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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范文1
一、牧区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保护有机结合
牧区产业有序发展,就是要增强产业及其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增进社会福利,满足广大牧民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而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改善,就是为了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关系,保持人们良好的生存环境。为了自然资源的恢复扩展、自然再生产永续进行,从而保障经济再生产的自然物质基础丰富、充裕,满足人们对良好的自然景观、舒适的生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牧区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及生产、生活条件,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特别是经济需求与生态需求。牧区产业有序发展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最终目的的一致性,为其在实际操作中有机结合、协调推进奠定了基础。
草原牧区产业有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产业优化升级需要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改善也需要产业的优化升级。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依存度愈来愈高,相关性越来越强。区域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要充分体现比较优势,否则就缺乏竞争能力与发展前景;而自然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条件是产业形成、调整最主要的依据之一,也往往是产业及其企业、产品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只有适宜地域生态环境的特点,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势的产业才具有较强生存力、拓展力与竞争力。若生态环境好,自然资源佳,产业经济发展就有雄厚的自然物质基础与优越的生境条件,往往才可能形成合理的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培育出长足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若自然资源破坏耗损日益衰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产业的发展就会越来越缺乏自然基础的支撑,原本有一些特色的产业也会逐步丧失其发展的比较优势条件、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可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从而改善生态环境,是草原牧区产业有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草原牧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建设、改良,首先,要求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实现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或合理替代,以生态畜牧业、生态林草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等为主体的生态产业、绿色产业体系的形成;其次,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需要资金的投入、科技的应用,这就要求产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从而加速改善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局面,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资金投入、技术输入;再次 ,为了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经济激励、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等,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也应视其类型的不同逐步实现产业化或准产业化及市场化或准市场化、民营化等,这样生态环境的建设保护可作为一系列产业或行业,直接参与产业发展及调整,成为优化的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第二草原大国,拥有约4亿公顷天然草原,占国土总面积的41%左右;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原又是主要江河的发源地和水源涵养区,草原具有非常之大的生态功能,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屏障,其生态地位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盲目开垦、载超过牧等原因,使得草原严重退化沙化,其生态防护功能和经济产出功能不断下降,本来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却逐渐演变成沙尘暴等生态灾害的源。特别是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系统已出现恶性循环、逆行演替的态势。我国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近2000万亩的速度扩展,草原退化率已上升到57%左右;内蒙古草原退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18%增加到80年代的39%,21世纪初期已达到74%左右。近年来,国家相继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等,拉开了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大幕,使得少数地域的草原生态环境有所改观,然而草原生态总体恶化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草原资源恢复、生态改善是百年大计,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努力。可见,草原资源的恢复、环境的保护、生态的建设,是草原牧区一切工作的中心内容,是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和切入点。只有实现草原生态良性循环,才能为草原畜牧业等牧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才能满足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因此,《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牧区发展必须树立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路子。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范文2
靖远为全省十二个半农半牧县之一,牧区生态环境脆弱,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严重制约着牧区经济的发展。
一、自然地理概况
靖远县位于甘肃省中部,东连宁夏自治区海原县,西靠白银区,南与会宁、榆中两县接壤,北与景泰及宁夏自治区的中卫县毗邻,中心怀抱平川区。境内沟壑纵横,川塬相接,山峦起伏,海拔在13””~31””米之间。地形地貌复杂,自西北向东南有祁连余脉哈思山、水泉尖山、黄家凹山、崛吴山绵延相连,由山脉走向与行政区分割为南北两部,北部是群山起伏的丘陵沟壑及兴堡子川盆地,南部是黄土丘陵起伏的山塬沟壑及黄河河谷阶地,总的地形是东南向西北倾斜。区域属温带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24”mm,年蒸发量为降雨量的7~9倍。四季多风,尤其春季为多,最大风速21m“s。年平均日照时数26””h,无霜期168d,年平均气温8.8e。全县所辖21个乡镇,46.22万人,总土地面积58.”9万h,其中总耕地7.58万h,水地3.2”万h,草地13万h。
二、牧区概况
靖远为半农半牧县,牧业人口4.46万户,22.69万人,主要分布在崛吴山西南的高湾、大芦两乡,云台山周围的曹岘、若笠两乡,哈思山与黄家凹山区域的永新、石门、兴隆、双龙。、北滩、东升、五合、靖安等北部八乡。占草原地面积的8”%以上,刘川乡及沿河各乡有少量分布。
1.牧区草原现状。牧区草场幅员辽阔,资源类型复杂,自然条件严酷,草山植被稀疏,覆盖率低,约2”%~3”%,全部为草甸草原,草场资源中植物种类繁多,多为耐旱藜科、禾本科、沙草科等盐碱植物,主要有蒿类、碱草类、冰草和丛生灌木等,在高山草地还有桔梗、车前子等中药草。据实际调查,靖远县13h草地面积中仅有”.2h饲草料地,年产草”.24亿kg,适宜载畜量9.”万羊单位,而12.8h的天然草地年产草”.22亿kg,适宜载畜量8.2万羊单位,实际载畜量43.”4万羊单位,超载量34.84万羊单位。由于严重的超载放牧及其他对草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原因,全县6”%以上的天然草地出现了沙化、退化、盐渍化,其中沙化面积”.5万h,风蚀面积”.5251Fh,水蚀面积2.1h,并且逐年递增,现状不容忽视。草原退化不仅给畜牧业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且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结构变化,鼠害和虫灾发生面积和强度上升。因此,必须合理保护和利用草地资源,遏止草原退化势头,并创造条件使其逐步得以恢复,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保证可持续发展。
2.牧区水资源利用现状。全县水资源总量为329.36亿,黄河穿越全县154公里,过境客水329.2亿m,地下水资源量”.16亿。牧区地表水开发利用总量1.69亿,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12亿,占全县地下水的75%,近年来由于干旱少雨,地下水补给量较少。靖远县牧区主要有三大高扬程引黄提灌供水工程刘川(主要灌溉刘川乡),兴电(主要灌溉北滩、东升、五合、靖安四乡),靖会(灌溉高湾、大芦两乡),年供水量1.”1亿。沿黄小型扬水站6座,年提水量592万(分布在双龙、兴隆、石门三乡),井泉汇流工程有深井6眼,浅井4眼(主要集中在永新、兴隆、高湾等乡)。塘坝7座,蓄水量33万h(主要在大芦、双龙、兴隆三乡)。南部曹岘、若笠两乡,为纯干旱山区,主要依靠雨水集流,年集流25”万,有水窖及旱井2355”眼,集雨潜力巨大。
三、牧区草原治理对策及措施
1.治理对策。紧紧围绕国家关于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发展牧区经济、增加牧民收入的目标,以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为核心,以建设节水、高效、优质灌溉饲草料地,以实施大片天然草场围封、轮牧、休牧、禁牧为手段,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牧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和改善草原生态,主要依靠草原的自我修复能力,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必须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实现草原牧区水利是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实现草原生态自我修复的前提条件和保证。因此,要坚持“发展牧区水利,以水定草,以草定畜”的原则,在水、草、畜各个方面下功夫,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1)在水环节方面。依据“充分利用天上水,科学引用地表水,合理利用地下水”的开发原则。靖远县牧区曹、若两乡,主要以充分利用天上水为主,要雨雪两用,在雨季收集雨水,冬春季收集雪水,雪水潜力巨大、不可忽视。要在田间地头多打窖,多建集流场,实行农作物及饲草料地的点浇、点灌、微型喷灌等节水措施。高扬程灌区以科学引用地表水为主,靖远县三大高扬程灌区土地面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应通过灌区的节水改造,续建配套,实行生态式移民(即将生态脆弱地方的农牧民移居至水土条件较好地区),这也是今后农牧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如靖远县2”””年实施的北片生态环境建设兴电黑山支干工程,就是集生态移民、生态建设、扶贫开发、节水农(牧)业于一体,工程已将北部八乡15””户、45””农(牧)民移至灌区,使山区的”.3万h的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退牧还草(原)。当然,应通过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农业,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以该地区较少的土地促使生态脆弱地方退牧还草(原),不宜再去大量开垦该地区的荒地、草地,应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合理利用地下水。全县牧区地下水利用率达75%,近年来干旱少雨,地下水补给量较少,应科学合理有计划的利用,严禁盲目、无秩序的开采,特别对深井开采严令禁止。牧区地下水丰富地区主要集中在崛吴山附近的高湾局部地方,黄家凹山的靖安局部地方及哈思山附近的永新、双龙、兴隆、石门等乡,对牧区有泉水溢出的地方,县水务部门应进行水资源量分析、评价,认为储量丰富、适宜开采、效益明显后,县水务行政部门才能颁发取水许可证,允许开采。泉水截引后主要采用pvc管,输水至下游塘坝(水库)蓄水,不要让水白白浪费,冬蓄夏灌,提高地下水的利用率。
(2)在草环节方面。靖远为半农半牧县,应本着“以牧促农,以农养牧,农牧结合,优势互补”的原则,发展优质高效的灌溉饲草料与灌区粮食及经济作物相结合。种植粮食及经济作物时应考虑它的多重利用率,如玉米、黄豆、小麦、洋芋、大豆、油料等,其桔秆(干草)可以为畜用,但用机器粉碎成糠、壳与油料的渣拌和后,便成了精饲料,其利用率更高。据测算,全县水旱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6万,年生产畜用秸秆1.8亿kg,可解决1~4.83万羊单位的饲草料问题,而通过机器粉碎与油料残渣、洋芋淀粉等拌后成精饲料喂养牲畜,可解决18.”万羊单位的饲草料问题,而且牲畜的质量及成长速度也较快。因此,应多方面、多层次开发饲草料,为落后的放牧向舍饲养殖、退牧还草(原)奠定良好的基础。
(3)在畜环节方面。应转变畜牧业经营方式,从落后的放牧中退出来,围牧、休牧。引进先进的牲畜品种,首先实行先进的舍饲养殖,规模养殖。据了解,由于本县羊羔肉加工销售快速发展,本县滩羊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已在三大高扬程灌区的高湾、刘川、靖安、五合、北滩及北部井泉灌区永新、石门、双龙三乡建成了八个养羊基地,基地羊存栏量14.8万只,其中百只以上养羊大户47”户,专业户饲养量达8.26万只。同时,牧区养牛业也从耕田型向商品肉用型,奶用型转变,刘川乡已初具规模。通过扶持畜牧龙头企业,发展规模化生产和集约经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科学为依据,建立公司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依靠科技和政策提高生产力水平,从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牧民生活水平。
2.保障措施。为了使本县牧区草原生态环境建设能顺利进行,应具有相应的组织保障措施。
(1)领导组织体系。成立牧区草原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田主管畜牧业的县长任组长,农、林、牧、水、打岔等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高度重视、常抓不懈,作好退牧还草(原)的协调管理工作。
(2)建立健全技术指导与服务体系。县各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团结协作。县水务部门要作好牧区供水工程的建设工作,作到工程节水措施到位、技术到位,抓好水的问题。县农业部门要探索农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子,培育优质高效的粮食经济作物及饲草,实行节水型农业,要抓好草的问题。县畜牧部门要作好牲畜良种培育引进工作,抓好畜的问题。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范文3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养殖业
新疆是我国的草原畜牧业大省,但是由于放养密度过大导致草原载畜量过高对草场生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需要及时进行生产与生态协调工作,保证畜牧业健康发展。
1草原畜牧业养殖问题
新疆在养殖业上相对其他省市自治区相对较为发达,草原畜牧业也是新疆的主导产业,在对新疆整体的农牧民经济水平提升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且长期沿用传统的放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产质量降低了生产投入,但是过度的畜牧对草场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没有科学根据草场中可食性牧草的生长周期进行畜牧规划,长期超载畜牧让整体环境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牧草种群的衰减和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减弱对草原畜牧养殖产生了一定的阻力。
2适度规模养殖经营形式
针对草原畜牧业养殖现状,很多地区已经进行了适度规模养殖经营模式,适度规模养殖相对于传统养殖模式有着更好的生态协调性,并可以提升养殖规模和畜牧业生产力,可以说现阶段实施适度规模养殖经营模式对草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也是绝对必要的,目前我国的适度规模养殖经营形式一共分为4种,分别是家庭牧场、股份合作、专业合作、产业化经营模式,针对这4种模式进行分析来提高对适度规模养殖经营模式的认知。
2.1家庭牧场模式
家庭牧场养殖模式有两种情况,分别是单一农户养殖和农合合作经营两种情况,这两种生产模式都是需要针对草场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生产需求进行结合,既保证畜牧业的生产规模和经济收益,又保证草原生态破坏减少有时间得以修复,不仅提升了生产集约化也逐渐对畜牧业进行整合进而完成现代化技术融合逐渐实现现代化养殖普及。
2.2股份合作模式
股份合作就是通过股份形式进行整体资源整合形成草地共享生产经营模式,通过草场经营的转换权进而完成股份收益可以有效的提升草场的利用率并可以通过草场经营权转让和抵押减少农民的顾虑,这种股份合作经营已经逐渐被普遍接受并且成为一种主流经营模式。
2.3专业合作模式
专业合作模式通过草场和并将养殖草场进行连接成片,在年底进行统一利益结算,具体结算方式按照投入股份和人力物力资源投入进行。
2.4产业化经营模式
产业化顾名思义就是产销一体的生产经营模式,这种一般比较少见常出现在大型畜牧企业,这种模式需要与当地的农户进行生产养殖标准统一有着很好的优势,但是存在投入成本大的问题,目前只占少数。
3适度规模养殖发展
3.1加强草原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想要草原达到适度利用就需要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和机械化引入,这些方面都会严重破坏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其次大部分草原人口依赖草场和畜牧业生活,需要进行生态移民工作加强商贸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建设让草原人力资源和劳动力进行城镇迁徙再就业,可有效缓解草原的压力。
3.2完善草地资源的管理机制
就现在草原草地流转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流转成本高信息准确性差等等,这需要针对性完善草地资源的管理机制,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监管和评估保证信息准确公开,通过各个部门协调完成整体协调工作,让草地科学流转,这样既保证草场资源科学配置也促进集约化生产经营发展。
3.3制定相应的适度规模经营激励制度
需要逐渐对传统草原畜牧业进行改革转型工作,想要完成草原畜牧业的长效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政府进行政策制度扶持,并积极推出激励政策加强各地区的基础建设,对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牧民进行一定的经济扶持这样能有效带动整体畜牧业的发展形式。
4结语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范文4
长期高强度开发、超负荷利用,已危及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安全
耕地草原河湖资源是重要的农业资源。虽然我国耕地草原河湖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区域分布不均、资源匹配度差,长期的高强度开发、超负荷利用,已经危及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安全。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说,迫切需要合理降低开发强度,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规划》强调按自然规律办事,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通过最严格的管控,减少人为扰动,增强耕地草原河湖的自然循环恢复能力。考虑到当前不同资源的自然特性和在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规划》突出重点地区、重点问题和重点环节,分类指导、明确路径。
现阶段,耕地的首要功能仍是粮食和农产品生产,其休养生息以“养”“退”“休”“轮”“控”为主要措施,即通过耕地养护、退耕还林还草、休耕、轮作、污染防控治理,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草原生态欠账较多,应更多发挥生态功能,其休养生息以“禁”“休”“轮”“种”为主要措施,即通过禁牧、休牧、划区轮牧、人工种草,推动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草畜平衡、维护草原生态安全。
我国水资源相对紧缺,降低河湖开发强度难以一步到位,其休养生息以“治”“保”“还”“减”“护”为主要措施,即通过治理重点河湖、保障生态用水、退还合理生态空间、压减地下水超采量、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推进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十三五”试点,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体要得到遏制
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规划》将实施期限确定为2016~2030年,其中,“十三五”期间以试点示范为主,主要解决重点地区的突出问题,探索有效模式,总结成功经验;后10年根据试点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完善,再全面展开。
《规划》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确保耕地草原数量,有效恢复河湖生态空间,稳定湿地面积,稳步提高耕地质量,耕地草原河湖生态功能初步改善,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总体得到遏制,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的环境得到改善,基本建立资源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的政策与技术支撑体系,改变资源开发强度过大、利用方式粗放的状况。到2030年,耕地草原河湖资源利用与养护全面步入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建立完善的资源休养生息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保障有力、资源利用高效、产地环境良好、生态系统稳定、田园风光优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规划》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加大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力度,强调完善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从形成长效机制的角度,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安排。
环保部生态司副司长阎奋民介绍,下一步,环保部将联合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2010年到2015年的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通过健全监测网络、开展调查评估,以及成果的应用,将为耕地、草原和河湖休养生息各项措施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依法对涉及耕地、草原、河湖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进行查处。
退耕休耕减产粮食最多1500万吨/年,对供给影响不大
据目标测算,“十三五”期间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按退减耕地面积7500万亩、每亩平均产出150公斤粮食来计算,预计最高年份减产粮食大约是1125万吨;实施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按600万亩、单产400公斤粮食来计算,预计最高的年份减产粮食是240万吨;退田还湖还湿试点任务实施以后,退减的耕地面积不超过200万亩,按照每亩产出600公斤粮食来计算,预计最高年份减产粮食是120万吨。
吴晓说,退耕休耕对粮食减产的影响最高年份是1500万吨。但这低于近年来粮食平均产量的2.5%,对粮食供给的影响不大,处于可控范围内。这是前提条件。目前我国粮食库存比较充裕,是实施规划的有利条件。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范文5
生态学家方精云有一个宏伟而颇具诗意的设想:把90%以上的草地都“圈”起来养着,只开垦剩下不足10%的耕地,种出优质的饲草,一方面喂饱牛羊,进而丰富人们餐桌上的肉类食物;另一方面保护绝大部分的天然草地,或能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并非痴人说梦。这位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所长已经将这一想法写成报告,呈交国务院。在报告中,方精云率先提出“草牧业”――即在传统畜牧业和草业基础上提升的现代化生态草畜产业的理念。他希望通过这一理念的计划实施,从根本上回答“要生产效益还是要生态文明”这一难题,解决草畜矛盾问题。
如今,这个被称作“生态草牧业试验区”的解决方案,已经在呼伦贝尔落地:由方精云领衔的中科院22个研究所、近200名科研人员,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提供的上万亩草地上研发实践,科研国家队和农业国家队联手,共同开垦着这块位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农业结构试验田。
警钟敲响 :约90%的草地在日益退化
事实上,方精云提出这一设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大命题,即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结构问题。
根据统计,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不断攀升,至2015年已实现了“十二连增”,粮食总产量从4.3亿吨/年增长至6.2亿吨/年,增长了44%。
然而,粮食“十二连增”背后的社会经济问题却日益凸显。方精云说:一是国产粮成本居高不下,进口粮不断增加;二是粮食库存超负荷,难以消化;三是粮价下跌,种粮户收入减少;四是养殖需求攀升,饲料用粮缺口增加;五是劳动密集、资源粗放的粮食生产不可持续。
以“养殖需求增加,饲料用粮不足”为例,方精云说,由于国内的粮食生产主要面向居民口粮,因此,尽管粮食不断增产,饲料用粮仍面临着巨大缺口,已出现了将粮食作物用作饲料的情况。
换句话说,给人吃的“口粮”够了,但给牲口吃的“饲粮”还远远不够,而后者则影响着给人吃的牛肉和羊肉。“现在基本不缺口粮,但老百姓对肉类食物,尤其是优质肉类食物的需求还很旺盛。”方精云说。
他介绍,国内粮食生产的高成本显著提升了饲料的价格,饲料行业大量进口饲料玉米、苜蓿干草以及干酒糟等玉米替代原料,进一步抑制了库存粮食的消化。
从深层次来看,这些问题是我国农业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体现。具体到草产业,则是缺乏草产业体系,畜牧业发展水平低下。方精云列举了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种植业,畜牧业发展水平不高,仅占农业总产值3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均占50%以上。其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没有形成草产业体系。发达国家的集约化人工草地和饲料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而我国不足5%,只能依赖于农区的粮食发展畜牧业。
第二组数据是,我国拥有草原、草甸、草丛等各类草地约60亿亩,占国土面积42%,理应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缺乏科学合理的草地管理体系,草业甚至没有被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由于不合理利用,草地退化严重,载畜量不断下降。据统计,我国约90%的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方精云说,要改变这些问题,必须转变思路,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优化。而要解决我国饲草料短缺的问题,必须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建设集约化人工草地,增加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
科学与技术在草原上齐飞
草牧业理念应运而生。方精云介绍,2010年以前,他所在的中科院植物所便开展了大量的草地基础研究和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对草地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测算。
草牧业是以草(牧草或饲草)为基础的畜牧业,可以粗略地理解成是草业和畜牧业的合成词。从生产功能上讲,草是牧的物质基础,牧是草的出口;从生态学角度讲,草牧业在强调草地生态与草产业的同时,更关注草地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
2015年3月,呼伦贝尔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建设启动。自此,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科学与技术开始在草原上崭露头角。
在试验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昆虫病毒学研究组组长秦启联正在特泥河农场上放飞一台无人机,其中携带的赤眼蜂是目前国内外应用范围最广、使用面积最大的天敌生物农药。
在数十公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农垦总部,中科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王儒敬则展示着其牵头研制的农牧业生产指挥决策管理系统,这一系统被称作整个试验田的“指挥官”――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检测等手段,针对不同地块“对症下药”。他介绍,该系统将根据采集到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气象记录、表层土壤肥力分布、土壤墒情、作物病虫害、作物长势等农业大数据,有针对性地给地块“开处方”,做到精准施肥,精准应对病虫害,科学规划作物种植规模、比例和分布等。
期待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
作为科学家,潘庆民却有着诗人一般的人文关怀,在整个试验区的任务分工中,这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的是“天然草恢复与合理利用板块”,即通过科技手段,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他说,近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草原生态环境治理,但“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原因很简单,草原牧区仍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掠夺式草地畜牧业经营模式。其特点是:放牧场连年超载放牧,打草场连年刈割,片面追求草地的生产功能,忽视其生态功能,不断地从草原上索取而没有回补。
如此,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出现了问题,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进而显著地削弱了草原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冬春时节,雪大的年份往往就演变成“白灾”,雪小的年份就会发生“黑灾”。
潘庆民开的“药方”是“一休、二轮、三调、四补”。一休是指季节性休牧,主要包括春季休牧和秋季休牧。他说,春季休牧是让牧草能够很好地返青,进入快速生长期,秋季休牧是让牧草能够大量结出果实,种子能够入土,以补充土壤种子库。二轮是指放牧场的牧刈轮替和打草场的分区轮刈。三调和四补是草地恢复和改良的集成技术。根据生态草牧业试验区的结果,通过一个生长季的改良,草地生产力由46公斤/亩提高到161公斤/亩,优质牧草羊草的比例由10%提高到50%-80%。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范文6
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其生态环境功能,但实际上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一项具有多重意义的国家战略。
首先,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三江源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区,水资源蕴藏量超过2 000 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 25%、黄河总水量的 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源自于此,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三江流域( 长江、黄河、澜沧江) 省市总人口和 GDP 总量均占到了全国的90% 以上。因此,三江源地区承载了极其重要的生命负荷和经济社会发展负荷,保护好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特别是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一般是关系到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的生态屏障区和自然保护区。如何平衡好这些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保护与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难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三江源等生态屏障地区为流域地区乃至国家提供的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理应由公共财政( 包括中央财政和下游各地区财政) 来购买其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共同维护好流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对其他类似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广大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制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先行探索意义。
第三,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探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生态补偿提供参考和借鉴。如何进行广范围、跨区域、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是一个极少有成功案例的世界性难题。三江源在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确定其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受益范围、受益大小,以及如何通过生态补偿体现其生态价值的难题,其探索和实践将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生态保护的长效投入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最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强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媒介。三江源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大江大河发育的集中地,是亚洲国家的江河之源。三江源区独特的地形,阻截了西南气流携带的大量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水,对大江大河起着源头补给和初始循环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最重要的世界高原生物基因库,有 9 个植被型、50 个群系、70多科、390 属、1 700 多种植物,其中包括重点保护植物 34 种; 有各类野生动物396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69 种; 对维护亚洲生态安全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外交重要内容的今天,中国可以通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以水为纽带,加强与澜沧江下游、东南亚 5 国的生态合作与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地缘政治。同时,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效果评估
为确保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现其预定目标、发挥其重要作用,需要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以期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截止目前,我国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于 2005 年启动,2013 年完成。二期工程于 2014 年启动,保护面积和规划投资均扩大到一期工程的2 倍以上( 具体见表1) ,是一期工程的延续和深化。由于二期工程刚刚启动,本文将主要对一期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 75 亿元,覆盖范围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海南 4 个藏族自治州、1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5. 23 万平方公里,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支撑项目三大工程和退牧还草、鼠害防治、草地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 22 个子项目。2005-2013年一期工程实施期间,三江源地区累计完成封山育林 511 万亩、退牧还草 5 671 万亩、退耕还林近 10 万亩、湿地保护 160 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 523 万亩、地面及地下鼠害防治 11 781 万亩和沙漠化防治 66 万亩[1],同时配套开展了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等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流域供水能力加强。根据监测,一期工程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增加了约 85 亿立方米,湖泊面积增加了 760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了 104 平方公里,草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加了约 29 亿立方米,由 2004 年的 169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12 年的 198 亿立方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出境水量比工程实施前的 2004 年增加了 20% 以上[2].
同时,水体质量得到有效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干流水质连续 8 年达到 II 类以上。上述数据说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使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量增加、水质改善,对于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和保障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区域生态系统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2005-2012年,三江源地区森林面积增加了 150 平方公里,工程区域内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11. 6 个百分点,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各种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3].目前仅玛多县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就已达到 4 万只以上,比 10 年前增加了 1. 5 万只; 藏野驴达到 3万多头,增加了 0. 2 万头; 岩羊达到 0. 7 万只,增加了近 0. 5 万只。区域生态系统有所改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恢复。
3. 草原退化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提高。自 2005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域内的植被明显恢复,中等覆盖度草地面积呈现稳定态势,高覆盖度草地面积以每年 2 378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黑土滩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 20%提高到 80%以上,大面积沙化地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到 15% 提高到 38%.工程区内的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人工增雨工程对缓解荒漠化的作用尤为显着。
4. 城乡基础设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共完成生态移民 5. 6 万人,建立了 86 个生态移民社区,改善了 23 个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了 5 万亩灌溉饲草料基地,投入了 3 000万元生态移民创业扶持基金,解决了 13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10%左右,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等民生问题都得到明显改善。
5. 生态环保意识提高,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培训和各种生态工程的建设实践,当地干部群众对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传统过度放牧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也发生很大改变。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尽管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1.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一期工程实施以后,虽然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据监测,整个三江源地区的草地仍在以每年近 8 万亩的速度退化和沙化,水土流失情况和荒漠化趋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一是生态恢复的艰巨性与资金投入的有限性矛盾使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历史欠账过多,生态恢复、保护与建设的成本高、任务重、难度大,需要长期、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投入。目前,尽管国家已经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但总体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环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态退化的速度[4].二是生态建设的长期性与工程项目的短期性矛盾使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以阶段性、项目式的工程建设为主,缺乏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如国家从 1998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纷纷到期,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25 号) ,还草补助期限仅为 2 年,而三江源地区的牧草生长周期很长,恢复原生草原植被大约需要 1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三是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具体建设的局部性矛盾使然。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建设要求整体性和协同性,但 2005 年启动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覆盖面积只占三江源地区的 40%,尚有60% 的地区未能开展协同建设。二期工程虽然涵盖了整个三江源地区,但生态保护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政出多门现象比较普遍,生态保护建设尚未形成合力,给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整体建设带来难度。四是特殊地理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然。如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内的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但由于高寒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那些对于水土保持更具意义的植被根系层却恢复缓慢[5]; 又如全球气候变暖使三江源地区的冰川融水增多、区域水量增加,但随着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雪线持续退缩,从长远看,冰川对河流的补给可能经历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变化,使三江源地区未来的持续供水能力堪忧。
2. 生态移民“留不住、难致富”的难题亟待解决。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有 5 万多牧民实施了退牧搬迁,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留不住、难致富”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生活补助低。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的实施,使众多迁移牧民失去了放牧、养殖等基本生活来源,且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牛羊肉、牛奶、酥油等,由自给自足变为对外购买,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对每户牧民仅给予每亩 5. 5 斤饲料粮、折合现金约 2. 5 元的补助,整体搬迁牧民每户每年补贴 8 000 元、连续发放 10 年,补贴标准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其发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损失。二是就业能力弱。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大部分以畜牧业为生,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很多藏民讲不好汉语,很难找到正规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6 -7].三是接续产业发展难。三江源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产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成本高,受生态保护的限制大,当地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且又远离主要市场,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困难,移民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很多牧民特别是老一代牧民在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国家发放的退牧还草补助勉强维持生计,部分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而且一旦退牧还草政策结束后,这些移民的长远生计将会面临更大困难。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些移民可能存在回流的危险。
3. 生态补偿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所需资金巨大,必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对三江源的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的保护和建设,真正维护好其生态安全。
从目前来看,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补偿主体单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效益惠及范围广、涉及主体多,但目前其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体现其巨大生态价值的流域间、区域间、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补偿标准相对较低。2005-2013 年,国家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资 75 亿多元。但实际上,为保证长江、黄河的水质和流量,三江源地区每年仅禁伐和休牧就要损失数十亿元,生态补偿与三江源地区放弃发展的成本相差很大[8].三是缺乏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补偿等政策都是为了通过对生态移民进行经济补偿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目前这些政策大多以工程、项目的方式组织实施,具有明确的时限,缺乏延续性,存在较大变数和风险。
4. 专业化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专业化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一是组织机构不匹配。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以来,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能由经济建设转为生态环境保护,但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承担职能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部门大多属于负责项目实施的临时性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保障。二是专业化人才匮乏。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如生态监控、草场管护、水土涵养、沙化治理、动植物保护等,同时地区建设如社区管理、产业发展等也需要一支具有现念和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而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各类专业化人才都严重匮乏。三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特别是对退牧、禁牧出来的草场管理出现真空,既无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护人员,又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禁牧区草场管护问题日见凸显。
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规划目标是: 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显着恢复,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9].
根据上述目标,针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创新生态保护模式,推动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从三江源地区以往的生态保护实践来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禁管护、围栏封育等措施对短期内减轻草场负荷、增加地面植被、遏制土壤沙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味强调“退、封、禁、围”,单纯使用人工修复手段,既缺乏科学性,阻隔了动物迁徙途径、割裂了食物链条; 又不尊重自然规律,忽视了牛羊群、野生动物适度啃食、排便对草地牧场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强化与养育作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采用人工手段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逐步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并最终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动态平衡。
2. 建立生态移民的多元途径,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在三江源地区,当地牧民通过千百年的游牧活动,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恶化虽然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所引发,但如果因此而因噎废食,通过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简单禁牧、制造无人区,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野生动物的采食量远大于家畜,如一头藏野驴的采食量大约相当于 6 只羊,如果缺少人类制约,野生动物无序增长,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新一轮的破坏。因此,在生态移民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元的移民模式。在空间上,要根据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以及外围区域自然生态的不同情况,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引导牧民有序迁移,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畜牧数量,促进草畜平衡、人与自然平衡; 在结构上,对于很难实现职业转换的老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定畜定量、减牧补贴、聘用为生态保护监督员等措施,让他们在合理放牧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草原生态的保护中来。
对于知识结构较新、职业转换相对容易的新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和定向劳务输出等,引导他们走出去,向周边城镇乃至外省转移和集聚,实现非农化和异地城镇化; 在措施上,可以一方面加强对迁移牧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提高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就业创业能力; 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扶持基金、产业引导基金、低息和贴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手段,促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特色文化产业、民族手工业、农牧产品加工、藏药藏香等产业的发展,积极拓宽生态移民的就业创业渠道,让牧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3. 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价值,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生态补偿比例[10 -11],从实际出发,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并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方财政配套,使生态补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其次,应借鉴国际类似地区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分布、用水规模以及生态受益范围,征收不同标准的生态补偿基金,直接或通过第三方转移支付给三江源地区,用于加强生态涵养、保护和建设。第三,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如人才支持、技术转移、设备转移、资产转移、教育培训转移等,促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最后,应根据三江源不同地区的生态贡献和生态保护建设需要,确定不同的资金分配和补偿标准,立足整体层面,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