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的认识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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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的认识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1

特色主食:

1、小肉饭,即满族传统主食扬子饭。用炒猪肉丁与高粱米焖制。再多放些水,就会做成鞋子粥;

2、龙虎斗,用大米、小米、小豆合煮的饭。斗即豆谐音,大米、小米喻之龙、虎,故称龙虎斗;

3、秫米水饭将秫米放水中煮熟,捞到冷水中浸凉即成,多在夏季食用;

4、饽饽,用粘米做成,耐饥又便于携带。满族人春天用黄米、小黄米加豆面做豆面饽饽,夏天用粘高粱面和小豆泥做苏叶 饽饽,秋天用大、小黄米面、豆泥做饽饽,油煎或蘸糖吃;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2

【关键词】文人画;文人;思想;水墨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37-01

艺术的灵魂在于思想,通常一个画种的发展都是建构在人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形态之上的,对于文人画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文人画之所以随着封建统治的消亡而逐渐式微,与其所隐含的文人性格和思想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文人自命清高,强调阶级地位决定品格

文人登上画坛和文人画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张彦远为文人画著书立说,他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自古善画者,……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宋代郭若虚以为:气韵必在生知,用苦工也学不到;他推崇轩冕才贤(即贵族官僚)岩穴上士(即隐士)的作品,并强调人品即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这种言论影响着自以为是天才并有所谓“人品”的文人,只简单涂抹几笔,就自诩得其气韵。张、郭二人的观点影响着文人画数千年之久,文人们在很多诗中都自觉地将“士人画”与“画工画”、“高人逸士”与“世俗画工”、“诗人”与“画工”区别开来,将文人画家与工匠画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排斥画工与画匠,与之划清界限,贬抑具有工匠品格的观念技法,重意轻形,重逸笔轻制作,重疏放轻工谨,重简淡轻浓艳等等,就构成了文人画理论的核心内容。文人们自命清高,唯恐自己的创作落入众工之事。自唐代开始“工人成色”色彩流落民间。宋以后,色彩绘画在很大程度上在民间的寺观壁画中得以传播。文人画家们不再从事色彩壁画的创作,在卷轴画中,文人画家们以墨戏为乐,很少思考有关色彩的问题,因为色彩总和“形、制作、工谨浓艳”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这方面过于讲究,就莫法独标于工匠之外,他们强调脱俗,就是怕与画工为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民间画工是下里巴人,无论是画工还是画工画都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使文人画脱离生活,完全在封闭的文人士大夫阶级内部发展,缺乏绘画营养的补给,而趋于式微。

二、儒道释思想深植文人仕宦心底,文人尚墨

儒道释思想一直支配着文人、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以道为神髓,儒为外饰,佛乃“释加其外,老庄其实”,故佛其表,道其内,道其实,佛其虚。归根结底,支配文人士大夫的核心思想是道家思想。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史《画山水序》并非完全的画论,其美学思想即道家思想。徐复观说“中国艺术的基础是玄学”,可谓一针见血,点明了文人重素尚玄的思想基础。老庄之道根植人心,道家崇尚自然,讲求清静、无为、无欲、朴素,反对五彩缤纷的豪华之美。摒去五色,代之以墨,正和道家的美学观相通,墨色就是玄色亦称天色,黑色亦可谓天色,乃颜色之中之王色。墨分五彩,墨色兼五彩,然只有处于天色中,玄色地位的墨才具五色,可兼五彩,张彦远谓“运墨而五色具”,王维“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都是道家思想的流露。墨色是道家所崇尚的朴素之色,自然之色,又可以代替五彩,同时以道家“玄远”的眼光眺望山水,远处之色,亦浑同玄色,所以以水墨代五彩画山水,正是力主清静、朴素、虚淡、玄无的道家思想的体现。

文人画由浓烈为尚的色彩绘画变为淡雅为宗的水墨画,则是文人思想意识的改变。浓烈为尚与封建社会前期昂扬、激越、外拓、健朗的精神气候相吻合,是儒家思想占上风,主张阳刚之美。淡雅为宗,则是从侧面折射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文化精神气候的走势和本土哲学精神取向,水墨的兴起是封建文化气候走向柔靡、低沉、内省、孱弱的写照。审美理念和艺术形式也顺应了这种文化气候,水墨则是与这种气候相契合的艺术形式,是道家思想占上风。唐代李王之异,宋代黄徐之别,实则是文人“达”、“穷”,“朝”、“野”,“显”、“隐”之意识形态的反映。水墨勃盛,色彩失落,这种盛衰枯荣,是文化性质及时代精神使然。以水墨代五彩,使玄的精神在水墨山水画上表现出来,这可以说是顺着中国艺术精神的自然而然的演进。而且“水墨”的颜色是庄子所要求的重素贵朴的颜色。墨的玄逸之趣,吻合了多数文人的情怀,排斥色彩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徐复观说:“中国山水画之所以以水墨统宗,这与山水画得以成立的玄学思想背景及由此背景所形成的性格密切关联在一起”。[1]

所以,文人画重素尚玄,不断地否定色彩绘画,排斥其它内容题材风格等绘画式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画式微与文人深受老庄之道熏染的意识形态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缺乏耐性,色彩绘画制作麻烦

在古时,没有锡管颜料,颜料的调和工序很麻烦,要作色彩绘画,每次着色都要现熬胶,现调和颜色,画剩的颜料还要经过去胶的工序,文人作画是作为闲暇的消遣,他们并不愿意去做那样繁琐的工序。且其绘制过程中的“三矾九染”也令他们望而却步,他们无法在这种层层遍遍的渲染中体味到创作的快意。这也是文人画式微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3

【关键词】烹饪饮食保健;自然火;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生食;熟食;烹饪方法;烹饪原料

烹饪饮食保健学是在烹饪理论、烹饪营养、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人类如何通过摄取食物,滋养身体、祛除疾病的一门学科。烹饪饮食保健通过对食物的烹饪,改变食物的性能,维护人体健康、促进人类发展。烹饪饮食保健文化涉及的内容有烹饪器具、饮食环境、烹饪方法、烹饪原料、食物生态、食物营养、饮食卫生、有机化学、环境与疾病、病理病因、人体解剖、人体疾病、烹饪美学等内容。

烹饪饮食保健文化,跟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产生有着极其漫长的过程,它是人类不断认识自身、不断适应自然、不断认识自然、不断改造自然的结果。烹饪饮食保健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文明与进步有重大意义。

一、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萌芽期

烹饪饮食保健文化萌芽期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初级阶段、古人类学早期猿人时期。距今300万年至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前。

1.原始人类采集生食时期。

是指原始人类采集食物的蒙昧时期,该时期没有任何形式的烹饪活动,没有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可言。与传说中的“有巢氏”时期相当。《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树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有巢氏”是原始人类早期生活的真实反映,在树枝上筑巢居住、采食果子、嫩叶、嫩芽、花卉等维持生计。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原始人类无法抵御地面猛兽的袭击,择树而栖比在地面上安全。原始人类消化器官的生理机能,完全能对成熟的植物果实、植物嫩叶或嫩尖进行消化利用。问题在于:植物果实、嫩叶、嫩尖受季节影响较大,气候温暖炎热的时候,生长快而多,在树上采集食物;气候寒冷时,生长慢而少,甚至没有,这种情况下,原始人类不得不到地面上来采集块根、抓捕小动物充饥,或者不得不往食物丰富的地方迁移。跟现在原始森林里的大猩猩生活境况差不多。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的使用是该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从人类历史发展的300万年时间来看,生食期在中国,是山西西侯度遗址以及云南元谋遗址之前的一百多万年时间。

2.原始人类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萌芽。

自然力的作用,让人类在茫茫的黑夜里找到了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一丝闪光。远古人类利用食物不过是一种本能,饱腹充饥是唯一的趁动力。不能利用“火”烹饪食物,但并不能说他们就没有经过熟食的洗礼。比如雷击,引起森林大火,将植物坚果、动物尸体烧焦或烧熟,这些烧焦或烧熟的坚果或动物尸体肌肉中,存在着许许多多蛋白质、脂肪等高分子经热力作用而被分解成具有强烈芳香滋味的小分子醛、酮、酚等物质,原始人类食用了这些经火加热过具有强烈芳香滋味的食物,必然引起味觉和嗅觉神经系统的兴奋,在生理上一定能感觉到:这些经森林大火加热过的食物在味道上更香、在口感上更酥、在质感上更细嫩、在色泽的层次上更分明、在咀嚼上更容易、在腹中更舒适等等。总之,比起未经火烧过的天然食物要鲜美得多,这些生理上的信息,一旦潜藏于原始人类的大脑中,并反复多次刺激,一定会上升到心理美感。生理也好,心理美感也罢,无疑都有益于人体健康,并促使原始人类有意识去获得更多的熟食,从而刺激原始人类对自然火的保存利用,如此,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在自然力的作用下便开始萌芽了。

二、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发展期

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发展期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阶段,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至20万年前后。古人类学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时期。我国云南元谋人、山西西侯度人、陕西蓝田人以及大荔人、金牛山人、马坝人等便属于此时期。

中国原始人类自然火的利用是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发展的标志。

从火的利用开始,人类便跨进了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殿堂。火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火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使人类从此有了一种支配并改造自然的能力,对早期人类体质的进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烹饪饮食保健文化是人类熟食的原动力。

1.自然火

自然火是一种自然现象,远在人类诞生之前在地球上就存在了。在许多情形下,都有可能导致自然火的产生,比如:天空雷击闪电、地球火山熔岩、太空陨石坠地等等。

2.中国原始人类保存利用自然火的社会背景

茹毛饮血及其解决之道。

“有巢氏”时期原始人类通常都在树枝上采集植物果实、嫩叶、嫩芽作为食物,在地面的活动比较少,在地面上捕获动物的机会更少,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菇毛饮血的情况。随着原始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够制造一些简单的石器,不仅能够抵御地面猛兽的袭击,还可以捕获一些中小型或老弱病残的大型动物作为食物,猎物捕获后却没有火能利用,不得不茹毛饮血。《礼记.礼运》曰:“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衣,衣其羽皮。”这是对处于食物转型期原始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茹毛饮血,说明原始人类生活方式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除了采集植物作为食物外,还有因狩猎而捕获的动物原料,人体各个器官处于由素食向杂食转化的适应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人体各个脏器生理机能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民食果蚌哈,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动物原料没有经过热处理,腥味臊味异味不能排除,香味物质不能产生,食物中的细菌病毒不能杀死祛除,大分子的蛋白质、淀粉、脂肪不能在热力量作用下分解为小分子的氨基酸、葡萄糖和脂肪酸,人类吃了未经热力作用过的食物,难以消化吸收,引起消化系统的诸多病变,进而影响到人体的心、肝、脾、肺、肾等内脏器官的生理功能,造成人体新陈代谢出现障碍,导致人体万病滋生。如何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呢?自然火的保存与利用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茹毛饮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原始人类对保存利用自然火的知识、经验、自然火的保存技术有一个艰辛漫长积累的过程。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过低,原始人类对火的理化属性认识不足、对火种保存技术不完善,原始人类即使有保存火的意识,也难免会出现断火的情况,一旦自然火保存失败,生食就不可避免,茹毛饮血会一直伴随原始人类直到人工取火发明后才基本上告一个段落。

3.从中国文化遗址看中国原始人类保存利用自然火。

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用火比较早的遗址有山西西侯度遗址和云南元谋人遗址。云南元谋遗址有炭屑,这些炭屑“多分布在粘土、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夹在砾石透镜体内。炭屑分布的上、下界约3米左右,大致分三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不等。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很集中,呈鸡窝状;有的地方则很分散,呈星点状。最集中的有两处,且它们常与哺乳动物化石并生。土层中炭屑很显著,平面上多呈方形、斜方形和三角形,与周围粘土的界限清楚。炭屑的直径一般在4至8毫米之间,最大的长径可达15毫米,小者也有1毫米左右,肉眼明显可见。1975年底,在探沟底部找到两件颜色发黑的动物化石,经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鉴定可能为烧骨。这些炭屑和烧骨的出现,可能是元谋人用火的遗迹”[1]。云南元谋遗址,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生存年代距今170万年,误差在10万年。据古地磁断代,西侯度遗址距今180万年。在西侯度文化层中,发现了烧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更往远古的时代推移了[2]。云南元媒人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表明,中国人的祖先早在一百七八十万年前就已经有用火的迹象了。中国原始人类保存利用自然火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早期之中、后期阶段,古人类学晚期猿人时期,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至20万年前后。中国随后的古文化遗址往往都有用火的遗迹,这些遗址表明:中国原始人类用火技术在不断地发、不断地完善过程中,为最终实现人工取火聚焦能量。

4.与自然火利用相适应的烹饪方法、烹饪原料。

从云南元谋人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烧骨可以断定,此时期的烹饪方法多为烤、烧、焐等与火或炭火直接接触传热的烹饪方法,是最原始的一些烹饪方法。这些烹饪方法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有关、与原始人类贫乏的知识有关。由于火的利用,熟食成为可能,对推动人体健康有和积极意义。这个时期的烹饪原料以采摘为主,但已有少量狩猎活动,小形体动物及老弱动物成为人们狩猎对象,这些食物当中一部分通过自然火的利用而成为熟食,促进原始人类的进化。

参考文献: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4

一、对信贷文化的整体认识

信贷文化的内涵。信贷文化是银行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信贷业务活动中所形成、沉淀和积累的对信贷对象选择、信贷业务取向、信贷风险认知、估价和处置的共同理念、规范、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的总和。但涉及信贷业务和信贷管理的单一政策、措施、活动不能等同于信贷文化。

信贷文化是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银行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内容。信贷文化包括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三部分内容。其中:表层文化的主要内容有银行形象、信贷产品形象和信贷员工形象;中层文化的主要内容有银行的信贷组织结构、信贷规章制度和经营方式;深层文化的主要内容有银行的信贷价值观念、目标取向和经营哲学。

信贷文化的个性化特征。一是沉淀基础弱。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不长、制度建设不健全、受到的外在影响较大、利益冲突比较明显,因而,真正能够形成稳定和延续的信贷文化不多。二是直接利害性。由于信贷风险的直接性,不良的信贷文化可能将直接引致贷款损失;同时,信贷文化与一般的企业文化不同,基于风险考虑,它还将直接影响到一家银行的生存与健康发展。三是易受干扰性。由于利益相关度高,加之缺少相对稳定和延续的信贷文化,因此,人为的作用就成了影响信贷文化的重要因素,信贷文化极易受到干扰。

影响信贷文化的外部因素和客观因素。一是银行业的监管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它们对银行业的政策取向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信贷文化。比如,监管部门为了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行安全,强调风险控制和审慎,而限制无序扩张和过度创新;相反,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又通过各种方式指导银行增加信贷投放。这样,经过一个甚至几个历时若干年的周期,必将直接或间接地对银行的信贷文化产生影响。二是经济环境。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尤其是地区经济环境对我国银行业的信贷文化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影响银行的信贷投向政策、信贷扩张取向、风险评价标准来影响某一个时期的信贷文化走向,最终可能对银行的信贷文化产生实质性影响。三是地域文化。其实,地域文化与民族特性紧密相联,而有时候,民族特性又是通过地域文化得以在经济活动中充分表现。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将直接影响到信贷文化。这主要与地域文化中的保守与冒进、严谨与粗放等特性相联系。四是发展历史。客观上,文化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因此,银行发展历史的长短将成为影响信贷文化形成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相对越长的银行,信贷文化的特色就越明显,反之,就不太明显。

二、对农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概括起来,农发行信贷文化是一种共识,它是指农发行所有的管理经营层面、操作环节都清楚地认识到政策、市场和客户的重要性,都正确树立了市场和客户的观念。农发行信贷文化也是一种意识,它是指农发行所有的管理经营层面、操作环节都应该有大局意识、市场意识、客户意识、风险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效益意识、成本意识和忧患意识。信贷文化还是一种机制,它是指农发行所有的管理经营层面、操作环节都是在同一目标指引下开展自己的工作,使银行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的工作动机和努力方向必须符合银行的发展目标。

按照信贷文化的内容,农发行信贷文化也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表层文化。指能够体现信贷文化精神的外在的可视的东西。具体为:一是设计通行醒目的商品标识、产品外观等;二是加强信贷产品的推广、宣传,扩大信贷产品宣传面和覆盖面,提升知名度,增加吸引力;三是设计推行与农发行信贷文化相匹配的语言规范,从言语举止、点滴行为突出农发行信贷文化特色。第二,中层文化。主要指信贷活动的信贷组织结构、各种制度规定和经营方式。具体为:一是明确信贷岗位的素质、能力、职责、目标、业绩等标准,加强对信贷人员的筛选、培训、监督和评价。二是建立良好的信贷人员培养、选拔、任用和惩处等激励机制,以良性的压力吸引人才。第三,深层文化。主要有共同目标、价值观、经营理念、经营氛围等。在深层文化中,首先要明确“建设新农村的银行”的战略目标,始终把服务“三农”作为根本宗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农业经济的贡献力。其次,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把管理目标与个人价值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觉符合银行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信贷产品创新的需要,最终实现个人与银行目标的一致。第三,培育团结一致的团队精神,增强银行内部的凝聚力量 ,推进信贷业务快速发展。

三、培育和建设信贷文化的意义

良好的信贷文化有利于提高信贷风险控制的总体水平。信贷风险控制的主要方面是制度和人,而人又是制度的制定者,因而最终的信贷风险控制还是落实到人。因此,人就成了信贷风险控制的最重要的方面,控制信贷风险变成了控制人的风险。因为人作为个体,有很强的主观意志,难以把握,从而使得信贷风险控制变得十分困难。然而,人又是社会的人,是依存于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而存在的,也就必须受到群体所形成的文化的影响和左右,信贷文化在这里就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正是从这点上讲,良好的信贷文化有利于提高信贷风险控制的总体水平。我们无法控制每一个个体的人,但可以用信贷文化去影响参与风险控制的每一个个体的人,这种作用与制度的约束及对人的教育交织发挥作用,效果一定会非常明显。

良好的信贷文化有利于提高信贷操作的整体效率。信贷操作是银行的主要工作内容,因而其效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业务经营。然而,由于信贷操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个体的人来完成的,他们只能靠制度和规程作业,制度和规程又难以给出定量和准确的判断,大量的工作内容还必须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因此,信贷操作的低效率就不可避免。同时,每个环节操作的具体当事人对风险判断的差异性,也可能造成信贷操作的低效率。即使个体的风险判断合理而高效率,但由于相邻环节个体判断上的差异性,效率便大打折扣,最终的整体效率就无从谈起。而良好的信贷文化,因为其对群体中个体的影响和约束力,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提高信贷操作的整体效率。

良好的信贷文化有利于增强银行内部的凝聚力量。由于文化是由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贡献而形成,所以对每个个体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另一方面,文化又制约和调整着每一个稍有背离群体言行的个体,同时还改造和同化着新加入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的个体。最终,个体和群体成为融合的整体,这就是文化的凝聚力。信贷操作中的每一个环节中的个体,由于信贷风险判断上的差异,往往产生矛盾,形成隔阂,进而导致群体凝聚力量的减弱。而信贷文化则可以调整和缩小信贷操作环节中个体之间的信贷风险判断差异,从而减少矛盾、消除隔阂,从而可以起到增强银行内部凝聚力的作用。

良好的信贷文化有利于提升银行的外部形象。银行的形象不仅仅是庄严、华丽的办公楼和硕大的招牌,更重要的是通过服务带给客户和社会的真实感受。银行是服务性行业,是信用中介机构,银行的形象其实是由一个个与客户打交道的个体所组成的。没有良好信贷文化调整、规范和统一个体在日常与客户交往中的行为,银行是无法谈及整体外部形象的。

良好的信贷文化有利于信贷业务创新和持续稳定发展。信贷业务创新是银行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力武器,没有信贷业务创新成果的银行是很难做到持续稳定发展的。然而,创新与持续稳定发展必然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银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如果没有良好的信贷文化调整和统一群体中个体对于信贷风险的态度,难以想象银行内部能够不失时机地做出创新决策和把握发展机遇。

四、培育和建设农发行信贷文化的基本途径

农发行信贷文化是农发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称之为核心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要经过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实践努力和艰苦的培育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培育健康的信贷文化过程中,农发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从其理论与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真正能够反映和满足信贷资金运动规律需求的精髓,通过制定本行规章制度的形式,使之成为我行信贷管理理念的一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形成健康的信贷文化。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培育和建设农发行信贷文化,应当坚持以“科学发展、构建和谐”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着眼于弘扬农发行企业精神,着眼于塑造农发行企业形象,着眼于全面增强农发行的亲和力、凝聚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强化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客户和市场意识、成本和效益意识,培育和建设健康的先进的农发行信贷文化。

(一)制订具有指导意义的信贷政策和科学规范的信贷操作流程。信贷政策是有关信贷价值取向的指导性文件,通过制定和颁布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信贷政策,可以引导、规范和统一组织与个体的信贷风险判断标准尺度,形成对信贷风险判断的共识。经过长期的努力,使这种信贷风险判断尺度成为从事信贷操作个体的自觉接受标准。科学规范的信贷操作流程无疑是调整和统一个体行为的直接方法,通过制订科学规范的信贷操作流程,可以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将个体的行为纳入规范化的轨道,并且使之深入人心,逐渐成为每个个体的自觉行为。

(二)建立准确的信贷风险预警估价机制和落实系统规范的信贷风险处置措施。对于信贷风险,农发行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信贷风险预警和估价机制。在信贷风险出现之前尽早发现,争取主动;同时,还要对信贷风险进行准确的估价,早做处置准备。信贷风险预警和估价机制涉及信贷操作的相关个体,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培育,使银行组织内部的相关个体对信贷风险的预测和估价形成最大的共识。对信贷风险的预警和估价所形成的共识是信贷风险处置的基础,没有对信贷风险程度的认同,就谈不上对信贷风险的处置。虽然信贷风险的产生背景、原因和结果各异,处置的方法也千差万别,但是对于信贷风险的处置必须要有一套统一的操作规范,并且形成体系,使涉及信贷风险处置的所有业务都能有章可循。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5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客家民俗体育;隐喻;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158-02

客家民俗体育种类繁多,有九狮拜象、竹篙火龙、抢打轿、跳房子、滚铁环、打水漂、打铜钱、捉瞎子等。对于客家民俗体育,目前学界已从体育科学的视角对其特征、内容以及当代价值作了较多研究。本文拟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进行探究,以飨读者。

一、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隐喻

客家民俗体育是客家人在长期的山居生活中结合其风俗习惯和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一系列融健身与娱乐为一体的活动项目。这些体育活动反映了客家人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的发展历程,具有以宗族群体为本、以儒学伦理为中心、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1]。因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对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隐喻逐一进行阐释,兹择取几则较具代表性且意蕴丰富者进行阐述,以期达窥一斑而知全豹之功效。

(一)舞狮子

“舞狮子”是客家地区常见的民俗体育项目,是一种舞蹈与武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舞狮子以赣南地区上犹县营前镇的“九狮拜象”最具典型性。“九狮拜象”的活动通常在每年的腊月初开始,由一龙、九狮、一象、一麒麟组成。表演者多为“练家子”,否则走入死门就不能团龙。舞狮子早年的形式为“龙狮舞”,后来为了将场面变得更为壮观,组织者们就在数量上做起了文章。“九”为阳数中的最大数,因此狮子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九只。狮子数量的增加未免太过单调,比狮子大的动物是大象,狮子不敢犯象,所以就又增加了一只象,这样狮子朝拜象就合乎情理了。象是宰相的谐音,是权力、地位和势力的象征,舞狮子含有驱邪和庆丰收的寓意,而“九狮拜象”则隐喻着新年伊始“万象回春、九州同乐、共庆升平”的喜庆情景,又寄寓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愿望[2]。

“九狮拜象”是客家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一个反映,体现了营前客家宗族之间争斗和竞争的演绎过程。在“九狮拜象”活动中,狮群踩着高桩步,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上下摆动,气势非凡,隐喻着客家人不畏艰险、团结一致、奋勇拼搏的英雄气概,是完美精神的象征[3]。

(二)游火龙和游火虎

游火龙和游火虎是客家传统节日“竹篙火龙节”上举行的民俗体育活动。客家人在每年的中秋节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每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游火虎标志着竹篙火龙节正式拉开帷幕,八月十五晚上的游火龙则将竹篙火龙节推向最。

游火龙和游火虎的活动形式与内容处处体现着客家人勤劳勇敢的大无畏精神,隐喻和寄托着客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譬如,举行游火龙和游火虎活动时,表演者身在浓烈的爆竹和烟花场地中,赤膊袒胸,随时都有可能被火焰灼伤。但这对于客家人而言并不是一种危险行为,恰恰又预示吉祥如意的兆头。这同时也隐喻只有勇敢的客家人才能够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顽强生活,发家致富。又如,在游火龙的首场表演“烧火树”中,“火树”的每一环节都称为“托”,其中依次悬挂的吉祥物无不形与义连,意境悠远,展现了客家人对美好未来的祝愿。这也是客家人沿袭中原儒家文明,自身在困境中仍然保持坚定信念的精神。游火龙和游火虎的活动中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当于一台大型文艺晚会。活动磅礴的气势、繁复的程序、如歌般的节奏,以及客家人团结合作共创盛举的精神风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火龙光彩、火龙活力与火龙精神深深沉淀入客家人的内心,伴随客家子孙在闽粤赣地区搏击山野、生生不息[4]。

(三)抢打轿

抢打轿是赣县白鹭村特有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打轿”实际上就是个“井字形”木架。不过,因“打轿”被赋予了“财大发,多添丁”的寓意,当地人每年都会乐此不疲地隆重举行。每年正月初七,白鹭村家家户户点燃彩纸扎的各式“彩灯笼”、“彩纸船”、“彩纸轿”,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向祖祠。在此期间,屋外的锣鼓喧天响,鞭炮齐放鸣,场面可谓是空前的壮观。客家后生们精神抖擞地赤膊上阵,重重簇着一个“打轿”,蹿到祖堂上,点烛焚香,众人高擎打轿,三起三落,重重地击地三下,雷爆般地怒吼三声:“发!发!发!”[5]。过后,客家人便涌出祖祠,参加争夺打轿的活动。只见客家后生们个个毫不逊色,使出浑身解数,把打轿抢往事先拜托他们帮忙、准备领打轿的那户人家。由于打轿象征“打(大)发”,因此大家都以能领到它为荣,那些祈求添丁生子的家族就更加迫切领到打轿,给自己和整个家族带来好运。由上述可见,客家民俗体育活动一般都含有不同的寓意,有企盼吉祥如意的,有祝愿平安顺畅的,有祈求添财增福的。我们从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隐喻中不难看出客家人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二、客家民俗体育的社会功能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每个风俗与信仰在该社区的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某些决定性的角色,恰如生物的每个器官在该有机体的一般生命中扮演着某些角色一样。”[6]他的言下之意是一切文化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作为客家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客家民俗体育同样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一)强健体魄、展现勇气的功能

客家民俗体育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是客家人作为祛病健身的有效手段[7]。表演竹篙火龙节的客家人,手持龙把,一边做着跳跃、翻滚、攀爬等动作,一边上身,在火光中自由穿梭。这不仅需要无畏的勇气,而且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能够举起竹篙,并做出各种漂亮的动作。因此参与者平时要做相当多的锻炼才能够达到表演所需的力量、灵敏、速度和耐力。

(二)增强客家团体社会交际的功能

客家体育活动通常是在节日、祭祀及劳作之余进行,具有很强的群众参与性和广泛的普及面。客家民俗体育如九狮拜象、竹篙火龙、担灯、抢打轿、跳房子、滚铁环、打水漂等都是集体性的活动,参与人数甚多。例如,游火龙的队伍动辄数十人至数百人,规模巨大,除了表演者还有观众、游客,有时人数可达上千人。客家人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人际交往机会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参与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客家集体活动的角色中,进而增加了客家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强化了客家人的集体意识。

(三)实现客家群体团结互助的功能

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多为集体项目,是在多数客家人共同参与中完成的。这些大型的客家体育项目对参加者的协作能力要求极高,也正是这一点加强了参加活动的客家人的互相沟通,增进了参加者之间的感情,改善了参加者的关系,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有着实现客家群体团结互助的功能。

(四)加强客家凝聚力的功能

客家民俗体育活动给客家村民们创造了更多相互了解的机会。通过共同的节庆习俗、庆祝仪式等体育活动,强化了客家人对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认同,增强了客家村落的凝聚力。在“桥帮灯”、“担灯”、“竹篙火龙”等大型民俗体育活动中,处处体现了客家民俗体育增强凝聚力的功能。这些活动的组织工作大多非常复杂,整个活动从组织策划到整体协调再到相互配合,皆能体现民主平等意识,并能培养分工协作的团队精神,增强客家凝聚力[8]。

三、结语

客家民俗体育是客家民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蕴含了客家人民长期生产生活劳作的精神和意义。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解读出客家民俗体育是极具丰富文化隐喻和内涵的,其中所寄托的客家人对往昔的怀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客家人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都是客家文化的具体表现。

任何文化都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客家民俗体育也并不例外。这些功能增强了客家人的体质,丰富了客家人的生活,提高了客家人识别真善美的能力,加强了客家人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允蚌,钟晓华.客家体育文化与赣南地区农村学校体育课程整合的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7,(1).

[2]吴玉华.赣闽粤客家“打龙灯舞狮子”与民俗体育文化[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6,(3).

[3]谭东辉,刘志民.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的研究———上犹县营前镇“九狮拜象”田野调查[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2).

[4]江金波.客家火龙民俗[J].寻根,2005,(3).

[5]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0,(2).

[6]A.R. Radcliff-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6

一、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之音乐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客观必要性分析

肩负着在社会中传播音乐文化的重要使命及培养基础音乐师资的任务,高师音乐教育为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不断地输送人才,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高师音乐教育却一直没有找到自身真正的定位。一方面从我国目前就业形势来看,我国各地中小学校的音乐师资大多数呈饱和状态,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对高师音乐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造成困扰。不少学生迫不得已选择其他行业,以至于学生在学期间没有动力和目标,甚至荒废学业。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相似,通常是以传统的小规模授课为主,并以其他一些课程为辅助的教学模式。不仅忽视了培养基础音乐师资的使命,还和以培养演奏、演唱等专业表演人才为目的的音乐学院相混淆。并且高师院校在师资方面远不如专业音乐院校,生源的平均素质低,导致培养出的毕业生就业时无法与专业院校的毕业生抗衡。

在保护和继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时,把高师音乐教育的改革同发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一方面,从高师音乐院、系建立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相关专业入手,着手创办不同于专业音乐院校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兼具理论知识、专业技巧和实际教学能力的优秀毕业生,为学生就业问题答疑解难。另一方面,利用高师院校分布广泛的优点,与各地方的特色文化如民间曲艺等联系起来,制定出有利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有利的社会氛围,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的“非遗”保护事业。不仅在基础音乐教育之外开辟了广泛的就业渠道,也提高了整个高师音乐院校的教学水平。

二、探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高师音乐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目前高师音乐专业培养模式存在重技术、轻理论、重教学、轻实践等普遍问题。高师音乐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经历多次改进,但由于整体教学定位不精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课程安排上,以钢琴、声乐等为主的必修课是专业技能培养方面的主要课程,对其理论方面的研读比重较小。并且在理论课程方面重视西方专业的传统理论和历史,忽视中国在其专业领域的历史,至于地方民族的传统音乐理论更是没有一席之地。教学过程中,重视西方艺术,一些必修课均以西洋曲目为主,主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中国的声乐及唱法均为辅。学习过程中教学实践经验几乎为零,存在一定形式主义,没有真正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忽视了学生专业技能的学以致用。

(二)发展文化遗产事业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对现有培养模式进行优化与互补

以就业方向为指导,加强社会实践,从新生入学时开始加入实践课程,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专业技能及理论知识并做出及时改进,在实践过程中提高并掌握自身的实际情况。可以让学生在社会上举行宣传活动,到人员密集的场所进行演出和讲解。建立完善的上岗实习体系,使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历、学习并逐步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促进学生成为专业人才。让实习不流于形式,帮助学生尽早建立职业角色意识。

在专业技术课的授课上应增加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比重,比如多布置中国乐曲,使学生能够了解到一些地区的民族艺术。同时在声乐课上增加中国声乐课程,增强自己的民族文化底蕴。并且注重学生的个人素质及文化修养的提高,加强对学生道德品质和文明程度的培养,以满足音乐教育师资素质方面的要求。

三、结语

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目前缺乏符合自身专业定位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探索出与自身特点和专业特长相结合统一的高效教学模式,现有人才培养模式无法体现出高师音乐教育的特点,制约了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前景,阻碍了其未来繁荣发展的道路,因此,改革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任务迫在眉睫,应当树立新的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观,以学生为本、加强培养实践能力。重新对高师音乐教育进行定位与精准分析,正确结合高师教育的特点发挥其作用并达到教学目标。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人才培养道路,研究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高师音乐教育在地方音乐教育中的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