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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的特征范文1
互联网究竟带来了什么?
由蒸汽机和电力发明引发的两次工业革命,让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其本质特征是用更先进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规模满足人们的标准化需求。在工厂流水生产线上,大批标准化商品如电视机、冰箱、汽车等被制造出来并推向市场。规模化和标准化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影响着工业时代各行各业的发展,将规模做大几乎成为那时所有企业的发展目标。
互联网的出现却颠覆了工业革命以来企业家奉为“圣经”的发展理念,因为互联网的核心是让“大规模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成为可能。
释放个性化需求时代
规模化与个性化在以往是非常矛盾的,只有规模化才是工业时代的特征,而个性化是手工业时代的特征,两者不可调和。进入工业时代的生产制造企业希望市场需求越标准化、共性化越好,只有这样才适合大规模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和供应,传统金融、电信、钢铁等行业均依此壮大。然而个性化需求客观存在,没人希望和别人穿同样衣服、开同样车子,互联网的出现让倾听每一位消费者的需求成为了可能。大量个性化需求信息涌入了互联网,以往被束缚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了充分释放,并汇聚成股股洪流,冲击着传统工业的生产和供应模式。
新时代大幕方启
纵观过去20年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是找到大规模个性化需求市场领域,运用互联网技术加以满足进而成就商业价值的。亚马逊售书发家、谷歌和百度搜索起步、腾讯QQ和微信在即时通信市场称雄、阿里巴巴让电商风靡中国……这些市场领域都符合互联网时代“大规模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典型特征。
在工业时代走入“供大于求”后,市场从过去“以产品为中心”、“以生产供应为中心”开始全面向“以需求为中心”和“以客户为中心”转变,谁离“中心”更近,谁就在供应链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就有资格攫取更大的商业价值。
所谓互联网企业,就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将与客户这个“中心”的距离拉到最近,甚至融为一体的企业,这是互联网企业受风险资本青睐和扶持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些企业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IT技术搭建了庞大的可容纳处理大规模个性化需求信息的平台,让规模化生产和个性化需求实现对接和有机融合,全方位改变了传统意义的商业世界,体现了互联网变革的巨大意义。
其实,让个性化需求形成规模,做起来很难。风投模式和免费模式也因此应运而生,这两者都是达成大规模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必要手段;而传统的投资和市场营销的方法手段很难奏效。
工业互联网的特征范文2
当然,周鸿祎的概括主要从微观层面谈的,侧重从互联网思维模式、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视角看互联网经济的特征。也就是说,周鸿祎的概括有两个特点:一是微观,二是侧重方法论层面。如何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之处呢?我理解互联网经济有这样几个特征:
1、低成本要素。工业经济的构成单元是原子,互联网世界构成的基本介质是比特。工业经济时代的原材料——各种资源、生产要素是有限的,总有被人类用完的一天;互联网时代所依赖的原材料——数据是无限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学是一种稀缺经济学,而互联网时代则是丰饶经济学,数据成为企业竞争的最为宝贵的资源。对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而言,互联网经济的要素低成本化意义更为重大。
2、扁平式结构。传统社会是科层式社会,是一个层级结构的社会;互联网是网状的,是没有中心节点的,因此互联网世界是平的世界,互联网社会是网状结构社会,是扁平式社会。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决定了它的本质精神,是去中心化,是分布式,是平等,是民主。
3、开放式连接。在互联网社会,一个企业的价值,是由所在连接点的广度与厚度决定的。企业连接越广、连接越厚,掌握的数据越多,价值就越大。在互联网社会,开放是一种生存手段。
4、快捷化传输。互联网使世界发生的最根本性变化是消除时空距离,整个世界被网络连为一体,成为了“地球村”。比尔·盖茨讲,现在是十倍速时代。根据摩尔定律,电脑的运算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你不可能两次跳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5、人本化社会。互联网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平等、开放基础之上,互联网思维也必然体现着平等、开放的特征。平等、开放意味着更多的民主,互联网经济体现了更多的人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经济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经济。
6、体验式消费。在互联网上,用户选择成本很低。你的产品不好,服务不好,在传统社会,用户可以用脚投票;在互联网条件下,用户是用鼠标投票,鼠标一点就用了,鼠标再一点又不用你了。商家要想办法向用户整体让渡价值,更要让用户得到超出预期的感受,产生交易之外的感情认同。马化腾和马云两个IT界的大佬,可以用几个月时间,“烧钱”十多个亿金,就在于俘获一个亿用户,预期能取得到一年七八百亿的市场交易额。
工业互联网的特征范文3
这一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悄然萌芽。互联网在经历了工具、应用层面的淬炼后,终于进化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即使仅仅是一种萌芽,其对未来的影响也将极为深远。就像我们探寻历次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要寻找到最初的起点,毫无疑问,2013年就应该是人类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发轫之年。
相对于工业化思维而言,互联网思维最典型的特征是商业民主化。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和大规模传播,这三个工业化思维的基础被解构以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力发生了转变,消费者得以确立。
在201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一年前王健林和马云的亿元赌局被宣布取消,原因是王健林表示 “很快会跟马云合作”。余音未落,万达影院已进入支付宝钱包公众服务平台,并实现声波取票。显然,王健林已经对互联网思维有了新认识。
而与王马二人同台的雷军和董明珠却有了一个新的10亿元豪赌:五年之内,小米能否超过格力。作为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代表,格力与小米较劲,就好像80万人的清朝绿营和八旗军与1.8万人的八国联军对阵。除非格力能清楚地认知消费者时代的新特征,否则,即便董明珠再咄咄逼人,也无法改变不同层次文明竞争的结果。
互联网思维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最终推动文明进步。但也要警惕互联网沙文主义,即互联网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既然能搞定那么多行业,你们这些传统行业我们也一定能搞定!
最近有网友在观看了电影《风暴》后写了一段微博:“吕良伟你真是缺少互联网思维啊!你活该被突突掉。拿着价值几百万的武器,去抢几千万的钞票,投入产出比太差,风险又极高。你开个网店,用手下几个型男当模特,半年就能冲钻,风投一进来至少估值三个亿,港币?不!三亿美金!”
吕良伟无奈地回复到:“好吧,我公司请你来做互联网思维顾问,我不用打劫了。”其实,吕良伟投资新媒体已经做得有声有色,赚了不少钱。
这种顶着互联网思维的帽子出现的互联网沙文主义,其实就是通过互联网做营销,把自己炒得人尽皆知,从而做大规模,至于赚不赚钱另说,实在不行,反正还有一堆投资人跟在你后面垫底。
作为一种合理的商业逻辑,以投资人的资金支撑企业发展没有错,但企业组织一定必须依靠自身的商业运作产生利润,否则,这种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浮躁的商业逻辑,充其量只是文明更替之际泛起的时代沉渣。其始作俑者,要么是想把水搅浑从中谋利,要么就是根本没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互联网思维。
工业互联网的特征范文4
你到底是做平台,还是做商务?在互联网时代初期,这是一个必须想明白的问题。
如果是在做平台,那么平台就应该具备公共性质,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公共设施”。平台当然也具备商业性,但它首先是要有公共性。
马云做了这么多年的互联网,终于在2015年想通了这个问题。马云从电商起家,他今年却说:“简单地把今天市场上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当作阿里巴巴的对手,是把苹果和苹果树相比,是对双方都不合适的。”
在上市后的首封《致股东的公开信》中,马云说:“狭义的电子商务仅仅是今天阿里巴巴集团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追求的是打造一个开放、透明、协同的商业基础设施平台。”从定位电商到定位平台,既是马云“野心”的变化,也证明他看到了一个新时代开创初期,到底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中国的BAT,与其说是做商业,不如说是做平台。百度是搜索平台,腾讯是信息平台,阿里是商业平台。它们分别是控制信息、商务和社交流量的平台。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谁掌控了平台,就掌控了商业。
新文明时代,必然有新平台
平台,是一个社会的公共交往工具。整个社会的运营,就在平台之上。缺了它,社会交往和交易效率会大大降低。
以传递信息为例,农业文明时代,最早靠“峰火台”,后来有了“驿道”;进入工业社会后,陆续有了电报、电话,报纸、电视;到了今天信息时代,有了互联网、手机、社交网站等。这些都是信息传递平台。每个文明时代,都有相应的信息传递平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迅速建立了农业文明社会的公共平台,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没有这些平台,秦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很难实现。
工业文明时代,也有这个时代的公共平台,如电力系统,通讯(电报、电话、邮政等)系统,交通(公路、铁路、轮船和航空)系统,媒体(广播、电视、报纸)。
而互联网时代,到底是工业文明的延续,还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需要重新建立平台。如果是旧平台的替代或改善,如高铁替代传统铁路,可能无法称得上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今天是信息文明时代,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平台都与信息相关,互联网不过是工具而已。现在最基础的平台是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未来还可能进化到物联网(即IOT,万物互联),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应用系统,如搜索系统、社交系统(如微信)、智能链接(如Uber)、电商平台(如阿里)。
平台是中心化的
有了腾讯的微信,阿里的“来往”就很难成功,除非“来往”替代了微信。不过,如果有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社会的交往成本就会大大提高。
任何一个时代的平台都是中心化的,或许不是独家,但一定不是高度分散,而是高度集中的。比如:中国(大陆)人已经习惯社交平台微信,美国人习惯社交平台WhatsApp,在美华人与大陆人交流,只得用微信;跨国公司派驻大陆的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交流也只得用微信。相反,华人在美国与美国人交流,就只有用WhatsApp。所以,在华美国人和在美华人,都会有两个平台――用不同的平台,与不同类人交流。
为什么说平台必须是中心化的呢?
最早的门户网站,是互联网时代初期的信息平台,所以最后形成了三大门户网站并存的格局,集中度很高。好在门户网站只是单向获取信息,多个门户网站并存并不影响人们的信息获取。进入信息交互时代,双向交流如果还是多个平台,每个人就必须同时进入多个平台,社会交往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平台既有商业属性,也有公共属性
在世界互联网领域,凡是做得大的,都是社会平台。例如:微软是PC时代的平台,安卓是移动互联时代的平台。
有些平台是纯公共的属性,比如市区道路。有些平台有商业属性,比如高速公路、地铁。有双重属性的平台,如果过度商业化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是垄断。如微软,本来是平台,但因为其过度商业化,形成了垄断,并因垄断阻碍了创新,所以微软虽然受到西方商业社会的规则保护,但其形象一直很差。
工业文明时代,平台的商业属性表现为直接收费,比如高铁是平台,乘坐高铁要交费。信息文明时代,平台的商业属性发生了变化,表现为间接收费。社会利用平台可以免费,但利用平台必然带来信息流量,而信息流量是有商业价值的,即流量能够产生衍生价值,所以产生了一个说法: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来埋单。信息文明时代的“免费”,只是平台的免费,因为平台的价值链更长。在信息文明社会,碎片化信息的集合产生了大数据,而大数据也是有商业价值的。所以,与其说是我“免费”,不如说是延迟收费或第三方付费。
平台的商业属性,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民间投资,但因为平台的公共属性,所以要有限地发挥商业属性。
去中心化的商业
然而,去中心化的时代,却不断产生互联网巨头。中美均是如此。我曾经怀疑,互联网到底是否是真正去中心化的。
如果平台是中心化的解释了巨头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如何解读商业也有中心化的特征呢?比如:淘宝曾经是小商户的天地,诞生了一批“淘品牌”,后来的天猫则成为大企业的天下,曾经红火的“淘品牌”多数却没落了。
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的商业源于地理跨度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工业文明时代虽然信息更加对称,但由于媒体霸权和经济规模化,带给消费者认知不对称。比如:大企业重金投放广告,改变了消费者的认知,这也是一种不对称。
互联网时代的初期,这种认知不对称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强化了。因为最初互联网只是作为信息工具来发挥作用的。比如:门户网站的逻辑与传统媒体没什么区别,只是利用了互联网进行传播;淘宝、京东这类电商的逻辑也与传统商业没有多大区别,但利用了互联网渠道进行推广。为什么说逻辑没有变?因为认知不对称仍然是重要特征。
商业是否去中心化,是由信息传播的方式决定的。
“今日头条”、Uber的红火,使互联网时代的本质开始显现。“今日头条”有智能属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定制信息,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有智能化程度更高的信息媒体出现。当这类媒体成为主流时,互联网将不再有“媒体霸权”的现象。Uber利用算法的定位技术,实现自动合理匹配,所以Uber既有共享经济的特征,又有价值链接的特征。
价值与规模无关,只要你有价值,就可以利用互联网获取到它。当互联网不能利用规模改变认知的时候,价值才有最大的市场,否则,规模消灭价值的现象会一直存在。
工业互联网的特征范文5
网络营销环境的构成要素,即包括各种经济单元在网络环境中的镜像(供应商、中间组织、客户群体),也包含在网络中产生、流动的各种信息。
在网络营销环境中,其要素的组织方式是体现网络营销环境特征的重要方面。
这里讲的组织方式,不仅体现网络中各经济单元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体现网络中信息的产生机制、流动方式和利用效率。这里我们将互联网视为一个虚拟状态的社会环境,而非一个由各种信息技术衔接构建的技术或工具平台。
在互联网条件下的营销活动中,技术并不是一个会对人们产生限制的因素,认识和理念的先进与否将决定一个企业的营销活动是否成功,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在网络营销环境下的竞争力。
从企业实现利润的角度出发,对于网络营销环境特点的认识就至关重要。
(1)在网络环境中企业营销活动的规模与现实的市场业务规模没有直接的联系。
(2)网络环境中市场的无边界性,企业面对的是无尽的市场机会,同时互联网的智能化特征也有利于企业向目标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产品。
(3)互联网的兼容性,使得企业的营销活动能够调动整个互联网中的资源,企业营销活动的竞争能力也就体现为资源调动的能力。
工业互联网的特征范文6
然而,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变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分析其对当下生产形态、分配形态和消费形态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定义时代主题的基础性意义。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信息技术的视野出发,人类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信息技术,一类是其他技术。广义的信息技术,是人类传播信息的手段、技艺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广播、电视等传统手段,当然也包括当下渗透人们生活之中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将今天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但实际上依然低估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刚兴起之时,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优化提升工业生产,但并不会对工业时代的模式体系产生根本影响。
当时人们可以预见到的是:互联网会让工厂生产与商场管理更有效率;但是,当人们在想象互联网会让消费者在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商场购物更方便之时,却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不到20年后,沃尔玛模式会被淘宝模式颠覆掉。
实际上,直到三、五年前,互联网界人士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互联网革命可能要从百年大计的视野重新理解,要将它作为一个世纪性命题加以思考。
互联网革命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重塑了人类社会,塑造了影响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学科划分、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今天,在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下,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基本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区块链、比特币等等。
这些技术大都是基于互联网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会对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观念理想层面。在这样强大的力量推动之下,原有的构成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识产权等等,它们所指向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们能否继续以传统定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经是必须认真直面的问题。
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观察,互联网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如基站的建设,门户网站、手机逐渐普及等等,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发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在中国的标志性现象是淘宝、支付宝的出现,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崭新的商业模式和崭新的企业。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标杆。
到今天,互联网开始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创新的第三阶段。
这个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联网行业这一范围,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逐步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性意义,并开始深度改变人类的社会形态。
互联网革命重塑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
在思想方法层面,互联网革命也给予我们一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来看待人类社会,可以发现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节点,一个是连接。
所谓节点,包括人、组织、村庄、工厂、国家这些实体,而联结这种节点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访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现在的打电话、上网、微信等等,都可以视为是连接。
回顾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一段时期内的突破重点会集中在节点上:比如电影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计算机的出现等等。之后,随着节点本身的进化,会促进连接的升级,比如教育体系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等等,都是建立在新节点的普遍运用之上。
而连接方式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节点的进化:比如当前在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超能电池等新事物。
从这个角度观察,过去六十年,人类先在节点上获得突破,如计算机的产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进入了连接技术的突破阶段,如互联网的扩展;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节点上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深度连接方式的互联网技术会反过来推动节点性技术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们为了充分认识互联网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必须关注其对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互联网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分工)结构。
首先,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人们所熟知的、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这样的交通设施、公用设施。
今天的基础设施,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和演变,云网端、云计算、互联网智能终端以及人手一个的智能手机,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次,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原来我们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而今天,数据正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获得巨额估值,主要价值依据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数据。数据有可能超越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
最后,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新的协作结构。我们社会原来的协作(分工)结构,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是,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资源、制造基地和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的隔离与不平衡,会产生高额成本,也会受到规模限制。
而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动大规模协同与共享,或者叫大规模协作与共享。这种协作方式,远远超过传统的分工与合作结构。
比如淘宝上每天的访客人数接近两个亿,每天产生的交易数量超过两千万,商品规模超过十亿件——仅2016年“双十一”一天就产生了一千多亿的交易额。在有淘宝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万个店铺,它天然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而今天仅在淘宝平台之上,就何止有700万个店铺?
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线上与线下的对接与协同。而数量超过亿计的超大规模的协作,必然引发生产、交易、消费结构的质变。此种大规模协作、协同的模式,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传统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影响极其深远。这些影响,在今天也还只是初露端倪,在未来还会逐步显现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个新要素,是我们理解当下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关键。以2017年的爆发性成长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即没有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能力,没有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这种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滴滴打车也是如此。
我们把此种新的经济形态称为共享或者分享经济,说明它的经济形态已经超出了以所有权、使用权为基本概念的经济学内容。
分享经济有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包括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依附于互联网平台。第二,它需要大规模参与,参与的主体数量都是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第三,它要依靠数据的智能匹配。
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现共享单车?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智能终端(智能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移动支付。现在,听说有投资人想要在菲律宾推出共享单车,但是,菲律宾连基础的移动网路都不完善,也没有网上支付这些先决条件,怎么推共享经济?
因而,我们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业模式的出现,也要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所附着的基本条件,没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生商业模式是很难成长壮大的。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正在对现在的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传统划分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个横向分工的概念。
人们按照生产环节进行产业划分。种麦子可以称之为第一产业,把麦子磨成面粉则称为第二产业,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则属于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横向划分显然出现了无法归类的问题。比如,按照传统归类方式,理发属于第三产业,移动网络运营商也是属于第三产业——天差地别的两种行业却属于同一产业。
而如果我们继续以归类方式来作为我们经济统计、政策制定的依据,一定会遮蔽我们对现实巨变的认识和理解。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已经开始失效,它已经很难刻画出当下的产业结构特征。
要正确描绘当下的生产结构形态,我们就不能固守横向分工的旧视角,而是必须关注随着互联网革命而来的纵向结构。
什么叫纵向结构?我们现在要观察和定义一个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分析它处于何种生产环节之中,而是应该分析它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层面之上:
处于最底层,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可以称之为基础设施行业,中国移动就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行业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平台行业,平台掌握数据,非常关键,淘宝、天猫、滴滴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平台;最上层,可以称之为自由连接体,它是可以随时连接、随时自主形成的各种商业实体与社会实体。
自由连接体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响应市场发展,它可能是小微企业,也可能就是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越来越多个体从原有的组织、体制、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半游离状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联结、组合,产生出无数种可能性。
未来也许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成为这样的自由连接体的终端。最近,在一个高校所做的关于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中显示,95后的大学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选择毕业以后不就业——不考公务员,不到公司做职员,而是以自由连接体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是作家/出版人/学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连接——以后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说是“斜杠人生”了。现在,此种自由就业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就业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革命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革命重塑知识体系与治理体系
为了应对变局,引领变局,我们必须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治理能力。
在农业时代,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慢于人类年龄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年长者的经验对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长者天然拥有知识上的权威。
而当我们进入工业时代,知识增长加快,年轻人拥有的知识未必比年长者少,家长经验和知识权威的有效性,面临学校体系竞争,也受到教育层次较高者的挑战,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对老一辈人知识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知识的代谢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轻人相对于年长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识。信息时代的新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父母权威。
比如,面对一个智能设备,现在的一个儿童几乎不用看说明书,稍加摸索就能熟练运用,而家长却还是按部就班地依赖说明书指导,并且未必能掌握——这是他们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带来的限制。
当此类的挫败不断出现时,家长的权威就会出现问题。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传播速率问题,学校教材往往刚出版就已经落伍。老师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其他老师,而是以整个互联网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进一步,此种趋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传统的知识分布方式、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架构。
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就已经面临过类似的冲击,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本土知识体系被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颠覆和替换。而到了今天,这种知识体系的颠覆和替换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观念冲击、伦理冲击可能更为剧烈。
面对由此而来的观念混乱和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过去,重新拥抱农业文明的知识经验,而是面向未来,直面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重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互联网革命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社会复杂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等级化、科层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我们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平等价值诉求不断高涨,而且日渐难以靠压制和无视的方式加以应对。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治理可以视为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形态:不是像过去一般依靠一个中心来进行控制,不是依靠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依靠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心来分层地进行控制,不是所谓的联邦式治理。
当然,在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的时候,也要看到,互联网自身内在的一些技术特性,也为这样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