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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拉穆德《店员》犹太文化
美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其代表作《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本文略论书中所反映的犹太文化因素。
一、主题简疏
《店员》的“犹太身份”决定了“苦难与忍受”必然成为其一大主题。“犹太”这个词，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屈辱，已经萌生了一个隐含意思——“苦难”。在历史上。犹太人可谓是历经劫难。从《圣经=》中所载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到上个世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说主人公莫里斯所说，“他们受难，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苦难”已经成为犹太文学的母题。
杂货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穷困。他经营一生的小杂货店其实无异于囚禁他的监牢。他被终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终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这样的隐忍精神在弗兰克·阿尔班身上也有体现。弗兰克本来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丝良知还未泯灭，为受伤的莫里斯递上一杯水，从此与这个小店，与这家人结了不解之缘，从“入侵者”成为“成员”(店员)，并最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成为第二个莫里斯。把小店维持下去，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气与忍耐精神。
小说另一主题是“犯错与救赎”。犹太教义说，“我们的生命拥有这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时的世界，另一个是永恒的赎罪悔过的世界。”这部小说。从体裁上讲可称为“成长小说”。弗兰克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入伙打劫犯”变成“店员”到最后接管小店，成为一个具有责任感，道德健全的犹太人，从“打劫”到“小偷小摸”到做一个“诚实的生意人”，并最后做出忏悔，他在心理上、道德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犯罪——救赎”的洗礼过程。而这一切应主要归功于莫里斯一家。弗兰克“耳濡目染”了莫里斯的正直善良与隐忍精神，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同时也找到了自我。莫里斯可谓是弗兰克的“父亲”，虽然不是生理上的。却无疑是心理上的。弗兰克是一个孤儿，在孤儿院长大，是莫里斯将弗兰克带入一个新的社会，教给他“社会准则”(犹太准则)，赋予他身份，使他能够以“正当”“合法”的身份糊口，从各方面影响着他。就像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前往迦南圣地，保障他们不误入歧途：莫里斯对弗兰克也正有着类似的“指引”作用，“救赎”作用。
二、犹太信条
小说反映了犹太人的诸条信念，如对教育的重视，隐忍、宽容精神，以及通过自省获取真理的理念。
首先，犹太人一向重视教育。犹太教视“不受教育”为第一过失。为了避免犯错误，发挥潜力，人应该受教育。长辈告诉后辈要接受生活的教育，明确生活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书中海伦一直渴望上大学，并最终如愿以偿。这完全体现了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弗兰克所接受的则是“生活教育”，可以说弗兰克的转变源于莫里斯的言传身教、海伦赠他的《圣经》，以及儿时听的圣方济的故事。莫里斯对弗兰克的“救赎”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生活教育”。另一对弗兰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圣方济(StFrancis)，童年时他就在孤儿院听过圣方济的故事。这也许是他心中存有一丝不泯良知的原因。也许圣方济所宣传的“贫穷神学”根植在他的心里，使他甘心“选择贫穷、选择受难”。圣方济的故事一直在弗兰克脑海中，弗兰克认为他“伟大”。因为“他喜欢贫穷，说贫穷像一位王后，他像爱一位美妇一样爱她。”在小说末尾，弗兰克一边读《圣经》一边照看店铺，脑中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幻想。圣方济把他雕的木玫瑰变成了鲜玫瑰，并代表他献给海伦。可以说。圣方济代表着希望，弗兰克在内心里依赖他。期待圣方济能够帮助实现他的愿望。
其次，犹太人相信人不是罪者(sinner)，只是犯了错误。犹太人愿意原谅他人，容忍他人的错误，就像莫里斯对弗兰克一样。莫里斯一直以来都很容忍弗兰克。发现弗兰克偷钱后。竟然还为他找借口——工资太低，还给弗兰克加薪。别人可能说他傻。但这一切只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的仁慈宽厚。即便是海伦。在弗兰克“冒犯”她以后。其实也原谅了他。
再者，犹太人笃信真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一个人懂得自省。他就会领悟何为“真”，何为“善”等等。弗兰克于自省中苏醒。“打劫”之后，弗兰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心挣扎。该不该忏悔，怎么忏悔，何时忏悔，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经过内省，他终于找到了内心深处的“真”与“善”。成为店员后，他一度习惯性地“小偷小摸”，但海伦跟他讲的“必须要自律”的话语时常回响耳边，“‘自律’，他竟然对这个字眼有些着迷，只要一个人想，愿意，他就能做好人：接着他就会后悔不已，后悔一直以来任由自己的品行向下堕落。没付出一丝努力来改正自己……但是今天，他下了决心要回到正路上来，归还所有以前‘拿’的钱，一点一点从莫里斯那里‘摸’来的144块钱。”一时冲动冒犯海伦后，弗兰克痛苦懊悔万分。“他打算自杀。与此同时那可怕的一幕又重现眼前，感到那时的他简直不是自己。他实际上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弗兰克最后才成为犹太人。之前不能说他按照犹太人的信条做事，但他在莫里斯与海伦的影响下，通过自省“改邪归正”，体现了这一犹太理念，也反映了作者马拉穆德对人性的肯定。
三、圣经关联
一部犹太作家的作品，一个非犹太青年在一个犹太家庭的感召影响下皈依犹太教的故事《店员》的《圣经》关联可谓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人物形象上，莫里斯体现了摩西的影子。莫里斯终身信奉并遵循《摩西律法》(做正确的事，要诚实、善良)，他告诉弗兰克，“如果一个犹太人忘记了《律法》，他就不是一个好犹太人，不是一个好人。”俨然如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训诫崇拜金牛的希伯来人。此外，莫里斯也体现“替罪羊”原型。莫里斯一生所信奉的犹太信条无异于耶稣身上的十字架。而弗兰克身上则体现出“浪子”的原型。《旧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述了了“浪子回头”的故事。弗兰克和这个浪子一样，经历磨难，甚至犯错才能成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莫里斯失去了儿子以法莲，弗兰克犯了错。但他悔改了，并被原谅，接纳，成为鲍勃家一员，可以他最终替代以法莲的位置，继承了莫里斯的家业。
其次从情节框架上看，弗兰克犯错——忏悔——获得救赎的情节架构，在《圣经》中屡见不鲜，可称为《圣经》的主旨，忏悔是获得救赎的途径。以斯拉因百姓与异族通婚认罪祈祷(《以斯拉记：9：1－15，10：1－17》)：先知指责百姓的罪恶，世间公理正义不存，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光明不见，百姓向上帝忏悔。承认“悖逆耶和华，犯有罪孽，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并最终获得了耶和华的拯救《以赛亚书：59－61》、《尼希米记：9：1－38》中以斯拉的“认罪祷告”也暗示出这一模式。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恶，悔恨曾经背离了耶和华。把律法丢在一边，杀害先知，不听诫命，违犯典章。忏悔之后，他们签署公约，约定必遵行律法。谨守一切诫命、典章与律条，从而获得了上帝的原谅。
此外，书中出现的一些象征也具有《圣经》关联。如牛奶与面包。送递员每天早晨给莫里斯送来牛奶，还有每天卖掉的面包圈。牛奶与面包象征着莫是里斯是社区的“维系者”，为邻里提供营养，他不仅是一个小商人，也实际上是社区的“道德维系人”。弗兰克在地下室忍饥挨饿时。以牛奶与面包圈为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穷困潦倒，饥寒交迫，上帝恩赐他们“吗哪”与“露水”，使他们能够继续存活。
四、对犹太理念的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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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国家体系创新。它不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存在性依据，成为当下中国行为的一种文化生态，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全面的制度创新、路径改革和价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参与入世后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整体进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转移，协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推进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张晓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入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我朝阳产业；(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我资源潜力；(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产业高端对我产业低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张晓明认为，鉴于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一种“后来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趋势，中国在制订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并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文化管理论文范文3
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必须进行文化观念的变革与创新。对文化的认识将全面改变我们对待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而文化政策则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
其次，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代表着当代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未来发展的方向。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总是在先进文化的开启和引导下向前发展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先进的文化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甚至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都是在吸纳先进文化（先进的社会观念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之后蓬勃兴起的。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迎接第三代生产力。这就是电子时代的智能生产力。作为当代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第三代生产力建立了文化与经济、政治，文化与科学技术交融一体的崭新关系。它强调我们在进入小康社会后，经济中的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下游化和需求结构的上游化。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重要规律。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到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综合横向比较分析结果可知：一国经济发展从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无疑将会走向服务产业、知识产业、创意产业、以至体验产业。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将越来越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文化管理论文范文4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文化管理论文范文5
1.打造以绩效为导向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员工的行为具有引导和牵引作用，对保障绩效管理的实施和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首先要从组织层面打造以绩效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利用绩效文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使整个企业从上到下都认识到绩效管理既是帮助企业实现高水平绩效、提供高质量绩效的有效工具，又是为员工提供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的合理方式，从而使高层到各级主管到基础员工都真正理解绩效管理的内涵，积极参与执行绩效管理。
2.认清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绩效管理经常被理解为绩效考核的延伸与拓展，甚至经常有人把两者等同，但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绩效考核只是绩效管理中的一个环节，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包括绩效计划、辅导沟通、考核评估及反馈应用等；其次，绩效考核侧重点为评价与判断，而绩效管理则侧重于未来提升；再次，绩效考核只是特定时间或者阶段开展的活动，而绩效管理贯穿于企业管理活动全过程；最后，绩效考核注重事后评估，而绩效管理则包含事前计划、期中沟通、事后反馈等。
3.优化绩效管理制度，强化培训企业推行绩效管理，先要从企业发展战略出发，结合自身企业文化的特点，选择适用的绩效管理工具，辅以相应的激励机制，建立相应的绩效管理制度，并不断优化。在推进前，要对高层管理人员、中层干部、各部门基础员工分别进行绩效管理知识培训，在推行过程中，各级主管要利用辅导沟通的机制对员工进行强化培训，并结合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应用反馈，把企业战略思想、发展目标、核心价值观、绩效文化等层层传递给员工，使之变成全体员工的自发行为，不断提高员工个人、团队、组织的绩效，加速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4.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在绩效管理应用中，完善的沟通机制至关重要，制定绩效计划时，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就绩效指标、目标值、考评方式上要充分沟通，确保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在绩效执行过程中，各级主管应高度重视对下属的绩效沟通辅导，以确保员工能够有效达成目标，而不只是简单的事后考核；考核结果出来后，应及时反馈给员工，并进行有效沟通，以达到未来绩效改进提升的目的，同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还应加强与其他部门主管间的沟通，把考核结果与人事调整、员工激励、培训开发等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强化绩效管理的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二、结束语
文化管理论文范文6
1.组织结构方面
由于学校的历史的原因，行政权利在高校里大行其道。高校学生业务的执行受到政治统治层次的控制，并导致高校行政的管理理念，管理者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则是管理的对象。现在文化教育质量管理机构在中国形成的管理如下：首先是学术办公室在教务处办公室的监管机构之下。其次，人员和业务设置在学工部的管理范围内。最后，学院成立的机构负责文化素质教育。多样性管理机构导致各高校在教育机构设置上各具自己的文化特色。
2.权力分配方面
从文化素质教育管理角度，高校学生的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高校教育处在一个多垂直控制管理范围内。文化素质教育及下属单位配有专有的人员。高校团委一般控制着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在文化素质教育实现的进程中，行政机关单位处在的主要地位，其能够有效地保护活动的开展。行政机关和学术教育权利间具有复杂性，应该进行细致划分。
3.保障机制方面
任何工作的执行必须建立保护机制才能够顺利实施改革。高等教育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需要创造高品质的教育文化机制建设，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项目，这是未来教育的一个概念，就应该体现在教育体系的草案，以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适当反应;参与文化素质教育中，在高校实施的各个环节里，学校的资源和“素质教育为主体的文化”成为核心要素，以形成内在的力量。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保障机制的形成，协调的组织，法规和规章及其他事项的所有方面的管理，以确保协调教育有序的发展。
二、高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管理体制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权利分配不均、行政化管理严重，权责不清、监督缺失：
1.权利分配不均
从高校对素质教育的文化教育、组织结构模式的权力上，不同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在跨文化管理素质教育上的突出问题是学术和行政权力的模糊权力错位。管理人员培训课程、文化、讲座和其他科学领域时，行政单位的过度干预，导致行政泛化。文化管理行政教育综合的弊端结果：首先是缺乏正确行使学术权利的方式。其次，行政弱化权力配置，学术界代表和其他有关各方的利益，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利之间建立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对文化管理教育必须实现和文化素质教育权利的灵活运用。
2.行政化管理严重，权责不清
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管理过程中，由于文化规范和规则在学校的不健全，管理效率低下。由于行政权力占有主导地位，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内的推广，使得文化素质管理教育与他们交织在一起，很难分辨。事实上，在文化素质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两股力量，在行政化的体制中，所有的操作最终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实施，这导致管理权力的冲突。制度的不健全、责任的不明确、工作效率不够高等问题一直存在。
3.监督缺失
所有的管理措施，需要强有力的，有效的监管程序，以有效确保目标不被拒绝，然后设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监管过程控制一直是素质教育保障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上，文化素质教育过程中忽略了目标，不重视学生群体的权力，缺少实施效果的反馈意见收集。在另一方面，文化素质教育部门已采取了行政部门为首的官僚机构，这种单向的管理模式，流程式的管理起不到有效的监督权。
三、完善高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管理体制的措施
完善高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管理体制的措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完善高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领导体制
按照教育部下发文件的精神，学校和教育的文化素质进行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作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应该深化文化素质教育，加强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特点必须建立有效的。为了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就必须提高教育学生的质量文化管理体系，并加强不同机构和共同努力，实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之间的协调。
2.明确高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管理权责
明确高校文化素质教育部门的权责，并以动态管理的方式管理责任和权利。目前受根深蒂固的文化素质教育的影响，相关职能部门的教育和文化分工越来越明确，权责分配越来越清晰。因此，高校文化素质教育部门的权责不清晰，主要是在协调细节上。因此在特定情况下，需要相关部门协调，及时纠错、及时解决，防止相同问题的出现。
3.规范管理制度，加强过程监督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在监管过程是素质教育保障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过程监督管理。在教育管理人员的过程控制应注意及时控制，在课堂上的行为，完整性教学和完善纠错机制。学生教师加强关系的建设，顺利开展活动，在发展领域的活动。考虑到管理机构有限的资源，需要及时的进行监测。可以采取集中管理教育的文化质量控制活动的执行。招投标的文化素质教育管理机构，并严格按照组织和活动进行审查。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