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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范文1
关键词：企业本质；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3－3890(2011)03－0033－06
对企业本质的认识，是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本质理论经历了传统企业理论到企业生态系统理论的演替，透过其演替，人们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同时，随着循环经济的兴起，探讨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的本质内涵、特征及其运行机制又成为研究循环经济视野下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不可缺失的内容。
一、企业本质理论的演替分析
(一)传统企业理论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及其缺陷
1.传统企业理论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传统企业理论的基础是传统经济学。古典企业理论是从分工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看企业的。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其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并提出“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定理。在斯密看来，企业的边界受制于市场范围。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新古典企业理论存在一些缺陷，如：(1)它完全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例如委托权的安排、激励和监督机制等。(2)新古典理论也没有成功解释为什么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会上升。(3)新古典企业理论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同质的，在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免费获取，而现实却与此假设相去甚远。
以熊彼特为代表的企业家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奈特(Knight)、熊彼特(Jeseph A.Shumpeter)、柯兹纳(Israel Mirzner)和卡森(Mark Casson)等人的观点。他们共同的观点是，将企业看作是企业家的企业。熊彼特将企业看作是企业家创新(innovation)的机制。企业家的天职是创新，即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包括使用一种新的技术、发现一个新的市场、创造一种新的组织方式等。通过创办新企业这种非连续的创新活动，企业家在非均衡环境中获得了报酬――利润。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enter-preneur)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家才能”(enterpreneur-ship)，不是一种职业、阶层或身份。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理解“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这对后人的启发是巨大的。
现代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是对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开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一文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在该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的概念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出现”这一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简单问题。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二者具有互替性，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它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交易成本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真正原因。但是，企业不能完全代替市场，也不能完全无限扩大，具体而言要由企业的内部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来决定。
2.基于生态学看传统企业理论对企业本质认识的缺陷。传统企业理论受到传统经济学的影响，企业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不与外部环境、上下游企业相联系，忽视合作共存，在合作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也是一个合作的时代，更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代，传统企业理论孤立地看待企业，在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缺陷，在企业实践中也不利于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深究传统企业理论不足的原因，基于生态学理论视角分析，主要是传统企业理论遵循以下三个假设：
第一，目标假设：以利润为中心或利润最大化假设。基于“利润最大化”假设指导下企业强调的是“利润”与“竞争”。受此观念束缚，企业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来研究企业战略，将其竞争环境看成是市场或行业。企业缺乏生态系统意识，表现为狭隘竞争意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无视明天的变化和未来发展，无视经济共同体的利益。
第二，企业组织边界假设：现代企业组织边界是以法定产权来界定，企业管理只能是在企业组织边界范围内进行，即管理专注于企业组织内部。传统企业边界正在消失，组织范围不断拓宽、企业内各部门、群体或团队间联结而成的组织，与由各独自运营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和环境之间所构成的企业生态系统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研究内涵。
第三，“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是经济人，企业则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对企业进行管理，完全忽视自然的需要。圣洁认为，工业时代是反人性、反自然的，当今盛行的管理体系毁灭人类。因此，该假设必须得到提升。
(二)企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兴起
仿生学(Bionics)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近年来，仿生化研究已经突破了生态学、解剖学、遗传学和工程技术学的局限，逐渐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为解释社会科学和运行规律提供了系统的方法，企业仿生学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生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理论、企业生态系统理论等，这些理论被视为“管理学世界的发展方向”。企业生命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与有机生命体相同的一系列特征和现象，如企业成长、企业有诞生与死亡、企业有自觉能力并能对环境做出适当反应等；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企业与有机生命体一样，具有从生到死、由盛转衰的周期特征和过程。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的企业本质理论，还是企业生命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等，都是将企业视为单独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而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则是真正将企业放置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内进行分析企业的本质特征的。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列(A.G.Tansley)首先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把有机体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或潜在的相互作用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即把生物与环境以及环境诸因素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从而揭开了系统生态学的序幕。后来，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m)给生态系统下了一个更完整的定义：生态系统是指生物群落与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的生物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通过物质交换、能量转化和信息传递，成为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执行一定功
能的动态平衡整体。简言之，在一定空间内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就是生态系统。
当对企业进行生态学考察时，我们将发现企业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生存在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之中，我们把这个系统称为“企业生态系统”。1993年美国著名战略学家James F.Mo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先提出“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以此来描述企业和个体所处的环境，并于1996年在其专著《竞争的衰亡》中给予了定义：企业生态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在国内，陆玲较早地提出企业生态学理论，将企业生态学完整而准确地定义为“研究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提出“企业生态链”、“企业生态网”、“企业生态系统”以及“企业生态对策”等概念，并以生态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企业管理学与企业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企业生态系统”就是指由企业依赖生存、发展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与外部环境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㈣。
(三)传统企业理论与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对企业本质认识的比较
1.企业生态系统的特征。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来源于自然生态系统，它既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些共性，又具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企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相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企业生态系统是人工行为建立的一个经济―社会一自然相耦合的复合系统，具有目的性。人工系统的行为不是完全自然化的，企业生态系统是通过人对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认识，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优化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人工系统的行为不是完全自然化的。正是这种目的性决定了企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企业种群、企业个体的管理方式与管理方法。
第二，企业生态系统的边界相对模糊。企业生态系统没有明显的组织边界，并且系统构成也不受地域与行业的限制，其组织边界相对模糊。这是因为企业生态系统包含各行业子系统、消费者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等；企业之间可以建立联盟，企业上下游可以构成企业生态链，相同性质的企业可以构成行业群落，同一地域的所有企业构成企业群落，企业群落与环境相互作用又可以构成区域企业生态系统，各个区域企业生态系统在其环境中相互作用又构成完整的企业生态系统；环境子系统又包含社会政治法律子系统、社会文化子系统等。
第三，企业生态系统具有自动调节功能，是一个自适应复杂系统。企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都有相对的稳定性，内部结构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协调性与和谐度。当企业生态系统遇到外部因素适度范围的干扰时，系统内部能够相互调节以保持系统原有的相对稳定状态。这些调节作用包括企业种群、企业群落的数量与密度以及企业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对自身作出相应的调整等。并且企业与生物一样都能对环境产生反作用，并能够改造环境，但企业对其生态环境的反作用要强烈得多。企业生态系统具有创新改造环境的能力，企业是具有有限理性的，决策也会出现失误；企业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表现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资源的有限性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决定了企业的竞争性。
第四，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企业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都得进行新陈代谢，表现为开放性；在企业生态系统中，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优胜劣汰，竞争激烈，但是企业之间更有相互协同、合作以求共同发展，体现为合作，竞争与合作并存。正是由于这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才不断地推进企业生态系统的进化。因此，企业生态系统不是静态不变的，随着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改变，由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企业生态系统自然会不断地演化、动态发展。
2.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企业生态系统理论与传统企业理论相比较，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在传统企业理论基础上对企业本质的认识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与提高。具体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观。传统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一个孤立的个体，不考虑企业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因素；而企业生态系统从系统观、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企业，既将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市场中介看成是企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又考虑系统外部环境因素，如自然生态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人力资源状况和文化背景等，体现了系统观的思想。
第二，企业目标的实现方式。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靠“竞争”，以“竞争”作为制定企业战略的依据；企业生态系统理论，既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又突出以合作方式来实现其竞争优势，优势的实现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与之合作为基础而体现出来的，这本身就是生态学共生共存的思想。
第三，企业目标的多元化。传统企业理论对企业目标的认识就是以追求单一的利润为目标，而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则认为系统内的企业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同时又要顾及系统整体的优化，因为一个健康运行的企业生态系统能给企业带来自身无法单独实现的竞争优势。
第四，企业的组织边界不局限于企业法定产权。传统企业理论的企业边界清晰，以其法定产权来界定；而企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企业没有明显的边界，边界相对模糊，因为企业生态系统是人们根据研究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工系统，如县域企业经济体、工业园区等，但是人们可以视所要研究问题的需要人为主观地划定企业的边界。
第五，企业“人性”假设也不全是“经济人”一面。传统企业理论以“理性经济人”为假定前提；而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对企业人性的认识不再仅局限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具有“生态经济人”属性，即企业人性既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不应是完全的“生态人”，在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支配下，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又有生态友好的表现。传统企业理论与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对企业本质认识的比较如表1所示。
二、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以及健康状态评价
企业生态系统只是将企业与环境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企业，但企业生态系统并非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而进行生产经营。正如上文所述，我们把由企业依赖生存、发展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与外部环境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称为一般企业生态系统；而把遵循循环经济原则，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生态系统称为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
(一)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与一般企业生态系统相比较，除了具有一般的企业生态系统的共性外，还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具体如下：
1.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人工系统。一般认为，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人工系统，并非建立在以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而构建的一个复合系统，一般企业生态系统是在传统经济学与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是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体现企业与整个
系统的竞争力的提升。
2.具有顾客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统一的特性。顾客价值(customer's value)是由于供应商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到顾客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而能够为其顾客带来的利益，即指顾客通过购买商品所得到的收益和顾客花费的代价(购买成本和购后成本)的差额，企业对顾客价值的考察可以从潜在顾客价值、知觉价值、实际实现的顾客价值等层面进行。而生态价值(ecological value)是指哲学上“价值一般”的特殊体现，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生态价值的表现形式包括生态的经济价值、生态的伦理价值和生态的功能价值三个方面。通过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的运作，既要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又要遵循循环经济的“3R”准则，达到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目的，以实现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功能，促使其在顾客价值功能与生态价值功能的和谐统一。
3.蕴含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追求股东利润外，还应充分考虑企业行为影响社会、员工等相关者的利益，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蕴含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内部的企业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来组织管理企业以实现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企业追求的不仅仅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谋求企业利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的优化。
4.“经济生态人”的人性假定。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是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所以其人性的假设既要符合经济学理论要求的“理性经济人”，又要满足生态学理论的要求，体现其“理性生态人”的一面。在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消费活动中，既要追求自身利益、寻求福利的改善，又要体现节约资源、对环境友好的特征。故而，笔者认为，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建立的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也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理性生态人”，笔者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生态人”。
(二)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
1.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内涵。生态系统健康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定义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会将“生态系统健康”定义为“研究生态系统管理的预防性的、诊断的和预兆的特征，以及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健康之间关系的一门系统的科学”。Costanza等从生态系统自身出发，认为生态系统健康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自组织和平衡能力；第二，没有疾病；第三，具有多样性或复杂性；第四，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恢复能力；第五，有活力或增长的空间；第六，系统要素间保持平衡。
生态工业园区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既具有生态、服务功能，又具有自我维持和调控功能。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工业园区企业生态系统的环境适应能力、恢复能力、协调能力、信息共享和创新能力等五个方面来分析和衡量其健康状况。健康的生态工业园区企业生态系统应该是系统结构合理，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恢复能力、协调能力、信息共享和创新能力，能为顾客提品与服务，并能使顾客价值最大化，能有效地实现服务功能的系统。生态工业园区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基本属性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2.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根据某些原则而建立起来，并且能反映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集合，以使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的评价建立在科学、可操作性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是一些指标的简单堆积和随意组合。具体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科学性原则。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的设计应以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使其指标能够反映生态规律和管理规律，并将其作为评价的基础。
第二，系统性原则。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是集经济、社会、生态于一体的复合系统，因此，在指标设计中，应该具有系统性，应在各子系统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的指标。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应尽量量化，特别是对于定性指标，应采用一定的量化手段与方法，使其可测、可对比，达到可以操作的目的。
第四，简明完备性原则。所选指标应尽量简单明了，在相对完备的前提下，指标尽量压缩，以便于操作。
3.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核心体现在系统内企业的适应能力、恢复能力、协调能力、信息共享能力及创新能力。根据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的基本内涵和指标体系原则，可选取相互独立且反映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属性。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三、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对策思考
(一)培育企业生态文化
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观，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理念。企业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价值性，它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全体员工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二是独特性，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积累、演进的，具有企业自身独特的个性化体现，也是不可轻易被别人复制的独特资源；三是延伸性，企业文化是无形资源，它能介入企业管理各项活动中去，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一般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凝聚作用、导向作用、激励作用与约束作用。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并将企业文化分解为生产性企业文化与生态性企业文化，前者是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以追求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价值理念；后者是为保持生态环境服务的，追求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价值理念。
企业应当大力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树立企业生态价值观，将生态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使全体员工逐渐树立起生态环境价值观理念。只有企业具有良好的企业生态文化，才可能将企业战略转移到采用循环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才可能将这一理念融入到企业的各个管理环节中去。因此，笔者认为企业生态文化培育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
(二)选择与优化企业生态系统
企业竞争优势属于企业战略管理的范畴，企业战略是能对企业带来深远、方向性、全局性影响的决策集合体。企业如何选择自己要进入的企业生态系统，是进入一般企业生态系统还是进入循环型企业生态系统，这是一个企业战略问题。一般认为，在市场开放条件下，各个企业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所在的企业生态系统。在以上分析中，笔者从对竞争与合作模型的分析也说明了企业依存于企业生态系统，企业竞争优势依赖于所在企业生态系统的合作上，通过合作实现各自的竞争优势。企业决定进入了一个企业生态系统后，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激烈竞争的市场以及消费者爱好的动态性，都决定了需要对企业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管理，达到优化各要素的目的，使企业生态系统始终保持健康运行状况。因此，进入生态系统的选择及其优化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对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承担主要责任的应该是生态系统内的一家或几家核心企业，这些核心企业一定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创新，以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客观现实。分析的重点是对企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恢复能力、协调能力、信息共享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即对系统依赖性、整合性进行评估，其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三)提升企业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
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范文2
[关键词]企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21-02
[作者简介]畅玉玺（1987-），男，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2013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JGRI2013140）；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基于企业生态系统的新疆企业成长能力研究”。一、引言
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创新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大数据”、“大经济”时代。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所面临的的环境越来越充满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统企业理论只高度关注竞争和企业自身利润和自身发展的狭隘思想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当今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会严重阻碍了企业成长和发展。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和流行，到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主张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从彭罗斯和沃纳菲尔特的资源基础理论到后来的蒂斯和温特的动态能力理论。他们都只以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视角，未能从系统的角度加以阐述。随着从强调竞争转变为追求合作共赢，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理念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使得企业生态学出现和发展不仅有了理论基础，而且还具备了社会基础。企业生态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二、企业生态学的发展历程
1993年，保罗·霍肯（Paul Hawken）从自然生态系统原理出发首次提出“商业生态学”概念。在其著作《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中，指出要打破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战略理论的架构，努力去利用生态学思想来系统研究商业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才是企业发展惟一的真正出路”。随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弗·穆尔（James FMoor）发表《新的竞争生态》一文，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他以仿生学的角度来描述当今市场中的企业活动，指出现存企业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商业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并认为除了竞争之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应引起关注。1996年，穆尔在著作《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中，定义了商业生态系统是“以个人和组织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并认为该系统是由消费者、市场中介（包括商、销售渠道、销售补充产品及其提供服务的人）、供应商和企业自身构成的，企业被视为是企业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物种。同时，该系统不同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商业领域的简单运用。他认为“企业发展战略应关注整个企业生态系统的共同进化，使其成为商业生态系统进化的主导力量”。为了使商业生态系统均衡演化，高层管理人员应经常从产品、市场、顾客、组织、过程、风险承担者和政府与社会七个方面来考虑商业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作为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每个企业成员不应以战胜竞争对手为目的，而应以促进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共同进化为目标，创造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
三、企业生态学的研究类型
1企业个体生态学。其从考察单个企业为出发点，探析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和企业为应对环境因素变化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主要研究单个企业和其所生存的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企业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市场行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企业成长环境系统。
2企业种群生态学。其考察对象是处于相同产业特征的企业或产品具有相似性和替代功能的企业，主要研究范围不仅是处于企业种群中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涉及到群体企业与之交叉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学科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要研究的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特质进行分类，然后拿出其中的一类来进行深入研究。
3企业群落生态学。其考察对象主要是像原始社会的“部落”群居那样，同行业的企业或者不同行业的各种企业在某一个地理区位集聚的现象。主要研究处在企业群落中每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内部关系及整个企业群落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来揭示企业群落集聚的演化规律和自适应调节机制，进而探析这种现象对每个企业绩效和成长的影响。
4商业生态系统生态学。同企业生态系统学，即把所有企业和所有消费者作为考察对象，研究由企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环境三大要素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揭示这种系统开发、扩展、发展和进化的规律。探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商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
四、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一）打破传统的企业界限，强调用系统的眼光审视整个市场
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项修炼》里重点强调了系统思考的意义，传统的局部分析问题的方法虽然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其本身隐藏的局限和问题也随之日渐凸显，比如容易让人断章取义、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损人利己等。企业生态系统理论更加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指出企业不仅要充分利用与己相关的各种资源，而且还要拓展自身发展界限，把不相关的变成相关的，加强自身的外部资源整合能力。同时，企业也应意识到自身是整个企业生态系统中的一员。
（二）转变了传统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目标
“产品导向型”和“企业自己创造价值”的观念一直是传统企业经营的核心理念，企业所追求的是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顾客导向型”和“企业和顾客一起创造价值”，企业追求的是与之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发展应该把追求“价值创造”放在战略的首要位置，企业只有在所处系统的整体价值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身的基业长青。据此可以把企业分为“生命型企业”和“利润型企业”。“生命型企业”关注的是自身创造的价值（顾客价值、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等）有多少；“利润型企业”则关注的是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未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目标是在自身所处的“企业生态系统”中成为“价值型和生命型企业”。
（三）强调共同进化的发展模式
传统成员企业间的关系多是个零和博弈，即许多企业为了争夺生产资源和抢占更大的市场而进行着“一山不容二虎”的恶性竞争。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伤害其他企业利益为代价。然而，企业生态系统的内在核心理念强调企业在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其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整体利益和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升级，最终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处于生态系统中的每个成员企业都必须改变原来那种水火不容的竞争关系，更多地采取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这种共同进化的理念不仅包含竞争与合作，而且还超越了价值链、供应链和协同效应的内涵，是一种新的企业成长、发展模式。
（四）有助于分散和降低创新风险，缩小交易成本
由于企业的发展受到历史条件和自身能力的局限，再加上资源本身的稀缺性，某一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仅不可能满足当前消费者的众多需求，更难以保持其经营效益持续的增长；同时也很难应对创新所需的成本和带来的风险问题。企业生态系统强调自身是一个开放的、与社会的各种资源有着全方位交换的、不断在进行内、外部调整的动态系统，而且能够把整个系统内的资源进行有机的结合和重组。因此具有单个企业或多个企业简单联盟所无法具有的新的特性和功能。正是这种特质不仅有助于分散和降低单个企业创新风险，而且还有助于缩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企业个体可以没有完整的附加价值链，但要看清生态形势，顺势而为，通过适时调整战略，清楚知道这些能力来源并加以利用。学会在生态系统中与其他企业结成一种基于竞争-合作的自适应和自调节的机制，以发挥整体效力，以此来赢得最大的生存和发展主动权，并为生态的健康、繁荣作出贡献。
（五）有助于改善企业决策者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人们心中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和习惯，是人们头脑中“简化了的假设”。 人们脑子里装的并不是活生生完整事物的图像、景影，而是概念化了的假设、成见、印象，人们正是通过自己特定的心智模式去观察事物、采取行动的。因此，不同行为主体的“心智模式”对其行动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生态系统的理念将有助于企业领导者摆脱过分分工和一味竞争的思维束缚，改善其“心智模式”，使其完成将思想和机会转变成顾客使用价值和投资者利润这一基本任务。这同时也更能使企业决策者以“主人翁”的心态和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去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当企业生态系统学的管理思想变得越来越普及，当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意识到共同进化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时，经济的发展将会呈现出指数般的速度；社会资源也将会得到更加合理的优化配置，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将更加和谐友善。
五、结语
企业生态系统不仅是一种微观的经营策略，更是一种宏观的经营理念。它不但能够使企业经营者要注意企业自身成长与发展的生命力，更能够使他们深谋远虑，洞察到企业生态的变化，以此来不断调整自身能力来应对环境。企业也是一个生命体，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坐等死亡。出生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以什么状态活着、用什么方式去活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生存、成长、健康、长寿不仅是人类生命的追求，也应是企业的最终追求。
[参考文献]
[1]胡斌企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及运作研究[D]河海大学，2006
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范文3
1.1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但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1)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生态理论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作为对金融发展理论最初论述的补充。但之前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1973年，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和诠释。(2)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其后，便陆续出现了一批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英国学者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法国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以及莱斯特·R·布朗的《生态经济》等等，都深入地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鼓励经济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倡导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为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3)自组织系统理论为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之类的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仅出现在复杂程度很高的系统中，这种系统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间具有非刚性的随机特性关系，自组织是靠变革系统元素间旧的联系，建立系统元素间新的联系来实现的。可以说，金融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依靠变革内生性因素(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间旧的联系并建立新的联系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来实现自身的不断改善。
1.2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分类
对于金融生态的理解，目前国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生态环境观，一类是金融生态系统观。(1)金融生态环境观从群体生态学角度，强调“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学者有:白钦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白钦先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社会经济扩大资源基数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而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和效率状态则构成一国经济的金融生态环境。曾康霖认为，从金融本身产生、发展和消亡来看，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动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徐诺金虽然是金融生态系统观的代表性学者，但也曾专门撰文探讨过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与周小川一样，认为建设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决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缺陷的关键。唐旭也将金融生态中的法律问题作为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当然，金融生态环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体构成要素将在后面详细描述。(2)金融生态系统观侧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从而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秩序结构和要素逻辑条理等特性的、互动式动态平衡金融生态系统。代表性学者有徐诺金、林永军、李扬、位、谢太峰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巨系统，包括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将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张志元等将城市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体系模块和生态环境模块共同组成的综合性动态平衡系统;曾建等探究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金融风险的本质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另一些学者为金融生态加入了金融生态调节这一构成要素。如徐诺金就认为金融生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金融生态主体(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生态调节(即金融监管)。
2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研究视角、理解深度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于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范畴界定有所差异。
2.1金融生态主体
同为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角度，学者们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范畴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较大一部分学者将金融生态主体局限于金融机构。徐诺金在论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组织代替金融生态主体;林永军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从其字里行间辨析，对金融主体的阐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机构为立足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金融生态主体有过定义式的描述，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范围进行了扩充。如李扬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既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直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体，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确定规范、进行调控和实施监管为职能，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应之种类、规模、价格、质量、范围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买卖双方的角度，位认为金融主体意谓金融活动者，绝非仅限金融机构，而指金融产品交易的买卖双方。因为尽管金融机构或金融组织是金融活动的专业主体，在金融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没有众多的金融活动兼职主体，金融活动专业主体的“独脚戏”也拉不开序幕。易宪容等［10］除认为金融主体应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不仅涵盖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金融咨询评估机构等。
2.2金融生态环境
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中，第一次将影响我国银行业80%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外部原因统称为金融生态环境，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徐诺金认为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苏宁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五部分: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这些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描述，另一些则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较全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该报告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对象，选取9个指标对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环境、经济基础、金融部门独立性、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该报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状况(由测评指标测度生成)为产出，以城市金融生态的9个构成维度(由分析性指标体系生成)为投入，构建了一个刻画“金融生态环境边界”的超曲面，进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经济运行的质量、地区金融发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建设)，并运用这些指标对中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分和排名，与周小川、徐诺金和苏宁不同的是，李扬界定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范围除了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外，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另辟蹊径，以山东省3个城市为例，建立了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他的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包含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部门贷款平均收益率、加权风险度和法律信用环境等变量，即徐小林所探讨的金融生态环境其实仅限于银行生态。
2.3文献述评
对于金融生态主体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突出重点与核心，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这一专业主体，消费者、监管者等众多金融活动的兼职主体都处于与专业主体互动的外部范畴，可一并归入金融生态环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场亦履行着直接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从指标选取的角度，作为金融机构的活动平台，金融市场的规模是反映金融生态主体状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金融生态主体内涵与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部分。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即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除了学者们广泛探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金融决策和监管部门，它们是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专属。
3结论性评价
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范文4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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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范文5
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污染加剧，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问题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生态系统管理的问题，用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土地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经营者的支持，生态学研究从以往注重短期产出和经济效益转而开始强调长期定位、大空间尺度研究。Agee和Johnson(1988)分析了生态系统管理的适当边界、明确的目标、管理机构间的合作、管理效果的监测和政府的参与等要素的相互关系，构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框架。
随后，在美国兴起了研究生态系统管理的热潮，并得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积极响应，1991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C)年会上，美国生态学会提出了“可持续生物圈建议”(SBI)，美国农业部森林局提出了“关于自然森林系统管理的新设想”。
随后，美国林务局官方首次宣布采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国家森林。美国机构间生态系统管理课题组(1993)直接将生态系统方法定义为:“一种维持或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和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内涵包括:生态系统方法以一种综合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来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命的总体质量。生态系统管理承认生态系统是不断变化的，提倡保护后代人的需求，保留他们对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到的生态系统产品、服务和状态的选择权(Bormanneta．l1993);这与管理单个物种的战略或方案完全不同，它是通过“关联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体来管理生态系统的一种策略或计划”。
Grumbine等(1994)进一步指出生态系统管理是以“长期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标，将复杂的社会、政治以及价值观念与生态科学融合的一种生态管理方式。”Wood(1994)联系可持续发展目标，认为生态系统管理旨在“通过生态的、社会的和经济学原理，经营管理生物和物理系统，以保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自然界多样性和景观生产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认为“生态系统管理是操纵将生物同其非生物环境联系起来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工程和管制人类行动，以产生理想的生态系统状态”。20世纪90年代，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传入我国。我国学者赵士洞、汪业勖(1997)论述了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问题;任海等(2000)认为生态系统管理是“基于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的最佳理解，在一定的时空尺度范围内将人类价值和社会经济条件整合到生态系统经营中，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
于贵瑞(2001)论述了生态系统管理学理论框架，阐述了在维持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总体目标下，各类生态系统管理的具体目标。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是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高产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命的总体质量。这些都通过一种完全融合了社会和经济需求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来实现(顾传辉2001)。2000年以来，在生态系统管理的实践中，一些国际组织，如全球环境基金组织(GEF)为了强调对自然资源实行系统管理，从整体上综合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联系，并通过在相关利益方建立伙伴合作关系，推进管理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明确强调是生态系统各生态功能和服务之间的关联(比如碳的吸收和储存，气候稳定和流域保护，有益产品)、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和生产系统之间关联的一种综合管理的方法。
中国－GEF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于2002年启动，其目的是要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管理体制，通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把政策、法律、规划与行动等有机地统一和协调起来，对西部土地退化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最终实现减少贫困、维持生态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主要是将全球环境基金传统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做法，转变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及多部门、多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统一的政策法规框架、统一的规划、信息共享机制，并分层实施，促进了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同时也极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针对资源利用的冲突，重点是资源与环境规划和管理，并协调各类相关机构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笔者认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较之生态系统管理在其管理对象、管理目标、基本方法上是一致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本质上就是生态系统管理;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生态系统管理的局限，更好地适应了生态系统演变的现实，充分体现了生态系统管理必须考虑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目标是社会的抉择的指导性原则，突出了多学科交叉途径和采用科学的适当工具为手段的特点。
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是在生态科学研究不断进入和实践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与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不同的是，生态系统管理着眼于系统的整体性，是具有明确且可持续目标驱动的管理活动。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提出构建了一体化管理的新框架，即基于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和社会系统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综合控制以达到管理整个系统的目的。总起来看，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主要还是基于自然属性为主的自然生态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生态系统管理除了具有自然、社会、经济基本构成要素外，还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迫切需要一种更加综合的途径，管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呼之欲出。
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一)复合生态系统的定义
复合生态系统概念是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于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根据他多年研究生态学的实践，以及关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粮食、资源、能源、环境等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将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复合到一起的构思。80年代初，马世骏、王如松进一步提出复合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系，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并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生态工程是实现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马世骏，王如松，1984)。
袁旭梅、韩文秀(1998年)认为“复合生态系统由多个独立的子系统组成，各系统按一定方式存在着，相互作用，复合系统不是各子系统的简单迭加，而是子系统的复合，“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复合系统”;郝欣、秦书生(2003)提出复合生态系统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空间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即所谓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并探讨了复合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它的演化发展，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由复合生态系统复杂性本质决定的。
石建平(2003)进一步将复合生态系统的定义阐述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联系组成的一个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融合，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环境(包括生物)相互作用的循环式复杂系统”。叶文虎(2004年)认为:建立在自然生态基础上的人类社会是一个高级的复杂系统，由生物、环境和人口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依赖能量的转换和供需而共存的。秦书生(2008)分析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特征、非线性特征、自反馈特征、循环再生特征、协同共生等自组织特征。
(二)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与实践
蔡庆华(2003)等多位学者将流域作为一“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研究，探讨了河流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管理问题;刘青、胡振鹏分析研究了江河源区复合生态系统的内涵、特征、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江河源区复合生态系统具有三大服务功能: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吴钢等(2002)在对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等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峡库区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从经济、生态、社会及综合效益方面进行评价。
王如松(2003)最早明确提出复合生态管理概念，并论述了其要义。王如松认为:“复合生态管理旨在倡导一种将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生产方式从链式产业转向生态产业，生活方式从物质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思维方式从个体人转向生态人的方法论转型。通过复合生态管理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强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从技术革新、体制改革和行为诱导入手，调节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灵活性与稳定性，使生态学的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石建平博士(2005)认为复合生态系统各子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地耦合在一起，以物质、能量、信息流的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系统输出端和输入端有机联接，以废物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和废弃物再循环为基本原则，使物质和能量以最低投入，达到最高效率的使用和最大限度的循环利用，同时信息在系统中传递通畅，功能最大。并着力于运行机制和长效机制的建立，探讨了建立包含决策机制、实施机制、补偿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等。他设计建立了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直接放大为省域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源于自然资源管理。从自然资源管理到生态系统管理再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不断演进的历史必然。自然资源管理着重于对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短期调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起到的仅是调控作用;生态系统管理是以系统整体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注重的是保护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状态，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注重的是人类活动对这些过程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结果的影响，其本质特征是系统性。目前，学术界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而且真正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自身特征出发对其进行管理、调控的深入研究更加匮乏，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为:
1．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内涵和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制约了对其实践的指导作用;
2．研究的尺度主要限于问题区域及单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森林、草地、流域、海洋、湿地、沙漠农田和城市等单一的自然、人工生态系统尺度，没有立足复合生态系统的自身特性，进行系统研究;
3．存在简单化倾向。现有研究主要是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以及经济学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开展了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要实现对这个复杂系统的有效管理，需要在复杂系统科学的指导下，构建复杂性科学管理范式，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4．现有研究偏重于现状的静态评价、分析，没有体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面向未来的特征。因此，不断扩展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成果的应用范围和实现这些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将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范文6
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连年增长，2012 年超过 170 亿元，21 部国产片取得过亿元的票房收入，《人再囧途之泰囧》（下文简称《泰 》）甚至超过 10亿元。市场繁荣也推动着影院建设不断增加，2012年全年新增银幕数 3832 块，平均每天新增银幕 10.5块，而且均为数字影厅，截止到 2012 年底，全国银幕数从 2002 年的 1845 块增加到了现有的 13118 块，其中 2K 数字银幕超过 1.2 万块，主流院线影院基本全面实现数字化放映。与前几年银幕数量的增长主要由一线大城市贡献不同，目前的银幕增长数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二三线城市。
毋庸讳言，中国电影产业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也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国产电影相较于国外影片尤其是好莱坞影片的市场竞争力堪忧。尽管仍旧受到相关政策的保护，但还是缺乏与好莱坞相抗衡的实力，没有发挥出本土化的竞争优势。国产影片票房收入占全国票房总收入的 48.5%，这是近十年来首次落后于进口影片。从 2012 年票房收入前十名的国产片和进口片相比较可以看出，引进片第十名的票房收入都远远超过了国产片第五名的票房收入。从影片类型上看，国外影片的类型更加多样化，类型组合也更为丰富，以往作为中国影片走向国际化的主要类型动作片已然成为了好莱坞拥有的新类型元素。从影片名称上看，引进片前十名中有八部都是续集片，国产片仅有三部，由此可见国外影片对于品牌的培养以及持续经营十分重视。然而，如何在重复与创新之间建立平衡，也是国内外续集影片品牌经营面临的共同挑战。
其次，在各大院线、影视公司纷纷斥资兴建影院的背后，整个院线行业却潜伏着高速发展的隐忧。2010—2012 年三年间，银幕数分别为 6223 块、9200 块和 13118 块，而全年观影人次分别为 2.9 亿、3.7 亿和 4.6 亿，通过计算可以发现，2010、2011和 2012 年的单块银幕平均观影人次分别为 46601、40217、35066。由此可见，平均单家影院的票房收入从 2011 年开始连续三年不断下降，其中既有银幕扩张速度之快的原因，也有影片数量与质量以及定价和营销等方面的综合问题，还有影院自身的定位问题等等。
第三，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开发以及电影后产品开发方面仍旧存在严重不足。一方面，海外市场票房连年下滑。2012 年全年共有 75 部国产片销往 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为 10.63亿元人民币，相比于 2011 年的 20.46 亿元下滑了近一半，与 2010 年的 35.17 亿元相比更是下降显著。
（1）另一方面，在电影综合收入中，票房仍旧占据主要地位，其他后产品的收入仅占很少一部分。相较而言，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仅占其综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更多地来自于影院放映之外的衍生产品领域，如 VCD、唱片、主题公园、游戏产业以及其他消费品的特许经营等 ；同样，其国内票房收入也仅占总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更多地来自于海外市场。国产影片之所以存在以上差距，很大程度上由于在内容创意、融资、技术、营销和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都明显不足，从而制约着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
中国电影目前发展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跟电影品牌建设滞后关系密切。中国电影的品牌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品牌缺乏精准而灵活的定位，呈现同质化和模糊性特征 ；品牌认知度和忠诚度较低，呈现高风险性特征 ；品牌建设缺乏计划性和持续性，呈现随意性和离散性特征 ；品牌之间缺乏协同性和整合性，呈现孤立性和过度竞争性特征。本文从中国电影品牌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引入品牌生态理论的视野，借鉴好莱坞及其他国家电影品牌生态系统的构建战略，提出适合中国电影品牌发展的生态系统发展战略。
二、品牌生态理论与电影品牌生态系统框架。
（一）品牌生态理论基础。
所谓品牌（brand）是指“一个名称、术语、标志、符号或设计，或者是它们的结合体，以识别某个销售商或某一群销售商的产品或服务，使其与它们的竞争者的产品或服务区别开来”。品牌之间的差异可以来源于其功能性价值，也可以来源于其象征价值。
（2）品牌理论的研究也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品牌形象论”、80 年代的“品牌定位论”、90 年代初期的“品牌资产论”、90 年代末期的“品牌关系理论”以及 20世纪初期以来的“品牌生态理论”等发展阶段。
品牌生态理论作为商业生态理论的一个分支，是品牌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产物。1996 年美国战略管理学者詹姆斯·弗·穆尔（James F. Moore）把生态学理论与现代企业竞争战略结合起来，最先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的概念。
他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指“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组织和个人是商业世界的有机体。这种经济联合体生产出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是生态系统的成员。有机体成员还包括供应商、主要的生产者、竞争者和其他风险承担者”。
（3）在此基础上，生态学与品牌管理的交叉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美国著名品牌营销专家林恩·阿普绍（Lynn B.Upshaw，1999）认为消费者的个性化导致其购买决策的个性化，而购买决策的个性化又促使了品牌的个性化。不同的消费者需要不同的口味、风格的品牌，在利润的驱动下，企业不得不努力塑造迎合消费者个性化的品牌。他将品牌描述成“复杂的生物”，认为品牌系统具有极其复杂的生态运动行为。
（4）A. 温科勒（A.Winkler，1999）首次提出了“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标志着品牌生态研究的开始。所谓品牌生态系统，是指存在于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之中的所有相关的参与者或品牌之间的复杂关系，涉及到顾客及其他相关利益团体、品牌接触点、售后服务、公司信誉、顾客依赖度、品牌形象代言人以及其他影响利害关系的因素共同组成。
（5）国内学者对品牌生态学的研究也是从 20 世纪 90年代末期开始，王兴元教授首次提出了名牌生态系统理论，并对品牌生态学的产生、基本研究框架及其重要研究意义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品牌生态系统是指“由品牌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相关环境复合而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品牌生态系统描述了以某一个或某一些特定品牌为龙头的商业共同体。它是以品牌为龙头的商业生态系统，由品牌产品、品牌拥有企业、股东（或投资人）、员工、经理人、供应商、最终顾客、金融机构、大众传媒、社会公众、中间商、政府、竞争者、其它相关组织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成员通过一些内在规则联结而成”。
（6）实质上，品牌生态理论的发展正是品牌市场实践的产物。目前，市场竞争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例如地方集群之间的竞争、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等多种形式。看似两家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它们各自拥有的复杂网络关系之间力量的抗衡。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拥有巨大的赢利潜力和广泛的市场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强大的品牌竞争力。其品牌竞争力不是依靠一个个电影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单打独斗来实现的，而是好莱坞作为一个整体所构建的强大的品牌生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协同作战的结果。因此，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的提升，不能仅靠企业自身来实现，而需要整合其股东、供应商、顾客、竞争者、政府、社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来完成。可以说，企业自身的品牌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品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品牌生态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家企业的品牌之争，也就是两个品牌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二）电影品牌生态系统框架的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