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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1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务的形势,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大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正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基础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场取向”不够这一原因,产生了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我国经济在迈上新台阶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拓宽改革攻坚的层面,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成就伟大,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趋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减少的同时仍有相当数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显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视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
三是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配套的诸多新课题,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
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历史台阶后的新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所依据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30年改革所集中针对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因此,转轨取得初步成功后,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就必然成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建立科学发展观体制保障为重要内容,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呼唤的。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改革开放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实际上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解决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这两个方面,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经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转折。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完善体制是继续完成“市场取向”为基础的“完善”,也包括更广泛和深刻的新内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决“更好”的问题,就是“完善”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改革发展协调性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与重视民生的配套性问题;更好地在体制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国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带有很大的初兴特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通过“完善”体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解决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好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问题,更好地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实现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为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连续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场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场取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继往开来的连续性。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决不能离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贯通改革开放过程的体制性基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实现协调统筹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注重民生为重点的多方面制度创新。这些向纵深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协调进行的。仅靠市场机制,固然不可能自发实现科学发展,还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但离开了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学发展。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基础性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环节仍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来推进。已经实现市场机制的部位,进一步完善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类微观主体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市场封锁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必须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协调,而不能离开这一取向。这就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是承继的、连续的,又是适应发展新时期向深度广度的拓展。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拓展和强调的新内容很丰富,其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二是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下对四个层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二、更加重视市场基础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发展观、市场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问题,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动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带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驾驭其“自发作用”,将会对社会效益与公平正义价值产生冲击,这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和工业化加速期相交汇的阶段,可能助推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产生积累。为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高度重视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建设,重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视公平,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重视公共服务行业社会效益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
围绕“重民生”为重点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交汇的改革,也是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民生领域的体制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关联的,不可能离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要靠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动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说,解决民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在这方面的改革,不仅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发展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就业制度创新、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文化体制创新、安居工程建设、直到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要重视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观,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与初次分配制度的关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调节的主要领域,是以公平性调节为原则的,当然调节的深度以不损害效益机制为限,我国目前仍有进一步加大调节力度的余地。在我国现阶段,完全依赖再次分配调节是难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伴随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城乡范围到位的保障调节。在这个历史阶段,分配体制的改革必须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实际上,群众对分配意见的直接感受也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次分配领域还是要确保效率优先,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须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规范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协调,要考虑分类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关注点,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农业、农民补贴,同时,适时研究农产品价格调控体制,稳定农资产品价格,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
要高度重视就业制度创新。就业既是经济层面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人文层面的事,体现社会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巨大压力的实际考虑,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仅靠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就难以支撑社会和谐与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既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利于带动就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既是长期压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当前现实压力,决不能因其长期性而忽视当前。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定问题,不能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指标,而应当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真正解决不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促进就业还要研究新思路。对产业工人、包括进城务工者,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加强劳动保护;对某些产业,包括内外资,可否根据产业特征给予劳动力数量的适当外在调控。该破产、该下岗、该裁员的当然还要进行,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应当扶持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教育、转业培训。就内外需就业结构看,我国在就业压力下,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支持了超常规的低价格出口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扩大农民工队伍就业状态,但这部分就业的过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为相当的国内需求,制约了与经济增长相应的国内需求增长,反过来也会制约内需性就业增长,这是需要与扩大内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新时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不够,突出体现在政府性资金直接投资项目数额偏大,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确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现阶段实际,对社会保障寄予脱离现阶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的口号,这同样是有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特别要更加重视城市低收入和低就业家庭,更加关注农村社保体系的启动建设。二是对养老医疗保障加大统筹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统筹层次,养老统筹到省,医疗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迁移所必需的社保转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转移方面加强协调支持和监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这里的投入并不能对应产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责
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生存型发展的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其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在体制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键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矛盾。不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国在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下,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于解决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问题。对此,我国已经启动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出台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决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发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的,大量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需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特征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新时期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时期是一体互动的。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着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但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如果仅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一些权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导的老路,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重点是要重视市场的约束机制建设。市场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激励导向机制、约束限制机制。两个机制都健全,才能构成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仅理解为激励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建设,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没有市场约束机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过去我们花费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不理想,问题在于体制、机制的角度研究不够。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例如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未形成、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财税体制不健全等重要问题,要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强市场主体自身的各项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内在约束机制。市场本身就有约束机制,但还要通过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机制的健全才可以实现。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加强市场秩序与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政府“经济调节”也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日趋突出等,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动解决,这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须健全符合需要的经济调节制度。实际中,对部分高耗能行业投资过热、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方面的调控办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这也是基于当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基于市场调节,又不放任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所谓带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即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对某些重要环节按产业导向意图设置制度性调节机制。一要探讨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解决资源浪费无节制问题,税费的办法、处罚的办法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础还是要建立资源产权制度,使资源形成产权约束。我国的矿产资源、城市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资源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尽可能在市场基础上设置经济调节的制度性节点。减排要探讨设立排污费用制度,排污必须列入企业成本,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节能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建立有效的价格分摊制度等等;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仅靠计划、项目、处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规范土地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使用和流转办法。
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工业化已经推动并形成强大的城镇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体制没有相应转变,城镇化又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6157万,占总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如果减去1.5亿经常性进城务工农民,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变为30%。这一数据距离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88.3%的工业化参照数据相差甚远。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城镇化空间,但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顺畅地释放出来,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是―个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问题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除,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延续,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某项体制变革来即刻改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已经滞后,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经济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户等重要体制上,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从人口构成看,如果只看三次产业产值,我国第一产业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城市的工业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但这部分工业对城镇化作用较小。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复杂局
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会抵消我们提高农民收入的种种愿望和努力,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现金收入之比逐年扩大,1985年为1.8倍,2007年扩大到3.32倍。近年我国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未能改变。这些说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进程必须逐步展开。既要反对不顾生产发展条件,把改变二元结构和城乡关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互动的阶段。有的体制已经具备了先行先试、局部展开的要求和条件。只有深化改革,适时出台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城乡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包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发展要融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必须得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城乡一体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探索适应市场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面很广,必须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进行探索,把握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
农村生产方式也已经蕴含深刻变革。有条件的地方正在促进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没有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不可能解放已经离土的农民,也就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很多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从“有条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条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离土的权利置换、并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孤立运行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了,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已到了非重视制度创新不可的时候。包括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宅基地确权与农民进城后的流转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确实要保护耕地总量、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也要在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相衔接方面积极探索,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基本内容是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只有让进城务工农民逐步转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种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转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农民工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但身份转化的工作也应当逐步推进。
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城市化、城镇化管理机制。目前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多元目标之间缺少统筹。例如空间布局问题,应当统筹我国主导各类空间布局的规划和法律体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功能区设计为主导,加入城镇化布局的考虑,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也要在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统筹考虑,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统筹协调。
五、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会自律、基层自治机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触及,但并未提高到战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务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把自律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社会体制,也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体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就必然会过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终也就难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运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及时解决化解的矛盾,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时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法制的基础上由社会自身调节矛盾利益。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发展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是必然的选择。
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转轨,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当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观调控的配套等等,但这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就不能顺畅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使很多本应在市场基础上由社会自律协调解决的问题维系于政府的干预,也必然不能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重要改革领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体制更具有基础性的改革。不要以为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只存在于社会领域,它的基础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比如现在推出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四个分开”,“四个分开”显然是必要的,但实际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关系上缺少更为基础的前提,就是把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摆上更前置的位置。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把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协调解决的事项移交给中介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否已经具备条件,需要实现政事分开的中介组织目前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没有改革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2
近年来湖北省以高能耗低效率的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所在,随着“两型社会”的提出,转变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快平稳增长成为湖北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为实现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制度的创新发展是势在必行的,本文通过分析湖北省现有工业经济的道路发展,揭示了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制度问题,为建立“两型社会”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湖北经济;工业经济;经济制度
1引言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制度安排的效率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能否快速转型取决于其内在的制度是否能匹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进程等多方面的内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粗放经营为主的高耗能,低效率模式,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集约型经济为主的低耗能高效率的模式。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把意识形态、产权结构以及政府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对长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制度因素尤为重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于政府制定的制度安排及政策保障,舍弃政府的制度供给及政策制定,政府也就无法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甚至管理,因此,政府转型也必然体现为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的革新。政府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向低能耗,高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其政府职能,因地制宜的制定与时展潮流相一致的经济制度。本文通过对湖北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及制度的分析,找出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制度的创新不仅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同时政府政策制定也要适应经济发展,最终为湖北省建设“两型社会”提供理论参考。
2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及经济制度背景分析
2.1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背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湖北省形成了以工业为支柱性产业的经济发展格局,工业和制造业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但是自2008年经融危机以后,湖北省的工业经济虽然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速,但增速回落,下行压力增大,截至2012年湖北省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2931.5亿元,增长16.3%。湖北省为遏制经济下行趋势,着重打造武汉和十堰的工业化城市经济,其中武汉工业投资居全省第一,启建中华科技产业园,提速“工业倍增计划”,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随州计划打造中国专用汽车之都,十堰大力推行工业兴市战略,实施“双亿工程”,建立工业园。
2.2湖北省经济制度背景以钢铁产业为依托的湖北省是我国近代工业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丰富的钢铁、石油等资源,基于这一资源禀赋优势和地缘优势,建国后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湖北得以成为中央政府重点投资的地区之一,在此基础上,湖北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制度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但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却仍停滞不前,发展缓慢,经济体制还是原来的以重工业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21世纪,湖北省经济体制开始转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仍是以高能耗,低效率的重工业为支柱性产业。
3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及经济制度现状分析
3.1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为加快全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工业整体竞争力,实现全省跨越式发展,湖北省在“十二五”规划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实现制造业的升级,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13年湖北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加大对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力度,工业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例超过43%。2014年工业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国,呈现出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态势,总规模不断扩大。
3.2湖北省经济制度现状自全国“十一五”规划颁布后,湖北省为全面落实这一规划,2007年起加快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达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经济及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2008年为落实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湖北省提出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同时加强科技创新体制建设,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十二五规划以来,湖北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国有企业,科技体制改革,以创新为核心,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是现有经济制度仍以高耗能低效率的工业为中心展开的,缺乏新动力,政策制定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估规划,经济制度没有贴合湖北省各城市的发展状况,不能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因此导致全省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武汉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过大,城市彼此间关系亲密度不高,每个城市没有形成自身的优势产业,不能建立品牌企业和完整产业链。
4湖北省经济发展道路转变中的制度问题分析
4.1全要素生产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被用于综合反映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其实质就是技术进步率。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界环境约束增加,全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出现下行趋势,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下行危险。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继续依靠以往的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不可持续。由于传统的经济制度及政策倾斜,湖北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比较低,资源的配置不合理,湖北省的这种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制度没有充分调动产业的积极性,产业生产率低,各大工业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投入产出比较低,产业的技术落后,竞争力薄弱。
4.2政府没有充分发挥在市场中的作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靠政府职能来实现,政府如果没有正确的制定政策,履行职能,那经济体制也不会完善。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缺乏市场一体化,竞争性弱,这都是政府在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没有正确的发挥其应有的职能,没有形成创新性投资机制吸引资金流入,政府没有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制定适合其经济发展道路的新制度。
4.3市场开放程度低,制度缺乏创新性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是以武汉为龙头,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但是各城市之间存在壁垒,城市间市场开放程度低,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产品的竞争压力小。湖北省地处中部,其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中国经济增长中心区域外,在政策上享受不到这些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也不能与这些地区共享资源开放市场,因此对其市场开放程度影响较大。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快,其经济发展不再满足外生增长方式,而是应该以内生增长方式拉动经济发展,经济不再满足低效率的粗旷型经济增长,但是湖北省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制度发展仍存留有原来的惯性,市场机制不完善,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小,市场竞争小,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等,正是这些制度和政策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5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道路转变的对策
5.1政府转变管理经济的方式,创新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法制的规范保障,因此湖北省政府应该及时更新思想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倡导“四低四高”的经济发展方式[5],转变以重工业为主体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方式,加大对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以解决失业问题,拉动全省经济增长。为建设“两型社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发展新能源产业,低碳产业,保持生态文明与经济可持续的平衡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上的引导作用,制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适应的机制,鼓励创新性产业的发展,努力克服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改革工业企业,增强企业竞争力和产品多样性,建立以创新型企业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加强企业与高校的融合发展,实现高校科研实力转化成创新收益。同时注重对全省产业的质量升级,整改低水平产业,发展高质量产业,在推行政策、制度时注重对现行政策、制度进行科学评估,使其符合湖北省的整体发展环境,因地制宜的实施各项政策。
5.2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产业近年来,湖北省工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规模经济水平提升,但是这种良好的发展靠的是粗放的、外延型发展方式支撑的,这种发展方式难以支撑湖北省跨越式经济发展。因此,湖北省应充分发挥教育大省的优势,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把要素投入产业转变为全要素投入产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环保产业和低碳经济,建立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竞争力,降低高能耗低效率的传统产业在经济中的比例,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加大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不仅要大力发展高新产业,更要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政策支撑,鼓励发展优质第三产业,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整改现有低水平的旅游业,结合高新技术,开发新兴技术含量高的新型旅游产业。
5.3打破城际产业壁垒,加快形成产业集聚破除城际产业壁垒,首先要实现城际间的城镇一体化,因此湖北省要大力推动二级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加大对二级城市的政策倾斜,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二级城市与武汉市的经济差距。湖北省要想实现产业集聚,就应构建湖北省的整体产业格局,以水资源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新能源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密集的产业带,同时开放合作,促进武汉市与其他城市的互动交流发展,形成产业的跨区产业链,争取早日实现产业园模式。更加积极的推动城际列车等道路建设,改善武汉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交通状况,节省经济成本,吸引企业投资。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集中的优质资源更多,为早日打破城际产业壁垒,应进一步的开放资源,让渡部分利益,在维持自身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6结论
湖北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主要是依靠工业的转型实现,现有工业的高能耗低效率阻碍了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不高,产业技术创新优势不明显,城市间城镇化差距大,产业壁垒存在,难以形成跨区产业链,工业产业园无法形成,产业集聚的作用发挥不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湖北省政府不仅要从自身的职能出发还要从市场出发,制定新的政策制度,努力抓住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发展机遇,积极推进全省工业经济制度的创新,着重刺激产业创新能力,增强创新科技投入,着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全省资源的优化配置,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促进其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型,早日建立“两型社会”配套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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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3
一、创新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一)发展城市循环经济
城市应当以创新为驱动力,将节能减排原则渗透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在煤炭、冶金、化工、石油、建材、交通等六大高能耗行业中制定低碳经济约束性指标,强制其引入低碳经济技术,力求发展城市循环经济。城市应当改变能源供给方式,将原本的碳基能源转变为氢基能源和低碳能源,促进城市实现低碳和零碳经济发展目标。
(二)将“城市矿山”作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城市矿山”是指城市中能够回收再利用的电子产品、废弃电器和其他废弃物资。政府应当出台政策措施,引导城市重视对“城市矿山”的开发和利用,不但可以有效节省冶炼矿石和开采自然资源所需求的能源耗费,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三)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导致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产业难以持续发展、经济出现衰退等严峻问题。所以,我国应当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战略,从而引导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倡导发展低碳行业
(一)积极倡导低碳建筑
低碳背景下急需转变城市消费观念和经济生产方式,不断运用和创新节能减排的技术推广低碳建筑,如屋顶节能技术、门窗节能技术、外墙节能技术等。同时还应当加大新型环保节能材料的研究力度,为构建低碳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二)倡导低碳交通方式
低碳交通是指人们在日常出行时选择低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目的在于降低整个城市交通的碳排放量。当前,城市低碳交通以地铁、公交、轻轨等交通方式为主,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低碳交通的宣传力度,积极倡导城市居民使用低碳交通方式。此外,由于自行车属于环保、无碳排放的交通工具,所以也应当将其纳为城市短途的重要交通方式。
(三)建设低碳工业
低碳工业是指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模式。低碳背景下,城市应当致力于发展低碳工业,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变传统工业高能耗、高排放的生产方式。鼓励低碳工业使用新型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以此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还应建设低碳化、循环化的新型工业布局,将清洁生产原则贯穿于工业生产的过程之中。
(四)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减少碳排放不仅是政府、社会的责任,而且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城市居民应当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维持高质量生活标准的同时最大化地减少使用消费能源多的产品,居民要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尽量降低对能源的消耗。
三、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
在低碳环境下,为了能够真正做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推广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的使用。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仅依赖于调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不够的,应适当加大绿色能源的推广使用,并相应地促进太阳能、生物能、海洋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由于这类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出CO2,故此能够有效地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据相关研究表明,若是以核电代替煤电,大约每年能够有效地减少CO2排放约18亿吨左右,这一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推广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经势在必行,如使用风电、核电、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等,来达到降低CO2排放的目的。对于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应给予大力的支持,并适当增加财政补贴,积极鼓励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四、发展低碳技术
所谓的低碳技术具体是指能够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新型技术,主要在以下领域内有所应用:新能源及再生能源、节能、二氧化碳捕捉及埋存、煤炭的清洁利用、油气及煤气资源的勘探等等。低碳技术目前已经广泛涉及多个部门,如建筑、交通、电力、化工、冶金、汽车、石化等。在低碳技术的开发上,英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洁净发电、低碳交通以及可再生电力等;日本则不惜投入巨资对潮汐能、地热能、氢能等进行研究开发。而在我国可以说低碳技术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也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之所在。为了能够获得国外先进国家在低碳技术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建立清洁发展机制来予以实现,其优点在于成本较低,但却很难获得核心技术。同时我们也应不断进行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短期内效益较高的低碳技术开发生,特别是应当针对目前我国重化工行业能耗较高这一问题来开发新技术,以降低其能源消耗。
五、结论
总而言之,在低碳背景下,城市应当将低碳经济作为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行业、使用新能源、开发低碳技术等措施,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的目标,从而推动城市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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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佟新华,孙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J].人口学刊,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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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4
关键词:中小城市;房地产;经济周期;分析
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房地产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产业,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环境,也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载体条件和重要投资环境。可见房地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密切性,分析房地产业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和焦点话题。
一、中小城市房地产
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城市数量增长了4.1倍,城市面积扩展了4倍。中国城市数量近700座,城市化率达到了36.9%。城市的扩张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产行业,中小城市房地产落后局面,蕴藏着难以预知的商机和利润。
(一)房地产公司到中小城市发展的原因
大的房地产公司在大城市寻找新开发区域很难,国家对土地政策的调整,使得大城市的土地变成了稀缺产品;中小城市确实需要一些大城市的开发公司给他们带去新的住宅理念和小区物业管理的模式,大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小城市具有不可竞争的优势;大的房地产公司为了更好的开疆拓地,有意识的将品牌向全国性拓展。
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产的发展,由于大城市房地产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房地产界将目光开始向不发达、可开发潜力大的中小城市转移。中小城市多样性、复杂性大,发展规划难度大,想要到中小城市发展的房地产商要充分考虑异地发展的困难和风险。
(二)中小城市发展房地产的问题
大房地产商在中小城市进行一些新设计的项目投资,为中小城市的房地产起到示范作用,这是一个方向。不仅对地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能帮助中小城市走出落后的局面,改变中小城市民众的居住环境。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发展基本不理想,住宅小区的规模都很小,合理规划和正规物业管理的小区概念没有形成。中小城市目前房地产的滞后导致了城市无特色和极大的资源浪费。中小城市不仅需要好的房产项目来支撑城市形象,改变居住环境,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合理规划。
二、城市房地产经济周期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率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高有时低,这样经济总量在时间序列上总会呈现波浪式上升或下降的波动现象。这种具有不同表现特征的经济波动便会构成所谓的经济周期。这种呈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会直接影响到各种产业经济的发展,会使其出现同样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房地产业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周期波动现象。但与其他产业经济不同的是,房地产周期波动现象受着一定的外部宏观政策和内部行业经济的影响,给其波动赋予了一定历史意义和经济意义。
城市房地产规模与城市竞争力的各个表现指标都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房地产业规模大的城市,其竞争力也较强,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是不确定的。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会导致城市经济较快地增长。但是,若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有效需求,就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城市经济的低效率,也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从房地产周期的成因看,我国两次房地产周期波动均有国家重大经济政策或房地产制度改革背景,因此,我国的房地产周期其实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房地产周期具有显著差异。
我国房地产业既处于产业恢复期,又处于宏观经济高速成长期。在多数时段,波动并不是因为供求关系变化形成,而是由于在需求拉动之下,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引起宏观经济失调,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结果。
三、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周期
我国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基本实现市场化,但离完全市场化还有很大差距。东南沿海城市房地产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中西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浙、广东等地区的城市的房地产业市场化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转(一)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良性发展
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的具体衡量指标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动、垄断程度等指标表现相对较好。从各指标纵向来看,11项指数得分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动、垄断程度这几个指标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得分较高,也就是70%的市场化程度以上。在公有制经济、市场健全度、诉讼保障方面,35个大中城市整体表现中规中矩,大多数城市得分达到了6分,基本上达到了市场化的要求;在市场秩序、政府服务、价格管制、审批管制整体表现相对较差。指数显示虽然体现出一定的进步,但与国际上的先进城市相比仍然较为落后,这意味着这几个方面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掌握规模、找准定位发展,促进良性发展
投资中小城市房地产无论是对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居住理念都有好处,但是不建议大规模的建设。单位分房、私建房占据了中小城市居民住房市场的主流,另一方面房地产公司的进入中小城市多为异地投资。异地投资的风险大,但是利润的诱惑吸引着房地产商们蜂拥而至。
入驻中小城市一定要找准定位,房地产公司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着管理,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政策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土地政策。我国目前土地政策已经落入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恶性循环。宏观调控的三个不准——2004年12月份前不准批地、不准立新项目等等,都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眼下我国的土地政策急需改革,要从税制上、机制上解决土地管理问题,特别是大的房地产商到异地投资,常常受土地政策的影响。
(三)抑制炒房和空置现象,促进良性发展
大规模开发的背后,中小城市出现炒房和空置两种现象。现在的炒资已经对中小城市渗透过深。炒房和空置率的出现,其结果必然会是炒房的血本无归,空置的继续空置,最终贱卖。虽然在有规模的一二线城市里面,投资房屋其实是不错的一种赢利模式,且回报丰厚而稳固,但是在小城市尤其是经济极不发达的小城市里面就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欠发达中小城市,眼下几乎全部依靠内需来拉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没有非常大的外资流动和吸纳能力。
从欠发达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空置率和房价涨幅情况来看,持续近两年的房地产调控在这些城市里显然没有起到任何效应,绝大多数城市依然我行我素。宏观调控政策对此无济于事,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约束,这个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随着我国税制的改革,一些房地产商压在手里的空房实施缴税制度。这样可能会抑制房屋空置不受限制、无偿空置等的现象。
(四)建立完善的房地产市场体系,促进良性发展
这里所说的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指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场,而是指住房消费的三级市场。包括一级市场(也叫增量房市场,即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场),二级市场(也叫存量房市场,即可上市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市场),三级市场(即住房租赁市场)。房地产一、二、三级市场,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一级市场的房价是二级市场房价的参考及制定标准,二级市场房屋的供应量将直接影响到一级市场的供求关系,三级市场的繁荣也将影响一、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
总之,在中小城市发展房地产,有很多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和落实,科学定位、规划、投资的建设发展思路,是打破房地产市场任何不正常经济周期的关键。还要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要与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相结合,房地产市场要与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招商引资规模相结合,房地产市场要与市场需求相结合。这样才能促进中小城市的经济全面发展,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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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5
关键词:城市经营;城市规划;影响与模式
一、城市经营产生的背景与内涵
1.国外发展状况
上个世纪末期以来,针对传统城市政府管理模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西方国家开始探索改进城市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的路径和方法,首先提出了民营化的理念。以美国学者E·S·萨瓦斯为代表的经典著作《民营化与公司部门的伙伴关系》,从产生的背景、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刻、全面地论证了民营化是改善政府的最佳途径这一基本理念。萨瓦斯的论点充分证实并打破了传统政府治理中的一个误区,即“长期忽视服务提供和服务生产之间的区别,进而错误地认为如果政府放弃了服务生产者的功能,它自然就放弃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作者进一步说明“从狭义上看,民营化是指一种政策,即引进市场激励取代对经济主体随意地政治干预,从而改进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取消对无端耗费国家资源的不良国企的支持,从国企撤资,放松规制以鼓励民营企业提品和服务,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凭单等形式把责任委托给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私营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民营化的理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经营理念相类似。
20世纪70年代以来,萨瓦斯、普尔、斯潘等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对民营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80年代以市政服务合同外包为主要形式的民营化在美国普遍实施;在英国,民营化在70年代中期也普遍展开;受英美国家的影响,80年代许多西方工业国家都先后开始了民营化的进程;80年代末拉丁美洲等国家也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民营化政策。
2.国内的发展背景
在国内,民营化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97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但城市经营的理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由城市政府提出来的,实际上它的产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不同领域的具体实施。据《中国经济导报》2002年1月19日的报道,大连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用经营的眼光看待整个城市资源,第一个把整个城市资源当作国有资产来经营。”1998年9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在上海召开纪念20周年研讨会,汪道涵会长在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城市经营就是城市政府需要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引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理念,既要学会做一个城市发展的监管者和引路人,又要像经营一个企业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决策者和经理人,前一个角色是为了使城市的发展尽可能做到规范、有序;后一个角色是为了使政府和社会能够实现投资良性循环,有发展后劲和可持续性”,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讨论“城市经营”概念。
近年来,在城市经营理论的争论和发展中,城市政府按照各自的理解,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城市经营实践。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2004年5月1日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全面实施,不仅促使政府提供服务的独家垄断局面被打破,也标志着国家政策层面上对城市经营的推动,从而肯定了城市经营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3.城市经营的内涵
城市经营在理论界的讨论已多,对城市经营的内涵、性质、主体、客体、目标等说法不一。结合多位学者的关点和大量的实践活动,可把“城市经营”定义为:它是城市政府依据城市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谋略和行为方式;是运用市场机制,充分挖掘、合理开发资源,组织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是以提高城市的总体功能、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为目标,优化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
在城市经营的客体中不仅有土地、基础设施等有形和显性的资源可以经营,同时也有如政府的政策指引、规划权这样的隐性资源可以用来经营,但城市中也有许多事物是不可经营的,如防灾设施——防洪堤等只能妥善管理等。“城市经营”概念的提出,其主旨在于冲破传统的“城市管理”的思维与模式,用新的“经营”思想和运作方式来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时,“城市管理”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需要不断变革和发展,才能与“城市经营”理念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因此,如何在发展中科学、适宜地结合新形式、新理念,才是未来城市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城市规划的内涵与现状
1.国外城市规划的内涵与状况
“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先于我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建立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制化的规划管理系统,在这些国家使用‘城市规划’或‘规划’术语时与我国的用法有较大不同,他们所认为的‘规划’实际上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含了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与乡村规划,也称空间规划。他们空间规划的内容也较我国的城市规划的内容宽泛和综合,非常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在学术层面上,而且在政府体制的构架中也往往对规划有综合性的考虑。”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规划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在土地使用和空间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一种平衡社会集团或个人利益的手段。尽管它在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结构的规划体系,但其目标可以说是相似的,即在城市发展中维护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护自然和文化的遗产,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城市规划不仅是一种政府行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技术行为,更是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的一种综合研究行为。
2.国内城市规划的实施和面临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规划的任务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所作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
实际上它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工程实践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模式,它在具体的设计和操作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它现有的静态设计理念无法满足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它的城市空间布局没有充分体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变化,如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城市,需要规划、建设、投融资、体现公共利益和服务多方面的协调和统一,而现阶段的规划工作内容在可行的经济、战略分析上分量欠缺,缺乏投融资宏观上的定位等,使城市政府在实施规划方案与管理中出现较多不协调的问题。
政府依法委托设计部门完成城市规划的工作,然后依法报批,程序复杂,时间较长,在整个过程中又会遇到许多重新安排、规划等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一些说法“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规划,满篇鬼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问题的由来。随着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以及各级政府对规划的重视,这种情况将会得到逐步改善。
3.我国城市规划事业面临的挑战
(1)面对未来城市发展的要求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城市规划,是在总体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描绘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蓝图。规划未来的现代化城市,仅有工程技术知识和审美的追求是不够的,必须强化城市经营的理念,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做到城市资源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为城市经营创造良好的空间环境和经营环境,这为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面对法律权威的挑战
我国各级政府的很多城市规划成果都是为了完成行政命令,或者在规划过程中重视了,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不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规划专业需要从静态到动态、从地面空间到地下空间延伸的转变,充实经营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的规划从评审、报批到规划实施,都缺乏一套有效的法制程序和监督机制给予保证,尤其是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城市政府在有法可依的法制框架内,如何将城市资产和资本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是城市发展与管理急需研究的问题。
(3)面对公众福利的要求
世界银行(2000)《增长的质量》一书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要重视数量上的增加,更应注重增长质量。联合国对人类的发展也提出了公众福利问题。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是如何改善公众福利,而我国则不仅需要福利,更要解决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吸取新的发展观,使城市经营理念与规划有效结合,发挥两者的最佳效果。如城市的公共设施和福利,有些是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领域,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规划保证公众的基本利益,促使政府为民所为,不仅解决现实发展的瓶颈问题,更保障了积极、长远的效应,有利于全社会更健康、更有质量的发展。
三、两者的相互关系分析
1.城市经营理念的产生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城市经营与城市规划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城市经营发挥其驾驭市场的能力,成为贯彻城市规划的重要理念和保证;而城市规划利用其综合的观点和整合的能力,规划好城市的空间布局,将有助于防止城市经营中出现不顾大局、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短期行为。城市经营理念下的城市规划将会:
(1)提高城市规划的可操作和可实施性
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各项经济设施、社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部署。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结合城市政府经营的思路和投融资计划的考虑,科学引导城市土地的开发和使用,合理确定开发时序,使城市政府有条不紊地顺着确定的目标发展。
(2)兼顾了城市的短期效益和长远的整体利益
在规划过程中,考虑了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审查建设方案的优劣、建设标准的高低、筹资方式的利弊、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城市经营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城市规划的实施,常会受到市场经济利益的冲击,往往导致了规划的“变形”,只有通过正确的经营策略,利用城市规划在政府职能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为政府现阶段发展所需提供后备支撑,另一方面,也为城市长远的整体利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3)为城市经营奠定基础条件
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经营的好坏。一个布局混乱、交通堵塞、环境脏乱、景观破旧的城市,城市经营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难以获得良好的经营效益;相反地,发挥规划本身的空间规划优势,创造合理的城市布局、快捷的内外交通、舒适的居住环境、方便的服务设施、优美的城市景观,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的预期,为城市经营奠定了基础条件。
(4)为城市经营有形资产提供保障
土地是城市经营中最大的一笔存量资产,做好城市规划是盘活城市土地的必要条件。城市内任何一块土地,都需要对其周围的关系、功能、开发强度、交通、竖向标高、建筑高度、绿化系统和各种管线的连接等进行考虑,才能使这块土地便于使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又如城市的房屋、道路、桥梁等有形资产,经营者和使用者所关心的是它们的使用功能是否方便合理,外部环境是否和谐舒适,这直接影响着它们的经营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城市规划满足了这种需求,为城市的有形资产提供可经营的有利条件。
城市经营是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指引,而城市规划是城市经营的实施保障,两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为城市的管理提供了可靠、理性、有序的发展空间,符合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求,为城市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前景。
2.理念与方式融合下产生的操作模式
(1)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
所谓TOD,就是政府利用垄断城市规划带来的信息优势,对规划发展区的用地以较低的价格征用,接着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土地升值;然后出售基础设施完善的“熟地”,利用“生地”与“熟地”之地价差,平衡建设成本,带来城市政府持续发展的资本。
(2)SOD(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
所谓SOD,就是通过社会服务设施引导开发建设的模式。政府利用行政垄断权的优势,通过城市规划对城市功能进行空间调整和迁移,使老市区和新开发区通过地价差,都获得更新与发展的资金保障。很多城市政府出让老城区用地,通过城市规划的依法编制过程,达到了城市土地性质的转换、城市功能的转移、空间的疏解与优化,使得政府财政状况有较大的改善,为政府发展城市提供了资金保障。
(3)PSOD(Public-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
PSOD就是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具体就是通过城市规划的引导,合理规划出用地,在该块用地上通过投融资的方式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开发,达到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目标。
这些模式结合了城市经营的理念,通过了城市规划工作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形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实施城市经营过程中较为成熟的不同策略,它在不同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发挥着有效、实用和较为理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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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型城市化;对策;广州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46-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速。在全球化时代,新的全球市场、新的角色、新的准则和规范成为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化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技术人才等社会菁英和高等级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在城市的集中,使城市成为全球化发生地主要舞台,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国内外背景及其发展进程。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交织在一起,它们在每个时段的成果和特征也成为对方及彼此将来发展的现实背景。当前广州正处于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关键时期。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全面阐述了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是新时期广州全面增创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等方面新优势的重要环节,是提升广州城市竞争力、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因而,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动力机制作用就是通过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球市场来促进,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更基本的市场风险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等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和交易效率,推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等方面新优势,坚持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城市发展理念,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战略性发展平台实现重大突破,全力实施“工程”。
一、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使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区域节点或全球节点。当前,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层次的城镇体系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将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运行系统。在新世界,主宰世界发展的将是以国际大都市为中心的世界城市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中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现象:(1)服务业已经成为许多大都市区巩固新工业空间综合体以及带动收入和总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其中生产业的扩展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增长的主要特征;(2)多城市分布的跨国公司促进了新型产品的开发和产品市场的控制;(3)由银行、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顶层城市的高度集聚,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和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系统的节点。
在新城市经济现象和信息化社会的共同推动下,未来的世界城市化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即城市间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并逐渐形成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大都市连绵区将更加具有活力;在若干城市首位度极高的国家或地区,首位城市将逐渐主宰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事务。
城市化是 21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前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中国长期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中国所面临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应对WTO 给农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等,都有赖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当前广州正处于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关键时期。站在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高度,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来比较,广州在城乡统筹、公共服务、资源环境、核心竞争力、城市特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广州能否缩小与世界先进城市的差距,实现新发展、再上新台阶,事关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直接关系全体广州人民的福祉。在这点上,国内外的发展和广州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传统城市化模式已经走入穷途末路,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是广州完成历史使命的不二路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需要选择广州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二、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