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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财产保险；保险赔偿；问题；保险价值及金额
一、我国财产保险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进程，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逐步迈向正轨，从上世纪80年代逐步恢复保险业务，至今已经历了30余个春秋。2012年我国保险行业总体资产量达到了七万亿，保险费也从起初的四亿元飙升至当前的四千亿元，规模扩充早已赶超GDP增长水平。这足以说明我国财产保险行业正在被更多人群认可与接受，其扩展步伐还将伴随我国经济的腾飞而继续加速。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保险行业竞争更加激烈，不仅受到国内市场影响，还需要应对外部市场竞争主体的挑战。通常，我国财产保险能够获取较高利润，而在提供服务方面却有所欠缺。而伴随保险收益的持续增长，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量，同时，更多优秀保险单位的发展壮大，对优化保险行业经营建设模式，提升服务管理质量，确保广大消费者应有权益极为有利。当然，竞争发展对不同保险企业来说则意味着优胜劣汰，因此规模小、经营不善的企业势必面临倒闭的风险。也就是说，为确保更加稳定健康的发展，保险企业应积极应对赔偿问题，往往该问题是行业的难点与热点，只有真正保护被保险对象的核心利益，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可，积极诚信的应对处理赔偿事项，方能解决保险所需，进而实现健康持续的发展与成长。为有效规范赔偿，降低引发纠纷的机率，我们应进一步细化制定保险合同条款，针对各方行使的责任应尽量做细化分配，并记录至合同之中，秉承协商一致的工作原则，提前明确各方享有的权利与义务，进而降低引发事故的纠纷问题。
二、财产保险赔偿内涵与赔偿原则
（一）财产保险赔偿内涵
财产保险赔偿主要是保险方对被保险对象由于事故导致损失进行经济补偿。保险赔偿涉及到被保险对象经济补偿以及经济利益。进行赔偿过程中，当事方通常会由于赔偿金额的划分而产生纠纷，原因在于其对财产保险具体的价值、赔偿原则、划定金额方式等环节理解认识角度不同，因此我们需要针对保险赔偿环节之中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明确。
（二）财产保险赔偿原则
财产保险合同主要是投保方与保险公司以相关利益以及财产作为标的进行约定的内容，保险公司对标的由于灾害风险或意外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财产保险合同更像是一类填补损失的做法，该险种更能凸显保险自身的补偿属性，因而，补偿原则成为财产保险一项重要的原则。补偿原则主要是保险规定期之中，引发事故令投保方或保险对象受到损害，则保险公司在权责范畴中需要对其进行补偿，此原则显现出保险具备的经济补偿职能。实践阶段中，保险公司对保险对象损害进行补偿的额度通常需要做进一步限定，即金额限定、实际损失、保险利益限定。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引发保险事故后，保险对象为预防或降低标的损失需要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其总量在标的损失额度之外的要另行计算，最多不应高于保险金额总量。同时还规定，保险对象由于对第三方形成损失而进行支付的费用以及保险公司与保险对象由于查找事故成因以及损失状况形成的费用，需要保险公司承担。也就是说，实施上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实际负担的费用高出保险金额的状况。保险赔偿形成的基础条件在于造成了实际损失，因此需要遵循实际损失原则，具体金额则要针对保险对象受到的实际损失作为判定依据。保险法中规定，投保方对标的享受相应的保险利益，这不仅是保险法重要的原则之一，同时也是构成保险关系的核心前提。其不但决定投保方在合同之中享有的主体地位，还影响保险关系的形成、变更以及终止。保险法规定，投保方对标的如果不具备保险利益，则合同不具备效力。针对合同来讲，保险利益始终是基础前提，是订立合同的基本原则。投保方要获取创建保险关系的权力便需要符合保险法规定，也就是说对保险标的需要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一旦引发保险事故，标的形成损害，则势必有损经济利益，这表明其对保险标的具备保险利益，相反，标的如果受损，而对经济利益并无影响，则表明其对保险标的并不具备保险利益。保险对象仅有具备保险利益，方能获取相应赔偿，也就是说最终补偿金额不应高于保险对象保险利益额度。财产保险具体合同内容，应确保保险利益合法性，同时可以通过金钱进行衡量、体现具体的经济价值利益。依照保险立法通用准则，财产保险形成的保险利益需要从属经济层面明确的合法利益。一般来说，依照保险利益明确具体保险金额。当引发保险事故问题后，赔偿以及支付的保险费用均需要受限于保险利益。也就是仅能够对体现保险利益的各项损失进行赔偿，给予必要的费用。之所以将保险利益看做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基础条件以及当事人进行赔偿申请的前提，由根本层面来讲，恰恰是为了预防一些另有目的之人通过保险合同损害他人利益，并从事非法的投机活动。在明确保险金额数量的过程中应全面考量损失补偿的基本原则，针对上述三个层面限制进行具体操作。一般来说，赔偿额度不应高出实际造成的损失，也不应高出保险金额以及保险利益。
三、科学划定财产保险价值以及保险金额
（一）科学明确财产保险价值
保险价值通常是财产投保或是进行出险过程中的现实价值，财产保险之中保险价值具体体现为当前财产实际具备的价值。责任保险合同并不包含保险价值，这是由于被保险方在引发保险事故后对于应负担的责任并不明确，因此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需要提前约定金额。财产保险之中，标的保险价值是核定保险具体费用的重要前提，事实上也是保险公司履行赔偿职责的法律界限。依照我国保险法具体制度，认定保险价值通常包含两类形式。第一类即为投保方以及保险公司在财产保险合同之中进行预先约定。双方当事人可在签署合同过程中对保险价值进行提前约定并记录在合同之中。当前，我国颁布的保险法并没有针对定值保险的相关要求，但凡为定值保险，属于保险责任权限范畴之中的损失，不论被保财产当下的具体价值为什么，保险公司均要依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价值进行计赔处理。当然，该类定值保险形式通常仅适合于一些特殊保险标的，例如宝贵的文物、古玩、具有收藏价值的字画等较难界定其自身价值的财产，为预防争诉，通常当事人双方需要提前确定一个具体固定的价值，将其作为保险价值计入合同之中，针对该类合同具体应用实践的范畴应进行明确的要求与限定。还有一类认定保险价值的方式为，依照引发事故当时标的具体的价值进行处理操作，一旦引发保险事故需要明确划定保险金额之时才进行确认的保险价值适用于该范畴，因此为不定值保险。在该合同事项之中并不会实现约定保险价值，众多保险合同之中，大部分均属于该类不定值保险范畴。基于财产保险赔偿需要遵循赔偿具体损失这一原则，因此在引发保险事故过程中，确定保险价值一般要依照标的当下实际市场价格也就是实际价值进行明确。
（二）合理划定保险金额
财产保险合同之中具体的保险金额，也就是投保方在制定保险合同过程中就当前保险标的，依照实际保险价值而投保的经费额度，其是保险公司行使赔偿责任或支付保险金的最高限定额度。如果保险财产引发了属于保险权责范围之中的损失事故，则支付保险赔偿金不仅要受保险费的限定，同时还要以实际损失以及保险利益等众多因素为准。具体操作过程需要依据保险金以及标的现有价值之间的对比关系进行确认，而签署的保险合同则包含三类形式，合同种类不同采取的赔偿方式也不一样。第一种合同为足额保险合同，也就是保险金同财产具体的保险价值一样，该类合同内容之中，如果引发保险事故，标的遭受严重损失，毫无价值，则保险公司需要依照保险金额进行全部赔偿，此过程保险金与财产全部价值相同，也与赔偿金相同。倘若保险金非全部损失，则保险公司在保险金范畴之中依照具体损失量支付赔偿，此时，保险金会低于财产全部价值，与具体损失量相同。第二种合同为非足额合同，也叫作低额合同，即保险金低于财产保险具体价值。此类合同之中，一旦引发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依照保险金同保险价值关系比例行使赔偿职责。第三种合同为超额合同，也就是保险金高于财产保险价值的合同。依照我国保险法要求，保险金不应高出财产保险价值，如果确实超出价值，则此超出部分无效。此法律规定全面印证了保险法遵循的补偿原则。因而在超额财产保险合同制中，一旦引发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仅仅承担实际的损失部分，将保险价值作为划分界限。具体来说，对超额保险事项，可依照投保方在投保过程中的心理倾向划分成善意以及恶意投保两类。倘若投保方从善意的角度出发最终形成了超额保险问题，则保险方在标的现实价值范畴中负担赔偿责任，超额范围则认定为无效。倘若投保方从恶意的角度出发最终形成了超额保险的问题，则保险公司应依法对财产保险合同做解除处理。
四、结语
总之，为有效预防财产保险认定不清、赔偿不合理、执行标准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只有真正明确财产保险赔偿内涵与赔偿原则，依照我国财产保险发展特征、现实状况，制定科学对策。真正明确财产保险价值以及保险金额，方能确保合同当事人双方享有合法权益，实现适用法律层面的人人平等，开创良好、公正、合法的行业环境，赢得更多人群的认可与支持，进而真正推动我国财产保险行业向着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与提升。
参考文献：
[1]韩新杰.财产保险中保险赔偿问题的探讨[J].商品与质量,20l1(02)
[2]叶美友.财产保险“理赔难”热点问题分析[J].华章,2013(19)
[3]王建勇.防范财产保险理赔纠纷的几点思考[J].中国保险,2013(06)
[4]孔利强,梁凌.论交强险的“酒驾免赔”条款——兼论酒驾肇事保险赔偿新机制的构建[J].金融发展研究，2013（1）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范文2
一、再保险合同性质的理论争议
合伙合同说。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合同为合伙合同。首先，该说认为再保险合同是基于原保险合同将其承担的巨大风险分散出去从而保障自身经营为目的而产生的。再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于原保险合同的标的具有利害与共的关系，这和合伙中的共收益、共赔偿相似。其次，基于原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原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原保险人主张赔付保险金，这也和合伙中的债权人可以向合伙中的当事人主张债权相似。再次，在再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以比例再保险方式或非比例再保险方式，划定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各自所承担的责任，这也和合伙中根据双方出资的多少而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类似。
保险合同说。有些学者从再保险合同内容的角度进行观察时，得出再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结论，但究竟为何种类型的保险合同还有以下不同观点：
1．保险合同等同说，即同种保险说、继承说。此说认为：再保险合同是基于原保险合同分散风险的目的而产生的，所以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原保险合同密切相关，再保险合同的性质也应与原保险合同的性质相同。如陈继尧先生所说的：“如果原保险合同是财产保险合同则再保险合同为财产保险合同。原保险合同是人身保险合同则再保险合同是人身保险合同。因为其保险标的并未改变。”[1]在英国的一个判例中，法官霍夫曼认为再保险合同不是一个对原保险人潜在责任或赔偿的保险，它是再保险人和再保险被保险人之间一个独立的合同，该合同中的保险标的与原保险中的保险标的相同。[2]
2．财产损失保险合同说。该说认为，原保险人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而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向再保险人做进一步的分散，所以再保险合同的标的是原保险人所分担的损失。当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原保险人基于原保险合同即应向原被保险人履行合同义务。而再保险人就要填补原保险人所受到的财产损失，这和约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而受到损失，则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财产保险合同并无二致。
3．新型保险合同说。保险法将有关再保险的规定放在保险合同总则部分，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将再保险界定为一种不同于原保险的类型。“在再保险法律关系中，原保险人转嫁了风险，再保险人取得了再保险费，双方通过共命运等条款的约定，再保险人在其利害关系范围内与原保险人同命运，这种法律关系不同于原保险中的任何险种。”[3]基于这种观点，再保险合同应为独立于保险合同基本分类之外的一种特殊保险合同。但因为原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的密切关系，所以再保险合同可适用原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4]
4．责任保险合同说。该说认为，再保险合同是以分担原保险人向原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而产生的，其标的是原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责任。再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不是原保险合同标的的毁损或灭失，而是原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损失补偿或赔偿责任的发生，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责任事故。[5]如梁宇贤先生所言：“再保险契约之法律性质惟以责任保险契约说为通说。盖再保险，系以原保险人，基于原保险契约所负责任为对象之保险，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之一种，有关再保险契约之事项，可适用责任保险之规定。”[6]
二、再保险合同性质争论的评析
合伙合同说。如前所述，尽管再保险合同在经济职能、危险分担、利益取得等方面与合伙合同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再保险合同不是合伙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的法律特征是当事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盈利、共担风险。而再保险合同只是原保险人将自己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中的一部或全部转由再保险人承担的一种分散风险的方式，可以是临时的，也可以是较长期限内的。再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没有共同出资，也没有共同经营的目的，更不能在相互之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利益共同体，所以将再保险合同定位为合伙合同是不恰当的。
同种保险合同说。同种保险合同说看到了再保险合同源于原保险合同，两者关系密切的特征，却忽略了再保险合同与原保险合同的诸多不同之处。1．标的不同：再保险合同的标的是原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意义在于原保险人因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受到损失，再保险人要填补此部分损失，而原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被保险人的人身或利益。尤其是人身保险合同以保险人承担风险的人身或者人格利益为标的，具体表现为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不以填补损害为目的。2．保险利益不同：原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由积极的保险利益与消极的保险利益两部分组成，因为原保险人是为了避免其承保的标的因危险事故发生可能造成的损害而与再保险接受人订立再保险合同，所以再保险合同都是以消极的保险利益为成立基础。[7]3．保险事故不同：原保险合同承保的是特定意外事故发生时对原投保人所造成的损害或给付，而再保险合同以原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责任的发生为承保事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仅看到再保险合同的从属性却看不到其独立性，并不足取。
财产损失保险合同说。如果把再保险合同定位于财产损失保险合同，则原保险人向再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的权利会受到原保险人实际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时间和数额的限制。如果原保险人因为清偿不能未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那么原保险人因此也没有实际损害发生，再保险人即没有义务向原保险人支付再保险金。这样既不利于保护原被保险人的利益，也没有起到再保险应有的分散原保险人承担风险、扩大承保能力的作用。[8]此说与国际上通行的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原则相悖离。
新型保险合同说。新型保险合同说看到了再保险合同与原保险合同内容的不同之处，但是能否将再保险合同做保险合同基本分类之外的另一种分类，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
笔者赞同以下观点：再保险合同以原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为保险标的，的确不同于人身保险的标的，但与财产保险的标的却是一致的。所以依照保险的基本分类，再保险应当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9]
转贴于
三、责任保险合同说的合理性及其理由
对以上再保险合同性质的不同学说进行分析之后，笔者认为，各种观点虽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也都只是看到了再保险合同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对再保险合同的整体给予系统把握。笔者认为在对再保险合同性质的认识问题上，应将保护原被保险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要兼顾保险人的利益，从而使各方的利益能够取得相对平衡。所以笔者倾向于将再保险合同性质定位于具有责任保险合同性质的合同。理由如下：
就再保险标的而言。再保险合同的标的即再保险合同的客体，是指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原保险合同是财产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标的是可能造成损失或者损害的某种财产或者是保单持有人所投保的某种可能承担的责任。在原保险合同是人身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人身或其利益。而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再保险人并非直接对原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的损失给予补偿，而是对原保险人所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方式和责任保险相类似。
就再保险目的而言。再保险合同是基于原保险合同中原保险人欲将其所承担的责任分担出去而与再保险人签订再保险合同分散风险的一种方式，同时再保险的存在也增强了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加强了对原被保险人的保护。再保险是为了弥补原保险人因为对原被保险人的赔付所受的损失的一种保险。而责任保险同样是以原保险人对第三人所付的赔偿责任为标的，所以再保险合同可归类于责任保险合同。有的国家为避免实务上的麻烦，明确规定再保险合同具有责任保险合同的性质，可以适用责任保险的相应规范，[10]如韩国商法典的规定。[11]
对原被保险人的保护而言。关于再保险合同的两种解释（补偿性保险合同和责任保险合同），在合同本身没有明确相反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倾向于将保险合同解释为责任保险合同，而不是补偿性保险合同，因为将再保险合同解释为补偿性合同，则设置再保险制度保护原保险人在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原被保险人加以保护的作用就形同虚设了。此时如果原保险人丧失清偿能力，进而没有能力偿付被保险人的索赔，那么，再保险人就没有义务偿付保险金了。所以，将再保险合同解释为责任保险合同有利于原被保险人，因为这种解释可以更有效地保护被保险人免遭不能清偿之苦。[12]再保险合同与责任保险合同的区别。
第一，给付时间不同。保险事故发生后，再保险接受人就应向原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而责任保险中保险金的给付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赔偿后，保险人才须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第二，给付条件不同。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再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唯一条件，而不论发生原因及原被保险人是否有充分的损失补偿请求权；而在责任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必须负有向第三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法定责任，且被保险人已向第三人支付的情况下，保险人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第三，被保险人不同。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往往是制造责任保险事故并依法应当对受害人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即被保险人为加害人；而在再保险中，被保险人为原保险人而非加害人，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衡量责任保险与非责任保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为依法应负赔偿责任之人（加害人），但并非灾害的直接发生对象（受害人）。”[13]
注释:
[1]陈继尧：《再保险实务研究》，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74页。
[2]Charter，Re-insurance Co.Ltd.v.Fagan，1997.转引自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3]李玉泉主编：《保险法学—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
[4]桂裕：《再保险实务研究》，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69页。
[5]张洪涛、郑功成主编：《保险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378页。
[6]梁宇贤：《商事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7]潘秀菊：《保险法精论》，香港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0页。
[8]邹海林：“试论再保险合同的基本问题”，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9]覃有土：《保险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10]郑玉波：《保险法论》，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59页。转引自温世扬：《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页。
[11]韩国商法典第726条规定：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准用于再保险合同。
[12]［美］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梁鹏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 被保险人; 保险利益; 保险合同利益; 第三人
前 言
《保险法》于2009年2 月28 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 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 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 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 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 为条件的交易。
(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 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 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 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 (P37) 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 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51 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 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保险法》第60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 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 条第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 第34 条第2 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 减灾防损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 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 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 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 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 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 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 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 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 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4］ (P33) 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 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 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 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现有利益; 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 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 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 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 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 。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 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 (而非投保人) 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 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 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 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 (包括投保人) 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 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赌博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 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赌博法案》中表述为: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 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赌博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 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 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 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 (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 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1 － 373 页。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 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 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孙祁祥．《保险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车贷保证保险；财产保险；法律性质
中图分类号：DF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122-02
保证保险首创于美国，它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保证业务出现直到近代，保证几乎都由个人作出，到19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了专门在商业基础上以收取费用为代价提供保证业务担保公司，使保证从无偿走向了有偿。可以说，保证保险“是随着商业信用的普遍化和道德危机的频繁发生而发展起来的”。目前，西方国家的保证保险体系已趋于完善，而我国保证保险业务起步较晚。
一、车贷保证保险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一)车贷保证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在汽车消费贷款中，银行承担着相当高的风险，各商业银行需要贷款者提供可靠的贷款担保。在这种情况下，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俗称“车贷险”应运而生。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年颁布的《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为各商业银行开始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提供了法律上的指导。在我国汽车市场对外开放度不断增加、国家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背景下，车贷险速度迅猛增长，到2001年和2002年，车贷险的办理数量达到了顶峰。
2002年下半年，形势开始急转直下，车贷险经营风险凸显，部分地区车贷险的赔付率高达100％，中国保监会于2004年1月15日下发了《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04年3月31日起废止原来的车贷险条款和费率。截至2004年4月份，车贷险全面停办。
(二)车贷保证保险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问题
在汽车消费贷款业务中，保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开办的一项新险种，各方面都处于摸索和完善的阶段，实际工作中问题层出不穷。大量购车者逾期支付银行贷款，众多银行纷纷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依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借款人尚欠的银行贷款本息。
法律、法规规范的欠缺，给实践中保障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各方造成了困境。首先是对该合同法律性质的理解上出现分歧，就保险公司一方来讲，保证保险是一个保险合同，而银行更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保证合同，诉讼中难免激起冲突、双方各执己见。其次，在订立借款合同时，银行常将保险公司作为一个保证人来看待，只是在依赖保险人对投保人审查的基础上，进行表面化的形式审查，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信进行严格的调查。最后，在借款人发生逾期还款时，银行不是及时告知保险人向其催收，而是习惯性地先向保险人要求赔偿。
二、车贷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
对保证保险合同进行定性，当前争议最为激烈，它关系到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承担，也是车贷险纠纷中有关法律适用和纠纷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对此，法学界和保险界存有一定的分歧：
(一)法学界普遍主张的观点
法学界一般认为，车贷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三方当事人，符合保证法律关系的主体特征；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以其资信能力向债权人作保，在债务人不履约的情况下，保险人承担保证责任；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这符合保证合同的特点。虽然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一定程度的保险合同的特征，但它本质上仍属于保证合同。保证保险合同在性质上属于保证合同，“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是一种由保险人开办的担保业务”。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编写的《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指出：“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从本质上分析是一种保证法律关系，与单纯的保险法律关系不同。”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认为，保证保险虽是保险人开办的一个险种，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的一种担保行为。同时，2003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4条也指出：“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担保的性质”。
(二)保险界普遍主张的观点
保险界大多不赞同保证保险具有担保合同性质的说法。中国保监会(1999)保监法第16号复函将保证保险解释为：属财产保险的一种，指由于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
在200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保监会召开的主要由保险公司和保险法专家参加的司法解释论证会上，多数代表对“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保证保险具有担保合同性质明确表示异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李玉泉、邹志洪两位博士在其《保险法司法解释的修改建议》中建议删除“征求意见稿”中“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的规定，认为“目前理论上和实务上争议很大，尚无主流意见，建议暂不作这一具有倾向性的规定”。
(三)对观点分歧的个人分析理解
保证保险从其表面特征上看是一种财产保险，形式上也与一般保险一样具有保单的表现形式，所以，本人更倾向于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业务。在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银行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而不是保证担保合同的债权人。没有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上述保险合同或者投保人不指定某银行为被保险人，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即使有保险合作协议存在，也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关系。
从保证保险合同的内容来看，保证保险作为一种保险手段，是以转移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所面临的投保人即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风险为目的的一种保险；从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来看，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其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也就是银行贷款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从责任方式来看，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承担的是保险责任，只要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了，保险人就应按被保险人的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取得代位被保险人向债务人求偿的权利。
三、目前我国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实践中的处理
(一)实践中对法律的适用
办理汽车消费贷款往往首先签订保证保险合作协议，而合作协议是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在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前提下签订的有关保证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而机动车辆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订立的关于汽车消费贷款业务的格式条款，根据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在诉讼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确定诉讼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首先是合作协议，没有签订合作协议的，则以保证保险合同为依据。
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公司依照《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45条第14项的规定经营的一个财产保险品种，且保险条款
依照《保险法》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已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备案。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适用《保险法》。
(二)保证保险合同的责任承担
保证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其中银行作为被保险人只是关联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发生后，银行可以在借款人、销售商及保险公司中选择承担损失的责任主体，因而可能发生银行多重受偿的现象，造成法益关系的失衡。所以，分清各个合同的性质，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
在车贷保证保险中，银行和销售商为降低风险，经常要借款人用所借款项购置的汽车设定抵押。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先于当事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形成的债权。当借款人不能归还到期债务时，权利人应当首先行使抵押物权。所以，抵押人应当承担第一顺序的责任。在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如果抵押担保与保证担保同时存在时，①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为第二层次的责任。保险是对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无法控制的风险提供保障的商业活动，在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只有债务人基于“偶然事故或意外事故”而丧失履约能力，保险人才承担第三层次的保险责任。
(三)诉讼中相关问题的探讨
债权人仅保险人，法院是否应该追加投保人(借款人)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有学者认为，作为基础合同的被保证人在该诉讼中顶多只能充当证人，不能成为该诉讼中保险人一方的共同当事人也不是诉讼第三人。笔者以为，可将债务人和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由债务人(投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保险人在符合赔付的各项条件下，承担保险责任。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资产负债管理；资金运用；投资匹配
一、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特点
由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只允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短期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业务，业务范围和保险的特性，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具有如下特点：
(一)资金来源的广泛性
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保费和资本金。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增长速度快，促进了我国财产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费规模的迅速扩大，保险资金越来越多，且来源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保险资金不仅来自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而且大量的保险资金来自于个人；从产业来说，财产保险资金来自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构成来看，保险资金主要由资本金、责任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等)、总准备金、保险储金以及未分配盈余等构成。
(二)资金性质的负债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将保险定义为：“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从保险的定义可以看出，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即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根据未来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决定了是否承担赔付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保费资金具有明显的负债性特点。从保险资金的构成来看，除资本金和总准备金外，其他都属于负债。
(三)对外负债的短期性
从经营范围可以看出，财产保险公司除工程险等少数险种有可能保险期限较长之外，其他险种的保险期限都不超过一年；与此同时，财产保险公司可能的支出将在保险期限内完全明确。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险种的责任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这就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负债大部分在一年内，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
(四)保险资产的流动性
财产保险公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成本支出时间的滞后性和金额的不确定性，及负债的短期性，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负债支出的时间的不确定性。为保证保险责任的及时承担，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公司必须保持资产的高流动性，以防止债务产生的财务“黑洞”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
二、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性
从以上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特点可以看出，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不仅来自于经营的保险业务本身，同时与保险公司的自身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在当前财产保险行业发展迅速，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水平将直接决定公司经营的成败与否。因此，保险公司应该加强自身资产负债管理，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保证各项债务按时支付。
(一)资产负债管理的概念
资产负债管理，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为针对某类负债产品的特点形成的资产结构，实行业务条块上的匹配；从广义的角度理解，资产负债管理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它从整个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出发，考虑偿付能力、流动性和法律约束等外部条件为前提，以一整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技术，动态地解决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匹配问题以及企业层面的财务控制，以保证企业运行的安全性、盈利性及流动性的实现。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管理是通过了解保险公司的业务特点为出发点，进而合理分析其资产、负债，并合理安排资产负债的匹配关系，以保证企业运行的安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的流动性，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财产保险公司实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意义
财产保险风险发生的时点的不确定性和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财产保险公司负债发生的时间的不确定性和支付金额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利用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自身资产负债的管理，以合理化解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来看，财产险公司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公司业务发展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资产负债管理的好坏。只有资产负债管理做好了，财产保险公司才能保护股东及广大投保人的利益，才能保证国家金融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对公司、行业、社会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1.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需要
保险，是一种风险预防和转移的工具，它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损失或约定事件，保险人按约定补偿被保险人的损失或给付相应的保险金额。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风险转移的成功与否。目前，财产保险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承保利润不断下降，有的险种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财产保险公司要想充分发挥保险风险转嫁的作用，就必须通过做好资产负债管理，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以满足广大投保人利益的需要。
2.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主动适应保险监管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保险监管由市场行为监管逐步向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并重的方向发展，并将最终转变为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的监管，就是要求保险公司有足够的偿还债务的能力，其外在表现为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高于保险监管机构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而实际偿付能力等于认可净资产，认可净资产等于认可资产减认可负债。根据目前保监会的偿付能力监管的规定，公司负债全部为认可负债，而资产则根据资产的风险状况和变现能力按比例认可，保险公司要想提高认可净资产的比例，就必须在实际经营中提高资产的认可率。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将资产配置到认可率高的资产上，提高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满足监管机构对偿付能力的要求。
3.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降低财务风险的需要
财产保险公司积累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资本金和责任准备金。责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为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保证未来能够及时偿付，而从保费收入中提取的准备金。由于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公司，风险存在具有普遍性，同时风险发生具有不确定性，这决定了保险公司赔付时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安排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提高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为此，财产保险公司有必要通过改造管理流程，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合理提高保险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保证公司的健康运行。
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人身保险；行使对象；时效
1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
在财产保险中，始终贯穿着补偿原则，因此，法庭一般不会对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拥有的代位求偿权提出疑问。但是，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是否可以适用代位求偿权，至今仍没有定论，学者们各执一词，笔者个人认为，对于人身保险的不同险种应该具体分析。在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不能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理由如下：
首先，从人身性质的角度分析。人寿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人的生死为保险事件，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因而，人身利益具有无价值的属性，不能以金钱标准来简单的衡量人寿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所受到的损害。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只不过是对其直接开支损失的弥补，但被保险人或其他受益人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到的精神方面的损害是无法用金钱去补偿的，有时造成的精神方面的伤害要远大于物质上的，而且造成的远因利益和近因利益方面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另外，人寿保险所特有的人身性，使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更多的是一种投资形式而不是以填补损害为主要目的，因其所特有的投资价值，决定人寿保险的保险金额的确定不是以保险标的为参考，而是根据被保险人交付保险费的能力及其对保险的需要程度来确定，所以，在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获取的保险金不是赔偿的损失。另外，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前可以就人寿保险与多个保险人签订合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或者期限到达可以向多个保险人领取保险金并且有权要求致害第三人给予赔偿，这种做法并不违反损害补偿原则，也不存在不当得利。如果允许保险人在人寿保险关系中行使代位求偿权，则会造成保险人不当得利。
其次，从保险合同性质和保险利益角度分析。财产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属于补偿性的合同，在财产保险中以损失补偿为原则；而人寿保险合同属于定额保险合同，其不存在超额投保的情形，而且也不受重复投保的限制，它的性质是属于给付性的保险合同，因而，不能适用补偿原则，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的问题。同时，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可以以金钱来衡量的现有利
益及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期待利益、责任利益，是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体现；而人寿保险中体现的保险利益是建立在被保险人的法定身份关系或者经济上切身厉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发生的，该种利益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的。财产保险合同与人寿保险合同的性质及保险利益的区别，决定了不能将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人寿保险中，否则可能会损害到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
再次，从赔偿请求权的角度分析。由于人寿保险关系中，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者其他受益人享有的对致害第三人的请求赔偿权是专属的，具有人身性，不能转让给他人，因此，在人寿保险中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
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保险人可以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理由如下：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具有填补损害的特征，在过错第三人造成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遭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被保险人的损失一般表现为医疗费用及误工造成的损失等具有确定金额的财产上的损失，而保险人承保的范围也正是关于这些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些财产方面的损失，因而，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当然，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又具有人身利益的属性，被保险人遭受的身体上的伤害，同时也使心灵上受到了创伤，因而，有权要求致害第三人赔偿精神方面的损失，这些都是属于非财产上的损害，因此，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时，被保险人仍有权向第三人主张精神方面的损失，这不违反财产填补的原则。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表明了我国现行立法中代位求偿权只适用财产保险而不能适用于人身性质的保险。因此，在我国要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适用代位求偿制度，建议对保险法进行修改，对第68条进行修改，将人寿保险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进行区别解释，或者制定有关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方面的特别法。
2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
“狭义解释”派学者认为，我国《保险法》第47条中所说的“组成人员”指的是被保险人的家庭组成成员，是对前述“家庭成员”的补充和扩张。
“广义解释”派的学者以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桂裕先生为代表，他是站在保护被保险人的角度，认为“家庭成员应包括配偶和亲属等较近的血亲或者姻亲而共同生活的人，以及虽非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具体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而对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人、信托人等。”
比较“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两种观点可知，前者比后者的认定更准确些，但是这两种学说在内容上都存在有一定的欠缺：首先，对“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应理解为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当被保险人为自然人是应是指其家庭成员，范围上应限制在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共同财产，且在法律上对被保险人没有损害赔偿义务的家庭组成人员。其次，对“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应理解为当被保险人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时，被保险人的员工或雇员。理由如下：
（1）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财、物也是处于高速流动的状态中，人类的生活方式转变和相互交流十分频繁，对“家庭成员”这一概念的界定，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都有一定的难度，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拥有共同利益的人仅仅局限于父母、子女等近亲属的做法，已经远远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了，因为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的其他相关人员”，也可在特定情况下与被保险人一起共同拥有保险利益。
（2）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作扩大的解释，是符合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发展趋势的。（3）禁止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系考虑到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共同荷包，保险人不应一手给付后再根据代位求偿权以另一手拿回”。如果允许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行使代位权，则无法实现被保险人计划通过保险分散风险、减少损失的目的，同时，也无法彰显的保险功能。另外，考察各国的经济模式，大多数企业、单位与其员工之间的共同利益类似于家庭成员，尤其是我国目前大力倡导公司制治理结构中，一些公司制的组织实行“股份制”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所有员工或者说是雇员同时也是该公司的资产所有者,因而，对于公司的财产拥有共同的保险利益。
综上，笔者认为，在界定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时，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而且，在界定时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在处理个案时不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保险实务操作中彰显立法者的意图。3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时效
我国相关的保险法律没有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规定，因此，分析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应依据民商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从性质上来讲，保险代位求偿权从属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第三人造成保险事故的原由或者是侵权，或者是违约，因此，被保险人对致损第三人享有的赔偿请求权是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范畴的，那么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也应属于债权请求权。故保险代位求偿权时效的界定，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中关于债权请求权的规定，如时效类别、期间长短以及如何起算等。《民法通则》中依据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及当事人的认知程度，分别规定了一般时效、特别时效及长期时效三种（即2年、1年、20年）。保险人在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时，依照被保险人应当适用的诉讼时效确定其应适用的诉讼时效；另外，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原则，对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造成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索赔时效，如果《民法通则》以外的其他法律有专门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应适用该法的专门规定或特别规定。当然，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也应遵循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的相关特别法的时效规定。考察我国的现行立法，对诉讼时效作出规定的特别法主要有《专利法》、《合同法》、《海商法》等。
从我国的法律规范上看，我国相关法律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理论上，学者们也存在着争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1）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保险人知道有赔偿义务人时。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若保险人不知道存在有赔偿义务人之前，无从入手代位行使求偿权利。（2）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被保险人知有赔偿义务人时。也就是说，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从被保险人能够向致害第三人行使索赔请求权之时开始计算。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应自被保险人可向致害第三人行使索赔请求权时起算，理由如下：
首先，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性质方面看。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保险代位求偿权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债权的转让，保险人在承担保险责任后，自被保险人处受让其对致损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据法理上的“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可知，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理应受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原有索赔请求权的制约，当然也包括行使的诉讼时效方面。即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被保险人能够向第三人行使索赔请求权时。
其次，从第三人利益方面看。若根据法律的规定，第三人对造成的保险事故应向被保险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则其所享有的诉讼时效及时效经过方面的利益，不因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而有所改变。
再次，从被保险人利益方面看。由于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保险人为了尽早行使代位求偿权以免时效经过，势必会加快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理赔速度，如此以来，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受损利益得到及时的补偿。
参考文献
［1］陈欣.保险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