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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1
关键词 职前教师 气候变化 地理知识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11.091
Cognitive Research on Geographic Preservice Teachers on Climate Changes
――Tak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JIA Zhongyu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ed geography textbooks focus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focusing on geographical issues to explore， promote learning to live useful geography. Which required a high school geography in the Earth atmosphere on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fourth quarter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often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er a little talk， but as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this section summarizes the play， improve， integrate the preceding sections knowledge and enhanc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global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t role. Teachers are curriculum leader， pre-service teachers is the main for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this paper basic knowledge of climate change as a carrie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knowledge before reserve statu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ography teacher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o identify some of the problem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made recommendations normal students geography knowledge understandable.
Key words pre-service teachers; climate changes; geography knowledge
1 问题的提出
2008年，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引导学生关注全球问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地理问题，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强化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相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因此在教师地理教学中应结合所学过的知识，强调地理知识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完备的专业知识结构，从而更好的理解相关知识，并能科学而客观的解释问题。在以前的教学中，教师会讲解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学生们单纯认为是二氧化碳增多，全球气温就会升高，而不能解释气候的区域性变化，例如高中地理必修1中的“我国北方地区气温增高较明显，而有些地区（如我国长江流域一带）气温上升并不明显，甚至有所下降”，学生无法做出解释，因此气候变化并不是单单因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原因，而是包括自然的、人为的多种原因，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涉及整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岩石圈、冰雪圈、生物圈。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即将毕业的地理师范生为研究对象，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来研究职前教师的地理知识的准备情况。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陕西师范大学地理学科大四的学生以及学科教学（地理）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即将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在随机抽取的职前教师中，其中有35名是本科生，有10名是研究生。调查统计如表1所示。
2.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是基于调查问卷，因此对调查问卷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首先根据要求设计出调查问卷的思路，然后根据思路查阅文献和资料，初步编好问卷。将初稿进行随机发放，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验证，再对问卷进行修改定稿。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有职前教师对气候变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气候变化概念问题数据分析
气候变化的学科知识包括两个题型，一是分析气候变化的概念，二是以选择题的形式给出气候变化常见的误区，让被调查者做出判断。
根据表2中的数据，可以得出，存在将近一半的地理职前教师对气候变化没有概念，不知道怎样表述，这表示地理职前教师对气候变化这一部分知识的掌握还很欠缺，需要加强。对于其他25位写了的地理职前教师，表述也不是很完整。气候变化应该包括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变化，是指气候在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变化，一段时间也可能是指几十年或几百万年，波动范围可以是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平均气象指数的变化。能分析出时间上的变化的地理职前教师仅占26.7%，但是有48.9%的地理职前教师都能指出大气的状况要发生变化。另外，仅有1位职前教师能提出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还有3位提到了温度降水等气候要素。从解释气候变化概念的统计，可以得出，大部分地理职前教师对气候变化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对其表述也不是很清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地理知识的认知理解。
3.2 对气候变化基础知识及常见误解的调查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通过选择题的形式了解地理职前教师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知识的了解情况，以及对一些容易误解的问题是否有正确的判断。通过数据统计结果可以得出职前教师对气候变化知识的了解情况。第二题，有88.9%的职前教师认同气候变暖这一说法，说明随着近几年气候变暖问题日趋严峻和宣传力度的加强，气候变暖已经得到大部分职前教师的认可。第三题，有88.9%的职前教师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关于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这一问题，有82.2%的职前教师认为是人为原因或是人为因素为主，也有自然因素影响。而仅有11.1%的职前教师认为气候变暖的原因是自然因素为主或是自然因素为主也有人为因素的影响，这说明地理职前教师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第五题，臭氧空洞有利于温室效应吗？有62.2%的职前教师赞同或比较赞同这一说法，仅有37.8%的职前教师反对或比较反对这一说法，这说明职前教师对这一知识还存在误解，温室效应主要是温室气体吸收地面长波辐射而使大气增温。对于第六题，你是否觉得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和自然排放的二氧化碳具有不同的化学结构，因此不容易被自然界所吸收？有42.2%的职前教师很赞同或较赞同，有57.8%的职前教师反对或很反对，这说明有超过半数的职前教师认为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和自然排放的二氧化碳化学结构是一样的，只是如果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自然界的平衡值就会出现全球变暖的情况。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职前教师存在误解，认为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与自然界的二氧化碳结构不同，会更容易被吸收，说明职前教师对气候变化的知识掌握的不够扎实，还需要继续完善。第七题为你是否觉得只要我们现在开始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全球变暖就能立即得到缓解？对于这一问题，有33.3%的职前教师很赞同或比较赞同，66.7%的职前教师反对或较反对，说明对于这一误解大部分的职前教师还是能够认识清楚，并做出正确的判断。第八题是：你是否觉得只要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为零，全球变暖就无法得到抑制？对于这一问题仅有8.9%的职前教师比较赞同，说明大部分的职前教师能够正确判断，二氧化碳的吸收和释放只要达到平衡就可以抑制全球变暖，而不是必须使得二氧化碳排放为零。第九题是：你是否认为极端天气是气候变化的象征？有80%的职前教师赞同或很赞同，仅有20%的职前教师反对或较反对，这说明职前教师对于这一问题普遍存在误解，教材上讲解过气候变暖会诱发极端气候，但是并不是出现极端气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极端气候的频发才应该是气候变暖的象征。
4 建议
4.1 强调职前教师对知识的理解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相当部分师范生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还停留在记忆的水平上，有些甚至都不能回答，更不用谈扩展和理解了，对知识产生这样模糊不清或者错误的理解会对今后的工作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指出，学习并不是简单的复制与输入，而是主动解释信息，建构知识的意义，甚至超越知识所给的意义。所以，地理的学习不仅仅是记住了概念，更需要与已有的知识整合和联系，并能与实例相结合，从而开阔思维。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知识，建构知识体系，培养学习地理知识的兴趣，从而达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的目的。
4.2 重视基础课程的学习
师范生作为教师储备队伍不仅需要学习教育知识还需要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这就要求师范生要重视地理基础课程的学习，为自己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但是，现在的大学生觉得大学中学习的内容似乎与中学学习过的内容没有一点联系，因此轻视学习，而在工作中又发现自身的知识储备不够完善，对所教内容并不能透彻的理解，从而影响其教学质量。因此在师范生培养阶段，学校应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地理基础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以便更好地促进今后的教学。
4.3 增加探究实践课程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同学认为大学中学习的知识过于枯燥，不好理解，因此失去了学习和探究地理知识的兴趣。因此学校也可以考虑改变单一的讲授方式，开展实验、实践或者对比谈论课，帮助示范市关注国际和学术前沿，积极探索知识，不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S].人民教育出版社.
[2]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地理）必修1[M].人民教育出版社.
[3] 张强，韩永翔，宋连春.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5.9.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2
关键词：梁平县；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气候变化；年际间变化
中图分类号 Q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6-0025-03
1 引言
重庆市梁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平行峡谷区，兼有山、丘、坝多种地貌，幅员面积约1 892km2，其中中部有一块面积超过100km2的平坝，这是古代湖泊沉积形成的，号称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第一大平坝。梁平县属于亚热带暖湿气候，雨量充沛，农耕条件在渝东北地区相对优越，是重庆市产粮大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1]。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是指在自然的环境条件下，植物群落通过自身的光合作用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形成的有机质干物质量。NPP是分析生态系统中物质形成和能量转化的一个重要指标[2]。在重庆市建设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机遇下，开展梁平县的NPP的历史变化状况研究，对于巩固现有的农业资源，开发新的天然资源，提高当地居民收入，以及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资料来源于1955―2013年逐月气候数据来源于梁平县气象局，包括降水量、气温、日照时数、风速、相对湿度等指标。NPP的测算有气象数据模型、遥感数据模型等计算法，本研究采用基于气象数据的气候生产力模型，在众多的气候生产力模型中，周广胜模型在中国适应性最高[3-4]，因此本研究计算方法采用周广胜模型计算梁平县59a NPP，并分析其变化规律。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NPP=RDI2?r（1+RDI+RDI2）1+RDI（1+RDI2）?e-9.87+6.25RDI] （1）
[RDI=（0.629+0.237PER-0.00313PER2）2] （2）
[PER=58.93BTr] （3）
[BT=T12] （4）
式中：NPP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t・hm-2・a-1）；r为年降水量（mm）；RDI为辐射干燥度；PER为可能蒸散率；BT为年平均生物温度（℃），t为0℃的月均温。
采用SPSS软件分析NPP与r、BT、相对湿度（RH）、风速（u）、日照时数（n）、最高温度（Tmax）、最低温度（Tmin）等气候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影响梁平县NPP的关键气候因子，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年际间变化趋势。
3 结果与分析
3.1 NPP和气候因子多年均值 计算结果显示，1955年以来，梁平县多年的年均NPP数值为11.357t・hm-2・a-1（表1），这一结果比全国常绿阔叶林NPP实测的10.17t・hm-2・a-1稍高，但在张锐等研究者报道的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常绿阔叶林NPP实测值4.07～13.4t・hm-2・a-1的范围内[5]。
3.2 NPP与气候因子相关关系 通过SPSS软件计算得到NPP与7种气候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NPP与年降雨量、年平均相对湿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且年降雨量的相关系数较高，这说明在梁平县年降水量越充足，以及相对湿度越大，日照时数越小，梁平县的植物群落积累干物质能力越强。NPP与年平均日照时数之间为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日照时数越高，梁平县的植物群落累积干物质能力越差，这也显示了本地的植物群落更加喜欢阴凉的生态环境。NPP与年均生物温度、年平均风速、年平均最高温度、年平均最低温度这四个气候因子均为负相关，但是达不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3.3 NPP与气候因子年际间变化 通过图1a可以看出，梁平县NPP年际间波动很大，其中1982年出现了最大值，且在1982年前后两个时间段显示不同的变化趋势。1982年以前NPP呈现上升的趋势，每年增加0.0567t・hm-2・a-1，相关系数R为0.472，1982年之后为微弱的下降趋势，每年下降0.0197t・hm-2・a-1。图1b中梁平县降水量的年际变化波动也很大，由于降水量与NPP之间0.989的高度相关，其变化趋势与NPP高度一致，也是在1982年出现了最大值。其中1982年以前每年增加13.615mm，相关系数R为0.468，1982年之后橄陆登魇疲每年下降7.473mm。根据NPP在1982年前后的差异变化，将相对湿度、日照时数的年际间变化也于1982年分段，由图1c可以看出，相对湿度在1982年以前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每年增加0.056 7%，而1982年后则为下降的变化趋势，每年下降0.157 1%，相关系数R达到0.621，这种相对湿度降低的变化趋势可能与全球气候暖化变化的趋势有关[6]。由图1d可以看出，日照时数在1982年之前是下降的变化趋势，每年下降0.019 7h，1982年后为微弱的上升趋势，每年增加0.01h。
4 结论
1955―2013年梁平县的年均NPP数值为11.357t・hm-2・a-1，标准差为0.886t・hm-2・a-1，NPP年际间变化波动大，但是在1982年达到最大值之前为上升的变化趋势，1982年之后为微弱的下降趋势。NPP与年降雨量、年平均相对湿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与年平均日照时数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在全球暖化的气候背景下，梁平县NPP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梁平县的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今后要制定并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技术，通过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挥梁平县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代述.重庆梁平：农业转型升级生态涵养加快[J].南方农业，2014（2）：30-35.
[2]王宗明，梁银丽.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模型研究进展[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2，20（2）：104-107.
[3]周广胜，张新时.自然植被的净第一性生产力模型初探[J].植物生态学报，1995，19（3）：193-200.
[4]苏清荷，安沙舟，赵玲.基于5种气候生产力模型的天山北坡主要草地类型NPP计算分析[J].新疆农业科学，2010，47（9）：1786-1791.
[5]张锐，罗红霞，张茹蓓，等.重庆市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估算及其生态服务价值评价[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7（12）：40-46.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3
关键词：气候变化因素；森林病虫害；危害；影响
随着气候的变化，森林病虫害发生已经到了非常难以治理的地步，尤其是对森林的治理和保护。这也成为了我国进一步进行造林和发展绿、计划非常大的制约条件。虽然说，我国的森林病虫害发生及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气候变化的因素导致的。因此进行气候变化因素对于森林病虫害发生及发展的研究有这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森林病虫害的治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1 气候变化因素对于森林病虫害发生的影响概述
1.1 气候变化因素对于森林病虫害发生的严重性
气候对于林业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自然资源也有着较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气候对森林中的生态，也就是森林中的物种和生态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在森林中有害的生物也是必然会存在的，可以说是组成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气象因素也是影响森林病虫害发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子。气候对于生态的发展、分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今年来，随着气候的变化，森林中的生态环境也在面临着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森林中的病虫害发射的频率有越来越高的趋势，甚至还有些病虫害有逐年加剧的趋势。分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气候现象异常，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进一步造成了病虫害种类逐年增多且受害的面积也在不断增大[1]。
1.2 气候变化对森林病虫害发生期或者是在适生区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使病虫害的分布范围有了较大的变化，还使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及发展得到了提前，害虫迁飞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导致害虫发生的范围和危害程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气候的变化（气候变暖）对于森林病虫害的发生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虫害发生上的程度逐渐加重，而且爆发的周期也在逐年的缩短，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森林病虫害生存环境由于气候的变化而在逐渐变暖，进而导致森林中病虫害的生理周期缩短，适应新环境的速度在加快，这就导致了病虫害的生长速度不断加快。而且最重要的是森林病虫害的存活率和生殖力在不断地升高[2]。
2 对于气候变化的森林病虫害的有效治理策略
2.1 不断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病虫害的严重意识
森林病虫害的治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也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因为森林病虫害的治理对于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以及生态平衡的维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森林病虫害的治理水平的高低以及治理结果的好坏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要不断加强宣传力度还要提高病虫害的严重意识，进而提高人们灾害治理的意识，同时还需要提高相关领导对于森林病虫害治理的关注度，进而能够真正的将森林病虫害治理放到任务中来，有效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森林病虫害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自然与人相交互而出现的结果，造成了生态发展的失衡，所以，一定要让人们正确的认识到病虫害的危害的严重性，进而树立起积极的防止病虫害的意识[3]。
2.2 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森林病虫害影响的不断深入，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森林的经营管理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森林系统的综合管理，这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我国对森林病虫、鼠害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管理都相对独立，同时也不够深入。也就是森林管理中，没有从生态学的视角系统考虑一些非常重要的干扰因子的影响，所以在未来需要在这一方面加强此类研究。总体来讲，森林灾害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我们在研究时，只有从生态视野实际出发，不断优化管理效应，进而实现森林防护，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实现森林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3 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提高预测信息准确度
有关部门，加快建立健全反应机制，构建相应的应急管理措施体系等，进而实现灾害的实时监测。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控专家系统，建立有效的预报系统。开发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和森林生物灾害预报系统，将天气风险纳入到风险管理当中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森林生物灾害风险。
3 结语
进行气候变化因素对于森林病虫害发生及发展的研究有这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森林病虫害的治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森林病虫害的治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也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因为森林病虫害的治理对于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以及生态平衡的维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茹琳，王闫利，姜淦，林姗.气象因子及气候变化对森林病虫害发生发展的影响[J].农业气象防灾减灾，2010（2）：41-42.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4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 合作困境 途径 机制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代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地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陆地、海洋、大气层和生物圈等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相互依存，各种环境问题的相互关联性使得不能孤立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做出反应，需要全球性综合性的气候治理合作，来避免和减缓其可能加剧其他环境问题的恶化。
一、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共产品特性
近三百年来，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当代环境问题较之历史上的每一个年代都凸显出了其紧迫性与严峻性。尤其是最近50年，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每个角落。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范围内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
气候变化是一个在全球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出现的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具有三点特征。第一，全球公共性。全球性公共问题的范围往往超越任何单一国家的管辖权，因此在问题的解决或有效的治理上，仅凭一国之力难以独立完成。另外由于议题的全球性使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而不受影响。第二，超越国界的外部效应。正因为全球议题的公共性，当一国采取了某项行为其后果则可能是由其他国家和人民承担。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对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不仅对自身国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威胁，更会突破国界的限制，恶化其他国家的生活品质。第三是政治性。全球事务的公共性以及跨越国界的外部效应，都使得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某种政治性的制度安排来完成。无论是出于追求共同利益，或是避免共同灾难，单边强权的干预、双边议题的联结或是多边机制的建立等政治性安排，皆已成为处理全球性事务的必要考虑与手段。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应，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于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物品。公共产品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消费的非竞争性，二是收益的非排他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的减少”，即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对此公共产品消费的利益；收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就可以供所有人消费，要排除其他人消费这种公共产品是不可能的，或者费用非常高。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空间范围划分，可分为全球公共产品、国家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是国家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才能为其公民提供的收益和好处，是公共产品在全球层面上的扩展。很显然，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利用与保护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因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收益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由一个国家或地区削减排放改善气候的福利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权享受，气候治理就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
全球气候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充足的全球公共产品，但是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远比国内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复杂、更具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社团、企业与个人等，在资金筹措途径上，源于这些行为体的自愿贡献；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机制是谈判，而不是垂直型的决策方式；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契约，即以各种国际公约和协议的形式规定各个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由于全球性公共产品是在尊重各国的前提下，由各国根据自愿参与的原则来提供的，因此它更多的带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即只有交纳了一定的规费和会费并承担公共产品的社会边际成本，成员国才有权享用这一公共产品。
二、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困境
为什么在全球变暖和减低碳排量问题上，各国较难以自觉达成合作？
首先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气候变化问题尚且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从物理科学方面，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无法精准确定的，包括可能造成的灾害以及突发性气候灾害；对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变化，人类社会如何预防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问题目前都不确定，对特别是在较长时期范围内的排放量对未来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我们更无法确知， 这也是美国退出京都协议的一个理由之一。
在国际协议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强制性地推进各国的合作和协议的执行。因此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由于缺乏强制执行的机构，国际环境协议的合约不具有约束力，每个国家都可以不参与、不执行甚至退出协议，因此国际协议缺乏执行权力。
1.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囚徒困境
当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低参与数为两个行为者时，假设玩家1和玩家2是两个身处全球体系中、需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行为体，我们可以模拟出两国在参与气候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静态博弈情景。
全球气候治理可用囚徒困境来模拟,因为在这一博弈模型中有且只有一个恒优策略的存在。而每一个行为者都拥有一个恒优策略，这就意味着不管对手做出怎样的选择或回应，都有一个能使自身风险降到最低并且能相对获得收益的策略。用博弈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要结论：气候治理的囚徒困境不仅仅是沟通失败的问题。沟通本身不会化解这场囚徒困境，正是因为这一博弈中恒优策略的存在：通常每一个国家或地区行为者维持高碳排放量的动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依靠消耗大量化石燃料获得经济发展的阶段，缺乏以牺牲自身发展的机会来执行节能减排的意愿。若不看科学层面仅看社会层面，通俗来讲，就是在全球变暖和碳排量问题上， 通常每个行为体都有排碳的动机，如果大家都想减排，我没有必要跟风；如果别人真的减排了又与我何干，我照样用着热水，开着大排量汽车，这些情况都导致了糟糕的结果。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5
关键词：低碳规制； 效率困境； 低碳认知； “认知-态度-行为”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5；X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03407
作者简介：宋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上海201204 ）
一、 背景与问题：单一治理结构下的“规制效率”困境
“十一五”节能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措施的干预。我国节能法第六条确定了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20%的节能目标作为各地方政绩考核的约束性指标，明确了政府在低碳治理中的主导责任。为完成该行政减排指标，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开展结构型节能管理，主要是电力、交通运输、建筑等高耗能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①；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投入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基金用于节能环保工程建设，特别用于能源消耗效率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技术应用和改进②。
政府的一系列财政、税收和电价政策，大力推动了结构性节能和技术性节能的贡献率，促进了落后产能和落后技术的改进和替代。在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干预下，我国的节能减排在短时期内，特别是“十一五”末期取得明显绩效。截至2010年，我国单位GDP的一次能源消耗比2005年下降19.8%，主要污染物单位GDP排放量下降10%。其中，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的能耗强度下降17.4%，工业的能耗强度下降16.9%，建筑能耗强度下降15.4%，而交通和生活用能的单位能耗有上升趋势，2010年比2005年分别增长了32.9%和44.4%。自2001年以来，我国居民生活领域的能耗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05年后甚至超过工业能耗的增速，成为我国增长最快的能源消耗领域。尽管生活领域的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变化不大，维持在13%，但其绝对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数据来源：2010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可见，政府的节能政策和新能源发展措施推动了电力、建筑和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效地降低了相关领域的能源增长，但规制政策供给对于改善社会公众的低碳消费理念，强化节能减排责任，仍然缺乏成效。低碳规制政策在激励企业和公众的低碳行动中遭遇治理困境。
所谓低碳治理的“效率困境”，是指完全或主要依赖中央政府政策规制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该治理模式下，政策的供给和财政资金对低碳发展的促进效率逐层弱化。而地方政府在这一治理结构中是“承上启下”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行为博弈体现在：一是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自身利益与区域经济总量增长存在高度正相关，其以追求地区效益的最大化为发展目标。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了越来越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当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出现抵触时，地方政府会在节能降耗指标上“讨价还价”，以获得博弈的边际收益；二是由于中央政府掌握对地方政府“人权”的管理权限，基于政绩考核的顾虑和“一票否决”、“问责”制的行政管理压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最优博弈结果是被动接受低碳发展方案，或者将中央政策扭曲执行；三是作为“公共利益人”，尽管地方政府与市民在公共治理中存在广泛的利益共容性，但由于政府治理能力限制和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和公众的短期利益诉求也存在相悖的冲突。
本文拟根据“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有关低碳意识的问卷调查，着重分析导致 “效率困境”的政府规制内生性因素。“认知-态度-行为”模型认为对起因和影响的认知程度决定了行动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了行动意愿。基于该模型理论，政府的低碳意识被分为三个层次的指标：认知——政府的低碳价值观；态度——政府的政策供给偏好；行为——政府开展低碳治理的行动意愿。政府对气候变化减缓的认知指标，要测度不同科层、不同区域的政府对低碳发展概念、低碳发展目标、低碳发展措施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水平；政府低碳治理的行动意愿指标，要测度政府促进低碳发展的驱动利益、行动阻力和已经采取的行动举措；政府低碳治理的政策偏好指标，要测度不同科层、不同区域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偏好的治理模式和政策措施供给。问卷调查将对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行为进行比较。
从2011年1月至2011年10月，课题组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培训学员开展问卷调查。采取自填式问卷采集方式，共发放问卷377份，收回376份，其中有效问卷316份，有效回收率为838%。调研对象由中央部委官员（占27%）和地方政府官员（占73%）构成。其中，地方政府官员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调研对象选择上海、浙江和江苏，占总调研人数的37%；中部调研对象选择河南和湖南，占总调研人数的29%；西部调研对象选择四川、、贵州，占总调研人数的34%。调研对象所从事的工作涉及环境保护、水利、国土资源管理、交通运输、能源管理、城市规划及建筑管理等低碳治理领域。
二、低碳认知逐层弱化气候风险感知存在差异
（一）对“经济发展”和“低碳”的认知差异
该部分的问卷调研包括三个问题。如表1所示，中央受访者和地方受访者对“温室气体的主要构成”的回答正确率均不高，中央受访者的正确率为47.2%，地方政府官员为43.9%。主要的认知错误是将二氧化硫（SO2）和化学含氧量（COD）误认为温室气体。关于“2020年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 2020年中国承诺的3个碳减排目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问题，只有三个目标均被正确认知，才被定义为“正确”。中央政府官员对该问题认知的正确率为688%，说明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共识；地方政府官员的认知正确率为53%，略低于中央政府官员。从答案分布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被84%的政府工作者认知，但地方政府官员对“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的认知正确率明显偏低，是中央和地方对“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认知的差异所在。
表1政府对低碳发展概念和目标的认知
问题12中央12地方温室气体的主要构成1247.2%12439%2020年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12688%12530%强调“经济发展”比“低碳”更实际1212.2%1222.7%“低碳”是“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1287.8%1277.3%关于“低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88%的中央受访者将低碳发展视为经济转型的良好契机，而地方受访者中仅有77%的人认同此观点。其中，东部区域的工作人员的该认知率较好，中西部区域除四川外，其他区域对“低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知存在误区。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看，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逐步降低的特点。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转向现代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东部的高能耗产能也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东部区域政府的低碳发展意识相对较高。此外，从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看，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东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较为缺乏，能源储备较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主要依靠中西部地区（晋、蒙、豫等地）供给，区域能源降耗的内在压力较大。相应地，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较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地方政府在实现区域产业由资源依赖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过程中，存在对“经济效率”的担忧和顾虑胡宗义、刘 静、刘亦文：《中国省级能源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7期。。
（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差异
如图1所示，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88%中央政府受访者和86%地方政府受访者都认识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风险。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对海平面的影响尚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仅有25%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27%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可以引发海平面上升。
各级政府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已经形成较高共识，75%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受访者都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在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方面，来自中央政府的受访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能源短缺风险有较高认知，认知程度分别达到88%和75%；而82%来自地方政府的受访者认为台风、暴雨等引发的洪涝灾害是今后的主要气候风险，对该风险的认知甚至高于中央认知程度（75%）。以上几方面的气候影响较为直观，而且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和洪涝灾害已经给农业、畜牧养殖业、城市的基础设施等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此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引发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任务。在这一政策引导的背景下，能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也得到政府的较高关注。
50%的中央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增加交通的脆弱性和人体健康的脆弱性，但仅有45%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影响，27%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影响交通。仅有32%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25%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认识到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的次生灾害。可见，以上几个方面的气候影响尚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其原因在于：一是这些气候影响并不直观，其潜在影响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个过程来显现；二是如果防护及时或者地方气候适应能力较强时，气候影响的脆弱性不明显，并且不会造成较大的灾害和突发事件，这种潜在气候风险容易被忽视。
图1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三、政府政策偏好治理理念、政策供给缺乏市场激励
表2政府低碳治理模式偏好
12中央12地方立法1238%1216%经济激励手段1238%1244%市场机制126%1215%NGO引导社区驱动模式1213%1223%其他125%122%表2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偏好理念。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青睐规制性治理措施。76%的中央政府受访者表示，会选择立法和经济激励政策措施推进低碳发展，仅6%和13%的中央受访者表示会通过市场机制、NGO参与开展低碳治理。地方政府中，44%受访者表示青睐经济激励政策主导的治理模式，23%受访者对NGO参与的低碳治理模式表示了认同，即有意愿尝试碳交易市场体系和低碳社会的培育。总体而言，在治理理念上，我国各级政府主体在低碳治理理念上偏好行政资源和财政投入的经济激励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偏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节能市场化发展的现状决定的。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碳市场交易、低碳认证、碳排放清单等相关政策。尽管我国是开展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占全球CDM市场份额近50%以上，但由于缺乏碳市场相关办法和交易标准的建设等，中国的碳市场尚未建立，且碳交易一直处于交易链的低端。
表3体现了近5年里受访者在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选择偏好。63%中央受访者和73%地方受访者均表示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开展低碳发展。50%以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者表示会开展“长期能源规划”、“低碳教育和宣传”来促进低碳治理。但75%以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受访者对合同能源管理、低碳认证、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机制作用缺乏供给偏好。与表2描述的治理理念比较，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较为保守，对市场化措施的偏好反而低于中央政府的偏好。地方低碳发展更多偏重“淘汰落后产能”，对中央的政策和行动方案产生明显的“依赖”惯性，低碳发展的政策创新活力不足。
表3政府低碳发展中的政策选择
政策选择12中央12地方能源立法和中长期能源规划1263%1250%淘汰落后产能1263%1273%征收碳税1213%1214%能源审计、合同管理等激励企业节能1225%1215%低碳认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213%129%教育和宣传1250%1259%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225%1232%经济激励手段促进新能源开发1213%1227%四、低碳行动的系统认知和“主动性”偏弱
如图2所示，各级城市开展低碳行动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63%的中央政府管理者表示开展低碳行动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中央行政减排指标的压力。另外，分别有63%和50%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同时表示，会基于长期能源规划、国家形象或“城市荣誉”感的考虑来采取节能降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控措施。地方政府的低碳行动主要受到两个因素驱动：一是来自中央的行政减排压力。68%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驱动力来自行政减排指标。二是期望获得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协同相应。73%地方政府受访者都对新能源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表示出积极态度。
图2政府引导低碳发展的驱动力图3显示政府认知的低碳发展阻碍。75%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72%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低碳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低碳与发展理念互相冲突”的观念误区。可见，GDP仍旧是政府的主要绩效指标，并在城市领导者的理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地方政府对低碳发展障碍感知较中央政府强烈。61%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相关政策的缺乏”限制了地方开展低碳建设工作；44%地方政府受访者认识到技术研发和储备的滞后对低碳发展带来的限制；39%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其地方低碳发展缺乏专项资金的扶持；33%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低碳、节能相关专业人才短缺是低碳治理的主要瓶颈。
图3政府对低碳发展的主要障碍认知可见，在国际组织的压力和城市声誉资本的驱动下，中央政府已经形成“低碳化”发展的价值观。该价值观通过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地方政府的落实进行传递，并最终影响和形成“低碳”社会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对低碳发展缺乏系统认知，我国地方政府的低碳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框架，低碳行动能力缺乏“主动性”，从而造成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出现逐层弱化的趋势。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并建立低碳治理与气候风险管理的协同机制
从问卷分析结果看出，我国中央层面基于能源安全、社会经济安全（农业生产、健康卫生等）的考虑，较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低碳治理意愿；而地方政府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及次生灾害影响（极端气候下的交通瘫痪、建筑坍塌等）具有更直观的认知，因此，地方政府对气候风险防范，特别是增强地方防灾抗灾能力方面具有更强的行动意愿。《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简化和适应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提高适应和减缓能力的政策有共同之处，其共同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协同影响。可见，适应气候变化与节能降碳战略同样重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有限条件下，低碳治理应该注重“减缓”与“适应”并重，通过建立减缓和适应的协同机制，鼓励地方的适应行动，提高地方的减排效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
（二）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
中央政府的低碳发展决心是我国“十一五”低碳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规划、节能工程项目规划等，地方政府积极淘汰落后产能，补贴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使电力、制造业和建筑部门的碳强度取得明显回落。但这些政策措施较为单一，主要侧重生产领域或高能耗企业的节能降碳，而中小企业和公众的消费节能意愿并不强烈。低碳治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要解决的不是单纯的碳减排问题，而是“减排减量化”下的发展问题，其关键是促进地方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低碳消费也是带动企业低碳生产的重要内生动力，比如企业/家庭减排指标体系和碳标识制度、区域碳交易市场机制、阶梯电价等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创造低碳消费的社会环境，还能树立企业的绿色营销理念，激励企业自愿减排的行动力。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6
尊敬的李显龙总理阁下，
各位同事：
很高兴同大家在新加坡再次相聚。我对李显龙总理和新加坡政府为会议所作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使用化石能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全球能源、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东亚峰会就这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交换看法，反映出本地区国家加强合作，应对挑战的愿望和决心。
主席先生，在此，我愿就应对气候变化阐述中方的看法和主张：
第一，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水平仍然居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能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承诺，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第二，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该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统筹协调起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停滞发展，或者无视气候变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都是不可取、不可行的。据估计，今天全球约有24亿人仍以煤炭、木炭、薪柴、农作物秸秆作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让贫困人口得到现代能源的服务，进而享受发展的机会，是一种道义责任和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应该促进而不是阻碍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我们应该以公约和议定书作为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也欢迎将其他开展务实合作的倡议和机制作为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
第四，技术进步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社会要增加资金投入，扩大信息交流，加强节能、环保、低碳能源等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合作，特别是加强技术推广和利用，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买得起、用得上。在这方面，不能只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全部推向市场。发达国家应减少贸易和技术壁垒，支持尽早落实公约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建立切实有效的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机制，提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五，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应本着共同发展的伙伴精神，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增强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尽快启动《京都议定书》的适应基金，并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开放；完善全球环境基金和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受益；扩大适应资金来源，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支持。中国将于明年举办“东亚峰会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研讨会”，就本地区国家如何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进行探讨。
主席先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是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紧迫性，本着对本国人民负责、对全人类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取得了重要进展。
国际舆论比较关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不要忽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1%；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还比较低，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中国仍有2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2200多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口，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平衡。为了改善和提高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中国的“发展排放”在一定时期难免会有所增加。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生产的商品为世界各国享用，但却承受着“转移排放”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希望，各方在关注中国的排放时要充分注意到这两个因素。
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理念，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我们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任务，包括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将工业氧化亚氮排放稳定在2005年水平，同时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新增改良草地2400万公顷、治理退化和沙化及碱化草地5200万公顷、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比例达到16%左右、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等。我们知道，这些任务非常艰巨，但我们有决心和信心，经过艰苦努力，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坚持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高产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国际社会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得到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中国将根据公约和议定书，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方赞同本次会议发表的《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愿与各方一道，将宣言的精神和倡议落到实处，共同促进东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推动建设一个和谐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东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