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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论文范文1
一、麻阳苗族民俗文化的起源
麻阳民俗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人们时时刻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在求生存的狩猎与征战需要下,在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中,便产生了民俗文化的雏形。有历史见证,古代的图腾文化、盘瓠文化、是麻阳民俗文化的重要佐证,所谓“图腾”本意为“他的家族”,在辞海中批注为:原始部落以动物或植物作为种族血统的标志并将之绘成图案,当成祖先来崇拜,这种当成崇拜对象或符合者,即是“图腾”。它是人们用原始的图文形式开始对“福”、“禄”、“寿”的追求,史书记载,它主要是源于对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古麻阳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乡土习性。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便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习俗和传说。譬如,“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山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车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等等,这些传说与神话都说明了古麻阳人对吉祥富贵的向往和追求。到中古时期,以吉祥富贵为主题内容的节日和吉祥物等也开始以文字形式记载。譬如,在麻阳上山区称为“过时节”,在下山区称为“过月半”,就是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祈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这个风俗现在依然盛行。到了现代,麻阳人过大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大门前贴上倒“福”字画,表示“福到了”。“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在麻阳苗乡的石门柱上,路边、河边的耀眼处都可以看见雕有“福”、“寿”等石刻,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富贵的祈盼、追求。近二十年来,麻阳民俗文化的形式,人民开始对其深入研究、整理和开发,其中,“傩文化”、“盘瓠文化”等一些乡土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媒体、在民间作为热点被推介和传播。
二、麻阳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麻阳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秦朝时期就已属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地。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置麻阳戍,唐武德三年(620年)置麻阳县属辰州。其后虽几经变易,但麻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已有1386年历史。麻阳人民在几千年的劳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神奇独特、古朴神秘,它集对神的敬仰和对福的祈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于一身,是麻阳民俗文化的精髓。
在麻阳,“节”文化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过节,在上三区称为“过时节”,在下三区称为“过月半”,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企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概括起来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的“吃社”、五月十五的“盘瓠龙舟节”、七月十五的“鬼节”、六月第二个卯日的“吃新节”、十月初二的“过苗年”等等。
丰富的节日活动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虽然这些民俗文化活动有的含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站在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的角度来看,无不体现了麻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祈祷健康长寿、怀念先人的优良传统。
正月跳灯。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出行时,2人先行开路,1人举姓氏灯,灯上书写堂号:张姓“清河堂”、滕姓“南阳堂”、黄姓“江夏堂”、刘姓“彭城堂”、田姓“雁门堂”或“紫荆堂”、陈姓“颖川堂”、谭姓“弘农堂”,李姓“陇西堂”等。1人下贴,通知村寨,灯班即至。灯班进寨,神灯放下,谓之扎营。诸灯聚汇村寨院落或豪富人家,谓之打栾。打栾之初,演唱“二十八宿”,即比喻前朝古人为星宿,群星聚会,吉星高照。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正月十五日,路灯活动停止。即日,杀猪宰羊敬神灯,烧掉神灯和花灯,宣告一年一度新春跳灯活动结束。
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
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
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三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差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人文基础和特定的历史变迁。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民俗文化的熏陶,麻阳苗族人们形成了古朴厚道、勤劳善良、思想淳朴的性格,产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全社会形成了追求幸福美满和富贵吉祥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谁不按照追求幸福美满好风俗就会受到村民的鄙视和谴责,会被当作没有“家教”,不孝敬长辈的例子教育幼辈。这样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其乐融融,形成了独特的“锦江民俗现象”。
三、麻阳民俗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华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大文化的分支,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俗文化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和归宿。
在湘西南麻阳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麻阳民俗文化,与其他民俗文化相比较,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麻阳民俗文化形成的追求幸福、美满的鲜明主题,是对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瑰宝。
麻阳人民古朴简单。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中,麻阳人们依山傍水而居,伐木建房,以茅草盖之,采野菜而食,捕野畜以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花草相伴,与鸟兽为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着天地之间的灵气。他们过着古朴简单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欲望杂念牵挂,平平淡淡,宽宏温和,正应了“气之温和者寿”、“量之宽宏者寿”的真理。
麻阳人民思想淳朴。孔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麻阳人民淳朴的思想里贯穿着“和”的社会理念,“家和万事兴”、“和为贵”、“和气生财”,这些都是注重人际关系融洽的表现。淳朴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福音,家庭和睦,邻里和睦,亲朋和睦,产生了淳朴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麻阳人民勤劳善良。“质之善良者寿”。麻阳人民十分勤劳,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拥有了健康的基础。他们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改变生产生活环境,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改变生活质量。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为幸福、健康、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四、麻阳民俗文化理念的提升与发扬光大
独树一帜的麻阳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近年来,麻阳县委、县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弘扬民俗文化,发展县域经济为己任,提出了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战略决策,必将进一步丰富麻阳民俗文化的内涵,将麻阳民俗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麻阳苗乡37.3万苗族同胞之福。
追求幸福、健康、和谐、美满是湘西南麻阳苗族人们美好的夙愿。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麻阳人民追求生活富裕、社会和谐和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麻阳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符合麻阳人们的根本利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将使民俗文化理念得到提升。
麻阳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生态资源,有很多潜力等待我们去利用与开发。这里有被誉为中国冰糖橙之乡、还有曾被列为贡品的小籽花生和苞茅酒,有益寿延年的松花养身酒和雄山长寿矿泉水等特产,经过近年来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这些无公害农产品资源越来越丰富,不但满足了麻阳人们生活的需要,还有大量的储备等待外销。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省种粮农户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发现，当前农户经营中存在农田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土地流转困难、租赁转包不规范，部分种粮大户经营目标不明确、相关农业部门涉农服务脱节等问题。改变这一现状，促进农业发展，应当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国家农业投资实行向种粮大户优先倾斜、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保障机制、加强种粮大户的示范引导、完善政府服务体系。当前，农村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增多，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越来越老年化和妇女化，加上农户粮食生产的分散经营，农业发展受到约束。
为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各地都在探索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通过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保证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提高。我们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省种粮农户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分析种粮农户在发展规模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情况
根据湖南省农业厅组织对全省的调查，2010年湖南省租赁转包耕地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95049户，涉及耕地面积487.2万亩，产粮达396.5万吨，分别占全省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的8.6%和13.2%。其中，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比2008年增加了684户，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70户，1万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2户。通过耕地的租赁转包实现规模经营，解决了当前农村出现有地无人耕种的现象，发展种粮农户规模生产经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着力点。
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的规模经营大户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全部种植水稻，其中80%以上的为双季稻生产，60%以上的种植优质稻，并通过与农业企业联合，稻谷直接销售给大米加工企业，经济效果明显。根据对汨罗和攸县实地调查，15个种粮大户租赁转包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或者集体耕地的面积达到59692亩，其中双季稻的种植面积48734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2%。通过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其双季稻的平均产量达到1725斤，产值1625元，而其包括租金在内每亩的经营成本为1127元，每亩可实现利润498元，较一般的散户生产经营收益更高。
从实地调查的62个大种粮大户的年龄状况来看，种粮大户较大部分年龄在50岁左右，他们大都是农村生产能手、种粮能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肯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懂管理，相对而言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据对攸县其中10个种粮大户的调查，他们农机拥有量128台，户均13台，其中7户拥有大型的耕整机、插秧机、收割机。种粮大户的科技推广、辐射带动作用大，他们的生产实践成为粮食生产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展示点，成为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带头人、引导户，成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宣传窗口。
全省各地都在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农户自身的情况，不断探索土地规模经营的经营方式，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主要有五种规模经营的生产模式。
1、种植大户经营。一些熟悉农业种植技术并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大户，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获得较多的土地经营权，将农户闲散的耕地租赁过来集中耕种实现规模经营。如攸县新市镇山门村农民符和平，多年来一直以规模化水稻种植作为致富产业。在惠农政策鼓舞下，他不断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在大同桥、新市两个镇的21个村，租赁了125户农民的水田810亩，双季种植水稻1620亩，全年产粮食1600吨，纯收入达30万元，成为该县有名的“种粮大户”，荣获农业部“全国粮食生产大户”称号。
2、股份合作经营。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民入股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收益按股分红。如攸县网岭镇北坪村以每亩400斤稻谷的保底收益，加上合作社年终分红的方式，将全村80%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目前参加入股进行集中经营的耕地面积达1560亩。这种模式能够使参股农户更好地享受到集中经营带来的经营性效益。
3、专业组织经营。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协会为主导，集体统一组织部分生产经营环节，发挥集体优势，形成规模经营的一种经营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正在蓬勃发展，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汨罗市磊石融城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市绿色食品加工合作社等共计有6000多户参加了土地流转，流转面积2.4万亩。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水平，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
4、龙头企业经营。由龙头企业直接租赁土地雇请农工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效益的模式。如攸县万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每亩300斤稻谷和60元现金作补偿，直接租赁农户的田土5100多亩（期限为10年），以湖南农科院、农业大学为技术支撑，为参与合作经营的农户提供统一品种、农资、农技服务，并从综合服务收益中给予农户50%的返利。这种模式，发展思路、市场运作相对-成熟，发展潜力、综合效益可观，农民利益得到较好保障，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达到了企业和农民双赢的目的。
5、产业带动经营。通过近年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攸县形成了制种、蔬菜、苗木、席草等特色产业基地，这些基地建设带动了土地流转。如攸县石羊塘镇老虎岩村引进港商开发观赏鱼养殖项目（租赁鱼塘、水田70余亩建设繁育基地），农户通过出租耕地或自发养殖，每亩纯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这种规模经营模式经济效益较好，农户受益明显。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困难
近年来，湖南省的种粮农户规模经营发展较快，同时种粮大户在规模经营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制约着农户耕地的流转、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农村金融服务缺失，种粮大户融资难。在对种粮大户的调查中，普遍反映影响农户种粮经营规模的最大因素是融资难，融资困难成为制约种粮大户生产正常运转的最大瓶颈。由于种粮大户的经营规模较大，其资金的投入也比较大，如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添置农机设备，农田整理投入、晒谷场地和粮仓的建设等。比如租赁转包200亩耕地，租金至少需要6万元，而且一般需要在生产前一次性付清，另外从播种开始，每季生产费用不能少于6万元。
农田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由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自然条件较差，严重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农田未整改。由于种粮大户经营的耕地都是从千家万户手中流转过来的，农田都未经过整改，小丘田、高岸田、低洼田较多，不便于机械化操作，主要依靠人工投入。在调查中发现，98%的种粮大户的农田没有经过平整改造，都是“插花田”没有集中连片。二是水利条件差。由于水渠年久失修，渠内淤塞，灌溉不畅，或水路较远，要水无水，造成误工误时。
土地流转困难，租赁转包不规范。由于有些农户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理解存在误解，以为自家承包的土地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加上农民拥有的“耙头顿得稳，作田还是本”传统观念，担心把土地流转出去以后会丧失土地的承包权。有的承包户宁愿让土地荒废也不肯把土地转包给种粮大户经营，造成“有田的不想种，想种田的没田种”的怪现象。在发生了土地流转的农户之间，存在着租赁转包不规范的现象。根据调查发现，农户自发流转的占85%以上，农户委托乡村组织流转的土地不足15%，且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多发生在村组内邻近的农户之间。
部分种粮大户经营目标不明确。随着种粮大户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有些耕种面积较大的种粮农户，对其粮食生产经营没有长远的规划。调查中发现有些人承包很多耕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认真地搞粮食生产，而是希望以种粮大户的名义争取得到政府部门对其的项目资金支持或奖励资金，或是通过销售其经营的水稻种子、农药、化肥及农机服务上获取利润。在对耕种面积超过1000亩的24个种粮大户的调查发现，他们当中只有4人原来从事过水稻种植栽培，占总数的16.7%，其余的承包种植大户都是从其他产业转业而来，大多数是回乡创业的打工族或农资产品的工商业经营户，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据当地农业部门反映，有些种植大户根本不知道怎样开展水稻生产，经常电话咨询农业部门技术人员。
相关农业部门涉农服务脱节。由于很大部分种粮大户缺乏农业生产的经验知识，致使他们在生产中经营管理不科学。调查发现，种粮大户对农业科技服务要求迫切，虽然各地已建立很多基层农业综合服务部门，由于其已从社会化服务向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有偿服务转变，大部分农业服务部门是在搞种子、化肥、农药的销售经营业务，真正对农户提供技术培训、病虫防治等农业技术的公益不多。种粮大户需要政府提供相关服务时，往往找不到相应的政府服务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种粮大户的发展。
对策与政策建议
在粮食主产区发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方向，是各级政府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事关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种粮大户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极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规模化生产经营环境，引导、扶持种粮大户的健康发展。针对粮食主产区湖南省种粮大户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种粮大户的农业生产投入比较大、风险高、利润低，加之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有限，靠农户自己的经济实力很难从事规模较大的粮食生产。而种粮大户本身又缺少符合金融部门抵押条件的资产，金融部门出于对贷款安全的考虑不愿对种粮大户发放贷款。针对种粮大户融资难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种粮大户融资的新渠道。政府要鼓励引导种粮大户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或由政府出资控股成立村镇银行，合理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入股，增加新的民间融资渠道。需要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积极探索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户宅基地和房产作为抵押物的新途径，创新和完善涉农金融服务新机制，大胆探索切实可行的适应种粮大户需要的信贷方式。
国家农业投资实行向种粮大户优先倾斜。随着政府对农业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今后在国家现代农业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整合农业、国土、财政、水利等部门的资源时，要尽可能与种粮大户土地流转相结合，优先安排有利于种粮大户改善生产条件的项目资金。建议省级政府出台粮食生产相关的激励政策，以调动广大种粮大户的种粮积极性，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和水利设施等项目的建设投入，加大农田的土地平整，使小田变大田，坡田变梯田，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使水利灌溉条件得到有效的改善，农业机耕路确保得到畅通，为种粮大户进行农业开发创造优越的基础条件。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3
闽南童谣教材是富有闽南特色的适合幼儿特点的童谣教育素材。本文所阐述的闽南童谣教材是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实际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闽南传统文化中的闽南方言童谣，对其进行整理、改编、配曲、游戏设计（包括游戏情节、玩法、规则等的制定），有目的、有计划地在幼儿园开展闽南童谣音乐活动。同时根据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各环节内容、时间、具体情况需要开展不同类型的闽南童谣音乐活动，验证童谣内容、玩法的可行性，进一步完善童谣内容和玩法，丰富幼儿园音乐活动类型及活动内容，进而推进幼儿园课程发展，创造性地开发、使用童谣教材。
二、选择闽南童谣作为教材的依据和动机
（一）理论依据
福建省文化厅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中指出：“继续完善乡土教材编写，在学校进行普及型教育。在幼儿园推行闽南童谣和游艺教学；小学开设方言、传统艺术、传统技艺课程；初、高中开设闽南民俗、乡土文化等文化课。”闽南方言童谣是阐述乡土文化的象征性素材之一，是闽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过程中，我们更应充分挖掘和利用闽南方言童谣，通过闽南童谣教学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闽南童谣的艺术教育价值
1.闽南童谣是伴随儿童童年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民间流传下来的童谣更能激发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如《古古古，鲤鱼娶查某》：“古古古，鲤鱼娶查某，龟担灯，鳖拍鼓，水鸡扛桥目吐吐……”就将好几种动物串在一起，或具体，或虚构，形态各异，足以令孩子们浮想联翩。
2.闽南童谣素材来自生活，源于民间。许多闽南童谣里将山水、树木、房屋、动物、气候等融为一体，或描述幼儿游戏，或刻画年节喜庆活动，或表现田园风光、农家生活，充分体现了与大自然的互动、融洽、和谐，对于幼儿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细品闽南童谣，其内容均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方式诙谐幽默、生动活泼。如童谣《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亲像青瞑欠人牵，有人写批来给咱，央人看批人嫌没闲。”这首童谣不但有其独特的韵律美，还蕴含着生活情景、做人道理、简单哲理等。
3.闽南童谣描绘了闽南地方风俗民情，是闽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多数童谣句式整齐、韵律明显，在语言组织上及方言表达上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让幼儿领悟童谣的作品风格、艺术特征和闽南方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民间的文化。如描述闽南传统节日的童谣《正月点灯红》和《烧肉粽》就是让幼儿通过欣赏、表演、感受童谣的同时，了解家乡、祖国传统的文化以及民族的不同特色，感受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只要闽南人生活中涉及的内容，都有可能出现在闽南童谣中，它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乡土气息。
4.闽南童谣虽然来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闽南童谣都适合幼儿，关键在于童谣作品的艺术形象要鲜明、生动，所描写的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比较熟悉和兴趣的事物，这样更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欣赏的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联想和想象。因此，我们决定对《闽南童谣教材的选择和创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以闽南童谣为载体，以多种形式的音乐活动为背景，选择和创编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的童谣教材，进一步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力，培养幼儿对闽南童谣活动的兴趣，有力地推进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三、选择和创编闽南童谣教材的原则
当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丰富多样的闽南童谣后，首先对闽南语童谣进行筛选和改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再对它们进行配曲。在教学中，我们主要为童谣配上流畅、朴实的旋律，将童谣与音乐有机结合，通过节奏、韵律、旋律的贯穿，提炼出童谣中的艺术教育契机，使它们更具音乐魅力，从而打动和熏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童谣、热爱音乐。在选择和创编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
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应该是健康向上的、具有教育作用的。如《请外婆》中 “外婆无嘴齿，猪肚炖莲子。莲子清又甜，豆腐煮豆生，豆生真幼嫩，外婆吃了笑纹纹……”短短几句惟妙惟肖的语言表现了孩子有趣的想法，培养了孩子尊敬长辈的情感。我们认为幼儿通过学习这些富有节奏、韵律的童谣，不但可以形成幼儿良好的思想品德，还能引发幼儿积极的情感，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
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即所选的童谣内容要生动，有角色、有情节，也就是说尽量考虑到童谣本身的趣味性和游戏性。游戏是最受幼儿欢迎的基本活动，它能满足幼儿好动、好玩、好模仿的心理特点。所以在很多童谣中，我们都尽可能设计成有游戏情节的活动，以更好地调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如闽南童谣《孤鸡》：“孤鸡，伊密，白鸡子，去找贼，找若有，做新妇，找若无，做乞食婆”，我们配上《头发肩膀膝盖脚》的音乐，并设计了类同“熊和石头人”的游戏：边按童谣节奏边跟着“大熊”走，等到童谣念完后“石头人”马上不动，幼儿做各种造型……这些童谣采用了念、唱、逗的不同艺术形式，易学便记，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活泼韵律，具有浓厚的游戏性和趣味性，使幼儿在欢歌笑语中领略生活的真谛，产生对闽南童谣活动较为持久的兴趣和向往，并获得更多的体验审美愉悦的机会。
（三）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
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内容的艺术形象特点要鲜明，要富于歌唱和用动作来表现，让幼儿可以运用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与他人进行交流，享受和体验歌唱与表演的和谐与快乐。如《阿婆去买蚝》中幼儿边唱“阿婆阿婆去买蚝，寄人蚵，嫌臭鹾。掺蒜仔，好味素。吃依饱，去踢陀。”边自由结伴，两两相对愉快地进行表演，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同伴友好相处的良好情绪体验。
（四）时代性和创新性原则
闽南童谣教材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它要不断反映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不断增加和创编反映时代内容的新的童谣教材，就是要把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童谣中表现出来。二是要求不断赋予传统的童谣教材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更适合现代孩子的需求和实际。创新需要想象，而想象又是创新的前提，在闽南童谣活动中，注重童谣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不仅能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萌发幼儿热爱童谣、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能培养幼儿的创造能力，让幼儿在闽南童谣活动中体验到快乐。如我们在创编闽南童谣《泉州小吃真正好》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童谣的特点，另一方面结合“闽台一家亲”的特殊关系，把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的心愿编到童谣中，继而运用角色扮演和打击乐的形式来表现童谣。这样赋予了童谣本身很强的生命力，受到了幼儿的喜爱。
总之，闽南语童谣教材中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是其他素材所不能比拟的。让我们用“心”体验，用“意”创造，用“情”耕耘，不断挖掘和创编出更多符合幼儿要求和时代特色的闽南童谣教材，使闽南童谣这一朵传统文化之花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让那些有益幼儿身心健康的闽南童谣教材更好地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1] 《文化传承与幼儿教育》论文集
[2] 让本土民族文化走进幼儿园.学前教育研究，2005（1）.
[3] “文化、民族艺术与幼儿园课程”.学前教育研究，2004（1）.
作者简介：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音乐非遗 传承探讨 实践
福建漳州是闽南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根植于深厚肥沃土壤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锦歌”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一块瑰宝。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人们审美的转变，漳州锦歌没有得到青年观众的喜欢，与其他传统艺术形式的命运一样正面临危机，甚至濒临失传。虽然社会各界一直对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问题进行着广泛的探讨和实践，政府对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着积极的、新的有益尝试，文化馆、中小学、民间艺人等都在进行研究与普及，但真正坚持并研究得深入的人并不多。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感、紧迫感与使命感，特别是高校传承与发展要有切实行动。为此，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2007年以来，从教育保护、音乐创新和学术研究方面，对高校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实践。
一、教育保护
1.高校音乐专业传承环节的设置
（1）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音乐专业的课程建设里，纳入教育环节中，成为专业的必修课授课环节。学生通过选修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乐器，在乐器的学习实践中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音乐形式。其实，音乐的重要表达方式除了人声就是乐器，在必修课里开设漳州锦歌的特色乐器有月琴、洞箫、南琶，还有打击乐四宝、拍板，特别是用喝功夫茶的小茶杯叠在一起，运用特殊的奏法产生奇特的音效，这些传统的奏法及丰富的弹唱技巧，看似简单，却能给学生带来无限乐趣，从而使其了解到本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的多彩多姿，体会到本土音乐的韵味、节奏变化、旋律的丰富及即兴表演的高质量，这是传承的突破口之一。
（2）后续课程的设置。传统乐器学习之后的后续课程设置上应多样安排，如，闽台闽南语民歌、闽南歌曲创作、地方戏曲音乐、闽台少数民族音乐、民间音乐采风，特别是学生的论文写作课，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田野考察、录像、录音、摄影、笔录等方式采集本土原汁原味音乐的第一手资料，感受本土音乐风格，发现和搜集闽南民间音乐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风俗、仪式。在学生论文选题上大力提倡研究地方本土音乐和音乐教育活动，设置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和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同时可以极大地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经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采风整理，逐步完成对音乐遗产的存储和整理。学生在“非遗”传统音乐的学习活动中，培养对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环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在6届的276篇毕业论文中，选择对本土音乐研究的共有56篇，占毕业论文总篇数的 20.2%，并逐年增多。
2.音乐类“非遗”引入高校公共选修课
培养观众、普及推广是极为重要的，每个地区都有独具地方色彩的音乐品种。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在全校公共选修课《音乐鉴赏》中，不仅讲授音乐知识、音乐欣赏，还专题介绍本土音乐“漳州锦歌”的来历、形成、兴盛、传承及音乐特色，学说闽南方言，观看由方言演唱的锦歌和学生对本土音乐采风拍的DV。当看到年轻人上课时双眼发光，感到他们的享受、喜悦和感动，特别是看到自己学校学生演出的场景更觉亲切。因此，通过这一形式让在校学生在欣赏课上认识乡土音乐“锦歌”，改变他们对传统艺术的想法，引导学生对传统音乐产生兴趣，集聚人气，培养观众，扩大影响，也培养了直接和间接的爱好者和追随者，这是活态形式传承之一，也是把锦歌引进高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
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坚持传统，不是固守老法，因为时代在前进，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从音乐上创新、改进演唱形式、对服装进行大胆的设计，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1.音乐上的创新
（1）自觉地根植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土壤中。可以说，离开本剧种的音乐母汁，任何音乐形式都将失去其灵魂和价值。在创作时努力将传统思维方式与现代音乐观念有机融合，尽量发扬锦歌的特点与优势，同时将现代音乐创作技巧，如主题音调贯穿发展、复调、和声、对比、模仿等技法加以综合运用等，只要是有利于锦歌音乐继承和创新的因素，都兼收并蓄，巧妙用之。
（2）传统的创新，创新的传统。许多在锦歌的曲牌基础上通过“创新”的唱腔，保留住了浓郁的“传统风味”，使唱腔有“传统风味”，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曲牌，就是在创作中将传统音乐思维与现代音乐观念有机融合，赋予其新的活力，保证创新不失法度，促使锦歌在“创新求变”中获得迅速发展。
（3）创作题材、体裁和形式的多样化。用新的形式演绎漳州锦歌，西洋音乐讲究乐器之间的和谐，也讲究音乐个性的张扬，尝试西为中用，将西方的东西用到锦歌音乐中，重视从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运用乐器表现性能、音域、音区特色及演奏技巧，将所要表现的音乐形象在乐器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创作及编排的作品锦歌弹唱《寻租》获福建省2009年艺术院校文艺调演二等奖，2010年“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鄞州赛区比赛”节目入围奖。这些作品充分利用传统音乐资源，以其主题发展改编，将传统音乐韵律与时代音乐语言相结合，在原有的基调上进行新的音乐设计，创作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广大师生喜爱的新锦歌作品，体现了既继承又创造性地发扬锦歌音乐的优良传统，也顺应了音乐创作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趋势。
2.演唱形式的改进
传统的锦歌演唱形式包括：（1）走唱，是锦歌的最原始形式，演唱者手持月琴，自弹自唱，也可双人齐唱；（2）坐唱，坐唱或对唱，加有伴奏乐器；（3）歌仔阵，边走边唱，除演唱者还外加有锣鼓和笛管，演唱者身挎乐器吊，随队行走，这样的形式为“出阵”；（4）表演唱，是坐唱发展而来，把说唱内容戏剧化处理，由演员上台表演，乐队伴奏。在这些传统演唱形式的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运用坐、走、出阵等形式的基础上，还通过演员在舞台上活动位置的安排与转换，演员形体动作的过程中构成艺术语汇，使舞台生活形体化、视觉化，通过形式的创新使舞台语言在视觉形象上有更好的体现。
3.唯美的演出服装设计
服装是塑造角色外部形象，体现演出风格的重要手段之一。时尚是当代大学生新的审美追求，追新求异是大学生的天性，为满足年轻一代的审美要求，对服装设计应要求唯美、亮丽，既时尚又有浓郁的传统风格，能帮助演员塑造角色形象和利于表演、符合演出风格。因此，服装设计是需要用心的，演员一出场就应让人眼前一亮，获得美感，舞台上的美感动了观众，自然也能让观众有想要进一步了解设计服装的意念，这就是教学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三、学术研究的无悔坚持
学术研究是重要的，与教育保护、创新构成一个整体工程。高校教师必须是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上做到无怨无悔地坚持。漳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全体教师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用很大力度打造艺术系的亮点工程，2007年以来，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B类社科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参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等共9项，还有出版专著一部，专著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漳州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品获省百花文艺二等奖，获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会论文奖。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脉，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个公民的职责。近年来，通过实践我们总结出，一要做好高校传承；二是坚持传统与创新；三是坚持学术上的研究。继承与创新应是高师音乐教育任重道远的任务，大学人才集中、学科齐全，思想活跃且具有雄厚的理论储备，在传统音乐的更新和创造上有巨大优势，应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总之，作为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共同努力做好高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让青年人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发展不可缺少的主力军，使其更好地保存并发扬光大。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南音
南音生南国，曲曲寄深情。
海外寻故旧，泉城有知音。
这是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为泉州南音所题的诗。诗中的“南国”，即指南音的发祥地，有“温陵”之称的福建泉州。“南音”一词，古代就有，泛指音乐或南方音乐。而南音作为一个乐种的名称，是1952年“泉州南音研究社”成立时才出现的。泉州南音的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南音的文化历史价值在于，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音（泉州弦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泉州南音的文化价值愈发受到社会的重视，保护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了世人的职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所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谓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项措施，包括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
进入数字化时代，图书馆迎来了服务方式的革命，传统的图书馆提供纸质书籍的服务，而现在，音视频、网络等方式都可以成为图书馆为公众服务的新型载体。数字图书馆的理念由此诞生。数字图书馆是以信息化思路为核心建设理念，以数字化服务为主要手段的网络信息服务体。它诞生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期，并将在信息社会中承担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服务功能。
那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数字图书馆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下面，笔者结合对泉州南音的田野调查，阐释数字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1 泉州南音的传播与传承概况
1.1 对南音演出团队的调查：年轻传承人少
在泉州工人文化宫和府文庙广场经常有南音演出队的表演。这些年轻的表演者，有的是在乡镇里学南音，有的则是附近艺校或师范院校南音专业的学生。关于南音有这么一个现象：解放前，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学习和表演南音，女性是被禁止的；解放后，女性才有了学习表演南音的权利。南音在当前还未发展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演出，承担养家重任的男子也就不学习南音，在学习的年轻人中以女性居多。泉州南音具有辉煌的发展历史，现在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年轻人喜欢流行乐，南音似乎成了老人家才听的音乐。
1.2 曲簿：手抄和印刷的纸质载体
曲簿是保存南音曲目的重要载体，有曲词、工乂谱、琵琶指法、撩拍符号，能够有效地把各首曲的乐音记录下来。在录音录像技术发明之前，它是记录弦管音乐最完善的手段。民间多用普通纸张抄写曲簿。印刷术发明后，才有了刊刻本。南音的历代传承除了师徒之间的口传身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依靠曲簿。透过纸间，曲词、琵琶指法等得以一一传播开来。
1.3 卡式磁带：老年人的娱乐
音像技术问世之后，开始有南音卡式磁带的出现。南音老艺人通常都收藏有磁带，闲暇时间播放磁带听听南音已经成为老人家的一种娱乐方式。另外，南音磁带在传播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在闽南方言区，各地有不同腔调，而南音唱语以泉州“府城音”为准，又称“泉腔”。闽南各地的南音爱好者们，正是通过磁带逐字较音、逐音练习地道的“泉腔”。因此，磁带还发挥了校准唱音的作用。
1.4 网络：跨越空间的影音体验
网络也参与到南音的传播中，现有泉州南音网和福建南音网两个较大的南音网站。在这两个网站上，有关于南音近期活动比赛的新闻报道、已出版的南音影像资料的查询，更可以收听和下载到一些南音经典曲目，南音的概说、乐器介绍、传承人风采、以及当前南音的一些学术研究论文都有收录。值得一说的是可以收听和下载到的南音经典曲目，这极大地方便了各地听者利用网络收听南音。有些网友把录制的南音表演的音视频上传到网上，在泉州网温陵社区，就有网友展开关于南音的讨论。
1.5 众声喧哗：各种社会活动以及传媒的关注报道
从1981年元宵节开始，泉州南音大会唱已先后举办了十届。可以说，历届的南音大会唱为海内外弦友交流南曲和情感提供了舞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都对此做了相关报道。南音的历史、演奏演唱形式、传承人、南音社团的演出、南音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都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
在对泉州南音传播传承状态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泉州南音在传承保护中的几个问题：
传承人大多年老，而年轻人愿意学习泉州南音的甚少；
曲簿仍是学习南音的重要载体，而个人收集大量曲簿的能力有限；
分布于网络的各种南音曲目良莠不齐，需要收集整理出大量且唱音规范的曲目；
各路媒体对泉州南音的报道信息纷繁复杂，受众面临信息选择焦虑，需要一个系统实时更新信息的网站；
泉州南音在全社会的推广宣传仍有限，对其文化历史价值的挖掘有待深入系统地进行。
2 数字图书馆建设在泉州南音保护中的优势
数字图书馆建设依托于公共图书馆这一载体，以文化共享工程的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为基础，借助于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人员、设备、场所优势，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拥有各方面的便利条件。
2.1 资源优势
一些图书馆，尤其是省、市级公共图书馆，还承担着从民间收集整理地方文献的工作。经过长时期的积累，福建省图书馆、泉州市图书馆已经从民间收集整理大量与泉州南音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曲簿以及各种研究文献。这为曲簿的系统化整理工作以及泉州南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资源便利。
2.2 人员优势
图书馆的人员中有大批是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他们经过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方面的专业培训，因此在文献分类、编目、索引、古籍文献的整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文化共享工程的开展，很多图书馆吸收了一批年轻的广播电视专业人才，他们在拍摄反映地方特色文化的电视片中，承担着策划、拍摄、剪辑的职责，为图书馆系统创作影视作品提供了专业人才队伍。这一切为泉州南音的文献分类整理和电视片制作工作提供了专业人才。
2.3 设备优势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配置有文献信息资源采集设备、传统载体资源的数字化转化所需摄像机、扫描仪，以及专业影视制作所需的摄像机、摄影机等设备，这为图书馆从事泉州南音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以及电视专题片的制作提供了设备上的便利。
2.4 场所优势
各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首先，图书馆向全社会提供借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献的便利；其次，可以利用图书馆的空间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摄影展、邀请专家学者做讲座报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做展演等相关活动，向社会大众宣传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数字图书馆在保护泉州南音中的实践成果
3.1 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对泉州南音的系统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馆藏泉州南音文献资料共计有60余册，包括有指谱、教程及各类研究文献。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南音的最早刊刻本，是两部从海外回归的明代刊本：《荔镜记》和《明刊戏曲弦管选集》，馆藏提供有影印本。
3.2 电视专题片《古乐南音》的摄制对南音起到宣传推广作用
福建省图书馆从2007年底起拍摄，历时一年，摄制组奔波于闽南各地，采访专家、老艺人、国家级大师和传承人100余位，完成了反映闽南文化的十八集电视专题片《闽南文化》，并制作成光盘用于保存以及文化交流。其中就有揭示泉州南音的专题片《古乐南音》，该片时长30分钟，从历史渊源、技艺、传承等各方面向世人介绍了泉州南音的文化意蕴。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同时采集有大量的泉州南音图片。该系列电视专题片作为文化共享工程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在全国乃至海外地区宣传地方特色文化，泉州南音也得此便利，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官方路线宣传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
3.3 数据库建设为泉州南音曲目以及各种动态信息提供系统化整理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建设有“闽南文化”专题资源数据库和“福建文化记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资源数据库。数据库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各种载体，从南音的历史渊源、器具、技艺、传承谱系等方面介绍泉州南音，同时有图片荟萃、精选曲目、视频《古乐南音》、学术研究、新闻动态等相关资讯，数据库旨在为受众提供集泉州南音重要信息为一体的信息集合。
3.4 通过邀请民俗专家做讲演、非遗传承人做展演等活动在全社会宣传泉州南音
走出闽南地区，福建其他地方的人们对泉州南音充满各种未知。这几年来，福建省图书馆通过闽图讲坛平台，先后邀请过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专家介绍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历史价值；与相关摄影机构合作，开展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摄影展；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展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这为在全社会宣传推广泉州南音，尤其是吸引大批年轻人了解甚至是学习泉州南音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近年来受到各方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理应义不容辞承担起传承和保护的作用，数字图书馆建设为这种保护提供了各种可能和便利，我们应当善用并用好数字图书馆这一平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尽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育科技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9月29日到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32届会议上通过
[2]王芬林 吴晓.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4.
闽南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