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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范文1
关键词：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工业生态文明 产业生态化
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大氛围下，解构工业文明、构建生态文明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对于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利用后发优势构建生态文明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贵州这样一个工业文明不是很发达，但具有天然生态优势的省份，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大环境下，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对贵州文明跨越研究中，对其实现跨越的机遇和条件研究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现时两种文明形态，由于工业文明本身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虽然其为生态文明的构建在某些方面确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方面，工业文明最大的特征是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要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依靠科技，就要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工业文明为生态文明创造了科技条件。当然，发展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是与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如社会管理技术)密切结合、融为一体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绿色科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应大力强调发展绿色科技，只有用绿色科技体系武装起来的生产力，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动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是历史必然性，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从全球范围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物质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对地球资源索取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自然界的各种资源被掠夺性地开采，大量的人造废弃物也被散布到自然环境当中，从而带来资源的迅速耗竭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种局面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使得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必然性。
二、贵州从工业文明初期向生态文明历史性跨越的机遇与条件
(一)后发优势：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跨越者
后发优势是指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发国家地位所产生的特殊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既不是先进国家所同样能够拥有的，也不是后发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生态文明构建过程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多样性，后发地区可以在形成乃至设计构建模式上具有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因此，后发优势在欠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表现为由于工业文明的落后，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没发达地区严重，这为欠发达地区构建生态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
贵州作为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跨越者，其工业文明发展程度为其向生态文明跨越创造了有利条件。贵州的工业化进程始于建国初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工业化极其缓慢，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工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工业起步低，基础薄弱，内部结构层次低，传统产业比重大，资源消耗大，全省工业以资源开发型的传统产业为主，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正是贵州欠发展的工业化水平，对生态资源和环境破坏相对于发达地区较小，保住了青山绿水，这无疑成为贵州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历史性跨越的有利条件和机遇。
(二)贵州工业生态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与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工业生态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和模式包括工业结构生态化、工业产业生态化、新型工业化、工业资源循环化等。而原有的生态条件或者生态文明的现有程度就已经使得这些路径具备一定的基础，对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地区，其现有的工业生态现代化实现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给其工业结构生态化、工业产业生态化、新型工业化、工业资源循环化等创造了有利的机遇和条件。工业生态现代化具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为工业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贵州发展生态经济具有天然优越的条件。
加之贵州坚持贯彻生态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方针，建设生态工业，建立生态工业示范区，发展绿色产业。国家从全国大局出发，全面整治和建设长江、珠江流域生态环境，已将长江上游的乌江和赤水河流域列为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这为贵州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生态现代化取得了国家的政策支持。
此外，贵州已为建设生态文明作了大量扎实的基础工作，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不断增强生态保护意识，采取措施保护生态资源和环境。比如毕节扶贫――生态开发试验区、普定生态重建试点县等坚持生态重建与发展区域经济、与社会生产要素重组相结合，通过工业结构调整和工业产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注意资源开发的循环化，实现生态重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对接，取得了明显成效。
贵州生态保护和建设现状为其工业结构生态化、工业产业生态化、新型工业化、工业资源循环化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而为工业生态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机遇和条件。
三、贵州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历史性跨越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工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贵州作为欠发达欠开发地区，文明发展缓慢。对于一个工业以开发资源为主的欠发达地区，肩负着既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发展经济，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双重历史任务。在工业化逐步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势必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存在不协调性，这种不协调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贵州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向生态化跨越的双重历史任务的艰巨性
贵州的工业化始于建国初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工业化极其缓慢。而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滞后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工业基础薄弱不仅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有力支撑，经济增长乏力，而且导致其他产业转化困难，限制了经济发展和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工业化模式，势必会加快生态的恶化，这与向生态化跨越背道而驰，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业生态文明的建设。而这也正是贵州目前的历史任务，所以贵州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向生态化跨越的双重历史任务具有艰巨性。
(二)贵州工业资源禀赋与向生态文明跨越的矛盾性
由于自然和地理原因，贵州蕴藏的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这决定了长期以来贵州的工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产业，即形成以资源产业为主的资源密集型和高能耗工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资源的有限存量是制约资源密集型和高能耗工业持续发展的硬性约束。但开发资源与保护生态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必然会对资源开发形成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资源是生态环境重要的构成要素，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保护资源。而要对资源进行保护，就需要对贵州资源的开发实行必要的限制，特别是对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要实行严格的控制。这样对资源开发和控制形成了矛盾，显示出了贵州工业资源禀赋与向生态文明跨越的矛盾性。
(三)贵州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与向生态文明跨越的不协调性
贵州由于自然资源的总丰度、综合优势度和人均拥有量的优势度在全国领先，其支柱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高能耗型工业，从而形成了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而这种工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与向生态文明跨越具有不协调性，这种不协调性主要表现为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即发展资源密集型和高能耗工业的不可持续性和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范文2
一、地理教材内容关于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可行性
1.全局观念的培养
随着物欲横流的利己主义蔓延至今，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趋向于家庭个人，这必将导致人地矛盾问题的出现。因此，培养全局观念是学生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条件。从空间全局的角度来看，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Ⅰ第一章《地球的结构》中关于生物圈与其他地球圈层的关系、第三章中《自然地理环境五要素》的整体性关系可以串联起来，提高学生关于社会环境的总体认识。从时间全局的角度来看，必修Ⅱ第四章《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一节恰好可以弥补学生历史全局性的不足。人类社会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如今发展至生态文明成为历史必然性，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2.人地关系的培养
广义上的人地关系即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里的“地”不是土地而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从地球对人类的影响来看：必修Ⅰ第四章中《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必修Ⅱ第四章《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必修Ⅲ第二章《荒漠化的危害与治理》都明确表达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力，如果再辅之以影像、图片，必会给学生以心灵上的震撼和警醒。从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来看：必修Ⅱ的第一章《人口容量》，第二章《城市化过程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必修Ⅲ第二章《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等都说明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具有深远的影响，如果影响得不好就会使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综合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和地球对人类的影响，不难引导学生推想“破坏环境就是毁灭自身”的生态忧患意识，进而推想家乡、学校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继续发展的后果。
3.成功经验的培养
成功经验是成就新事业的重要参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必修Ⅰ第四章《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说明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必修Ⅱ第四章中《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协调人地关系的主要途径》，必修Ⅲ第二章中《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区域可农业的持续发展》《湿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等知R初步让学生意识到人类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努力成果。
二、地理教学过程关于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可行性
1.课前导入
地理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最突出的要素是地图，地图具有直观性、综合性，在诱导学习动机时，各式各样的地理事件、实地景观、影像等都是优良的素材，再结合教师抑扬顿挫的表达手法，必会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2.课时授课
可开展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从视、听、嗅、触等多方面提高学生的生态环境危机感，培养生态文明及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课后评价
生态文明教学知识的评价可以多种多样，辩论竞赛、调查报告、行为统计等都可适用。不管是哪种评价，其宗旨都是让学生更好地、更多地了解和运用生态文明知识，形成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最后在行为上践行生态文明生活。
三、学科串联关于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可行性
在开展地理教学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出现学科知识局限的问题，这就需要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串联合作。例如，古人关于人地关系处理的宝贵经验须结合历史、古文来探讨；当代各国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对环境的影响，须结合时事政治来加以分析。因此，加强学科交流，组织关于各学科的社会实践活动将更加有益于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范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价值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并指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局限于政治价值，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的重大指导意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紧跟时代步伐，突破其原有的社会价值局限，逐步彰显生态价值，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一、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里的“价值”是客体对主题的一种满足关系，反映的是人与外物的关系范畴。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价值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具体形态的一种，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社会生态现象而显现出来的。
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发展性价值。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及构成要素和生态环境及构成要素之间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合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连接人与社会的桥梁，既要满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需要，又要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就应培育一个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第二，合规律性。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主体需要的同时，也要遵循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任何有违规律的活动，人类不能为之；任何不合目的的活动，人类不必为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第三，合必然性。合必然性是合目的性与和规律性的契合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合必然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而且这种实现也是必然的。第四，实践性。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形成和生态行为的养成。因此，遵循教育规律，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促使受教育者将生态价值的教育内容内化为自身的一种价值观念，并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践行生态活动，并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表现
1．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观主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其实质是将人类社会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而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成的共同体，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人类和大自然其他构成者在生态上是平等的；人类不仅要尊重生命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任何一种行为，只有当他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才是正确的；人和自然之间要协调发展，共同进化。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关注于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道德观念应该反映的现实关系之一。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在于：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使人们认识到，人只是整个自然界中普通一员，自然界中的其他成员的生命也是珍贵的。自然本身除了工具性价值以外，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尊重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否则最终将受到自然的“报复”。
2．帮助人们树立整体利益观
利益观是人们对利益的总体看法和根本态度。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人们建立和谐世界，树立全球意识，确立整体利益意识，打破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彻底扭转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以期实现人类整体利益的和谐共生。这就需要把人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全球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讨论与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则。当今时代，尽管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国家、地区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可是谁也无法否认，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和人民发展相互依赖、命运息息相关。人类应该抓紧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机遇，相互沟通与协调，从人类整体角度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3．帮助人们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侧重强调公平性与持续性。这里的公平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一是代际的公平；二是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平等性，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也要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三是人与自然、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平等。持续性强调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自然界的可承受度，考虑长远协调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引导人们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培养人们的前瞻意识，提高行动的预见性和目的性，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范文4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如何统筹兼顾？怎样才能实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有机统一？“生态道德”如何才不会沦为空谈？在贵州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的战略导向中，可以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你对生态道德是如何理解的？
顾 久：我觉得“生态道德”这个概念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富于挑战。由此想到了三点：道德和生态道德指什么？怎样才算有道德？人凭什么样的心态来支撑生态道德？
道德本来就是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就是关系。设想有这样三幅图景：第一幅，你正在吃饭，这肯定没有道德问题；第二幅，来了个饥饿的人在你身边，你照样吃，从道义上就显得有点别扭；第三张，你旁边站着一个长期饥饿、濒临饿死的瘦弱孩子，你依然照样吃，这就有了很大的道德问题。可见，道德是指明人与人的关系，生态道德就指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怎样才算有道德？就人与人而言，抑制自我，成全他人，达成人我和谐，就是有道德。再类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抑制人欲，保全自然，达成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就是有生态道德。
那么，凭什么来支撑人与自然的生态道德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视自然如人类，形成“f物有灵”基础上的原初的“天人合一”理念。比如贵州从江县岜沙山寨的苗族同胞有这样一个传统：生一个孩子要种一棵树，而且用孩子的名字命名这棵树。到这个寨子去旅游，导游会给你介绍，寨头那棵大树的名字就是寨老的名字。当孩子成年再成老人至终了，就用这棵树为他下葬。深埋后再种一棵树，还叫亡者的名字以示纪念。于是，这里的每棵树就不再是我们心目中那棵与我无关的、纯粹的植物，或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客体，而是有了“灵魂”。这就叫万物有灵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这里绿色森森的自然生态是靠神圣的内心来涵养的。
在西方文化中，天与人是相分离的。西方率先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于是洛克说“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认识并驾驭自然而谋求人类幸福的力量。如今，我们也走进了工业社会，走上了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俗化”和“祛魅”的现代化进程，为了物质的增加而把过去很多东西“踏在脚下”。这当然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环境也被破坏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该回头进行理性反思，将传统社会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同工业社会那些美好的东西挽一个漂亮的结，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该做的事。但反思能整饬规范人的行为，却不会增进道德感。
道德的后面是信仰，换句话，信仰才能支撑起道德。
如何让生态道德作为一种信念存在于人们内心，并能时刻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为？
顾 久：生态道德不是教出来，也不是理解出来的。情感与情感之间是一种感染，不是语言能表达完整的，所以生态道德教育是一种去大自然中体会的过程。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农耕谋生方式，必然带来家庭血缘纽带的人际秩序，无处不在的神圣礼俗，以及心安理得的精神世界。在这个集谋生、秩序、礼俗、心安为一体的生存系统里，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泛家庭”的神圣情感。“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也好，“上对祖宗，下对儿孙”也好，相关内容依然活在民众心底。
“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不仅在宋明理学家的书上有，现代依然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上对祖宗，下对儿孙”更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记得先生说过：只有中国人是有祖宗和儿孙观念的。早先的传教士为中国人敬奉祖先、孝敬老人感到新奇。今天的西方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父母辛辛苦苦，也要将儿孙永远放在自己肩上。
我们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完全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下“有根”的生态信仰：亲近自然、敬惜资源；保护祖祖辈辈的绿色成果，为子孙后代提供一个更清朗、更健康的自然环境。有了这种生态信仰，才会有生态道德。
贵州走生态文明新路，坚守“两条底线”，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这其中是否也蕴含着生态道德因子？
顾 久：是的，建设生态文明，贵州有优势，贵州不光是传统保存得好，现代制度也走在前边，比如最早为生态和自然立法，最早设立了相应的法庭。
2016年中央将贵州省列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给予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支持，充分体现了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敏尔书记提出，我们的人文精神要“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我认为这和“两条底线”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底线是生态文明的底线，刚好跟天人合一理念相符。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先生在贵阳提出来的。天人合一，把人与天地万物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以人地、天人的完全和谐为最高理想，我们贵州的少数民族同胞生存的境遇，从他们规定的那些村规民约来看是他们对于大自然的一种崇敬感，有一种保护的意思，是很有智慧的一种提法，既把中央的意见贯彻下来，又跟贵州历史贵州生态保护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对于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更加合理的生态道德观，你有何建议？
顾 久：干部群众的生态道德，应该有尊崇自然的美德、绿色发展的政德、保护环境的功德和尚俭戒奢的品德。
尊崇自然的美德，就是要充分认识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从内心深处敬畏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的政德，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手中有权、肩上有责，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好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保护环境的公德，就是爱护生态环境，坚持清洁生产、低碳出行、绿色生活，身体力行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范文5
关键词：文化 文化强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撑，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丧失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经济要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也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扬光大。党的十报告再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这是我们党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是制订政策、战略的基础，把文化强国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列到党的全会上，这里面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它是由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综合观察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文化建设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
第二，这是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明确确立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这次全会再次明确了文化在“四位一体”中的地位，明确了它和经济、政治的关系。明确提出要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统筹推进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
第三，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 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应当同时是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军事强国的统一体。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人们常常把“文化强国”视为强国的一个主要标志；国家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已是文化的比拼。因此，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也必须建设与“经济强国”相匹配的“文化强国”。“文化强国”的基本目标应当包括：对内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对外能够发挥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但目前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与我国的深厚文化底蕴还不相称，我们国家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没有转化为文化软实力。
第四，这是切实解决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文化现在面临着新形势、新情况和突出问题，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文化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到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再到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各项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使文化惠民落到实处，一大批文化惠民工程顺利开展。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免费开放降低了门槛，参观人数屡创新高，公共文化设施的公益属性日益彰显。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理念的更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提升。
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概括成“四个还不完全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快速发展的现代传播手段、与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形势相比，我国文化的发展还不完全适应。
总而言之，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促进文化发展的科学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亟待破解的难题。作为文化古国和文化大国，在文化强国建设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十报告的引领下，通过政府、企业、社团以及个人脚踏实地、共同努力，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软实力来实现。
第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国际地位的，一个没有文化凝聚力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文化软实力的，也不会被人尊敬的。这种文化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才能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所以，建设文化强国，关键在于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使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国家的发展振兴而共同团结奋斗。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范文6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人与自然；自然生产力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解决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同时也要看到乡村环境问题也是制约乡村总体发展的生态短板，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指导下，内在规定着必须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构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走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1]，是协调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逻辑使然，对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内蕴的自然观
基于人类文明嬗变的历史考察，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阶段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怎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适应性回应及必然性选择。深入剖析不同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来源于实践又走向实践的自然观，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立足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深受宗教观念影响的部分西方学者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分歧，导致双方在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理论建构以及价值目标上出现分野。一方面，基于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从人与自然的存在态来说，自然界和人都是不受到主观意识影响而改变自身存在性的客观实在，并且自然界具有先在性，即在时间维度上而言，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从发生学意义来说，自然界作为最根本的先在，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过程中孕育产生了人类，作为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提供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态而言，“人靠自然界生活。”[2]自然界作为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实在，不仅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物质资料和生产劳动资料，也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实践场域这一现实基础。人与自然的产生顺序决定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人是在自然界之中生存和发展的，不能脱离于自然界单独存在，同时人也不是凌驾自然之上的优越性存在，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支配、摆布权。相反，人与自然相生相长，自然条件制约影响着人的发展程度，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实践深刻作用于自然界，改变着自在自然的人化程度，这种被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共同又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像爱惜人类自身一样去保护环境，按照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才能在自然提供的条件中更好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无论在哪种文明形态之下人和自然之间都具有同一性。
（二）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坚持以系统眼光看待全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论及一种“对象性关系”，即从主体论来说倘若两种客观事物存在对象性关系，那么这两种事物必定互相是对方的对方。“对象性关系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具有的互为对象、彼此共在，各自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状况、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一种现实存在而必然发生的关系。”[3]人与天然的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非天然的人工系统内各要素构成整个大系统整体，人类和大系统内其他万物互为对象性存在物，二者的对象性关系体现为人是大系统内万物的客观存在物，大系统内万物反过来也是人的客观存在物，二者的互证关系确证了对方存在的可能性，也阐明了自身的存在意义和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维持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断与自然界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自身的存在以对方的存在得到确证，一方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此，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唯一主体，必须考虑到联系的普遍性，立足整体看待全局，坚持各生物要素、人与自然之间都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遵循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以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需要的同时，要考虑到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坚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同时，还要看到自然系统内各生态要素是互为存在的对象性关系，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要注重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意识到各个要素都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以及各生物对于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和其他生命的影响，统筹兼顾各要素系统治理。
（三）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意识作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标识，在劳动的作用下实现了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人与自然作为相互影响的客观实在，必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桥梁和纽带才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构成具有相互关系的统一体。人类通过实践使自然受动于自己的支配，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这种对象化劳动异质于人类力量对自然的绝对征服和控制，是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的合理改造。在以客观自然界为前提下，人类凝聚智慧充分发挥主体的劳动改造能力，在这种对象化劳动中创造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对象和劳动产品。一方面，先于人类存在的自在自然为人类的劳动提供了自然资源和基本劳动对象，为人的生存和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具体对象，并为人自身的存在提供了确证。另一方面，人类辅以相应的技术运用将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实现了自然资源到物质资料的转换，同时也利用劳动开展全面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对象世界。同时，在对自然界采取劳动时一定要注重度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质的飞跃式变化，资本推动下的反生态“过度劳动”成为人与自然出现矛盾的根源，由此造成的异化劳动不但成为限制人类发展的枷锁，还直接导致了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自然造成了破坏。坚持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就是要从实践出发，在尊重规律客观性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生产，又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对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
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演变进程内在地、逻辑地厘定了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秉承的态度，对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握人与自然的互动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我们应该在认识和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既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又改善乡村环境，促进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不同文明时期都折射出人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的依赖，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共和、共利、共荣关系推上了新高度。意识作为行为的先导，支配着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调控着实践主体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针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人因具有意识和能够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理应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合理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内在规定着人们要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树立生态意识，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存的新价值观，在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不但要重视环境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软件建设。“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4]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然而受制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不高的现实束缚，多数农民目光短浅仅看到短期的局部利益，为提高农业产量造成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和农膜残留等问题，并沿用传统的思想观念凭借主观经验处理生态问题，以长远眼光观之，乡村发展和生态修复亟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规范指导生产行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于清除思想沉珂具有解放意义，也是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要求人们与时俱进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坚持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不断激发保护生态环境、投身绿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平衡。
（二）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
对象性关系告诉我们要立足全局，整体看待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联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串联起山、水、林、田、湖、草六部分，已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规约着各天然的自然生态系统要素和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生命相依的互动关系，田作为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连接起人与整个自然，揭示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影响机理。这要求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以系统眼光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还要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全面治理，以实现乡村的生态稳定。首先，从总体上说，两个共同体的构建都以人为实践主体，人采取措施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时不能单独对某一要素进行分割式管理，忽视其在整个生态系统链条中的重要地位，在对任意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必须考虑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和局部对全局的作用。其次，要意识到生命共同体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每个部分的功能和角色都存在差异，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其在生态、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不能片面地以是否能带来短期效益为衡量标准评判各要素的“有用性”。最后，在乡村振兴统筹各要素综合治理过程中，还要看到乡村的个体差异和发展走势，精准施策[5]。乡村振兴不是千村一面的平均主义，而是考量发展需要，立足具体的地域特征、地理条件、产业基础等现实条件因地制宜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
（三）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