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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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文1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5).

[2]王晓君.论“民族经济学”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J].甘肃科技,2013(01).

[3]黄磊,李皓.民族经济学发展中的“二重困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

[4]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社科版,2005(05).

[5]黄云.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学理价值———以壮民族早期发展史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6]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4(05).

[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6(01).

[10]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11]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文2

《资本论》; 意义;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2-0075-02

1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经济理论成果,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作的。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研究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 《资本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研究。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入手,运用科学抽象法,逐渐深入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本质,进而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立展现在读者面前。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还原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指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等式怎样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的。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现象,而资本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了。但最近几年,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和政府重新开始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对于研究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进行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 从事经济学研究,分析解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离不开深刻的经济学观察力。要取得这种观察力需要经历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1]学习《资本论》,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更是要训练经济学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和数学推导,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读者跟随作者的思维,会使我们逐渐养成这种严密的思维习惯,对于我们学习其它的经济学知识和进行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2.1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2学术界的不同理解: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主要的争议来自对“生产方式”的理解。通常我们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通常意义的生产方式并不一致。这里的“生产方式”,可以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可以是生产的社会方式。基于此,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础性的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3)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如胡钧认为应把《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劳动方式、生产方法……恰恰是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独立经济范畴。

对于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很多者认为:着重研究了经济的一些本质的关系,而所谓正统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的一些现象形态,即层次不同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的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正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的日常运行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质生产问题,二是社会交往或经济关系问题。樊纲认为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这两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们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生产问题,即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关系问题,即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3《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4现实意义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不仅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论证,而且对经济现象背后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本质问题却不做分析。从W.S.杰文斯开始,逐渐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这样更符合学科的对象和主旨。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回归,使经济学理论重新回到研究经济关系本质上来。《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在解决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应着重对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论证,但是要把握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也是为何马克思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2007年

注释: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原理;研究方法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

(1)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而松散的名词,迄今在世界上尚不存在一个众所同意的定义。它可以泛指大量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各种不同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报告,其中包括教科书、官方文件、私营经济记录、专业或非专业著作、报刊杂志的文章和报道等等。(2)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在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经济生活,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在劳动产品是商品的条件下)和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证方法。实证分析构成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要使经济学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抛开价值判断问题,使经济实证化。中国经济学有着深厚的规范分析的传统,致使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上始终无法得到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实证方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还关系到经济学的社会价值问题。

2.数学方法。数学方法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一个重要的工具。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有些文章不是从研究的需要出发运用数学工具,而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装点。第二,有些研究成果假设过多而且随意性很大,在资料的处理上往往人为地进行“调整”,降低了论证的说服力。第三,有些运用数学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定性研究作指导和必要的经济理论知识作支撑,往往是前后矛盾或违背常识,貌似科学、严密,实则有很多漏洞,更无法操作。

3.结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思路。这一方法的理论特征是从经济整体性及结构分析的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的主要根源是部门间的结构上的差异。因此,必须把经济分解成几个构成部分,从结构联系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发展的进程。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并根据其个人研究成果,作了相当的补充和完善,构成了一个有一定独创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4.观察与实验。观察与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其中,“观察”是指在不进行人为干预的前提下,将实际发生的经济现象及其过程客观地记录下来。“实验”则是在某种人工控制条件下,小范围模拟现实经济现象,并据此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推断。在观察和实验时,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调查统计技术,如全面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由于经济信息常常涉及到人的切身利益,当事人常常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隐瞒甚至假造数据和事实,因而为了获得确切的事实材料,还需要掌握必要的访谈技巧,一般的原则是拉近感情、隐蔽企图、旁敲侧击、催人入眠、多方印证。

5.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用数学公式(Mathematics formula)表达。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倾向于应用数学公式,其基本做法是:将所有研究对象都称为“变量”(Variables),然后先做出一定的假设(Hypothesis),通常假定除所要研究的少数几个主要变量外,其它所有变量和外部条件都不变(Other things constant,或Ceteris paribus),在此假设前提下,再以有关数据材料为基础,通过逻辑分析和统计检验,建立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理论模型时要注意“合理假设”。原则上只有无关紧要的因素,才可以忽略不计,或假设为不变。但究竟哪些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哪些因素不能忽略?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目前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均衡分析方法。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经济内部诸因素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均衡分析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学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是相当松散的,并且经常处于变动中,包括各因素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也都在不停地变化,因而非均衡分析的思路也很值得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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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方法;经济学;科学性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使用了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使以往古典经济学带有哲学思辨式的思想通过数学方式的表达而显得更为精确,使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这样讲,正是对数学这顶自然科学皇冠的摘取,才使经济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文5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文6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