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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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态修复案例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1

关键词 生态修复;生态修复产业化;北京门头沟国家生态修复示范基地

中图分类号 F062.9;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06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恶化,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起了有关政府部门和相关科学家的关注和重视。在此背景下,国家有关部委及地方政府在“七五”、“八五”期间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关生态恢复的研究和实践,开展了“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恢复技术研究”[1]、“主要类型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提高生产力途径研究”[2]、“亚热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研究”[3]、“北方草地主要类型优化生态模式研究”[4-5]和“内蒙古典型草原草地退化原因、过程、防治途径及优化模式”[6-7]等课题,对生态恢复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有所加强。此外,进入“九五”和“十五”时期,我国还先后实施了长江中上游地区防护林建设工程[8],水土流失治理工程[9];以及农牧交错区[10]、风蚀水蚀交错区[11]、干旱荒漠区[12]、丘陵山地干热河谷和湿地[13]等生态脆弱地区退化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工程;沿海防护林建设工程[14],等等。这些生态建设实践与工程,尤其是在实践上已获成功的一些生态恢复技术和案例,为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进入21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明显偏重了生态修复的技术集成和产业化示范工作,包括民勤沙漠化防治与生态修复技术集成试验示范研究[15],鄱阳湖湿地生态修复、重建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基地建设[16],等等。

而门头沟国家生态修复示范基地建设便是由科技部和北京市科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一项专门针对我国生态修复产业化建设的系统工程[17]。该工程在一期主要完成各种生态修复技术的示范及应用研究基础上,在二期着重开展了生态修复技术的集成及产业化支撑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可见,不论是政府的政策走向,还是社会的现实需求,都要求生态修复向技术集成化和区域产业化方向发展,要求拥有不同技术优势的生态修复企业通过资源、信息和市场的共享,实现对整个生态修复行业的跨越。

1 生态修复与生态修复产业化

生态修复是对区域受损害自然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重建,发展到现在,往往偏重于环境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部分学者认为,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污染环境修复方法,主要包括污染土壤、污染水体、污染大气修复三大方面[18-19]。到目前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生态修复区域生态退化的后果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坏,还包括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的物质与服务能力的下降,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受阻,它包含了对自然、经济和社会人文3个方面的修复[20-21]。其目的应该在于恢复“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合理的结构、高效的功能和协调的关系[20]。

随着传统生态修复在区域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瓶颈”,尤其是面临区域产业转型问题的突显,生态修复的产业化以及如何转变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实现自我修复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22]。而国内一些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生态修复产业化的基础及应用示范研究。

在基础研究方面,如吴言忠等以矿区土地复垦为例,先分析了土地复垦组织管理在责任主体、产权界限、复垦资金、复垦机制和生态功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土地系统、资金系统、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土地复垦产业化的组织模式,进而分析了土地复垦产业化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23];波等通过分析矿区生态重建和景观生态规划, 提出了景观生态规划的原则, 并分析了矿区生态重建景观结构的模式[24];李萌等从矿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分析切入,建立了矿区产业替代模型,并对矿区生态修复中的产业转型和产业替代的价值转化规律进行了研究[25];张义丰等对山区沟域经济发展及其空间组织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以北京为例指出,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协调好山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山区的综合开发[26]。

应用示范研究方面,如江苏宜兴西南山区张渚镇竹园村在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背景下发展休闲农业园[27];平朔煤矿区在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构建了以煤为主,电、化、氧化铝、建材并举的黑色产业链和围绕复垦土地开展生态重建,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的绿色生态产业链[28];等等。

2 门头沟生态修复产业系统的总体设计

作为门头沟国家生态修复基地建设二期项目中“门头沟生态修复产业化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本研究拟通过在门头沟区内的王平镇规划构建一个新型的产业生态系统和典型示范园区,来带动门头沟区新兴产业的孵化和传统产业的转型。

王平镇生态修复产业的系统结构设计(图1)由“自然生态修复示范产业、人文生态修复主导产业和经济生态修复引导产业”三大部分组成,三大产业系统相互支撑,协调发展。在各类型自然生态修复示范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引导以生态修复技术交易和生态建设咨询为主的经济生态修复产业,最终依托本身固有的生态资源和在已修复好的景观上发展以生态休闲旅游为主的人文生态修复主导产业。其产业发展基本模式为:政府配套服务、企业主动修复、共同开拓市场。而产业孵化中心与生态修复示范区(带)的互补作用是推动其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自然生态修复示范产业主要围绕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农田生态保育示范和湿地生态建设示范3大体系构建。矿山生态修复示范以煤矿开采区和采石场废弃地的修复示范为主,农田生态保育示范以山区缓坡和煤矸石山的修复示范为主,湿地生态建设示范以永定河河道景观生态修复示范为主。通过破坏后的景观遗存和修复后的景观现状对比分析,集中展示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水保农业、节水农业和生技农业技术,及湿地生态修复技术的成果。

人文生态修复产业主要围绕观光度假、乡村旅游、健康服务和人文关怀4大主导性产业体系构建。发展旅游业是整个门头沟区实现产业转型后藉以稳定区域经济总量的主要途径,但不能仅仅局限在传统的观光度假旅游产品的开发上,更应该发挥门头沟特有的自然景观、纯朴民风、和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及历史文化遗迹的优势,去满足北京城市人口亲近自然、回归田园、心灵洗礼、身体保健等方面的需求。

图1 王平镇生态修复产业体系结构图

Fig.1 The industrial framework of ecorestoration for Wangping

经济生态修复产业主要围绕产品物流、市场交易、技术培训和建设咨询4大引导性产业体系构建。其关键在培育针对门头沟区特点的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交易市场,和孵化整合各相关自然生态修复技术及产品、服务供应行业。生态产品的物流主要以王平镇精品农业产品、各类型生态修复技术产品的展销为主,通过构建产品虚拟信息平台将其以网络的形式集中展示;生态市场的交易主要以不同生态修复技术成果的转让和硬技术的软组装,通过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打包进行开发与销售,最终实现生态修复的经济产出;生态技术的培训主要针对全国乃至世界生态修复行业发展需求进行专业人才的培训与学术交流;生态建设的咨询则是辅助于生态市场交易,而满足各类型客户对修复所需产品的选择与决策。

3 不同类型生态修复产业链(网)的构建

3.1 自然生态修复产业

3.1.1 湿地生态修复产业

首先,生态修复产业孵化中心在吸引湿地生态修复类企业时,根据对方技术及资金实力,要求其在湿地生态修复示范带内划定适当面积区域进行主动修复,包括核心技术和建设方案的策划与提供;而对于工程建设中的其他预算投资则由当地政府、修复企业、及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团体等进行多方筹资,充分发挥当地政府和修复企业两大利益主体在示范带建设及市场拓展方面的合力最大化;其次,对已修复好的示范带进行包装和维护,在保证恢复当地湿地生态景观及自然净化功能的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作为此类型生态修复的成功典范,供专家及国内外生态修复需求客户市场进行调研学习,最终实现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服务功能;最后,需要整合该湿地生态修复示范带和孵化中心内的各相关资源,在客户参观完示范带后,再回到孵化中心进行具体项目的相关咨询和协议签订(图2)。

3.1.2 农田生态保育产业

在生态修复产业孵化中心内吸引农田生态保育类企业,并要求其在示范区内选择适当面积农田进行主动修复,完成农田物理、化学及生物环境的综合保育,并作为示范成果的展示,纳入孵化中心重点技术服务咨询体系中去,利用孵化中心的资源及市场优势在国内外进行技术的推广和产品及服务的推销;在农田生态保育类企业进行生态修复的同时,根据政府需求及王平镇农业发展规划要求,在各自选择区域内种植特色农林产品,并通过“生态保育型企业管理+农户分红+政府服务”的机制,利用孵化中心内生态农业产品物流服务中心优势,将生产出来的特色精品农果产品推向北京高端消费品市场;示范园区除了具备以上两个以生态农产品销售和农田生态保育技术咨询服务的经济功能外,还可以通过建设采摘园等方式与周边乡村发展农家乐等旅游产业,以此来扩展其社会服务功能和增加经济效益(图2)。

3.1.3 矿山生态修复产业

工业企业主体型发展模式:主要是针对目前王平镇内存在若干大型煤矸石制砖企业而选定,是作为规划初期矿山生态修复产业的一种发展模式,即煤矸石制砖企业开采煤矸石山,同时通过与王平镇政府签订合同,按照开采规模承担开采区生态修复任务,或交纳相应的生态修复资金给政府,作为未来地面采空区生态修复提供资金储备。生态修复型企业主体型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是作为同湿地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模式相配套一致的部分统一纳入王平生态修复产业园区主体产业体系中去,即要求矿山生态修复型企业在入驻生态修复产业孵化中心时,选择在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区内划定适当面积区域进行主动修复,并发挥孵化中心功能对已修复好的示范带进行一定包装和维护,作为此类型生态修复的成功典范,供专家及国内外矿山生态修复需求客户市场进行调研学习,最终完成具体项目的相关咨询和协议签订。

地产开发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该产业发展模式主要

图2 王平镇湿地、农田、矿山等自然生态修复产业链网图

Fig.2 The ecoindustrial networks of natural ecorestoration for Wangping

是针对目前该区域内存在大量需修复矿山及土地而选定的,作为规划后期矿山生态修复产业的一种主要发展模式,即通过吸引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区位优势及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块发展新兴的生态修复地产业,首先地产开发商提供部分资金给土地及矿山生态修复企业,在待修复的地块进行生态修复,其次通过项目承包方式联合建筑及其他相关土建企业在修复好的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主要建设高档别墅和休闲保健类度假村来实现自然生态修复产业向人文生态休闲产业的功能转化和产业升级。

3.2 经济生态修复产业

经济生态修复产业主要围绕王平镇生态修复产业孵化中心建设展开,主要围绕生态农业产品物流服务、生态修复行业市场交易、生态修复技术培训和受损生态系统建设咨询四个方面进行构建(图3)。

3.2.1 生态农业产品物流服务中心

依托北京城区内各大型超市和庞大的高端消费市场,在孵化中心内配置统一的采购、包装和配送等生态农产品物流服务中心。包括京白梨、葡萄、樱桃、核桃等主要的农果产品进行统一采购,按照一村一品和精品农业发展目标,分阶段分任务扩大规模,同时制定采购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要求;将采购来的所有农果产品进行统一包装,包装厂不设在孵化中心内,但需要在区位及地势条件较优越的乡村进行布设建厂,并按照服务中心制定的农产品质量控制要求进行;包装好的农产品主要面向北京市区内的各大型超市和政府采购进行统一配送,此市场定位要求中心与北京市区大型超市及政府机关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和货物供应保障渠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提供生态农产品的检测和标识服务,从源头保证配送到相应市场上的产品要达到真正生态产品的要求。

3.2.2 生态修复市场交易平台

依托门头沟区生态修复已经取得的大量成果,建立初步的生态修复技术库,同时不断收集与整理拥有其相关核心技术的各类型企业信息,形成一个涵盖各类型生态修复技术和企业信息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最终吸引拥有其核心技术的核心企业入驻孵化中心;收集与整理国内外不同类型的区域生态修复需求信息,同样建立与技术信息和企业信息相配套的市场信息平台;王平镇生态修复市场交易信息平台的重要功能就是,在建立好供需市场信息平台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不同修复市场需求进行技术的组装和企业的合作,通过项目的包装实现成熟生态修复技术的最终产业化。

3.2.3 生态修复技术培训中心

王平镇生态修复产业孵化中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其生态修复技术培训中心的建设。不同于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要盈利手段的传统产业,生态修复产业主要是以提供生态服务及技术咨询为主要盈利方式,因此,作为服务的重要手段,培训部门的设立显得十分重要。包括定期开展国际大型生态修复理论及技术研讨会议,吸引全世界生态修复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政府和民众的目光;定期召集国内外著名生态及生态修复领域专家在培训中心开展面向全国范围各大中小城市领导干部的培训,让生态观念及生态修复的科学内涵在政府决策者

图3 王平镇产品物流、市场交易、技术培训及咨询等经济生态修复产业链网图

Fig.3 The ecoindustrial networks of economy ecorestoration for Wangping

图4 王平镇休闲疗养、民俗文化等人文生态修复产业功能体系图

Fig.4 The ecoindustrial networks of social ecorestoration for Wangping

层面得到普及;向国家人事及其他相关部门申请成为生态修复类工程师及行业认证的培训机构,分期举办全国生态修复技术培训班,对培训的学员按综合考试成绩颁发工程师技术资格认证证书,对开展生态修复的企业实体颁发行业资格认证证书。

3.2.4 生态修复及建设咨询中心

王平镇生态修复及建设咨询中心的建设,是实现其生态修复产业化的最关键部分,也是生态修复市场交易平台最终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补充。它既充当了市场交易信息平台中上游技术供给市场和下游技术需求市场进行联系的纽带,同时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通过不同的项目管理承包(PMC)方式对其进行项目的包装,使生态修复项目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具体可根据市场交易信息平台提供的国内外生态修复需求信息,合理选择拥有代表核心技术的生态修复企业A作为PMC承包商;以A企业为核心,组织项目管理及实施体系,针对特定的技术市场客户要求,把相关配套的各生态修复技术提供企业B、C、D等纳入整个项目实施及管理体系;在建设咨询中心进行项目承包管理的同时,对已完成的项目进行归档信息整理,并对其修复后的效果和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服务和配套指导。3.3 人文生态修复产业

3.3.1 山区休闲旅游度假产业

主要围绕安家庄区域内山体、森林、河流等自然景观资源,以及村落人文景观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展开(图4)。由于该区域面积有限,并且作为门头沟区山体生态环境完全未受到破坏的一个典型区域,建议吸引一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旅游企业入驻,对三个景区的资源进行整合,并建立合理的土地承包转让机制,形成“企业―政府―农民”较好的合作机制,形成合力,吸引并留住更多的京区游客,开发旅游市场。

3.3.2 乡村民俗休闲疗养产业

主要围绕韭园、东西落坡村区域内的乡村聚落和历史文化景观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展开。其主体市场是为京区老年人提供疗养保健、银发夕趣和余热发挥等服务项目,同时兼顾京区中青年夏日周末居家旅游及背包旅游、探险旅游群体。重点是要突破传统农家乐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把握住北京市城区内老年人保健、学习需求的潜在市场,以银发经济为突破口,形成北京地区知名度较高的银发服务中心之一。

4 生态修复产业化的意义及面临的问题

门头沟国家生态修复示范基地建设近5年的实践证明,在特定的待修复区域范围内,生态修复技术往往缺乏稳定性、抗干扰性和可持续性的动态监测与效果评估。前期的生态修复科技示范工程只是在一个一个的点上开展,尚未在该区域内实现技术集成应用与展示;生态修复科技资源“飞进来飞出去”和“形象工程”的现象普遍存在,尚未真正扎下根来产生集聚效应和经济效益。而我国许多城市正在经历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转型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这种问题更为突出。因此,从生态修复的“单点应用”以及外部不经济性走向“区域集中”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以及生态修复产业化模式的开发应成为待修复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功能定位的重点。

同样,区域生态修复的产业化建设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策、资金、科技、人才、国际合作、社会参与等各方面的保障。只有把这些硬件、软件和心件有机组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把生态修复的产业化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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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ization Model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ase Study of Natio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emonstration Base in Mentougou, Beijing

SHI Yao1 WANG Rusong1 HUANG Jinlou1 SHI Xin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2. Forestry Bureau of Suburban District of Changzhi,Changzhi Shanxi 046000,China)

Abstract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2

我们不能无视人类无尽需求所引发的技术替代、产品升级以及专业服务的细化,这个进程也不会存在终点,我们只是对这类业态有了客观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而追根溯源,投资应当着眼于未来,但投资的本质却没有一定的标准和限制,对投资成败的判断目前只能用收益率来衡量。因此,当大家热衷于高技术、新应用、新名词的同时,不妨冷静审视一下我们的周边,也许就会发现身边也有很多极具潜力的投资领域,只是我们没有去关注和深入了解,园林绿化行业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去过发达国家的朋友对国外的园林绿化念念不忘,并以此为标准来展望中国城市的未来。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的园林绿化建设也开始加足马力。久居城市中的人们,一定对周围园林绿化的变化颇为感触,特别是对比五年前、十年前乃至更久时,这种感触更为明显。尤其是那些新建的城区,更是宛如一个大花园。再观察最近几年新建的高速公路、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时也是如此。而我们在感受这些变化时其实已经触及到了一个市场容量在千亿级以上、具有蓝海特征的行业。

广义上讲,园林绿化是指充分利用城市中的自然条件、地貌特点和基础种植,将城市按国家标准规划设计的各级、各类园林绿地,用具有地方特色和特性的园林植物最大限度地覆盖起来,并以一定的科学规律加以组织和联系,使其构成有机的系统。园林绿化是对城市中原有的自然环境部分的合理维护与提高,是人工重建生态系统的系列措施和模拟自然的园林设计手段,园林绿化更是在城市这个人工环境中对自然环境的再创造,是对园林植被(花、草、树木)这种能够塑造自然空间的资源在城市人工环境中的合理再生、扩大积蓄和持续利用。

园林绿化行业是具有多种产业特性的综合性行业,包括园林绿化苗木种植、园林环境景观设计、园林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四个方面。以上四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园林绿化一般先由设计师设计方案,方案设计好后再由施工方进行工程施工,工程完工后,则进入养护期。园林绿化苗木种植主要为园林工程施工服务,同时绿化苗木的品种和资源对设计师的设计方案也产生一定影响。

发展现状

中国园林绿化行业起步于计划经济时期,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始逐步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绿化条例》,使园林绿化行业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对园林绿化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城市绿化工作会议,并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使得各级政府对城市绿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大为提高,全社会广泛参与城市绿化的热潮开始形成,园林绿化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园林绿化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重视,园林绿化产业发展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从2001年的163.2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的526.60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1.56%。

进入到新世纪后,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建设呈现出繁荣景象,而与之配套的园林绿化的支出也逐年增高。根据以往数据粗略统计,地产项目配套园林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1%-4%,其中高层、小高层住宅投资比例为1%-3%,别墅类或类别墅为2%-4%。按保守估计,假设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收入近似于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以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2%用于配套园林支出测算,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地产园林设计和工程的市场容量约为724.63亿元人民币,并且随着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一市场容量还将变大。

巨大的园林市场催生出大批园林企业,使得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园林企业发展最快、数量增加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些国有制性质的园林绿化企业纷纷改制,组建成立公司制的园林企业。根据《2007年六家联合行业调查报告》统计,目前中国园林企业数量总计已达1.6万家左右,截至2007年11月30日,中国共有园林规划设计院和设计公司1200余家,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二级以上资质的企业2000余家;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建设部”)公布的数据整理,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的企业共250家。

行业特征

由于园林项目从前期项目招标、景观设计、工程原材料采购,到工程施工、项目维修质保等各个业务环节,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发包方对园林工程结算和园林企业对材料供应商及分包商结算存在时间差异,导致园林企业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占用了大量运营资金。另外,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园林行业的发展,资金实力已成为国内园林企业承揽项目和实施运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上述客观情况决定了园林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的特征。

园林项目的营建主要分为软质景观和硬质景观。园林项目中的软质景观(植物配置)的使用材料主要是花卉苗木。从国内市场供需关系看,符合使用规格的苗木供应量远低于市场需求,特别是适销的大规格苗木和特色苗木储备量严重不足,致使园林绿化材料价格在最近几年一直处于上涨趋势。园林项目中的硬质景观部分(园林建筑、亭廊花架、园路小桥、园林水电等)与建筑业相似,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资源性原材料(如木材、钢铁)的价格波动风险。由于上游原材料配套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园林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

国内园林企业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已经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养护和苗圃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整体提升了行业的综合技术水平,但目前中国风景园林行业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究与运用依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人才缺乏、研究资金不足、社会关注度不高是目前国内园林企业的短板,行业内所涉及的先进技术与新型材料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工艺与材料等问题普遍存在。例如风景园林中使用到的花卉苗木,其育种研究严重滞后,野生植物资源未得到合理开发利用,致使园林用花卉苗木种类单调,品种单一。此外,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弱,综合生产技术不配套也导致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工程技术工艺和其他原材料方面同样也存在技术不配套,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

风景园林行业的下游企业为园林景观的需求者,包括政府部门及相关基础投资建设主体、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企事业单位等。由于政府公共园林以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行政区域划分决定了政府公共园林项目的市场集中度不高。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园林企业总量已超过1.6万家,但是具备较强综合实力的企业占比依然很小。根据《2007年六家联合园林行业调查报告》显示,144家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企业中的102家参与了调查,这102家公司资产规模总计达到92.17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资产规模为9036万元人民币,其中资产总额超过2亿元的企业仅有6家,其资产合计占102家企业资产总和的比例为15.74%;102家企业营业收入合计109.38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营业收入1.07亿元人民币,其中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的共有5家,5家企业营业收入总和19.7亿元人民币,占102家企业营业收入总和的比例为18.01%。由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园林行业市场较为分散。

发展趋势

风景园林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风景园林行业相应呈现出超常规的发展态势,发展速度远超过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加快城市化建设在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高能耗、高污染、不断地索取自然资源俨然已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而在“十”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要实现生态化,绿化是基础,但绿地的生态环境效益不仅取决于绿化的覆盖面积和占地面积,更取决于空间结构和绿地类型,以及构成绿地的生物群落类型。因此,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文明”为园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及更为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对园林行业的设计、建设、管理与科研实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房地产业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园林行业发展。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其规模巨大,增长趋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和《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新建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例须达30%以上。这一规定在房地产用地报建审批环节中保证了园林绿化的投入,为这一领域的园林环境建设提供了法制保证。

毋庸置疑,城镇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重点。城市化对房地产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现有城镇居民6.07亿人,到实现“全面小康”的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60%,城镇居民将增长到8亿至8.5亿人。在此期间,约有近2.5亿左右的新增城镇人口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同时原有城市人口同样存在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2005年末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到27平方米。根据建设部要求,202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要达到35平方米,以2020年中国8亿城镇居民的保守数字计算,将增加住房面积80亿平方米,因此中国房地产行业仍将保持持续发展势头。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促进风景园林行业的发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等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以及国家投资的机场、铁路、港口等,将大力促进风景园林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风景园林企业在参与项目建设的同时,将在经营管理、质量管理、工程监理、新技术和新品种运用等方面实现长足进步。

风景园林旅游经济的蓬勃兴起将继续扩大园林行业的发展空间。风景园林旅游经济已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亮点之一。旅游在追求精神需求上是共通的,是人们在旅行和游览中对于自然美和人文美的追求与享受。而对自然美和人文美的追求与享受,也是人们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目前,国内旅游人数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加大,这对风景旅游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出了更大的需求,重点景区景点的园林绿化工程呈加速发展态势。

竞争格局

园林绿化行业在中国属于朝阳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总体来说,国内的园林绿化行业集中度较低,任何一家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占整个行业的市场份额均不高,行业内尚未出现能够主导国内市场格局的大型企业;但在各区域市场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地区性行业领先企业,市场占有率较高,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从园林绿化施工项目的规模来看,园林绿化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也有所差异。根据建设部的规定,合同金额在8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二级以上资质的企业均可进行工程施工;合同金额在800万元以上的项目,只有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的企业才能参与竞争,其中合同金额在800万-2000万元人民币的小型项目,竞争较为激烈;合同金额在2000万元-5000万元人民币的中型项目,竞争程度次之;合同金额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型项目受企业综合实力的限制,参与竞争的园林绿化企业很少。

园林绿化行业作为朝阳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行业内的工程施工企业亦处于成长发展时期,大多数企业缺乏跨区域经营的实力。因此,目前中国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领域仍以区域性竞争为主,但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已经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竞争。

中国造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深的造诣,中国园林之美主要反映在“诗情画意”上。园林的艺术性是园林绿化的精髓所在。随着社会大众鉴赏能力的提高,园林绿化项目对园林景观艺术效果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政府大型园林景观项目,被视为城市的名片,集中体现了城市的品位和底蕴,项目的艺术成就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因此,园林绿化企业的艺术造园能力将成为园林绿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国内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政府、公众对环境美化日益重视和改善的意愿,使得行业的发展极大地迎合了社会需要,并且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处于最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之中。该行业市场容量也在快速增加,目前,市场容量已经由5年前的50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6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近年来,陆续有行业内企业成功上市,包括以市政业务为主的东方园林、地产业务为主的棕榈园林以及以生态修复为主的铁汉生态。岭南园林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也说明该行业本身、发展前景和经营模式完全符合资本市场的要求。

投资建议

园林绿化行业主要包括市政园林、地产园林和生态修复等子行业,其中以市政园林、地产园林为主。市政园林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各种政府投资平台和建设单位,单个项目的工程预算额度一般比较大,但是账期相对较长,近期更是出现了BT模式的市政园林项目,但毛利率较高。

地产园林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地产公司,单个项目的工程预算额度一般有限,但基本都能及时回款,受近来国家地产调控影响比较大,毛利率相对不高。

园林企业的经营模式基本相同,通过招投标形式进行工程承揽,施工后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保养才能移交给建设方。另外,由于国内园林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初期,并且市场容量巨大,国内还没有真正的龙头企业,企业经营的地域特征明显,因此各个地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企业都具有潜在的成长性空间。

就具体企业来看,是否具备一级施工资质和较高级别的设计资质、拥有对应规模的自建苗木基地、能够为客户提供苗木-设计-施工-养护一体化的服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跨区域发展,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3

2012年,全省中药产业实现产值约520亿元,其中中药工业实现产值419亿元,占全省医药工业比重近50%,占全国医药工业比重8.1%。

2013年9月26-27日,第四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在成都召开,四川中药产业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扶持等手段,一批跨地区、跨省市经营,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不仅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产品储备充足,而且各具特色,为四川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有这样一家中药企业:一些客户宁可多跑几里路或多排几个小时的队,只为买到他们生产的中药饮片;一些常年生产润肺止咳类药品的中成药企业,只用他们生产的半夏饮片作原料……这就是以生产中药饮片而出名的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新荷花饮片煎制出来的汤剂又黄又亮。”不少用过新荷花饮片的人,都夸它清洁、疗效好。董事长江云告诉记者:“现在中药饮片不缺标准,关键是要执行。”因此,在中药材原料方面,新荷花饮片选料严格,不符合相关标准就不要,并严格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要求实施。如今,新荷花产品已经远销韩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拥有全球唯一的美洲大蠊GAP养殖基地,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医药制造、中药材种(养)植和中药饮片生产。美洲大蠊又称“美洲蟑螂”,它是唯一可以入药治病的蟑螂。“因为它有超强的抗辐射、生存能力和令人匪夷所思的再生能力,既是天生的抗病毒抗体,能够治疗溃疡创面,还能作为辅助治疗恶性肿瘤的药物帮助患者战胜癌症。”董事长耿福能说,现在市场对美洲大蠊提取物的需求规模不少于200亿美元。公司研发的治疗创面修复类的康复新液系列产品销售快速增长,2012年超过2.5亿,市场份额达到70%。

记者来到位于武侯科技园的科创控股集团药品制造车间,全自动化工序,高效的设备,无菌的环境,无不显示该药业公司的精细品质。“变则通,不变则壅”,科创进入全面转型和提升阶段,着力医药全产业链建设。从中药材种植、药品生产、新药研发、销售、连锁经营到全国高端医院,一个都不落下。“我们在全省已建立50余个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采用‘政府+农户+公司+科研院校’的方式,带动百万农户参与中药种植。”集团副总裁李树明介绍道,在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市已建成和拟在建医药产业生态产业园、光彩工程园等18个,他们的目标是打造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国内的医药航母巨舰。

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创新企业3家,省级创新型企业72家。2012年,全省217家医药企业实现年销售收入上亿元,21家企业进入全国医药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500强。

科技——支撑创新的基础

科技创新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只有将中医药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到生产实践中,才能发挥其价值。

2011年,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全省科技工作的“一号工程”,提出要更好地发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并确定了包括现代中药在内的15个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由四川创新动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中医药大学承担的“中药质量安全溯源系统”项目,实现了中药材从源头到生产流通的全过程追溯,已获商务部批准在四川、河北、广西等7个省区开展试点。

成都百裕科技制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5类新药—百裕·银杏内酯注射液”是国家实施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后第一个获批上市的中药注射剂新药,产品自上市以来实现总产值7000万元、利税630万元,带动实现产值4000万元。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中药配方颗粒及自动发药机成果转化”项目,形成国内首个“种植饮片提取物配方颗粒”全产业链质量管理和控制体系,已实现年产配方颗粒300吨、50家医院配备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发药机系统的推广。

……

这些项目成果围绕中医药重点领域,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道地中药溯源系统、中药材大品种、中药新药及其相关产品、中医药服务技术等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全省中药产业和重点中药企业的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全省共立项支持46个现代中药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项目总投入17.23亿元,执行期内将实现总产值112.54亿元,利税33.11亿元,带动实现产值691.34亿元,新增就业人数近3万人。

交流——加快融入国际化

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加大对中药国际化的投入很有必要。在全球的天然药物中,银杏制剂获得广泛的关注。西欧制药企业每年靠银杏叶获取的高额利润达几亿美元;仅在法国,银杏叶中间体制成的药品年销售额为6000万美元,银杏保健品年销售额1.9亿美元。

在这个背景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药产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先后与美国、英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谋求开放合作发展。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中汇制药有限公司、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荷兰、德国合作开展了中药品种的欧盟注册研究。

2012年3月14日,“地奥心血康胶囊”作为传统草药药品通过荷兰药品评价委员会(MEB)注册,获得在荷兰上市许可,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欧盟成员国上市批准的中药产品,也是第一个获得批准的欧盟境外植物药产品。

对于地奥心血康注册成功的案例,荷兰药品评价署法规事务高级经理Burt Kroes表示,“关键在于地奥做了详细的基础性研究,提供了产品安全性报告,如农药使用情况、外来物质、重金属含量等详细的数据报告。”

“要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首先要搞清产品的主要成分,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做支撑。”成都地奥集团总裁李伯刚说,为此,成都地奥专门成立了“国家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致力于中药现代化研究特别是中药现代质量标准研究。“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地奥心血康仅是抛砖引玉,还有更多优秀的中药产品进入欧美药品市场,极大促进四川乃至全国中药产业的发展。”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4

1成本核算法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中的应用

目前,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有多种,包括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价值法、成本核算法、意愿调查法、经济学模型法等。这些方法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条件以及方法的局限,不同方法制定的补偿标准有较大差异6。其中,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主要以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提供生态服务为宗旨,通过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各项投入成本(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因素)、修复或重置受损的生态系统成本、放弃的部分或全部机会成本等的核算作为补偿的依据47]。理论上讲,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直接投入与机会成本之和应是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78。若补偿标准低于这个下限,生态补偿将达不到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目的?。有学者认为以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生态补偿项目评估中,全面、准确地计算成本比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远为重。

而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最初是仅侧重机会成本的核算确定补偿标准。在理论方面,Macmillan等提出苏格兰新造林生态补偿标准与新造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无关,与机会成本直接相关M,DavidKaczan等在坦桑尼亚的研究结果表明衣民的平均受偿意愿与因保护目标而维持土地用途的平均机会成本是一致的M。在实践方面,尼加拉瓜的林草复合生态补偿项目中,StefanoPagiola等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产生的机会成本制定补偿标准,如将退化草地转变为森林,补偿标准为每年75美元/hm2M。随后有些学者认为,制定生态补偿的标准不仅要考虑机会成本,还需要核算保护生态与环境的直接成本。段靖等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条件,从理论上证明了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之和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8。李文华等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中,按照新造林及现有林两类森林,通过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的核算,得出新造林补偿标准为每年4300元/hm2;现有林的补偿标准为每年2350元/hm2[1j。再后来有学者提出在计算生态补偿项目补偿量时,除了考虑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还需要考虑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与生态补偿相关的用于契约关系建立和维护的费用M。TobiasWunscher等指出灵活的支付方案能显著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率和提供率,而在生态补偿项目中想要实现灵活的支付,就需要精确的评估参与成本(包括保护投入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来确定补偿标准。关于成本核算法的这三种观点,目前都得到学术界较多的认可和应用,本文主要以第二种观点为基础。

成本核算法因其较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通过可量化的指标相对客观地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被认为是合理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尽管成本核算法具有以上优点和受到了广泛运用,但其在核算内容、方法等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仍需深入研究。

2保护成本的概念

多数学者认为采用成本核算法制定生态补偿的标准,主要是进行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核算。其中直接成本指为保护、维持或者恢复生态环境而投入的成本,是实际发生的支出和费用。机会成本,指因选择某一决策而放弃另一决策所丧失的利益。它不是一种实际支出,而是失去的收益,这种收益是潜在的。应用到生态补偿机制中机会成本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经济收入和丧失的发展权,包括因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而限制工业企业发展,导致的发展机会损失和进行生态建设而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此外部分学者将机会成本称作间接成本,成本核算即需核算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另一些学者将成本分成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其他间接成本,认为机会成本是间接成本的一部分。还有部分学者将丧失的发展权从机会成本中分出来,称作发展成本。将成本分成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并认为不是所有的生态补偿项目都会发生上述三类成本,这取决于项目的性质w。

目前成本核算法中应用较多的是将成本分成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但是,这种经济学划分方法无法体现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产生的成本和效益的差别,既造成补偿标准的依据不足,导致生态补偿的针对性不强而难以实施,又使得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后的效益评价难以进行。本文认为,需要纳入生态补偿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保护成本、环境成本和机会成本。保护成本是为保护、维持或者恢复生态系统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侧重于对生态系统的保护;环境成本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支出(指为保护环境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和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和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因开展对生态系统以及环境的保护,而丧失的经济收入和放弃的发展权。TobiasWunscher等指出区分保护成本和机会成本(该研究中未涉及环境成本)可以分别计算样地-具体效益-成本比例,用于生态补偿项目效益评价M。因此,通过对保护成本的核算,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为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及之后的补偿效益评价提供合适的依据。

3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

从上世纪中期,国内外陆续开展了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研究,如生态系统服务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补偿、流域补偿、资源开发补偿和区域生态补偿。通过分析、总结已有案例,将森林、流域、自然保护区3种类型生态补偿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归纳整理为表1。

首先,不同类型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不尽相同。例如在森林生态补偿中,刘丽以陕西省蓝田县退耕还林为例,核算其保护成本(包括营林成本和森林管护成本)为1756.7万元,单位面积保护成本为2293.35元/hm2。在流域生态补偿中,许凤冉等对2006年新安江流域保护成本(包括林业建设投入、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移民投入)进行核算,结果为3.58亿元[31。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白宇就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8787hm2)的保护成本进行核算,核算内容主要包括保护工程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措施、科研监测、科普宣教以及湿地恢复与生态移民工程投入,2004-2020年其保护成本为21478万元,年均保护成本为1263.41万元,单位面积保护成本为每年6.72元/hm2。

其次,由于保护成本具有不确定性,确定其核算内容时需要全面考虑,而同一类型生态补偿保护成本的核算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核算内容和指标体系。如同样是对森林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进行核算,李炜等主要考虑管护成本(主要为管护人员的工资支出)和营林成本(主要是更新改造支出、森林抚育支出、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费用),核算出2011年伊春林管局所辖森林的保护成本为32876.4万元,按禁伐区、限伐区及商品林区面积合计289.90万hm2测算,单位面积保护成本为113元/hm2。而TobiasWunscher等在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研究中,测算的保护成本仅考虑建设防火带、隔离牛的栅栏及生态补偿项目公示牌而产生的费用,通过对每个斑块的调查与计算得到平均保护成本为每年3.56美元/hm2。此外,在确定保护成本核算内容时还存在随意性大,主观性强等问题,导致结果差异很大。如同样是对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区所在的十堰市进行保护成本的核算,Dong,Zhengju等核算了林业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移民三个方面,得到2011-2020年保护成本为29.01亿元,年均保护成本为2.90亿元;而张君等主要核算林业建设投入(人工造林和森林抚育方面投入),得到2011-2015年十堰市投入的保护成本为21573万元,年均保护成本为4314.6万元。

综上所述,确定合适的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了解程度和资料的收集、掌握情况,并且需要避免重复统计。现有研究中多是将退耕还林,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的投入直接当作是林业建设投入,并认为是保护成本而进行核算。而事实上退耕还林、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已经发生的生态补偿项目,并且已经实施相应的补偿资金。如果直接将这些已发生的生态补偿项目的投入当成保护成本统计的话,则保护成本出现重复统计的情况并导致结果偏大。笔者认为保护成本的核算必须围绕保护成本的定义与内涵来确定,如退耕还林中,造林费、肥料费、管护费、封山育林费等均属于保护成本,而国家发给衣民的退耕补助金(粮食补助资金、种苗费、生活费补助)不应重复算在保护成本内。而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由于自然保护区本身就是为保护生态系统而建立的,故保护区内管护人员的工资福利等都应属于保护成本来进行核算。

4保护成本的核算方法及时间动态性

4.1核算方法

从数据获得的角度看,保护成本核算的主要方法是直接市场法中的市场价值法。从时间的角度看,由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周期较长,保护成本的核算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由此可以划分出静态核算法和动态核算法,这两种方法经常结合使用。

4.1.1市场价值法

由于保护成本多是已经发生的,故其核算比较简单,明确,且可靠性强。通常采用直接市场法中的市场价值法,将某地为保护生态系统投入的人力、物力以货币的形式计算出来。在核算时应根据具体的投入形式采取合理的方法。核算人力投入可以参照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成本来计算总投入额,核算物力投入则可以直接根据各种物资的市场平均价格来计算总投入额。具体操作时,以生态保护的实际投入数额为依据,原则上对有资料记载的,按历史成本即初始投入时所付出的成本为依据;对无法取得数据资料的,则按当时的市价进行估算。

4.1.2静态核算法与动态核算法

静态核算是将某一年的生态保护各种投入作为保护成本,或将一个时间段内生态保护的各种投入累计作为保护成本总额,再平均分配到补偿期的各个年度,静态核算方法比较适合于应用在对未来投入成本的计算中。史晓燕等通过静态核算法,核算了2006-2009年东江源区三县4年投入的总保护成本(森林建设投资、草地建设投资、湿地保护投资、水土流失防治与治理费用、水源涵养林建设与管理费用、生态移民安置费用以及生态衣业示范区建设总投资)14.31亿元,年均保护成本为3.58亿元。

动态核算是指设定核算基准年,考虑生态保护的各项投入从核算初始年到基准年之间的时间效应,即在计算补偿标准时考虑资金的机会成本。动态核算方法比较适合于对已经发生的生态保护成本进行核算[8]。刘玉龙指出生态保护历年的各种累计投入并不是各年投资的简单累积,而应当考虑资金的时间效应。因为,如果资金不投在这里,而投入社会其他生产领域或是存入银行,它将获得合理的盈利或利息。所以,到基准年时,总保护成本即为

各年投资及其盈利或利息之和:计算公式为:C=ict(1+t=1i)T-1+1,其中C为总保护成本;Ct为第t年投入的费用(万元);T为连续投入费用的累计年数;i为社会折现率或资本的机会成本。张乐认为动态核算法能更好地反映某地区过往年份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某一年期末的总保护成本现值计算公式为:C=ict(1+m),其中C为总保护t=1成本;Ct为第t年投入的费用(万元);T为连续投入费用的累计年数;n表示计算周期,n=T-t;i为银行利率M。张乐通过动态核算法核算了2003-2006年淠史杭流域上游地区的保护成本,将4年各地区的保护成本(主要包括林业建设与维护以及水土流失治理)贴现到2006年后,得到4年来淠史杭流域上游地区投入的保护成本为13361.3万元。

4.2保护成本的时间动态性

在当前,对我国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投入进行历史性补偿存在操作上的难度。同时,历史性保护成本的投入由于资料的欠缺,可能无法准确的核算。因此,需要确定保护成本的核算年限,以一年或某一时间段内发生的保护成本投入进行核算。生态补偿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其补偿标准不应是个固定不变的值,在补偿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其动态性特点。从目的看,保护成本的核算是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服务的,所以也必须考虑保护成本的动态性特点。首先保护成本是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动态调整,其次对于持续时间长的生态补偿项目,其保护成本的核算还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贬值。因此,考虑资金的时间效应的动态核算法更好的反应保护成本的实际情况,而动态核算法中多是使用银行利率产生的利息来代替资金的机会成本[18,36],通过银行利率产生利息的计算则又涉及单利或是复利计算的选择,以及计息周期和银行利率的确定。

此外,目前的生态补偿研究中,多是采用投入总额除以投入年限获取年均保护成本,并没有考虑投入后的使用年限,即折旧。笔者认为对于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投入,其中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需要考虑折旧问题。对于每年均发生的投入,根据资料记载进行统计;对于一次投入能使用很多年的,则以使用年限来计提折旧,平摊到使用年限的每一年。然后将每年发生的投入与计提折旧得到的年均投入进行相加,得到这一年或这一段时间的总保护成本。考虑折旧能更加准确地衡量某地的保护成本,提高核算的准确性,而难点在于考虑折旧需要获取更多资料,并且对于资料的要求更加严格,核算过程更加复杂。

5问题与展望

保护成本的核算因为有实际的资料记载(如地方财政数据)作支撑,比较容易量化,得到大家认可最多,并在许多研究和实践案例中都得到了应用。但是,目前保护成本还存在核算不规范,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准确性低等问题。并且测算过程较复杂,涉及到多种数据的获取和多种参数的调整。准确的进行保护成本的核算,除了核算内容的确定以及核算方法、时间动态性的考虑外,还需要考虑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目前制定的补偿标准存在“一刀切”的情况,忽略了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性。虽然可以节省讨价还价的成本,但是这样的补偿方式导致一部分地区补偿过多、另一部分地区补偿太低或者没有补偿的不公平现象。保护成本的核算是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供依据的,保护成本在核算时要考虑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性。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①保护不同生态系统,由于保护措施和方法不同,进而所产生的保护成本也不同。

②保护同一种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自身的异质性,进而产生的保护成本不同。比如营造不同树种、林相、森林覆盖率、森林结构的森林所产生的造林费是不同的。③保护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一种生态系统,由于地形、道路交通便捷性、距离集镇远近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也会导致保护成本不同。比如对于同样森林,山顶和山脚的造林成本与管护成本都可能不同,因为山顶需要耗费更多的运输费用、时间和精力等。在森林以及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多是计算出单位面积上的保护成本或通过成本核算法制定出单位面积上的生态补偿标准。而在流域生态补偿中,多是下游地区根据受益者分享的水资源效益比例对上游的保护成本进行分摊。不管是计算出单位面积保护成本还是根据某因素进行保护成本的分摊,实际上都仅考虑保护成本空间差异的前两层含义。而结合地形、道路交通便捷性、距离集镇远近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进行保护成本的研究仍处于空白。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5

关键词 区域生态补偿;区域制度;制度障碍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7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2

生态补偿是指促进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和制度安排,是当前我国生态、资源、环境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补偿问题具有较强的空间尺度特征。在国内外大量的生态补偿实践中,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的具体“形象”总是不断变化,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区域和国家等,在不同层面的生态补偿中均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在宏观层面,“京都议定书”和“国际碳权交易”等明确了国家之间在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权力和义务,是最高层面的生态补偿机制;在微观层面,邻里之间由于噪音、采光权或其它环境问题等产生纠纷,并通过适当的协调机制(如街道、社区或地方法院)予以解决,从而构成最低层面的生态补偿。当前,我国区域发展的价值取向已逐步由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取代经济增长成为评价区域发展状态的主要目标。但同时,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区域性乃至整体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此背景下,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开发潜力和开发强度,适度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筑有序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而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保障体系,对于实现这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所提出的“区域生态补偿”,就是从“区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操作生态补偿,关注于区域主体,关注于区域尺度上的“生态一经济”过程和资源环境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区域政策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整个生态补偿尺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1 生态补偿的“区域”困境

生态补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区域之间的补偿,如流域上的问题。区域生态补偿在实践中遭遇到诸多难点和障碍,区域问题的存在使生态补偿变得更加复杂。

1.1遭遇到的现实问题:以流域上的“区域”困境为例

各种空间尺度的“流域”覆盖我国国土面积的95%以上,成为生态补偿中的代表性问题。一个完整的流域会包括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上游区域、下游区域,因此具有跨区域性,也是典型的区域层面上的生态补偿问题。

流域作为一个系统,从整体效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其不同区段应承载不同的生态和经济功能。上游地区要涵养水源,最大程度的减少污染排放,从而保障流域的生态安全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此,上游地区要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的生态工程建设,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同时损失许多发展机会,从而导致上下游地区之间环境、生态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这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根源。区域对流域整体性的分割,使生态补偿不再是人与地的关系,而演变为人与人(区域之间)的关系,“跨区域”是生态补偿最困难和最典型的问题,也是人地关系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同时,存在和不断出现的“跨流域”问题,使跨区域的生态补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流域问题是典型的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其难点与障碍体现在:

1.1.1补偿责任的问题

在流域问题上,下游区域应当向上游区域支付生态补偿,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如何让区域承担责任,即上游的“生态”责任和下游的“补偿”责任,却成为一个难点。

在具体的实践案例中,这种区域责任多是由上、下游区域共同的上级政府出面,以法律、行政等手段进行的硬性安排。由下游区域和上级政府共同承担,或是由上级政府单独承担补偿责任,是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解决办法。如福建省就出台相关文件,要求九龙江流域下游的厦门市每年出资1000万元,闽江下游的福州市每年出资1000万元,由省里再配套一部分,成立专项资金(由省政府监管)用于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在浙江省的德清县,由县政府出面关闭了西部上游乡镇的全部污染企业,并由县级财政统一安排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关闭或外迁企业的补偿;福建省在晋江流域上游区域设置了交界断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不达标的区域就不再安排补偿专项资金;江西省则出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加强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明确了省、市和县三级政府在生态保护工作中的职责。

一个客观现实是,下游区域承担补偿责任的积极性并不高,而上级政府的补偿能力和目标又很局限,因此在实践中存在着上下游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矛盾。

1.1.2补偿标准的问题

区域之间基于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的交易,谈判和协商是确定区域补偿标准的理想模式。但在流域问题上,由于上、下区域对环境服务价值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交易成本问题,区域制度障碍等因素,使得实践中的生态补偿大多无奈地选择了其它的替代性办法。

(1)上级政府主导下的“水权交易”。在浙江省金华江流域,上游水源区磐安县与中下游的东阳市、义乌市均属金华市所辖,因此在财政上易于协调。东阳市以2亿元的价格一次性把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m3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义乌市,并保证水质达到国家现行一类饮用水标准,并且义乌市向供水方支付当年实际供水0.1元/m3的综合管理费。

(2)上级政府安排的“补偿专项资金”。晋江流域是福建省第三大河流,主要分布在泉州市境内,是泉州市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用水水源,也是向金门供水的一个重要水源首选地。2005年泉州市政府出台了《晋江、洛阳江上游水资源保护补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规定》,2005―2009年每年筹措2000万元,5年筹集一个亿的补偿资金。资金来源于市本级财政固定投入,下游受益县(市、区)按用水量比例等因素分摊1500万资金。资金主要用于晋江、洛阳江上游地区的水资源保护项目,主要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

(3)以补偿“公共服务”代替技术上的补偿标准。辽宁省从2008年起由省财政每年出资1.5亿元,用于对东部水源涵养区16个县(市、区)的生态补偿。补偿资金的分配遵照固定的计算公式,属于财力性转移支付,重点用于生态建设与保护,乡镇政权正常运转及社会事业发展等。

1.1.3补偿方式的问题

区域之间支付手段的匮乏也是流域生态补偿中一个难点。实践中的案例大多是嵌入于政府体制内,通过政府层级内的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形式对上游区域实施补偿,在补偿方式上也多局限于“退耕还林”、环境基础设施、小流域治理等工程建设,或是直接的“公共物品”补偿等。

实践中也有一些方式创新的有益尝试,如“异地开发”和“水权交易”等形式。如浙江省绍兴市汤浦水库有限公司与慈溪市自来水公司签署了《供应水合同》,绍兴市将每日20万m3的引水权卖给了慈溪市。但这些方式创新的共同特征是,政府(尤其是上级政府)仍发挥着关键作用,绍兴和慈溪的水权交易虽然是企业行为,但交易双方都是地方政府掌控的企业,并且交易的价格与合同的执行都在当地政府的监督之下,但其进步之处在于实现了区域间的直接支付。

综上所述,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在实践中确实遭遇到诸多难点,流域的问题虽然很普遍,但仍具有特殊性,对于其它方面的区域之间的补偿,如碳循环、酸雨、沙尘暴、大气污染等,在实践层面上本就没有流域生态补偿丰富,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遇到的难点问题会更多、更尖锐。

1.2“区域”理论的不足

所有的理论问题都是从实践中发现的,而实践上的诸多难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储备不足。

地理学和生态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已经解决了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的理论问题,也就是有关于人地关系的一般理论。但由于区域主体的特殊性,使得我们运用外部性、区域性、生态平衡、产权、公共物品和庇古税等理论却并不能为区域生态补偿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形成对区域产权、区域外部性、区域之间“服务一受益”关系的作用格局等的清晰的认识,区域生态补偿仍面临着基础理论上的困境。

一个客观事实是,“人地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等于“区域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区域生态补偿”,就是要探讨区域视角下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

1.3大量的区域问题

与实践困境和基础理论不足相对应的是,作为一种协调区域关系的手段,存在着对区域生态补偿迫切的现实需求。

1.3.1区域经济发展难以克服的一个历史性局限

经济活动的负外部作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历史性局限,“生态不经济、经济不生态”构成了一道生态经济鸿沟。上述人地关系的矛盾也同时体现在区域关系的层面上。对于“环境不友好”的产业,发达国家或地区也顶多是将它们通过“经济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通过“生态”与“生产”的地域分离来缓解自身的人地关系矛盾。产业转移会伴随着人地关系矛盾的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接受工业化国家的扩散、走工业化道路与大量消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通常是并行的,如果没有向其他国家再次转移生态环境负担的条件,人地关系矛盾会长期留存在本国或本地区。

1.3.2“区域”的形式、结构在不断发展

从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层面,“区域”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此外,“区域”这种组织形式,其内在结构和本质也在发生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几个具体表现是:

(1)“空间管制”成为理性政府的主要作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空间管治是理性政府的主要作为,也是区域有序发展的基本保障。空间管制的理念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推崇,并在政府的管制手段中占据重要地位。空间管治的手段是多样的,主要包括编制和实施各类区划和空间布局规划,制定和落实区域政策和区域法规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我国各级政府新近主导编制的各类规划(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都非常重视功能分区和空间引导等方面的安排。

(2)功能区划逐步取代传统的区划。从当前我国区划工作的发展趋势看,功能区划将替代传统区划,功能区域将成为地理学区域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组织地理信息的新的形式。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划等政府主导编制的各项规划,在规划目标、方法和内容上的变化表明(越发重视功能分区和空间统筹发展),功能区划和功能区域正在成为政府实施空间管制的重要手段。地域功能区划已成为保障国土空间合理开发,构建有序空间结构的重要保障。通过采取空间约束和空间协调手段,对不同类型的区域采取“空间限制”、“空间准入”和“空间鼓励”等措施来协调各层级空间发展。

(3)“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无论是“空间管制”、强调“功能区划”还是“主体功能区战略”,都将会对我国区域关系的现状结构和格局,以及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作用机制带来深刻变革,同时也对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赋予时代特征的新的课题。

1.3.3区域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

首先,当前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如生态脆弱、敏感地区“开发”与“保护”的困境,流域内区域对水资源的争夺,沙尘暴的生成、迁移与扩散,土壤退化、水土流失、酸雨等,本身都会演化为区域之间的一种利益冲突。其次,各类“功能区划”的实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固化或深化了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如生态功能区划中确定的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区等,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都被严格限制了一些环境不友好的经济开发活动,形成发展权力的“剥夺”,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

对于大量的客观事实,一个基本判断是,区域之间环境、生态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以及区域间的激烈竞争,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区域关系的主要方面。并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如何统筹区域发展,如何协调区域关系,都对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

1.4协调区域关系是生态补偿的重要功能

在维护资源环境的实践中,“谁污染谁治理”、“谁获益谁补偿”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原则。如果一个区域对“外部”――其他区域提供了生态环境的正外部作用,则获益的区域应该给予补偿,理由是存在“生态不经济”,为其他区域提供生态环境正外部作用的区域,往往要支付一部分

用于保护和建设的成本,或者放弃开发而失去一部分工业化的机会。在我国的浙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了获得上游地区提供的清洁水源,为上游地区提供“工业开发区”和提供生态建设的资助,就是很好的补偿形式。而由中央政府投资的一些生态治理工程,有效地遏制了生态环境的退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发达国家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份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造林等生态建设项目和提供清洁生产的技术,也是受到普遍欢迎的补偿措施。

可见,生态补偿手段能够有效地缓解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帮助形成新型的区域关系。因此,协调区域关系就成为实施区域生态补偿的焦点和重要功能。

2 区域生态补偿: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协调区域关系的视角出发,我们更加关注区域在生态补偿问题中的责任和重要角色,即区域生态补偿。

2.1定义

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假设下,区域的“理”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环境质量下降和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非理性结果,致使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成为当前区域关系的主要方面,使区域关系处于不和谐与不可持续的状态。

区域生态补偿(Regi0TIal Eco-compensadon)就是将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等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利益主体定位于区域尺度,关注于区域主体、区域产权和区域利益,并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育的成本,区域发展的机会成本等,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手段或制度安排,调节不同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整体环境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概括地讲,区域生态补偿就是通过生态补偿的手段来协调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问题。

2.2区域主体

以行政区域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区域(行政经济区域),彼此间激烈的竞(争)合(作)关系,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行政经济区域之间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是区域矛盾的主要内容,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制约。与其它类型的区域相比较,行政经济区域具有清晰的边界――行政界限,同时也是区域利益的边界;存在区域利益的代言人――政府,它的利益边界与区域边界相一致,而政府所掌控的各类资源使其能够成为区域行为的主体(见图1)。因此,从生态补偿的视角出发,我们主要关注行政经济区域在这一问题中的作用。

2.3关键科学问题

区域生态补偿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当中的关键科学问题有:

(1)区域间生态功能格局的识别方法和等级划分。依据不同生态系统、“生态一经济过程”的功能类型和空间格局,识别“生态功能区域”。通过区域外部作用、区域外部性的分析明确不同区域的服务对象,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揭示区域生态补偿的格局。

(2)区域间的权益配置标准、损益关系及其配置方法。通过科学、可行的方法测算区域之间作用的强度,依据保护生态环境、彰显社会公平、体现经济可行性的原则,研究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权益的配置标准和损益核算方法。区域产权和区域利益、区域外部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所在。

(3)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方案及其效果监测与评价。根据主体的补偿能力和客体的补偿意愿,设计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方案。根据区域主体的特质和区域尺度“生态一经济过程”的格局,分析市场、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区域生态补偿当中的作用。形成可行的评价方法,评价实施生态补偿在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区域关系等方面的效果。

综上所述,从“生态补偿”这个思路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形成“区域生态补偿”的认识体系,进而对其实践需求展开研究,其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都是非常显著的(见图2)。

3 区域生态补偿遇到的区域制度障碍

现实生活中较为成功的区域生态补偿,其中的一个关键实现机制是,这些实施补偿的区域(或国家)都会承认自己的责任,而生态补偿的问题也总是出在区域之间难以形成承担责任的机制。在我国的现状区域制度下――强势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激烈的区域竞争和显著的区域发展差距,使这一问题表现的更为显著。

在市场上,企业是利己、排它和竞争的。在对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中,企业及其外部作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基本因素,所以必须有政府实施经济的或行政的强制,如征税、污染标准、各种处罚,包括强令关停。如我国关于资源环境的法律法规中就规定了企业必须为其资源开发行为缴纳土地、水、矿物资源使用费和用于矿山恢复、生态环境修复或恢复的补偿费。国家还不断提高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如要求矿山规模和企业规模,以利于企业实现对资源环境的社会责任。总体来说,政府的介入和政府强令企业实施生态补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负面的外部作用问题。而谈到政府(区域)要承担的生态补偿责任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存在着几个前提:

其一,存在着上级(中央)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也存在区域与区域、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的关系,上级对下级承担责任有制度上的根据,而平行的同级之间则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其二,地方政府的一切发展行为对“区域”来说是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非排他性,由于存在生态经济鸿沟,政府的发展行为要么因为生态而损失发展,要么因为发展而损失生态。在我国目前的历史阶段上,由于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选择发展和承受生态损失,于是在区域内部,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也会产生对生态环境的负的外部作用。

其三,区域是开放的地理空间,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其他区域和整个外部系统发生作用和影响。

因此,对于同一级别的各个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则属于私人物品,地方政府必须通过竞争在市场上和从上级或中央政府那里获得资源,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会在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两难选择中更倾向于本区域的发展利益,而忽视对其他区域的负面的生态环境影响。而对于由不同层级区域组成的区域体系,上至国家(中央政府),下至乡镇(地方政府),上级政府的行为往往是公益性的,关注全局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但是其掌握的资源是短缺的,这两个因素都会产生与下级政府的利益冲突或矛盾,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有公益性的一面,所以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在资源的分配方面不仅要保护地方政府的发展权利,还要给予那些为了维护全局的生态环境而承受了利益损失的区域以生态补偿。

实践中,我国的政府体制可以实现这种补偿,如中央政府财政对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补偿,国家林业部门在东北和西南各地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国家多个部门对湖北、陕西境内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辽宁省“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由上级政府

向水源地区支付移民、污水处理、小流域治理等全部费用,这些都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实施生态补偿的典型案例。

但是相同级别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排他的和竞争的,地方政府的制度决定了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的地理边界是非常清楚的,地方财政的形成、增长和使用必然严格地局限在行政区边界之内,对于全局性的和外部性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生态环境来说,一些区域为其他区域提供了生态服务,如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减少水土流失、清洁河水和减少大气污染等,却很难从其他区域的政府那里得到补偿。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市场调节是失灵的,所以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调节、调控就显得非常重要,成为我国当前生态补偿面临的焦点问题。

综上所述,区域之间承担责任的机制是区域生态补偿的焦点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判断区域生态环境外部作用的性质和格局,如果是为所有区域共享的公共物品,获益者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就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如果有明确的获益区域,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则获益区域应当承担补偿责任,而其中遇到的制度上的缺陷应由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协调解决。

4 结论

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对人类社会传统发展方式的限制。限制过度开发和“环境不友好”的开发模式,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受损生态系统承担责任并为此支付成本是生态补偿的本质内容,这也是经济学在解决人地关系中外部性问题时的基本思路。但是,面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个科学命题和重大实践,生态补偿还要同时解决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这就是区域生态补偿问题。

从区域关系角度出发,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的一个必然出路是制定区划和安排各个区域的分工。由此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那些被限制的区域基本上都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将意味着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由此可见,在“空间管制”和“功能区划”的管理模式下,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外部作用”或“外部性”非常明显,如果获益者不补偿,区域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