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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定义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人力资源开发 老年人力资源
1.绪论
1.1研究背景
2011年4月28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过后，国家统计局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据统计，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年均增长率为0.57％，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如图1，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上升1.91个百分点。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我国早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众多老年闲置人口，造成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赡养系数上升、国家老龄类支出增多等诸多不利影响 [1]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熊必俊（1993年）阐述了老有所为理论，提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使老龄化社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并且指出我国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陶思敏、孙宏英（2000年）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认为老龄化群体规模较大，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基础上，熊斌（2004年）论述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的意义和困难，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方面能够缓解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能够调整老年人的各种不良心态。王树新、杨彦（2005年）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提出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策略构想。认为老年人是各项建设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源有其独特的优势，即经验优势、智能优势和文化优势。
2.人口老龄化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2.1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所指的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20世纪中叶联合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以65岁作为老年人口年龄起点。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又将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龄定义为60岁。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接受人口老龄化概念，“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指老年状态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2]。
联合国提出了一套对人口年龄划分的类型标准，如表1，它规定了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大于7%的国家或地区称之为老年型社会或人口老年型国家；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4%到7%的国家或地区称为成年型社会，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在4%以下的称之为年轻型社会。
2.2 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
美国学者纳德尔在1989年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概念：“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企业雇主所提供的学习经验导致雇员行为绩效改善和个体成长的可能性”。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了工作中学习的显著特点是其与工作的相关性。美国培训与开发学会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定义为：“人力资源开发是综合利用培训与开发、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等手段来改进个人的、群体的和组织的效率。”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培训、职业生涯开发、组织开发和管理开发四个主要部分,通过对雇员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运用组织手段都方式提高个人的效率。其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指相关组织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一系列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培训,使其潜能得以充分发掘与合理使用的所有活动。
3.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4]。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还存在许多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3.1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和偏见
思想认识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关键。思想认识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社会，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包袱，认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与青年人争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是来自老年人自身的问题 [5]。通过王红漫2001年对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抽样，结果显示，未再就业老年人中，37.8％的老年人因为身体状况不好而不再继续工作，21.7％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8.0％是因为子女不赞成，另有32.5％的老年人则是自己不想再工作 [6]。
3.2缺乏政府规划，各项政策不完善
相关政策相对来说还不够完善，并且在具体的工作任务中落实不到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已就业的老年人没有足够的尊重，这些老人难免会感觉受到歧视，并且随后产生离岗的想法。二是老年人再就业后的薪酬待遇相对较低，经常会出现高质低价的现象，没有实行同工同酬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影响到老年人工作的积极性。
3.3没有形成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机制相对来说不够健全，因而造成就业率普遍不高，我国现阶段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主要途径的是强关系网，也就是由家庭或家族关系构成的亲属亲戚和朋友关系结构，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再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从表2看来也表明了城镇老年人的就业途径主要依靠委托亲友介绍，这说明国家组建的相关正式组织，组织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6] 。
老龄化社会定义范文2
关键词：日本；老龄化；中国；措施
伴随医疗、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应对问题。老龄化不仅仅指的是寿命延长、老人数量增加，还指的是老龄人口占据整体人口比重，还有该比重增长幅度如何。按照国际人口普查学会编撰《人口学词典》当中相关释义：超出65岁老龄人口比重至8%左右乃至更高的人口结构被叫作老龄化社会，超出65岁人口比重超出14%，被称为老龄社会。现如今，国际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已属于老龄化社会，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处于边缘或者涉入其中。在两千年伊始我国也迈进老龄化社会之列，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应当要属先驱者了。与此同时，老龄化对于我国文化、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也构成巨大影，而这也让相应社会保障相关政策调整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接下来将着重介绍中日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相应发展态势，对比中日两国老龄化的特征，并根据日本应对老龄化举措阐述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一、中国与日本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态势
按照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现如今我国总体人口数是13.40亿人次，其中超出60岁占据13.27%，要较2000年的人口普查提升2.94个百分点，总量为1.80亿，当中超出65岁占据8.88%，要较2000年的人口普查提高1.92个百分点，绝对数在1.2亿左右。上述数据也说明我国老龄化还在持续，有关老龄化的相关问题也渐渐变成社会发展进程中要深思的一大民生问题[1]。按照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预计在2026年我国的老龄群体将超出3亿人次，在2036年将超出4亿人次，至2050年超出60岁老龄人总数将是4.5亿左右，占据总体人口数量32.6%，超出65岁老龄人总数在3.35亿人左右，占据总人口数约24.2%。由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平均1亿人花费时间层面出发，由2亿至3亿花费时间为12年左右，由3亿至4亿花费10年左右时间。中国老龄人口上涨最快时间即为20世纪中叶高生育阶段出生人口步入老龄阶段。
预估在2025年中国总人口数将有约20%为超出60岁老年人，至2050年超出60岁老龄人比重很有可能占据总人口30%左右。在1970年时日本迈进老龄化社会时期，在1994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涨到15%。日本的总务省在2010年末公布新进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总人口数量是1.28亿人左右，当中超出65岁者有2945万人左右，占据总人口比例约为23.2%，同2009年比起来，上涨47万左右，上涨约0.5百分点，老龄人口比重已成为历史最高点。根据日本社保问题研究所预估，在2030年日本的总人口数将为11523万人左右，而超出65岁者将在3668万人左右，占据总体人口31.9%左右，而至2050年时，总的人口数将是9516万人左右，超出65岁人口在3764万人左右，占据总体人口约39.7%的比例。国际将老龄人口从7%上涨至14%花费年数称之社会老化速度[2]。日本的老龄人口由7%涨至14%花费不到25年时间，我国在两千年伊始开始到老龄化社会阶段，预估花费28年时间涨至14%，可以看出两国老龄化发展进程基本相似。而欧美多国老龄化进程花费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不等时间。
二、中国与日本老龄化的特征对比
中国老龄化呈现地域不均衡，城乡明显倒置，老龄化比现代化超前三大特征。也就是我们国家老龄化发展存在显著从东到西阶梯式发展特点，东部的沿海区经济明显比中西部发展成熟，但老龄化进程也要更快，农村老龄化要比城镇高。日本则呈相反发展态势，人口城市化进程更高，而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是很大。因为地区经济呈现均衡发展，让日本老龄化快速发展的社会，不论是配套硬件建设，还是人力资源亦或制度政策等软件建设方面，发展均相对平均[3]。除此之外，我国人均生产值为1000美元左右，便需要应对老龄化局势，陷入未富先老尴尬局面，日本在二十世纪中旬达到现代化发展效果以后才进到老龄化状态。因为国民经济飞快发展，人民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福利条件不断改善，加上合理饮食习性与别具优势自然环境等，也让日本更加变成全球人均寿命最长国家，老龄化也就随之而来了[4]。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措施
日本应对老龄化相关问题时，对老年人相关制度加以不断完善，也构建了相对完善社保体系。同时，对退休年龄进行推迟，对老年产业进行开发，给老年人提供最为优质与精细化的服务。
老龄化社会定义范文3
关键词：人口 老龄化 经济 发展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的内涵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的内涵。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国际社会通常把年满60岁及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分析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阻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
（1）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根据供求关系原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导致劳动力支付的报酬提高，劳动成本相应增加。
（2）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注重从业人员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也会随着退化，体力，脑力都处于衰退状态，不仅不能胜任现有的工作，而且年长的劳动者在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时，也不能尽快地接受新的技术，学会操作新的设备。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投资、储蓄和消费都带来相关影响。
1、我国人口老龄化与投资
（1）从政府的角度分析。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自然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国家支出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就这样，老龄化降低了国家对生产和其他设施的投资规模，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2）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事实上，企业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这方面的支出增加了，用于生产的资金就减少了，不利于企业的投资。
2、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储蓄。在劳动年龄时期，为了给以后的消费提供保障，人们选择了为养老而储蓄，一旦进入老年，由于退出生产领域，收入降低，同时，还要动用过去的储蓄来支付养老、医疗、护理等方面的费用。人口老龄化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会相应下降。一边，劳动者的高储蓄得不到维持。另一边，老年人口增多的过程中还会加大消费，这样，导致了社会总储蓄的下降。
3、推动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转变。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三）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内容包括：赡养支出、医疗保障费用和其他安保体系的支出。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正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老年人是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关心和关爱。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家庭、居民的有机协同，实现我国和谐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潘斌斌．广西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04月；
[2]李雪．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中国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4年04月；
老龄化社会定义范文4
[关键词] 积极老龄观 人口老龄化 策略 研究
一、引言
我国在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达到7%，开始跨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此后十年，这一比例逐年上升。从2000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速趋缓，而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增速却在加快。与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增长了2.93%和1.91% 。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非常必要，但我国现有文献中有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绝大多数研究都以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挑战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解决问题时更多的是强调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辩证的看待，正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更应该从积极的视角考虑如何实现“老年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两种不同倾向的老龄观
所谓老龄观是指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群所持有的观念和看法，以及在所持有的观念的基础上对老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从多数学者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的研究来看，我国的老龄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倾向：
1．消极倾向的老龄观
消极倾向的老龄观从传统的老年理论研究出发，主观的把老年人群界定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弱势群体，认为老年人不再创造经济社会价值，是纯粹的社会资源消耗者和被照顾者，把老年人描绘为体弱多病、传统保守和脱离社会。在这种先入为主并带有歧视的消极图景的引导下，人们在谈到人口老龄化现象时，研究的焦点更多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及其进一步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以及其对社会、经济等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由此在研究中更多的是强调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为缓解老龄社会压力而提出的措施被定义为“健康老龄化”策略。虽然“健康老龄化”概念从1987年提出到现在，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健康老龄化”从本质上仍然是将老年群体看作是社会的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其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了老年群体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2．积极倾向的老龄观
1997年6月，西方七国首脑丹佛会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主张。从国内外学者对积极老龄化的解读来看，积极倾向的老龄观是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乐观的认识，也是一种积极的对待老年人群的态度和准则。
积极倾向的老龄观强调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辩证的分析。一方面，积极老龄观认为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对社会经济的各领域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是对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一个考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口老龄化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和促进。老龄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是利是弊,固然一方面要取决于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则要看社会和家庭如何回应、如何转化、如何导向。从积极的老龄观出发，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会督促我国通过“六个老有”的养老规范来反向推动国家消费、教育医疗、“孝亲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发展。
三、积极老龄观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策略分析
在积极老龄观的引导下，首先需要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物质、制度、观念等各种准备：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政策；探索适合的养老模式；探索灵活的人口政策；关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关注城乡及区域老龄化差异。在此基础上，注重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策略的运用，最终实现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积极老龄化视野下的人口老龄化具体策略有：
1．关注老年消费心理，引导老年消费需求
以消费者的年龄为市场细分变量对市场进行划分时，老年群体是一个重要的细分市场。随着我国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而新时代的老年消费者会具有怎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对我国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老年消费者需求的研究是了解其消费心理和行为规律的起点。社会和企业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充分的关注和了解老年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等心理，采取适当的市场营销手段引导老年的消费需求。
2．发展老龄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关注和引导老年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加快开发老龄产业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和合作。老龄产业即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消费需求而为他们提品和服务的产业。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为老产业将成为未来社会和企业的热门产业。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传统的老年群体为下一代“奉献”的意识会逐渐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生命生活质量意识的不断提高，因此老年娱乐、旅游、住宅、继续教育等新兴老龄行业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银发经济”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3．重视“第三人力资源”的开发，探索弹性退休制度
积极老龄观认为应该消除年龄歧视的不利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口是非常宝贵的需要投资和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可以使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根据我国的国情，随着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为了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应该探索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但是在政策调整需要注意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采用渐进策略以及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提前退休现象。
4．重视老年继续教育，实现老年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实现老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老年继续教育。目前我国的老年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得到了老年人的认同，为老年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我国的老年教育也存在着教育机构数量少、教育内容单一等问题，政府和社会应该重视和持续改善我国的老年继续教育状况，帮助实现老年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5．注重老年娱乐事业，提高老年生命生活质量
仅仅从物质需求满足的角度来衡量老年人的生命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和谐老龄化社会更应该注重的是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生活方式问题。政府应该在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力求使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其生活多姿多彩，心理健康愉悦。开发老年娱乐事业，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对社会和老年群体来说一个双赢的结果。
6．倡导传播“孝”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国人自古讲究“孝悌”，在老子看来，孝慈之心是人的自然性情，不需教导就有，正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是高等动物，更懂得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5]。然而由于前文所述种种原因，我国的“孝”文化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在金钱和利益的面前，“孝心孝行”逐步缺失。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警醒社会应该呼唤“孝文化”的回归，应该呼唤“道德良心”的回归。“孝”文化的回归，并不能依靠少数人的自律和自省，应该举全国之力，全社会之力，自上而下的进行倡导和传播，国家相关部门、媒体和公众人物、教育部门更应该肩负起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去反省：“孝文化”缺失的大环境怎样，难道仅仅是“孝文化”离我们远去了吗？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社会的构建需要所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1]孙钦荣.不同老龄观的老龄工作策略选择分析[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2）
[2]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 J ].人口研究，2002（6）
[3]徐萍.消费心理学教程（第三版）[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17-219
[4]刘亚娜.论世界城市建设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 J ]. 商业时代，2010年第31期
老龄化社会定义范文5
一、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这是党和政府对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走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适应新常态、应对新常态，并在新常态这一基本约束条件下深化改革，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稳固的保障基础。
养老保险体系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为实现老有所养而采用的一整套体系，包括养老保险机构、养老保险产品、养老资金投资与监管制度等。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世界银行（1994，2005）认为世界各国在构建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中应至少包含三大支柱：一是政府强制执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二是由政府或者雇主出资并带有福利色彩的养老金计划（即企业年金）；三是通过个人储蓄或投资而形成的个人养老金融资产。
国内外学者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企业内生增长能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等。研究结论概括为三个观点：（1）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很多国家通常以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年龄来加以应对[1-7]；（2）企业内生增长能力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经济体中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就可以推动产业进步，同时促进劳动收入占比有效提升，对冲社会养老风险[8]；（3）养老保险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证明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本国居民提供有效的养老资产配置，反过来也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9-11]。
前两个观点的文献资料较多，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金融市场与养老保险相互促进的文献主要局限于国外研究，这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薄弱有关。为此，本文基于国家政策角度，重点研究人口老龄化、企业内生增长能力、金融市场改革三大因素对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情况下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世代交叠模型基本思路[1，2，3，12]进行建模。首先假设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有三大经济部门：为数众多的个人（或家庭）、为数众多的竞争性企业、一个政府。
个人层面：为简便起见，本文不特意区分个人和家庭，个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安排消费和储蓄，作为理性人实现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消费最优化（也可以将储蓄理解为推后的消费）。
企业层面：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融资，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组织生产。同时企业按照资本边际租金水平支付利息，按劳动边际成本支付工资，按企业家获得超额利润。为了模型简便且由于企业数量众多，故假设企业整体上不存在超额利润。
政府层面：假设该经济体中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基础性社会制度给定，政府坚持利他，以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大化为目标实施经济政策。假设政府创建了养老保险体制，除了养老保险之外政府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
（一）劳动人口
在人口代际结构中本文仍然采用OLG假设，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不考虑个人寿命的不确定性，假设个人寿命分为两个阶段：成年期和老年期（每个阶段大概为20～30年）。
（三）社会养老与家庭决策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统账结合”的养老制度，其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都来自于工资，假设社会养老保险费率为q；除去社会养老费用后，个人自主选择消费储蓄方式，并通过金融市场转化为有效投资。同时政府制订了社会养老保险计发工资水平，为当期社会工资水平的一定比例，设为w。
以第t代典型个人为例，假设成年期个人收入为工资，支出为消费、社会养老保费，显然收入与支出之差为储蓄。在老年期，个人收入为成年期积累的储蓄、基本社会养老金给付，支出为消费。结合上面的相关假设，特作如下定义：
令（t，1）为第t代人的成年期，（t，2）为第t代人的老年期，则Ct，1为第t代在成年期的消费，Ct，2为第t代在老年期的消费；St为第t代在成年期的储蓄；β代表个体的时间偏好程度，参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越倾向于当期消费，反之则倾向于延迟消费。因此，家庭决策模型描述如下（效用函数定义为对数效用函数）：
四、政策效应模拟分析
（一）参数设定
对式（23）所涉及的经济参数进行校准（每期设定为20年），具体参数设定及其理论依据如表1所示。将表1中的参数值代入式（23），解得年均利率水平为10.60%，这与当前中小企业实际贷款利率基本相当，表明模型构建具备较强的应用价值。
（二）政策情景设定
1. 延迟退休。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延迟退休。按照现有材料，预计我国将延迟退休5年，即第（t-1）代人口在第t期还要多工作0.25个单位时间（每期为20年，延迟退休5年即增加0.25个单位时间）。在第t期劳动人口共有：
Nt+0.25Nt-1=Nt+0.25Nt/（1+n）=1.18Nt
因此实施延迟退休后，劳动人口增长率将从原有的0.38变动为最高的0.63，即0.38≤n≤0.63。但是如果没有实施延迟退休，我国老龄化情况将持续严重，为简便起见，设定n=0.3，情景设置中n分别取值0.3、0.4、0.5和0.6。
2. 社会保险费率。
社会保险费率沿用表1中的取值为28%。未来国家有三种选择：一是维持现有水平保持不变；二是降低费率（减轻企业负担）；三是提高费率（人口老龄化压力）。相应地，设置三个政策情景：28%保持不变，下降为20%，提高到40%。
3. 劳动收入占比。
增加劳动者收入水平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因此也设置两个政策情景：劳动收入占比保持在0.5不动（α=0.5），劳动收入占比提高至美国当前水平（α=0.25），即0.25≤α≤0.50，情景设置中α分别取值0.5、0.4和0.3。
4. 金融改革。
随着我国出现新常态，金融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储蓄转化为投资将更为顺畅。基于此，设定0.8≤b≤1，情景设置中b分别取值0.8、0.9和1.0。
（三）数值模拟分析
在上述政策情景下，按照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数值模拟，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养老保险盈亏情况，定义Dt为第t期的社会养老保险盈亏，即第t代成年人社会养老保费支出减去第（t-1）代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则：
显然，只需要计算q-w1+n就可以得到养老金盈亏占人均工资水平的比重，因此，将该比例定义为养老金盈亏比例。
从表2中养老金盈亏比例来看，不管是否实施延迟退休，只要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较为严重，为了维持社会养老基金的正常运转，提高社会保费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也需要付出市场利率显著上升的代价；另一方面，在老龄化较为严重的条件下，如果确保市场利率维持较低水平，也不得不面对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窘境。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421”人口供养结构使家庭财富积累和代际转移难以满足养老需求，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又决定了短期内不能完全实现社会化养老，因此，推行养老保险市场改革势在必行。本文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效应模拟分析结果说明：
1.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延迟退休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
与校准值相比，组合C～G都表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可以适当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如果单纯实施延退而缺少配套的金融市场改革措施，那么，延迟退休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并不必然使养老金扭亏为盈，例如组合E市场利率由校准值10.6%上升到10.69%，养老金亏损由15.47%上升到17.5%。延迟退休可以延长缴费年限，相应缩短领取养老金年限，主要目的是解决养老金可持续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避免，现阶段延迟退休更多的是个人自主选择，学术界关于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延迟退休对于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明确结论，因此，可以考虑实施放宽人口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放开二胎”就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保持劳动力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导向性政策。
2. 国家应保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对稳定。从数值模拟结果来看，如果将养老保险缴费率从0.28提高到0.4，养老金盈亏状况有所好转，表现为养老金盈亏从校准值的亏损15.47%变更为组合C的亏损2.86%，或者组合G的盈利2.50%。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个人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已经处于高位，企业也承担较重的经营压力，因此，不宜继续调高总缴费比率。同时，短期内也不宜较大幅度地调低社会养老保险费率，这样可能会引起社会保险基金的更大幅度亏空，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国家在保持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率，降低企业缴费比率，逐步降低总缴费率是未来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可行方案。
老龄化社会定义范文6
关键词：旅游养老者 推拉理论 迁移原因 迁移量 迁移方向 迁移者特征 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029-04
按照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国家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已经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相比全国的老龄化情况，重庆市老龄化情况更为严重。重庆市于1994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若以重庆市直辖算起则为1997年）；截止2010年，重庆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539万，占总人口的16.44%（201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是13.26%），65岁以上老年人口333.41万，占总人口的11.56%（2010年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是8.87%）。
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选择何种养老模式是老年人及其子女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重庆市各级政府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各级政府积极鼓励多种养老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加大推进养老社会化和产业化改革。其中旅游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异地养老模式正初露头角，旅游养老产业在国内外已经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旅游养老是老年人以异地养老形式发生的不以工作、定居和长期移民为目的的旅行、暂居和游览活动的总称，旅游养老把养老服务与旅游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既是一种新型专项旅游产品，也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一、旅游养老与人口迁移的关系
在西方，迁移、流动与移动三者是有区别的概念，但却常常被作为同义词而相互替代。在国内，根据“户籍”管理制度规定，迁移为改变户籍所在地的移动，流动为不改变户籍所在地的移动，而学术界对迁移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彭勋（1992）从人口迁移所具有的时间、空间、目的三大主要属性出发，将不同定义分为宽、中、窄三大派。宽派主要从空间属性定义，着眼于人口的空间位移、或地区、地域分布的变动。在宽派看来，度假、旅游等人口空间移动属于人口迁移。在此，我们借用彭勋（1992）的宽派迁移定义，并参照西方惯常的做法，将旅游纳入迁移的范畴。借鉴杨钊（2005）的迁移分类的基本属性上来看，旅游养老属于典型的消费性迁移，从迁移时间长短来看，旅游养老可纳入短期迁移，从迁移动机来看它可纳入生活方式迁移，退休人群的旅游养老可纳入消费性迁移中的旅游退休移民。
二、人口迁移推力――拉力理论
根据以上相关分析，笔者将旅游直接纳入迁移之中，并运用迁移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推力―拉力理论是人口迁移领域被广泛应用的模型，一般用于对人口迁移原因的分析，简称为人口迁移推拉分析。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或称为排斥力）（push factors）和拉力（或称为吸引力）（pull factors）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美国学者伊沃里特・S・李（Everett S.Lee，1966）的理论可以将推拉理论分为四个方面：影响迁移的因素、迁移量、迁移的流向和迁移者的特征。本文在此只论述与旅游养老有关的部分内容。
（一）影响迁移的因素
根据学者的理论，影响迁移的因素包括：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个人因素。前三者的因素可参见图1。
在图中，每一个地区都同时存在某些吸引人口迁入的因素（用+号表示）和某些排斥人口迁入的因素（用-表示）；也有一些因素对某些人来讲是无关紧要的因素（用0表示）。人口的迁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人们对迁入地和原居住地的各种因素评价，会受到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迁移还受到迁入地和原居住地之间各种中间阻碍因素，如距离和迁移成本的影响。
最后，迁移还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敏感程度、对其他地区的认识程度、与外界接触的方式等等，都会影响他对原居住地和迁入地的评价，从而影响其迁移决策。
（二）迁移量
人口迁移量受以下因素的制约：在一定地区范围内，人口迁移的流量随各个地方之间差异的程度而变化。地区间的差异程度越大，则迁移流量越大；人口迁移的流量随迁出地和迁入地人群之间的差异而不同，如果迁出地和迁入地人群间的同质性高，则迁移量越少；人口迁移的数量与克服中间障碍的难易有关；人口迁移的流量随经济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如经济萧条时期的人口迁移就会少于经济繁荣时期的人口迁移；除非有某种特殊限制，迁移流和迁移率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