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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1
广东常住人口1.04亿全国第一
根据普查数据，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加上港澳台的人口总数为13.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来看，沿海发达省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人口变化情况看，数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广东已经超过河南，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79%。山东9579万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万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国仅有6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其他省份均为增加。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个地区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分别增加1800万、766万、628万、580万和500万，均处于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减少的6个省份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安徽、甘肃，其中湖北人口减少最多，10年间减少了304万。增长方面，公布数据的21个地区中，共有13个地区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增长幅度最大，10年分别增长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长率为3.8%、3.24%、2.6%、1.9%，都远远超过了国家0.57%的平均增长率。
实际上，此前联合国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预测2010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3.54亿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国开始统计人口数字时，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曾预计中国人口现在将达到14亿。造成中国人口增长落后于预期的背后原因则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之前估算的生育率为1.8，而根据此次普查结果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国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此次普查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总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子女个数的平均值）可能已经降至1.4，这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专家表示，这种局面最终会走向人口稳定状态，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人口数量增加最多5个地区和减少最多4个地区比较
21个地区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较
上海外来人口比重39%全国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流动人口总数为2.6亿，比2000年增长81.03%。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区公布了本地区流动人口情况。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广东流动人口数量最为庞大，为312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2%。其中属于省外的2150万人，省内的978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广东跨乡镇流动的人口增加1023万人，增长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万人，增长42.71%。在省内外流动人口数量之庞大，是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浙江，共有外来人口1182.4万人。外来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来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10年共增长159.08%，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9%。其次是北京外来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显然，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常住人口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外来人口可以说推动了这些地区近些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快速增长，而这些地区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给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如大城市病、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在“十二五”时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东部地区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确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较
注：1.表示流动人口以流入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数量。
2. 广东为流动人口数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
3. 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龄化程度最严重
按国际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过年10年间，14岁以下的小孩在总体人口中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公布数据的24个地区的情况看，19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则由于外来人口基本以中青年为主，给本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天津、广东分别为8.7%、8.52%、6.75%，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上海虽然超过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来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占比出现下降的地区。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加大，显然验证了学者们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的普遍关心。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8.2%，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出了权威机构的预期。而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意味着未来15～20年间，在一面加速老龄化、一面劳动力减少的此消彼长作用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快速衰减。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推测，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以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衡量）将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将进一步严重，如果按照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未富先老”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宁夏城镇化率上升15%高出全国1.56个百分点
根据普查结果，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68%，城镇化率10年上升13.46个百分点，净增2亿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充分说明近10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同时流动人口已经超过 2.6亿人，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正严重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从地区情况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个地区公布了城乡人口情况。城镇化率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较高，北京的城镇化率最高达到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32个百分点。广东66.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甘肃、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较低。城镇化率变化方面，宁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15.0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3.46%的上升幅度1.56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达到近50%，十年中净增2亿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可以说已经冠绝全球。快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可以说，城镇化的加速对于中国近年来消费经济的发展和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享受不到与当地人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对于大批的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有研究认为，如果以就业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认定标准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达到60%以上。
7个地区10年间城镇化率变化情况比较
天津人口性别比114.52 最不合理
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中国大城市；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持续高位攀升，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交通拥堵、就业紧张、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2012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已成为“城市化”国家。报告还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蓝皮书同时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国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发期，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成为必然趋势。许多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鉴于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动人口调查项目。流动人口的高增长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日益关注。不少学者对城市化政策倾向于政府干预而非市场导向（曲喻，1992），谢晋宇（1992）首次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疏散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呼声更多地源自媒体，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较少。吴燕青（2007）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过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能力，出现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蔓延、贫富不均、犯罪问题等各种不良后果，即所谓“都市病”，因此，对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调控是必要的。王鸿春和宫本邦夫（2011）总结了东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四点经验：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二是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这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为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砝码。
张强，周晓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本文在对我国地级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路径。与国内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一是使用刚性数据估计我国的城市人口除京、沪两大直辖市以外，我国其他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是以京、沪、穗三大一线城市为例，考察了政府为达到某种程度的人口控制而进行行政干预的实际效果，分析了这种单纯以行政手段所进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无效性，以及其给城市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三是以日本主要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的动态趋势及其调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市场有效论，该结论对我国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二、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是按户籍人口所在地进行的，一般统计指标有全市人口、市辖区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等。由于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2000年以来不少城市将外来人口纳入城市常住人口统计。从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来看，我们认为上海和北京两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最为准确，其他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常只将第二产业中登记的从业人口和第三产业中大中型企业的从业人口纳入常住人口范围，相当多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自雇人员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这里，我们先讨论官方口径的大城市人口，再给出我们估计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数量和统计人口
人口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膨胀的主要因素，受户籍制度的影响，2000年以前国内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仅将户籍人口统计在内。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国663个城市中，除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外，其他人口规模的城市都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个增加到2000年的40个。2000年以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统计逐步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统计范围，随着城市区域规模的扩大，我国2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个增加到2010年的44个，但20万～50万人口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减少了12个。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内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98%；其中2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户籍总人口为17 879.5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户籍总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规模估计
由于对外来人口缺乏统一的口径和计算方法，国内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很大的差异。周晓津（2010）开发了多种人口估算方法。我们利用2010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国内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基于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人口估计方法是国内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 302.66万人，而估计数据是2 563万人，二者相差260.34万人，实际上后者是总人口数据，包括上海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和外来不到6个月的外来人口。同理可以计算出北京外来不到6个月和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为279万人。 ，国内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估计人口为57 2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656%；其中，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以外的跨区净流入人口为18 336万人，将流出人口考虑在内，国内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
三、非市场手段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期间，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大会秩序，分别采取了各种非市场化的人口调控政策（行政调控），本文以此为例探讨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
1.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劝返农民工，并限制农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标志着奥运立法工作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其中，人口调控手段包括：一是劝返。奥运期间北京市根据不同情况对流动人口采取限制。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在奥运会期间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现问题较为严重的低端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如小美容美发等一部分流动人口将被挤出北京。二是限进。限制进京人员的数量，如进京人员需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三是放假。对于部分非连续生产企业采取综合计算工时制，调整工作时间，奥运会期间集中放假，以奥运会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时间折抵集中休息时间。
北京奥运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可以通过对北京移动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来进行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显现，外部人口流入骤减，部分已流入的人口开始返回原住地，估计人口规模减少50万；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动用户几乎是零增长，意味着大量外来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动用户与不施加调控相比最多减少了500万人，扣除流入应增长的180万（2002―2005年每年50万～60万的净增长），我们估计北京奥运期间外来人口减少了320万人左右。由于北京外来人口的结构和数量大致与上海相当，因此我们估计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少的工作机会也与上海相当，即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结果是：北京减少了220万～250万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奥运期间的人口控制开始放松，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开始显现。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移动用户数量开始恢复增长，但增长速度远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复其应有的状态。可见，北京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并未能动及人口增长的根本，一旦放松调控，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将会在短期内使城市人口规模恢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2.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7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人口办《关于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的实施意见》，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工作“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通过对居住在辖区内的常住户籍人口、来沪人员、境外人员实行全面核对与登记和对辖区内所有的居住房屋（包括工业厂房、农民旧住宅、地下空间等所有可能居住的场所）信息进行全面采集，摸清辖区内所有人口的信息，做到“见房知人”“见人知房”，从而达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至2009年年底，上海市18个区、县已经全面开展了“两个实有”。为确保世博会安全、顺利地召开，自2009年10月起上海将“平安世博”纳入工作目标，2010年1月上海实现了对全市人口的实时监控和管理。
从图2中上海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相对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而言，上海注重对人口实施动态监控，而较少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驱离外来人口。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甚至比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还小。我们估计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外来人口因世博会人口控制仅减少了50万～70万人左右，且这部分减少的人口在2010年末即重新返回上海，其生计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上海适合外来人口的工作机会减少了约100万个。
3.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严格程度与上海世博会大致相当。2009年11月，广州进一步强化在外来人口中推行居住证的力度，同时大力摸排清查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大力拆除“房中房”我们认为，间接导致广州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来自于近几年来广州市实施的城中村改造运动。城中村经改造之后，高昂的租房成本迫使一部分外来人口离开广州，而转投其他城市寻求发展。 。由于无法取得像北京、上海一样的移动通信管理局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我们采用广东省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对广州的总人口进行估计，以此推断亚运期间广州人口控制的效果。估计结果表明（图3），广东省受外来劳动力制约非常明显，2009年3月，广东省来自外省的劳动力减少了579万。自2004年之后，广东跨省外来劳动力流入强度持续减弱，外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高峰期的35%下降到2010年的28%左右，将579万除以28%，我们推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了2 068万个。由于广州市外来人口约占广东全省的25%左右，因此我们估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广州外来劳动力减少就业机会145万个。相对金融危机导致外来人口的减少，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的影响非常小。广州亚运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是图3中虚线与中间实线的直线距离，扣除广东省产业升级和转移以及深圳大运会的影响，我们估计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实施的人口规模控制仅减少了20万人。
4.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规模调控成本
衡量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调控成本，基本原理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分离导致产出损失。以北京为例，2008年因奥运会离开北京的人口为220万至250万，我国流动人口中有80%的劳动力，因此可以推算离开北京的劳动力为176万至200万。2008年我国7.78亿的劳动力总产出为300 670亿元，劳均产出为3.86万元；假设离京劳动力异地就业时间为半年，则北京奥运会人口控制的成本为425亿元至483亿元，平均为454亿元。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举办奥运会时很少像北京奥运会那样大举控制人口的原因。
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导致离沪人口远少于北京，总量只有50万～70万人，其时间跨度也只有半年左右，所导致的产出损失也远远低于北京；加上世博会吸引的旅游人口，以2010年的价格计算，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约为50亿元。同理，广州亚运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仅为20亿元左右。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与调控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反弹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1.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实证分析：以日本为例
无疑，对城市人口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时，应该首选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遗憾的是，虽然自1978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始至今，中国的人口由乡村涌向城市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人口统计并没有跟上这一人口迁移和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步伐。进一步来说，目前国内外还无法找出一种能够估计不同年份中国各城市实际人口的估计方法，因此无法衡量中国城市实际人口的增长，也无法利用有效的计量工具来刻画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增长与分布。美国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面积与中国相当，但我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日本各地区自1884年以来的人口数据。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日本各县级区域人口的增长分布置于图4中和图5在考察一个国家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规律和集聚模式时，我们旨在全面考察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演进的态势，通过揭示演进过程中峰值的变化来找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的一般模式。目前国内外有关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演进规律的文献中，估计经济（或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高斯正态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数，本文也采用此方法进行分析（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有关文献）。 ，从中可以看出：1884年（日本明治17年）至1893年，日本县域人口迁移人口较少，县域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自然增长；1893年至1903年，日本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因日本的县域比较少，故可将其视为城市区域来考虑）；1913―1923年部分县域因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迁移导致人口增加100万以上，而到1933年部分县域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战败，城市几成废墟，大量城市人口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往农村，仅一两年的时间，日本人口在以行政为主导的人口疏散情况下迅速在日本国土范围内均衡分布；战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口又迅速由农村迁往城市（群），人口密集的东京地区县域人口更是猛增到800万以上；到1966年千万级人口县域开始出现，到了1975年，东京都人口更是达到了1200万；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的县域增长分布基本保持稳定，也标志着日本人口城市化步伐的放慢，步入成熟的城市化社会。
我们将东京、大阪、神奈川、爱知县、琦玉、千叶、北海道、兵库县和福冈九个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增长绘成图6，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主要城市所在县域的人口增长情况。从图6中可以看出，如果无外力干扰，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区域）人口增长（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是一种Logistic曲线（或称为“S”形曲线）。在施加外力的情况下（如战争、强力行政人口控制），这种增长曲线会有一定的扭曲，而外部压力一旦放松或消失（如日本战后人口的自由流动、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人口管制放松等），早期流入城市的人口会迅速回流。
图5中第5～8幅图是中国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2010年数据）。第5幅图是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第6幅图是基于移动电话数估计的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由于中国城市人口是基于户籍而进行统计的，我们无法刻画出真实的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增长情况。第7幅图是2010年中国300万～500万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从中的双峰状态可以看出，400万人口是一个分水岭；第8幅图则是5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可以视之为单峰分布。
以上分析表明：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中国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引致部分外出人口回流至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我们估计，如果放开户籍，中国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城市人口快速的机械化增长在10年后将趋于稳定。
2.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条件下的城市人口增长
2003年“民工荒”敲响了珠三角发展的警钟，广东省政府从2005年开始探索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并从2008年起开始在全省大力推行产业及劳动力“双转移”，相应政策不断出台。广东的“双转移”效果可以从我们所估计的各地级市人口变化上找到解释。
2008年以来，珠三角的总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 000万左右；外来流入人口约5 000万人，其中，广东本省约占1 500万，来自外省人口约为3 500万。广东实施“双转移”以来，流往珠三角的本省人口大量返流至原籍所在地。从表4可以看出，2008到2011年，深圳总人口累计减少近200万，东莞减少了120万，佛山减少了50万；而珠三角城市如中山、江门、肇庆和惠州人口有所增加，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城市（广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会城市的吸引作用，每年5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不少选择留在广州发展）。可见，非珠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
五、中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结论及政策建议
“十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其中《决定》第23条进一步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创新人口管理。”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上明确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市场化原则。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与其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不如思考如何善用经济手段、法治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设定城市人口规模、依靠各种行政手段调控城市人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范红忠（2009）总结了我国人口流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二是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大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从珠三角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其生活和居住大多自成一个个生态群落，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居住成本更低，人均居住面积只有7平方米左右。由当地农民建造的城中村是农民工主要的生活和居住场所，整个珠三角城中村式建筑估计在300万栋以上，一栋500平方米的城中村建筑通常可以居住70个以上的外来人口。珠三角城市人口控制往往是一阵风式的行政化人口调控方法。以深圳为例，大运会期间，深圳市公安局长提出要清理8万外来无业人口；而随着春节过后外来劳动力的稀缺，却又打出“深圳欢迎您”的口号来吸引外来工。广州和深圳都曾为控制和减少城市病而大力推行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然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却是城市发展所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改造的结果是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本地农民虽然不能像珠三角地区本地农民那样建造数以百万计的城中村建筑，然而两市却拥有数以千万套计可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小产权房或地下室）。两市以大学生为主的“蚁族”居住生活环境与农民工相若。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按照中央关于“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人口调控的重点在于着力提高城市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加强人口调控管理；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动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为调控低端人口的增长，北京通过规范房屋出租行为，推广农民出租房屋集中管理新模式，实现居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化；研究实施居住证制度，提高流动人口服务水平；加强与周边省区市协作，探索区域人口调控综合协调机制，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在调控手段方面，北京各区也根据各自的区域特色提出不同选择，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致力于通过加快保障安置房项目、房地产开发、单位自建以及居民购买商品房等多种方式进行人口疏解；属于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十二五”规划草案写到“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人口属地化管理网络”；属于城市发展新区的顺义区人口控制政策条款则提出“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加快淘汰低端产业，取缔小低散市场”；而定位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门头沟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方式，健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我们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膨胀压力，北京再次祭起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的大旗，其结果将会如奥运会期间人口调控结果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控不住。
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应实现由行政控制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法制手段调节为主的转变，如“三旧改造”后的租金调节、加大对无证或地下工厂的查处、严格城市管理、实施合理的产业升级与转移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均GDP高于该国其他城市或者农村地区人均GDP的30%时，该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就会加快，否则其劳动力就会有流出的趋势。我国四大直辖市中，除重庆本市的人口继续流出外，其他三大直辖市因其较高的人均GDP对全国人口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广州和深圳这两个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高峰已过，现阶段主要应思考服务现有人口的问题，而无须设定人口控制目标。而省会城市对本市以外本省以内的人口吸引力依然较大，其人口依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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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3
广州和深圳，珠三角城市群中的两只领头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地方城市经济排行榜上，广州和深圳在过去十年中一直稳居第三和第四的位置，但最近两年却遇到了天津、重庆、苏州等地的强力挑战。更严峻的挑战则来自于广深自身发展面临的难题，如何处理好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如何带领珠三角区域走出发展新路。
“深圳要当好广东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突击队、排头兵。”5月10日，广东党代会期间，在广东团的这句话成为第二天深圳当地报纸的通栏大标题。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当天的分组讨论会后，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亲自召集了深圳当地媒体座谈，用了一个多小时阐明这一重新定位对深圳的意义所在，他说深圳对这一重任要“义不容辞、理所当然”。
如何创造一条通往幸福的转型之路，对深圳来说，是能否成为“排头兵”的关键。
深圳“低迷”为哪般？
深圳此刻正处于争议之中，一季度深圳GDP总量被天津、苏州、重庆超越，增长速度创历史新低。此外，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深圳流动人口减少7.32万人，这也是深圳建市30多年来首次出现全市范围内大幅度非户籍人口下降。深圳统计局给出的解释是，人口统计数据变化很大原因是深圳加大了户籍人口的纳入力度。但也有专家认为，流动人口减少是珠三角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的表现。
深圳龙岗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区，有1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都是社区自发建设，没有规划，环境又差，质量也不好，全是标准的工业厂房。
“从去年同期来讲，我们现在95%的企业创造的经济总量才8%，那就是5%的企业创造了92%的价值。”深圳市委常委、龙岗区委书记蒋尊玉说，“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这里面经济链条非常长，最大的阻力在社区，社区是两租经济，两租经济靠的是出租场，它不管里边企业内容，只要有租金就可以。”
蒋尊玉说，龙岗区在十二五期间准备把一些老旧工业区，地缘优势比较好的拆掉重建，建创新型的产业，有的是政府建，有的是企业建。根据深圳的产业发展导向，把互联网、软件、研发、生物医药产业移进来，它需要的环境就是创新型产业。
“十二五期间如果能够建到1200万平方米，就可以装3000多个企业，3000多个企业创造的价值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可以达到2000个亿，2000亿什么概念，就是再造一个南山高新区。”蒋尊玉说。
龙岗区转型发展的困境和前景，正是深圳转型发展的微缩。2010年，深圳特区的范围由原来关内四区扩展为全市六区,面积扩大5倍，深圳在逐渐“长高”时候，也迅速“变大”。但深圳这一次却没有欣喜若狂的迅速开发。
“你不能在一任当中把所有的资源用完，比如土地资源，我们现在启动了一个150平方公里的土地整备计划，是把过去的旧工业区、旧住宅区重新整备，形成150平方公里新的可以利用的土地。”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说，“这是为今后在十三五、十四五更好地使用土地，这个要考虑它的可持续性。现在深圳要做大经济规模也很容易，要不分能源消耗、不分排放指标的限制，去引进粗放型产业，经济总量很快就能做大，但城市环境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深圳一方面自我节制，另一方面则注重提升质量。
深圳的高科技产业让珠三角另一核心广州市颇为羡慕。目前深圳大小高科技企业超过了3万家。蒋尊玉说：“只要为这些中小高科技企业把空间腾挪出来，他们是不愿意走的。因为它是从零开始，从深圳成长起来，到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空间，它肯定要走，如果你有空间，它是不会走的。” 在蒋尊玉看来，高科技企业上下游链条非常关键，只要政府多为企业创造条件，未来可能经过十年到十五年，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华为成长起来。
在被视为深圳未来发展极的前海，则采取了更为苛刻的开发要求，4月份刚刚通过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综合规划》中，表明前海将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而更重要的是强调前海的开发一开始就要打造成为绿色、低碳和现代化的生态之区。
在许勤看来，深圳市是在用更少的资源、更低的环境代价，甚至是在修复环境，在恢复生态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生幸福城市”。
改革的“锐气”在哪里？
向前闯的过程中，深圳改革的锐气在哪里？
深圳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一再被人提及，“原来都是双手空空跑到深圳来闯事业，现在深圳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一穷二白和腰缠万贯，完全不同了。”综合开发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并不否认这些年来，深圳市政府想得比较多，提的理念、发展思路也很多，“但做得很少，其中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改革动力不足便是其中之一。”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也认为，深圳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特区不特”了，“改革的锐气削弱了”。
5月10日，在广东省党代会上，有记者直接抛出“深圳改革锐气是否衰退”的问题，一直仰头倾听的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直接按开了面前的话筒，毫不犹豫地回应了这一问题。“我们不认同深圳近年来改革锐气下降的说法。但是要看到，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改革涉及面越来越广，如果说当初的改革需要勇气，那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智慧。”
隐藏在王荣话语背后的，或许是对“既得利益者”们的无奈，在不久前的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王荣的表述则更为直接，“应该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加强与创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头’难以摸着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叠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现状。”
深圳面临的困境，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心知肚明，在之前的2010年深圳市第五届党代会上，王荣曾一口气列出了深圳面临的八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包括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约束，经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等。
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突击队”和“排头兵”，深圳的突破口在哪里？
王荣给出的答案是，深圳将在三方面全力突破。一是进一步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继续转变政府职能。二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加强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三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与“法治”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将其作为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保障。
大部制“微调”前行
在过去三年多的施政中，王荣和他的同僚们正努力解决这些难题。
2009年7月，王荣履新深圳，其后一年他完成了从一个陌生人到代市长，再从政府“班长”接棒深圳市委书记的多个重要角色变化。解决深圳成长中的烦恼，王荣给出的破解方案是：“特区要继续为全国改革‘闯’盲区、破‘难区’、趟‘雷区’”。（《小康》2010年10月刊“王荣的深圳一年”）
2009年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之后深圳迅速出台《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深圳改革的重点方向。深圳大部制改革随后启动，在39天内缩减15个政府部门，精简400人。2010年年末，深圳更是首开先河，将建设公民社会写入了“十二五”规划。
但大部制改革实施近三年，却面临行政效率降低、管理对接困难等一系列困扰。
2012年深圳“两会”上，数名深圳市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对深圳大部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提案举例称：“科工贸信委对产业实施统一管理，并重在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指导行业发展。但庞大的机构运行起来，反而影响了政府的依法行政效率。如科技创新的行政服务比大部制前弱化了。”
此后的2月10日，深圳市原科工贸信委低调摘牌，其各项职能被分拆放到新成立的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这是大部制实施三年来首个被拆分的部门。
即便被外界认为大部制后整合最成功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亦面临诸多服务难题，局长徐友军近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透露， “大部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形式上都合到一块儿了。由于没有把权力还给社会，没有实现社会共治，我们的工作负荷成倍增加。”他相当委婉地说：“大部制改革并非越大越好，它的方向我认为是还权于社会。政府将权力全部搂在手里是不恰当的、不合适的。”
深圳某智库曾受命对大部制改革进行民间调研和测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发出了7000多份问卷，对各个部门、企业、公务员、社会民众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最后形成的结论并不乐观，这一调查最后上报给了深圳市决策层作为参考。
“职能不明显，流程更复杂，委、局、办三层的决策执行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机制。高层冗员特别多，有的多达十几个局级干部，基层执行人员没有增加，真正干事的人少。”一位参与调查的研究员指出其中主要问题症结。
政府自我削权的目标，除了简政，最重要的还是放权。
2011年，深圳确定32项改革计划，并且重启改革办，由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思平挂帅，提出涉及财政预算公开、公务车改革等32项改革。2012年，王荣将其定位为深圳的改革攻坚年，根据《深圳市2012年改革计划》，深圳将重点推进22项改革。其中，商事登记制度、公立医院医药分开以及土地管理制度三大重点改革方案引人瞩目。5月7日，商事制度改革在深圳启动，政府大幅度放宽企业准入门槛。5月25日，“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综合试点”正式启动，其亮点是产权制度革新。
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范文4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土地动态变化的研究对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重要作用。运用遥感技术能够高效、精确地对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分析。以单县为研究对象，运用ENVI软件，对山东省单县2000年和2009年两期遥感影像进行配准、裁剪、监督分类等操作，将该县土地分为耕地、林地、居民地、湖泊、河流、其他用地六种类型。结果表明，从2000年到2009年，居民用地、林地不断减少，耕地、湖泊的面积在扩大，其中湖泊的年变化速度最快，其他用地在大幅度减少。总之，该县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提高耕地的质量；合理开发、规划土地，处理好单县的城市发展与耕地、林地之间的矛盾，实现该县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遥感影像；土地利用；动态分析；单县
中图分类号：S127；F30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3－0550－05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同时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激增，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对土地的利用范围、强度不断扩大，从而改变了地表形态，土地稀缺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土地的动态变化分析成为一个关键而迫切的研究课题［1］。遥感影像的多时相特征能够为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提供丰富的可供定性、定量的分析数据，在国内外土地利用动态分析中应用广泛。
近年来，中国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高度重视［2］。他们一般都是利用同一地区两期或多期遥感影像，利用RS／GIS技术，研究土地利用的变化量、变化幅度、动态度等。在中国东北、华北、西南、华南等地区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等大尺度范围研究较多，对于中、小尺度范围，尤其是县级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利用单县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小尺度范围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为今后小范围的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对产生土地动态变化的原因综合分析，提出可行性建议，为单县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研究以单县2000年和2009年两期遥感影像为基础，利用RS技术定性和定量地分析单县近10年的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为单县等小尺度区域今后更好地利用土地和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1研究区域概况
单县隶属山东省菏泽市，位于东经115°48′－116°24′和北纬34°34′－34°56′，地处北温带黄河冲积平原，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境内物产丰富。单县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和华东的要道，图1为单县在山东省的地理位置。
2土地动态变化分析方法
2．1原始资料选取
遥感影像包含了地理目标的大量空间、光谱和专题信息，是土地分析很好的数据源。本研究选择分辨率为30 m的单县2000年和2009年两期遥感影像来分析土地的动态变化。
2．2影像处理
ENVI软件能够实现影像处理、几何校正、矢量化等多种功能［3］。研究运用ENVI 4．7进行前期的图像处理和分类工作。多图像就是同一地区不同时刻的图像或者是不同传感器获得的多种图像［4］。本研究就是利用2009年影像对2000年影像作几何校正，均匀地选取20个同名控制点，利用多项式校正法，对影像进行几何配准。再利用单县的矢量轮廓进行精确裁剪。为了提高图像的可解译性，采用信息量最丰富的543波段合成效果很好的假彩色影像。
利用ENVI软件，假彩色影像为底图，按照目视解译标志和国家土地利用类型标准等，运用最大似然法，掩膜处理后，对单县进行监督分类（图2、图3），结果分离性精度均大于1．95，目译为耕地（紫色）、林地（绿色）、河流（淡蓝）、湖泊（深蓝）、居民用地（红色）和其他（橘黄）六类。然后选取5×5大小平滑窗口进行滤波方法处理噪声［5］。最后采用混淆矩阵进行精度评定，2000年分类结果的Kappa系数为0．985 7，2009年的Kappa系数为0．994 8。
2．3分析流程
对单县土地动态变化的分析，主要进行了收集研究区域资料、影像预处理、监督分类、分类后处理、土地统计分析等工作，最后对单县土地的动态变化进行驱动力分析，工作的流程如图4所示。
3结果与分析
3．1土地数据分析
在ENVI中，得到单县各类型面积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9年单县用地类型为其他用地的变化最大，所占比例由1．90％下降为0．02％。林地、居民用地在不断减少，其中林地的变化较大，所占的比例由69．07％下降到55．46％，而耕地和湖泊用地在大幅度增长，其中湖泊用地增长最快，所占比例由0．22％增加到1．92％，河流的变化比较平稳。
把表1分类的数据导入Excel中，制作了单县土地利用分类图如图5、图6所示。
3．2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3.2.1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土地利用的变化幅度是指土地利用类型在面积方面的变化幅度，体现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量变化上，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总量变化，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总态势和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信息［6］，表达式为：
在上面的公式中，表示研究区域所研究的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的程度，Ub和Ua分别表示研究区末期和初期某种土地类型的面积。对单县两期影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在表2中，负值表示减少。由表2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9年，湖泊变化幅度最大，达到762．7％，面积增加了27．84 km2。耕地也有很大的变化，增加了259．31 km2，变化幅度为100．26％。划分为其他用地的土地，减少的幅度最大，为－99.00％，面积减少了30．9 km2。居民用地的面积在不断缩小，变化量为－39．63 km2，变化幅度为－21．65％。林地在10年间也不断减少，变化量和变化幅度分别为－223．57 km2、－19．70％。河流的面积变化不大，比较平稳。
3.2.2单一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单一土地利用的变化速度又称为动态度，是指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某种类型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情况［7］。土地利用动态度可定量描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它对比较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和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具有积极的作用［8］。一般情况下，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公式为：
在上面的公式中，T为研究的时间，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数据制作了更为直观的各类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比较图（图7）。
通过图7的分析，湖泊的面积增长速度最快，达到了年均增长76．27％。其次是耕地也在不断增加，年均增长速度为10．03％。土地利用类型为其他用地的土地在急剧减少，年均减少为9．90％。居民用地、林地的用地也在不断地减少，动态度依次为－2．17％、－1．97％。单县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是，不断占用居民用地、林地的面积，由此会产生一些负面问题。
3．3驱动力分析
驱动力主要指引起各个土地类型的面积发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人文因素。影响单县土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力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3．3．1自然因素影响单县土地动态变化的主要自然因素有气候、土壤、地形。
1）气候影响。单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主要受到温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季节间的先旱后涝，涝后又旱，年际间的旱涝，多年间的连旱连涝，使农业生产长期以来不稳定，农作物产量减少，因而一些其他用地的土地被开发为耕地、湖泊等，其他用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2）土壤地形的影响。单县南邻黄河故道，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泛滥冲积形成各种微地貌类型，有河滩高地、河槽地等。土壤主要包括潮土、盐土和风沙土三大类，潮土占据了该县土地的90％以上，由于该种土壤大部分属于中、低产土壤，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对于土质较差的土壤便转换成了湖泊等用地，林地的面积却在不断减少。
3．3．2人文因素
1）人口增长。人口作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最为活跃的因素，一直以来都作为研究的热点。人口的密度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增长的速度越快，土地利用变化也越快［9］。人口因素对土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其次是改革、治理和开发土地的生产力［10］。人口增长对单县土地变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表现：单县近年来人口增长，首先是来自人口的自然增长，其次是旅游的发展带动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全县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0多万人次，该县湖泊的面积在旅游业带动下大幅度增长。
人口数量增多，需要更多的耕地来养活激增的人口，因而耕地大增，压缩了居住用地、林地的面积。人们对森林不加节制地砍伐，肆意地毁林开荒、破坏植被，导致林地的面积减少，不仅减弱了森林净化空气的能力，而且很容易引发一些次生的自然灾害如泥石流的发生。为了缓解人地之间的矛盾，该县一部分土地类型为其他用地的土地被开发，这也是近10年来单县未利用地大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2）经济发展。自2000年以来，单县的经济发展很快，直接影响了土地开发利用的规模、结构等。首先，近年来单县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建设增加，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城镇化的加快，大量的居住用地、林地转变为了湖泊、耕地；其次，跟随全国旅游热的大潮，单县旅游产业也飞速发展，该县西南的浮龙湖水库被开发成了风景旅游区，水库周围的林地、居住用地也被大量占用，极大地扩张了湖泊的面积；单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铁矿等，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增加，导致了该县地表植被、林地的破坏，当地的环境也遭到了破坏。
3）国家政策。作为土地利用的直接决定因素，国家的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宏观调控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11］。单县积极响应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促使该县湖泊面积增加，从而较好地改善了当地的环境。
在农业方面，自从2006年国家全面减免农业税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多农户调整了自己的生产结构，经营以杨树、桐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经济林，单县还形成了粮棉、油料等10个标准化生产基地。在工业方面，单县运用产业集聚效应，已经逐渐成为海内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沿海企业转移内地的首选地之一。这些生产基地、企业需要大量占用林地、居民用地，在利益的驱动下，导致居民用地、林地被开垦为耕地，面积在不断增加。
4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单县两期遥感影像的分析，运用遥感知识和相关的软件，总体上了解了单县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自2000年到2009年，该县的土地利用还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来说，居民用地、林地不断地减少，耕地、湖泊的面积在扩大，其中湖泊的年变化速度最快，其他用地在大幅度减少。
单县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可能引发一些问题。居民用地面积减少很容易造成人口住房难、房价大幅度上涨的严重后果。另外，该县其他用地在大幅度减少，后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耕地增加、林地减少，植被的覆盖度降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污染、地面塌陷等问题。
对于单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可能引发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当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当地的承载能力时，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导致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恶化。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意味着降低了人们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从而能够很好地缓解对耕地的压力。人口减少了，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减少，能够缓解居民用地不足的问题。其次，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提高耕地的质量。耕地的保护是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途径，但该县耕地近年来的增加，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耕地的质量在下降，今后要合理地改造中低产田，加强潮土的合理利用与改良，实施水、旱、风、沙、碱、渍综合治理的措施。尽量使用土壤肥力低的土地来进行非农业建设。可以把一些土质较差的耕地退耕还林，种植一些经济林、速生丰产林等，既美化了当地的环境，还发展了单县的经济。最后，合理开发、综合规划土地也很重要。单县的煤炭、油气资源较为丰富，大量开采造成了部分地区的地面塌陷、沉降，给今后的土地利用带来很大的困难，要进行有效的改造、适度的开发利用。进行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合理用地、集约用地，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为单县政府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政策服务，是积极应对单县人口不断增长和未来可能出现巨大人口压力的迫切需要；也是为该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由于研究方法有限，没有更精确地分析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具体的位置、变化量的多少，改进研究方法是今后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单县要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处理好单县的城市发展与耕地、林地之间的矛盾，逐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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