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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1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 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 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 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 增长率达到9.6%和8.7%。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 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 , 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 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 这些国家( 地区) 的高经济增长, 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 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 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 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 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 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改革开放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经济得以收获人口红利并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比较优势;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为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人口红利具有动态性, 它在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衰减、消失并最终转化为人口负债。
按照学者普遍认为的当人口总负担系数（总抚养比） 低于50%时就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中国1995 年总抚养比为50.22%，1996 年总抚养比为48.81%，低于50%，被认为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间总抚养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总抚养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个百分点。但总抚养比内部变化方向却不相同，少年儿童抚养比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为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间，少年儿童抚养比从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个百分点（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同时也说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老年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面临着较大的养老压力，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漏损。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学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大约持续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将开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认为，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 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预测，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45为“人口赢利”期，中国可经历1995―2020年长达25年左右的“赢利”阶段，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50为“人口赢利”期，可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 年左右的“赢利”阶段。刘家强、唐代盛预测认为，从2005―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也就说我国还有20年“人口红利”期，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 相反, 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三、实现人口红利的措施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 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 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是自动的，它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要获得“人口红利”需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扩展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因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创造财富，获取“人口红利”。因此，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等，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以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时，要做到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优先其他政策，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优先社会收人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优先其他要素市场等等。
（二） 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进入“人口红利”期时间不同，特别是西部和欠发达省份，即使进入“人口红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会错过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机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人口红利”获取条件的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延长了城市和发达地区老龄化的进程和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城市和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找到工作，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利用各地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和不同地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因此，要对以户籍为核心的政策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城市也要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者能在城市就业，充分享用从农村地区转移过来的“人口红利”。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得以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三）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想获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红利”，不仅仅要发挥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还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会消失，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源泉。加强和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必须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因此，要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仅要加强义务教育，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劳动力在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健康素质是劳动力参加劳动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高有利于防止“ 红利” 变“ 亏损”。提高现有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实现和扩大“人口红利”的问题，而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如何保存“红利”、防止“红利”侵蚀的问题。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有两项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红利储蓄起来，为获取第二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其次，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实行旧体制，但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
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养老负担率降低；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兑现第二人口红利。
（五） 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许多老人退休后余寿还很长，如果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负担很重。其实很多老人退休后身体还很健康，具有很强劳动能力。如果小步渐进推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缴纳养老保险费年数，既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又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同时，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相对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了“人口红利”期，如果把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 岁逐步推迟到65 岁，可以延长劳动年龄人口5 年劳动时间，为进一步获取更大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均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保罗舒尔茨《人口结构和储蓄: 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 . 经济学(季刊),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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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瀛通 《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J].中国人口科学, 2007 (1)
[4] 田素华, 徐明东, 徐晔《人口红利、流动性短期过剩与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供给-对2008-2010 年中国金融市场走势的判断》[J].金融研究,2008 (9)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2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拐点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2.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30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都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而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相继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并于2012年在进出口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1]
经济的高速发展，渗透着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红利的到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前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这一条件刚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员保障，这以后的时期，我国开始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大力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赖于人力成本物美价廉。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1%，也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众多机构都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步入快车道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个数据与此前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经济腾飞时的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基本相当。[2]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这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状态时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断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地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也是就是说人口负担在加重,抚养比在增大。
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也会相当大，首先由于人口红利的优势即将不在，我国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而恰好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这一优势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不小的冲击。
4.中国与日本之间比较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最早出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整个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延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很多人都将这些归结于日本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这么说：白皮书里分析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潜在增长率非常有可能长期保持低迷 。[4]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5]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双重问题，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现在又在向人民币施压，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两国同是出口导向性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所以相似之处我们也应该警戒。
5.拐点以后的企业要转型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及企业转型呢，原因是“人口红利”减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与价格优势。原有的加工贸易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局部地区开始出现用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变化。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多是从事加工业，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数量不足，而加工业也是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劳动的不可替代性，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
近年来，中国外贸的宏观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倾销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幅度下降、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外销价格优势下降、同行竞争愈来愈激烈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少，企业的利润下降，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局面。“未来是一定要靠产业升级、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产值。”陈佳鹏强调，在十几年后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时，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产值。[6]
因此，我国的外贸企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生存还发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转型。
（1）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企业具有较高的要求，无论在产品的研发，生产还是其他环节，都要具备一定的潜力，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施改进，以增加利润。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要建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有利的。
（2）业务方向转型，扩展新业务，大力发张第三产业的外贸经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相对来说对劳动力的素质、经验要求较高，但是从业者的年纪要求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从事到其中去，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缓解人口红利拐点以后的社会压力的的问题。
（3）市场方向的转型，刺激国内市场。一直以来，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针对的都是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打开，因此出口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刺激国内市场，从而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高员工工资，这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6.总结
一个国家的要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优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人口红利的存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机会和挑战。机会就是说，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挑战就是说，人口的不断老化，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均开支也会不断的增大。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为此外贸企业也必须从自身做起，积极寻找自身存在的劣势，寻找新的出路，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利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刘霞辉.人口红利”消失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N].中国证券报,2007.02
[2] 李意坚.人口红利--抓住投资的时代机遇[M].你应该懂点投资学2010.08
[3] 梁达.多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BD].中国证券网，2013.08
[4] 池田信夫.经济陷入长期停滞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叶雷.日本经济为何“失去二十年”[N].中国证券报，2012.05
[6] 唐飞.人口红利尚存+对外贸易未衰中国将延续制造业大国地位[N].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02
作者简介：李效 （1991-），男 ， 汉，河南省汝南县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3
一、关于后人口红利与后发优势的综述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Mason （2001）等在研究东亚奇迹时的计量分析中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Lee et al（2001），Mason （2004）提出了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Lee & Mason（2007）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A. Mason et al（2008）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第二次人口红利。David de la Croix et al（2009）通过对瑞典经济增长路径的研究也表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预测来看具有利益的结合。M.T.Choudhry et al（2010）采用索洛—斯旺模型研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与总人口负相关，并且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存在差异。 D.E. Bloom et al研究表明对经济起飞的预测在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人口与人口比。国内学者蔡昉、王德文等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刘易斯拐点”已到来，而学者陈友华、马瀛通、王桂新、解保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袁志刚也否认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关于劳动要素与后发优势方面的研究：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A.Gerschenkron) 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M. Abramovitz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追赶假说。Brezis et al（1993）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蛙跳理论。F.E. Caroleo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贸易一体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国家可能脱颖而出。国内学者陈刚等、林毅夫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积累等后发优势，逐步实现了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郭熙保概括出后发优势有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五种类型。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后人口红利问题都只是定性描述，并没有给出公理化的概念及体系，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不尽一致，并且对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的关系研究却较少。后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人口红利的后半部分，即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开始上涨、社会负担逐渐加重、人口红利开始慢慢消失的时期。本文旨在研究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时期如何充分挖掘后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后发优势。
二、中国人口红利现状及问题：总量与结构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即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因素。然而，近两年劳动力市场供需却发生了逆转，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总量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递减。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报告，农民工数量进一步增加，总量约2.3亿人。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6个城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1年以来市场中岗位需求和求职人数总体上保持上升态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特别是2004年以来，市场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始终保持在0.9以上，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间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0年回升至1.01，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虽然农民工总量在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却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另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少了约2000万人。
2.第三产业用工需求有所增长，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普遍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因而用工需求也较大。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调查报告，从需求总量看，2010年监测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8.7%和59.5%，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格局相对稳定。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7个百分点）。另外，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3.用工部门对青壮年劳动力需求较多。目前的“民工荒”主要集中在对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方面，特别是对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更大。调查报告显示：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体需求的66.3%。从供求状况对比看，25~34岁、35~4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余各年龄组均为劳动力供大于求。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0.92、1.16、1.03和0.75 。
4.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加，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减少。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以成都和重庆为例，2010年两地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流向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增量是最多的，其次是流向中部地区，唯独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增量呈现递减趋势。
5.中西部加入劳动力争夺战，用工荒愈演愈烈。中国的“用工荒”自2003年小范围出现以后，每年在局部地区都会有所体现。进入2011年，“用工荒”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东部沿海不少外贸企业自2009年下半年出口订单逐步恢复以来，一些企业的用工缺口却仍然得不到补充，至2010年，新的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东部地区遭遇“用工荒”的同时，农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重却在稳步上升。2011年春节过后，原来只是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争夺比较厉害，现在是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都拉开了争夺战。原来只是大城市民工比较短缺，现在不仅是大城市，连中小城市也面临一种招工难的窘境。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6.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人口老龄化加速。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三、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原因分析：人口结构与制度因素
目前，中国的“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少。究其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变化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1）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30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和农村小学招生人数的下降可以得到体现。（2）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有学者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3）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年龄来看，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一般在18岁到35岁之间，其比重占了70%到80%的比重。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和年龄偏大，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竞争中比较艰难，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去，这就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4）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不少，但真正能直接转移的却不是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要考虑数量，而且还需考虑质量问题。尚未转移的剩余的劳动力主要是年龄偏大、女性、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村人口，造成留守劳动者结构劣化，这部分劳动力转移较难。因此，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已经不像从前能够“无限供给”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从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来临。
2.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改善而东部地区产业未能迅速及时升级换代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2010年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因此，在2010年，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产业西进开始加速，中西部地区承接过来的产业跟东部的产业链实际上在同一个层次上。
中西部在进行产业承接的同时，东部地区却未能迅速及时进行产业升级换代。东部地区自身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其第二产业里面，尤其制造业里面，这一块低端产业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跟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相差无几。当东中西部同时争夺同一批、同一类低端教育人口的时候，中西部农民工去东部的人数自然会下降，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3.中西部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是造成东部地区“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几十年形成的极端的企业强势，虽然中国各种经济指标都在增长，但东部沿海出口型企业农民工待遇的工资基本增幅较小。从工资收入绝对数来看，五、六年之前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可目前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要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完成，东部地区过分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格局未得到彻底改观，农民工收入难以与中西部地区拉开较大差距，微小的优势难以冲抵背井离乡农民工的成本支出。因此，仍然采取过去的模式招工，自然会出现“民工荒”。这就要求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而提高农民工工资意味着有些低端产业将难以为继，从而可以倒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
4.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的变化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工作的一个机会成本；另一面，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这阻碍着他们外出发展的步伐。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把进厂打工当作积累经验的阶段性职业，而自主创业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有一部分劳动者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学到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便开始自我创业。这样形成总供给减少，需求相对增加的趋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们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已经告别物质贫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需求已经远远超出工资层次，而进入精神层面，譬如认同感、成就感等等。
5.缺乏安居乐业和以人为本的环境是“民工荒”的外在原因。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市，但是，住房却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障碍。在住房价格高昂的今天，他们想在城市立足，即便是有了一份工作，也只能是望房兴叹。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模式是安居才能乐业，因此，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是由政府提供足够的保障性住房，以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此外，农民工的各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企业和社会又缺少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劳动力市场的软环境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等问题都是造成“民工荒”的间接因素，部分求职人员的观望态度也加剧了“用工荒”局面。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高位徘徊，有逐步减少的趋势，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情况各不相同，其后发优势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也表现各异。
四、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后发优势比较：粗放与集约并举，优势各异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所以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主要是其产业都处于相同层次的水平，只有认识到了各自的特点，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避免低水平的竞争。
1.中西部地区劳动要素的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既可以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可以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可以靠农村不断转移的劳动力来维持。由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数量较多，而所要求的劳动力层次相对较低，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对本身劳动力较多的人口大省来说是个极好的机遇。当地的农村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主要表现在：（1）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农业投入要素的变化等可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2）农村亲友间的互助合作可释放部分劳动力；（3）农闲时可产生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地缘关系，离家较近，可农忙时干农活，闲时则到工厂打工，无须像以往那样长途跋涉到东部地区就业。因此，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还表现在技术、资本、制度方面，可以借鉴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吸取教训，得到超越式发展。
2.东部地区实现人口红利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其后发优势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先发地区，具有劳动、技术、资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整个产业具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具体有以下四方面：（1）劳动力方面的后发优势。目前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随着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进入，他们不仅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而且通过各种培训，还会带来东部地区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了人力资本。这有利于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2）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这有利于该地区推动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3）资本的后发优势。目前，东部地区资本已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地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4）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可以减少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有优势，只有挖掘内含性的人口红利，取长补短，才会达到经济增长共赢的局面。
五、后人口红利未来策略：地区性差异化政策，互补共赢
通过分析和比较，东西部地区应采用差异化的人口红利政策，实现互补共赢。具体是：
1.东部地区应走内含式的提高人口红利的道路，通过向高端产业发展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这就要求东部地区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创新经济，重视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改变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还要发挥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开发东部地区的区位间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变革，向高中端的制造业和物联网等领域迈进。如果东部地区致力于更生与创新，出现了中国本土甚至全球认可的高端品牌，那么，这一地区“民工荒”的问题将得到极大地缓解，后发优势也将得以实现。
2.中西部地区应通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目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表现出时差，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西部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其实，中西部地区无论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在土地等市场资源方面，都比东部地区具有更多的优势。
3.推进农业现代化，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解决企业“用工荒”的问题，需要国家的惠农政策从侧重于惠农向侧重于强农转变。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培育和壮大新型现代农民群体，让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通过深化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务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效益，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4
劳动力短缺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专题研讨会上预测，2009年全国城市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盛世闻危言。自2004年珠三角地区首次拉响民工荒的警报以来，每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市场上，“急招拖拉机驾驶员、急招大灶厨师、急招营业员”类似的招聘广告铺天盖地。现在，民工荒蔓延至内陆省区。今年春天，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发起了“春风行动”，省内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全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开放，并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力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农民工留在本省企业，以填补当地的用工缺口。
由蔡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表明，国内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报告预测，进入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后，劳动力市场上将经常出现结构性短缺现象。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短缺、部门性短缺、劳动力技能和年龄结构性短缺、工资趋于上涨、劳动关系和劳动力规制向有利于劳动者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全国2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在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庄，16岁到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主持这项调查的韩俊说，“劳动力短缺是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江苏省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上述调查结果。江苏省统计局于去年12月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今后5年，该省劳动力供给量将呈逐年减少的趋向，而劳动力需求则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将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缓解。蔡说：“目前中国新增劳动人口与新增需求已基本达到平衡，虽然近期中国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绝对短缺，但结构性短缺的端倪已显现，今后每年都会发生供给缺口。”
“地方政府、企业界和农民工都在利用民工荒这一契机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农民工由被去权的一群开始走向‘增权’和‘自我充权’行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黄岩博士对《经济》记者表示，民工荒促进了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整，同时也促使政府不得不正视因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产业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政绩形象的损失。
而今年4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对全国10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显示，一季度全国劳动力的供给仍大于需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对《经济》记者表示，谈劳动力过剩或短缺，任何国家都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而不是指40岁或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只要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仍在3亿水平，就没有任何理由讲，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接近解决、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来临。
刘易斯拐点
目前肇始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专家指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已经日益明显。
“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蔡解释说，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
对于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学界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侯东民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事实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前提并不相符。他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还在一亿以上。
根据侯东民的分析，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40岁到64岁约有3亿，其中考虑到15岁到39岁年轻人口中部分仍滞留农村，外出打工人口也并非完全脱离了农业劳作，而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农村40岁以上人口已经难以找到工作，可以推断当前被广泛引用的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约3亿的统计数据基本是可用的。这意味着，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确实有大量劳动力冗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样不难发现，这些冗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关系，却相当部分不再可能为第二、三产业就业市场所吸纳，可能长期沉淀在农业之中。
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常常伴随着两个标识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
蔡表示，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如果刘易斯拐点真的即将来临，那么它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的问题是城乡劳动力普遍短缺。从表面上看，近年来，似乎每年新增就业尚不足以吸纳全部城乡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就业统计不能全面涵盖真实就业，统计数字反映的就业数量远小于实际就业人数。譬如，在建筑行业，1个正式纳入统计的职工，通常可以带动5个到10个未纳入统计的劳务工。而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在农村，除去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以及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就业受年龄、性别、家庭状况和其他因素制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
另一个显著影响是，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使劳动力成本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5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年到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高64％。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一定是坏的影响。”蔡表示，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包括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取得经济增长效果。我们在这种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但劳动力供给已经发生变化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
人口红利衰减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人口红利期，这个根本就是假命题。”侯东民对记者表示，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期是两码事。
人口红利期是指在社会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重自然上升，老年人口比例还未达到较高水平，而形成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阶段。侯东民表示，人口红利期是否意味着现实中可以获得人口红利，则有待商榷。目前国内有关“人口红利”研究，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的答复。侯东民介绍说，其研究方法是借鉴自国外，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研究我国“人口红利”问题。侯对这种方法表示质疑，他表示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统一评价各国这一人口红利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路径并不恰当，其原因是世界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
侯东民介绍说，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加上劳动力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社会经济得到额外的推力，其人口红利期与人口红利可以是统一的。但中国人口转变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人口迅速膨胀导致人口问题，社会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转变。控制措施较迅速地发挥作用后，随以往生育旺盛期及高峰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也会跟着凸现劳动力的丰富。但此时劳动年龄比重大，数量多，更多的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到来。
坚持中国存在人口红利期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如何制定正确的老年保障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充分利用“人口红利”黄金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及早为应对2020年以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较高比例与劳力资源衰减，“人口红利”机遇期中止而将造成的严峻挑战做好准备，应该是当前未雨绸缪的问题。
“人口转变及其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过程。”蔡说，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来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表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方面，造成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蔡表示，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还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面对未来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缓慢流失的情况，蔡建议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应按照市场经济通则，准确定位并矫正政府职能，避免人为干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工资的市场形成机制，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其次，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释放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最后是投资于人的发展，强化教育普及和职业培训，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则更具报酬递增和可持续增长的功效。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政策调整契机
对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期的是否存在，争论仍在继续。但眼下面临的重大难题却仍等待求解：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却不对称地出现萎缩的现象。
“经济高速增长，但失业率却居高不下。”蔡分析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十分不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他认为，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
对此，侯东民认为，在政府没有适当调控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导致企业越来越倾向只利用最低成本的劳动力，且只利用这些劳动力其劳动生命最年轻的时段。年轻农业人口进城也导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不断膨胀，在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背景下，城市40、50人口下岗现象同时愈演愈烈，致使城市人口实际退休年龄已经远低于法定退休年龄。
有学者指出，现在已经到了计划生育和户籍制度政策调整的时机。
目前，我国人口政策已经允许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两胎，在政策上避免了“四二一”家庭结构的产生。日前，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有关人员表示，我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过国家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自行规定。这使得一直以来被社会所关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动”的问题再次被推上前台。 据了解，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始考虑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些省、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政策或者将该政策适度放宽。而上海等省、市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由于城市户籍人口中50％以上已是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许多有两个以上孩子，这些非独生子女的孩子才是“普遍放开二胎”政策在城市真正受益的人群。因此，侯东民不赞成目前提出“普遍放开二胎”政策。他认为，我国人口政策应视社会发展而定，以稳定政策为主，必要时可以微调。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5
法奈利教授本次前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目的，是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策研究报告。其中涉及维持公众政策、促进社会进步和增长、增加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发展社会包容性和创造生产性就业等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法奈利教授在宏观经济层面强调，资源型出口国家往往会有货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对传统工业增加投资，保持一定的激励政策，以避免“荷兰病”的产生和蔓延。
中国经济增长 拉动南美自然资源需求
法奈利教授解释了两种战略相结合产生的经济政策：环境变化适应型和结构转型。前者指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导致的结果进行管理，后者指通过法律和法规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一个有效的国家政策，必须是二者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举措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他认为，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一场大冲击后，首先应以环境变化适应型的战略为主，随之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个策略同时适用于正面或负面的冲击。一个实际的正面冲击案例就是中国2000年以来连续十年的经济增长，导致对南美地区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另一个负面冲击案例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崩溃。
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982年，墨西哥政府因无力偿还到期的外债本息，要求推迟偿还期限，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增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称为“失去的十年”。1991年，拉美国家的平均收入占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比例达到了34%的最低点。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之前，这个差距略有减少，从而消除了它的蔓延。拉丁美洲的增长率从2003年起开始加速，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收入比例缩小到40％。
法奈利教授将拉美地区的经济按南北拉美两大地区的不同特点来分析：南拉美地区（LAS）由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组成，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还具有工业发达的特点。其余为北拉美地区（LAN），由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成，这些国家依赖于组装工业，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比如外资公司在墨西哥开办的产品回销本国的组装工厂）和旅游业，能源和食品完全依靠进口，还须依靠移民到美国打工汇款回国的美元来偿还债务。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拉美地区的货币和金融有着直接的影响。那些资源丰富的南拉美地区（LAS）受益于货币增值和中国对天然资源的需求（所谓的正面冲击），外汇的增加导致货币升值，从而降低了其他出口产品的盈利能力。北拉美地区（LAN）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有：第一，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第二，强劲的亚洲工业的竞争；第三，美国的高失业率减少了移民的汇款总量。
南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大大高于北拉美地区，数据表明，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对中国出口额”占“出口销售总额”的比例增加和经济加速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财富再分配 新兴市场未完成的事业
在与法奈利教授的谈话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新兴市场的推动力能持续多久？法奈利教授谈到了一个相对研究较少的领域：贸易和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人口结构的转型已成为正确理解全球和拉美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结构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过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当一个国家的生活条件改善，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率提高，其结果导致没有储蓄或无能投资，因为每家每户都有许多儿女，出现了高抚养比的情况。当一个国家过渡到低出生率时，可以理解为出现了“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工作年龄的人口多于需要抚养的人口。抚养率降低能提高储蓄和人力资本（知识）的投入，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增加财富的效应。过一段时间后，人口又开始趋于老龄化，抚养比增加，这时又失去了增长的时机，“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储蓄需要用于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开支。
现在呈现出高增长的很多国家都得益于“人口红利”。法奈利教授指出，在“人口红利”阶段，是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关键，韩国就是一个案例。在G20中有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老牌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已经不存在“人口红利”阶段；第二，另一类国家如加拿大、美国、韩国等，其“人口红利”阶段会在这十年中结束；第三，仍然有较长阶段“人口红利”的国家，它们包括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度等。
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因此按理说，应该比现有的增长更快。但法奈利教授提出忠告，有必要在该地区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源投资，否则他预期，“如果一个国家资源浪费了，会带来未富先老的风险”。
说到拉美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法奈利教授谈到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里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逻辑分析是：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货币却不流通，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异常现象，中国应该对世界贸易平衡肩负部分责任。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结构中更需要有大国的气度，着眼化解现有的金融债务危机，提高其他国家产品的消费量。欧洲向来坚持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同样奉行的是货币保护主义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异常快速增长。
要改变现状，没有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尤其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又增加了难度，任何一个举措都会影响到某个行业或群体的直接利益。中国今年降低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对南拉美地区（LAS）的负面影响将是直接的。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6
[关键词] 制度变迁;生育决策;经济增长;综述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众多的劳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与我国的人口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人口现象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途径是用人口作为中间变量的。近些年来，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用微观经济原理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广泛传播，为研究家庭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时间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失独家庭”，也是本文写作的背景之一，所谓“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由于出现了各种意外伤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对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而且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个的数量增加，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促进了我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二、生育决策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是人口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而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关系，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又推动着人口结构和数量的转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家庭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更是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家庭活动则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以及家庭组织经济问题等。因而，生育决策理论作为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得到了经济学家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立了若干种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生育率变化以及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决策。
在家庭生育决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卡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给与需求模型”和“生育率临界假说”。
这些年来，面对国外学者对于生育决策问题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依据本国国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学说。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认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期望效用，而非实际效用，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来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认为风险最小化原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时，其内在的动机是为了分散风险，即通过选择生育数量来规避风险，使风险得以减弱。应当说明的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险最小化原则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函数式表示，但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含义，风险最小化原则要求通过降低风险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国家对少生的家庭进行补偿，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通过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来降低生育意愿。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风险最小化无疑更为适用。
周双超（1996）则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用理论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孩子对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这一事实，他认为孩子对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主要分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当孩子是奢侈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大，当孩子是必需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小，因此，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趋向于向奢侈需求转变。
经典的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决策行为的工具和视角，但是它的运用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一般的基本假设包括：家庭生育决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家庭中的个体均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每个家庭中的个体是完全自由的，其对于出生人数和出生间隔完全可以自主决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物品，他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形态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达且无处不在。
只有满足以上的假设条件，其通过模型得到的结论才能够成立，显然，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其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满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庞大的13亿人口，市场经济制度远未建立完善，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远未成熟，收入水平还较为低下，存在着自然经济的残留思想和观念。因此，简单的套用西方经典理论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重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和吸收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注重不同的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方法，从而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的家庭决策和家庭活动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点，例如：①父母一般会抚养子女到成家立业为止，即当子女完婚后才会真正脱离父母抚养，因此，家庭抚养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国家。②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内容比西方国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费用，通常还包括买房，结婚等费用。③具有浓厚的“养儿防老”的传统，子女的保障效用极为重要，这源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养老”的传统。④我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中具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压力较为明显。⑤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较强，家庭的生育决策空间较小，绝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为0-2个。⑥经济处速发展中，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都深刻而明显，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较之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多变，因此，需要更为多样且细致的分析。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理论的应用应当重视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框架，绝不能生搬硬套，更何况，西方生育决策理论中的很多结果尚需实证检验，很多理论还存在空白和有待发展之处。与西方经典生育决策理论相对应，我国学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国的实际和国情，更加关注特殊的文化体制因素对于生育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是，我国学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对于理论的重视不够，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现有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对于模型的构建与理论的创新。另外，对于西方生育决策模型的运用缺少前提，片面的运用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观范畴，缺乏对宏观变量影响的研究。
三、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二是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展开。按照制度的层次，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包含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制度的变迁推动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也对人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促使人的行为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决策方式和权衡关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导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发生变化，家庭中的个体面对着成本和效用的变化会做出不同的生育决策，体现着制度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下面将简要介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曾毅和舒尔茨（1998）主要研究农村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他们运用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数理统计分析，他们认为在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体制下，实际上会对农村生育多孩的夫妇给予了一种经济补偿，而的推行则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客观上取消了对生育多孩夫妇的补偿，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过数值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同时加强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则通过将博弈论内容引入生育决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从而证明了在没有制度控制下，当公共领域中存在大量资源，且实行平均分配制度，人们此时倾向于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了“公地的悲剧”，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将会导致家庭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场经济体制且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少育孩子。
与此类似，郑龙真，史清华（2006）通过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较了无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得出在无制度控制下家庭将会选择多育孩子以争夺公共资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条件下，人们将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张华宁、陈纪平（2009）的研究利用产权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在人口增长率的统计分析中加入政府产权制度效率参数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参数，通过将实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相结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由于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绩效，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性质，随着产权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导致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而导致过剩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增长率下降。二是由于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人们拥有多个孩子以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非生产性”过剩人口的增加，进而导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对于计划生育制度变革是否会引起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即是否会引起生育率的反弹，学界基本上呈现两种态度。顾宝昌（2010）提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即放开二胎不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也不会导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陈华（2012）的研究表明调整现行人口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在短时期内将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导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弹。
通过不同学者对正式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农业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制度都会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产生影响。
四、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我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少生的人口达到3.38亿。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人口转变是指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状态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态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21]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对生育的有力控制，经过30年时间，我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通常发达国家处于的阶段。与我国相同收入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国家均处于第二阶段，因此，我国人口的迅速转变无疑是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与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红利”效应，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在全部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据此推论，由于2000年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成为名符其实的“银发国家”，这对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受到“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据标准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这种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和投资率处于高位，且绝对量不断增长，另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检验。其中，蔡P（2004）通过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法得出，东亚奇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应归结于人口结构因素。同时，他认为大约23.71%应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认为高的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为0.109，-0.113，且均显著。一般而言，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高储蓄率，主要因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导致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而且，年轻人的储蓄意愿和能力也较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人口转变，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根据预测，在2000-2030年间，劳动负担系数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间，劳动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到2050年将上升至64.36%，届时，我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
由此可知，21世纪的前30年，将是我国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当前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既出现了许多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对于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将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标相联系。而人口红利对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较薄弱。二是对于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与传导途径的分析较模糊。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并存的阶段，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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