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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中完全未执行洗手与卫生手消毒共102人，其中医生48人，护士43人，影像、检验人员11人，不同岗位工作人员洗手与卫生手消毒依从性比较。不同工作区域医生洗手与卫生手消毒依从性比较洗手设施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全院住院科室5个，洗手池8个，每个科室平均拥有1．6个洗手池，每个洗手池均配备洗手液及一次性搽手纸，其中新生儿科和产房为感应式水龙头，其他诊室为手拧式水龙头；绝大部分操作采用速干手消毒剂。门诊诊室29个，洗手池29个，每个洗手池均配备洗手液及一次性搽手纸，其中妇科8个诊室为脚踏式水龙头，其他诊室均为手拧式水龙头；除产科4个诊室无速干手消毒剂，其他诊室均备有速干手消毒剂。
住院病区医生洗手与卫生手消毒的依从性明显高于门诊医生，分析原因为妇幼保健院的专科特殊性，就诊人员需常规妇产科专科检查，每位病人诊治程序相对繁琐，耗时较长，工作量远远大于住院病区，需要洗手的次数越多，依从性则越低［4］。尽管在门诊每个诊室都配备了洗手和手消毒剂，但依从性仍低。本研究还发现，保洁员洗手与卫生手消毒的依从性最低，他们在病房中非常活跃，接触病人用物频次较高，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接触病人，造成院内交叉感染，今后应重点加强这类人员的洗手与卫生手消毒的培训与监控。卫生设施配备不完善、安装位置不当、使用不便影响了医务人员执行手卫生要求，如工作区域内没有足够的洗手池或位置不方便使连续操作中的洗手率低［4］。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具体措施，保证医务人员的手卫生、诊疗环境条件、无菌操作技术和职业卫生防护工作符合规定要求，对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控制［9］。本组结果表明，我院住院病区洗手设施严重不足，几十名医务人员只有一个洗手池，并且设置在医生办公室，不便大家洗手，重视洗手设施的配备到位，也是执行手卫生规范的重要保障。医务人员掌握洗手与卫生手消毒指证是提高依从性的关键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接触病人血液、体液后洗手与卫生手消毒依从性最低，不同于袁维荣等［7］的接触病人血液、体液后洗手与卫生手消毒依从性较高的调查结果；调查还显示，接触病人物品后洗手与卫生手消毒依从性仅3．67％，戴手套共135次，只有7次洗手，戴手套是有效预防医院感染的重要措施，但错误地认为戴手套就没有必要洗手。有文献报道，医护人员戴手套与病人接触后，仍有大约30％的手部还会染菌，这些病原体既可能来自手套上微小的缺损，也可能是在脱掉手套时被污染［4］。六项洗手与卫生手消毒指证的掌握与《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也是导致总依从性低的重要原因。提示，应强化培训医务人员的洗手与卫生手消毒指证的基础上，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对策2010年度我院为配合实施《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在全院范围内开展手卫生活动，而且将手卫生列为岗前教育内容，在洗手池旁张贴“六步洗手法”流程图，以此提高手卫生依从性，从调查结果显示，效果不容乐观，还只是停留在认知阶段，并没有把有关知识变成自己的信念，更没有贯彻到行动中。
计划今后的培训重点首先应让医护人员或工勤人员熟练掌握洗手指证，并在病区的显著位置除了张贴“六步洗手法”流程图外，同时张贴洗手指证，时刻提醒洗手；增设洗手池、改手拧式水龙头为脚踏式或感应式水龙头，避免清洁手再次污染，提供干手设施，配齐洗手液，在不能提供流动水洗手条件时，配备速干手消毒剂，为执行手卫生规范提供保障；持续监控洗手与卫生手消毒各个环节，在重点区域进行专项指导，在重点操作时现场督察，重点病人如多重耐药菌感染及血液、体液传播疾病等病人床旁悬挂隔离标识，随时警示对手卫生的要求；将手卫生执行情况纳入每月质控内容。提高洗手与卫生手消毒执行率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科学分析洗手与卫生手消毒执行现状，找到差距与不足，探究其影响因素，针对性采取相应措施，多措施并举，不断强化工作人员手卫生意识，才能提高洗手与卫生手消毒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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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传统节庆形成的过程入手，对上古及汉魏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民众精神生活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着重于这些因素对节庆形成的积极作用。之后对汉魏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节庆体系进行解析，深入分析了传统节庆对古代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为现代旅游节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具体参考。
关键词：传统节庆 农耕生活 古代文化
古代节庆伴随传统农耕生活产生
（一）史前至上古时期形成的岁时观念起源于先民谋生和成长的生活感受
根据古文字专家的考证，“岁”是上古的一种斧类砍削工具，是一种收获作物的工具。而卜辞中则将杀牲称为“岁”，主要是因为当时是一年一熟制，每年收获一次，收获之后，人们要进行杀牲祭神，“岁”又成为一种祭祀名称。这种每年一度的丰收祭祀活动，将自然时间分成了不同的时间段落，因此，岁收之“岁”与岁祭之“岁”就逐渐演化成为特定的时间段落标记，岁也就转变为年岁之“岁”。
（二）岁时年度周期的时间标志为古代农耕生活提供指导
岁时是人们在实际的生产生活经验中逐渐生成的时间观念。从气候上讲，寒来暑往的气候变化，易于使人们有寒暑二时的经验。从谋生活动来看，人们在采集与农作经济的生活形态下产生一年两季的时间划分，植物的春生秋杀，农作物的春种秋收，强化着人们的岁时观念。
岁时来源于自然节律的感受和自然时序，调整了人与自然的功能，通过岁时节气的确立使人们顺应自然时序，安排农事生产及民众生活。
（三）岁时祭祀仪式反映了古代先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状态
上古社会人们对自然的依赖远大于后世，自然节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与社会生产密切关联的岁时必然成为人们首要关注的对象。但当时人们生存技术落后，认识水平有限，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及有限的思维去理解日常遇见的生活问题，于是在岁时的观念中也就有了原始宗教的性质。人们将与天时相应的时间点视为神秘的节点，用祭祀活动愉悦天神、襄助人事。人事严格对应天时，四时八节的祭祀活动，依据日、星的位置、神灵的属性、物候情况、节律时数等等安排相应的服色、居室、饮食及祭祀仪式。
祭礼大都在时季的节点上举行，而岁时时季的观测与确定都是由执掌政教权力的巫官或王者所控制（上古人们认识到自然的力量，但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自然，认为外部世界与人文社会是混融一体的，人时与天时合一，天时的秩序也就是人间的秩序。而掌握天时观测与确定的王者作为社会集团的代表负责天时与人时的转化），并为王官的社会统治服务，这体现了上古岁时的政治特性。后来形成的《月令》成为王官时代的岁时政治体系，从孟春开始，季冬结束。在四时的孟仲季月的月度时政叙述中，天文、神灵、动物、音律、术数、味道、气息、祭祀、物候、天子居室、服饰、饮食、器用等都是首要叙述的内容。其次是月度的政事活动，包括宗教祭祀、农事安排及其他政令。
节庆发展集中体现同期民众社会生活与精神文化的大变革
一是汉魏的社会大变革成为岁时向节庆转化的关键因素，节庆的世俗性质得到增强。
在先秦的季节礼仪中，人们关注的是农事顺遂，人民免于时疾、子孙繁衍和族属安宁，虽然先秦的季节礼仪属于集团性的宗教政治活动，但其关心的问题却逐渐从天神转向人事。
从岁时信仰性质看，秦汉以后岁时信仰与上古岁时信仰比较已出现性质的局部改变。时令祭祀虽然依旧是节俗的主要内容，但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服务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性质，岁时中的人文因素多于自然宗教因素。
《四民月令》是反映汉代庄园生产生活时序观念的一部重要著作，记载了人们依照二十四节气的时序安排庄园生活。以三月为例：“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谷雨中，蚕必生，乃同妇子，以勤其事。”可见其对自然之时十分重视。
二是秦至西汉前期，岁时信仰表现为对天神信仰的泛化，鬼神性格趋于世俗，上层对天道祭祀的垄断也逐步削弱，传统节庆观念初步显现。
随着汉朝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天时信仰的态度发生变化，秦汉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全面深入民众社会，人们从一切顺从王者掌握的天时演进到根据阴阳五行的特性主动选择时日，从集团的季节性自然宗教祭仪分化为上层少数人的王朝时间典礼与一般社会成员乡里家族的岁时祭祀习俗。在阴阳五行的时间框架下进行求吉避害的个人与社会活动，使人们可以不借助他人直接面对各式自然神灵和先人之灵。
伦理纲常的道德律令在统治者的反复灌输与现实的社会激励机制之下，逐渐为社会普遍接受。岁时信仰在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也逐渐由自然伦理转向人世伦理，人神的崇拜与人祖的纪念逐渐成为岁时信仰的核心。
三是岁时的政治意义在经过西汉统治阶级的重新改造并注入新的思想后，其功能也从社会规范转向社会服务。
汉初的政治家主张尊重伦理道德价值，关心民生疾苦，对民众社会生活干预较少，民众岁时生活自主进行。秦汉《日书》中大量记载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如：五谷栽、树木种植、裁衣、沐浴、婚嫁、祀亲、登高、出行、出货等，可以看出传统的月令时政在秦及汉前期受到漠视。
东汉后期的《四民月令》则以庄园民众生活为中心，是地方民众日常生活的时序安排。在叙述语气上相对平和，虽然有少量的劝导语言，但大多是一种提醒，告诉民众某一季节到了可做某事。时令的政治、神秘性已明显降低，月令对于民众来说已经由社会规范变为社会服务。
岁时节庆萌生于上古时期，根据古代先民对时间性质的理解，当时只有服务于原始宗教与原始生产需要的季节性祭祀活动与农事仪式。进入夏商以后，随着部落联盟国家的出现，原始自发的岁时活动逐渐上升为部族或国家的岁时礼俗，掌管着社会权力的统治阶层利用月令祭仪，支配与垄断着民众的岁时生活。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统一时期，是中华本土文化基础确立的时期，作为中国人时间生活标志的节庆，此时也确定了它的主干体系。岁时节庆从时间意义来说，是社会生活节奏与自然节律协调的产物。岁时节庆体系的确立是中国民俗生活的一个重要进步，它为中国广大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情感、意愿的时机，为社会上下层的沟通与联系提供了条件，为民族文化的协调与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汉代中期以后传统节庆体系初步形成
（一）有确定的节日名称、相对固定的节日时间与相应的节日习俗
节日祭祀活动在脱离了王家控制成为社会活动之后，就需要公众的参与，社会成员的空闲时间是节日祭祀活动顺利展开的时间保证。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二十四节气与月份对应关系基本确定，合乎农事规律，便于农耕生活，使传统节日的时间适应了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节日的分布、节期的长短较为均匀。历法的确定使传统岁时节日有了较为固定的时间，也为新节日的形成提供了时间条件。
汉中期后形成的节日主要有：
正日（又称岁首，正月旦，即正月初一），朝廷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普通民众祭祀祖先，礼敬尊长。
立春，在汉代仍然是王家迎时气的日子，在地方，立春迎春习俗有着较浓的民间气息，东汉县邑以下的迎春习俗是：“立春之日，皆青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者至，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其他“三时不迎”。
社日，是秦汉时初兴的节日，它在唐宋以前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大节。社为土神，《说文》：“社，地主也。”社祭发端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拜与膜拜。
上巳，起源于古代的春季招魂祓除的巫教活动，上古居民冬季聚族蛰居，在暖风融融的暮春时节，人们走出冬季的栖息地，到流水旁，祓除秽气，这个在水上清洗的“疗生疾之时”。“巳”是“福”的意思。
寒食，寒食是汉朝新出现的民间节日，寒食节俗起源于太原，为纪念介子推被焚身亡的传说。
夏至，仲夏之月，万物方盛，夏至是全年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也是阳气盛极而衰的时日，从此日起，阴气滋生，阴阳的态势发生逆转。因此人们对这样的日子很在意，采取特别的节俗以保障人生顺遂。夏至节俗礼仪中重视对门户的防守，阴气的生长意味着鬼邪力量的增长，所以要把好门户。
伏日，秦汉新起的夏季节日。伏为伏祀，是一种盛夏禳除暑热毒气的巫术仪式。东汉时期有“伏日万鬼行”的说法，所以“尽日闭不干他事”，之后，伏日有了庆祝的意味，“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汉书》卷66）。
秋社，是八月的节日，时间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人们以新收的黍谷与小猪一道祭祖，第二天祭墓。在六朝时期有八月旦，八月十四采百草头露治眼疾的习俗。
九月九日，在汉朝处于初步形成的节日，与上巳对应。
十月朝，秦汉时期节日。秦“以冬十月为年首”（《史记•封禅书》），汉朝沿用，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月为岁首。
冬至，是中国古代大节。冬至是时气的起点，二十四气始于冬至，所以传统计算时令的基点是冬至，冬至作为新岁之首，自然容易被人作为预知未来人事、年成的特殊时间，一如岁首元日。
腊日，汉代与正旦齐名的盛大节日，汉人常“正腊”并称。腊节起源于上古的岁终大祭，《礼记•郊特性》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祭之礼是一年中隆重的神灵献祭仪式之一，是祭祀周期的终点也是重点，有着催生新时间的特殊意义。
（二）不同节日有其特定的饮食与娱乐
节日饮食的传统来自上古四时荐新的祭祀礼俗与食以体政的“会食”礼俗。汉魏节日饮食已大致确定了中国节日饮食的习俗传统。
春季节日饮食以助生为主，如春韭以鸡蛋相配，韭是易于发生的植物，正月最先萌芽生长，卵为生命的源头。
夏季饮食侧重长养，食新麦、鲜瓜与干鱼，以应节气。
秋成时节以成熟的黍米与小猪配合祭祀祖先是先秦的礼俗。
冬季节日饮食以滋养为主，东汉在冬至日以黍米与羊羔祭祀，祭神的食品自然是人们享用的食品，冬令食品主要在于助补人体的阳气，黍与羊羔正具有这样的食性。
汉魏节日娱乐往往以宴饮的方式体现，对于食物并不丰富，民众生活单调的古代百姓来说，岁时节日意味着一个定期的物质与精神的补充机会，同时中国人的家族生活培养了中国人的亲情意识，“以饮食之会亲族兄弟”的传统成为汉魏节日民俗及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可知，上古的岁时节日是古代民众在农业活动与社会生活过程中对时间的一种直接感知结果。传统节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古代民众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了解和掌握的过程。传统节庆是对传统农耕生活关系的重要调剂。传统节庆的形成和发展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民众思想、伦理、价值形成的过程。
因此，传统节庆来源于华夏农业社会生活，又将传统文化的精神渗透于不同节庆活动的各类仪式中，成为古代民众生活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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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医生论文范文3
本文作者：陈亚明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综合诊疗科培训的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指完成了临床硕士课程学习的二年级研究生。他们已经完成了理论课程学习,有些已经在本科室接受了短期的临床培训。这些研究生来自口腔内科、合面外科、正畸、修复、预防等各个科室。年轻医生:为医院新招聘的刚研究生毕业来我院工作的年轻医生,来自医院各个临床科室,有些己经在相关科室进行了部分简单的临床操作训练。带教老师:由口腔内科、口腔合面外科和口腔修复专业资深临床教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组成的临床教学小组成员。
由2一3名带教老师组成教学组,对两类人员(研究生呢年轻医生进行带教培训)量身定做不同的教学方式:对于年轻医生,由于他们绝大多数已经获得口腔医师执业资格证书,进科伊始,就开始加强理论培训和全科思维的理论培训以及规范基本操作培训,并安排他们接诊病人,在临床诊疗工作中,在继续进行临床相关知识的系列培训的同时,老师做好示教工作,对典型的病例的诊疗方案进行讲解讨论,并按照对低年资住院医师的要求安排门诊工作,在他们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老师及时给与解答和协助解决,并对他们的临床操作和诊疗计划进行评估。对于临床研究生,由2一3位带教老师组成带教团队,定期安排各种小讲座进行最初的训练,从最基本的临床知识传授入手,循序渐进,进行全科+专科思维和诊疗的规范化培训。
医院给综合治疗科的定位是:普通、全科、差异化服务,具体讲,就是根据年轻医生全科规范化培训的要求,以诊治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为主,老师适当示教一些疑难病例;对于就诊病人,不仅仅解决主诉问题,而是结合主诉,在和病人充分沟通的基础上酌情进行相关的全面检查,如全景片或口腔cT等等,制定详细的全科诊疗计划,和病人沟通后逐步实施。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流程,希望能够做到“一椅到位,全面诊治,长期服务”。目前,综合科己经基本做到全科服务,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的不间断服务以及节假日的诊疗服务,社会声誉度不断提高。日间诊疗室14张牙科综合治疗台,刚成立时平均日门诊量仅达40余人,业务量每月约40万,目前己经达到平均日门诊量100多号,月业务量突破90万,医疗投诉率为零,我们采用不固定椅子上班的模式,有效提高了椅位和各种医疗资源的使用率,科室各类人员相互团结协作,气氛和谐,大家心情愉快在一起相互学习交流,遇到问题协同作战去解决。为了解决人员数超过综合治疗台数导致综合治疗台不足的矛盾,我们采用不固定椅位上班的做法,即所有年轻医生带着工具箱上班,加上我们实现了中午连班、晚间门诊和节假日正常上班的排班模式,这样做,基本上实现了一人一椅操作,有效提高了椅位使用率。
对接受培训的研究生和年轻医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普遍感到在综合科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弥补了过去课程设置和专科培训的不足,全科诊疗思维和规范化操作技能显著增强,克服了过去修复科研究生在修复科培训没有病人的弊端,也大大方便了病人,全科诊疗,一个病人的所有牙病都由一位医生或同科室医生诊治,有助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对破解实习医生和年轻医生病人不足这一难题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疫情医生论文范文4
一、职业道德
我之所以选择先汇报职业道德是因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医生，首先要求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修养，一名医生可以技术上不高，但起码的职业道德必须具备。就像对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之一陈晓兰的评价“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生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良心远比技巧重要的多”。三个方面的汇报我看重的也是职业道德。所以平时我认真学习邓小来理论、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并把它作为思想的纲领，行动的指南;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时刻牢记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严格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学习做一名象华益慰、钟南山、陈晓兰一样的好医生。
二、业务水平
年疾控中心成立后，我就被分到传染病防制科工作，先后承担了疫情信息统计、传染病平台报病、传染病网络直报、传染病和死亡病例漏报调查、报告质量调查，出血热、布病监测工作，学校传染病防制等项工作。亲身经历了传染病实行直报的三个历程，从手工填卡报告到建立了大疫情报病平台到目前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的及时性、准确性大大提高。传染病报告方式的提高也印证了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经过五年的工作磨练，我已经可以独立或者和其他科室人员配合的完成科室各方面工作。
三、工作成绩
1、在工作上，围绕中心的全盘工作思路，对照科室自己分管工作的相关标准，严以律己。独立或配合完成了自己分管的工作。
a、单独或配合完成传染病管理、漏报、报告质量、居民回顾性调查工作；
b、完成医院传染病监测工作；
c、布病监测工作；
d、出血热防制工作；
e、学校传染病防制工作；
f、流感样病例监测工作；
2、利用六年来布病监测资料编写了布病疫情六年资料汇编。
3、撰写了题为“市学校传染病防制工作现状与防制思路”，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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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女，36岁，汉，大学文化， 1995年8月参加工作，一直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曾多次评为卫生行业先进工作者。 现任××县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二、主要事迹
(一)注重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同学同志深深懂得“学海无涯，医无止境”的道理。参加工作14年来，她一直辛勤耕耘，不断学习，向老同志学习先进经验，搜集、总结民间秘方、验方，多次参加学术交流会议，争取培训和进修机会，及时掌握医学新动态，将最新医疗技术应用于临床。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小儿急惊风辩治》、《心脑联通治疗冠心病》等论文和论著。随着业务上的迅速提高，很快成为医院独挡一面的业务骨干，受到广大职工与病友的一致好评。20xx年9月被评聘为主治医师，20xx年9月被评聘为副主任医师，并先后擢任医院内儿科副主任、急诊科主任。
(二)爱岗敬业，在工作中甘于吃苦
作为医疗卫生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生老病死负有重大责任，××同学同志深深明白这一点。在她的心中树立起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良好的职业道德。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病人的需要就是无声的命令。她牢记“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医生的责任重于泰山”神圣誓言。有一天深夜，一位病人胆绞痛，她在酣睡中被电话铃叫醒，二话没说就赶到医院，经仔细检查后立即给病人施以治疗，25分钟后病人的胆绞痛就解除了，病人感激万分!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平时上班，她总是提早上班，推迟下班，由于病人较多，她不仅要为病人看病，还要满足病人的要求，亲自为病人操作治疗，每天上班，她就像是上战场打仗一样，忙忙碌碌，没有歇息，真正做到上班一分钟，工作60秒!她把治愈病人当作是自己最大的快乐，在工作中甘于吃苦，体现了新时期医务工作者的崇高美德。她经常说，“金杯银杯，比不上病人群众的口碑。”
在突如其来的“非典”、“禽流感”、“”奶粉事件“甲流”等疫情和突发事件中，打乱了科室正常工作，各项防治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同学同志出于对工作、对医院、对病人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义务，主动请缨，始终工作在疫情防治一线，吃住均在医院。由于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头绪多，往往白天、晚上连轴转，从无怨言。她一边组织疫情防治工作，一边抓急诊科日常工作，做到疫情防治与正常工作两不误，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地各项任务。今年3月，她因过度劳累而诱发胆囊炎、胆结石而住院，但因工作需要，在病情刚有所好转，她又投入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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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社会变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清宣宗旻宁刚刚继承大统，当时最为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风调雨顺，丰乐祥和，然而一场该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瘟疫却悄然登场了。在此后的数年中，这一据称自闽广地区由海路传入的疫病，迅速在该地区蔓延，并继续向西向北流传，酿成了一场几乎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大灾难。真性霍乱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周期性流行序幕亦就此拉开。
对这样一次大疫，尽管目前学术界已有所注意，但对这次疫情的具体情况，现有的研究或互有抵牾，或缺乏揭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探讨基本都是就事件本身的论述，尚未有人将其置于历史演进的情景中加以考量，因此也就很难明了这一事件的意义与寓意。本文试通过这一疫情在江南地区的发生情况以及前因后果的考察，对中国近世生态与社会的变迁作一审视和思考。不当之处，敬望方家读者教正。
一背景
嘉道之际，江南风调雨顺，自嘉庆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再无天灾光顾，社会稳定，民情祥怡[1]。自古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就当时的江南社会，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灾疫发生的征兆。然而正当人们正在庆幸这几年上天保佑之时，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数年前，即1817年，远在南亚次大陆的加尔各答腹地爆发了一场严重非凡的霍乱。霍乱在印度一种古老的地方性传染病，长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不过在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别关注。关于何以这一地方病在1817年时忽然变得空前严重，迄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一般认为当时气候的变化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然环境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因素[2]。
当时，离一般所谓的近代开埠虽然还有些时日，但在中国沿海，“舳舻相衔，帆樯比栉”，已颇有一派繁荣景象。对清前期海外贸易与海上交往过去由于一般抱有满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观念，所以多有忽视。然而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越来越多揭示，清前期的海外交往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较宋明两代，均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乾隆中期以来，对外贸易额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主要外贸口岸的粤海关为例，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758—1767年）的贸易总值为288,045,650两，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年（1788—1797年）增加到512,903,300两，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七年（1818—1827年）又增加到721,050,150两，分别比第一个十年增加了1.78和2.59倍[3]。这些货物无疑基本是通过海上运输的。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尽管中国行的远洋帆船航运业，已出现衰败之势，但外国来华船只则明显增加，从乾隆中期，平均每年28.9艘，而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仅英国进入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达54艘[4]。可见，随着海外贸易特别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沿海与印度以及东南亚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不仅如此，“清代得国内帆船航运业，特别是沿海的帆船航运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维持着持续发展的趋势。”长江、大运河等的内河航运亦长期繁荣[5]。根据樊百川的估计，以前，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10,000艘之间，总吨位在150万吨左右[6]。其中江南地区的上海港，每年的进出船只不下300万吨（包括内河航运），已发展为全国第一大港。另外宁波港也相当繁忙，1840年前，每年来往海船约有一千数百艘[7]。
以上这些现象，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嘉道之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却把它们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气候突然变化使得印度的霍乱变得空前的严重，同时借助当时日渐频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区域，来到中国，并藉由中国近海乃至内陆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国沿海进而在内地迅速蔓延。
二嘉道前中国之霍乱
在中国的文献中，霍乱是一个古老的名词。早在《黄帝素问》中就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8]“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对此，明代的张景岳注释说：“挥霍撩乱，上吐下泻。”[9]又有干霍乱之名，“更有吐泻无物，亦有上下关闭，竟不吐泻者，为干霍乱。惟心腹绞痛，令人立毙”[10]，所以又称绞肠痧[11]。虽然，现代一般认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国所谓的霍乱是指多发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肠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现代医学所指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即Cholera，系嘉庆二十五年时从印度由海路传入[12]。然而，在学术界，这一论断并非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场大疫的霍乱与中国旧有的霍乱究竟是一种新的疾病，还是原本就有的霍乱的一种变形，二是这次是不是真性霍乱的首度传入中国。
关于前者，实际上，从疫病发生后不久，就存在争议。比如当时的霍乱名家王士雄，是他在其所著的《霍乱论》将嘉庆季年出现的新疾病称为“霍乱转筋”，认为吊脚痧[13]不过是转筋霍乱而已[14]。而稍后的徐子默则明确指出吊脚痧非霍乱[15]。而且，根据程恺礼的研究，认为是传统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1862），杜炯（Dudgeon，1872）和汤姆森（Thomson，1890）等西方的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仔细阅读资料后，认为“霍乱”确实是霍乱，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国。“对他们来说，在医学古籍中关于这个疾病的临床描述是莫大的确证，即使没有提到这种疾病的传染本质。他们坚持说，霍乱真正的性质可以进一步由中医明显的关心得到证明，他们自古代就对这个疾病开出许多处方并建议治疗的方法。这些治疗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们自己的疗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16]其实，在清代的医生中，认为吊脚痧为霍乱或寒霍乱者，远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绪年间，钱塘的连文冲将霍乱分为自生霍乱和传染之证，主张治霍乱应先辨阴阳，“庶按症施治，得其指归也，然无非师法古人”[17]。而湖州的莫枚士则公然反对“矜言创新，以新一时之耳目”，认为“今瘪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泻者即霍乱耳”[18]。那么，它究竟和传统所谓的霍乱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疾病呢？虽然那些持肯定论者的意见并非不值一顾，最终的确认恐怕还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不过，就笔者已有的认识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同一种疾病。西方学者所指出两条理由：古代医籍对霍乱症状的重视和记载以及治法类似，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医籍虽然对霍乱多有记载，但其显然有两点与真霍乱不符，一是它的传染性不明显，二是伴有腹痛[19]。至于说治法类似，这并不奇怪，当时一些明确指出吊脚痧为一种新疾病的医生所提出的治法也与传统治法类似[20]。就是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所用的药物也基本一致[21]。至于中国医生的认识，根据陈方之对王士雄《霍乱论》所列医案的研究，王所经验的48例，其中有38例陈认为是真霍乱，其它10例见腹痛者，王自己也断为非霍乱证[22]。这就是说，虽然王对吊脚痧与霍乱在名称上不加分别，但它在实际临床治疗中所指的霍乱其实就是真霍乱。王以后一些医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疾病，显然与中国传统的遵经法古传统有关，特别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经人士，他们意见并不完全足以为据。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从过去文献中并无有关霍乱大流行的记载而此后却记载不断（详情见后）这一点来看，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疫病。
关于后者，著名的医史学家范行准根据涂绅《百代医宗》中的有关嘉靖甲子（1564年）的记载，指出真性霍乱，“在十六世纪中，已由海舶或从印度、安南等处传入”[23]。西蒙则认为真霍乱的第一次造访中国在1669年，由马六甲经海传来，第二次则在1769年，由南亚传入[24]。不过，程恺礼认为西蒙的证据并不充足，然而对西蒙所说的第二次传入，倒由一则医籍中的资料可以佐证，一位称为上浣觉因的道人在咸丰元年（1851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间，黔中人多感异症。病发则立死。方书不载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众。后此方传至关中，以治诸怪异急症。无不奇验。道光壬午（二年，1822年）年，粤东奇症，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试之立效。当经刊布。今岁夏秋之间，浙中时疫俗名吊脚痧，亦颇类此。爰急重梓，以广流传[25]。
在这段话中，道光二年的奇症和咸丰元年名之曰吊脚痧的显系真霍乱，因此乾隆年间贵州的异症也应该有真霍乱的可能，贵州离南亚和东南亚较近，真霍乱完全有可能从这些地区从陆路传入。由此可见，尽管这次大疫的霍乱并非传统的霍乱，但真霍乱的传入中国却在此前，也就是说，就整个中国言，真霍乱在嘉庆末出现是应该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过，虽然它已传入，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条件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甚至自生自灭了。
就此，我们认为，真性霍乱尽管可能在嘉庆季年前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但在当时，至少对包括江南人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仍是一种新的疾病。（进一步讨论见后。）
三疫情
对这次大疫传入和流传的情况，已有不少研究者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做出了探索。陈方之早在1940年代就主要依据部分医籍指出，“迨道光元年以前，始有真正霍乱发现”[26]，也就是说，真霍乱是到道光元年传入我国的。1950年代，罗尔纲从部分文集和江苏的一些方志中看出，真性霍乱的传入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推测《东华录》中记载的道光元年北京的大疫大约就是从江苏传去的[27]。之后，范行准指出，“最早记载十九世纪初传入的真性霍乱，盖为道光元年”[28]。陈胜昆在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后认为，“自嘉庆二十五年流行于广东、福建后，次年道光元年，蔓延至至江浙、远及燕京，其传染至猛烈，不是中国传统医书上所说的霍乱，其杀人之多，患者死亡率之高，也证明是近代流行的亚洲霍乱。”[29]程恺礼最近的论文揭示了一些20世纪早期的研究和不少当时西方传教士和医生的记录，根据程的论述，井村哮全“相信最早的霍乱大流行是在1819年由海路传到中国，然后从温州和宁波往北方移动”。不过，多数专家同意，真霍乱是1817年以后，有海路及陆路由印度传到中国的，其中西蒙斯指出，这一流行病1817年就经陆路“移动到和中国的西南边界”，1820年又经曼谷传到广州和宁波，并由此向其他地区流传。米尔恩则指出，他在嘉庆二十五年的三月首先从暹罗带到福建，然后移动到广州，然后由那里进入到江西和浙江，于道光元年五月进入宁波[30]。程对其列举的一些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说法基本未给予必要的判别和考释，不过，她主要根据井村哮全从地方志中搜集的疠疫资料，制成的“1820、1821、1822年的霍乱流行病”图倒是可以让人较为直观地、全面地了解当时霍乱在我国的流行情况[31]。从图中可以看出，疫情主要集中在闽广、江南、黄河下游地区，云贵和陕西也有分布。
从上述可见，对这次大疫的疫情，现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论述，不过对疫病传入时间、流行地点、传播途径和方式以及症状等显然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认识也不尽一致。以下我们就在已有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全面搜集排比此次瘟疫的相关资料，进一步对江南这场大疫具体情况作一揭示。
对于这一瘟疫的症状，很多的文献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在地方志，较为典型的叙述一般是这样的：
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者，日数人[32]。
由于真霍乱症状的特点较为明显，而且文献中的记载也相对比较详细，因此，在认定这次疫病为真性霍乱这一点上，并无争议。有关这次瘟疫的具体流行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以及部分文集、笔记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嘉庆二十五年：秋，鄞县大疫，其病脚筋缩即死，名吊脚痧。慈溪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名吊脚痧，死者无算。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定海疫，获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间。秋，镇洋大疫，患者手足蜷挛，俗名蛣蛛瘟。嘉定秋大疫。夏，金山、奉贤亢旱，秋大疫，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华娄秋大疫。南汇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秋，昆新民疫。锡金大疫。冬，乌程乌镇时疫流行。冬，嘉兴府时疫流行。[33]
道光元年：镇洋六月大疫，至九月始已。嘉定秋大疫，手足麻木，经脉挛缩，俗名蜘蛛瘟。宝山夏秋大疫。锡金大疫。江阴夏秋大疫。武阳秋疫。宜荆疫盛行。富阳大疫。新城大疫。夏秋之交，上江痧症大行，患者腹绞痛，吐泻不出，四肢厥冷，逾时即不可救，死者甚众，名曰：穿心痧。夏，平湖大疫。俗名吊脚痧，死者甚众。六七月间，嘉善大疫，名钓脚痧，死者无虚日，秋有年。秀水新塍秋大疫。桐乡青镇夏大疫。乌程南浔夏大疫。双林夏大疫，俗称吊绞痧，死者无算。德清夏大疫。长兴大疫，死者无算。镇海夏秋间，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惟僧尼孩幼少犯，秋冬霜盛渐差。慈溪夏又疫较上年庚甚。定海疫。会稽疫。萧山大疫。余姚大疫。夏，松江府大疫，岁大熟，其证似干霍乱，手足拘挛，须臾不可救，有一家丧数口者。苏州府大疫。昆新夏秋大疫，吴江春疫，夏疫甚。常昭夏秋疫，至冬乃止，名蛣蛛瘟。秋，溧阳疫。丹阳疫。[34]
道光二年：秋，宝山大疫。镇洋疫，十月始止。夏，常昭疫又作，水中见红色，人饮之辄病。昆新夏秋大疫。定海疫[35]。
道光三年：仁和多疫。南汇大水，疫疠证并作[36]。
道光四年：镇海大有年，夏秋疫大作。溧水秋疫。句容水疫。六月，苏州城时疫盛行[37]。
由上举资料可以看出，这次瘟疫在江南出现的时间不是道光元年，而是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年，流行也没有完全结束，三四两年江南仍有时疫发生，虽然在我们搜集的资料中没有可供确定四年之疫情可以为何种疫病的详细记录，不过像镇海、苏郡，两年前曾发生过真霍乱，疫情又出现在夏秋，是真性霍乱的可能性较大，而道光三年南汇发生的疫疠，则有文献可征，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周浦镇诸生姚炜球曾于该年“七月中病霍乱卒，年仅二十四”[38]。由此可见，江南的这次大疫始自嘉庆二十五年秋，第二年，道光元年夏秋达到，秋冬霜盛势头转衰，但余绪一直延及道光三年甚至四年。
关于这次瘟疫的传播路径，已有的研究虽已基本清楚的指出，其由广东、福建通过海上交通北上，首先到达宁波，并从宁波向北移动，远及燕京，但在诸多细节问题上，各种说法还不无龃龉，另外，对瘟疫传到宁波后的传播情况，则基本没有涉及。为了更直观地考察传播途径，还是让看看根据以上的资料制成的图1。（见上图）
根据图1和以上所述疫情状况，首先可以看出，所谓瘟疫有由广经海路带到宁波，然后由宁波向北传布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宁波府的鄞县、慈溪、定海和象山的大疫的均发生于嘉庆季年秋季，与太仓州的镇洋、嘉定，松江府所属各县以及苏州府的昆山、新阳等地发生的时间相同，而离宁波较近的绍兴府、杭州府当年没有疫情发生，同时紧邻松太的嘉兴府和苏州府却发生了瘟疫。可见，霍乱病菌应该是在宁波和上海同时登陆的，然后各自沿交通线向内地传播。这两条路线的传播情况大致应该是这样：1、在宁波，嘉庆季年，霍乱弧菌首先在定海、象山、慈溪和鄞县四地出现，定海为孤立岛屿，象山与其它地区也有较多屏障，在这两地，疫情基本各地独立发生，在定海病菌上岸后，在该地停留了三年，而象山之疫病从石浦港出现后不久就停止了流行[39]。在慈溪和鄞县两地，疫情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在其中的一地上岸，波及另一地，不过从慈溪没有比较重要的海港这一点来看，很有可能有鄞县传至慈溪。但是鄞县的疫情在第二年并没有重新发作，而慈溪的疫情却更加严重，并向东波及镇海，向西沿姚江传到余姚，再由余姚沿浙东运河向西渐次延及（上虞[40]）、会稽、山阴、萧山，然后可能由萧山传布到杭州[41]，从杭州经钱塘江水系传至富阳和新城，也有可能直接由萧山通过钱塘江水系波及富阳和新城。2、在松太地区，病菌首先在当时国内最大的港口上海登陆，利用当地便利的水陆交通线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蔓延，向西传至青浦、华亭等地，西北方向传入嘉定、镇洋、昆山、新阳等地（唯离上海紧邻的宝山似乎幸免于难），并跳跃式地延及无锡和金匮，向南则流传到川沙、南汇、奉贤、娄县、金山等县，并于初冬开始在嘉兴全府和湖州的乌程和归安流行[42]。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区重新发作[43]，同时地处有疫诸县包围之中的宝山未能再次逃过此劫。并继续通过长江、运河、太湖等水路及陆路交通路线向西，向北流传，苏州府属各县无一幸免，其它运河和长江沿线，太湖周边的各县也基本都被波及[44]。到这一年初冬，疫情基本结束，此后的二三年中，只有少数地区仍有零星流行。
这次大疫前后延续五年，波及江南所有十府一州的50余个县，是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瘟疫。疫情基本以近程传播的方式向外扩散，有疫地区大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及内地一些重要交通线上或周围，浙西西部、浙东南部、宁镇地区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区的大多数县均未受到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病菌登陆后，虽然肯定存在着陆路传播，但内河航线仍然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受波及地区，危害程度也不尽一致，在人多地狭、交通便利的松太地区，霍乱弧菌一旦上岸，便四处蔓延，而在相对闭塞的象山县，却不久就停止了流行。在沿海地区，这一凶猛无比的疫疠曾令时人瞠目不已，而在离登陆地点较远的江宁，其危害似还远不如11年后发生的那场有可能是伤寒的大疫[45]。另外，在易感人群中，儿童受感染的机率似乎也较成人低，比如在镇海，“惟僧尼孩幼少犯”[46]，钱泳讲述的一则报应故事中，也述及了常熟张氏一家十八口除两岁幼孩幸免外全部疫死的事实[47]。而郑光祖的邻居，“季龙生一家四口，龙生先死于床”，其妇和十岁的女儿相继死去，而刚满月的幼儿最终因无人照顾而夭折[48]。表现出典型的古典生物型霍乱的流行特点。
四当时的社会反应与后果
尽管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清代江南面对瘟疫，无论是官府还是社会力量，一般都不会坐以待毙，而会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救治措施[49]。这次自然也不应完全例外，比如，在常熟，疫情发生后，“邑尊刘出百金合药普济，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药”[50]。不过总体来看，虽然当时的各种文献，有关这次疫情的记载相对较多，但关乎救治的内容却明显稀缺。个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传统的救治方法，对这一独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对于瘟疫强力、迅速的传染性和杀伤力，这种救治也就很难对时人产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该瘟疫的凶猛和前所未有，使当时社会出现了手忙脚乱、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反碍了进一步救治措施的举办。对此情形，史籍中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在宝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乱而实异，病初起忽吐泻，手足拘挛，六脉俱伏，名转筋霍乱。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时而死者。好善求方施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51]。
在其他地区，也多有“针刺医药，百无一效”[52]之类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这次大疫，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想出了种种医疗手段，但效果却明显不尽人意。
这样的大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见的。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据估计，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地区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在5%以下[53]。这一比例，与近来有些研究者高达四五成估计相比，可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不过它与当时霍乱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是基本一致的，根据麦克尼尔的说法：“1831年，当这种病第一次侵袭开罗时，该城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在欧洲城市，霍乱所造的人口损失从来没有这么大。”[54]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死亡率造成的死亡人口已相当可观，仅受灾比较严重的苏松太地区，疫死人数就至少在50万以上[55]。除了损害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缠染，为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无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甚至可能导致生产停滞，市面萧条。比如，疫情爆发后，在宝山的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市”。[56]。
除了以上有形的影响外，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霍乱这一杀手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虽然瘟疫对江南的民众来说，并不鲜见。但这次却让时人真的困惑了。首先，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这次大疫来到时，明明是承平丰乐之年。其次，在时人的经验中，疫疠“所行之地，远不过数百里，从无延及各省者”[57]，然而这回，“瘟疫流行，几遍天下”[58]。再次，该疫发病之暴烈、症状之奇特也令时人甚感恐惑不解。在当时的记载中，像“顷刻殒命”、“即刻毙命”、“不逾时而死”之类的用语随处可见。对霍乱发作时，手足痉挛，两脚麻木，特别是泄泻一如无收束、身体顿然形销骨立等症状，时人困惑不已，郑光祖曾感叹说：
凡染此病者，类无六脉，其死不过一两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数日死者。其泄泻一如无收束，粪直下，色白略同米汤，泄两日，虽肥人必瘦，筋收则四肢拘挛，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胜死，则膀肚肉欠过腿挛，手臂肉欠过腋下，肋骨条条冈起，周身之肉不知消归何所[59]。
柳树芳也在描述这次瘟疫的诗中云：“肠胃先巳伤，肌肉登时削。往往一饭顷，便不可救药。人言鬼作祟，纵疫为击缚。”[60]最后，在瘟疫传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现象也让时人产生种种猜疑。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西瓜与疫的关系问题上，当时到处传言，“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贱甚”[61]。根据我们现代的认识，西瓜与霍乱显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在当时夏秋季节，苍蝇飞扬，以及小贩往往会用已经污染的水喷洒没有及时卖出去的西瓜以保持持湿度，故西瓜成为传播媒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今日，切开而没有妥善保存的西瓜也每每是一些肠道传染病的流传媒介。不过，江南是肠道传染病的多发地区，显然这不是江南肠道传染病的第一次爆发，那么，何以西瓜的传播作用至此才引起注意呢？这主要跟疫病的本身的发病特点相关。虽然西瓜既能传播霍乱病菌，也必然会传播伤寒和痢疾等其它肠道传染病的病菌，但我们知道，伤寒起病缓，潜伏期长[62]，使人难以察觉；而痢疾虽潜伏期并不长，但一者该病常见，危害较小，二者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霍乱弧菌强得多，除水果外，几乎所有的食品均能成为传播中介[63]，因此西瓜不易受到特别的注意。由于时人感觉这是一种新的情况，同时这次的疫情又特别严重，所以，猜忌纷起，认为是西瓜中毒，说：“每每破瓜，其中辄物。”[64]甚至见到“惟是西瓜中切出蚰蝎”[65]。有人根据自己的经历斥责其妄，也有人以自己的所见认为并非无稽[66]。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时人又对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再加上传统的救疗方式很难取效，如此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时社会充斥着人人自危、惊恐无状的恐怖气氛。当时之江南，“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丰都地狱”，“啸樑啖宝，草本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67]。而且这种气氛迅速扩散，弥漫着整个大江南北。嘉庆季年，疫病虽未传至江北，但有关瘟鬼将至的传言早已病菌到达之前捷足先登了，如在河南，“前半年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将有鬼夜半叫门，应之即吐血而亡，须遵书符咒避之，乃免。……当时人人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述，”[68]。陕西西安也“人情汹汹，流言四起”[69]。
由此，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江南地区的这次大疫实乃超出时人经验和记忆范围的一种新疫病，故而，尽管真霍乱传入我国的时间可能在乾隆中期，甚至更早，但至少对包括江南在内大部分地区来说，应该基本可以认定它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霍乱、全新而且凶猛异常的疫病。
注释:
[1]在江南众多的地方志的“祥异”中，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间，除本次瘟疫外，均未见有其它自然灾害的记录，反而是不少方志中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岁大稔”。桐乡的柳树芳的《纪疫》诗则指出：“比来屡丰年，户口占和乐。日常餍膏盘，几不识藜藿。”（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2页）
[2]参阅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2—303页：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753—755页。
[3]黄启臣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10的数字计算而得。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2页。
[4]参阅陈尚胜：《闭关与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308页；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5]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5—83页。
[6][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78页。
[7]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4—49页。
[8]转引自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册，第814页。
[9]转引自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页。
[10]俊著赵旭初点校：《温热暑疫全书》卷3，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1]如陆以湉指出：“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沙，不急救即死。”（《冷庐杂识》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7—408页）
[12]参阅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第228—229页；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195页；陈胜昆：《中国疾病史》，台湾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9页。
[13]道光以后，文献又常称这种威力巨大的疾病为吊脚痧、脚麻痧、瘪螺痧等。
[14]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30—31页。
[15]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见陈修园编撰：《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1961—1962页。
[16]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5—766页。
[17]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715页。
[18]莫枚士：《研经言》卷4，《瘪螺痧辨》，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557页。
[19]有关古代医籍对霍乱的描述可参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57，《霍乱门》，第6册，第814—834页。现代医学认为，真性霍乱开始发作时，即突然发生极剧烈的腹泻和呕吐。腹泻先是黄色稀粪，以后，即泻出米汤样的水，这是霍乱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呕吐到最后也吐米泔水。吐和泻的特点都呈喷射式。一般无腹痛症状。经过几小时至十几小时，病人由于严重缺少水分，皮肢干皱，指纹下陷，两额突起，眼睛下凹。肌肉也因缺水和缺盐而痉挛抽搐，特别是小腿及腹壁肌肉，成为俗话所说的“吊脚痧”。最后往往因严重脱水而死。（参阅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余氵贺：《急性传染病》，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而假霍乱即急性肠胃炎，亦有恶心、呕吐、腹部阵发性绞痛、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可因剧烈呕吐、腹泻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酸中毒或发生休克，而表现口溜、尿少、皮肤干燥、眼球下陷、极度乏力、呼吸深大、血压下降等。一如真霍乱，但无霍乱菌，而且整体上症状较轻，传染性不强。（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页；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商务印书馆1950年修订版，第25—26页。）
[20]比如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载《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7—1970页。
[21]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11、114页。
[22]陈方之：《急慢性传染病学》（中册），第194页。
[23]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24]转见程恺礼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67页。
[25]陈修园原评：《急救异痧奇方》，见《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3册，第1947页。
[26]《急慢性传染病学》，第193页。
[27]《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第58页。
[28]《中国医学史略》，第245页。
[29]陈胜昆：《中国疾病史》，第29页。
[30]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71—777页。
[31]程恺礼前揭论文，第770页。
[32]费善庆：《垂虹识小录》卷7，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本，第477页。
[33]同治《鄞县志》卷69，《祥异》，光绪三年刊本，第15a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213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版，第4册，第1201页；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丛书·华中”，第196种，第10册，第3131页；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转引自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第58页；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丛书·华中”，第176种，第6册，第1969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见“集成·江苏”，第8本，第129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丛书·华中”，第143种，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丛书·华中”，第169种，第8册，第2623页；光绪《青浦县志》卷29，《杂记·祥异》，第4册，第2055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丛书·华中”，第174种，第2册，第703页；光绪《娄县续志》卷12，《祥异志》，“丛书·华中”，第138种，第2册，第453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丛书·华中”，第42种，第3册，第1480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集成·江苏”，第15本，第637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5，《行义》，“丛书·华中”，第21种，第2册，第443页；光绪《嘉兴府志》卷35，《祥异》，“丛书·华中”，第53种，第2册，第841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丛书·华中”，第59种，第2册，第681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
[34]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第6册，第196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嘉定县志》卷5，《禨祥》，第8本，第129页；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乡镇志专辑，第4本，第65页；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丛书·华中”，第407种，第4册，第1559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第2册，第535页；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丛书·华中”，第457种，第3册，第927页；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9，《杂事·祥异》，“集成·江苏”，第37本，第749页；光绪《宜兴荆溪县志》卷8，《人物·义行》，第3册，第1110页；民国《杭州府志》卷85，《祥异》，“丛书·华中”，第199种，第5册，第1662页；民国《新登县志》卷20，《拾遗·祥异》，“丛书·华中”，第73种，第4册，第1484页；光绪《金陵通纪》卷3，“丛书·华中”，第37种，第531页；甘熙：《白下琐言》卷1，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印本，第23b—24a页；光绪《平湖县志》，卷25，《外志·祥异》，第8册，第2429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34，《祥眚》，第2册，第681页；民国《新塍镇志》卷4，《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8本，第944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乡镇志专辑，第23本，第383页；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丛书·华中”，第54种，第3册，第816页；民国《德清县新志》，卷13，《遗闻》，“丛书·华中”，第60种，第2册，第835页；光绪《长兴县志》卷9，《灾祥》，“丛书·华中”，第586种，第2册，第781页；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丛书·华中”，第478种，第8册，第2885—2886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第4册，第1201页；民国《南浔镇志》卷29，《灾祥二》，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上，第305页；道光《会稽志稿》卷9，《灾异志》，“丛书·华中”，第531种，第1册，第164页；来裕恂：《萧山县志稿》卷14，《杂记·历年祥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7，《祥异》，“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130页；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第11册，第3892页；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祥异》，第8册，第2624页；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祥异》，第2册，第703页；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第3册，第771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第6册，第3391页；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9，《祥异》，第15本，第637—638页；光绪《吴江县续志》卷38，《杂记·灾祥》，“集成·江苏”，第20本，第557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丛书·华中”，第153种，第9册，第3165页；光绪《溧阳县续志》卷16，《杂志类·瑞异》，“丛书·华中”，第471种，第215页；光绪《丹阳县志》卷30，《祥异》，“丛书·华中”，第135种，第4册，第1511页。
[35]光绪《宝山县志》卷14，《祥异》，第4册，第1559页；道光《璜泾志稿》卷7，《杂缀志·灾祥》，乡镇志专辑，第9本，第198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第九册，第3165—3166页；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黄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实》。
[36]民国《杭州府志》卷143，《义行》，第8册，第2725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1480页。
[37]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6页。光绪《溧水县志》卷1，《舆地志·庶征》，“丛书·华中”，第12种，第1册，第90页；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9上，《祥异》，“丛书·华中”，第133种，第6册，第2110页；石韫玉：《独学庐诗文稿·四稿》卷2，清刊本，第26a页。
[38]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记·遗事》，第3册，第1598页。
[39]据民国《象山县志》记载，当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城中设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第10册，第3131页）
[40]在上虞县的地方志中，光绪以前的疫情失载，根据图1揭示的流行路线，上虞发生疫情的可能性极大。
[41]钱塘和仁和两县在康熙以后基本没有可供利用的县志，而著名的民国《杭州府志》中也基本没有这两个县的疫情记载，按照一般理解，杭州作一个当时著名的通都大邑，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说，道光元年这场全国性大疫没有波及是颇为奇怪的。道光三年，仁和多疫，但疫情系何种性质，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根据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中所录的医案，道光十七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但在此前的道光九年，已存在霍乱的病例，（卷下，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册，第673页）可见霍乱当十七年流行之前已经传入，而在江南，从道光元年到十七年间，并无有霍乱大流行。而且常熟的郑光祖在这次大疫过后，曾听说这场瘟疫延及杭州。（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3b页）因此杭州的霍乱病菌当在嘉道之际这次大疫中传入，道光三年仁和之疫也应该是真霍乱，但道光三年之疫不过是这次大疫的余绪，显然，对杭州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在疫病流行是未受到影响，反而要道瘟疫基本结束始才传入，可能性甚小，何况与杭州相邻的萧山和富阳均有疫情发生。所以，笔者认为，道光元年，霍乱曾传及杭州。
[42]霍乱的流行时间一般多在夏秋两季，嘉兴和湖州府的疫情出现在冬季，颇多疑惑。不过，在当时的一些记载中，疫情到初冬仍在继续的情况的确存在，比如，次年昆新等地发生的大疫，入冬才停止（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一种新的疫病对该种病菌的处女人群所具的威力应该不能完全按常规来理解，霍乱孤菌在初冬抵达嘉湖，并发生流行，也不无可能。
[43]例外的情况是嘉兴府的石门和海盐，他们均处离松江府较远的嘉兴府南端，可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海盐的地方志对疫情没有记载，上年的情况是根据府志得到的，因此海盐也可能是因为缺乏记载。
[44]唯一出人意料的例外是镇江府城所在的丹徒县没有疫情记载，这究竟是真的未发生瘟疫，还是因为失载或我们资料搜集不够全面，于此不敢断言。
[45]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是这样描述道光十二年之疫的：“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而道光壬辰最为甚。自三月起，疫气流行，互相传染，死亡甚众。……至立秋，患乃息，诚有生以来仅见之大灾也。”（卷7，第5b—6a页）而关于道光元年的瘟疫，除了描述症状等外，只是说：“道光辛巳夏秋之交，痧症大行。”（卷1，第23b页）有关这次疫病的分析，请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60页。
[46]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第2885—2886页。
[47]钱泳：《履园丛话》卷17，《报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1页。
[48]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b页。
[49]具体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49—164页。
[50]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51]道光《寒圩小志·祥异》，乡镇志专辑，第1本，第429页。
[52]宣统《信义志稿》卷19，《志事·灾疫》，乡镇志专辑，第8本，第489页。
[53]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54]卖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3页。
[55]嘉庆二十五年苏松太人口总数为10,398,156，（该数字由吴建华根据《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调整而得。参见氏著：《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该地区几乎每个县都受到瘟疫的侵扰，不过严重程度并不一致，即使以较低的5%计，也在50万以上，若按8%算，则为83万零。
[56]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6—327页。
[57]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2b页。
[58]孙兆溎：《花笺录》卷17，同治四年刊本，第37a页。
[59]《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60]见张应昌：《清诗铎》卷23，《疾病》，第872页。
[61]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2]3—35天，平均10天。（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7页）
[63]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90、104页。
[64]孙兆溎：《花笺录》卷17，第37b页。
[65]张畇：《琐事闲录》卷上，第12a页。
[66]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2页。
[67]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23b页；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