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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理论范文1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生态学理论范文2
论文摘要：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是供应链战略协同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是具有智慧的商业生命体，供应链是由企业构成的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复杂系统。生物界的形成与演化是有一定的科学规律可循的，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组织、协同基因、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为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供应链的战略协同中，协同内在机制是供应链协同研究领域中一个最为重要问题。它是战略协同中决定供应链上的各企业能否达成协议，进而进行协同的首要问题。其中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又是一个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企业是具有智慧的商业生命体，供应链是由企业构成的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复杂系统。所谓供应链协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某种战略目的，通过公司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而结成的一种网络式联合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生态系统解决复杂性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值得好好学习，生态学理论可以为人类解决经济管理系统的问题提供一个方向。其一，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复杂系统。其二，生态学研究的系统往往是非线性系统。其三，生态学研究的系统规律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生态学理论对供应链协同的研究具有适用性，所以本文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适应、协同基因、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为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1、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的研究现状
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是供应链战略协同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此的研究只局限在经济管理领域。目前在理论界和企业界针对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问题普遍认可的观点有：谋求中间组织效应，追求价值链优势，构造竞争优势群。
1.1 谋求中间组织效应
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不是单纯的组织外关系，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内关系，它实际上是一种中间组织关系。因为它们的关系在形式上保留着许多市场交易关系即组织外关系的特征，又融入了一些企业之间关系已带有固定性即组织内部关系的特征。中间组织既具有内部一体化组织的一些控制和协同优势，又保持了市场的灵活性。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协同，动因之一正是为了谋求“中间组织效应”，是为了稳固、强化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发挥协同效应，避免企业组织规模扩大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
1.2 追求价值链优势
供应链系统上的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价值链，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细化，技术创新及其推广速度的加快，市场范围的日益全球化，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变得越来越多，结构也更加复杂。价值链分解使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事所有的价值链活动。企业保存有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把没有竞争优势的环节分离或外包出去，在市场上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组成协同关系，共同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全过程。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都是企业生产与组织的创新，用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供应链协同的一个动因。
1.3 构造竞争优势群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消费者需求日益的多元化，单个企业已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企业与企业之间结成一组具有动态适应和调整能力的竞争优势群已变得越发的紧迫和必须。供应链协同是一种较为便利和便宜的方式，可以使成员企业优势互补，形成共赢局面。
2、生态学理论的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分析
在上一节中，简单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的研究现状做了一个概述，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和经济领域。供应链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非线性和不确定，这些特征与生态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征是相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一些观点和视角去审视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以系统自组织、协同基因、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动力为研究切入点。
2.1 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系统的一种自组织
生态学理论针对复杂系统的形成强调系统元素的自组织性。生物进化的本质是生物为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生存状态进行的自调节：调节过程包括生物与外界进行的质量、能量及信息的交换；进化的结果是生物本身结构复杂性的提高。生物进化总是导致新物种的出现和结构的复杂化，即有序性的增加。有学者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满足一定条件时生物可以自发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以适应周围环境。这种适应既包括暂时性的适应性反应，如条件反射，也包括永久性适应，即产生遗传性变异。把这个生物进化自发性条件称为自适应函数。生物界的生物自适应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目前供应链已从分散式管理转变到协同式管理，所以本文研究的是由自组织程度低到自组织程度高的演化过程。供应链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是一个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供应链系统从外界环境中吸取的任何东西，都可能产生序参量，都会引起涨落。由于系统的开放性，系统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环境发生着能量的交换，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行为都会导致序参量的产生，同样，外界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序参量和序参量系统的产生。因而新的有序只是在一个瞬间，系统始终处于非平衡的相变中，“涨落”现象总是发生。正是由于有不断的序参量产生，有不断的“涨落”出现，供应链系统才得以不断创新。可见供应链系统具有把物质、能量、信息转化为维持自身存在，谋求自我发展的“自组织”的能力。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供应链系统内部序参量的不断产生，比如物流瓶颈、信息共享的需求、供应商忠诚关系等，有不断的“涨落”出现，使供应链系统向协同自组织，以求共赢的系统平衡。但供应链系统不完全与自然生态系统一致，它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供应链自组织具有对环境的“适应”和“选择”的能动性；同时它还存在着“自组织悖论”，所谓自组织悖论指的是系统的演化与发展、组织化、进化既是自组织的又是非自组织即他组织的。供应链系统是经济系统，它的运行环境离不开人为的干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的组织策略。总之。供应链系统的自组织属社会系统范围内自发的一种组织现象，它反映了人类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自我选择、协同、改变和适应环境，从而达到新的有序状态的社会行为。 转贴于
2.2 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供应链协同
生物学中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定义为生物体繁殖引起了资源的稀缺，从而形成了消灭不够适应变种的压力，这种过程就叫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本质上就是“有益的变异被保存而又有害的变异被拒绝”。进化论学家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的动力与机理，首先来自于生物具有一种不断地增加结构复杂性和完美性的天生趋势，其次是生物具有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器官用进废退的观点；一个是获得性状的遗传的观点，也就是生物体在环境的长时间作用下而获得或失去的任何性状都可以遗传给后代。自然选择对变异和遗传发生作用，导 致新物种的形成或旧物种的灭绝。自然选择学说认为适者生存是进化的机制，它认为每一物种在发展中越来越适应环境。物种每个个体的基本特征由后代所继承，但后代又会产生一些异于父代的新变化。在环境变化时。只有那些能适应环境的个体特征方能保留下来。
把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建立在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是适应机制，强调经济体能否适应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论文《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求助于“自然选择”论证了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都基本上做到了使其利润最大化。
在现代市场选择压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只有最有效的策略才能生存。器官用进废退的观点对企业的启示是企业在进行自我的审视之后，把自己的现有价值链分解，充分发挥自己的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把不具有优势的价值链部分分离或外包出去，这就产生了需求合作伙伴的欲望，这是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力。
供应链系统的生存与此非常相似，面对有限的资源，现代的竞争形式已转变成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同一行业里的各条供应链在接受着经济自然选择。如果供应链仍按传统的分散式管理，已不能适应竞争环境。那些能够很好地整合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实现无缝协同的供应链往往经受了自然的选择，得到了快速发展，不断成长壮大。所以供应链协同是环境赋予的供应链企业迫切需要的适应模式。
2.3 生物进化动力——协同基因
自然界从诞生到现在，无论是在物种数量或者是质量上无疑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认识自然界进化的动力机制对我们研究社会系统的形成进化机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量生物实验和研究表明，生物进化的基本动力有竞争和合作。竞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在有限的生态位内，竞争是生存的必须。竞争主导的生物进化是存在的，在一定范围和水平上竞争的结果有利于植物形态、生理适应特征及生活适应策略的进化。
但对我们更有意义的是生物界存在着广泛的合作机制——互惠共生机制。所谓互惠共生是指物种之间相互有利的共居关系，彼此之间有直接的营养物质的交流，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双方获利。尤其是在自然界生物集群中，分工与合作的意识更强烈和明显，特别是在较稳定的生物集群中，个体之间具有相互吸引力，彼此互相需要，分工协作，共同维持这一群体组织，从而使集群能够长期存在。并且这种性状会随着物种的进化逐渐的保留下来。我们知道，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在此我们把控制物种分工与合作的性状的基因为协同基因。协同进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共栖、共生等现象都是生物通过协同进化而达到的互相适应。协同进化强调通过不同种群问的相互协作来提高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彼此间的生存能力。协同有利于加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能力，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有序性和多样性。因此，协同作用的结果应该是更有利于生物进化，而且比竞争更普遍、更有意义。
网络组织内部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企业之间若为上下游关系或相关产业，则其收益相关性一般比较大。供应链系统是典型的网络组织。供应链中除了核心企业外，其他节点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为了保存竞争优势必须对自身的资源及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进行调整，逐步形成各自不同的经营目标、资源和技能组合、竞争战略及企业文化。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历程中充满了竞争，资源规模有限，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其实协同合作是他们的需求和内在愿望即他们携带有协同基因。正因为如此，供应链理论一经实施。便取得了很好的响应。所以供应链系统也采用了协同进化的方式来建立相互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以提高对外部市场的适应性。
3、结束语
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一直是企业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对它的研究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很多新的理论被引进来。在此大背景下，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对供应链协同进行分析。首先简述了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的研究现状，被普遍认可的观点有：谋求中间组织效应，追求价值链优势，构造竞争优势群。在此基础上，又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适应、自然选择、协同基因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得出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系统的一种自组织，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供应链协同，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具有协同基因等论点，为对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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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理论范文3
1当代体育教育生态学所面临的问题
1．1体育教育生态学的发展状况
体育生态系统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改革，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被称为体育生态平衡。这时各方面的生态因素互相促进、互相协调而不断发展。这种平衡状态也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体育人口发生变化、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内部环境在改变、体育方式在创新等等，所以体育生态系统也得以不断更新和发展，以便能够达到合理的结构、高效率的功能、更好的生态效益状态中，这也是我国体育教育界研究者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的问题。近些年来，因为人们追求高考升学率，在体育高考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考试前过度加强训练、考试作弊、食用不良药物等等，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甚至很多已经考上大学的学生，连基本的后蹬跑训练都没有做过，致使体育教学课程的质量严重下降，影响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体育教育的目标根本无法达到。除此之外，学校体育生态教学的内部组织机构、很多课程结构都存在不平衡现象。因为自然学科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方面上已经超过社会学科所取得的成就，使很多学校都出现了“轻文科、重理科”的现象，自然学科受到学校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大量的经费，而社会学科往往只是作为陪衬，也就导致了社会学科的发展速度远远不及自然学科，二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长此下去，如果找不到很好的解决方案，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更加不利于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均衡发展。不管是哪一所学校的内部机构，体育教师的人数与学生人数之比、学生人数与体育器材之比、管理人员与体育教师之比等方面都影响了体育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从而导致了体育教育结构不平衡的现象，这一状况需要我国体育界以及各相关单位及时解决。
1．2局部生态环境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用花盆根本养不活万年松，利用花盆养万年松在环境方面上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花盆内生长的群体或者个体，由于环境的限制，其生态价值就会处于下跌状态中。目前，我国的体育教育就处于这种状况，在一个半封闭的体育教学体系中，学生与现实社会有着一定的距离。体育产生于自然中，如果脱离了自然，也就失去了最具有特色的体育教育，那么生态体育教学也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当代很多教育方面的学者意识到体育功能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和缺失，所以各种拓展训练方式接踵而至，但是各种拓展训练方式真的适用于学生的多方面发展吗?还是需要进一步考察和认证的。体育的真正魅力在于它能给予人们运动时的，同时也是自我挑战和征服世界的。我们应该考虑在当代教育快速发展时期，体育教育应该采取哪种方式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有利于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3体育教育生态学发展缓慢
体育教学生态学作为我国教育界新兴起的一门学科，仍然处在起步发展阶段，其教育理论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时也较少关注这一学科的发展。所以，总体来说，体育教育生态学这门学科处在一种封闭的教育形式中，研究内容和范围比较狭窄，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在很多方面都缺少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调查，在学术上也没有取得一定的地位，一些影响这门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在分析和研究方面没有具体的创新和突破，很多方面都制约着体育教育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深度研究我国高校体育教育生态学改革的必要性，希望通过研究能够优化我国高等院校的体育改革。
2生态学在体育教育中的发展方式
2．1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
易变化而又蕴含自己的独有特性是教学内容所具有的特性。体育所包含的项目多种多样，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不但要将单一体育项目的特点发挥出来，更要学习其他新的体育知识，从而丰富自己的体育兴趣。作为我国的国粹和精华，武术应当被传承下去，但是其他的体育项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己的个性，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名言:“人一生中不可能趟过同一条河两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实际的体育教学中，应当灵活使用各种教学办法，做到因人而异，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去教育学生。每个学生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一些因素，致使他们在运动的天赋和接受能力上存在很大差异。基于此，老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就应当区分对待，为每个学生制定合理的运动计划。体育学习最终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完全取决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的第一动力就是兴趣，一个人如果对学习失去了兴趣，那么其学习效果自然不会好。所以说，只有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全激发出来，才能让他们在体育学习中感受到快乐，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学习兴趣可以由两方面组成，其一是所学习的基本知识，这将是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二是其他的一些间接因素，比如环境、人文因素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将课本知识的趣味性得到充分发挥，将课本知识进行深化加工处理，使教材中所蕴含的趣味性内容尽可能多地被挖掘出来。
2．2让教学的主要目的转变到生态教育上面来
我们将体育教育及实践作为基本出发点，从生态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体育教育问题，并就此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我们将当下的社会环境和大众的基本需求融入到体育教学之中，使得其在教育内涵上产生质的变化，并为相关体育教育的思想和理论发展鉴定坚实的基础。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体育教育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传统意义上来说，人们觉得体育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过程，但是现在认为体育教学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会受到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环境变化、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心理变化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在体育教学中，相关人员应当积极学习和探索其他学科中的优秀理论和实践经验，并能够合理地应用到体育教学中来。认真探索体育教学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找到新的突破点，努力提升体育教学的水平，以推动体育教育的改革，从而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我们应当用生态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观察和分析体育的发展和改革，建立起一门用生态学来解释的基本学科。以上这些都为体育教育生态学的发展鉴定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在实际的体育教学中应当保持各环节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得各系统之间互相取长补短，能够保证最好的教学效果。体育的生态教学是把教育作为重点的，将体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作为考虑的重点，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角度去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一种和谐、宽松、自由的生态系统，从而实现让体育教育为人服务的目的。
2．3借用高科技手段创造良好的体育教育环境
无论什么学科的教学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体育教学也不例外。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日常体育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体育教育借助多媒体这种新兴的教学工具，通过视频、图片等教学资料，对学生在感官上以直观的影响，让学生更高效地掌握知识;这种教学方法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这种意识能够保证学生长期对体育学习充满兴趣，坚持下去就可以建立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自信心。学生的学习过程会受到外在和内在环境两方面的影响，而外在因素主要包括学生的数量、体育器材的质量和数量等，内在因素指的则是师生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实际教学中，老师应当和学生建立起和谐相处的关系，及时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将其放大。体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娱乐性，倘若体育课成了让学生恐惧的事情，那么体育教育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价值。
3结语
生态学理论范文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030-6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07
国内外教育界的许多研究者提出以生态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教育问题，因为生态学范式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与世界以及其他人的联系（Morris， 2002： 572）。教育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揭示教育发展趋势与方向，特别关注教育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自然、和谐、开放式的教育教学模式。近年来，教育生态学被引入课程研究或者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教育生态研究趋势（刘森林，2008：35）。从教育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英语写作教学也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统一的微观生态系统，它是由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环境等生态因子共同构成的，这三个因子之间相互独立、相互作用，而又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动态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到英语写作教学的正常进行以及成败与否。然而，调查和研究结果显示：目前高校英语写作教学存在一些非生态现象，具体表现在：第一，教学的生态主体教师和学生出现生态错位的情况。英语写作教学依旧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是教学的客体。教师扮演着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学生扮演着被动接受知识的角色。由此可见，教师和学生缺乏必要的互动交流，很难在英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教学效果不尽人意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教学环境的生态系统失衡，主要体现在英语写作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评价方式与英语写作的教学目标不一致，造成教学效果收效甚微，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也无从谈起。为了改变现有的英语写作教学状况，教育生态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英语写作教学视角，构建和谐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英语写作教学生态体系。
1 . 教育生态学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
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一个由教育学、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新生的边缘学科，这一科学术语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g）创建。教育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寻求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的教学矛盾和问题的策略或方法（邓小泉、杜成宪，2009：12）。教育生态学把教育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是教育学和生态学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的产物，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和规律，着重围绕生态平衡、环境与适应、人群的分布与构成、人际关系等问题建立和谐共生的学校内外生态环境系统，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以促进师生共同成长和发展。
教育生态学的特点之一是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目前，在我们的教育中，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的期望太高而且迫切。然而，事实上，学生的学习和成才是一个自然而漫长的过程。自然的即是和谐的，在这一过程中，教与学和谐，师生关系和睦，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融合统一，课内与课外相互渗透协调，教学与教育融为一体，师生在和谐中自然地成长发展，教师的主体精神和学生的主体精神都得以充分的展现。与此同时，生态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个体组成的平衡整体，这种整体性体现在教学中就是教师、学生、教学环境形成一个“以人为本”的教学生态环境，让师生双方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发展，最终实现教与学双方的可持续发展。多元互动、合作共生是教育生态学的又一典型特征。在教学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教学环境的互动，探索知识、交流情感是主要的教学活动形式，进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完整的实体。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与教师、同学、教学环境相互适应和互动。而教学安排、组织与设计要不断进行调整，从而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以适应在不断发展的每个学习个体的需求。学习活动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以群体的组织方式展开，师生之间协商角色分配，相互学习，通过借助集体的力量完善自身，从而达到良性循环（杜鹃、于洋，2012：126）。
开放性也是教育生态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教学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教学目的的开放性。教学目标的设定不仅仅是围绕英语写作知识技能展开而服务于各类外语考试，它还应包括学生情感意志、态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等。其次，是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教师不再是仅依靠一本书、一支粉笔、一本教案来进行授课，教师应充分利用以互联网以及语料库技术为支撑的各种教学资源，不断开发课外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引导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跨文化现象等进行思考，把英语学习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展开丰富多彩的语言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外语思辨能力，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促进学生个体充分发展。英语写作教师需要不断学习现代教育技术，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知识结构，用以指导英语写作教学实践。
2 . 教育生态化的英语写作教学观
教育生态学理论认为，课堂教学是一个有机的生态微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个因子和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要想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必须对课堂教学系统的变量进行研究和分析，找出其中的限制因子，并加以改善和消除。就目前的英语写作教学现状而言，教师的教学理念、学生学习英语写作的态度和英语写作教学环境是我们英语写作教育教学中的三大主要限制因子。这三大限制因子主要表现在：教师固守落后的传统教学观念，仍然立足于英语写作知识的讲授和写作技能的训练。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单一而僵化，缺乏开放性和灵活性，学生体验不到英语写作学习的乐趣，加之四八级过级考试和过重的学习负担，使学生厌学、弃学，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的成就感和喜悦感，失败和沮丧总是伴随着学习过程。此外，教学环境的功利化，也使学生迷失方向，缺乏正确的学习动机。只有找准课堂教学的限制因子，然后对症下药，变限制因子为促进因子，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 . 1 生态化的英语写作教学观
长期以来，英语写作教学无论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评价上看，都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倾向。写作教学的目的是服务于英语写作期末考试，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以及托福、雅思考试，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过级或取得好成绩，为了将来能找到好工作或为了出国进一步深造学习。教学内容上也是以考试为导向，教师按照统一使用的教材的要求以及考试的要求来进行教学，以使学生获得高分数。写作教学评价也主要是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终结性评价，以命题作文为主，可谓是“一考定终生”。很显然，这种以功利性和工具性占主导地位的英语写作教学现状，是与现代教育教学的本身发展方向相违背的，是一种非生态的教学模式，我们要构建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生态化英语写作课程体系。
生态化的英语写作教学目的不是向学生简单地传授一些英语写作知识和写作技巧，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定字数限制的作文，而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英语写作的教学内容也不仅仅是一本英语写作教材、一个PPT教学课件的演示，而是多元开放信息的优化与融合，适合于学生的认知特点、个性差异，发展和提升他们的情感态度以及价值取向。英语写作的教学评价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多元的非完结性的动态评价过程。
2 . 2 生态化的英语写作学习观
传统的英语写作学习主要是掌握英语写作知识和写作技巧，采取以背诵为主的方式，背诵的内容有常用词汇、短语，固定句式、优美的句子、名言警句，甚至精彩的段落乃至全文，针对英语四级、八级以及雅思、托福考试的范文。我们并不否认背诵在提高英语写作水平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是这样机械的学习方法久而久之，使学生就会慢慢地失去对英语写作的兴趣和动力，不利于英语写作的学习和写作能力的提高。
美国学者多伊尔和庞德认为，“学习发生的每一个背景中都包含了一位学习者，一位教师，一个背景和学习的信息……因此，学习发生在一个生态系统之中”（李森，2011）。在这一系统中，学生、教师、学习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与发展。教育生态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互动共生”，体现在英语写作学习中为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以及与学习环境的互动。在学习英语写作的过程中，学生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小组讨论、同伴互评（peer review），倾听同伴的见解和看法，互帮互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同时，写作教师的指导作用也举足轻重，通过e-mail，microblog或面对面的交谈，认真听取老师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作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修改和完善。除了有效利用英语写作课内的学习资源外，还应充分使用多元信息融合的课外学习资源，例如网络资源、英语写作俱乐部、英语写作大赛等，这些都是提高英语写作水平的良好平台。
2 . 3 生态化的师生角色定位
教育生态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师生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一言堂”现状，教师不再是唯一的“权威”，而应该是引导者、协调者、合作者。美国的课程学家多尔认为，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建构，从外在于学生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多尔，2000）。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新型师生关系不再是单向的、封闭的，而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开放的。生态化的英语写作教学应该让课堂充满活力，让每一个学生个体焕发出勃勃生机。教育生态化英语写作教学应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技能而应该是积极的知识建构者和能力的提升者。教师应该从课堂的“唯一权威”“掌控者”的身份转变为“引领者”“协商者”。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两者共同完成英语写作教学活动。教师在生态化英语写作教学中不仅仅是课堂知识的传播者，更要注重对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学习兴趣的开发，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教与学的互动与合作应该是英语写作教学的主旋律。在英语写作课堂中，教师可以选择贴近学生生活或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鼓励学生先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探讨，分享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开阔学生的视野。同时，教师也应与学生进行平等交流，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和提升。在课外英语写作指导中，教师可以通过在线交流与在线评阅给予学生随时随地的指导，同时鼓励学生参加面向大学生的各种写作大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辨能力，从而促进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和语言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
3 . 教育生态学视阈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构建
3 . 1 确定可持续发展的写作教学目标
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是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忽视了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破坏了以促进个体可持续发展为本的教学生态系统。学生只要能完成写作任务，或是在四级、八级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算是达到了写作教学目标。教育生态学认为，英语写作教学应将语言输入和输出有机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实践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应将听、说、读、写、译等各项基本技能进行有机的融合与互动，坚持“以读促写、以听促写、以说促写、以译促写”的教学理念，从而实现“以写促听、以写促说、以写促读、以写促译”的教学目标。
听、说、读、写、译是信息交互、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指导学生要坚持多听英文材料，例如英语新闻、英语辩论、英语演讲、英文电影、英语访谈等，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学生可以知晓国内外大事、热点问题，了解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同时也增加学生的语感和语言知识的积累，为写作储备必要的素材。“以读促写”也不失为提高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通过阅读英文报刊、英文杂志、英文原著，不仅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表达方式，熟悉英文的写作结构、上下文的呼应、内容的连贯等，学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教师也可以尝试“说写互动”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写前活动中，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全班或小组讨论。Weissberg（2003： 123）认为：“课堂讨论不仅有助于二语写作者挖掘写作主题、进行文字编码，并进一步意识到写作过程的方方面面”。显而易见，讨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拓宽视野，理清思路。这种以讨论带写作的写前交互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写前障碍，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为后续的写作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译写结合”指的是在英语写作课堂教学中，采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互动方式，从而将写作课与汉英翻译课相融合，例如在赏析名言警句或是经典段落时，可以引导学生先进行英汉翻译，让学生体会英汉语言各自的表达方式、特点以及差异。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讲授英语句子合并技巧时进行汉英句子翻译的教学互动。总而言之，这种富于变化和适时更新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将英语听写、说写、读写以及译写形成良性互动与融合，不仅有利于英语写作教学，更有益于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提高，实现写作教学效果最大化。
3 . 2 选择多元开放的写作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语写作内容单一化，目前大多数英语专业本科院校只采用一本英语写作教材，而且教材的更新速度缓慢。目前可供高校英语写作教师选用的教材一是数量有限，二是教材的内容不尽如人意。有些教材侧重于写作理论指导，而缺乏写作案例和写作任务练习，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写作的基本理论。有些教材侧重于写作理论方面的指导，例如有些教材大篇幅地讲解写作题材的不同类别及其特点、写作技巧等，而写作案例分析和写作任务练习寥寥无几，这样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写作的基本理论。然而，有些教材虽然看起来内容比较丰富，小到词汇的使用、时态的选择，大到段落、篇章的架构，但缺乏系统的写作理论的指导，导致学生很难从理论的高度理解和掌握写作的基本规律和写作策略。教育生态视角下的英语写作课堂教学要实现教学的开放，特别是写作教学内容的开放。生态化的教学内容绝不仅仅是教科书，需要考虑学生最想了解、最感兴趣的知识，能够达成教学目标的材料都可以成为教学内容。
例如，在讲到《现代大学英语中级写作（上）》第一单元“We learn as We Grow”这一话题时，引导学生思考“We Grow as We Learn”，要求学生针对“学习与成长”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写作话题，如“What is real learning？”“When does learning occur？”“What should students learn at college？”“What is good education？”这些话题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他们最关心的，同时也是老师应该与学生们共同探讨的内容。当老师提到“4Ls”时，学生们表示非常认同，“learn to learn”“learn to be”“learn to do”“learn to together”。这样的写作话题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写作热情，使得写作任务变得轻松而容易。与此同时，教师要充分利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现代化的教育技术，建设英语写作资源库，依托校园网开发网络写作课程和教材，创建写作学习中心，全面支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以达到纸质教学资源与网络教学资源的高度融合，丰富英语写作教学内容。英语写作教师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英语写作学习网站，利用E-mail、Chatroom、博客等来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3 . 3 创建多元互动的写作教学环境
目前，多数英语写作课堂还是由教师主宰着，非生态的强制教学形态依然存在。教育生态学理论认为，作为课堂教学生态系统构成因子的教师和学生应以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共同参与教学（单岩，2007：175）。为此，要构建多元互动的英语写作课堂，应采取建立合作小组的写作教学模式，教师是组织者、协调者、引导者、答疑者。教师可以将学生按照英语写作水平混合编成学习小组，每组由中高水平的学生担任组长，引导学生构建组内互助、组间竞争的符合个体生态发展的空间环境，以构建和谐平衡的英语写作环境。
教师尽量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并给予他们充裕的选题自由空间，每个小组可以选择不同的写作题目。鼓励学生在写作前以小组为单位就相关话题用英语或汉语进行交流，发散思维，开拓视野；建议学生每当碰到“Writer’s Block”时，就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探讨，或者与写作教师交流，促使写作过程顺畅；作文写完后，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对初稿进行互评、讨论，教师在教室里巡回走动，提供适时的指导和帮助；要求每位学生对初稿至少修改两稿后再提交给教师批阅。教师批阅之后，从学生的习作中筛选有代表性的作文在下次的写作课堂上做示范性点评，充分肯定作文的优点，同时针对出现的共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3 . 4 设计非完结性的写作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高校英语写作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终结性评价，基本以作文成绩评判学生写作能力的依据，然而单纯的作文成绩是不能帮助教师全面客观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确定下一步的教学计划及学生的学习计划。教育生态化语言教学观将教学评价理解为非完结性（unfinalizability）（Kramsch， 2000）。以非完结性为指向的生态语言教学评价观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心理建构”。教育生态化的教学评价是一种动态、综合、发展性的评价体系，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综合运用自我评价、同伴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地给学生以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从而避免片面性和主观性。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英语写作教学要求教师依赖多种信息和写作相关因素，考虑学生的课堂表现、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式、学习策略等过程性评价因素，关注学生写作的全过程。具体做法是建立学生写作档案袋。档案袋（portfolio）评价也可称为“学习档案评价”或“学生成长记录袋评价”，它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西方“教育评价改革运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质性教育教学评价工具（刘淑华等，2011：35）。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生写作档案袋通常是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写作作品和反思报告。它可以真实客观地记录学生的学习写作的过程，展示每一位学生在学习写作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取得的进步。写作档案袋的评价由学生本人、同伴、教师共同参与，体现教育过程的民主化、人性化、动态化，为学校和教师多角度、全方位地立体考查每一位学生，真正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服务。
学生自评是第一步，通常是在完成写作任务第一稿而进行，教师首先对范文从篇章结构入手，到论点论据、句法词法，最后到写作规范等进行分析点评，为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提供范例，然后让学生对自己的作文进行自评并填写好自评表。第二步是同伴互评，同伴互评模式指由学生对彼此完成的写作任务进行评价。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写作能力，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由四到五人组成，每个小组成员轮流担任小组组长，负责每次的同伴互评任务。教师采用样本批改和讲评，或教师可设计一套批改符号和具体的评改标准，然后，要求小组成员以此为标准根据这些批改符号和评改标准进行自改、自评和学生之间的互改、互评，并填写评阅意见单（Peer Review Worksheet）。评价单包括评价人姓名、写作者姓名、作文题目、作文的论点、论据、作文的出彩之处和不足之处。遇到小组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邀请教师参与讨论。最后，小组将草稿及评阅意见单交给写作者，并要求写作者在一周之后提交作文修改稿。同伴互评模式既可以减轻教师的评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判断力和评判能力，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学习的责任感，使学生获得有价值的反馈，进而提高和改进写作教学。师生面对面交流（teacher-student conferencing）是关键一步，教师检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结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对学生取得的进步适时提出表扬和鼓励，同时指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通过师生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自己分析自己的写作过程与现状，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帮助教师了解教学状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确定新的教学目标。
生态学理论范文5
[关键字]园林景观生态学；任务；发展趋势
园林景观生态学以整个景观为研究对象，强调空间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区域生物种群的保护与管理，环境资源的经营管理，以及人类对景观及其组分的影响。在景观这个层次上，低层次上的生态学研究可以得到必要的综合。作为一门学科，园林景观生态学是在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早期欧洲传统的园林景观生态学主要是区域地理学和植物科学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决策一直是园林景观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园林景观生态学直到80年代初才在北美受到重视，但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很有生气的学科。园林景观生态学给生态学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它已成为当今北美生态学的前沿学科之一。
1.园林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1.1园林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园林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景观，景观是自然和人文系统的载体。园林景观生态学家对“景观”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些观点既有所联系，又不完全一致，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从景观的直观景象来认识。这是景观的最原始和最普通概念，它主要应用于景观建筑学，这里寓有美学因素。尽管现代景观建筑学对景观的理解不限于此，但它依然是景观建筑学的主要目标。
第二是从个体的属性结构上理解景观。在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学和植被科学中，景观原理用以说明个体各属性在地表的结构格局，这个属性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如岩石、地表形态（地形）、土壤个体、植物群落等。地质景观、地貌景观、土壤景观和植被景观常被用来描述格局。
1.2园林景观生态学的任务
目前，应遵循系统整体优化、循环再生和区域分异的原则，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提供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探求解决发展与保护、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促进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措施。园林景观生态学的基本任务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包括对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和人工景观生态系统的研究。通过研究景观生态系统中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以及社会经济过程来探讨各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稳定性及演替。研究景观生态系统中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价值流，模拟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建立各类景观生态系统的优化结构模式。景观生态系统结构研究主要包括景观空间尺度的有序等级。景观功能研究主要包括景观生态系统内部以及与外界所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及这种交换影响下景观内部发生的种种变化和表现出来的性能。
二是景观生态监测和预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对人类活动影响和干预下自然环境变化的监测，以及对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可能改变和环境变化的预报。景观生态监测的任务是不断监测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及生物圈其他组成部分的状况，确定改变的方向和速度，并查明种种人类活动在这种改变中所起的作用。景观生态监测工作，应在有代表性的景观生态系统类型中建立监测站，积累瓷料，完善生杰数据库，动态地监测物种及生态系统状态的变化趋势，及时发出，为决策部门制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景观生态设计与规划研究。景观生态规划是通过分析景观特性以及对其判释、综合和评价，提出景观最优利用方案。其目的是使景观内部社会活动以及景观生态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化，达到对景观优化利用，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生产，合理处理生产与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开发速度、规模、容量、承载力等的辩证关系。根据区域生态良性循环和环境质量要求设计出与区域协调和相容的生产和生态结构，提出生态系统管理途径与措施。主要包括：景观生态分类、景观生态评价、景观生态设计、景观生态规划和实施。
四是景观生态保护与管理研究。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探讨合理利用、保护和管理景观生态系统的途径。应用有关演替理论，通过科学实验与建立生态系统数学模型，研究景观生态系统的最佳组合、技术管理措施和约束条件，采用多级利用生态工程等有效途径，提高光合作用的强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初级异养生产，提高不同营养级生物产品利用的经济效益。建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保护区，经营管理和保护资源与环境。保护主要生态过程与生命支持系统；保护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保护现有生产物种；保护文化景观，使之为人类永续利用，不断加强种种生态系统的功能。
2.园林景观生态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问题的不断复杂化，传统的园林景观生态学已越来越不适应问题的解决。为了保持未来园林景观生态学的活力，园林景观生态学需要发展得更全面和更平衡。园林景观生态学不仅要保持其自然科学的属性，还要加强同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其他学科的联系，不断地改造和创新。这样，园林景观生态学才能拓展成为综合的景观科学。发展景观科学遵循的3个途径是：
2.1尺度一致性
即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同社会、行政和管理中相关的过程保持尺度一致性。由于景观是处于生态系统之上，大地理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许多土地利用和自然保护问题只有在景观框架下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变化的影响及反应在景观尺度上也变得非常重要，因而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景观生态过程研究十分重要。
2.2整体性
即景观科学是①园林景观生态学；②经济学和心理学／社会学；③包括设计、规划和管理的各学科；④决策学的有机统一。
当前人类对地球和景观的干扰日益严重，产生的问题也日益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各学科在景观尺度上同生态学密切合作。尽管园林景观生态学也提出了一些一般原理，但如何在真实的景观中应用这些原理还不甚清楚；同时，由于实际的景观管理需要多部门的协调组织，许多景观模型只是停留在理论水平上。这些迫切需要将传统的园林景观生态学和其他包括设计、规划、管理以及决策等学科紧密联系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园林景观生态学科研成果和信息在空间规划、决策和实施中的有效性，同时，反过来，提高园林景观生态学在评价各种规划和管理政策效果中的作用。
生态学理论范文6
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任何事物或现象都包含着既相互对立又互根互用的阴阳两个方面。阴阳是对相关事物或现象相对属性或同一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之间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易传·系辞》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即道理、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中医阴阳学说强调人体的整体性、对立统一性，阴阳双方相互制约，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微生态理论认为，在自然界中不但有看得见的大环境，还存在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微环境。微生物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生态关系就是微生态。人从一出生就开始处于微生物的包围之中。人体的微生物分为有益菌和有害菌两大类，有益菌占总数的90%以上，有益菌的主体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肠球菌等。最佳状态时有益菌占优势，结构合理、功能协调，这就是微生态平衡［2］。如果这种平衡失调，人体就会产生各种病理状态。中医阴阳学说与微生态学都认为，两种状态是一个统一对立的整体，处于动态平衡中。阴阳学说认为，如果阴阳平衡失调，就会引起各种疾病，同时治疗上也应注重“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原则。现代微生态学的研究证实，人体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微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微生物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对立统一体，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前提或基础之一。一旦这种统一被破坏，必然导致疾病的发生。中医阴阳学说与微生态学理论在这里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2中医五行学说与微生态理论的统一性
中医五行学说是用以解释人体内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脏腑组织器官的属性、运动变化及人体与外界环境关系的基本理论。五行与五脏、五志之间存在着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当五行不能维持相生相克的生理平衡状态时，生克关系即转为乘（乘虚侵袭，克制太过）侮（被克强势，反欺侮主）关系，产生相应的关联性病变。木、火、土、金、水与肝、心、脾、肺、肾相配，它们之间既有相生关系又有相克的关系，形成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五行生克的平衡与生态平衡规律一样，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说：“太虚寥廓，五运回薄，盛衰不同，损益相从。”《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这都说明，五行之间经常处于盛衰盈虚的状态，形成了五行内部的运动不已。例如五行中有一方盈盛（生的过程），另一方就相对虚衰，但到了一定程度，虚衰一方就会出现相应反应（克的过程），以求重新取得均势和协调。《素问·气交变大论》论述了这种五行生克平衡的变化规律：“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微生态理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互助互利的共生和互相抑制的平衡，只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很明显，五行的相生是互助互利的共生，五行的相克是相互抑制的平衡。只有生中寓克，克中寓生，共生和制约协调，才能维持事物正常的生长、发展、变化过程。如果只有单纯互助互利的共生，没有互相制约的相克，那就成为无限制的资生；若单纯的相克，势必会出现相互加害、生机绝灭的状态。人生活在大自然中，能否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即能否保持与周围环境的生态平衡，首先决定于机体内在环境能否协调一致。机体内部生态平衡的范围很广：中医有气机升降的平衡，燥湿相宜的平衡，水火既济的平衡，阴阳协调的平衡……。
现代医学认为，体温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血液渗透压和氢离子浓度必须维持在严格的限度内，心律、心率、血压、性生殖周期，以及钾、钠、钙、氯离子的代谢必须保持在适当范围及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就需要人体有一个高效率的调节机构，根据不同情况不断改变自己的活动水平和活动形式，以求内环境的生态平衡。人体的调节机制也有相生相克两个方面，即兴奋与抑制，促进与促退，滋生与制约。其调节方式十分复杂，现代生理学主要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①神经调节：如全身内脏的生理活动受交感和副交感神经调节和控制。②体液调节：如人体血糖水平是靠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一生一克”来维持的。③器官、组织、细胞的自身调节：如脑血管可自身相应地收缩或舒张以改变血流阻力，使脑血流能保持恒定。中医五行学说是从微生态学的角度探索事物内部的相生相克，人体内部的生态平衡有赖于全身各部在生化制约的复杂联系中，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共同维持的。一旦某个环节受到破坏就会出现乘侮的病态反应。微生态学也强调人体不仅要与外环境统一，而且要取得内环境的统一。微生态学的研究发现，人体的皮肤、鼻腔、口腔、肺、肠道、阴道等都有许多微生物的存在，当这些微生物种群发生变化时，就可能使人体内环境失去动态平衡而导致疾病发生。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