与规律,化解其矛盾与问题,提出其办法与思路,对于加快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机部分。中医药教育,尤其是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的传统优势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在内,层次、科类齐全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目前,全国拥有独立设置的高等中医药院校44所,另有设置中医药专业的西医药院校75所,非医药院校、研究院所126所,在校生达30余万人。因为高等中医药教育地位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在制订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时,总是把中医药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作为最有条件首先走出国门的两个领域来规划。高等学校也完全有能力、有责任率先走上世界,实现与国际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交流,并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丰富和发展自己。实际上,我国中医药院校从1957年起就开始招受外国留学生,此后中医药留学生教育规模和范围持续、稳定扩大,目前已有10多所中医药院校设立了承担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国际教育学院,招收的留学生遍及世界各地。留学生教育层次也有了很大提高,学历教育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等层次,非学历教育包括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和短期进修生等多种形式。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医药学成为来华留学最热门的专业,其规模已牢牢占据我国自然科学留学生教育人数之冠。同时,在走出国门方面,经过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二)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和中医药国际化是同一进程的两种力量。它们互为基础、互相推动,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了世界。实际上,尽管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潮流,但中医药学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却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有史可查的范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9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东渡扶桑,首次将中医药带出国门。从公元6世纪起,针灸学开始传向国外,先是朝鲜、日本,17世纪后传人欧洲,长期领先于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直到进人近代,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的地位迅速衰落,中医药学也逐渐沦落为“民间医学”甚至被讥为“伪科学”。近年来,“回归自然”、“绿色消费”成为时尚,天然药物在世界各国开始成为医疗保健的首要选择,中医中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中重新受到重视。特别是在预防、保健、治疗人类疑难病症方面,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中医药正以其科学价值和确切疗效,不仅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在机遇面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努力使中医药重新走向世界、融人各国的主流社会,并在国际医药保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正在实现从传统医药大国向现代中医药强国的跨越。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科技支撑、文化渗透、医疗服务、产业开发和人才培养是其五大支柱,而人才培养更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基石。在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布局中,高等中医药院校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一方面,他们要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将其输送到国外从事中医药国际化工作,同时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药学;另一方面,还要在各国政府推动下与国外高校合作举办各级各类中医药教育,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培养本土化的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通过这些有效工作,最终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取得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

二、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关键环节

    (一)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提,也是推动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迫切要求。目前,世界上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院校达数百所,为各国培养中医药人才做出了贡献。仅在美国,就有60余所中医学校通过了美国教育部教育评审委员会的认定,拥有在校学生上万名;在欧盟诸国,有全日制中医学校11所、非全日制中医药培训机构近200所,每年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达4万人。即使在遥远的非洲,在我国援非医疗队及华人中医的努力下,也已开始接受东方传统医学,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些国家包括利比里亚、坦桑尼亚、贝宁、利比亚等。但总体看,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标准化程度低下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除港台及少数东南亚、欧美国家外,各国多数中医药培训机构办学层次混乱,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体系互通性不强,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缺乏对学生中医药辨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医药学术交流不足,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极不统一。因此,制定一套包括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中医药教育机构设置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在内的中医药教育标准体系,并逐渐实现与现代医学教育的接轨,已经成为推进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当务之急。实际上,医学教育标准化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就已经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本科医学教育质量保证指南》(gumewpr) ;  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颁布《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 gmer),对指导和规范世界医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已经出台《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也了《中医学专业(本科)中医药理论知识与技能基本标准》。借鉴这些经验,制定出通用性的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是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奠基之作。2008年11月,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上,我国学者公布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教育标准(草案)》,标志着世界中医本科教育标准化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将依照这一标准进行中医药教育的行业约束,规范中医药教育市场,保证中医药本科教育的基本质量和办学水平。当前的任务,是加快“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工作,并积极开展中医药教育标准的系列化工作,开展国际通用、符合中医药教育需求的教学大纲和基本教材编写工作,开展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中医教育资格认证体系的建设和教育质量评估工作,促进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的规范、健康发展。

    (二)中医药教育与文化传播相结合

    从形态上看,中医药学虽然具有自然科学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学科特征。中医药学以其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坚持个体化辨证论治、求衡性防治原则、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从整体联系的角度、功能的角度、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已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的差异,中医药学与西方医药理论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限于目前科技水平,对于中医的治疗效果、物质基础、作用机理,还不能完全做出科学说明,尤其不能按照西方科学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医药概念体系及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加上以古汉语为基础构成的中医药术语表述古朴深奥,国外的普通学生一般很难理解和领会其中蕴含的博大文化精髓。因此,要实现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有必要将中医药知识纳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推广的大系统之中,逐渐推进世界各国和地区民众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理解与认同。当前,随着我国的迅速和平崛起,东方文化正在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在世界遍地开花,与中医药一起成为盛开在世界文化园地的两朵奇葩。中医药教育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言教育互相造势、互相推动,使世界各国人民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了解中国古代的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而理解中西医学的差异,信任中医药诊治疗效,让更多有志青年自觉自愿地选择接受中医药教育、从事中医药推广工作。

    (三)加速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进程

    中医药是我国对外开放中有望取得原始性创新突破、对世界医学乃至科学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为此,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把“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作为重要内容,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列为“优先主题”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中药的新药研发能力已基本形成,中药产业已初具规模。据2006年公布的数据,我国中医药制造企业1 384家,产值1 234. 64亿元,中医药企业的发明专利迅速增加,其数量已与化学药品制造业大体相当。但总体看,我国中医药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制药技术落后,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薄弱,与我国几千年的中医传统和中医药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尽管我国目前拥有各类中成药6 000余种,每年还推出不少新药品种,但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很少。在国际草药市场中,我国中药出口额仅占世界的3%左右,且主要以中药材和饮片为主,中成药出口仅占中药出口总额的15.400。即便如此,对欧美国家,我国的中成药只能以食物补充剂的身份上市。目前,在这一领域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欧洲、日本、韩国,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占有90%的份额。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均一性是进人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不但要选择适销对路的产品,更要加强产品药材的可控化、制剂的现代化、工艺的工程化、质量控制的科学化、安全评价的规范化、疗效标准的严格化和产品包装的国际化等方面的研究,使中药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达到出口国食品及药品管理部门的基本要求。同时,中医药的研发工作还要加强与现代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西方医学的结合,尤其要加强中医药科学原理和机理的研究,加强中医药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推动中医药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此,要积极推进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医院、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共建双边甚至多边的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诊所等,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中医药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能力,取得我国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应有的权威地位。

三、推进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要解决高等中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培养一大批胜任高等中医药国际化推广的高水平人才,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的。那些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无不重视国际化通用人才的培养。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美国在其90年代制定的《美国200。年教育目标法》提出要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国际化观念”。在韩国,其“21世纪委员会”提出的教育国际化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国际化的意识,包括提高外国语言能力,增强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加深学生对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等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晚,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把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各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要努力贯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要求,努力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观念、国际意识,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向全球服务、向全球开放的观点;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使其能与外国人和谐相处,尊重外国的风俗和宗教信仰,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法律权威;培养熟练的外语交际能力及对异域文化和国际知识的理解能力,使其在充分了解外国的历史、政治、地理、风土人情等前提下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世界。

      (二)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

      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教育  部先后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英国伦敦都市大学合作举办药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批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举办护理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生物技术等专业的本科教育项目,与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医学院合作举办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按教育、医疗、科研三个类别在全国遴选首批  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等11所高校被首批命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交流基地”,使其成为承担国际合作任务,开展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和技术服务等国际合作交流的骨干机构,政府间开展高水平项目合作的平台,以及中医药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孵化源地。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与各国高校在多层面的合作,不断拓展中医药教育的合作空间,不仅与亚洲中医药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高校开展合作,也面向欧美地区和澳洲国家,甚至面向非洲国家开展中医药教育合作。其形式也从传统的以民间、小规模的个体或团体性质的伙伴性合作为主,转向以各国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和高校为主。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高校自身的努力和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推动,促使世界相关国家政府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开放中医药教育市场,帮助这些国家建设中医药教育、考试、注册和认证机构,通过这些具体工作促进中医药及中医药教育事业在各国的兴起。

      (三)推进高校的中医药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所高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犷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要紧紧围绕中医药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建立健全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一方面,要重视中医药理论与基础研究,在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领域寻求新突破;另一方面,要以临床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为切人点,推进中医药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同时,要努力弘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重视健康产业的发展需求,多学科集成创新推进新药创制。为此,要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学术大师和科技领军人才,积极营造科技创新文化,着力推进科教经、产学研结合,力争在解决中医药关键问题、实现理论与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