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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理论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布朗芬布伦纳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医德养成教育 医学生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由已故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于1979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型。他从个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出发来研究人的发展，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社会环境中的生活事件的直接影响，还会受发生在更大范围的社区、国家、世界中的事件的间接影响。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简介
（一）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生态哲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哲学，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哲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萨克赛（H.Sachsse）和奥地利裔美国的卡普拉（F.Capra）。在生态哲学领域，尽管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在生态哲学的基本框架上他们已经达成共识。在本体论上，生态哲学坚持世界的关系存在论和过程存在论，认为世界是“人――社会――自然”活的复合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的结构和过程相互关联，但过程更为基本。在认识论上，生态哲学反对绝对的主客二分，认为主客的统一更为根本，人的认识是在主―客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在方法论上，生态哲学坚持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认为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内容
生态哲学为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创立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是一个层层镶嵌的多元系统，由近及远依次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的环境系统，比如家庭、同伴群体、课堂、学校等，它们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产生直接影响。[1]中间系统是指个体直接参与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微观系统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系统，例如课堂与同伴群体相互联系形成的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间系统。中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一致，将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优化发展。外部系统指个体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他参与的环境发生更大影响的系统，比如父母的工作环境会通过家庭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宏观系统是指嵌套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阶层背景，它是一个广泛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他同时还指出，每一层次的系统都与其上级和下级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体成长的生态背景。与每个同心圆相通的是时间系统，指每一个同心圆系统的内容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过这样的结构，将个体发展放在一个宏观的、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启示
（一）发挥家庭在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基础性的作用
家庭是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自人的出生之始，他就生活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是一个人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养成的第一场所和重要环境，因此，作为家庭核心人物的父母对良好家庭环境的营造和正确教育子女思想的养成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医学生是将来走向社会的医务工作者，家庭除了教育医学生子女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医学知识、医务技术外，还应重视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培养。一名合格医务工作者，不仅应当具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还应当具有高尚的医德。因此，家庭应重视对医学生正确的从医价值观的引导，去除其功利性，避免他们将来从事医务工作打后价值天平向物质利益倾斜，倡导“医乃仁术”、“大医精诚” 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医学生是未来从事医务工作的主流群体，他们医德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就业后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滑坡，并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和谐发展，所以家庭成员应帮助教育医学生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履行好自己角色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增强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在未来的医药卫生岗位上能秉持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真正做到“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
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是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二者的互动可以归属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的中观系统。课堂教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医学院校教师必须重视通过课堂教学来增强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为此，就课程体系而言，要开设一套比较完善的具有医学特征的医德课程体系。首先是医德基础理论课，如哲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的开设。其次是作为医德主干课程的医学伦理学。最后是选修课的构建。由于课时的限制，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的形式将一些课程补充进来，如可以通过选修课讲解医德历史等。就教学方法而言，应摒弃那种传统的单向灌输的方式，促进医学生在道德学习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应当运用启发式讲授法，通过启发式教学，引起医学生的共鸣，使医学生在经过自己思索后，自觉地得出结论。
但是，道德并不是脱离特定问题情境的条件下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的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作为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仅靠课堂的讲授很难有效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医德和完整人格。同伴群体是“由年龄、性别、兴趣爱好、职业、社会身份、价值观等方面大体相似的个体所组成的关系相对亲密的一种非正式群体”[3]，同伴群体中成员的医德的交往对医学生正在形成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之间的互动，使同伴群体成为医学生医德培育的重要参照系统。高等医学院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将课堂教学延伸至医学生同伴群体的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布置有关医德的教学任务后，让医学生在课下自动分成同伴群体讨论小组，各学习小组针对一个关于医德的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同伴群体的讨论中，医学生能够在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下各抒己见。而对于一些讨论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还要回到德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重点讲解。通过这种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形成了“课堂德育教学―课下同伴群体讨论―课堂德育教学”的行进路线，最终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三）重视完善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按照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环境是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一个外部系统。虽然医学生并不直接参与这个环境，但医疗法律环境通过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产生影响。目前我国诉诸法律解决医疗纠纷成本过高、程序较复杂，加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近年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医疗纠纷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闹”的方式，甚至靠暴力解决医疗纠纷，陷入“不闹不赔、越闹越赔、越赔越闹”的怪圈，波及全国的“医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4]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往往导致医疗纠纷升级，最终酿成。因此，应当完善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畅通解决医疗纠纷的渠道，既要规范医者的行为，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减少“医闹”的发生，维护医者和医院的正当权益。这对于增强医学生利他素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构建“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成长发展会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中国社会有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医学生医德的养成产生负面影响。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义利观。 这种传统义利观主张“崇义轻利”，过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忽视、贬低甚至完全否认个人物质利益倾向的传统义利观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医生是“白衣天使”，就应该无私奉献，导致一部分患者对医生的工作不理解，缺乏一种包容心，增加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应当认识到，这种“崇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是与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已经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不相契合。而另外一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面更大，它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产生。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只强调经济利益，而放弃道德之“义”。 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己主义是其典型表现。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表现在，一些医务人员受到经济利益的诱导，开始为处方权寻找“租赁”对象。医生开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影响医生处方权的已不再是患者病情、药品疗效等因素，患者利益最大化被严重忽视了。这样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必然会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产生负效应。因此，构建关于义利观的正确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已成为当下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必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大力提倡“义利兼重”、“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一方面我们反对用整体利益碾压和僭越个人利益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对个人的“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受不义之财，鼓励个人通过辛勤劳动活动应得报酬。这种“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刘宇.学生课程参与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106.
[2] 丁文敏.大学生责任教育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228.
系统理论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传统翻译理论 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
当翻译理论的研究经过文化转向以来，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功能对等”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文化之间的对话、协商以及如何协调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冲突。例如，当把 “You are a lucky dog”翻译成“你是一条幸运的狗”时，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会心有不悦，而把“绿帽子”翻译成“green hat”时，又有多少外国读者明白其中的隐义呢？由此看来，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予以小议。
一、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重心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不过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跟文化的关系不大，主要需要掌握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巧，从而把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
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在语言文字中展开，围绕的中心就是“怎么译”的问题，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近代的“信、达、雅”、“神似”、“化境”，[1]还是西方传统译论中的“不忠的美人”，“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理论，都默认一个原则，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在传统的翻译观中，由于受到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思想的影响，翻译不能有丝毫的改动，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的观点非常深入人心，而“不可译性”的观点也往往是由主张“忠实于原文”的人提出的。
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还有“有无之争”（即翻译研究有无理论，翻译理论有无价值）和“中西之争”（即西方翻译理论是否能适合中国的实际）。有人认为翻译就是实践，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中国历史上也并没有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对于中国译论的发展历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案本”——“求信” ——“神似”——“化境”[2]，然而这算不算是翻译研究的理论呢？总的来讲，传统的翻译理论更多地是在进行“术”的探讨，而当其上升到“学”的高度时，即完成了向当代翻译理论的转变。当前，翻译理论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翻译研究的内容和学界的译学观念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给传统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翻译理论的误区
误区之一：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这个转换应当完全根据原文，怎么能容许“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发生呢？或者大家普遍认为“创造性叛逆”是由于译者不遵循原文的内容或形式，主观能动地改变译本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一是其忽略了客观实际和主观想法之间的差距，译者很可能主观上是想遵循原文的，但由于客观的操作和表达存在误差，或者是译者的理解和作者的表达有不一致的地方；二是由于文化背景，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译者不得不将原文中一些不符合译入语文化或译入语读者不能接受的部分加以修正，如晚清的《迦茵小传》翻译和时期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等等。[3]
误区之二：翻译理论的历史化研究，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传统的翻译训练的挑战，并使翻译人员和工作的训练无所适从。实际上这种想法混淆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的教学及基础训练之间的关系。几千年的翻译实践把“忠实”作为一种原则继承下来，是值得现在及后来的翻译人员遵守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翻译原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看，并且对于偏离这些翻译原则的现象加以解释时，我们采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因此对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误区之三：翻译理论研究似乎与翻译实践脱节了，翻译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并不一定能作翻译实践工作，因此翻译理论研究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失偏颇，因为从其他相关的学科来看，很多文艺理论家并不能创造出很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并不一定能提出高深的理论。随着学科发展的精细化，我们不仅需要能从事翻译实践的治“术”的人才，同样也需要研究翻译理论，特别是超越语言，从文化层面治“学”的学者。不管什么学科理论，我们都不能一味地将其功能简单化，克服狭隘的“唯用论”，而将其推向更高的层面。
三、当代翻译理论的讨论重点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对翻译理论的关注点从“怎么译”转为“为什么译”，研究的重点也从“以原文为中心”转为“以译本为中心”，这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跨学科的理论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在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之后，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儿（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成为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推动翻译研究完成了文化转向，并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后来的翻译理论越来越多地借用解构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功能论、跨文化研究理论等，使翻译研究呈现出更活跃更多元的新面貌。[4]
由于西学东渐，当代翻译理论已是以西方翻译理论为主导，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并未脱离对翻译技巧或文本本身的阐述。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谢天振教授归纳为“三个突破”和“两个转向”[5]。“三个突破”是从怎么译深入到翻译行为本身的讨论，从文本研究到翻译行为的发起者、操作者和接受者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大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语境中来研究；“两个转向”即翻译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
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面关注源语和本族语在转换的过程中信息和文化意象发生“失落、变形、增添、扩伸”[6]，如翻译中译者有意的误译，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已不再被视为仆从性的工作，更多的学者从翻译是主观能动的活动的角度去研究翻译活动是如何发生发展，如何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甚至给了原作第二次生命的。翻译可以对原文的风格、语言、内容等进行改写，使之符合译者自身国家的文化形式，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的同时，也在对文化进行过滤。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介入的过程。翻译就是一种创新，一种变异。这说明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化或文学的研究。
当代翻译理论的重心从语言转换向文化方面转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翻译内容的多样化。传统的翻译材料大多是宗教文本或科学典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演进，许多新的翻译材料出现，如流行小说、电影、广告、商标、新闻等，在这些译文中，对功能和文化的考虑因素是反而是第一位的，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富有张力的四字词组更能得到观众的喜爱，所以“The Matrix”译为《骇客帝国》，“Inception”译为《盗梦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观念的更新和翻译理论的与时倶进是值得倡导的。
四、译介学与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由中国学者谢天振教授发展起来的一个译学理论，它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谢天振教授在其专著《译介学》中把译介学界定为：“译介学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7]在理论探索方面，谢天振先生以比较文学理论为背景，高屋建瓴，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继承并发展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翻译中的变异，有意误译等，已成为译介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为前者既包括文学作品的中译外，也包括外译中，翻译文学史应该是包括作家（译者）、作品（译本）和事件三个要素的文学史，而后者文学翻译史是以翻译事件为主线，以译者为主体，考察译者的翻译风格、对翻译题材的选择，以及对本土文学和外来文学所作出的贡献等；第三，他还对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上作了界定，认为翻译文学既不同于源语文学，又不同于译入语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实体，并且应根据翻译者的国籍来确定翻译文学的国别划分。谢先生在这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译介学理论，使其具有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当代视野的译介学理论中，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译论而进入到“创造性叛逆”的阶段。“翻译研究不仅积极肯定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更进而提出翻译对原文的‘不忠’是绝对的、必然的，而且这种‘叛逆’与‘不忠’往往携带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因而，翻译研究......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将翻译问题语境化，探讨充满误读、误译的翻译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分析产生种种误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机制。”[8]
但是大家会问道，甚至不少的学者也疑惑，是否译介学就是当代的翻译理论呢？笔者认为，当代翻译理论范围更广，包括了译介学等翻译理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一个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就学科分类的理论框架而言，从1972年霍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标志着翻译学学科的确立以来，只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时间就更短了；且或许正由于此原因，当代的翻译理论过于庞杂，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而言，但凡涉及一点对于翻译的论述，即解释或归纳并于一种翻译理论。另一方面，从大部分翻译方向硕士生的论文来看，有很多的文章只是生搬硬套各种翻译理论来解释文本，并未吃透理论，大多理论也流于清议空谈，且以解释文本的方式来推动其理论的发展。且就译介学理论的归属而言，它仍属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媒介学下的一个分支理论。因此，对于广大的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讲，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 2001年第4期，第2-6页。
[2]万涛，徐燕珍，《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钱钟书翻译思想》，《海外英语》，2012年第3期，第40-41页。
[3]穆雷，《也论翻译研究之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12期，第35-38页。
[4]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3-5页。
[5]谢天振，宋炳辉，《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关于译介学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39页。
[6]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页。
系统理论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系统培养；内涵；特点；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21-0146-02
一、导言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明确指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树立系统培养的理念”，这一要求清楚地表明“系统培养”是当代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带有导向性的一个基本理念，将成为中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教育教学体系构建的基本指导思想。系统培养是一个关于人才培养方式的范畴，它突显了人才培养系统化方式的当代意义。可以预期，系统化培养理念将逐步成为中国各种规格、各种类型、各种层次职业人才的主流培养思想，并必将深刻地影响和引领当代中国职业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方式，乃至于具体课程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那么，什么是系统培养？它有何特点和意义？
二、系统培养的内涵
系统培养是由系统和培养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范畴。所谓系统是指由若干要素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一般与要素相对应。所谓培养就是培育和养成的意思，反映的是人有目的的自觉性活动。由系统+培养组成的系统培养一词，其意就是培养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受培养者实施有序的培育养成活动，它涉及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是培养什么的问题，一是如何培养的问题。培养什么即培养对象既可以是物比如培养细菌等，也可以是人比如培养接班人等。培养人的活动就是我们常说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培训活动。如何培养的问题是培养方式的问题，可分为系统的方式和非系统的方式。系统培养重在系统一词，即重在培养的系统性，重在培养系统的有机构建并以此为据对培养对象实施有序的教育和培训活动。系统培养作为培养方式具有普适的意义，但只要与一定的培养目标相联系就会具有特定的意义。
中国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造就具有一定科学文化基础和较强综合职业能力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在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等一线工作的各级各类应用型专门人才，其倡导的系统培养理念就具有其特殊的规定性。首先它是一种以第一线岗位所需的职业素质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方式。职业素质是劳动者对社会职业了解与适应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其主要表现在职业兴趣、职业能力、职业个性及职业情况等方面。一线岗位的职业素质，不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而且要有较强的综合职业能力，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以职业素质为目标的系统培养重视人的职业道德、职业兴趣、职业能力、职业个性等素质要素的教育和培训，其根本目的是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满足我国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一线工作岗位对各种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其次，它也是一种以第一线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为主线的人才培养方式。一线岗位职业能力有其特殊的内涵，主要包括执行操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革新创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等。以职业能力为主线的系统培养就是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工作岗位所需的主要职业能力要素为主导线索的教育培养方式，它要求以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作为教育培养的重点，并使其贯彻于整个教育、教学、训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贯穿于教育培养过程的始终，其目标取向在于为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一线领域提供能胜任岗位工作的实用性人才。
第三，它还是一种有条有理、循序渐进的人才培养方式。职业素质的培育和养成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从个别职业能力到综合职业能力、从个别职业素质到综合职业素质的教育训练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部分培养目标到整体培养目标的实现过程，因此，系统培养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是条理清楚的、目标一致的、前后左右贯通的渐进递升的教育培训活动。这种有序的培育训练活动旨在造就具有一定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专门人才，用以满足我国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一线岗位及其流程的工作需求。
最后，系统培养是以培养系统为依据的人才培养方式。培养系统的构建是系统培养的前提和基础。培养系统即培养体系的构建是以现实岗位所需的职业素质养成为目标、以岗位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育教学体系，一般由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方法、培养程序和评价标准等要素组成。在培养体系要素中，培养目标应是确定的，培养内容应是实用的，培养方法应是恰当的，培养程序应是规范的，而评价标准应尽可能是定量的。优化组合的培养体系有助于职业能力的训练和职业素质的养成，是系统培养活动有效性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可见，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倡导的系统培养是一种以第一线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引、以职业素质养成为目标、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培养系统构建为依据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也是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必须遵循的职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或基本方式，具有其自身特殊的内在规定性。
三、系统培养的特点
系统培养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倡导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式，具有如下四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系统培养是一种整体化培养的方式，具有整体性的特点。所谓整体就是指由事物的各内在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系统培养就是一个统一的培养整体，其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系统构建的完整性，一是职业素质培养的全面性。培养系统是以一线岗位职业素质要求为导引，对职业培养目标、内容、方法、程序和评价标准等系统要素进行通盘考虑和有机设计，使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适应和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为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因此，培养系统的构建是一种整体化的构建，也是一种优化性的构建。系统培养整体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职业素质培养的全面性。一线职业岗位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和道德的要求，又有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还有身心健康的要求，这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对受教育者施行全面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在对一线职业人才的系统培养即教育教学和培训过程中，既要坚持以德育人又要坚持以智育人，既要进行适度专业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技术技能的强化培训，从而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成为具有综合职业素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系统培养的整体性特点有助于探求和实现最优化的培养目标。
其次，系统培养也是一种结构化培养的方式，具有结构性的特点。所谓结构是指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序搭配和排列。系统培养就是培养要素有机搭配和有序排列的程序化培养教育活动，其有序结构主要表现在培养要素的合理组合和理实结合的培养模式两个方面。培养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能力和思想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素的内在有机组合所构成的培养系统是系统培养的基础和前提。培养要素的选定和组合应符合并满足于职业岗位所需的职业素质的要求，当今推行的任务模块化教育教学模式实质上就是结构化培养的生动体现。理实结合是实用性专门人才培养的特色要求。所谓理实结合就是理论+实训（实践）结合的简称。一般地说，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一线的应用型人才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理论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这就要求对一线职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实施理论+实训（实践）的教育培养模式，既进行知识的传授又开展能力的训练，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更要注重能力和技能的培养和提升。理实结合是培养一线职业人才的有效方式和途径，至于理实结合的结构比例则需根据培养对象的不同加以科学而合理的确定。系统培养的结构性特点有利于为社会培养和提供既有一定理论专业知识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一线应用型专门人才。
第三，系统培养还是一种层次化培养的方式，具有层次性特点。层次的要义之一是指系统在结构方面的垂直等级秩序。系统培养是结构化的培养，而结构化培养又是分层次的。系统培养的层次性主要表现在模块化培养和项目化培养两个层级上。系统培养由模块培养构成，一般地说，职业教育是以一线的职业岗位所应具备的素质目标为导引，精选和构建与目标相适合的内容模块包括若干理论内容模块和若干实训内容模块，并以此为据对受教育者展开有组织的教育和训练活动，使其满足职业岗位的需求。模块化培养是系统化培养的基本要求，也是系统化培养的基础支撑。而模块培养又是由项目培养构成的，任一模块培养一般地包含若干个项目的培养，项目是模块低一层级的内容，也是更具体更接近于一线职业岗位及其流程的需求。职业岗位所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是具体的、多样的，也是连续的，通过项目化的教育和培养，能够更有效地使受教育者了解职业岗位及其流程并养成岗位所需的素质和技能。系统培养的模块化、模块培养的项目化体现了系统培养层次性的特点。系统培养层次性的特点有利于为一线工作岗位及其流程提供技能型的实用性专门人才。
最后，系统培养方式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一般地说，对具体特定职业岗位所实施的系统培养有其自身的封闭性，这是由于其培养目标是具体确定的，为目标服务所选取的培养内容、所采用的培养方法、所实施的培养流程和所实行的评价标准等也是具体有机统一的。但系统培养从本质上说又是开放的，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系统培养的开放性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会对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一线职业素质提出新的要求，以职业素质为目标构建的培养体系以及培养过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二是作为主体的培养者来说，随着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提升必然对培养系统及其教育培训活动进行丰富和拓展，并更多地融入其自身的个体因素；三是作为主体的受培养者来说，在其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整个过程中，也是作为能动积极的因素参与其中并对培养系统的构建及其实施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可见系统培养的封闭性是相对的，而其开放性则是确定的。系统培养的开放性特点使其能够及时地应对现代技术条件下一线职业岗位的迅速变化，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领域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是系统培养方式的四个特点，这些特点表明系统培养实际上就是一种一体化的培养培训方式：一线岗位所需的职业素质既是培养的起点，又是培养的终点。一体化培养方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应时产生，并为工业化社会职业人才的需求提供保障。
四、系统培养的意义
中国职业教育倡导的系统培养理念是一个关于职业人才培养方式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对于国家构建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体系，而且对于职业院校构建专业体系、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体系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必须成为指导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导性理念。系统培养作为当代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式，在我国信息化、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必然为我国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第一线领域提供以亿计的高、中、初各种规格、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应用型和实用性专门人才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系统理论的意义范文4
内容摘要：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近年来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研究热点领域之一，对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系统科学有关原理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系统特征进行了研究，从系统科学的视角诠释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演进，利益相关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公司治理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企业理论价值取向的研究领域中逐步分化出两大理论：股东至上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前者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之上，是主流企业理论的价值取向。而后者是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企业理论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比如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取得了长足进展，被认为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和理解现实企业的有力工具。但长期以来，股东至上理论还是占据了当今企业理论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系统科学是从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以及层次结构关系这个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发现，无论是纵向考察其产生的过程还是横向看理论本身所包涵的内容，都蕴含着丰富的系统科学思想。本文就是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从系统科学的视角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系统特征。
系统整体性
现代社会几乎成了“公司社会”，大量处于统治地位的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恰恰是偏离“股东至上”逻辑的。从理论上说，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的出资者购买股票，成为公司股东，其资本所有权就转变为股权。股权是公司赋予股东的权利，无论适用范围还是自由度都大大弱于原先的资本所有权。这意味着股权的运用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制约，所以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权威是不存在的。再者，出资者投资形成的物质资本、雇员投入的人力资本与债权人的债权以及公司营运过程中的财产增值和无形资产共同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公司的法人财产，公司凭借法人财产获得相对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由此得以成为人格化的永续的独立法人实体。显然，公司行为的物质基础是作为整体的法人财产，而不是整体一部分的股东的财产，其权利基础是作为整体的法人财产权，而不是股权。因此，公司的目标只能是确保法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谁享有法人财产的收益呢？是那些构成整体的利益相关者，这就不仅仅是股东，债权人、雇员等等都为法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做出了贡献。
整体性是系统的最为鲜明、最为基本的特征之一，系统之所以成为系统，首先就必须要有整体性。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为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发展离不开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企业理论最主要区别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整体性，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应归利益相关者整体共同所有是系统整体性的体现。
成序机制
（一）企业的产生过程就是在成序机制作用下系统的形成过程
系统科学认为，序，就是显示出某种规则，有序，就是有规则的状态，而规则是一种约束，有约束才能形成规则，因此，有序显示为自由度较小，带有某种确定性。相反，无序就是无规则或者规则被破坏的状态，无序则显示为自由度较大，常与不确定性、不可测性相联系。无序可以向有序转化，其条件是增加约束、降低自由度，反之亦然。
给定一个企业没有产生之前的初始状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自由的、平等的，处于无序的自然状态。企业的产生过程就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通过谈判来分配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过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契约的形式进入企业，契约就是各参与者就其补偿的条件以及保障这些补偿免受签约后被没收的制度安排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契约本质是一种约束，约束显示为一种强联系。因此，企业作为一种强联系体，就显示出某种有序，企业内部的各生产要素放弃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听从服从企业“权威”的指挥。系统的基本特征是因子间的协同，这种协同也是因子间的约束，在企业中表现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契约约束。由此可见，企业的形成就是一个从无序的因子到有序的系统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契约作为一种规则约束，作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使他们各自的自由度变小，同时使得企业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市场而言，在一定情况下交易费用更小。
（二）利益相关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理论基础的序因子解释
在系统成序的过程中因子有很多，这些因子具有不同的位势，决定整个系统序的因子往往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我们将处于支配地位的、决定序的因子称为“序因子”。在整个系统中，序因子处于支配地位，其他众多因子处于次要地位或伴随地位，整个系统的宏观有序态显示为少数序因子支配所规定的规则状态。一旦序因子失去支配作用，意味着序因子的消失，于是这种序也消失，这就是系统的解体和混沌的出现。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从利益相关者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过程，这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生存；然后是利益相关者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或公司的经营活动能够影响他们；最后，从对企业的专用性资产的角度来考虑利益相关者，从而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提供了可参考的衡量方法，这里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两种类型。从序的形成过程来看，起先因子的位势是平等的，然而环境在竞争中常造就一种“不等势”状态。历史地看，之所以“资本雇佣劳动”是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的。按照企业理论的发展逻辑次序，几种资本雇佣劳动的主要理论有：主观风险偏好差异说、团队可监督性差别说、资产专用性、讨价能力差别等。基于这些理论，物质资本很长时间以来充当着序因子的角色，支配着人力资本。从系统形成的成序机制看，契约达成之前，参与博弈的各个产权主体（因子）的获利机会至少在原则上是平等的，结果的不平等正是产权主体理性选择、谈判实力与技巧及所处特定环境的反应，它并不否认利益相关者的客观存在及分享契约的所有权。
竞争与协同决定企业演化
竞争与协同产生的内在原因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在自组织系统的演化中，始终存在着系统因子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才有了系统的演化。
我们指出“序因子”及其“支配地位”，总是在一定层次的系统中实现的，序因子及其支配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一个发展和竞争替代的过程。
竞争的发生与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有关，只要系统内部或事物之间存在差异，就会存在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或事物之间的竞争。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是竞争存在的基础。系统要素或不同系统之间对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适应与反应不同也是产生竞争的一个原因。
同一系统内的不同要素存在差异，其适应和反应程度不尽相同，竞争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进行谈判时，双方作为产权主体的地位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独立的，具有同等的获利机会。但是，双方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即存在资本的外生差异。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的难以度量性及受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的制约，雇员难以显示其人力资本，而物质资本作为一种实体存在，是一种确定性的信号显示机制，且物质资本具有可抵押的性质。因此，雇主在企业开始合约的谈判过程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谈判发生在雇主与单个雇员之间，单个雇员的人力资本与雇主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相比太小了，谈判的结果是雇员不得不暂时放弃对企业所有权的要求，成为一个固定的收入者，作为初始合约的企业治理结构表现为雇主对企业所有权的独占。这就是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真正含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兴起，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那种单纯强调物质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忽视人力资本价值的行为必将以经营失败而告终。此外，内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降低了信息成本，使人力资本得以有效地显示，人力资本所有者存在的共同利益促使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这些都使得人力资本增强了与物质资本抗衡的竞争力，从而为分享一定的企业所有权参与企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竞争与协同共同承担着系统的演化，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种联系体现在竞争和协同共同决定系统演化的方向。马歇尔早期的研究认为，企业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组织，演化的动力有两个：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即企业作为整体必须适应所处环境及其变化，适者生存；来自内部的利益冲突，把企业看作是一组契约，就是要承认利益相关者具有平等的权益要求，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动，这种权益要求也会发生改变，导致资本所有者不断修正自己的利益目标，从而产生了利益摩擦，组织的变革正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当事人通过制度创新来重新界定各自的责权利，以实现新的稳定性均衡。一旦边际上的调整仍无法满足要求，那么超边际的变迁就会发生，即从一种企业制度转向另一种企业制度。静态地看，企业就是利益相关者要求各自权益所形成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动态地看，企业则表现为所有权结构的变迁过程或路径，这些结构及其变动的形式即是契约的调整，也就是企业的治理结构或企业制度。
动态平衡态势
动态平衡态势作为自组织系统有序化运动的普遍规则，是相对于平衡而言的。所谓平衡是指对立的各方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相等和相抵，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力作用于同一物体从而使各个力相抵消而导致物体的静止状态。动态平衡则包涵了两层意思，即既有平衡的一面，又有不平衡的一面，但总体上是平衡的。或者说，不平衡作为瞬间和过渡维系着平衡。
系统理论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免疫系统论、专项审计调查、研究
免疫系统论的提出是在总结过去我国审计25年实践经验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理念，积极探索该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对于提高审计工作水平，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以及对于加强廉政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免疫系统论”与专项审计调查的内在联系思考
1、“免疫系统论”思想重在预防
“免疫系统”的审计在国家经济社会运行中，其工作的重点是切断产生问题的“火源”，而不是只顾“救火”。审计“免疫系统”主要是重在预防，把事后监督推移到事前控制，把重点问题的解决转向问题的预防。这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依法审计能力和审计工作水平，实现审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并在此基础之上积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让国家经济建设的各项事业都处于这样一个免疫系统之中，积极防止火源的产生、有力控制火源的扩大蔓延。
2、专项审计调查针对性强
目前，专项审计调查作为审计方式的一种创新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事项有目的有重点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它是指是指审计机关主要通过审计的程序，对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特定事项，向有关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近年来，国家审计署统一组织的审计项目一般采用专项审计调查的方式，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专项调查客观上目的更明确、内容更具体、重点更突出、针对性更强。
3、“免疫系统论”与专项审计调查的内在联系
“免疫系统论”思想重在预防重在预防，事前切断火源。专项审计调查是有重点的带着问题的审计调查。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重在问题的预防，是经济事项发生前的事前防御，后者则是经济事项发生后的检查、考核。二者有所不同，但也是有内在联系的，把“免疫系统论”运用于专项审计调查中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专项审计调查不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更要在“免疫系统论”的思想指导下注重同类问题的防范，预防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
二、“免疫系统论”理论下开展专项审计调查要转变思想
“免疫系统论”理论下的专项审计调查要转变过思想，首先就是要转变对专项审计调查意义的认识，转变调查目标，把目标转向到同类问题的预防上来。
1、重新认识专项审计调查的意义
“免疫系统论”理论下实施专项审计调查，首先就是要重新认识开展专项审计调查的重要意义，开展专项审计调查不仅要找出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更要找出预防同类问题发生的措施，要把专项审计调查的意义与目的上升到同类问题的“免疫”上来。同类问题的“免疫”一是指事前有效地预防问题的发生，不产生问题；二是指产生问题，但能在问题产生的苗头阶段及时发现，并通过免疫自稳的作用控制事态把事件处理在其初级阶段，最小化降低经济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和经济损失。这就要求在实际的专项审计调查中转变思维方式，从带着疑问寻找问题的方式转变为凭借丰富的经验的高度的执业敏锐感洞悉问题可能产生的苗头，并要落实到一些列的免疫措施和上去，不能等到问题不可收拾时才有所反映。
2、转变思想要注重落实到行动中
认识到 “免疫系统论”下专项审计调查的重要意义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把免疫思想落实到专项审计调查的行动之中。一方面，各级审计机关都要系统总结开展专项审计调查的有益实践、积累知识和经验，并加强相互间的交流探讨与合作，深入剖析问题，深究根源，把握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在把握问题本质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问题预防措施，提交有关部门参照实施。认识在专项审计调查发挥作用的落脚点就是在质量上，为了保证专项调查的质量，还可以积极探索有效开展专项审计调查的组织方式。围绕“免疫系统论”的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专项审计调查，分析和把握其特点，设计不同的专项审计调查方式，对各方式的“免疫”性进行比较，选择采用。
三、 把握“免疫系统论”下专项审计调查各环节的重点
要把“免疫系统论”运用到专项审计调查之中，指导专项审计调查的实践，必须把从专项审计调查的环节入手，把握每个环节的重点。
1、事前准备阶段如何体现“免疫”思想
专项审计调查的准备阶段中“免疫系统论”的思想主要是表现在调查方案的编制上。审计调查项目的计划方案是整个专项审计的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指南，所以一个充满“免疫”思想的专项审计计划方案，必是“免疫系统论”下专项审计调查顺利实施的保证。在编制转向审计方案时一定要考虑调查的目标，其目标不仅仅包括发现问题、寻找原因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体现如何对同类问题的预防。既然要体现出“免疫”的思想，那么更要注意对未知问题的探索，根据现有的情况推测事态的发展趋势，由已经暴露的问题联想到可能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一点在计划方案中也要有所涉及。
2、事中实施阶段“免疫”思想的实现
“免疫系统论”下专项审计调查讲的就是要发现问题、预防问题、及时控制问题，所以在专项审计调查的实施阶段，收集的证据质量就十分关键，关系到对事态的把握和问题本质的认识，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及时控制和预防。专项审计调查在收集证据时，不仅要按照原定计划方案收集证据，还要在收集中注意分析不同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问题组成的各个方面，关注并问题的发展趋势，该趋势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如果是不利的要怎样加以控制。特别是要善于发现处于苗头阶段的问题，结合事物发展的规律采取一些列措施将问题处理在初级阶段，最大限度的减小损失。
3、事后总结阶段如何突出“免疫”思想
“免疫系统论”下专项审计调查的事后总结阶段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成对事物的正确、全面的认识。二是对已经存在问题和潜在问题都要有详细的披露。三是一定要有同类问题的预防措施，措施要有针对性、具体可行。简 单的讲，总结阶段不仅要“救火”，还要体现切断“火源”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体现要落到实处，必须出具具体可行的同类问题防范措施，提高有关部门论证、参照实施。同时对于本次专项审计调查过程中发现潜在问题并实施预防的事例也要认真总结，详细记录，推广这种思维模式。事后的总结还要进行事态的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事态的发展趋势，分析找出潜在的问题，并就潜在问题的处理形成初步意见，这也是“免疫系统论”的要求。
四、“免疫系统论”下专项审计调查要注重考核与评价
1、考核与评价要有体现“免疫”思想
“免疫系统论”下的专项审计调查也不例外，要对其进行考核评价，必须有一个标准，标准有在三个方面。一是是否按照调查方案有序的推进各项审计工作，各项计划的内容是否顺利完成。二是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全面的反映了经济事项的各个方面，包括对问题的认识是否准确、对问题的记录是否完整，等等。三是专项审计调查过程中“免疫”思想的体现，是否体现了“免疫”思想，是否采取了符合“免疫”思想的实际行动，“免疫”措施是否适时开展，其效果如何等。这三个思想在考核评价中“免疫”思想考核的比重可以略大。
2、考核评价要注意对经验的总结与提高
以“免疫系统论”的思想来推进专项审计调查总会经历一个过程，特别是在推行之初，应多注意对经验的总结与提高。从专项审计调查整个活动中寻找实施“免疫”思想的成功事例，总结分析，给与肯定的评价。典型的事例还可以拿出来用于交流学习，相互借鉴推广。对于审计调查过程中“免疫”思想实施不成功的案例也要给予客观的评价，同时可以督促相关责任人员对不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为什么在问题的苗头阶段没有发现，为什么当时没有能预测到将要发生的问题。模拟当时情景，就现在来看如果当时预测到将要发生的问题，那么该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讲问题扼杀在苗头阶段，将损失降到最低，今后如何有效的预防类似的问题发生。
3、要注重考核评价结果的落实
这里讲考核评价结果的落实主要是指对于考核评价中有“免疫”功能的措施，要得到实施，要保障其能够实施。在考核评价中予以肯定的应该推广的可以预防某类问题的发生的措施，或是可以主动发现潜在问题、苗头阶段问题的方法，也或者是可以将问题处理在苗头阶段，将损失降到最小的措施。这些措施和方法要得到落实，可以由政府主要责任部门出台一个办法。在办法中对落实的责任主体、落实的实施条件、落实的预期效果、落实的监督主体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具体的办法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1].姚敏.郭道扬评述”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访著名会计学家国道杨教授[M].《中国审计》,2008年16期;
系统理论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水力发电厂 一次系统 技术改造
中图分类号：TM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1-0058-01
本文主要以某水力发电厂为例介绍了一次系统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技术改造方案。该方案的有效实施，不但增强了系统线路供电的可靠性，优化了系统保护的选择性，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能、自动化程度和安全稳定性。
1 水力发电厂一次系统改造前的问题
1.1 保护选择性较差
该系统属于非标准扩大单元的内桥接线，并且此电力为二次保护设计，所以在主变差动保护和发电机过流二段保护的时候，都会造成与主变相连的各侧断路器发生相应的动作。为此，当主变或者发电机出现故障的情况发生时，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对电网的送电环节。如此，将会大大增加事故范围，并降低电气设备之间保护的选择性。
1.2 供电可靠性不高
对系统中的设备进行事故检修或者开展日常的技术监督检查和检修维护的时候，都必须要保证，与其有关的断路器是断开的，并且隔离开关是开着的，这时才能将设备从运行系统中退出来，并进行以上工作。此后，当这些工作完成以后，还是要将设备投入到电网运行中去的，这时，仍然需要再次将与其相连的各侧断路器跳开。然后才能合上主变高低压侧隔离开关。由此可以看出，主变的投、退都会直接关系到供电情况的好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外供电的可靠性。
1.3 操作维护量大
在该系统中，一些线路的进出开关站的连接都是由油浸式穿墙套管来完成的。就这些套管来说，为了满足规定的技术要求，必须年年对套管中的油进行化验。另外，就是该穿墙套管布置的位置了，这些位置一般都比较高，很不利于检修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取油和补油的工作环节。这些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员工们的工作量，还大大提高了高楼坠落的隐患发生。
1.4 设备安全稳定性不高
伴随着电网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其对于对各发电企业的安全稳定性要求也逐渐提高。而就大多数水力发电厂来说，由于成立的年代有点早，就致使在该厂中存在这一些老式的设备仍然在运作，这些设备也带来了相应的一些问题。如：开关站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及开关等一次设备的二次信号、控制电缆采用的是非屏蔽电缆，这就为抗电磁干扰的实现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发电机的电流存在着余量小、精度低等问题。就端子箱来说，采用的也是较为一般的材质，抗雨雪能力差，也较快老化。
2 水力发电厂一次系统改造方案
2.1 改造原则
在严格遵照国家电网公司要求的前提下，结合电厂综合自动化改造工程的需要，我们将通过以下几方面原则的实施来进一步完善一次设备改造工作：1.统筹安排原则。这就要求电厂将一次设备改造与全厂综合自动化工程紧密的联系到一块，以便达到设计同步、施工也同步的效果。该原则的实施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发电量，还能促进水利枢纽工程的防洪、灌溉性能的发挥。2.设备选型原则。这一原则要想完美的实现就要保证改造设备的选择应要以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技术先进、便于维护、定型产品为主。3.互补替换原则。在全面掌握原有设备的基础上，完全依照以往设备的尺寸和参数等选择设备，以便保证本次采购设备的备品备件能够适用于原有设备。四是，经济性原则。就一次设备改造而言，在考虑现有条件的运用时，要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现有的场地和设备布置情况两个方面，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优化设计布置，对于工程量和资金投入量的减少是极为有利的。
2.2 进行计算机的实时监控
1.实施电力系统技术的远控功能
传统的水力发电厂的检测方式大多是以人工为主，包括对场内或者机组泄露的检查，都是进行人工作业，这样就产生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增加了人员的施工压力。所以，为了降低人员施工的危险系数，就得改变技术落后的现象，进而为更好的进行系统遥控贡献力量。在电厂实施高效的监控系统，同时使用其他设备加以辅助，运用MB+网络现场总线的方式，让远程的系统放进通信设备、画面辅助设备和监控据数据库等，及实现了远程监控的功能，也降低了人员的施工危险，减轻了人员的施工压力和负担，这样既可以实现了计算机远控功能，又大大减轻了员工的工作负担，提升水力发电厂的整体水平和质量。？
2.更新电力设备的数据库
数据库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测点概念和名称的错乱、接点的属性不准确等等，这些错误和障碍不仅影响了技术人员工作的进行，也有可能误导他们结果不准确，反而继续错误，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只有改变了现有的状态，及时弥补漏洞和不足，才能更好的促进数据库的正常管理，所以要对机组和数据库细致的进行分析和判断，进而保证测点的正常运行，系统的安全转却的进行。
2.3 更改安全自动装置的设置
1.改变发电厂的系统技术
第一，接入部分的联络开关和进线开关并进行联锁回路。由于传统技术的落后，所以传统的联锁回路设置并没有接入控制回路中，也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安全隐患。在负荷侧中，可以将连线开关的联锁点更好的接入分闸回路里，进而保证电源的安全稳定运行。
第二，控制发电厂内的变压器和控温器的电源。发电厂里用的变压器和温控器的电源大多都是来自于动力电源。在系统的正常运行中，如果温控器不能正常的工作，就无法对变压器的温度进行准确的检测，也会给人员的正常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所以要保证设备更好的运行和供电，就需要保证变压器和温控器的电源稳定。
第三，更改发电厂的低压开关的脱扣器。在以前落后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发电厂系统配置没有得到优化，低压开关所载的负荷没有达到预期的设定标准，所以也就达不到特定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开关脱扣器的保护和监测功能就不能得以正常的运行。为了保证发电厂的有序进行，设备的高效运转，发挥真正的作用，为工厂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而使得脱扣器的辅助工作有效的进行。
3 改造后的效果
一方面，就改造效果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发现，本次改造的一次设备运行正常，不但杜绝了以往发生的种种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和整体性能。具体的来说：一是，断路器和电流负感器的增设，不但大大减少了主变的投、退时间，还使得保护动作不会再作用于出线断路器，大大增强了其可靠性。二是，母线保护装置的应用，有利于提高系统保护的选择性和用电的可靠性。三是，干式绝缘穿墙套管和电动隔离开关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工作强度，还为设备的自动化提供了有利支持。此外，二次电缆、发电机电流互感器及主变端子箱的改造更换，对于主变风机控制能力的提高和系统的安全稳定性的保障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力创新，必将会带动更多的企业快速发展，水力发电厂对一次设备实施的技术改造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必将进一步提高水力发电厂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 余维坤.葛洲坝电厂220 kV断路器的技术改造与思考[J].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