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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案例范文1
到底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能不能种出好的苹果来？对于消费者而言，巴不得每个上市的苹果都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而对于生产者而言，这样做无异于是梦魇！对于那些浅尝辄止的种植者来说，他们自然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苹果，因为一旦停止施用化肥，苹果的产量便会迅速下降；而一旦停止喷施农药，各类病虫害会纷至沓来，将苹果树的叶子与果实吃得一干二净。但是，在日本的苹果产区青森县，有一个不相信这个“真理”的人，他叫木村秋则。为了验证这个真理，他以超乎异常的耐心、毅力和代价成功种植出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苹果，一举轰动日本，播出他节目的电视台收到数百封电子邮件和来信，表达着想吃到这样苹果的强烈心愿，更有餐厅推出“木村先生的苹果汤”这道菜，预约起码要等上半年。木村的苹果是神奇的：一个切成两半的苹果，放了两年都不腐烂，只如枯萎一般越缩越小，最后变成淡红色的干果，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但是为了种植出这样的苹果，木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家的果园长达8年基本没有产量，家庭收入跟不上，孩子们过着清苦的生活，甚至在现实中抬不起头来。为了家里的生活，他不得不拖着干瘦的身体进城打工，年仅50岁就因为过度劳累而牙齿也快掉光了；他家好多用具因为没有钱只能到废旧市场选二手货。为了寻求苹果种植的秘密，他躺在地里听虫子说话，想用自己的牙齿换苹果树的叶子，甚至想到了死。一个不懂常理的人我们会说他傻，而一个傻到底的人则只能是疯子了。当地人眼中的木村就是这个样子，当他家的苹果树开始不施肥、不打药时，大家开始嘲笑他傻；当几年的试验依然没有成功时，大家开始把他当成一个“疯子”来同情。还好，他的家人虽然也看不希望，却依然忍辱负重，支持他的“一疯到底”。
不要以为执着就能感天动地，如果不能找出事物内部的奥秘，要成功永远遥不可及。就像石川拓治在《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中所说：“如果无法证明自己理想中的无作为农业比现代农业更加优秀，就会沦为纸上谈兵。”木村能够产生不施肥、不打药的想法，是受一个叫福冈的人写的书的影响，也因为自己的好奇与探索精神，还因为妻子对农药的过敏。但福冈虽然提出了“人类无作为农业”思想，但其著作中只提到了“稻和麦的轮作播种”这一个成功案例，并没有告诉苹果怎么办。而木村的探索在数年没有结果之际，逐渐陷入绝望崩溃，因为他已经试过了太多的方法，如人工捉虫，根本就是螳臂当车；喷大蒜水、牛奶、盐水等等，基本都失败了。当他恍惚中走向山顶的时候，终于在野苹果树下发现了真正的秘密，那就是：野生苹果树有着庞大的根系和长期形成的特殊土壤环境，也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可以支持野生苹果的茁壮生长与开花结果；也因为土壤的特殊生物菌群，抑制了致病原，提高了苹果树对病虫害的抗性。而自从人类选育了香甜可口的栽培品种后，苹果已经丧失了野生条件下的自我生长与维护能力，只能在人工的半自然半控制条件下向着人类所希望的方向生长，一旦这种条件丧失，则现有的苹果品种无法像野生苹果一样继续生长，必然产量下降，甚至颗粒无收。所谓的果树病虫害泛滥，与其说是病虫害多的后果，不如说是苹果树太弱的后果。要让苹果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就必须创造出一个类似于野生苹果生长的生态系统，其基本前提就是从改造土壤开始，让苹果的根系充分舒展发育，形成一个特殊的土壤微生物群体，为苹果树建造起一个小的良性生态系统，发育强壮的树体，增强抵御病虫害的能力，最终开花结果。
发现这一规律后，木村开始研究野生苹果的土壤特性，运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通过种植大豆培肥地力，让苹果地里的野草、昆虫自然生长，惊人的大自然生态演替开始出现，初期的杂草被后来的杂草代替，初期的病虫害后来不再发生，而长期的“人工无作为”，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苹果根系生长的土壤环境，最终形成一个苹果与杂草及昆虫相和谐的生态系统，即使出现什么异常的气候与灾害，这个生态系统也会通过自然调节取得平衡。在这种生态系统下，苹果树可以正常结果，但不会太大，也不会太香甜，因为这样会招惹太多的昆虫及鸟类；但是他们有着苹果的本色本香，是自然的，而且长久不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开花结果是自然的，是可持续的。
当前有些有机农业为了达到有机农业生产所设立的死标准，又运用另一套人工控制的办法，对土壤进行消毒，按照作物生长需要重新选配符合有机规范的投入品，甚至包括使用检测不出来的有机农药与添加剂等产品。这样的有机农业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人工控制的现代农业原理，距离有机农业所倡导的循环可持续农业思想依然相当遥远。更因为没有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而建立起一个符合有机农业的生态系统，不得不靠高成本的投入进行维持，最终走上了曲高和寡的奴役之路！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有机农业，又如何实现有机农业的本义，为真正实现农业循环可持续发展探索新路。然而，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身边会不会出现木村这样的“疯子”与“傻瓜”？
可持续农业案例范文2
1.全民性和终身性。目前所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都与人类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进行全民环境教育，即在全社会进行环境教育，教育对象是全体公民，不分年龄、性别和职业。同时，环境教育是时时存在，处处存在的，每个公民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要接受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的场所既可以是学校，也可以是家庭、生产和工作单位，也可以是社会中的特定场合。2.综合性。引发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环境教育具有综合性，是各个学科协同进行的综合教育，具有跨学科性的特点。所以，单一学科无法完成环境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只有多学科通力协作，环境教育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3.通识性。通识教育是关于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其虽然不直接为职业做准备，但它涉及的范围宽广全面，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让学生对不同学科有所认识，让学生能够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环境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通识性。
二、波罗的海大学联盟环境教育的运行与实践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欧洲波罗的海附近各国高校于1991年自发形成了一个民间研究联盟，致力于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后来得到了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瑞典教育文化部等官方机构的支持，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有来自14个国家的225所高校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加入了该组织，项目致力于在农业、能源、渔业、森林、工厂、旅游和交通等领域开展专题教育，以实现21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该组织通过开发课程，科学研究、项目合作等方式，普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知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1.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职能。波罗的海大学联盟由董事会（Broad），国家分理部（NationalBUPCenters）和秘书处（Secretariat）组成。董事会是大学联盟的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学校的性质、目标和战略方向；任命校长；筹集资金；保障学校管理的正常运转和工作的有效性；审批、检查教育计划和公共服务计划；沟通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裁决校内申诉等。董事会由13名董事组成，其中有两名是学生代表。为了便于管理和沟通，联盟在每个国家都设立了分理部，该分理部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与秘书处一同管理波罗的海大学联盟的日常事务。其主要职责包括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和数据；在该国范围内分享活动信息；进行课程和考试管理；组织例会和相应活动等。目前该联盟14个国家分理部分别设在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德国、丹麦、斯洛伐克、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芬兰、波兰和捷克等国家。秘书处隶属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在波罗的海大学联盟的校长和副校长直接领导下开展如下工作：协调项目的各项活动；管理现有项目；提出和发展项目；编制和管理各种教学材料；招募大学教师和研究者；募集资金等。2.环境教育课程设置及实现形式。该联盟通过现代化的信息和沟通技术向加盟学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提供相关课程，同时也开设一些博士生课程。学生可以通过注册申请的方式参加各种免费或收费课程，考核合格后，可以获得相应学分，并可以通过欧洲学分互认体系（ECTS）进行学分转换。目前，这些课程每年都会吸引来自200多所高校的9000名学生，同时他们也参加该联盟所提供的一些实践环节的训练，如航海计划，暑期社会实践课程，还有一些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等。该联盟围绕着“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在区域研究、社区发展、环境管理、环境科学、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管理等六个领域提供相关课程，具体课程介绍如下：区域研究方向包括“波罗的海区域概况”“波罗的海人居生活”和“波罗的海区域发展”三门课程，共30学分；社区发展方向包括“可持续的社区发展”“城市”“可持续社区建设”“可持续的城市管理”四门课程，共30学分；环境管理方向包括“环境管理概论”“环境政策”“清洁生产”“产品设计与生命周期评价”和“环境管理体系与认证”五门课程，共60学分；环境科学方向包括“环境科学概论”“波罗的海环境问题”和“基础环境科学”三门课程，共30学分；水资源管理方向包括“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波罗的海海洋概况”“水资源的使用与管理”和“江河流域管理”四门课程，共30学分；还有可持续发展方向，包括“可持续的波罗的海地区”专题课程，7.5学分。3.与环境教育相关的科学研究内容与成果。该联盟的科学研究活动也围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展开，通过国际合作、机构合作、学科交叉等方式开展研讨、实验、调查等科研活动，在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的同时，适当地将其转化为教学资源，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相互融合。现将主要的研究项目列举如下：第一，波罗的海大学城市论坛（theBalticUniversityUrbanForum，BUUF）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城市或城镇，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大学之间开展的合作项目，目前已经有来自9个国家的15所大学，20多个城市参与其中。多年来，在波罗的海各城市中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主题涉及城市规划、民主建设和环境管理等，这些案例研究成果已经转换为教学资源在整个联盟中与学生共享，同时部分成果转化成音像制品在YouTube等网站上与全球共享。目前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水资源管理》《能源管理》《废物管理初探》《交通与运输》《城市绿地结构》等出版物以及城市发展报告。第二，生态系统健康与农业可持续发展（EcosystemHealthandSustainableAgriculture，EHSA）是由一系列课程组成，这些课程由联盟内院校合作开发，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研讨会和培训课程传授知识，在可持续农业、土地使用、农村发展和生态系统健康与管理等领域开发新的系列课程，授课对象不仅包括联盟内的学生，还包括教师、民众、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农业顾问及管理人员。目前，其研究成果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学与动物健康》和《农村发展与土地使用》。第三，海洋空间规划项目是一个由艾博学术大学、世界海事大学布莱金厄技术研究所、格坦斯克海洋研究所、瑞典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联合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其科研成果也转化为相关课程于2013年向学员开放。第四，可持续的非洲大学网络建设项目（TheSustainableAfricaUniversityNetwork，SAUNET）是一个以“非洲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网络推广合作研究项目，它力图通过与瑞典研究机构建立多学科交叉的伙伴关系，解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最终通过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非洲，来减少贫困。其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可持续能源》《危害与灾害》《健康与人类福祉》和《全球环境变化》。
三、依托区域高校联盟“资源共享”平台的环境教育的建设思路
可持续农业案例范文3
关键词：景观规划；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在这一基础之上制定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外农村景观规划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成果。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深深的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难点仍在农村，新农村景观规划建设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而崭新的课题。正是如此，我国学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对乡村景观规划进行了系统的、有组织的探索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二、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历程
一般认为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较早主要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其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将世界乡村景观规划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高度。
西方国家的乡村景观在最近几十年的工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如城市的扩张，各类设施的建设猛增，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大量迁入，加之机械化、现代化的的农耕方式和对土地的不合理开发和废弃，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乡村景观的社会文化特质，加速了乡村景观不断退化，更加剧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从形成景观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对乡村景观进行了理论上的丰富，给予乡村景观在生态功能、空间优势、文化传统与经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上世纪九十年，国际景观生态学组织在《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上围绕景观变化、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景观、景观恢复三个主题进行讨论研究并形成共识。解决乡村景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出更多有效的方法才能得到满意的成果。
三、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视角
几十年来国外发达国家对乡村景观的研究从多层次、多视角来考虑，获得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如对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乡村景观规划的评价体系、以及对乡村景观的保护研究等等。相比新兴的乡村规划建设，对于传统的乡村的保护研究，国家和地方也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居民都拥有较高的参与度和保护意识。总体而言，从对国外乡村景观的研究来看，具有几大特点：侧重于生态环境的研究、充分考虑景观中人的行为研究、注重景观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研究。
国际上在乡村景观规划领域的研究具有核心指导作用的“国际土地多种利用研究组”是一个由世界多国从事该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的国际组织，提出了一系列的如“空间概念”、“生态网络系统”以及如何处理乡村景观规划过程中的关系问题对世界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影响深远。
美国在乡村规划中非常重视景观生态和区域文化的融合所带来的价值。比较有代表的是Forman，他在总结了北美与西欧生态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可能景观设计理论”为新形式下的乡村景观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新思路。著名捷克斯洛伐克生态学家 Ruzicka 和 Miklos 和德国 Haber 等人在乡村景观重建和土地协调利用方面提出了景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LANDEP）以及DLU 策略系统并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在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传统观念的回归，对乡村人居环境和整合的乡村意象成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对自然的追求成为社会的共识，在改革振兴乡村的过程中，在满足现代功能需求的同时，极力以改造现有环境、恢复传统乡村建筑景观风貌为特色。另外，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传统回归和原生地域风貌文明的典型代表，在老建筑改造方面有不少独到的成功经验。澳大利亚将乡村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在创造更大的农业发展市场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乡村景观意象。
亚洲的韩国、日本，在乡村景观规划研究中，根据本国国情，融合生态理念和文化背景，突破现有景观规划格局，推动了其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传统乡村聚落群、有序的梯田、果园和人工草地等。
四、国内新农村景观规划研究现状
近年来，新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学者们对如何实现新农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挖掘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以保护新农村景观的特色和完整性等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有组织、系统性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新农村景观规划的研究源自于1989年召开的第一届景观生态学讨论会。近年来我国在研究新农村景观规划的设计原则、方法和意义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如王云才、王悦与王仰麟等老一辈学者在多年前提出的乡村景观规划的原则和方法以及相关学者对相应景观规划的实际案例研究；在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上，陈威先生的“AVC”理论、王云才先生的旅游规划设计理论、赵辉先生的村域景观资源利用等等都对新农村景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多方面完善了乡村建设的法律依据，确立了乡村的地位，为新农村景观规划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五、比较分析我国新农村景观规划分析存在的问题
比较国内外乡村景观的规划，综合我国的新农村景观规划的实践，我们不难分析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这很多问题。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规划水平较低
研究表明全国完成制定乡村总体规划的村庄达到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高度，但是相比国外的乡村景观规划来看规划水平较低。在新农村的总体布局模式上形式单一，甚至盲目模仿城市居住区的布局模式等使得新农村缺乏乡村应有的生活氛围和特征。
（二）缺乏合理的规范
国外对乡村景观的规划研究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多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规范，乡村居民的规划和保护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国乡村居民观念上的不规范导致对新农村景观规划发展混乱和低层次，虽然很多地方都打着绿色生态村等各色旗帜，形成了一定的意识，但是自行拆旧建新，毫无设计感可言的混凝土平顶依旧随意而行，简简单单的把景观规划理解为绿化种植，缺乏合理的布局。
（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乡村生态环境面对居民对资源的无节制的胡乱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同程度的破坏变得千疮百孔。传统农业生态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促进经济增长手段的使用使得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
除此之外，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国家政策和乡村居民的意识对新农村景观的理解和开发还存在这一定的局限性。
六、结语
面对农村生活水平和环境意识的需求不断提高的现实，对新农村乡村景观规划的研究仍呈现出落后的发展，我国仅仅停留在传统规划学的用地平衡层面，仍需要不断的探索发展。比较国内外新农村景观规划的理念和实践，我们深深认识到国外学者们对新农村生态、对社会和文化意识等在景观规划中的重要性；未来新农村景观规划研究必须综合多学科的交叉，科学制定合理的景观规划设计模式，坚持以生态、人本、多样、本土特色为基本原则，建立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可持续体系。（作者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参考文献：
[1] A rriaza M， Canas JF. Assessing the visual quality of rural landscap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4， 69（3）： 115-125
可持续农业案例范文4
社会网络分析(SNA)最早诞生于社会学领域。社会学中社会网络是一种分析工具，主要用于厘清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还是一个视角，是由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5］。最近十年，社会网络分析(SNA)在国内已被广泛运用于传播学、管理学、项目管理、组织管理、知识管理等领域。社会网络可运用于传播学，吴飞认为传播是一个网络状模式，只有那些善于利用多种传播网络的个人或者组织才会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他们也就拥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资本［6］。姚小涛等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有助于解决新的环境下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挑战［7］。社会网络分析还可以运用于产业集群研究，符正平等对企业社会网络进行测量，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网络异质性、网络和中心性强度对集群产业转移有显著影响［8］。朱庆华等总结了国内外社会网络分析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成果［9］。社会网络分析还可用于构建项目管理的网络模型，通过该方法的运用，能够降低利益相关方的治理风险，提高项目成功率［10］。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在国内甚少，但在国外的文献中已出现一些重要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成果［11］。为更好理解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自然资源管理，首先有必要了解社会网络的类型、特征及其主要运用(见表1)。本文将从网络结构、网络关系和网络节点3个维度总结社会网络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从网络连接密度、网络凝聚度与子群、子群间的桥接点、个体行动者的网络位置与影响力、网络中心度、中心—网络等6个方面总结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资源管理，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的知识转移、信息共享、共识构建所产生的影响。
2社会网络分析(SNA)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
2.1网络连接密度
社会网络的基本功能是在行动者之间建立社会联系，从而将孤立的行动者转化成相互联系的行动者。因此社会联系越多，社会网络功能就越发达，可预见的结果是行动者合作和集体行动就越容易达成。众多的研究证实，较高的网络连接密度可以帮助行动者避免资源利用冲突，建立公共资源利用规则使集体行动可能性就越大，集体行动的增加将提高信息和资源交流的可能性，继而提高互惠和互信水平［12］。在自然资源管理研究中，社会网络密度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性也得到证实。例如，研究者利用案例证明，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纳入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网络中可以显著增加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King研究了村庄渔业资源管理，案例显示当地渔民通过与更多的政府官员、有影响的个体之间交往联系，成功地解决了与渔业有关的系列问题［13］。较高的社会网络密度不仅可以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通过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增加网络内知识的学习和理解。研究证实，农林业资源管理中，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联系加大了新技术和可持续管理实践信息的流动和交换，这些信息既来自于网络内部，也可以来自网络行动者与外界的联系［14］。
2.2网络凝聚度与子群
网络凝聚度员评估社会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连接在一起的指标，高凝聚度的网络不会存在可以清晰辨别的子群(见表1中图1和图2)。凝聚子群是相互之间有稳定、直接、强烈、频繁联系的行动者子集［15］。社会网络子群的存在可能给自然资源管理集体行动带来挑战，对自然资源管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与高的网络密度相反，一个群体密度低的网络如果存在清晰可辨的子群，那么子群之间的合作就会产生消极影响［16］。然而，如果连接子群之间的行动者有意愿、有能力去协调子群活动朝着共同的目标，形成和保持子群对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就仍然有意义。网络子群可以促进子群系统内部的高度专业化交流和子群之间的信息交流［17］。所以要均衡网络的总体结构，允许子群的存在以及子群之间的互动，即有利于自然资源的管理。
2.3子群间的桥接点
网络子群之间的联系点叫做桥接点，即联系不同子群的节点(见表1中图4)。社会网络桥接点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上的价值体现在其作为网络之间信息和知识交换的中介。案例显示，成功建立自然资源共管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区域内不同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任的桥接点。关于渔民群体的案例研究显示，那些与外界拥有专业知识的子群有较好联系的群体，往往可能利用这些桥接点对生态过程有比较系统的理解［11］。社会网络桥接点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显著作用还在于他们能够在以前不联系的群体之间培养信任关系，这有利于不同类型行动者形成集体行动。King的研究显示，只有当地渔民能够联系外部机构时，真正的决策进程才开始，社会网络与不同的外部与有权力的行动者之间建立的桥接点影响当地渔民的群体决策进程朝着有利方向发展［13］。Krishna使用印度农村的大样本数据证明，促进集体行动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与外界行动者和机构联系的能力［27］。Schneider等利用案例研究了不同政府官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如何影响流域治理。研究发现，桥接点可以帮助异质性行动者之间进行相互合作［18］。Sandstrom的研究也表明，桥接点的存在促进了不同自然资源管理者的集体行动能力，继而调动不同行动者的联合行动［17］。研究还显示，桥接点使得观点和视角多样化，这能够促进创新并且找到自然资源管理复杂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具有更高的适应能力［19］。这些适应能力来自于共识构建、冲突解决和资源共享。
2.4个体行动者的网络位置与影响力
在个体行动者层面，分析行动者的网络位置特征对理解行动者如何使用其位置来影响自然资源管理的过程也很重要。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连接度使用中心性矩阵进行定量分析［20］。通过占据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见表1中图3)，行动者能够在网络中对其他人施加影响，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有价值信息而处于有利位置。如果一个行动者位于很多行动者网络中间，那么他就拥有很高的中心性，意味着这个行动者可以作为其他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高的中心性使得行动者有能力影响资源流动，同时通过桥节点也可为自己带来多种资源［21］。个体行动者的网络位置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影响力研究也广泛存在。案例显示，在一个地区内有关资源管理的行动者之间的关键节点往往由一小部分个体所掌握。另外Isaac等的案例显示，处于中心位置的农民通过获取信息和生态知识，把信息传递给社会网络中的其他农户，中心位置被用来提高整个社区资源治理［14］。但是，桥接点的存在本身不足以提高自然资源的治理，而位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能否利用这种位置给网络其他行动者提供便利也同样重要［18］。因此谁占据网络中心位置，如何利用这个位置将对资源管理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个体不愿意利用这种优势，集体行动就将终止。同样，当个体拥有正式权威时，不占据好位置的个体也可能具有很大影响力，King的研究显示，网络中心位置和正式权威往往重叠在一起，对实际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如果个体不同时拥有这两者就可能产生不了大的影响力［13］。为解决这个问题，仔细分析位于网络影响力位置的行动者的属性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对资源治理的影响［14］。同时分析和研究这些中心行动者所采用的行动策略也显得非常重要。
2.5网络中心度
网络中心度度量的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距离［15］。社会网络里如果拥有高中心性和低中心性的行动者，这个网络就有很高的整体网络中心度(见表1中图3)。早期的研究显示，高的网络中心性对解决简单问题有益，而复杂问题需要更多元化结构的网络。一些研究表明，较高的网络中心性对资源治理中形成集体行动有积极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中心行动者的积极影响力来达到协调［17］。但是较高中心度的网络有可能不合适长期的社会—生态系统治理，因为他们不适合解决复杂问题，如果位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不作为将会导致网络非常脆弱。Bodin等的研究表明，高的网络中心度对自然资源治理是否有利取决于治理的阶段［11］。例如在自然资源治理的开始阶段，需要高的网络中心度来动员和协调行动者，但是为让更多的行动者来解决复杂生态系统管理问题，较低中心度的网络则更有利。
2.6中心—网络
一种特殊的网络叫中心—网络，其特征是网络中心成员之间紧密联系，成员仅与中心成员联系，相互之间不联系［22］(见表1中图5)。这种网络特征对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传播和获取多样性知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心—结构对资源管理领域的信息获取和知识交换具有重要作用。Isaac等的案例显示，加纳4个混农林村庄的农户网络就呈现中心—结构，网络核心成员比成员更为积极地参与新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不但从社区外(如政府机构)也从村庄农户那里获取信息［14］。这些核心成员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把新信息带进村庄，也将新信息在核心成员以及成员之间传播。这种信息传播对于村庄采用新的可持续农业技术和提高农业产出有积极的意义，沟通渠道一旦在核心成员和成员之间建立起来，将会对自然资源治理中的信息传播产生有益的作用。中心—组织共同形成集体行动影响资源管理进程。
3研究趋势与展望
3.1社会网络的平衡
社会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对自然资源管理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积极作用。当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联较多时有利于集体行动达成。但过多的网络连接则会形成同质化，以至于降低团体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水平，需要平衡那些相互之间抵消的网络结构，以达到促进自然资源管理效率的作用。另外网络粘合点有利于团体内部的协调和集体行动，而网络桥接点有利于获取外部行动者的信息和支持，粘合点和桥接点的搭配比例将影响社会网络对资源管理的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3.2社会网络建立和行动者的参与
社会网络及其结构对自然资源管理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建立或设计不同形式的社会网络?研究显示，改变社会网络中那些容易同质化行动者之间的节点布局可以显著提高管理产出。不同机构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确保那些不同利益相关团体代表被邀请到资源管理过程中，帮助提高网络参与性，提高资源管理效率。但是，对于很多类型的社会网络，往往只有当内部成员自愿建立基于个人偏好的关系时网络关系才能保持长久，被动的设计会使行动者抵抗。研究显示，在不同行动者之间促成建立有效的跨边界的自愿网络是可行的。因此需要提供网络内部交往的场所，鼓励广泛的网络参与、帮助协调网络关系等。如何在资源管理中创造条件建立广泛社会网络的同时，促进行动者基于内在的参与是另一值得研究的问题。
3.3社会网络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