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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概念范文1
一、公园城市建设与文旅产业视角
1.宏观：以大文创的格局再造城市风貌
公园城市既是城市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后重视人文与生态需求导向呈现的新理念，又可以视作与全域旅游相契合的城市经营布局。以“公园式城市”的简单解读逻辑来审视城市建设特色，即以打造特色性精品公园的方式来塑造一座城市风貌。从硬件的角度来看，整座城市本身就宛如一项巨大的文化创意工程，一座优美城市就是一个文创杰作。城市风貌彰显了城市建设创意性的响应和创新性的再造。
2.中观：构建公园城市的文创创新链
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成都提出了建设山水生态公园场景、天府绿道公园场景、乡村郊野公园场景、城市街区公园场景、人文成都公园场景、产业社区公园场景等六大场景。一方面，不同类型和特色突出的公园城市场景为构建成都公园城市形象IP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形象资源。另一方面，不同场景又赋予了相应的文创产业链的构建基础。将旅游产业链中典型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进行全部或部分地优化组合和植入配置，然后形成各类文创产业集群。
3.微观：形成公园场景的文创业态
在文旅融合发展态势下，成都应发挥公园城市建设对文体旅工商农的复合功能、创新带动消费业态的新模式、塑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消费新供给、培育消费新热点、引领消费新升级，探索“公园+”消费场景，同时契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民生观。不同消费场景充分与各类公园场景进行对应，引入恰当的文创业态，创新针对性强的新场景。成都同时在创建西部文创中心，需要与成都建设战略进行结合，打造公园城市体系文创，并同时展开探索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在“智慧旅游”系统中形成“智慧文创”新业态。
二、成都公园城市“旅游智购”需求调研
课题组针对“旅游智购”场景化的新业态路径，根据前述的成都建设公园城市几大场景类型，主要面向城市区域甄选代表性场景确定六处具体的实地调研目的地，从游客需求与体验的角度进行实地问卷调研。调研人员于周末时段来到公园场景之中对游客进行现场拦访，及时挖掘置身于公园城市场景中的游客的即时性体验需求，并做到调研对象与目标用户精准匹配。本次需求调研共收回真实有效地问卷样本318份。样本中的男性占比53.8%，女性为46.2%。在用户年龄分布方面，获得的样品以中青年为主，18～40岁的年龄层共占比为72.1%。本次调研在公园场景中随机拦访，实际调研到长期居住地为成都本地的受访者占比57.6%，非成都本地的占比42.5%，约6:4的占比情况。
三、公园城市文旅融合的“智慧文创”业态创新路径
1.常态化：无人新零售的用户需求
后疫情时期无接触式销售及其消费成为一种新常态。以饮料类无人售货机为例，仅有9.6%的受访者从未购买过，29.4%经常购买和38.5%偶尔购买。这意味着近七成比例的用户开始较高频次使用无人售货渠道。37.6%占比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更愿意使用无人售货机来购买旅游文创商品。对于经常通过饮料自动贩卖机购买饮品的这部分用户群来讲，45%的人更加愿意尝试旅游商品的无人新零售，明显高于平均值。这意味着用户会将日常生活中的无人售货消费行为偏好迁徙到旅游过程中的旅游文创商品消费领域。这对于“智慧文创”来讲，应大力推进销售模式上的智能化、自动化。旅游商品的销售需要及时地以无人新零售商业模式为抓手，推进文创开发、文创消费与之进行结合，抓住疫后新经济发展机遇窗口，契合民众基于无人新零售销售模式的常态化消费行为，促进“智购文创”更加全面常态化地融合文旅领域。以成都“东进”战略实施体现、也是典型的公园城市场景的丹景台为例，从景区运营第一天就同步探索“智购文创”，将景区卫生间建筑打造成为集合了休息、充电、文创购买等等功能的服务性区域。
2.新基建：“智购文创”服务设施提升
在公园城市场景中游览休闲的受访者觉得有必要新增的设施排在第一位的是自动充电设备设施（46.8%），随后是自动贩卖机（35.8%）。一方面说明了服务设施需要充分匹配公园城市场景中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园城市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在旅游商品这一垂直方向上的发展空间，诸如自动贩卖机等设施有着明显的需求。“智慧文创”也必须依赖于服务设施的提升，才能有效地实施“智购文创”消费业态。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基建”。“新基建”中的融合创新基础设施，不断加强旅游产品的技术更新，增加面向智慧旅游的设计和应用，及时采用新技术打造具有影响力、吸引力的新产品、新项目。要实现“旅游智购”就需要在“新基建”行动方案实施过程中更加提速创新应用场景在文旅领域的提质，进一步提升建设无人新零售为典型的文创消费设施，推动消费供给场景的智慧应用创新。
3.新模式：文旅IP的业态创新链
公园城市文旅融合发展需要两手紧抓科技与文化。本土文化的独特性赋予了旅游体验的竞争力。55.8%调研比例受访者认为在选购旅游商品的时候在意所承载文化形象的代表性或典型性，可以看出文化在旅游体验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IP的重要性也在文旅融合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文博机构比较成熟的IP授权机制及其创新优势也正在整个旅游产业领域迅速广泛尝试，并与互联网时代特征形成契合。“智慧文创”可以置于全域旅游中加强成都公园城市IP挖掘，大大增强成都的公园城市文化形象及其软实力。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过程，同时布局相应的文化形象塑造及其IP产业链构建的过程，其背后更需要探索与之对应的业态创新链。一座全域的智慧旅游城市，就好比巨型的智慧文创杰作。游客置身于其中，展开围绕旅游在内的一系列消费体验。以人文成都公园城市场景之一的金沙遗址博物馆为例，文物“太阳神鸟”金箔不仅是其“镇馆之宝”，成为了博物馆的馆标，还是代表性的古蜀文明IP形象，还作为了成都市市标。该图案于2005年还被选中作为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结语
农旅融合概念范文2
云雾镇地处贵定县最南端，交通便利，素有贵定“南大门”的美誉，天然具有发展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有利条件。云雾镇自然山水秀美奇俊、农业种植初具规模、所产“贡茶”历史悠久，将为云雾镇打造高效、优质，集“旅、农、茶”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坚实基础。云雾镇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人文风情浓厚，主要居住有汉、苗和布依族等民族，各民族和谐相处，构成了云雾镇美丽的民族文化景观。云雾镇具有发展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业的有利条件，云雾镇镇区周边土地面积有一定的规模，土地耕作条件好，经过多年发展，以茶叶为重点的山地农业发展布局已初具规模。夏榕高速公路的开通为未来园区物质流通创造了良好的物流环境。国家提倡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和省委省政府作出在全省建立100个高效农业园区的发展规划，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随着城镇化发展加快，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越来越多，农村闲置土地逐渐增多，这为集约化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云雾镇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厚重，以鸟王高原台地、云雾大坝田园风光、江比滨水等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魅力。云雾镇地处黔中地区，具有良好的交通优势。苗族文化和布依文化已形成贵州最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云雾镇地处贵州古苗疆文化旅游走廊中心地带，紧邻贵州省省会城市贵阳，具有良好的旅游区位优势。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云雾镇存在着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民族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及农业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云雾镇的农业、茶产业发展各行其道，没有充分结合旅游、观光的发展进行产业融合建设，虽然农业、茶产业有所发展，但和旅游产业发展互不搭界，产业融合水平低，制约了云雾镇产旅一体化的发展。考虑到旅游和农业、茶产业、民族文化有极强的关联性，应积极加强农业、茶产业、民族文化和旅游的协作和互动，使各个产业能够紧密成为一个整体，形成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基于资源的云雾镇乡村旅游模式选择
云雾镇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资源比较丰富，茶文化、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较好，但是缺乏附加值高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资源在塑造旅游文化品牌和促进产业融合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产业连接松散，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和适合的发展模式，因此探索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和路径，用以作为开发的参考是极为必要的。只有在产业的融合发展上形成紧密结合、互动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才能加快实现由单一产业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的转变。在开发的模式上，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以提供借鉴。
1.民族风情型发展模式云雾镇可以发展民族风情型发展模式，此地具有独特而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各种传统民俗活动也很丰富。以云雾镇民俗风情为载体而开展旅游活动，以当地民间的日常生活方式及文化吸引外来旅游者。这些风俗风物作为旅游项目的基本内容，进行整合包装，推出品位较高、游客参与性强的旅游活动项目等。这种模式，既展示了乡村不同阶段的整体人文系统状况，也满足了游客认知和体验的愿望。
2.农场庄园型发展模式以农业资源为依托的乡村旅游，适用于具有特色农业生产活动的地区，并且要求当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为农场庄园强调生产性、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和商业性的融合，寓农业生产于休闲旅游之中，提供田园之乐，比较受都市旅游者的欢迎。云雾镇农业基础较好，离中心城市近，具有发展观光农业的良好优势。
3.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适用于有良好的自然风景旅游资源或位于旅游风景区周围，与风景区之间有较为便捷的交通联结的地区，主要是在地势较为平坦、道路较为通达的风景区周边发展，利用农业资源和自然风景资源互补的组合优势开发乡村旅游产品。云雾山自然风光优美秀丽，利用风景区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游客在欣赏风景区内的自然风景之余，派生欣赏乡村景观。
三、云雾镇现代农业、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思路
云雾镇依托良好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贡茶文化、现代农业等资源，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与文化旅游的产业融合，创新开发农业、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了旅游产品体系，促进了农业与旅游业及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在推动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方面，在以下几个方面要积极探索、努力创新。
1.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促进发展理念创新云雾镇的旅游开发一定要树立文化是旅游之“魂”、旅游是文化之“体”的思想。民族文化不是作为旅游的附属产物，只有真正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云雾镇的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构成了民族文化景观，其风俗、语言、节日独具特色。所以，在推进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各民族文化所固有的特性，另一方面要通过市场的渠道，深入挖掘提升民族文化内涵，增强文化底蕴并贯穿到旅游景区的全过程当中，突出其地方民族文化元素特色，借此激发旅游的动力和活力，使旅游产品在更深的层次上、更高的品质上得到差异化的体验，从而也更好地保护了民族文化。
2.打破行业与部门壁垒，促进融合和协同创新云雾镇整体性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打破部门、行业壁垒，推进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以及科技、传媒等相关产业、行业跨界融合，推动各类优强企业进入文化旅游领域，推动科研、教育、民间组织等力量共同参与文化旅游发展，加强区域协作和资源、产品、市场整合，形成文化旅游创新发展的合力。整合利用各行业、各渠道的项目资金，在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特色打造、景观优化等方面施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3.找准起点，开阔视野，规划创新建立省内外乃至国外规划力量共同参与文化旅游规划的机制，既发挥本土专家作用，又引入省外先进观念和技术，做到本土知识与国际视野的结合。云雾镇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旅游观光地，一定要突出市场导向，提品需求，既要依托资源优势开发产品，更要整合资源创新产品，通过深度创意策划，促进有形文化旅游资源与文化风情、概念性地域文化等无形文化资源并重，规划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和活动，改变就资源谈资源的规划方式。遵循文化旅游的规律编制规划，以文化、景区、文化休闲区等结合为模式，规划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同时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四、结语
农旅融合概念范文3
探寻丹棱模式，会发现其中饱含“未来”二字，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追寻着美好未来，并在当下努力奋进。
“果王”的纪念册
黄国全拿出了一本纪念册。
黄国全是丹棱县淑香果业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他种植桔橙已经三十余年了。说起这些年月，黄国全搓着手，然后翻开了纪念册的第一页，那是合作社成立时候的照片。照片右下角印着时间：2012年9月11日，照片里黄国全和合作社的几位社员捧着挂着大红花的合作社牌子，笑容满面地站在果林边的田埂上。
翻开第二页，映入眼帘的是一句赠言，读来字句恳切。黄国全很是感激地说：“这是谭老专家在我们协会成立时写的赠言，你看就挂在那儿。”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满奖状的墙，正中间就是那句嵌在画框里的赠言。
“谭老专家”名叫谭厚根，是丹棱县农林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桔橙专家，更是丹棱引以为傲的晚熟桔橙品种“不知火”的开拓者。“其实那时候谭老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带着我们果农在田里地里跑，做调研。‘不知火’这个品种一路过来已经十七年，磕磕绊绊风风雨雨，谭老从来没放弃过，技术不行就学技术，品种不对就育品种。他相信‘不知火’能给我们果农带来收益。”黄国全说，“我跟在谭老身边学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人。”说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纪念册里，记者看到谭老一头银发，精神矍铄，戴着帽子拄着拐杖，在田间地头乐呵呵地同果农们说事儿。
合作社开展技术培训的照片也收进了纪念册。黄国全回忆道，在“不知火”的种植走上正轨之后，技术培训渐渐多了起恚或大或小，家家户户都有机会参加。“比如2013年4月，合作社邀请省劳动模范徐怀远老师进行优质不知火管理技术培训，小院坝里坐满了人，大家坐在长条凳上听得一个比一个认真。”他说。
品质提升了，销路又如何解决？带着疑问，记者往后翻了几页便找到了答案。2013年，丹棱县委书记带着优秀农户代表等到成都的宽窄巷子摆展台，2014年在北京举行丹棱不知火推介会，2015年则将推介会开到了上海。“这南北一走，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纷至沓来，不知火的收购价也从2012年的三元一斤涨到现在六元一斤。”黄国全自豪地说。
一本厚厚的纪念册，记载的是这些年丹棱桔橙产业飞速发展的故事，并且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记录。
如今，丹棱的果农已经把从技术到销售一条龙的主导权握在自己手中，黄国全的合作社规模也翻了两番，有了400多名社员6000多亩果园，黄国全自己也当选今年的“果王”。今后合作社还会建立标准化果园，创立自己的品牌，黄国全迈向未来的步伐，扎实又坚定。
辞职创业为桔橙
一位北方小伙决定在淘宝上买水果，在朋友的推荐下选择了黄柯达的店铺，买了一箱丹棱本地出产的春见（桔橙品种之一）。这是一箱跨越半个中国，来自“中国桔橙之乡”丹棱的新鲜春见。不到两天，快递到了。小伙子取快递、拆包裹、开箱、品尝，然后拿出手机、拍买家秀、确认收货，最后激动不已地写下评价――“这是我吃过最甜的桔子了！”
又过了几天，这位小伙子追加评论道：“每天我回到家里都会吃一个春见，只有它让我在大霾天里感受到生活的甜蜜！真的好吃！我不是托！”还附上了自己同春见的合影。这条评论让黄柯达整个团队都捧腹大笑，干脆封号那位小伙子为“春见哥”。
黄柯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工作两年后回到家乡丹棱，带着自己的小团队开始做电商，这家淘宝店就是他们的阵地之一。说起“春见哥”，黄柯达还是止不住地乐：“那是我们第一次卖春见，心里没底，水果个体差异又大，也有不少评论说不好吃，就在这时候收到了‘春见哥’的评价，把我们几个人高兴得睡不着觉。”
问起返乡创业的原因，黄柯达说有很多，但一谈起家乡的桔橙，黄柯达十分畅快明了地说道：“香港也有不知火卖，五十港币两个，大多从日本进口。我就想我们丹棱的不知火品质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卖到香港。要说回来的原因，这算一个。刚好丹棱也在扶植电商。”
2015年，丹棱县将原先机械产业园区的闲置房改造成电商孵化基地，一番装修之后，在2015年底迎来了第一批入驻的电商企业。截至目前，孵化园已累计发展电商企业50家，培育桔橙电商企业30余家。
“我最开始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创业条件。”黄柯达说，“办公室是免费的，整个基地氛围也特别好，我们会在一起分享渠道和资源，对我们帮助很大。”在今年3月初丹棱的桔橙桃花节上，丹棱政府引进了全国各地数十家农产品经销商，并给本地的电商企业提供展台做推介。这些帮助，黄柯达都记在心里。
黄柯达的团队成立已有一年 ，但在孵化基地里仍然属于后辈。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年更像是学习经验，对于广阔的未来，黄柯达直截了当：“当然充满自信！”在他们隔壁的办公室，从华为离职返乡创业的邱兴波面对同样的问题，略一沉吟，在记者面前展开了他的蓝图，细细讲起了以后的规划。2016年邱兴波团队的销售额已达千万元，但在这个小基地里，没有谁会因为这个成就停下前进的脚步。
“万顷橙花香”
丹棱特色桔橙产业的发展让全县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由此，丹棱开始推进农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
2012年，丹棱请来浙大生态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院做调研规划，耗时三个多月，调研队几乎走遍了丹棱每一个乡镇，最后提出了“中国大雅家园”这一整体概念――如今丹棱县城里“大雅”二字随处可见，还规划出了梅湾湖景区。
从丹棱县城到景区大约6公里，一路上道路宽阔平坦，两旁是繁茂的果树。先是“十里桃林”，4月中旬桃花刚谢，绿叶生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再往前就到了梅湾湖景区，站在梅湾湖大坝上往下眺望，大片大片的柑橘林映入眼帘，正是花开的季节，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点缀在绿叶中，微风拂过，桔橙花香阵阵飘来，刚好应了那句“万顷橙花香”的宣传语。
农旅融合概念范文4
关键词 乡村旅游；旅游景观；发展现状；优化策略；江苏南京
中图分类号 F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20-0286-01
2014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中的“资源环境约束”“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特征预示着我国城乡发展也迎来转型变革的新契机[1-2]。乡村景观是指乡村地域范围内不同土地单元镶嵌而成的嵌块体。它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人类经营活动和经营策略[3]。随着生态旅游、乡村休闲游的兴起，人们对乡村旅游体验需求迫切增强，从而催生了乡村旅游景观研究的新发展。
1 乡村旅游景观研究动态
1.1 国外研究综述
捷克、德国等是开展乡村景观研究较早的国家。在北美洲，以Forman为代表的一些生态学家近年来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空间理论的景观规划原则和景观空间设计模式，特别强调了乡村景观中生态价值和文化背景的融合。捷克景观学家 RuziCka和MikloS在研究区域规划、开发和对人工生态系统进行优化设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景观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LANDEP）。近年来，乡村旅游景观更多地和休闲农业、体验类农事项目结合，从而成为了系统化的项目综合体。
1.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关于乡村景观规划的研究。郑辽吉认为乡村旅游景观是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以生态旅游为主题，利用田园景观、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农村特有的人文景观，吸引游客前来观赏、休闲、购物、度假，并参与新型农业技术实践的一种旅游生态系统。陈威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乡村景观向现代乡村景观的转变过程中，人地矛盾突出，需要通过合理的规划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相较于传统的景观设计，乡村旅游景观更加侧重于从旅游资源、旅游生态环境、旅游项目和产品、旅游体验等多角度关注乡村景观可持续性发展。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以农村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为基础，以农家旅游设施为条件，以满足城镇旅游者的休闲度假需求为目的，以农村田园景观和民风民俗文化景观为内容的一种新型旅游系统[3]。因此，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2 南京市乡村旅游景观现状
2.1 发展优势
2.1.1 乡村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主要是旅游交通的提质升级，近年来南京主要乡村所在地开展了干线公路与景区之间的连接线建设工程，并且大部分乡村旅游点已经将统一的外部旅游交通标识覆盖全区县主要公路道口。
2.1.2 乡村旅游景观品牌逐步建立。以农业体验、原乡美食为主要内容的乡村休闲游产品经过多年的打造，已成为南京乡村游的重要产品和亮丽名片，“傅家边草莓”“横溪西瓜”等乡村游产品在南京周边已有一定知名度。并且成功举办“梅花节”“草莓节”等旅游节庆活动，乡村景观旅游品牌逐步建立。
2.1.3 旅游景观体验类型多样。南京乡村旅游逐渐摆脱单一的农业发展形式，目前乡村区域正全力打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集聚区，这个集聚区集现代农业产业园、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精品园和现代服务业为一体。同时，结合旅游景区的发展，融入民俗文化、节庆活动、高科技元素等元素，丰富乡村旅游内容和旅游业态。
2.2 存在的问题
2.2.1 旅游景观体验形式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南京的乡村旅游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原有的景区或者农产品种植点，景区周边效益良好，离景区稍远则差些，且主要以餐饮或住宿接待型为主，对本地传统的农业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1-5]，使得景观体验主要停留在传统项目（观光、采摘、垂钓等）上，缺乏特色和精品，产品结构不丰富。
2.2.2 乡村旅游点分散，整合度较低。总体来说，南京乡村旅游地景观斑块分布较分散，区域特色和主题不突出，集聚效应较差[1]。目前主要形成了方山乡村旅游聚居区、白马乡村旅游聚居区等，其他旅游集聚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
2.2.3 缺乏开发资金投入，整体发展乏力。缺乏乡村旅游资金投入，大大制约了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景观的开发利用。加之当地农民作为乡村旅游景观开发的主体并没有太多资金投入，导致乡村旅游景观整体发展呈现出乏力状态。
2.2.4 景观品牌形象模糊。南京乡村旅游景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品牌形象较模糊，目前尚未形成特有的品牌效应[1]，导致客源市场缺乏稳定性。
2.2.5 部分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欠缺，旅游配套设施不足。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由于政策不完善、缺乏资金投入等，使得部分乡村旅游配套的公共设施较简陋，住宿餐饮接待设施条件差，水电供应不稳定，旅游接待设施稍落后[1-4]。
3 南京市乡村旅游景观发展策略
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充分发挥乡村景观资源的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培育和拓宽农村产业链，发展农村生态循环经济，为建设新农村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5]。
3.1 景观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
以休闲农业景观建设为抓手，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共赢。把南京村落旅游景观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以农促旅、以旅富农、农旅互动，乡村景观设计及建设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层次和水平，促进南京现代农业生产、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实现，创造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大力发展村落周边农业旅游景区景点，吸引城市的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向乡村的转移，促进农村整体景观面貌改变。鼓励和扶持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景观建设，增加就业，促进农民自身素质和创业能力不断提升。
把南京村落景观打造与城乡一体化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依托城市的资金和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旅游景观建设，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亲近山水、寄情田园、放松心态的场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环境，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3.2 精心运作南京乡村旅游景观特色品牌
着力塑造品牌，一是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和传递乡村景观品牌的相关信息，深化印象；二是策划构思新颖、深含韵味、富于美感、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形象，提升旅游地的形象和知名度；三是注意对品牌的保护和延伸，形成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品牌体系，大力推广品牌；四是创新营销手段，大力发展形象营销、口号营销、网络营销、联合营销、名人营销、情感营销等，提高景观价值营销的效果。
3.3 “政府+企业+社区”联动，引导乡村社区参与景观建设
开发乡村旅游景观应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区参与的发展机制，政府、企业和乡村社区分工清晰，各司其职，定位准确，合作共赢。首先应强化决策层的社区参与意识。加强对乡村重点旅游目的地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培训宣传，提高他们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景观建设的重视，并使其意识到社区居民的参与性对于当地景观综合品质提升以及旅游地生态环境维持的重大价值；其次发挥当地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完备的参与机制。在社区参与旅游景观建设的运行机制中，社区是核心，一切机制的构建都围绕社区的利益展开。因此，在乡村旅游景观建设发展过程中，应强化旅游目的地所在区县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社区参与机制；最后应提高社区居民的景观建设参与能力。政府可委托规划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或地方旅游规划院校等对社区成员进行乡村旅游景观建设运营方面的专业培训，使具有社区参与愿望的居民能掌握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技术[1]，加强其参与乡村景观管理的有效性。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本地区旅游景观开发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乡村休闲农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6]。
4 结语
农业是乡村区别于城市最基本的要素。发展乡村旅游不能脱离农业生产，但又不能仅限于生产，还要为休闲观光提供优质的景观[6]。对于乡村来说，通过农业旅游有助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7]。
5 参考文献
[1] 黄山区乡村旅游规划[EB/OL].[2016-07-30].http：///link？url=x4nF2vFTSbKmYmoeJdGoSNIxMA0P8K6gV1zQqZo4RiRqPR-CHydXEh6lEsgN9mmsFTjPolqQrhA_k2xgQKbAEYQwPxeN2bU51W3-dgiAFRzLq.
[2] 陈玉珠，王雪，杨家宝.“新常态”下看宜居乡村的发展与建设[C]//贵阳：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5.
[3] 叶洁楠，谷海涛.南京石塘竹海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思考[J].林业科技开发，2011，25（1）：126-130.
[4] 张岩.基于城乡统筹的农业休闲式旅游模式探析[J].农业经济，2014（12）：22-23.
[5] 王利炯，沈浚.乡村景观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联动研究[J].南方农业，2009（1）：88-90.
农旅融合概念范文5
乡村生态旅游的本质是它的乡村性和生态性。就其乡村性而言，乡村生态旅游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就其生态性而言，其是现代生态旅游新趋向，对满足现代游客新需求和促进整个旅游业发展方面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成为推动城市和景区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及地表自然环境要素空间分布与过程也因此受到强烈扰动，生态环境负荷增加旅游业固有的脆弱性等特征也传导到乡村中，对乡村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旅游社区参与研究关注基础理论、参与决策及状态等，对自然要素和社区主体参与旅游的过程、动因等理解不足。对农户而言，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现代消费文化对传统农耕社会的冲击与融合，使得农户在参与乡村旅游过程中出现了职业分化，进而导致阶层分化。乡村生态和旅游开发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因此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需要全面、动态的研究。本文从农户视角出发，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来分析探讨乡村生态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一）概念界定
1.乡村生态旅游。乡村生态旅旅游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乡村生态旅游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尽管国内对于乡村生态旅游的研究很多，但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目前学界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笔者认为何晓芳在其硕士论文中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概念做了很好的阐述，文中提出乡村生态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区域，以乡村原汁原味的自然生态环境、朴素的乡土文化与人情、娴静的田园风情为基础，用景观生态及生态美原理与方法为游客建立一个欣赏乡村景观、认知自然、培养与体验生态旅游环境，充分展现乡村旅游的景观美学价值、乡村居住的宜人价值、乡村文化的追忆价值与乡村教育价值，并最终使得乡村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英国海外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框架，是源于Sen和Chambers及Conway关于贫困属性理解的加深的理论基础。这个框架把农户看作是在一个脆弱性的背景中生存或谋生。农户可以使用一定的资产，以及受到社会、机构和组织环境的影响，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一一配置与使用资产的方式，以求得有益的成果，满足他们的其生计目标。框架涵盖五部分内容：脆弱性、生计资本、政策、机构和过程、生计策略、生计结果。核心是五大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基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不同的家庭对生计资本的获得能力不同，当生计的某项资本占核心主导地位时，生计资本中每种资本的状况也是不断运动变化，在不同的条件下，五种生计资本又可以相互转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于评估发展活动应用于农户生计、找出存在的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地概况。石堰坪村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东南部，距张家界市区68km，地处武陵源、桃花源、沅陵五强溪三处风景旅游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最大的土家吊脚楼群落所在地，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湖南省3521工程创建村、湖南省旅游名村、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村面积1 700公顷，现居住有土家族982人，182栋吊脚楼，核心保护区85栋，堪称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原生态吊脚楼古老村寨。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实地走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形式，主要在村中核心保护区进行调研。到户访问80户，其中旅游户23户，非旅游户57户，收集有效问卷80份，深度访谈46人。获取的原始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
二、石堰坪村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影响分析
（一）农户拥有物质资本的变化
物质资本包括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其意义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生活方面，仅有19%的农户宅基地面积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增加，旅游户和非旅游户的投资意愿有差异，旅游户的家庭原始资产和社会资源更丰富，在投资意愿上更加积极，旅游户受到的正面影响更多。81%的农户宅基地面积并没有因为旅游开发而发生变化，他们认为乡村旅游投资比较大，且收益的波动性和季节性比较明显。56%的农户家庭购置交通工具支出增加，80%的农户家庭拥有交通工具，农户普遍都添置了摩托车，以便外出赶集串门，有3%的农户购买了小型面包车专门承接从镇到村的客运业务。交通工具支出的增加表明农户从事非农活动的意愿与收益增加，乡村生态旅游对农户收入多样化起到了促进作用。90%的农户购置家电支出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青壮年外出打工使得家庭收入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和农户现代生活意识增强。
生产方面，75%的农户购置农机设备的支出较以前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石堰坪村的农户以水稻种植为主，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得家庭劳动力短缺，部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家庭选择将土地出租，大部分家庭以购置农机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5%的旅游专营户购置农机设备支出比以前减少了，这些农户以开饭店、小卖部、旅馆为主要收入来源，除留小部分土地（1亩）作为菜园自用外，其余用于出租，如表1所示。
（二）农户拥有自然资本的变化
自然资本是描述自然资源量的术语，泛指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及相关的服务。乡村旅游一定意义上恢复并保护了石堰坪村的乡村景观及自然环境，提高了自然资本的储量。社区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硬化路通到各家各户的门口，污水管道的铺设改善了村容和村貌;集中处理的饮用水保障了村民饮水安全;改厕工程和房屋翻新整修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有线电视光缆入户丰富了村民的文娱生活。但旅游开发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户农业收入的增长，71%的农户农作物收入持平，大部分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水稻种植，为保持村庄景观的一致性不能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加之政府缺少对农业种植方面的引导，导致大部分农户农业收入较低。93%的农户认为道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距离村中心较远的农户受益明显。98%的农户认为村庄环境有改善，这主要得益于旅游开发以来对生活垃圾的集中回收处理和污水处理。如表2。
（三）农户拥有金融资本的变化
金融资本是指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人们为取得生计目标所需要的积累和流动。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石堰坪村70%农户的非农收入增加，但还有10%的农户非农收入减少。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外出务工的技术要求在提高;另一方面，石堰坪村旅游开发对农户创收的局限性影响。同时，乡村旅游带来农户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所有的旅游户收入都有所增加，而对于非旅游户，却有增有减，并有进一步导致农村阶层分化的趋势。84%的农户都认为家庭开支近年增加显著，主要因为孩子教育、老人医疗的支出增多，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在借贷方面，19%的农户贷款次数增加，其中贷款用于开办饭店、小卖部、旅店等旅游配套设施的占比较小，大部分农户有意参与旅游但在投资方面绝大多数还处于观望态度，已开办旅游相关产业的农户都是村里的大户或回乡创业人员，且农户借款渠道趋向于向亲戚朋友借款，商业贷款的影响不明显，如表3。
（四）农户拥有人力资本的变化
人力资本代表着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状况，它们能使人们去追求不同的生计手段并取得相应的生计目标。石堰坪村98%的农户家庭最高学历记录有所上升，当然这与普及义务教育的政策密切相关，也与农户逐步提高的教育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能在经济上支持农户子女受教育的费用，同时加大农村与外界交流的频率，提升农户受教育意识，使得更多人受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量方面，29%的家庭非农劳动人数增加，主要由于外出务工人数近年增加，但劳动力总体数量基本稳定。在健康状况方面，43%的农户看病次数增加，这意味着农户对健康状况的重视，且能负担得起一些小病的治疗费用。虽然95%的农户没有接受过任何旅游培训，但仍有5%的旅游专营户参加或正在参与培训，农户在接受旅游职业培训的数量在增加，包括服务技能培训和餐饮方面的培训，如表4。
（五）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变化
社会资本是指在可持续生计背景之下，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乡村的发展促进了农户社会关系网的广度和复杂性，91%的农户电话费开支上升。同时乡村红白喜事等人情来往支出更加频繁，此项开支增加的农户占89%。此外，不同农户所能获得的相关扶持力度大不相同。调查发现，只有6%的农户获得过相关支持，主要为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便利，如表5。
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乡村旅游正在改变着农户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扩大或缩小了农户五大资本的外部边界值。对于那些资本存量、流量不足及转换、流动能力薄弱的非旅游户，极易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陷入贫困。总体而言，石堰坪村的乡村生态旅游开发为村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农户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就发展情况而言，石堰坪村乡村生态旅游开发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大部分农户并没有参与到旅游开发中。笔者认为原因如下：第一，农户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存在分歧;第二，对乡村生态旅游的理念和本村旅游开发规划缺乏认知;第三，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前景缺乏信心;这都将直接影响农户参与旅游的积极性。乡村旅游重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打破了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共生和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呈现出冲突和不均衡现状，但乡村旅游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乡村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农旅融合概念范文6
【关键词】湖北省;省域治理;一主两副;均衡发展
一、行政区划概况
1983年湖北省共省辖6地区，1个自治州，6地级市，64个县，1个林区，12个市辖区。截至2014年11月2日，共有13个地级行政单位（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103个县级行政单位（39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37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其中十堰市在2011年就有关于勋县县改区的提案，直到今年9月9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复撤销勋县，并改为十堰市勋阳区，成为十堰市的一个市辖区。
近几年的行政区划变更还有：2011年1月，武汉市江夏区撤销安山镇，成立安山街道;6月撤销豹收颍成立豹式值;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市的襄阳区改为襄州区;同年3月，麻城市龟山乡撤乡设镇;7月竹溪县的龙坝乡撤乡设镇;2009年湖北省随州设立随县，秭归的周平乡和神农架林区的新华乡都撤乡设镇，并撤销黄陂区的蔡家榨镇和姚家集镇;2008年黄陂区撤销李家集镇设立李家集街道办事处;2003-2007年湖北省没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2001年撤销宜昌县，设宜昌市夷陵区，撤销襄阳县，设襄樊市襄阳区。2000年，撤销省直辖县级随州市，设立地级随州市。湖北省的行政区划总体来说撤乡设镇较多，县在减少，而市辖区在增多，至今共有4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
目前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共4个：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区（松柏镇）。
二、相关概念
（一）省域副中心城市
由湖北省社科院学者秦尊文于2001年提出，后被其他地区借鉴。所谓省域副中心城市，是指在一省范围内，综合实力较周边城市强大，经济辐射力超出了自身管辖的行政区范围，拥有独特的优势资源，且与主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可以被赋予带动周边区域发展重任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
2003年8月，国务院批复《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将武汉定位为“省域中心城市”，将襄樊（今襄阳）、宜昌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并围绕“一主两副”建设三个都市连绵区或大都市区。2003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襄樊和宜昌的发展”。此后，这一发展概念和模式也被浙江省温州市、河南省洛阳市、四川省绵阳市、广东省湛江市以及陕西省晋中市等多个省市借鉴实践。
（二）副省级市
副省级市（副省级城市）正式施行于1994年2月，前身是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受省级行政区管辖，仍是地级市，但副省级市的市长与副省长的行政级别相同。湖北省武汉市是其中之一。
（三）国家区域中心城市
区域中心城市是指中国地理大区的区域中心。201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体系规划课题组所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草案）》提升了对区域中心城市的要求，并将原先的概念范围扩大，并确定中国的区域中心城市为沈阳（东北）、南京（华东）、武汉（华中）、深圳（华南）、成都（西南）、西安（西北）。
三、湖北省“一主两副”模式
（一）“一主两副”模式的相关背景
“一主两副”是指湖北省委与省政府在2003年的构建以武汉为中心，以襄阳、宜昌为副中心的跨越式发展格局的发展框架。“一主”即武汉为主中心，“两副”即以襄阳和宜昌两个城市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从2001年10月首次将襄阳、宜昌并列提升为“全省副中心城市”，到2003年9月17日，标志着“一主两副”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统筹全省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一主两副”从提出到实行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十年后，2012年8月22日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了“创新引领建设‘一主两副’中心城市”一文，对湖北省的“一主两副”模式做出了“开发建设尤为引人关注”的评价。时至今日，“一主两副”模式已经经历了十余载的实践和检验。
“一主两副”模式主要的特点有：领导高配（宜昌市委书记和襄阳市委书记都同时被高配为副省级干部，为三个城市争取了更多的资源调配权），部门支持（省政府对三个城市的各个部门都给予了密切关怀和支持保障），地方推动（三个城市根据自身的特色，着力打造富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如武汉力争成为国家创新中心、襄阳围绕“四个襄阳”展开设计、宜昌以宜居宜业宜旅为核心打造魅力城市），民间参与（2011年11月，湖北省“一主两副”青年创业者联盟在宜昌城区宣告成立，力图打破区域限制，引导三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几大特点显示了在现代城市群为特点的治理问题中，以主带副，以副扶弱，能够从更多的层面汲取更广泛的力量来支持城市建设和省域治理。当行政权力和市场推力相碰撞，政府不如找到二者的契合点使之互相融合。
（二）“一主两副”模式的相关实践
以宜昌为例，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之后，宜昌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宝贵机遇。到2008年，宜昌GDP过了千亿大关，可以说与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之前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和武汉相比，宜昌还相距甚远。2010年宜昌的GDP仅相当于武汉的四分之一，在全省占到9.8%。由此可见，“一主两副”模式对于主副城市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但其中的主副城市的关系却非常不平衡。
在概念渗透上，“一主两副”不仅扩散到了全国其他省市，湖北的各个县市也都开始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了相关的规划和构架。如随州开展了“一主（曾都区）两翼（随县、广水）”的城镇化进程，恩施自治州提出了“一主（恩施市）两副（利川市、来凤县）”的格局;如鄂州市形成了“一主（中心城区）两翼（葛华科技新城、花湖工贸新城）”的品字形发展框架，黄石市则打造了“一主（主城区）两翼（东部工贸新城、西部科技新城）”的发展格局;小至部门，也有了一主两副的发展思路。如武汉市铁路局提出了“一主两辅”（武汉站、武昌站和汉口站）的发展思路。
在学界，“一主两副”模式也被广泛探讨。秦尊文对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理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省域主中心和省域副中心城市之间应当存在较大的空间距离，并且不能简单地以GDP规模进行认定;韩民春、曹雨平、白小平则从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和成长三角的角度对省域副中心城市展开思考，并提出了“将‘一主两副’作为‘两圈一带’战略支点去推进，参照武汉‘1+8城市圈’的做法给予省域副中心城市更多的支持，扩大省域副中心城市区划空间”等政策建议，主要针对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发展困境给出了政策解答;叶青则认为“一主两副”中的主副城市对于自身城市的发展都有帮扶的任务――武汉对武汉城市圈中的其他八个城市（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有帮扶的任务，宜昌对荆州、恩施州、神农架有帮扶的任务，襄樊（今襄阳）则对随州、十堰、荆门有帮扶的任务。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对“一主两副”的实践进行了解析和规划。
（三）“一主两副”模式的走向
“一主两副”模式由湖北首次实践，之后其他省市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广泛借鉴。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然而在政府治理问题上，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弊病。
首先，武汉的“主”与襄阳、宜昌的“副”，二者是否对对方的发展存在某些负面影响？武汉市在湖北省的整体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它集经济、政策、人才、历史和地理优势于一体，作为湖北省省域治理和经济发展的主中心是理所应当。然而，在和省域副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上，武汉与宜昌、襄阳之间似乎差距过大，且带动作用不明显。三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稳定关系的三角带上，但三者的发展差距甚至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
其次，宜昌和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其作用应该是在主中心的影响下发展自己，并且再以自身为中心，带动发展周围的县市。然而，宜昌和襄阳带动的效果似乎并不乐观。以宜昌为例，在地理区位上，宜昌与荆州、荆门共处于一个三角地带，在地理意义上有很充分的条件能够形成以宜昌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黄金三角区;正如身为江苏省域副中心的苏州市，带动了苏锡常三城的发展，形成了富有活力的苏锡常都市圈。然而有数据表明，宜昌对附近城市的带动作用和苏州对附近城市的带动作用相比，差距明显，且呈加大趋势。而且在省域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上，宜昌和襄阳在省域副中心城市这一规划作用下，自身的综合实力有所增强，但周围城市却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宜荆荆城市圈中，荆门、荆州二者与宜昌的发展相距甚远）;而苏锡常都市圈中，三者的发展则呈现出非常均衡的态势。这不仅与省域副中心城市自身的发展状态有关，也与省域副中心城市与周围城市之间的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等息息相关。
因此，湖北“一主两副”模式虽然走过了十余载的历程，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
四、结语
湖北省之所以呈现出与其他省市不同的省域治理模式，与它自身的县市构成紧密相关。湖北省既有武汉市这一发展龙头，也有很多需要带动的弱发县市，且龙头与其他县市的发展非常不平衡;既有能够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的县市（如大冶），也有需要特别关怀的民族自治州（恩施州）;既有传统政府间关系，也有因改革带来的省市、省县、县市、行政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湖北省域治理就显得较为复杂，需要在发展构架上大胆且心细。
参考文献
[1]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草案）[Z].2010.
[2] 秦尊文.关于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理论思考[N].湖北日报，2011-10-16（第3版）.
[3] 宜昌市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4] 韩民春.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