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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1
【关键词】 胃癌化疗；VEGF；CA199；标志物
胃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在我国其发病率逐年递增， 居恶性肿瘤第二位， 与其它大多数恶性肿瘤一样， 该病死亡率极高， 患者生存期较短[1]。多数胃癌患者就诊时已进入中晚期， 手术清除率低， 易复发， 化疗已成为最佳的治疗方法。本次研究通过测定胃癌化疗前后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糖抗原199（CA199）水平的变化， 结合影像学疗效判定结果， 探讨其在VEGF、CA199水平胃癌化疗疗效评价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某院2011年3月～2013年1月收治胃癌行化疗治疗患者29例， 其中男20例， 女9例， 年龄21～71岁， 平均（38.1±10.2）岁， 其中胃体癌21例、贲门癌8例；癌症分期：Ⅲ期20例、Ⅳ期8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化疗指征或为不愿接受手术治疗者。排除标准：合并有其它重大系统疾病， 如心脑血管疾病、肝源性疾病。选取同期至该院接受体检并合格者28名为对照组， 两组间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 2 方法 治疗：对胃癌患者给予替加氟、顺铂治疗， 替加氟以15 mg/kg（体重）标准给药， 静脉滴注， 1次/d， 5 d/疗程；顺铂以90 mg/m2（身高）给药， 静脉滴注， 1次/四周[2]。
标本检测：胃癌患者，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8周行静脉血采集， 清晨空腹， 采量5 ml；对照组， 采集静脉血， 清晨空腹， 采量5 ml。所有样本均真空采血， 使用2%乙二胺四乙酸抗凝真空管， 采集后倒置5～6次后置于保管冷冻盒， 送至生化检验实验室检验， 选用免疫试剂盒， 将样本用离心机离心分离血浆， 3000 r/min， 10 min， 后将处理后的样本遵照试剂盒上操作说明进行操作[3]。胃癌患者化疗前后行常规血检、肝肾功能检查、病灶肿瘤胃镜检查。
1. 3 疗效判定 参照WHO肿瘤治疗评价指标：CR完全缓解， 可测得肿瘤病灶最大直径之和减少80%以上；PR部分缓解， 减少50%以上；NC无变化， 各病灶最大垂直直径乘积之和增大
1. 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数（n）与率（%）表示， P
2 结果
2. 1 治疗前胃癌组与对照组VEGF、CA199水平对比 治疗前胃癌组患者VEGF、CA199水平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胃癌患者化疗前后VEGF、CA199水平对比 治疗后， 疗效（CR+PR）者、NC者其VEGF、CA199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CR、PR）者VEGF、CA199水平下降幅度高于NC、PD者， NC者高于PD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常用的肿瘤化疗疗效评价根据肿瘤大小、分布变化为标准， 而胃癌肿瘤因其深入腹腔胃部， 通过胃镜或影像学测定肿瘤大小等指标， 不仅测定效果不佳， 诊断效率低下， 还可能给患者带来生理、心理痛苦， 甚至引起严重并发症。而测定血清VEGF、CA199水平方便快捷， 数目确切， 而本次研究中证明其准确率较高， 与大多数学者研究结果基本相同。据有关研究表明， VEGF、CA199与肿瘤的生长、转移、浸润高度相关， 是较为可靠的标志物， 肿瘤患者体内VEGF、CA199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 本次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4]。
通过测定VEGF、CA199水平评价化疗效果的优势在于可方便、快捷的监控肿瘤标志物变化， 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 减少化疗次数， 抑制并发；而采用影像学检查耗时过长， 准确率低， 动态观测能力较弱， 不利于控制病情， 造成化疗过度。
参考文献
[1] 倪效，燕敏. VEGF受体功能研究进展.生命科学， 2008， 20（1）： 120-124.
[2] 施怡，李勇.陈石伟. Ang-2、VEGF在进展期胃癌中的表达及与淋巴管生成的相关性分析.实用癌症杂志， 2013，28（06）：611-613.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风险认知；气候变化；心理测量范式；双系统理论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确切的论述，标志着在心理学领域系统研究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的开端。自此，国内外学者对交通、经济、医疗、消费以及科技等领域的风险认知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气候变化风险由来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过去20年中，研究者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探索大众如何理解气候变化风险（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包括对气候变化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认知、风险结果和风险责任的认知。
气候变化风险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利结果的特点，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第一，风险认知对象的特殊性。气候变化兼具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特征：在气象学意义上，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气候状态变化的渐进系统，通常涉及一系列相关现象，如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时，气候变化又是人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风险认知范围的广泛性。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从时间上来说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空间上来说囊括了全世界各个地区，甚至关系到地球上每一个人。其研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许多类型的风险认知所不能比拟的。第三，风险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据主体是否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将主体分为大众和专家，二者在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和采取行动等方面都有差异（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风险认知与行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现为人们虽然担忧气候变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决定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来说，第一，将风险认知研究的领域从自然风险扩大到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相结合的气候变化领域，为全面研究风险认知奠定基础；第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助于拓展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围绕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线，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路径。从实践上来说，第一，公众与专家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上存在众多差异，因此，专家面临着如何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信息正确传达给大众的巨大挑战（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为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奠定了基础（Pidgeon，2012）。第二，公众既是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又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执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风险的认知。
2 心理机制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在风险认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气候变化风险的特点进行研究。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既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存在，又重视个人或群体在认知客观风险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讲，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心理测量范式，二是双系统理论。
2.1 心理测量范式
心理测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阐释风险认知的主流理论。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在风险认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20世纪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测量的方法评估人们的风险认知，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风险认知结构进行分析，形成了风险认知两维度结构——“可怕风险（dread risk）”维度与“未知风险（unknown risk）”维度（Slovic，1987），成为描述人们风险态度和感知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Weber（2006）尝试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在认知地图中的位置。首先，从可怕维度分析，即激发人们危机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人还没有将气候变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维度上得分较低。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灾难性与可控性三个客观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观感受。第一，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上来看，当人们根据数据描述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分析时，加之气候变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难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感；相反，如果气候变化被形象描述为如电影《后天》中迅速变化的灾难，比如龙卷风、海啸、暴风雪等巨型灾难.就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关注和强烈的危机感（Leiserowitz，2006）。第二，从气候变化风险的灾难性上来看，当面对两种死亡方式，即死于飓风或死于冰川融化，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们对前者感到更恐惧，因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Page和Howard（2010）认为人们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感知为更危险的因素。第三，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可控性上来看，由于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简单渐进的变化，比如飓风、气温升高或龙卷风等，这些风险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原则上是可控的（Weber，2010）。当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有种控制感的时候，其危险感受性就会减小。
其次，从未知维度分析，即风险的可知性程度，包括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了解与气候变化风险影响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个体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经常接触到的并有一定经验的熟悉风险，对新风险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例如，在对比温室效应和冰川融化的风险时，个体对冰川融化新风险更为警觉（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认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将减少个体的危机感。此外，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也将影响个体的控制感（Slovic，1987），进而影响其风险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延迟性，人们对一些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未知性。人们长期居住于气候变化的环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对气候变化的信号难以察觉（Moser，2010），因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个体生活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中，感受到的是气温升高，却对其延迟的影响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认为当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迅速发生时，比认为气候变化是渐变时，感觉更害怕。
心理测量范式假设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取决于风险的维度特征，但后续研究发现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结构的风险特征维度却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对风险特征维度构成的讨论成了风险认知研究的热点之一。于清源和谢晓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众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进行因素分析后，将“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归纳为“客观认识”与“主动作用”两个新的维度，即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该模型与Slovic的两维度模型有所不同，对比二者的研究，我们认为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研究对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谢晓非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不同国家的个体由于文化、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其风险认知可能不同，因此应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条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对一般社会情境的研究。包含30个社会现象，于清源和谢晓非研究的是环境条目，包括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和生活环境类，由此说明人们可能是根据不同的风险维度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认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据气候变化条目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建立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征维度结构。
心理测量范式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许多研究中问卷条目所涉及的风险问题可能是被调查者不熟悉的，这样被调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个体的判断；第二，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心理测量范式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也仅仅代表被试对风险事件的某些认知状况，并不能反映个体实际的行为反应。尽管心理测量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风险维度上，探索了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判断的风险特征。
2.2 双系统理论
过去15年来，双系统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对双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信息加工的两种方式（经验系统、分析系统）和个体获得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经验信息、分析信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之所以能得到重视是因为面对相同的信息，人们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行动（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经验系统中人们将目前现状与个人自己或他人的经验相联系，知觉过程自动、迅速，人们通过联想将环境各个方面的经验转化成各种情感，比如说害怕、恐惧、焦虑，进而影响风险认知和决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统中人们运用数字对事实进行描述，通过逻辑分析来评定风险，其过程相对缓慢且需要意识的控制（Marx et al.，2007）。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区别在于信息呈现的方式不同：经验信息是对与个体经验有关的信息进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运用数字等来对信息进行描述。
首先，就两种信息加工系统而言。Weber在2004年开始比较两种不同系统，关注两个系统中人们对气候变化不确定信息的理解差异。Weber（2010）认为科学家和大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归因是由于他们运用不同系统进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只有49%的大众同意这一观点。在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科学家更多地运用分析系统，而大众则更多地运用经验系统fWeber&Stem，2011）。这可能是因为，首先，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能接触到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可信赖数据；其次，由于科学家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运用数据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容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会自动迅速地运用经验系统分析信息。当两个系统所得的结论不同时，经验系统往往要胜过分析系统，因为经验系统更快，更生动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显示英国民众更多的根据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甚至那些经济来源与气候密切相关的个体，比如说农民和渔民，当无法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中获得足够反馈时，他们也会运用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判断。类似的，在乌干达地区的雨养农业中，无论是雨水不足或过多都会导致农业受损，但是过去的研究表明在该地区的市民都将雨水预报根据个人经验转化为确定性信息，导致潜在的相关风险增加（Marx et al.，2007）。虽然经验系统能帮助个体迅速做出决策，但也可能会使个体决策产生偏差。
其次，从个体获得两种不同信息的角度来看，当呈现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时，个人经验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响比数据信息更值得信赖（Erev&Barron，2005）。这是因为在气候变化中，个人经验信息能激发起人们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回忆过去相关事件（Weber，2006）。其实大多数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间接的，是以新闻和电影中的描述为中介，比如将格陵兰岛或南极冰川融化归因于气候变化，个人经验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Weber，2010）。此外，当目前情境不能与过去经验相匹配时，只要能激发起个体强烈的情感，也能预测个体的行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显示，当个体对气候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感到强烈的恐惧时，即使个体没有冰川融化的体验，也会更多地参与环保行动。
但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Weber（2010）研究显示双系统所涉及的两种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统可以帮助个体重新分类与过去经验有关的气候变化信息，因此强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统中被激活。此外，两种类型的信息也可能在两种对应的系统中进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具体的、与个人有关的经验信息在经验系统中被加工，并且产生一种有效激励行为；相反数据信息在分析系统中被加工，除非决策者受过一定的训练，能有意识地注意数据信息及其影响，否则其结果对行为只有较小影响。
心理测量范式和双系统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心理测量范式侧重于分析人们是如何形成风险认知的地图，探索风险认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双系统理论从经验、分析两种认知途径和信息类型出发，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的过程。两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3 影响因素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多研究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知识、个体经历、情感和世界观。
3.1 性别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众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在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女性比男性经历了更强烈的情感体验（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担心气候变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进一步细化研究了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源、风险事件、风险后果与风险责任的认知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整体认知上，男性的分值整体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而在风险后果的认知上，女性的认知程度要高于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更关注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3.2 年龄
年龄对个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重要影响。Loewenstein等人（2001）认为风险认知的年龄差异是由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和生动的想象，所以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认为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没有深刻体验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对气候变化过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年轻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个体对气候变化的知识相关，研究显示作为年轻人的大学生具有更多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知识，更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起源与后果，表示愿意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选取被试的差异，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强对大学生的气候变化风险教育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为产生一定作用。
3.3 知识
目前研究表明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包括气候变化的现状、起因和结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识的横向和纵向结构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都有影响。从知识的纵向结构上来说，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并且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sjoberg，2000）。从知识的横向结构上来说，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显示个体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动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后果的认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显示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诱发出一种控制感并降低风险认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气候变化后果的认知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是对风险认知判断的影响。
3.4 经历
气候变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现象，比如说冰川融化、温室效应、洪涝灾害、干旱、飓风等，个人经历主要是指对上述现象有过亲身体验。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发现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多的担忧，更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并且更相信他们的行动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由此，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更可能采取节约能源等措施去缓解气候变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关于洪水经历和空气污染经历是否影响个体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洪灾灾民与其他个体差异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气污染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行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人们受到洪水的影响将变小，而空气污染则是一个缓慢、渐进变化的系统，人们将更长久、深刻地体验到空气污染带来的后果。在研究过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环境价值观的概念，认为有空气污染经历的人们有更高的环境价值观，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更可能把气候变化看成显著的风险并采取行动。
3.5 情感
情感作为态度的组成因素，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调查显示关于气候变暖的消极情感，比如担忧、危机感、焦虑等。比人口学变量、价值观等因素能更好的预测个体对公共风险的态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高忧虑组比低忧虑组具有更强烈的恐惧、焦虑等相关情感反应，并有更强烈的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动机。而Weber（2010）认为形象、具体的气候变化结果能激发起个体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增加气候变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进个体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诸多研究表明增加对气候变化风险不良后果的担忧，能提高个体的风险认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忧虑也可以促进个体参与缓解气候变化风险行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强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和焦虑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作用。此外，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一个渐进、可控的过程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意识就会降低；相反，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离的危险事物时，其风险意识就会增强（Weber，2010）。总之，情感与风险认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焦虑等情感能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意识，反之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理解也将影响其情感强度。
3.6 世界观
文化理论起源于Douglas，强调社会文化对风险判断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决定了风险的内涵及个体对特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中，文化理论根据人际关系模式将人分成四种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s）、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和宿命论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观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不同的观点（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选择性地注意一些风险，而忽略另外一些风险（Weber，2006）。比如说等级主义者更信赖专家，倾向于将科技看作机会而更少看成风险；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怀疑专家的知识，他们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已经非常严重，并觉得现在的新技术和对自然的污染将对后代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个人主义者更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对气候变化风险，他们认为自然能够自我保护，没有必要过多关注气候变化；宿命论者对个人无力改变的气候变化问题宁愿选择视而不见（Weber&Morris，2010）。
虽然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不同世界观对人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文化概念本身的争议，文化理论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有待实施。
4 研究展望
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学科对风险认知的不同领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来分析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在国内是一个开端，因此需要后续的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对以往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深入探寻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
尽管风险认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别从测量、认知、情感等各个角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学领域迄今还没有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独立整合理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进行探讨。首先，对相关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验证。过去风险认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自然风险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许多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适用性和解释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以便全面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其次，对比分析不同领域的风险认知结果。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和医疗领域，人们的风险认知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Weber&Stern，2011），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是风险类型的差异还是个体对不同风险有不同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从而为建立专门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理论奠定基础。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殊性，进一步探索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目前各个理论均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认知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心理测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风险本身的特征，却没有关注风险认知主体的特点；双系统理论研究个体内部信息加工过程，对群体分析却很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各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并试图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综合的理论框架。
4.2 进一步探索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目前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虽然已有研究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找到一些变量，比如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等，但是还有一些变量没有得到验证，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发现保守的政治态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影响；Li等人（2011）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还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还会受到心理、社会、文化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者并没有对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研究者发现情感与风险认知之间存在中间变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在气候变化经历和行动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体和社会交流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个人经验也是通过媒体影响个体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而非直接发挥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发现信息的形象性影响人们的情感，从而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这些间接影响因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我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证据不充分的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二，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变量加以关注，为建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奠定基础。
4.3 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群体研究
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个体和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所区别。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风险放大研究中发现：当面对具体的情感体验信息时，群体比个人有更大的动力去采取保护行动；Marx等人（2007）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也发现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受到经验信息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层面对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未对群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作详尽研究。此外，群体中包含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世界观的个体，个体与群体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对个体研究结果在群体中进行验证，并对人们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表现进行比较，找到联系与区别，分析其原因并分别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制定相关策略。
4.4 拓展气候变化中风险认知的应用研究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3
李洋洋（1989—），女，河南省平顶山人，郑州大学水利水电工程09级本科生
刘志杭（1990—），男，河南省信阳人，郑州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09级本科生
摘 要：气候变化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亦是各国可持续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要认识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及其不确定性，加强适应方式和适应能力的对策研究，提倡低碳之路和可持续发展方式。
关键词：气候变化 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
近百年来，全球经历着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气候变化，导致了生态环境系统的一系列变化，人类社会的生存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由于目前气温上升和二氧化碳量增加的耦合，人们自然联想到了温室效应。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本身的演化进程，也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对大气组成和土地利用的持续性改变所致。
1.气候变化的原理
全球气候变化究竟由于自然周期还是人类活动，还有一些争议。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气候是变暖的，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是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是，仍有一些科学家不断向这种主流观点提出挑战，主要争议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气候变暖的机制
一种观点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于人类各种活动造成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为发展经济，人为改变大气下垫面，向大气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并释放大量的热量。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气候变暖是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尽管20世纪全球气候变暖明显，但也不是一年比一年暖，而是气温在波动中上升，说明温室效应增强并不是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
1.2 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预测
尽管目前所作的大部分预测表明未来全球气温将持续上升，但这种预测的结果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①目前所做的预测只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而且全球气候的变化除与温室气体有关外，还与其他许多因素相关，而预测模型中只考虑了部分因素。
②从全球气候的变化特点来看，虽然近百年来全球气温普遍变暖，但全球气温的升高并非呈直线趋势上升。从上世纪到本世纪90年代，全球气温的变暖并不是持续的。
事实上，气候变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限于气候观测资料本身的缺陷、气候模式的不完善性以及影响气候变化因子和机理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在气候变化成因方面所获得的结论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今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2.气候变化的危局
近年来气候变化引起了水资源失衡、农业减产、生态系统受损，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具体表现在：
2.1 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异常，冰川融化，短期内会引起一些地区洪涝灾害，长期则会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通过大气环流、冰雪条件变化等引起降雨、蒸发、入渗、土壤湿度、河川径流、地下水流等一系列的变化，进而改变全球水文循环的现状，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配，改变了降水分布格局和降水量，引起降水的地区、时间以及年际分布更加不平衡，加剧了水资源的不稳定性和供需矛盾。
2.2 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发生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潜在的荒漠化趋势增大。气候变化还将加重农业和林业的病虫害，加上干旱和洪涝频率增加的影响，会造成农业生产风险增大。此外，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预计会造成全球粮食供给紧张，乃至引起全球经济收益的波动。
2.3 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链、食物链，给地球物种的生存和延续带来严重的后果。气候变化将在几十年里发生，而大多生态系统不可能如此快地响应或迁移，自然生态系统将越来越不能与变化了的环境相适应，许多生物物种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加速了灭亡。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食物链引起其他物种的消失。
2.4 对沿海地区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包括海面温度上升、平均海平面上升、海冰融化增加等。这些因素将可能使沿海地区洪灾严重，风暴的影响范围扩大，海岸受到更严重的侵蚀，以及由于海水倒灌进淡水蓄水层而引发地区性淡水资源紧缺等。
2.5 其它方面的影响
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灾难性天气出现的概率，导致一些特定的生态系统、生态群落和种群发生变化，包括微生物、病毒，可能会加快它们繁殖的速度并引发大量蔓延，这些新型病毒严重影响着人类安全与健康。
3.气候变化的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急剧恶化，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责任的承担也不能置之度外，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下，负有共同的责任。在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受到能源和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途径和战略选择，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低排放、低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既可减少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缓解能源储藏日益匮乏的压力，又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既节省了生产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时由于碳排放的减少，今后治理环境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环境改善，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语：
21世纪全球气候仍将持续变化，极端气候频现，生态环境恶化。气候的非自然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局部开始，而以灾难性的全局性结果告终。尽管目前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本质、趋势和程度的认识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怎样都应充分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在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来解决气候变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重视。低碳是实现发展的途径和手段，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标志。（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绍武，罗勇，赵宗慈等.关于气候变暖的争议.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8月，第15卷，第8期，917～921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4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举行。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巴黎协定》。据悉，《巴黎协定》共29个条款，涵盖长期目标、减排目标、资金援助、透明度审查、损失评估等多项内容。业界认为，在全球对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协定后，清洁能源的使用与节能减排技术将发挥巨大作用。
国情解读：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人均排放量超过了欧盟，煤炭等高耗能产品消费量均超过世界一半。可以说，中国的环境治理工作对全球意义深远。
・考点 链接・
全球气候变化在必修1和选修6《环境保护》中都有涉及，这部分内容可能以文字、统计图表、清洁能源分布图等形式来考查，这是每年高考地理的必考点。
1.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自然原因主要从水、二氧化碳和能量循环以及大气中的尘埃含量等方面分析；人为原因则从工业废气排放、森林面积减少等角度分析。
2.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特点（我国在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改善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途径和意义。（1）我国能源利用的现状：①能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②地区分布不平衡；③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以煤为主，约占71.6%）；④能源需求增长快，供求矛盾日益突出。（2）我国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①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②能源勘探开发速度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3）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措施：①加强国际合作，增加能源进口渠道；②建立石油储备体系；③适度加大国内能源的勘探与开采力度；④加快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⑤因地制宜地发展沼气、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新能源。
3.世界和我国清洁能源的分布区域和特点，尤其是风能、太阳能、核能、海洋能等。考生要熟知各种清洁能源的分布位置，具体到经纬度，命题人常以小区域为载体来考查该知识点。
4.我国雾霾天气产生的原因、危害和治理措施。如今国人谈“霾”色变，但各个地方的雾霾成因各不相同，命题人常截取一个区域来考查，所以雾霾的成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创新 预测・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举行。大会目的是促使196个缔约方（195个国家+欧盟）形成统一意见，达成一项普遍适用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协议，并于2020年开始付诸实践。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谓“言必信，行必果”，在巴黎大会上的重磅承诺和近几年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多方点赞。
简述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5
作者简介：周景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环境经济系统分析。
基金项目：中澳水环境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编号：ACEDPP003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2；2.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要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一个有效的适应行动机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形成基础。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两个层次进行讨论，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和需求，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社会公众和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基础均已基本形成，但公众的认知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认知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对于适应政策的需求，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而决策层的适应策略是多方位的，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
关键词 气候变化；适应；认知；政策评价；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0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1-2］。全球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2007年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是无可避免的，将超出目前的应对能力，因此，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来适应这些影响和变化［3-4］。
认知是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前提。科学有效的适应战略需要社区、地方、区域、部门、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广泛参与和共同行动。参与和行动的基础是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只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普通公众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才有可能将气候变化融入政策、规划、项目和日常活动中，使全社会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进程之中［5-6］。适应策略的制定受决策者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同样，适应策略的执行效果和绩效评价也会受到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此，作为决策重要参与者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已有的大量气候变化意识调查的主要对象也是公众，这些调查主要关注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以及怎样调整行为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7-10］。决策层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研究还相对缺乏，更缺少决策层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公众两个层次讨论和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选择地方案例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但其对各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地区适应策略也有明显不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适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区域性的适应研究有更好的针对性。
1 研究背景
银川阅海湿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部，由湖泊、沼泽、草甸组成，总面积2 013 hm2，其中水域面积1 200 hm2。阅海湿地是银川市面积最大、原始地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块自然湿地，是银川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我国温带干旱荒漠地区水生野生动植物保存物种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阅海湿地正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在宁夏地区已有明显表现，近50年来，宁夏气温总趋势在波动中上升，年平均气温以0.37 ℃/10年的线性速率递增，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则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气候变化对阅海湿地所在的水文水资源系统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在流域层面，近年来黄河流域气温明显升高，降水有所减少，河源区径流量锐减，断流天数增多；在地区层面，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宁夏水资源分布的变化，秋季降水明显下降，暴雨日数增加，降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更加不均。
阅海湿地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相比湿润地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其脆弱性更显著；同时，阅海湿地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内，相比离城市较远的湖泊湿地更容易受到城市发展建设等人为因素的干扰，更难以维持原生态。此外，尽管宁夏银川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稳定，但仍属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湿地保护的资金、设施、人员、管理等能力相对薄弱，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比发达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减轻这些不利影响和适应气候变化是阅海湿地面临的重要挑战。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别针对银川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公众进行调查，了解地方政府部门和公众对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阅海湿地影响的认知、适应措施和对适应的需求情况。政府部门调查和公众调查在调查内容上的相同点是都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以及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的调查，但在适应策略方面的调查中，政府部门调查侧重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公众调查侧重于政策需求。
政府部门调查在2010年6月-2010年7月进行，采取自填式问卷调查方式对宁夏自治区环保厅、银川市气象局、水利局、旅游局、建设局、发改委及湿地管理办公室、环境宣传教育（信息）中心、宁夏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宁夏环境监测中心、宁夏大学、银川市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政府部门、相关研究单位和阅海开发经营单位等对适应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部门管理阶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样本数量为45人。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已采取的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效果；③对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对部门责任分担、政策实施主要影响因素、适应能力提升的关键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需求等。
公众调查在2010年7月进行，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进行现场面访，调查样本86个，其中96.3%的被访者居住在银川市（包括银川郊区），男性被访者占57.3%，女性被访者占42.7%，年龄范围为20-60岁，其中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较多，职业分布广泛。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公众对阅海湿地公园及银川水环境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评价和需求；③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适应气候变化首先需要感知和认知气候变化的存在，并且对其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社会公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情况如表 1所示，并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二者的感知和认知差异。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工作人员，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发生，并主要意味着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且造成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社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存在差异：政府工作人员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公众；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程度的严重性上，公众对严重性的认识要显著低于政府公众人员；在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承诺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公众的信息掌握程度也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可见，无论在公众还是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都已基本形成，但对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以及中国应对方案和政策行动的认知，公众的意识基础还弱于政府工作人员。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如表 2所示。除了温升、降水和干旱情况外，其他方面二者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多数都认为区域气候变化越来越没有规律，这从对气候变化具体表现回答的分散性也可见一斑：除了多数人都认为平均气温上升外，针对降水、干旱、暴雨、低温等其他具体的气候变化表现问题，被访者的回答都很分散，无法归结出区域气候变化的规律性。根据当地历史气象资料，有两个气候变化的客观证据，一是当地气温的总变化趋势在波动中上升，一是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减少（直接导致干旱有加重的趋势）。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感知差异恰好表现在平均温升和年降水量这两个指标上，不过，公众对两指标的正确感知程度都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
总的来看，在适应的环境意识基础――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方面，公众和决策层都有共识，这是制定适应
表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1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政策和实施适应措施的良好基础，但也可以看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正确感知和认知程度还显著低于决策层。
3.2 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面对气候变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阅海湿地的扰动，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制定了多项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保护阅海湿地水环境，例如出台了《银川市湖泊湿地保护办法》、《银川市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2006-2010）》等法规和规划性措施；积极采取工程型措施，打通艾依河水系，连通阅海，从而大大增加了阅海湿地的面积，提高了湿地水量，增强了阅海自净能力，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阅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对于连通阅海工程的实施效果，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见表3。可以看到，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普遍认为，阅海连通工程的开展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和城市景观、增加城市休闲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并未造成交通不便和生态环境破坏，即总体看对阅海连通这一适应性工程措施是持肯定态度的，且意见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是对改善城市小气候的作用上，公众持否定态度的超过半数，而政府工作人员持肯
表2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2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表3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Tab.3 Adaptation measures evaluation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定态度的超过半数；其他评价方面，决策层与公众的主要差异也表现在决策层对自己制定措施的实施效果的认可度更高。
3.3 适应措施的需求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进一步需求的调查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看到，公众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是改善水质、生态环境和增加水量，都是涉及改善湿地公共服务的措施，位列最后的3项是限制垂钓者、游船和游客数量，都是与自身娱乐息息相关的措施。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有两项与公众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增加娱乐设施、而改善生态环境则被置于很靠后的位置。
表4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需求
Tab.4 Adaptation policy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增加水量、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娱乐设施和限制垂钓者数量几项适应措施的需求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调查中的访谈可以解释这些差异。阅海连通显著增大了湿地水面面积，公众对此持非常支持和满意态度，因此对于是否增加水量，公众的进一步需求就表现得比较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长期的过程，公众看到水量增大却没有看到生态环境的同幅度改善，因此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政策需求要显著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从决策层看，垂钓（主要是鱼饵的高蛋白富营养性）对阅海水质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公众而言，垂钓是银川市民一项非常普及的休闲活动，所以两个群体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支持程度的差异。增加娱乐设施严格说不是一项适应措施，而是阅海湿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这种开发的支持度并不高，从调查中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市民对阅海湿地的需求主要是景观休闲和垂钓，并没有更多的水上游乐的需求，因为水上游乐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花销。
4 结论与启示
适应与减缓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对地方而言，面对减缓结果的不确定性，主动的适应更为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战略的调整，适应研究日益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适应涉及社会各层面，必须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要求从政府决策部门到公众，都认知气候变化，对适应气候变化有需求，并且能够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有正确的评价，这样才能推进适应机制的建立，提高适应能力。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决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在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决策层面，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会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以及保证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效果；就普通公众而言，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理解适应措施的制定和如何评价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银川阅海湿地案例主要集中于普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和政策需求，调查结果表明：
（1）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都已有感知和认知，适应的意识基础已经基本形成，但公众的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感受气候客观变化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一方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决策层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决策层积极、主动地制定适应政策，引导公众的适应行为；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通公众从公共部门获得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渠道亟待完善，这种客观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正确理解和评价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
（2）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同样地，这里面有信息获得程度差异的影响，决策层对城市环境、小气候、景观的改善与否、改善程度往往有定量的评价基础，环境部门、科研部门的定期观测和不定期的项目研究都提供各方面的数据来辅助决策层的评价，但公众则缺少这些信息来源，即使环境信息公开，但也不是每个公众都会去有目的地跟踪了解，所以多数公众主要还是用主观感受替代客观事实来评价，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仅通过主观感受来评价会有很大偏差。另一方面，公众和决策层的评价差异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公众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并不如决策层自认的那样高，毕竟，政策实施效果也是在评价决策层的工作质量，这样的自我评价总是有高估的倾向。
（3）对于适应政策行动的需求，公众与决策层既有共识，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公众与决策层都希望增加水量、改善水质，以便更多地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舒适，所以都不太赞成限制游船和游客数量。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以看到，公众普遍已具备基本的环境意识，并且意识到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倾向于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环境服务。同时也可以看到，公众更希望获得“免费的”环境服务，只有不到20%的公众认为应当限制垂钓，说明尽管公众认为个人的活动因为公共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愿意被限制太多。决策层的政策需求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务，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但显然后者不太受公众的欢迎。
从阅海湿地案例可以获得的启示是，要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一方面必须要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信息沟通工作，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和认知能力，特别是要提供如何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选择，这样，当需要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提高适应能力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公众理解。决策层在制定适应战略时，一方面要更主动地去了解公众的环境诉求，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和适应方式，使适应战略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公众的环境需求，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更主要地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做政府分内的和擅长的事。总之，认知和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基础，建立共识和有效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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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licy Evaluation
ZHOU Jing-bo1 FENG Xiang-zhao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the MEP, Beijing 100029,China）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6
1 历史分析和地理尺度相结合
在地理学中，尺度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学上的考量，尺度分析在地理学上主要指代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如Zhang等和Pei等，都将地理尺度的思考模式，明确地应用到了历史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在时间尺度上，章典和裴卿等论证出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何不同。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Pei等以移民为例，定量地论证了空间尺度不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将有所不同。
但是需要特别提出，虽然在不同尺度上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并不相互排斥和抵触，尺度的选择是展开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同时也需要再次指出，在研究人地关系领域中，长时期和大空间的宏观尺度更有利于反映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
2 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
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基于个别事件或某一时段进行深入剖析、综合评价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给出对此特定案例或者特定时段的历史解释。当然，在此相对微观尺度上，如果单纯认为气候变化是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这将难免会落入“环境决定论”的陷阱之中。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往往可以更有效地从统计上证明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存在。因此，Pei等[[36]明确提出了统计因果关系(statistical law)。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数据和统计方法基础上，而是将因果关系理论中的5个标准和统计方法相结合，在大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之上提出的。虽然该统计因果关系不代表会适用于每一个案例，但是能从一个整体上发现气候变化的作用。同时，统计因果关系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宏观尺度上，所以，统计因果关系与现有的传统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相悖，因为正如前述所说，两者的研究尺度有所不同。
3 历史“大数据”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大数据是一个重要的理念。而在历史、环境史或者历史地理中，应该有更多的基于大数据理念推行的研究。目前存在的难度主要有:第一，尺度的选择，在传统的微观尺度上，大数据几乎很难实现，主要是因为历史资料相对缺乏;第二，在传统微观尺度上，即使要展开统计分析，但是样本量较小，这时候加入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影响因子，对于统计结果而言，会存在较大的统计敏感性。
然而在现阶段的发展中，由于在宏观尺度上能够使样本量有所增加，即使是减少或增加个别数据，也较难影响最终统计结果的显著性。并且，大量的数据会加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稳定性。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相信在资料完善的基础上，历史大数据的理念将会被进一步接纳，这需要史学家的不断深入研究。
4.4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理论
马尔萨斯学说认为，资源的增长遵循线性模式，而人口增长是指数模式，因此人口增长会超过资源增长，当人口规模超过农业生产，人间悲剧即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和非正常死亡将会发生，因此，马尔萨斯辩称人类悲剧的成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Zhang等和Lee等的研究中，都发现实际上人类的这些悲剧更多是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造成的，因为气候变化影响下资源的波动比人口的波动更加明显和剧烈。马尔萨斯学说强调日渐增长的食物需求是起因，而上述发现起因是气候变化导致了食物供给稀缺，这些研究从长时间和大空间尺度上重新审视了马尔萨斯学说。
4 中国与欧洲实证对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