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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文化中国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置换;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当代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加速人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而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却是关键的关键。
一、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现——“于丹现象”
文化“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川。对于这一“复合体”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从而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便构成文化哲学的研究视0或使命。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基本规定范式、总体批判态度和理性重建勇气都是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创制”所关切所追求的价值鹊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重功能的圆融性理解和理性适度把握。一般认为，文化的适应性即对文化现象的认同;文化的规范性则指范导性的原则说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约、彼此牵制，共同模塑着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演进擅变。简而言之，文化是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发育积淀升华并反映人的本质性维度的“真实”存在。其一经形成，便通过“内化”作用承诺出不同的人生价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义。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内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得以传播，得以发用。
“现代性文化”观念肇始于16世纪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识统一性两大“神话”为哲学依据。一般来讲，其思维模式为二元对立或主客二分，价值逻辑上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方法论上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认识论上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社会历史观上高扬“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这一点已由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后的诸神不和”所隐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认，“现代性文化”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一系列领域的精心“设计”进程中业已彰显其功效，正如哈贝马斯所预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同时，对“现代性文化”的疑惧也绵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针对“价值一意义”真空地带的后现代文化“超越”之旅，尽管步履维艰，“样态”百出。而正是在这疑惧与建构中，“现代性文化”获得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和空间，从而在与社会大众的深刻照面后愈来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现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现自己现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这里所谓的“普遍理性”向度，不仅指技术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现象”的出现即为一范例。抛开这一夜串红、倍受青睐的浮光抨影，静心审视和反思这一文化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问到:这一现象背后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义?为何走红?如何解读?问题使人反思，反思使人发问。而发问本身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本体论澄明。
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
二、现代性文化的呈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性文化”自近代传播发育到中国以迄，“科玄之争”的阴霆就象幽灵般萦绕在我们心头，激烈较量，复扎博弈，成了挥之不去的争论话题。抛开“现代性”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人格”作价值承诺，客观公允地讲，“现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实践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价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寻根的“热情”。就个人层面讲，“现代性文化”撕裂了农耕文明时代地域性传统纽带和“程式化”社会关系，形而上的“文化一价值”认同危机由此而发，并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在“复兴”中获得“文化一价值”上的心灵阪依，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生态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看涨。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应获得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致的大振兴。这是时展的要求。而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衡社会发展、大众心理失衡和价值归宿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提供了生活的准则、行为的规范、生命的态度、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分化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公正原则要求重新定位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平衡的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丹现象”正是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向我们走来。可以说，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特殊“样态”，是中国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这也是文化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从大众文化与大众自身的精神需求处着眼，“于丹现象”的出场，以新瓶装旧酒的“工夫”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选择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尝试用古琴弹奏雅乐的时尚消费文化之路。这种大众文化传播与消费，以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文化需求和时展为契机，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呈现了“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虽然不免有“学术生态破坏”的质疑声。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读?谁来解读?曾经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何以与大众沟通?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即文化创新问题。
三、现代性文化呈现的条件
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生成置换，即融人“现代性”的阐释视阂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现代中国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而现代中国处在经济高速运转、文化商业化的伦理变迁之路上。
“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厘定文化现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批判范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人骨子里的最强音。然而，一当面对文化学人的种种努力，“不为者”对“有为者”不是振聋发馈的质问，便是以“作秀”的美名嘲笑，真可谓“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如此这般，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会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消饵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思想肌体中。也正因此，我们需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让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新焕发生机，以此为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养料和理论支撑。
文化现象论文范文2
摘要：生成课程力图摒弃预设课程的弊端，强调对话与合作，表征着未来课程发展的根本特点与主流方向。生成课程具有体验性、创新性和生命性的特点，它是对预设课程进行批判反思的结果，也是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课程回归生活的应有之义。生成课程的实现条件是：提升教师与学生的课程意识，优化师生关系，确立主体取向的课程评价观。
关键词：生成；生成课程；预设课程
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课程理论在极大地推动了课程科学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危机和人的危机。因此，在它由诞生到逐步确立起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就绵绵不断地出现批判者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又不约而同地指向其课程的预设品质，由此而涌现了异彩纷呈的诸多课程理论话语。正是这些多元的课程话语谱写着一部精心动魄的“多声部”交响乐，而这部交响乐又有意或无意地响彻流淌着“生成”这一主旋律。于是，课程的生成性问题以其富蕴的时代精神就日益浮现出来，让我们难以回避。这样，“生成课程“作为一完整的概念就应运而生。“生成课程”又称“呼应课程”，它是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贝蒂·琼斯提出的。我们认为，生成课程不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操作模型，而应理解为一种课程理念，也即以生成论思想关照课程，力图实现课程向生活世界的根本回归，它作为一种课程理念，具有导向性与前瞻性等特点。本文也正是力图以生成论作为理论背景与思想来源，并在与预设课程的多层面相互比较中，试图对生成课程的一些基本理念做一简要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课程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以及对我国的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以及特性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
既然生成课程以生成论为理论背景，那么就有必要对生成论作一简单介绍。生成表示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生成与预设相对，“预设”是指已经完成、已经完结。在当前，生成论思想虽然仍缺乏系统的哲学建构，但它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亮点。生成论是关于事物生成、演化过程和规律的思想，它坚持宇宙万物在本质上是生成的，它对世界持一种动态的整体性分析观点。
所谓生成课程是指：以真正的对话情境为依托，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持续相互作用过程中动态生长的建构性课程。这表明课程弃绝了“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而代之以“一切将成”，课程在过程中展开其本质，课程活动成为师生展现与创造生命意义的动态生成的生活过程，而非单纯的认识活动。以此为据，英国进行的开放课程，斯腾豪斯倡导的过程取向课程，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瑞吉欧—艾米利亚的“项目活动”课程，以及丰富的后现代课程理论都是生成课程的深刻体现。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课程学者多尔就认为课程是在师生对话中生成的，“适应复杂多变的21世纪的需要，应构建一种具有开放性、整合性、变革性的新课程体系。课程不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载体，而成为一种师生共同探索新知的发展过程；课程发展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不再是完全预定的，不可更改的。”澳大利亚学者布莫等人倡导的“协商课程”实质上也是一种生成课程，其课程内容方案的制定以及实施都是由师生通过协商合作而共同完成的，同时课程所蕴涵的价值、意义、精神也通过师生的相互理解而得以生成。我国当前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也从多层面内在地反映了生成课程的精髓，比如研究型课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成课程。
这样，在生成课程中，课程就具有了全新的含义，课程真正实现了由“名词”到“动词”的根本跃迁。课程不再仅仅只是已知的结论性知识，而是师生通过对话探究知识并获得发展不断生成的活生生的动态过程。预设课程虽然也讲过程，但是过程是事先预设好的，这样，课程活动中的创造品质和生成品质遭致根本丧失。在生成课程中，教材并非学生必须识记的静态的知识体系，它既非课程的终点也非课程的目的，而是点燃学生思维火炬的原材料，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课程资源。课程的内涵也不再是静态的过去时，而成为尚未完成的将来时，这样课程就具有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生成课程对“生成”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教育中人的重视，“成人”是生成课程的核心所在，其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完整生命个体的充分实现，从而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它是“学生中心”课程，而是一种“学生本位”课程，力图以“学生”为本位而内在地整合课程的社会与知识两维度，它虽然基于学生的生活世界、需要以及兴趣，但绝非学生的漫无目的任意的自发活动。生成课程力图从根本上消解现代主义课程范式的预设性和确定性，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思维方式，使课程不再具有某种固定的程序与模式。诚然，在我国当前的教育情况下，完全运用生成课程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生成课程以其过程展开中的丰富多彩而昭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因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吻合了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从而表征着未来课程发展的根本特点与主流方向。
（二）生成课程的特性
生成课程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所依据的生成论都赋予它崭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与预设课程相区别。
1．体验性
体验具有亲历性、个人性和默会性等特点，它根植于学生的精神世界。正是在体验中，课程资源才进入主体生成之域，学习成为学生的内部需要，成为一种愉悦的生命历程，课程的意义得以生成。实际上，如果课程只是让学生记住现成的结论性知识，而不经过学生理智的探险和思维的碰撞，没有对负载着生活意义知识的独特感受与深情体验，就很难讲学生真正掌握了知识，情意领域的发展也将无从谈起，课程本身具有的深层的丰富的意义也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生成课程的体验性在根本上体现了对课程的深层次理解。尽管课程自身涵义的纷繁复杂使得我们对课程的理解还远未达成共识，但我们从课程涵义的发展走向可以发现课程正日趋强调学生的体验性、生成性，其价值重心悄然发生着由“教”到“学”的嬗变。课程即教学科目等传统观点虽然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当今的课程学者更为关注课程潜在的生成和激发性能，以发扬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于是对课程的理解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课程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制度课程”，更为重要的还是“体验课程”。这就表明课程研究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课程开发程序的论争，而应将课程联系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生活体验中促进课程意义的生成。学生不再是课程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课程发展的主体，每个学生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创造性的建构“自己的课程”，学生个体获得解放成为课程活动的终极目标，并喻示着课程理论以及课程实践必将产生深层次的变革。
2．创新性
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创新的过程。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鲜明地体现了生成的创新品质。生成课程将学生视为未完成的生命体，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开放性存在。也正是“由于把受教育者看作开放的可能性存在，他们潜伏的创造力的发挥才具备了条件”。生成课程坚信每个学生生命中都潜藏着巨大的创造潜能，并力图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掘出来，其实施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学生的创造潜能不断得以唤醒与激发的动态过程，唤醒表明生成课程注重解放并依靠学生的内部力量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而非依赖外部的控制力量。由此而论，根据哈贝马斯的“三层兴趣”理论，如果说预设课程在实质上体现着技术兴趣，并以控制、效率为价值取向，那么生成课程则鲜明地体现了解放兴趣，它以通过学生的自主创造达到个体的自由解放为根本旨趣。
生成课程的本性不只是在于让学生获得知识的增长，而在根本上以弘扬学生的创造性以及解放学生的创造潜能为根本旨趣的。预设课程实际上是反对创造的，它简单运用工业生产的运作模式，预设了课程的一切方面，课程活动过程沦为一种平面化的工艺“流程”，而非具备发展性与创造性的“流”与“变”的和谐统一过程。预设课程强调课程内容“是什么”，而生成课程与预设课程的典型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课程内容视为“可能是什么”，也即强调师生对课程的再理解、再创造，他们通过真诚的对话探讨课程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也就是师生创造性彰显与发展的过程。此外，生成课程实施中所营造的宽松自由的氛围也为学生创造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支持环境，使得学生的心灵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并为学生创造品质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毕竟，我们难以设想压制与沉闷的氛围会培养出富于批判精神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因此，生成课程是学生创造性发展的不竭源泉。
实际上荷兰学者罗格霍尔的“多观点课程”就鲜明地体现了生成课程的创新性。该课程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传承，而是提供给学生关于现实的各种观点以及解释，促使学生面对不一致的观点，引导学生进行剖析，在各种观点碰撞融合之中拓宽视野，形成新的解释，在师生共同参与及对话中发展了他们的主体性以及创造性。
3．生命性
生命性实乃生成课程的灵魂所在。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完整的生命体，其根本目的在于“成人”，使学生获得作为人的全部规定性。因此课程作为教育中的核心要素理应珍视并善待生命，课程的价值不仅仅只是让学生获得丰富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从而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更重要的是在于彰显并提升学生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就意味着生成课程的实施过程是学生自我生成、生命力不断激发的过程，成为学生的一段生命经历，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的生成。他们的生命需要得以充分满足，生命潜能得以实现，生命独特性受到尊重，生命内涵不断得到丰富，生命境界不断得以提升，课堂也由此洋溢并涌动着生命的活力。
首先，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独特性。也即生成课程重视人的个性与差异，而反对共性与同一。个性与差异是人生成过程中的根本特征。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芬芳，每个心灵世界都有奇异的美丽，每个学生都作为独特的而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而存在，他是具体的而非抽象、不能被标准化的，不同的学生在认知、情感、性格等领域，每个学生都存在着个性潜能发展的独特领域和生长点，因此，正视学生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应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正成为世界教育领域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进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内在需要。课程改革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帮助学生“找到一条最能鲜明地发挥他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才能的生活道路。”预设课程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学生生命特性的漠视，当预设课程在预先设定了课程的一切方面的同时，实际上它也无疑预设了统一标准来要求不同的学生。而生成课程则鲜明地高扬起发展学生个性的大旗，从而将预设课程对标准化产品的追求进行了彻底摒弃，并力图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展。
其次，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完整性。也即生成课程坚持运用整体性思维或关系性思维，将学生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拒斥对学生生命的人为割裂与分解。因为，学生在课程活动中，是以一个完整生命体的方式而全身心投入的，而非只是局部性的参与，学生认知系统与非认知系统如鸟之两翼，只有和谐发展、比翼齐飞，才能作为完整的人而持续地生长。这样，课程实施不再单纯是掌握知识的认知过程，而是学生个体生命全面彰显与丰富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成为自我充分实现、主体性得以全面发展的生命存在。
二、生成课程提出的必要性
（一）生成课程是对预设课程批判反思的逻辑产物
生成课程的提出决非空穴来风，它是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预设课程所日渐暴露的诸多弊端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生成课程相对于预设课程而言，预设课程是科学世界观下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并获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支持。它信奉“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认为“事物发展过程、途径、手段和结果都是先在决定了的东西，过程的本质在过程之先”。预设课程以泰勒的目标模式为代表，它是由课程专家精心设计的、教师可以按部就班运用的课程，它强调课程是事先规定好的“跑道”，教师与学生的任务就是循着固定的跑道行进并到达预定的终点。课程的一切方面都被机械化了，它有着既定而明确的课程目标、固定而客观的课程内容、机械的实施过程以及封闭的课程评价，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输入—产出”线性程序，而课程中的不确定和非预期性因素受到根本忽视。对此，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的约翰·尼莫教授曾形象地将它比喻为“罐头式课程”。“罐头”的制作由课程专家负责，教师的职责在于将“罐头”（课程）取出，学生的任务就是吞咽这些可口或不可口的“罐头”。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它表现出对社会强烈的适应性品质而根本僭越了课程的超越性情怀，这样课程无奈地沦为社会所操纵的工具，学生也被塑造成工具式的角色，其主体性与个性遭致无情的漠视与践踏，其反思批判精神与创造能力出现奇异的匮乏。
因此，预设课程已难以满足当今教育发展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克服预设课程的传统痼疾，运用生成论的崭新理念作为突破口进行课程改革，已显得日益迫切。生成课程的提出旨在对预设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力图消解预设课程固定的线形程序主义以及行为主义外塑论模式，超越目标模式与过程模式对立的窘境，以丰富与深化我们的课程理论研究，并期望在课程实践中起到相应的改进作用。
（二）生成课程是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必然结果
课程观与知识观具有内在的联系性，知识观发生转变，课程观也必然发生变化，可以说，不同的知识观必将带来不同的课程观。建构主义知识观是相对于客观主义知识观而言的。客观主义知识观以哲学认识论为出发点，认为知识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反映的结果，并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等特点。这样，客观主义知识观就趋向于将课程看作向学生传授的知识体系，由此就决定了对精细的具体目标、标准化的测验等方面的极力推崇。预设课程即是这种知识观支配下的产物。教师将充当“知识搬运夫”的角色，其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灌输这种“客观的”“绝对的”知识，知识对学生来说只是冷冰冰的事实和无情的规律，学生在被动地接受到大量的知识的同时却根本遗忘了知识的意义与价值。
而在建构主义知识观看来，根本不存在“纯粹客观”“价值中立”的知识，知识只是对世界的可能性解释。知识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相反，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将不断地被革命掉，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知识并非主体对客观现象的“镜式”反映，它是在丰富复杂的情境中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生成的，学生也并非一面“磨光的镜子”或“白板一块”，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谁也不是确定的知识主体，也没有谁是知识的客体。这样，建构主义知识观就使生成课程具有了根本性的前提与依据。建构知识观影响下的课程目标就不能被认为知识的单向传授，学生也就不必将知识视为固定的、绝对的教条加以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在与课程资源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从而成为个体的教育性经验。这样，课程目标不是事先预设的，而是师生在教育情境中通过协商而动态生成的，课堂成为师生进行知识建构与发展的实验室，而非单纯授受知识的“讲堂”。
（三）生成课程是回归生活课程生态观的应有之义
当前，学校课程“回归生活”正日益成为世界课程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其根本目的在于克服“科学世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寻找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实际上，课程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才是课程意义生成的场所。课程“回归生活”既是促进学生生命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只有如此，学校课程才会真正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并满载着生活的意义。
人类有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也将带来课程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甚至表达方式等发生重大的改变。科学世界观代表着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也称为工具理性思维。预设课程正是从“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出发，对课程进行静态化的处理，从而构筑起了现代主义课程的经典范式。生活世界观蕴涵着的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是对本质主义思维的批判和超越，它具有如下特点：“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反预定……重个性、差异，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反工具理性……重具体、反抽象。”实际上，思维方式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对课程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有相匹配的课程体系。课程在本质上是生成性的，这就意味着课程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本质，其本质应是现实的与具体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孕育出了预设课程，而生成课程则是生成性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的深刻体现，从而也真正体现了课程的精神实质与根本旨趣。
因此，在人类思维方式面临转型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我国的课程改革必须摒弃严重疏离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而强化对生成性思维方式的重视，并通过课程培养学生的生成性思维方式。课程所涉各方是否具有生成性思维方式就成为生成课程是否真正融入课程领域的关键所在。
三、生成课程的实现条件
（一）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观
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表明课程实施的过程也是课程创生、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都会随着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境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做出调整。这一过程具有非线形、自组织性等特点。自组织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它是对学生内部力量的肯定并力求获得解放。实际上教学作为一自组织系统，干扰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因素是其得以形成发展与运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它将沦为一种僵化的封闭系统。因此，它不受固定僵化程序的限制，允许“意外”以及“错误”的发生，并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这样，课程实施就不再是一种确定的封闭系统，而成为一种充满变数的非线形的复杂系统。
由此看来，生成课程的实施对教师与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提升他们的课程意识。
预设课程的运行机制采取一种“防教师”策略，教师被排斥在课程开发之外而没有发言权，他们无权对课程进行变动，也无需思考课程问题，其任务只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致使出现课程即教材、教材统治课程的现象。在生成课程中，教师不再只是课程知识的被动传递者，而是课程主动的研究者和创造者，他不仅考虑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还要考虑为何教。这样，教师立足于真实的教学情境对课程进行研究与创新的活动由此展开，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也因此形成。
在生成课程中，学生也是课程的主体，课程的创造者、设计者和建构者，不再是课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课程的主动探究者，成为自我建构的文化主体，课程实施过程成为学生主动地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学生的个人知识、生活履历、直接经验等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学生逐渐由课程的边缘人向中心发生根本性的位移。
（二）“我—你”取向的师生观
由于本质主义思维固守着一种二元对立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预设课程中的师生关系表现出“我—它”主客体关系模式的特点。这一关系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致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蜕变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其生命的完整性被简单地看作单纯的认知体而遭致肢解。而生成性思维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它根本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在生成课程中，师生就结成“我—你”主体间性对话关系。“我─你”关系并非意味着“双主体论”，因为当“双主体论”将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学生为学的主体时，教师与学生相对于对方来说仍是客体，它实际上仍是一种隐蔽的主客体模式。
“我—你”主体间性关系是对“我—它”关系的根本否定，它体现了生活世界观下的关系性思维，在力图打破笛卡尔勾勒的“单子”式主体观的同时而更为强调主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这种主体间性关系消解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认识与控制关系，而代之以丰富的充满诗意的审美关系与精神关系。这样，师生也由抽象的主体落实为生活世界中具体的主体，他们从自我中心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而处于更为广阔的范围。在这种关系下，教师与学生谁都不是中心，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对方作为客体看待，这就真正将学生提升到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为生成课程提供了最为根本的条件。
同时，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也为生成课程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自由轻松的良好氛围。因为，它弃绝了了师生关系的不平等，学生不只是倾听者，教师也不只是言说者，二者都可以是倾听者与言说者，从而将学生从教师独语控制的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样，学生才可以自由想象并自由表达，课程内容才表现出具有多种可能的开放性，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引导者与激发者，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奴隶”，而是课程的理解者与创造者。
生成课程决非弱化甚至排斥教师的作用，而是相反，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成课程中，教师必须善于倾听。倾听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它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内容表现为倾听学生的情感、欲求、思想等。正是在“倾听”中，教师才感悟到学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从而树立起生命教学观。“倾听”决非单纯的听觉反应，而是意味着教师全身心地投入，以深潜到学生心灵的幽深之处，感悟其内在生命的震颤与跳动。“全身心”的“心”必须是一颗虚静之心，才能将学生的心灵从沉睡中“唤醒”，倾听到学生心灵中那具有深层妙境的“无声之乐”。师生在相互倾听、平等对话中积极思考并自由表达，从而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果实”。
（三）主体取向的课程评价观
预设课程持一种行为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这一评价取向有力地推进了课程评价的科学化进程。但是，其缺陷也相当明显，它奉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评价者视为主体而被评价者被作为客体，以致于被评价者的主体性受到根本忽视，它简单地运用量化方法评价复杂的被评价对象，注重的是评价的判断、鉴定以及选拔功能，致使评价的促进与发展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而生成课程评价强调提升被评价者的评价意识，以此充分发挥评价的教育性和发展，从而真正转到“为学生的发展而评价”上来。
首先，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对话性。这主要是指生成性评价强调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组成评价的共同体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协商对话进行评价，这一过程是个人做、群体评的循环回归过程，评价对象也是评价的参与者、评价的主体。它力求实现课程、教学、评价的整合，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生成课程评价的这一特性也吻合了当今世界课程评价领域的发展趋势。在美国著名评价专家古巴和林肯看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评价领域进入“共同建构”时期，认为评价的本质是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心理建构”。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是一种主体间性对话关系。评价标准往往由双方依据教育情境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协商制定，因此，其评价标准是生成性、对话性的。
其次，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动态性。生成课程的动态性决定了课程评价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评价开始前只是个大致了弹性化的一般标准，随着评价的具体展开，评价标准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课程评价标准固定不变，就会丢失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甚至会产生错误的信息而误解评价的对象。唯其如此，课程评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评价的动态性表明了课程评价的复杂性，并意味着生成课程的评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长期的交往，从而获得被评价对象真实丰富而全面的信息。
最后，生成课程评价具有整体性。预设课程的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奉行“还原论”并对完整的人进行原子式分解，而生成课程是以完整人的生成为根本旨归的，学生是作为整体性的生命存在参与课程活动的，因此就不能简单地运用还原论的观点对学生进行“标准化”的分析评价。评价应该是整体性的，它不仅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等认知方面的发展，还要评价学生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心理素质、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发展。
注释
[1]转引自应俊峰.研究型课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3.
[2]李伟言.试论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教育学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4).
[3][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4.
[4]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59.
文化现象论文范文3
关键词：紫线规划，历史文化遗产，风貌
1太原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在春秋时代，太原已建有城邑，称晋阳城。后相继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齐别都、盛唐北京，以及后唐、后汉、北汉的宫阙之地，素有“龙城”之称，太原有史可考的历史已有2500年。从宋朝初年毁晋阳城而重建，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这1000年城市发展的空间就在于旧城。历史赋予旧城丰富的遗产，纯阳宫、文庙、督军府等文物古迹众多，传统民居和宁化府、清和元、开化寺等老字号，记录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城西水系、拱极门遗址等古迹传承着历史的记忆。这些文化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太原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文明的进步历程，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后代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大拆大建已造成反映太原特色的居民区几乎消失殆尽；见缝插针现象屡禁不止，使原保护规划中的视线走廊造成阻碍；城内部分文保文物历史建筑仍被一些单位占有，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周边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方面，从不考虑协调；部分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而被当做破旧建筑拆除，如八路军办事处、裕德里民居、上肖墙民居等。清代的开化寺民居被数十户居民当做住宅；古关帝庙、圆通寺、以及散布在市区大量寺庙都处于无人问津的废弃状态，年久失修，日益破损，绿化建设严重缺乏。在太原旧城出现的大规模改造热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旧城居民的居住水平，对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城市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性致使名城保护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对旧城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作为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其发展速度较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对旧城改造的进程也加速了，在这种背景下，旧城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就变得尤为紧迫。
2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的编制
1)依据“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主城区的紫线控制范围。从历史和现代情况分析，太原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主要分布于主城区；从规划管理的角度，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即主城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划层次；从城市建设的趋势分析，主城区范围是建设量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保护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故紫线规划控制范围为太原市主城区范围内已公布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主城区范围以外的部分将来作为二期陆续进行编制。
2)通过现状调研和分析，从历史遗存的集中度、风貌的整体性以及规模的完整性方面进行了初步评价，结合与其他城市历史街区的对比，认为应将文庙历史文化风貌区、钟楼街传统商业街和坝陵桥街区作为三个历史街区。
文物建筑属于历史建筑的范畴，历史建筑还包括一些非文物的古建筑和优秀的近现代建筑。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的界定一般是指从l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建设的，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包括反映一定时期城市建设历史与建筑风格、具有较高建筑艺术水平的建筑物，以及重要的名人故居和曾经作为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建筑物。对它的评价标准为建成三十年以上，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可以确定为优秀历史建筑：a．建筑样式、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b．反映太原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c.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d．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e.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优秀历史建筑。这样主城区范围内划定73处历史建筑。
3)根据《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将历史街区紫线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核心保护区；指历史街区中由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应最大限度、尽可能地包含历史街区中保存着历史信息的遗存及载有真实历史信息的传统建、构筑物。建设控制区：指为确保历史街区的风貌特色完整性而必须控制的地区。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历史建筑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与历史街区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将历史建筑紫线保护范围分为绝对保护区和风貌协调区。绝对保护区指历史建筑本身，包括历史建筑本体及其围合的院落和必要的通道。划定的73处历史建筑的绝对保护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围合院落式建筑，一类是相对独立的建筑。前者多为文物单位，以传统建筑为主，采取建筑围合庭院的布局，此类建筑的绝对保护区必然包括建筑本体和院落空间。后者多为近现代建筑，采取现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以独立式建筑为主，其绝对保护区应包括建筑本体和相对围合的空间(如工人文化宫)，以及必要的通道和外围空间(如原市政府办公楼)。在划定绝对保护区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许多历史建筑l临城市规划道路，有些城市道路红线与历史建筑本体有冲突，考虑到历史建筑的不可再生性，依据紫线优先的原则，建议局部调整红线或调整规划道路断面设计，缩窄人行道。2)个别历史建设与规划道路红线存在严重矛盾。如校场巷工程师楼、川至医院、博爱医院等。规划综合考虑规划道路的层次及调整的可能性，依据紫线优先的原则，采取了调整规划道路或历史建筑整体迁移保护的方式解决。3)对于其他矛盾，如历史建筑保护与危旧房改造等问题，依据紫线优先，抢救第一的原则，严格划定绝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是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只重视历史建筑本体保护，而忽略周围环境，整体风貌协调的问题，主要考虑历史建筑的外部环境，控制一定范围内新建建筑与历史建筑的协调，保证历史建筑景观不受破坏而划定的区域。风貌协调区的划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索：
1)原则上要考虑历史建筑的观赏视线要求，避免新建建筑对历史建筑的视觉干扰，尽量保护历史建筑的原有环境格局和风貌。具体划定时，要结合现状地形地物，提高可操作性，为严格规划管理创造条件。2)由于历史建筑尤其是文物建筑周边大多是危旧平房区，综合考虑历史建筑保护与改善居住环境的要求，在一些具体地段，将风貌协调区划分为A，B两区，并提出不同的保护要求。A类地带：是为保护历史建筑环境景观而设置的地带。地带内只准进行绿化、小品建设及修筑消防通道，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对现有违章建筑，应创造条件予以拆迁，一时难以拆迁的房屋，可以维修利用，但不得增加建筑面积，不得提高建筑层数。B类地带：地带内建筑物的形式、体量、色调都必须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建筑高度原则上不得高于历史建筑高度。地带内邻近历史建筑一侧的建筑物和通向历史建筑的道路、视觉走廊两侧的建筑物，其形式、体量、色调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文化现象论文范文4
参考文献是说论文在写作过程当中引用的文献资料，是有准确的收藏地点的文本和档案等，论文中引用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依次书写在论文的末尾。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信息化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阅读借鉴。
信息化论文参考文献：
[1]边志新.管理会计信息化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2
[2]康世瀛，刘淑蓉.信息化时代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J].华东经济管理，2001
[3]彭炳华，信息化在管理会计中的作用.当代经济，2015(6).
[4]李红光，信息化环境下的管理会计探讨.管理观察，2012(7)：p.213-214
[5]张继德，刘向芸.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会计之友旬刊，2014，
[6]毕克新，等.制造业企业信息化与工艺创新互动关系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2（10）.
[7]赵迪.浅析信息时代设计的特点[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04）.
信息化论文参考文献：
[1]陈娅娜，鞠颂东.敏捷供应链下库存管理的财务影响[J].物流科技，2008.5.
[2]张琪.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会计信息系统的设想[J].会计之友(下旬刊)，2008.4.
[3]曹军.论供应链管理下新会计信息系统的构建[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7.10.
[4]周学广等.信息安全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3
[5](美)MandyAndress著.杨涛等译.计算机安全原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1
[6]曹天杰等编著.计算机系统安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9
[7]刘衍衍等编著.计算机安全技术.吉林：吉林科技技术出版社.1997.8
[8]（美）BruceSchneier著，吴世忠等译．应用密码学-协议、算法与C语言源程序．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1
[9]赖溪松等著.计算机密码学及其应用.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7
[10]陈鲁生.现代密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7
[11]王衍波等.应用密码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8
信息化论文参考文献：
[1]石志国等编著.计算机网络安全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
[2]周海刚，肖军模.一种基于移动的入侵检测系统框架，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32卷第6期2003年12月
[3]刘洪斐，王灏，王换招.一个分布式入侵检测系统模型的设计，微机发展.第13卷，第1期，2003年1月.
[4]张然等.入侵检测技术研究综述.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第24卷第7期2003年7月
[5]吕志军，黄皓.高速网络下的分布式实时入侵检测系统，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第41卷第4期2004年4月
[6]韩海东，王超，李群.入侵检测系统实例剖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7]熊华，郭世泽.网络安全——取证与蜜罐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7月
[8]陈健，张亚平，李艳.基于流量分析的入侵检测系统研究.天津理工学院学报，2008。
文化现象论文范文5
关键词：选秀；大众文化；辩证；批判
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向现代社会时，大众文化时代也悄悄的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到处都充斥着畅销小说、热门影视、流行音乐、广告艺术等大众文化现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应该就是各类选秀节目。以“超级女声”为起点，“超女”现象以来，关于“选秀”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有人认为，平民选秀助长了人们过分追求一夜成名的功利心和浮躁的情绪，同时也带来了拉票、造假、谎言、模式化、商业性过重等不良风气；还有人认为，平民选秀能够为那些平凡但有实力的追梦人提供了放飞梦想的平台，能够为“草根”提供蜕变为明星的机会。因此，我们不妨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大众平民“选秀”现象所处的尴尬境遇，然后辩证的分析平民“选秀”这一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一、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是西方的代表学派，他们的批判理论全面而深刻，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其批判理论中最富特色的主题之一。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等。而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即创造性的丧失。
其次，批判大众文化的齐一化，即个性的虚假。
再次，批判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即超越维度的消解。
最后，批判大众文化的控制性和统治性。
二、大文化批判理论视角下的“选秀”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的文化事业也逐步被推向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就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应如何看待文化事业的商品化趋势，如何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这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当“快餐”性质的大众文化正逐渐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消融在娱乐性的感官刺激的宣泄之中的时候，当“繁荣”的大众文化正逐渐销蚀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首先，“选秀”失去了文化内涵。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几乎是完全否定的，他们强烈的坚持精英文化。他们认为：文化生产领域中，量的劳动倾向于泯灭个性，现在不仅“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失去了意义，就是属于“下里巴人”的东西也趋向于标准化、模式化与类型化。尽管我们知道，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它应该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使用价值。它在受制于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具有传播知识、启迪道德、提高审美等功能。但是，从“选秀”这一文化现象不断升温来看，大众文化好像自身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其次，“选秀”抑制了个性发展。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这些论述，很容易让人想到像“超女”这样的选秀节目，经过海选、地区选拔、总决赛，又经过专家点评、博客点击、短信投票等过程进行层层选拔。这些选拔的赛制表面上看似很科学，然而，正是这种表面上的认识掩盖了其本身的标准化控制。
再次，“选秀”影响了精英文化。这种选秀的文化现象对精英文化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比如说，“红楼选秀”这个节目，许多选手只知道红楼人物的外在，而不知晓其内心，大众所热衷的只是海选、投票等形式而己，他们并没有接受《红楼梦》的精髓，他们所认识的《红楼梦》不过是披着高雅文化外壳的大众文化罢了。可见，这类选秀节目作为文化工业的范本，被标准化、程式化，在这里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正渐渐淡去，当人们自以为通过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拉近了与经典的距离时，却不知其实自己正与经典愈行愈远。
最后，“选秀”不利于青年人成长。近几年，选秀节目大批涌现。为了吸引眼球，达到高收视率的目的，部分选秀节目不惜利用一些低俗环节和恶性炒作，这对于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大众选秀有意无意宣传了这样一种观念：形式重于内涵，，机遇重于勤奋。通过大规模的商业化“造星”运动，使青年人潜移默化培植起“计较名利、信仰运气”的人生观。另外，选秀节目时间长，广告多，或多或少影响学生的学业。
三、辩证的看待“选秀”现象
然而，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文化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文化商品化、市场化既有对文化发展不利，即带来负面效应的一面，又有促进文化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和创造提供广阔平台的一面。因此，对于“选秀”这样一个文化事件或者说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情绪化的去批判，而是应该冷静的辩证的去思考、去分析。
首先，发展了大众文化，实现了全民参与。从某些程度来讲，类似“超女”这样的选秀活动，可以称得上是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巨大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仅源于活动主办方的操作，更是源于大众参与过程中各方面因素和力量的“合力”的作用。
文化现象论文范文6
“城乡居保”的出现，标志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包括“新农保”和“城居保”)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参保率从2009年最初的10．62%，增至2012年的76．58%。且中国目前已经实现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还解决了两大保险制度间的衔接问题，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全覆盖”成为中国推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下一个奋斗主目标。因养老保险的实际全覆盖不仅是养老保险制度成功实施的真实论据，更是降低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成本，实现规模效益，增强养老金抵御风险能力的强有力保障。但合并后的“城乡居保”，相对于“职保”而言，其缴费形式、养老金领取金额、养老金替代率等方面的总体保障水平在制度设计层面就相对较低，难以有效保障参保居民单纯依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实现“老有所养”的未来生活;而这种以“职保”为主、“城乡居保”为辅的互补并行社会基本养老模式，其差距性的体系设计既保留了劳动者就业积极性的机制激励，又保障了低收入居民养老的基本权利，被视为是效率与公平的良好契合，符合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短期内将难以变更。因此，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际全覆盖的实现将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二、城镇化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促进效应
(一)提升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诉求意识
伴随农民“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呼声愈发高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亦在不断扩展和深化，农民对于享受国民待遇的诉求亦变得日益清晰。相比农村而言，城市化生活往往预示着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物质条件、良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价廉质优的公共物品、更多的就业机会等，这些都吸引着众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以期待获得更加良好的生活品质。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以民工潮为主流的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且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的流动规模、流动速度以及流动频率都在发生着变化。如中国2000年流动人口规模仅为1．21亿人，2013年则增至2．45亿人，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6;若按照户籍统计，流动人口数量则更多，2012年人户分离人数就已达2．76亿人，跨区工作、学习、生活已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现代生活常态。但在中国现有户籍管理制度下，大部分区域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获得仍与户籍挂钩，致使流动人口在改善生活水平诉求的实现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阻碍。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入并非是单纯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市民化身份的转变，是人口城镇化向户籍城镇化的演进，意味着村民和市民身份差异的逐渐融合及消除、所享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的趋同，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意识的差距，激发全体公民公平享受国民待遇的积极性，提升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程度、接受能力和主动诉求意愿，以致将养老保险发展成为一种全民公共必需品，从而鼓励和激发更多的城乡居民投身于社会养老保险之中，促进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全覆盖的实现。
(二)降低城乡居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成本
城镇化道路的选择进一步缩小了城乡间的制度差距，平抑了中国人口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不同步所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有效缓解了城乡间的公平问题，降低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众多负面影响，也必将促成城乡均衡乃至“城乡一体化”的真正实现。针对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在《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还未实施之前，“职保”、“新农保”和“城居保”之间存在制度衔接断裂问题，许多人员基于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生活或者工作迁移选择，却引致原有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被迫中止或取消，造成参保人一定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不仅阻碍了部分人员的正常流动需求，还严重打击了流动人口对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积极性，对中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形成不良情绪。而当前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将更加有助于全体居民享受差异性逐渐缩小的养老保险服务，并有利于各区域间养老保险制度对接的高效推行，减少因人口流动而造成参保人养老保险金的损失，降低城乡居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成本，调动流动人口的参保积极性，为各种流动人口提供更加自由的养老渠道选择，解决人口流动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助于实现劳动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的无阻碍流动，以此优化中国各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实现良性循环。
(三)倒逼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言，无论是“新农保”、“城居保”，以及合并后的“城乡居保”，虽然与“职保”相同，也设定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但资金来源却与“职保”由企业与个人主要承担不同，其资金主要来自于个人缴费及政府补贴。而地方财政不仅担负着最低缴费档次的财政补贴责任、困难群体养老金部分或全部的代缴责任，为了配合中央要求，鼓励参保人选择更高缴费档次，还承担着奖励性财政补贴资金的支持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对于城乡所有居民而言，政府均具有无法推卸的提供义务与责任。但在中国财政分权及社会养老保险还未实现全国统筹的背景下，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财力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具体财政补贴份额有所不同，一方面，根据Tiebout的“用脚投票原理”，作为“经济人”的参保人会从利己角度衡量比较各种参保地区、参保方式、参保档次以及参保时间的利弊得失，从优选择更利于自身未来发展的参保模式和地区;另一方面，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本地区适度的人口规模增加，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各项制度的推行和运营成本，还可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平均供给成本，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再加上中国实行属地税收管辖权，会导致税源随着人口的迁徙而相应发生流动，造成地区间税收竞争和人力资本结构性的掠夺。这些都迫使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模式将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型，倒逼地方政府走持续、高效、健康发展地区经济的道路，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避免因城镇化过程中各种优质生产要素的流出，以稳定地方财政收入，缓解以致消除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缩小地区间社会福利差距。从长远看，伴随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将会逐步缩小，而“城乡居保”的合并实施以及地区间、制度间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障碍的消除，都预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必将实现全国统筹。而“城乡居保”作为社会基础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一部分，其个人效益也会慢慢体现，进一步激励和带动更多居民投身于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之中，从而实现全国整体参保率的提高。
三、城镇化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阻滞效应
(一)“职保”对“城乡居保”的示范性负效应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一直存在包袱重、投资渠道狭窄、投资效率低下、基金缺口日渐加大等问题。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所有养老保险制度均已改革为以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资金筹措方式，并努力做实个人账户，但由于历史缺口、养老金的运营管理以及退休人口规模的增加和新增缴费人数增幅的放缓等原因，养老金的未来缺口问题仍旧影响着参保人参保与否的决策。再者，中国当前还未实现养老金的全国统筹，虽然基于整个国家的层面，养老金的收入和支出不存在当期缺口问题，但若将各个省份分开来看，当期缺口与当期结余却同时存在。此外，城镇化的推进还加速了公众对于制度设计公平更高层次和深度的追求。如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养老金替代率的设定，以及财政对养老金的分担可能造成的隐性债务问题，这些都在加重“描绘”养老金缺口的可能性，甚至造成诸多参保人员对中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产生质疑，进而影响参保人员对中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信心。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化社会的推进，农民和市民的身份界限越发模糊，公众所掌握的信息也越发全面。对于“城乡居保”的参保人而言，来自于“城居保”的参保人由于其参保时间较短，且参保行为具有显著的从众特征，其抵御压力的能力较弱;而来自于“新农保”的参保人基于对“老农保”实施几近流产的“不良记忆”，和对于“新农保”先天的信心不足，面对收益率和完善程度更高的“职保”，城镇职工的退保现象进一步放大了农民对“新农保”和城镇非就业居民对“城居保”的不信任，再加上“城乡居保”过低的保障水平，参保人投保后再“弃保”的风险依然存在，“城乡居保”的实际全覆盖问题仍旧难以解决。
(二)城镇化建设对养老保险补贴的“挤出效应”
现行财政分权制度造成中国地方财政主体收入逐渐缩水的趋势，随着“营改增”范围的扩大，地方财力愈发紧张，再加上中国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与其财政利益高度吻合。而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理念又要求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逐步实现和整体供给水平的提高，这都依赖于地方财政资金的全方位支持。但短期内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可能会造成现有城镇内公共服务的拥挤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如住房问题、子女就学问题、交通拥堵问题、留守老人儿童问题等，造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下降或者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加剧。在地方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需对各种投资项目进行筛选，短期效益较为明显的项目往往成为地方政府优先选择的目标，基本养老保险这种周期长、经济效益不显著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则很难得到青睐。“城乡居保”中地方财政承担的奖励性档次补贴可能会因为本地区的财政压力而选择消减甚至取消，影响参保人的积极性。再者，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初期，往往具有征缴扩面的“运动式”特点。但“城乡居保”过低的养老金替代率虽然体现了国家对公众提供的社会福利和一定的社会救助特性，却缺少了社会保障的社会保险功能，制度设计本身缺乏足够吸引力。而社会保险制度一旦步入常态后，包括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培训经费等在内的各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广经费，由于缺乏健全的后期保障机制，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处于较大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难以有效保证“城乡居保”后续推广工作的正常进行，由此也就难以保障长期实际全覆盖的实现。
四、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不仅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还整体上有助于中国“城乡居保”养老保险实际全覆盖的有效实现，是促进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最佳途径。但由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受地区经济增长、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结构格局、政策导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各个因素间相互交叉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调控地区的产业结构格局，转变原有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城镇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参与、引导和配合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城乡统筹、资源节约、发展均衡的城镇化，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城镇化对养老保险的促进效应。
(二)消除公众对养老金缺口的认识误区
改革和改进“运动式”征缴扩面的养老保险推进工作模式，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宣传工作常态化。引导公众正确、理性解读中国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缺口、当期缺口以及未来缺口问题，缓解公众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可靠性和可持续性的质疑及担忧，避免公众对中国养老保险政策的不当解读而引发的悲观预期和对政府不信任的负面情绪的进一步膨胀，增强公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总之，通过及时、有效、透明的信息传递和政策解读，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改革拖延以及改革成本的堆砌提高。既全力推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又要全力促进中国养老保险实际全覆盖的实现，从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养老保险金的使用效率，达到公众与政府的“双赢”结果。
(三)多方位增强地方财力
地方政府的收入水平真实反映了地方政府长期可用资源的丰裕程度，预示着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城乡居保”养老保险的能力和可持续性。为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解决部分地区的“吃饭财政”问题，应把握财税制度改革契机，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一方面加快房产税的推出节奏，调整消费税的归属和增值税的分享比例，适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构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明晰各级财政的收入划分，充裕地方财力;另一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挂钩机制，依据养老保险缴费信息，通过纵向转移支付的方式，由省级自上而下合理分担比例，采取一般转移支付的形式划拨到地方进行基础建设，调动地方对流入人口的接纳积极性，形成公共福利与经济增长的互惠互利。
(四)尽快实现全国统筹养老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