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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1
以综治平台为切入点，改进工作机制
1.认识到位，增强合力。鼎城区确立了“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实行由分兵作战变为整体推进，由松散管理变为集中治理，由多头管理变为源头治理，形成了工作的强大合力。
2.责任到人，构筑网络。组建区、乡（镇）、社区（村）三级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网络。鼎城区委区政府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任组长，政法委书记、分管人口计生工作的副区长、公安局局长任副组长，区属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鼎城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领导小组”；每个乡镇成立了乡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站长由乡镇计生办主任兼任，副主任由综治办主任、劳保站长、辖区派出所户籍副所长担任；每个社区(村)设立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窗口，由社区（村）主任负责，社区（村）管片民警、综治副主任和计生专干协助，同时每个社区（村）聘请1～2名流动人口协管员，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网络格局。
以规范管理为着力点，严把“五个关口”
鼎城区委、区政府制定下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鼎城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考评方案》等文件，实行区直主要职能部门联合办公制度。
1.把好建档建卡关。对流入本地的流动人口，采取“拉网式”办法，区公安、计生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2.把好查证验证关。各级流动人口管理站对全区流入人口每季开展一次集中性的清查服务活动，对流入人口未持证的，下达催办通知书，限期回原户籍所在地办理证件。
3.把好查环查孕关。以区计生服务站、乡镇服务所和流动计划生育服务车为主，组织开展对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的查环查孕、生殖健康普查等服务，严把查环查孕关。
4.把好双向管理关。建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双向联系制度，大力加强与流出地之间的联系，已和邵东县、新化县等地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协议。
5.把好合同管理关。制定了《外出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协议书》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议书》，进一步规范了乡镇和流动人口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以和谐维权为落脚点，推进“四化服务”
1.服务方式多样化。全面实施“综合式管理、联合式办公、一门式服务”的工作运行机制。乡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和服务热线，实行“一条龙”服务，为流出人员办理全国统一的《计划生育婚育证明》，为流入人员做好《计划生育婚育证明》的查证验证。
2.宣传教育生动化。在流动人口集居地、集贸市场、街头巷尾设立计生宣传橱窗，方便流动人口阅读人口与计划生育报纸和婚育墙报。
3.健康服务市民化。把外来流入人口计划生育的服务全面纳入本地经常之中，实行与户籍人口同管理、同宣传、同服务，充分利用区计生服务站、乡镇计生服务所、社区医疗保健服务中心的立体化服务网络，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生殖保健“三心”(热心、放心、称心)服务活动，为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免费提供季度B超环孕检、免费出具计划生育环、孕检证明，免费提供计划生育基本项目的技术服务。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2
【关键词】 结核/肺;流动人口;就诊延迟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慢性传染病，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和频繁，移民结核病是发达国家结核病疫情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1]。我国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疫情仍十分严重，尤其是农村地区结核病发病率是城市居民的2.4倍[2]。本文旨在汇总分析我省城市流动人口中初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情况，发现此类患者诊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善和规范城市流动人群肺结核控制工作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流动人口指常住户口在农村、在我省11个社区市城区务工的农民，近1年离开户籍地累计超过6个月。近1年内于11个市级结防门诊、就诊于结防机构正在治疗的初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患者定义按照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符合上述病例标准的患者共有168例，其中男89例(52.98%)，女79例(47.02%);年龄16～72岁，平均年龄(46.1±1.5)岁;小学26例(15.48%)，初中学历83例(49.4%)，高中及以上学历59例(35.12%)。
1.2 方法
对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当地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等)、首次就诊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该部分患者就诊延迟现状。其中就诊延迟的界定：自始发症状出现到第1次就诊时间隔的天数>14 d。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5.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症状出现情况
168例均有咳嗽咳痰症状，其他情况见表1，痰涂片阳性者5例。表1 患者症状出现情况
2.2 就诊延迟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状况
168例中，有就诊延迟现象132例(78.6%)，并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因素均有关系。在症状出现后均首先到居住区附近药房自购药对症治疗132例(73.21%)，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9例(5.36%)，且就诊延迟天数均在14 d以上，仅有36例(21.43%)在症状出现后能及时就诊。自症状出现到首诊间隔时间(就诊延迟)6～754 d，平均43.12 d。自首诊之日至第1次被诊断为肺结核的间隔时间(诊断延迟)15～281 d，平均35.11 d，患者从出现症状到确诊为活动行肺结核间隔时间(发现延迟)平均78.11 d。168例中仅有44例(26.19%)接受过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其中132例就诊延迟患者多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结核病健康教育，见表2。表2 患者就诊延迟和其人口社会学指标
2.3 患者是否有医保与就诊延迟的关系
168例初治患者中有医保者(农村基本医疗保险)53例(31.5%)，其中发生就诊延迟25例(47.2%)，无医保115例(68.5%)，其中发生延迟107例(93%)。表3 医保与就诊延迟情况
3 讨论
3.1 就诊延迟势必造成肺结核患者发现延迟，而延迟发现期内由于传染性肺结核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而其周围人群也不知道其所患疾病具有传染性，这样患者不知如何避免传染他人，其周围人群，尤其是患者家人等密切接触者也不知到其病传染，最终造成肺结核的扩散，加大结核病疫情严重性。有研究证明，一个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每年能传染10～15例，本文结果显示，就诊延迟患者中，10.12%为涂阳患者，且延迟天数平均达35 d之多，且均有咳嗽、咳痰等症状，因此，在患者出现症状至少1个多月后才去就诊，在此期间可能已经造成了对其周围人群的传染。
3.2 本文结果显示，就诊延迟与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学历、家庭经济状况、医保等有关系。由于流动人口多为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支柱男性青壮年为主，一般的身体不适不能影响其正常工作，因此相应增加了患者就医延迟时间，且女性多与男性。在36例未发生就医延迟者中，28例参加了医保(77.8%)，115例未加入医保者107例(93%)发生就诊延迟，不难看出，医保能为患者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起到了促进患者及时就医的作用。
3.3 由于肺结核患者无特异性临床表现，临床上与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疾病较难鉴别，因此患者一般出现咳嗽咳痰症状后，自以为感冒而到药店自购药处理，从而增加了患者就诊延迟时间，兼有结病健康教育在基层，尤其是流动人群中普及面相对较小，对结核病认识不够，甚至不知道当地结防机构地址，也是造成患者就医延迟的一个因素。因此，建议：(1)应坚持全民健康教育与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教育相结合，对流动人群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工作[3]，使患者意识到结核病对自己和社会的危害，这样患者发病后，就会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就医[4]，提高患者自我就诊意识。(2)加大对基层卫生所和药店工作人员的结核病宣传培训，提高防范结核病和转诊肺结核人的意识。(3)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制，提高医保水平和覆盖范围。(4)地方加大对流动人口居住场所的管理，增加流动人口患者生活补助和交通补贴[5]，提高其就医主动性，减少就诊延迟。
【参考文献】
1 沈梅，梅建，夏天.重视当前结核病控制的主要群体.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03，15：104.
2 李拯民.结核病流行的新趋势.使用医学杂志，2001，17：11271128.
3 宋明学，田本淳，窦相锋，等.全国流动人口结核防治知识核心信息知晓情况调查.中国健康教育，2009，25：583585.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3
【关键词】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继续教育；农民工
一、广东产业结构转型及发展趋势分析
2006年广东经济发展既有量的增长，又有质的飞跃。量的增长表现为经济总量上升至全国的1/8，人均GDP跨越3500美元，财政总收入增加到全国的1/7；质的飞跃则由一组下降的数据来表现：分别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新增亿元GDP所新增建设用地“四个指标的下降”。这正体现了广东经济正逐渐步入质量型、效益性的增长轨道。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快速发展，虽然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属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状态。现在，资源问题成为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近几年，广东着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改变过去靠投资拉动、靠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释放创造能量，逐步进入创新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能耗下降阶段。
二、广东省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现阶段，虽然广东的经济发展还处于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就业门槛较低的发展阶段，但随着广东省政府逐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绿色发展道路的改革，产业内部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发展，对用工的要求会逐步提高，特别是对高素质的人才需求会更加明显。广东省现阶段的人力资源结构状况，对于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一）广东人口受教育水平低
从受教育人口看，广东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向中高层次方向发展，但文化程度低的人口还占绝大多数。五普资料显示，全省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57.94%，在全国只排在第八位，远远低于北京的77.50％和上海73.45%[1]。再从大专以上人口比重来看，广东只有3.88％的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在全国排在13位。这说明了广东省高层次人口比重偏低，人才储备不足。与总体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相对应的是，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存在同样问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例高达78.39%。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6.48%，大专及以上的占5.13％，虽然高中及大专这两个层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相比北京、上海、辽宁、江苏要低[2]。
（二）高素质人才、专业人才匮乏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要求
人才数量与质量是决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最直接地体现为人才的竞争。广东的高素质人才、专业人才是明显匮乏的。从五普及全国R&D资源清查统计，广东每10万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3560人，不仅远远低于上海的10940人，而且还低于全国3611人的平均水平。每万人拥有科技人员与工程师分别为26人与17人，低于北京、上海和江苏。从国际看，广东每万名劳动中R&D人力为18人年，日本为136人年、德国为116人年，差距巨大[3]。高层次人才的缺乏、创新力量的薄弱，将会严重制约广东产业结构的转型、经济发展缺乏持续的内在动力、受外生因素影响较大，这些都会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加强继续教育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广东的产业结构转型促使广东必须在人力资源储备上，尤其是人才资源的存量上与之发展相适应。广东现阶段的人力资源状况要适应产业转型的发展是比较严峻的。广东过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地的人才，这是因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缘故，但随着近年来像长三角、京津冀等有实力的区域发展起来后，人才的多向选择使得广东的人才储备受到挑战。外地人才流失、本地高层次人才匮乏，这对广东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改变人才投资力度、改善人力资源结构，加大教育投资是必由之路。
（一）继续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显现。人力资本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靠的就是教育。与其他要素投资边际收益递减不一样的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递增的，简单的说只要投入都会有回报，投入越多，回报越大。因此，从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下的现状出发，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继续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源的结构
继续教育是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人们提供的一个知识追求的平台。由于继续教育本身特点就是注重内涵的发展而不偏重形式，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不同层次，设置适应市场趋势与用工需求的课程和培训内容。
四、农民工是现阶段中国继续教育的主体对象,但不能忽视高层次人才培养
根据统计分析，我国近期内将有6亿多人必须接受新职业的培训或学习不同于他们原来工作的新技能[4]，另一方面，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所造成的劳动力供给问题逐渐显现。从2007年开始，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降到1000万以下并继续下降。“十一五”过后，中国就会开始面对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
（一）广东省是流动人口大省，必须加强继续教育发展以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
广东省是流动人口大省，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广东省产业结构转型，农民工的素质逐渐不适应广东经济发展的需求，提高农民工素质已成了广东经济发展人力资源质量的保证。
1.从农民工的素质看加强继续教育建设的必要性。根据五普数据分析，广东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体，两者共占比例为78％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3.19％[6]。这说明了广东的流动人口素质与广东整体的人口素质是一致的，整体水平低，高层次人才缺乏。从表1可以看出，接受过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的人员比例相加只占20.41%,远远不能满足广东省产业接受转型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求。
在现实中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技术熟练工人的缺乏。“民工荒”问题其实就是产业知识需求较高与劳动力素质低下矛盾的表现。从技术工人的结构对比更能看出这种供需的失衡状况，从表2可以看到，广东省的中高级技工是严重缺乏的，2005年，广东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总量达502.4万人，而实际满足需求的只有365万，缺口达130多万[7]，如果把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的初级工比例降低，这种供需失衡情况将会得到明显改善。技术人才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职业技术教育是继续教育体系重要方面，是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再教育形式。面对如今的广东技术工人的供需失调严重状况，职业技术教育应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战略性的举措。
2.从农民工的主观意愿看加快继续教育发展的可行性。构建继续教育体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知识不断追求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但要促进全面素质的提高，首先个人必须有需求，也就是主观意愿的问题。可喜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越发强烈。在2004年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指出，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有71.8％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但在这部分人中有76.3％表示愿意参加培训班。报告中还指出，掌握一定专业技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比例不断增加。从表3可以看出，比例增长的速度还有加快的趋势。从参加培训的方式来看，接近60％农民工是自己主动参加培训的，这个比例远远超过政府组织10.7%,企业组织30％这两种方式。这体现了广大的农民工观念已经开始转变，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学习”。
农民工培训也是继续教育的表现形式之一，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学习需求递增，提供培训的地方、培训的方式、培训的质量也需要随之改变以适应需要的变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储备。
（二）广东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刻不容缓
虽然农民工群体是现阶段继续教育的主要群体，特别是对于广东省来说，但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是不能忽视的。从人力资源结构分析中已经看到，广东省高层次人才的严重缺乏。过去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靠的是资源、政策、地理位置等外在因素，当外在优势逐渐消失时，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源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教育是最关键的因素。继续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中时限最长、形式最多、服务面最广、最为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期间，面对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速度加快的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继续教育承担着改善人力资源结构，调整人力资源布局，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责任。因此，创新继续教育模式、丰富继续教育内涵，提高继续教育水平，保证继续教育质量是新时期继续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5：人口转变与教育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周道春.广东人力资源与人才战略论[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黄培伦，李鸿雁.和谐广东中的人才结构问题[J].工业技术经济，2005，（9）．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4
关键词：重庆；房地产市场；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79-03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房地产业面临着转型创新的机遇和历史任铡D壳埃重庆市作为国家“一路一带”战略支撑交汇点、成渝经济区的重要增长极，重庆市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房地产业转型创新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2014重庆市房地产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展望重庆市未来房地产发展趋势并提出一些对策，从而促进重庆市房地产发展的创新与转型。
一、2014重庆房产交易现状
（一）2014重庆房产市场产品类型传统，房价及交易量均稳中有降
从2014年重庆市春季房交会和秋季房交会的交易情况来看，重庆市商品住房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55.17%，商品住房交易量占到所有房产交易总量的一半多一点，住宅仍然是房产交易的主要产品形式；而其中高层商品住房成交量占到住房成交量的82.58%，商品房的产品类型仍然较为单一，供给模式也比较单一。
二手房交易量占总量的16.77%，从二手房的交易情况来看92%的交易量是住宅，而首次交易住宅的交易量仅占总量的55.17%。由此可以看出，后期房产的市场流动性仍只有住宅比较高，其他类型的房产市场后期活跃度总体偏低。如果仅以房产的销售为主营业务，当住宅型房产的需求增速放缓以后房地产企业必将面临业务量的萎缩和业务创新转型的挑战。
2014年重庆市全年房产成交27.2万套，比2013年成交量下降0.2%。其中，一手房成交占79%，二手房占21%；住宅占比72%，非住宅占比28%。房交会交易量占全年交易量的2.8%。2014年重庆主城商品住宅建面成交价7 269元/平方米，相比2013年的7 781元/平方米下降了6.5%，相比2012年的7 038元/平方米上涨了3.3%。总体来说，重庆房价趋稳，变化幅度不大。
（二）2014重庆主城成交量集中分布于繁华区域，商品房类型单一
从2014年主城各区商品房成交情况来看，第一，成交量最大的是江北区，成交套数36 098套，成交面积274.49万平方米；第二，成交量第二的是九龙坡区，成交套数35 383套，成交面积275.47万平方米；第三，成交量第三的是沙坪坝区，成交套数34 142套，成交面积253.53万平方米；第四，成交量第四的是南岸区，成交套数33 163套，成交面积263.07万平方米；第五，成交量第五的是渝北区，成交套数28 671套，成交面积222.93万平方米；第六，成交量第六的是巴南区，成交套数21 835套，成交面积165.35万平方米；第七，成交量第七的是北碚区，成交套数13 807套，成交面积141.44万平方米；第八，成交量第八的是大渡口区，成交套数10 783套，成交面积69.36万平方米；第九，成交量第九的是渝中区，成交套数9 145套，成交面积88.39万平方米。
由表2可以看出，成交套数最多的是江北区，成交面积最大的也是江北区，而辖区面积最大的巴南区成交套数排在第六。从成交套数排前三的几个区来看，交易量集中在经济区位繁华的区域和教育大盘区域。由此也可以看出，重庆房地产市场主要的商品类型为住宅、写字楼、商铺，产品类型比较单一。
（三）2014重庆房地产市场资产负债率高，资金普遍紧缺
戴德梁行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前11月重庆房地产总投资额为3 250.6亿元，同比增幅为22.9%，高于2013年20.1%的增长水平，显示出开发投资增速渐趋平稳；仅比2013年同期小幅减少0.5%。在投资水平趋稳的背后，房产企业还面临着资产负债率的持续上升，目前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突破70%，而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收紧，导致2014年房产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紧缺的危机。因此，对于房产企业来说，如何调整资金结构，保证资金安全和持续供给是未来房地产企业需要改革和创新的重要领域。
（四）2014重庆房地产市场商品房存量偏高，去库存是工作重点
2014年1―6月重庆主城区商品房新增面积1 155.54万平方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降幅仅为0.7%；而受到银行贷款收紧的影响，其成交面积为973.67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15.57%，降幅较为明显。据戴德梁行报告显示，2014年前11个月居住及商业用房成交面积大幅下降53.9%达949.8万平方米；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为1 935.9万平方米。
据2014重庆市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重庆市主城区存量房面积达969.13万平方米，从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2014年的存量房面积必将超过1 000万平方米，从世联行的数据来看，重庆市的商品房去库存时间也超过了15个月的警戒线，去库存压力不容小觑。实际从2011年以后，重庆市商品房存量房的数量就处于持续走高的趋势，存量房的消化已经成了重庆市商品房市场的一个主要工作内容。若不处理好重庆的存量房，必将给重庆的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威胁。
二、重庆市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经济运行状况良好
据重庆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26 850元，比上年增长8.2%，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5 216元，增长9.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332元，比上年增长12.8%。近来经济发展较平稳，2014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2013年比不会有太大变化，趋势应为小幅增加。
（二）五大区经济产值占比不均，凸显区域功能差异
2013年重庆都市功能核心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 647.46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28.8%；都市功能拓展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 885.47亿元，占全市的14.9%；城市发展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 230.23亿元，占全市的33.4%；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 183.79亿元，占全市的17.3%；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9.74亿元，占全市的5.6%。
（三）常住人口逐年增长，城市吸引力持续上升
2013年重庆市总户籍人口3 358.42万人，常住人口2 970万人，其中都市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为490.07万人，都市功能拓展区常住人口为318.46万人，城市发展新区常住人口为1 062.04万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常住人口为821.2万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常住人口为278.23万人，分别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6.5%、10.7%、35.8%、27.6%和9.4%。
（四）全市三产比值结构转变，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2013年重庆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 656.69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 002.68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6 397.92亿元，增长13.4%；第三产业增加值5 256.09亿元，增长12%。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9∶50.5∶41.6，比起2012年的8.2∶53.87∶37.93第三产业的比重又增加了3.76%，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第三产业仍将持续发展。
三、促进重庆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几点对策
房地产业在步入均衡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房地产业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义市场，用转型创新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全方位地应对房地产市场的新趋势和新转变。本文针对重庆市房地产市场的新趋势，认为推动重庆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做到以下几点：
（一）创新产品模式，提升服务意识
过去房地产业主要是提供实体的商品，而当实体商品进入均衡期，房产企业面临市场份额增长的减缓，房企在市场份额的争夺中应着力打造新市场，避免走价格战的老路。而新市场的开拓则需要依靠产品的升级，在实体产品中加入服务，特别是结合信息化技术，为服务型社区的打造提品。
同时，实现产品形式多元化，墓去仅建筑住宅、商业地产的产品模式中走出来，增加对旅游、养生、度假等为核心的新型地产开发，提升房地产市场活力。
（二）做好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地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发展和稳定，而随着房地产融资创新的加快，房地产融资风险也将不断增加，做好房地产融资领域的风险防控的重要性也就不断提升，加强对该领域的金融监管，出台相应的监管办法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加强改造升级，促进存量房的再开发和销售
存量房的问题解决不好，对重庆市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升级都将起到阻碍的作用。因此，结合重庆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市场新兴的各种需求提升其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比如可结合日益增加的养老型地产的需求，通过对现有存量房进行改造升级，提升后期软环境，打造服务型老年社区以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促进存量房的销售。
（四）针对不同区域，实施房产差异化政策
过去重庆市出台房地产政策，通常是全市范围内普遍适用，但是随着重庆市的区域差异化越来越明显，各地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而重庆市作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其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点也在房产市场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实施差异化的房产政策，才能真正促进各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兆，于文涛.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2，（1）：27-29.
[2] 袁博，刘园.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要素研究――基于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动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
（4）：97-103.
[3] 陈彦斌，陈小亮.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住房需求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5）：45-58.
[4] 刘祺阳，罗志刚.我国房地产政策的演变与调控绩效[J].江汉论坛，2014，（9）：64-68.
[5] 刘洪玉，姜沛言，吴Z.存货规模、房价波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实证分析[J].浙江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3）：43-57.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5
关键词：海淀区；世界城市；人口调控；产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07
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导纲要的制定与颁布，我国已经迈入了新的战略发展期。城镇化、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为国家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面临着巨大挑战。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一直以来都肩负着发展排头兵和改革示范区的重要使命，是我国经济发展提速、人口快速集聚、区域一体化倾向明显的热点地区和典型代表。然而三十多年来GDP导向的政绩观，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环境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北京市的人口膨胀对经济转型、社会管理创新及生态环境保育的影响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海淀区是北京市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闻名的科教圣地，拥有巨量的智力资源和科技支撑平台。在北京市打造世界城市和实现“两个率先”的大背景与现实需求下，海淀区应当在找准自身定位、发挥产业优势、完善区域功能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解决区域的人口集聚与膨胀问题，为北京打造世界城市树立典范，为海淀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世界城市及其产业发展特征
世界城市概念最早由区域规划先驱格迪斯[1]提出，在二十世纪后半页，逐渐成为区域、城市研究学者的研究热点。英国地理学家彼得·霍尔（Hall）曾对世界城市的概念进行了解析，即指那些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1986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 Friedmann）系统地提出了七个评估指标来衡量世界城市：（1）主要的金融中心；（2）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3）国际性机构所在地；（4）商业部门（第三产业）高速增长；（5）重要的制造中心；（6）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7）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2]。这些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提出的判断世界城市的标准被认为是世界城市理论的重要内容[3]。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者亦对世界城市进行了研究，如宁越敏、阎小培、蔡建明、顾朝林等、沈金箴、周一星、倪鹏飞等学者针对世界城市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世界城市定义和内涵、基本特征和界定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4]。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成果，综合考量全球世界城市的发展现状，可得出世界城市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共性特征：
1.1 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管理和控制中心，其经济形态已由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性经济形态转变，第一产业比重微乎其微，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第三
产业比重已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个世界城市伦敦、东京、纽约为例，它们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纽约和伦敦更是超过了80%。1977-1996年的20 年间，伦敦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73.0%上升到88.5%，东京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54.5%上升到62.8%[5]。
1.2 金融等生产业高度发达
Sassen[6]在解释全球化过程形成机制的同时，注意到城市中金融服务业的集聚乃是一个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的最关键要素。随着金融业的扩张及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分散布局要求对金融业的集中控制，而世界城市则成为全球的金融业控制中心。以纽约为例，纽约金融、总部管理、保险、会计、法律等生产服务业高度发达。美国10大银行中的4大银行总部还座落于纽约，此外，纽约总部经济发达，全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约有30%的总部设在纽约。同时，纽约依靠自身优势吸引了各种专业管理机构和服务部门，形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服务和管理中心[11]。
1.3 文化创意产业之都
世界城市是全球的知识和创意中心，其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彰显出独特的城市魅力个性和卓越的知识创意控制能力。伦敦是举世公认的创意产业之都， 创意产业是伦敦仅次于金融和商业服务的第二大产业部门。据伦敦年度经济报告显示，其在电影、广播、出版、音乐和时装等创意领域都居世界领先地位。2005年在创意产业部门就职的从业人员占伦敦全部从业人员的12%和英国创意产业总从业量的25%[7]。
1.4 信息产业全球中心
世界城市是成为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发挥着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和作用[4]，世界城市往往是全球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城市。全世界拥有域名数量最多的前十位城市中，伦敦、汉城，纽约等世界城市位列其中[5]。
2 海淀区产业发展与世界城市产业耦合度
2.1 三次产业结构趋近于世界城市
海淀区是北京市经济总量最大的辖区。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6.1亿元，占北京市19.9%，200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06：18.50：81.43，已经趋近于世界城市各区三次产业结构。以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城区为世界城市的标杆，其第三产业比重都在85%以上，海淀区第三产业比重已突破80%[8]，远高于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并且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快于第二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2.2 生产业主导地位基本达到世界城市要求
海淀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世界城市的水平：第三产业比重超过80%，且呈现高速增长和高端化的“两高”特征。近五年来海淀区第三产业增速一直保持在16%以上，200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3%，海淀区第三产业主要以为生产业和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其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0.7%。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两大生产业保持了快速持续的发展势头，成为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海淀金融生产服务业在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格局中地位仍有提升空间。2007年，海淀区金融业增加值164亿元，占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的12.8%，位居全市第三，占海淀区GDP的9%[9]。
2.3 科技主导的现代制造高端产业吻合世界城市特征
世界城市的第二产业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为主。目前海淀区已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及国家战略需求的高端制造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体现在：①现代制造业成为海淀工业主导产业。2007-2008年，海淀区工业总产值中前三名均为电子计算机制造、电子器件制造、通信设备制造。②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呈上升态势。1999年国务院作出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重大决策，海淀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从此，海淀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以自主创新驱动为特征的新阶段，2008年海淀区工业高技术产业总产值达611.50亿元，占海淀工业总产值的55.55%。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已经走在全国前列。2008年海淀区万元GDP能耗同比降幅达11.11%，高于全市降幅9.62个百分点，表明海淀经济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逐步下降，已步入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阶段。
2.4 文化创意产业地位符合世界城市特征
文化创意产业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完成了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后出现的一种新经济形态[10]，已成为世界城市竞争力的显著标志。2007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达到992.6 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6%，在服务业中仅次于金融业，其产业地位与世界城市特征相吻合。与此同时，海淀区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承载区域。2009年，海淀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近3000家，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文化创意产业收入2300多亿元，占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收入的四成多[11]，海淀区已成为北京世界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聚集区之一。
3 海淀区相关产业带动人口测度
3.1 就业弹性系数的产业结构分析
海淀区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经济结构调整趋势基本一致。从2010年前三季的城镇就业人数比来看，一、二、三产就业比重为0.2：15.8：84，第三产业带动了8成以上的就业，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长率达到8%。可见，就业人口的变化趋势与经济结构调整趋势是一致的，就业人口的产业分布日趋合理。
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由于缺乏产业劳动力就业的数据，故用城镇就业人数来简单的代替劳动力就业，因而就业弹性系数=城镇就业人员增长率/GDP增长率。
对海淀区2010年前三季度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系数的研究发现，整体上海淀区就业带动系数达到0.667，说明经济体系吸收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慢于其产值增长速度。从分产业看，第三产业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的能力较强，达到了0.822；而第二产业的产业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的能量较弱，实际上与其二产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特点有关。而第一产业由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所以一产城镇就业增长率达到18%，其就业弹性系数亦为负，实际上说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较为显著的“吸入”效应。
3.2 产业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结构偏离度是直接反映产业结构效益的量化指标，能体现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GDP比重结构之间的不对称程度。具体指的是各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比与1的差，用公式表示为：结构偏离度=（GDP的产业比重÷就业的产业比重）-1。运用这一指标可以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可以判断劳动力就业状况是否协调。它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越不对称。结构偏离度大于零时，产业产值份额大于就业份额；结构偏离度小于零时，产业产值份额小于就业份额；等于零则表明二者均衡。
从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来看，2010年海淀区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827、-0.057和0.013，其中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呈现负偏离且绝对值较大，表明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极不对称，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且有加剧趋势；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负且绝对值偏小，表明海淀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正不趋于平衡；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值且绝对值较小，表明第三产业未来仍有继续接纳断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而言，海淀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更趋于均衡，仍然具有较大的就业空间。
3.3 三次产业与就业的回归分析
（1）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模型
变量选取2005-2009年代的海淀统计数据为样本，以第一产业人口JOB1为因变量，以海淀常住人口POP及三大产业产值GDP1、GDP2、GDP3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模型，通过SPSS7.0对该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得到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模型：JOB1=-1.432+0.06POP， 模型中，一产就业人口只与总人口相关关联，第一产业GDP变量被排除，说明一产从业与一产GDP并无显著关联，反映出第一产业对就业的吸纳带动日益减弱，甚至产生就业的挤出效应。
（2）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模型
第二产业人口JOB2为因变量，以海淀常住人口POP及三大产业产值GDP1、GDP2、GDP3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模型，通过SPSS7.0对该模型进行剔除回归，得到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模型：
JOB2=15.232+0.003GDP3
模型中，只有第三产业GDP对第二产业就业表现为正值0.003，说明第三产业增长将有助于吸纳更多的二产就业，这与海淀区发达的生产业有关，生产业引领下的三产发展，将触媒二产的发展。
（3）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模型
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模型类似，以第三产业人口JOB3为因变量，通过SPSS7.0对该模型进行剔除回归，得到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模型：
JOB3=17.336+0.055GDP3
第三产业GDP的增长极大程度促进了第三产业就业，其系数为0.055。即三产GDP增长1亿元，将会带动约550个服务业就业。
通通过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产业与就业结构偏离度、三次产业与就业的回归分析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服务业发展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能有效拉动海淀区的人口就业，因此服务业对海淀的就业至关重要；从结构偏离度来看，海淀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更趋于均衡。且海淀区第三产业仍然具有较大的产值增长和就业空间。海淀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拉动服务业的发展，而且还能促进第二产业就业的增长。
4 目标导向下的海淀人口预期
4.1 海淀区的产业发展定位
海淀区已经初步奠定了北京发展世界城市的产业基础。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趋势应是服务业内部升级和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即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这种与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优化趋势也能够促进海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12]。按照海淀区“十二五”期间的产业发展定位①，海淀区现代体系将由主导产业、支撑产业和特色产业三部分构成，形成“主导产业双核驱动、互动支撑、特色彰显”的框架结构：
主导产业是海淀区现代产业体系主体部分，包括海淀区研发、金融、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领域和高新技术的优势产业以及近年来快速成长的战略新兴产业，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领先性，发展潜力和区域优势都较为显著。支撑产业包括房地产业及其它生产、生活以及公共行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公共和支撑服务。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产业、休闲产业等依托海淀丰富的旅游资源及优良生态环境的资源环境友好型产业。
4.2 目标定位下的产业人口带动预期
“十二五”期间海淀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重点包括计算机整机和配套产业、在电子元器件产业、信息通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从现状各细分产业的人口就业带动来看，这些产业在海淀区就业带动能力强，是海淀区人口就业的主要集聚产业。以2008年海淀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13]为基础数据，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产业；制造业成为海淀区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类型（图1），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科教产业既是海淀区的主导产业，亦是高就业带动型产业。
从单位从业人员的GDP增长率来看，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信息产业等产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拥有较高的GDP增长率（表2），说明这些产业增加就业的产业综合效益强，人口吸纳效益高，未来重点发展科学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仍具有较高的就业带动力，应当重点强化这些产业的人才引进。
（1）主导产业就业人口预期
根据单位从业人员的GDP增长率及典型世界城市的产业人口带动研究。主导产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产业的单位从业人员的GDP增长率均为正，说明未来各产业发展均有一定的人口容纳空间；且发展主导产业仍会有较高的就业带动能力。尤其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产业人口的角度来看，以常住人口、从业人员数量来比较，北京与纽约、伦敦、东京相比处于领先地位，因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基数最大。但从每年每万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来看，纽约、伦敦、东京远远高于北京，北京科研水平仍显不足[14]。依托于北京大学、中科院等学术科研机构，未来北京的科技研究产业发展仍会进一步在海淀区集聚，因而海淀区的科研产业的人口带动效应将会持续凸显。此外，创意阶层是世界城市就业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创意阶层既包括 “超级创意核心” 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等人才，还包括“更广泛的群体”，即在商业和金融，法律，保健，以及相关领域的创造性专业人才[15]。因而依托于海淀区丰富的文化产业资源，海淀区在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增长将进一步强化，其2008年的单位从业人员GDP增长率已达到0.098%。
（2）支撑产业的就业带动预期
从2008年海淀区单位产业从业人员GDP增长率来看，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建筑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批发和零售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与GDP增长率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说明这些产业发展发展壮大的就业带动效应将显现，而工业的每从业人员GDP增长率为0.001，也进一步验证了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小的结论，说明海淀区工业的结构优化对人口数量的相关影响不大，基于工业产业的人口调控应以优化人才结构为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的单位产业从业人员GDP增长率为负，说明这些产业发展对人口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基于这些支撑产业类型的人口政策应以优化人才结构，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补充说明的是，2008年海淀区城镇从业人员中，金融产业从业只占到1%，而高端服务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典型代表纽约，商务服务业包括四个分支行业：金融服务、辅助服务、计算机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其就业结构为金融服务占44%，辅助服务占32%，其他商务服务占23%（周晔，2002）[16]。因而作为北京高端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海淀区未来金融产业，尤其是科技金融产业发展的人才引进应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
（3）特色产业的就业带动预期
依托海淀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及优良的生态环境，海淀区旅游产业、休闲产业等特色产业不仅能促进海淀区文化氛围及生态环境的塑造，推进海淀区世界城市的形象塑造，而且能有效拉动就业据海淀区2008年单位从业人员GDP增长率，住宿和餐饮业的每从业人员GDP增长率为0.022，说明旅游业中的住宿和餐饮业拥有较强的产业综合带动潜力，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带动人口就业。
5 基于产业的海淀区人口调控
5.1 海淀区人口可持续调控体系建构
根据未来海淀区人口发展的预期判断，创新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相适应的人口发展协调管理机构建设，应从体制上确立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完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其次，加强对人口总量的调控。完善区域人口规划，对新建项目实施人口评估和调控，核心即建立可持续的人口发展研究机制，定期公布研究成果，为海淀区人口科学调控提供依据。再次，将海淀的人口系统建设纳入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形成覆盖城乡的人口服务网络。尤其是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优先安排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5.2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人口合理增长引导
基于海淀区产业结构的定位及人口增长模式（迁入增长主导），实行人口梯度引进策略。人口引入主要以产业匹配度和人才素质为依据，采用不同的引入策略，优先引入、重点引入、选择引入和限制引入，从而实行基于产业结构和人才梯度差异化的人口引入策略。即海淀区人口的迁入应以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产业引领的支柱产业的人才为主导，辅之以生产、生活及公共行业等支撑产业的人口迁入以及文化旅游业、商务休闲等特色产业的人口迁入。与此同时，建立产业导向下的高素质人才引入战略，匹配完善的和具有海淀区特点的人才引进政策和激励机制，加大高创新能力、加强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改善迁入人口的结构和学历层次，促进整体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实现持续高速的增长。
5.3 疏解城市功能，疏导人口合理分布
以海淀区四大片区区域功能疏解为契机，合理引导人口布局。依据海淀北部、西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产业布局和主体功能，西北部、北部和南部片区可以承接中部城区部分产业（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转移，从而缓解中心城区由于产业和人口过度聚集带来的压力，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科学规划教育、医疗等功能资源，推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北部地区转移，促进重大功能性项目向北部片区配置，增强北部地区人口承载力和吸引力；西北部高端休闲旅游片区则以生态、旅游、休闲等功能为核心，生态环境保育基础上科学引导项目布局和人口集聚；南部片区重点推进商务服务和特色文化产业的人口迁入，实现南部片区人口结构的科学优化；中部片区提高产业人口的准入门槛，引进信息、通讯、新兴等产业的研发、技术、服务类高端人才，缓解人口增长和结构优化压力。
统筹城乡发展格局，缩小公共资源城乡差距。通过实施核心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政策措施，加快低碳、生态等新兴产业合理布局化，发挥新兴产业对农村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海淀内部人口流动方向逆转，进一步优化海淀人口分布。
5.4 坚持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多元调控政策
鉴于海淀区现有的人口增长模式（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大量人口迁入），重点通过对海淀迁入人口的结构和质量控制，来实现海淀人口年龄、就业等结构和质量的调控。在人口迁移增长方面应实行“总量控制、优化结构”的政策；同时采取人口准入条件与年度人口迁移计划相结合的管理办法，实施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和引进城市发展所需各类人才的政策[17]。通过经济、社保等非强迫性手段逐步调整人口的净迁入结构、质量和数量。
针对海淀区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征，高素质劳动力人口的净迁入可以延缓海淀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速度，实现人口结构的稳定替代，减轻为劳动力的养老负担，保证劳动力供给的稳定上升，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针对迁入人口的现状就业结构②，海淀通过协调人才迁入结构与区域产业布局、企业结构，建立人才政策保障和激励措施，培养和吸纳创新型人才，提升海淀综合实力。
5.5 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系统构建
针对海淀区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突出人性化服务特色的流动人口管理系统构建尤为重要。政府人性化管理外来人口的方式包括3个方面： 首先是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障号”制度，将流动人口户籍信息与其就业、社会保险信息绑定，实现对人口的跟踪和管理。这种统计有别于常规的城市社会经济统计，它更加侧重于区域内人口的互动、就业变化、通勤往来和族群分析。同时利用系统的统计信息对未来劳动力市场进行预测，并定期劳动力供求和流动信息，从而指导劳动力合理流动[18]。其次是建立社区化管理体系，落实海淀区“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各项政策措施，真正把流动人口的管理权限下放至街、乡和社区， 实现“属地化治理、市民化服务”的管理模式。从而建立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良性互动，实现以政府依法行政、公民依法自治、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互动型人口治理模式[19]。再次是逐步拓展面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务。采用梯度社会保障体系对海淀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其原则是户籍人口应保尽保，非户籍常住人口依据来海淀时间和贡献多少划分多种保障层次和保障种类，最高层次的保障可以达到与户籍人口相同的程度。落实流动人口劳动保护政策，包括失业保障、工作安全、工资和福利保障等，逐步使流动人口享有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切实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畅通流动人口维权渠道，引导培育流动人口社团组织，降低农村流动人口维权成本。
参考文献：
[1] Geddes Patrick.Cities in Evolution[M]. Williams &Norgate，1915： 80
[2] Friedmann. J，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d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2： 3
[3] 王新新.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构建与发展思路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1，18（6）：65-70.
[4] 蔡建明，薛凤旋. 界定世界城市的形成—以上海为例[J]. 国外城市规划，2002（5）：16-24
[5] 谢守红. 世界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与主要经济功能[J]. 北京规划建设，2010（04）：37-39
[6] Sassen， Saskia.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35
[7] 庄德林，陈信康. 国际大都市软实力评价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09（10）：35-39.
[8] 屠启宇，金芳. 金子塔尖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发展报告[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9
[9] 海淀区金融产业发展年度报告[M]. 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8：43.
[10] 高宏存. 世界城市的文化建设之路[J]. 北京规划建设，2010（5）：71-75.
[11] 马微. 文化创意产业：海淀又一经济驱动力[J]. 中关村，2011（01）：64-65.
[12] 苏雪串. 基于世界城市发展目标的北京主导产业定位[J]. 科学中国人，2010（10）：32-33.
[13] 海淀区统计局. 海淀区统计年鉴[M]. 北京：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局，2009：125.
[14] 陈媛媛，袁燕军. 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人力资源对比研究[J]. 科技促进发展（应用版），2011（02）：12-13.
[15] Richard Florid.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M]. Basic Books， 2003：90.
[16] 周晔. 世界城市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 特区经济， 2010， 12： 99-101.
[17] 崔承印. 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反思与认识[J]. 北京规划建设，2006（05）：67-69.
[18] 吴玲玲. 把握人口增长规律调控首都人口规模[J]. 前线，2011（11）：50-51.
[19] 黄晨熹. 城市外来人口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之新视角[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9（1）：78-94.
Research on the Popul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f World Cities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SONG Tao1，2，3， CAI Jian-ming1， NI Pan4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3. Harvard Univorsity， Cambridge， MA 02138， USA；
4. Dahua Engineering Management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05， China）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6
社区在建立过程中，通过规划一定数量的地域面积、人口数量，使其成为了党、政府、人民等各个社会群体的结合体，且功能完备。在城市，由于社区的功能的完备性、居民集中性、私人部门的完善性等原因，使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具备了新的内涵。
一、社区概述
我国社会管理当中，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中人们生存与互动场所的最小管理单位，属于一种社会体系，属于一定地域空间的投影。社区主要坐落在社会固定的空间当中，体现了政府能够有效的管理社会，并实现了政府职能，作为政府工作落实的载体，社区成为了一种功能完善的有机体，在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兴起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在我国的2012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我国的流动性人口数，在城市社区中，占固定人口总数的20%左右，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于城市的稳定与兴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下的必然结果。
三、社会管理中社区治理上的不足
1.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性
在我国目前，各个社区的居委会，其主要角色是对社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要树立起自我服务群众的意识，担负着便民、助人、维护居民的权益，以及公益事业等，对于居民矛盾进行及时的解决，维护社区的治安。在社区工作中，一些社区管理机构，随着行政化的丧失，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渐渐不能为居民提供帮助或者是服务，使居民对社区管理机构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使得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逐渐减弱。
2.社区公民参与的有限性
由于社区治理机构职能的减弱，使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和主动参与性渐渐降低。并且在目前情况来看，居民的参与程度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社区的参与渠道不完善、管理不够等原因造成的。
3.社区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
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手抓”的理念，使社会组织呈现出空白的状态，且生存空间也十分狭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利益多样化格局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管理模式，逐渐被认可。但是在政府部门当中，还存在职责功能划分不明确的现象，有些管理职能呈现越位且还有的方面还呈现缺位的现象。
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特点
在我国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既有新的特点，又存在着新的矛盾和风险。如下：
一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矛盾也逐渐复杂起来，在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做到统筹兼顾，这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我国当前的局势下，如何做好统筹兼顾，绝对不是一件易事。这对我国政府决策与职能的发挥均是一个考验。
二是广大群众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公民的思想随着素质的提高，使政府的权威以及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有许多的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特色，正在形成，即以理性化为特征的个体意识，正在市场机制崛起的过程中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如个体产权的要求，环境意识、住房问题等等，成为了新时期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新的内容。
三是群众的风险意识正在不断的加强，使整个社会的安全感日益下降，这些变化，都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考验。面对复杂化的多元利益影响，使得社会利益风险加大，政府在新时期如何应对新的变化，如何应对各种风险，这些无不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
四是在近几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社会使得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改变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使各种信息交流更加的频繁，生活更加的动荡不居。可以用“灵动、轻盈”等词来形容这种状态。网络是把“双刃剑”，在对人类造福的同时，一个微小的动态，都有可能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抢盐事件”、“世界末日”谣言等等。这些，都给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五、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1.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重要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通过观察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不难看出，传统的政府一元主体，导致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也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益。
2.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的总体原则中，根据治理对象的类型差异实施分类治理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需要有针对性地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重点则是规范限制其发展。
从大的方面，可将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四种类型。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模式。
3.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尤其要强调刚柔并济。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门艺术，要防止两个极端：
第一，无原则的妥协。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这种行为取向反过来又鼓励了群众用闹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大闹和小闹解决的方式不同。
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 提高全民的凝聚力。
4.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4.1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这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对于社区治理来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所说的“脱域的共同体” 。这些问题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