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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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文1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数量日益增多。流动人口不但规模庞大,而且渐渐成为常住人口。据统计,目前在1.8亿的流动人口中,90%以上是进城农民工。这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象,使得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日益凸显。为了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这从政策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求学的难题,但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却仍然突出。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将来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对有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停留在就学的基本状况和人口特征等表象方面,而对他们在生活和学习的心理状况的关注和研究则很少,而这些正是农民工子女问题研究的薄弱之处。

二、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状况的研究成果

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我国国内最早涉及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的文章是胡进的《 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 》,他首先调查了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接着进行实地干预,并以实例的方式介绍了他的个体干预和集体干预。[1]

1.不同区域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调查

如李雅儒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心理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农民工子女从暂居趋向久居京城;最满意所在学校的教学水平,最不满意学校的硬件设施;最希望就读北京市的公立学校,但不愿意让北京孩子知道自己的流动人口身份。现状令人堪忧,歧视给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心理带来伤害;“流动儿童”中的心理扭曲现象将伤及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对条件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尽快给予合法身份;以宽广的胸襟接纳和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关心和培训打工子弟学校教师。[2] 再如,陶红梅、许燕等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3]

2.不同年级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状况调查

孙维平等关于重庆市某小学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学习上存在学习焦虑、学习动机、学习习惯等心理与行为问题;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存在人际交往障碍与孤独感、自卑与敏感等心理问题。根据相关教育理论,结合观察和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4] 张清霞、王赛男等为更好地了解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采用调查法对流动人口子女较集中的某初级中学的257名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测验。测验及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子女在心理健康状况总分及恐怖倾向、学习焦虑、身体症状和过敏倾向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学习焦虑和身体症状方面;女生在恐怖倾向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父母职业、文化程度、期望与是否流动人口子女无显著交互作用。[5] 陶红梅等对北京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与公立学校学生做了相应的比较。结果发现: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中存在轻度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症状、情绪不平衡、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与公立学校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打工子弟心理健康水平较不理想,且不及公立学校初中生,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6]

3.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根源分析

甘柏花从三个方面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家庭因素。流动人口家庭生活的不稳定性往往使其子女的学习出现断层,导致学习跟不上,影响其学习兴趣。另外,流动人口自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收入微薄、生存环境差、生活质量低,致使他们难以给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大部分流动人口终日忙于生计,与孩子缺乏必要的沟通,对孩子往往疏于管教或进行简单粗暴的管教。第二,学校因素。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后,往往也不能得到同等的对待,与同龄的城市孩子之间,流动人口子女客观地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第三,社会因素。由于他们的父母没有城市户籍,依然被城市居民看做是“外来人口”,视作“乡下人”,因此作为“乡下人”的后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自然也就得不到城市社会的公平教育机会。[7] 再如,欧阳岚的学龄前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8]

4.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健康发展

杨文娟通过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子女人格有其独特性,与一般的学生相比显示出了独立、灵活、创新、合作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与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有关,而在学校教育中尤其受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学校应当重视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少先队活动中磨练与培养,促进流动人口子女人格特征的显现和个性的张扬。[9] 梁晓燕、章竞思从环境变迁过程中流动人口的群体特点、家庭的亲子交往、学校教育等因素对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格健康发展的对策,包括转变观念,建立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建立社区、学校、家庭“三位一体模式”,为流动人口子女人格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10]

5.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

顾唯页认为应从政府、社会、家长和学校四个方面采取措施解决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政府制定相应法规保障流动儿童在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应杜绝社会歧视现象,教师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应提高自身素质及加强与儿童的交流,为流动儿童创造积极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学校作为社会的窗口可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有机地融入教学之中,通过二者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掌握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接受心理健康教育。[11] 武春玲等为使农民工子女真正享受到总理提出的“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基本权利,认为这需要全社会从制度完善、政策落实和人文环境方面加以改善。[12]

三、局限性及思考

关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分析和透视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了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和建议。这些研究为社会各界深入了解流动儿童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了平台,为各级政府制定调整相关规定提供了依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创新思路,更加深入地开展研究。

1.已有研究大都调查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的问题

生活的重压,学业的挫折,不公平的待遇,进城农民工子女感觉到与城市孩子的明显差别,而这种差别又难以逾越,他们的内心自然产生强烈的不平等感,这就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对立感和自卑感,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行为发生了缺陷和偏差。当前,需要研究和探讨的是如何具体地对进城农民工子女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这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其心理问题的调查研究上。

2.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对策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

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学术界大都从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这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就微观方面如怎样在教学活动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如何促使城市学生与进城农民工子女之间的交流,消除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自卑心理等,这些都是具体操作上需要仔细探讨的。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教师学习学校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精心设计心理健康课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学生共同完成心理健康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教育工作应侧重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给他们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另外,根据地方实际,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成立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疏导的专门工作班子,并由职能部门具体指导落实。学校可以根据师资力量、办学水平、社区环境等差异,相应建立专门的组织,并明确专人负责,专题做好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疏导工作。

3.很少做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使农民工子弟学校更好地发展的研究

从有孤独感的测量结果表明,就读于流动儿童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要好于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心理状况。这是因为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在流动儿童学校中是最为自然的,最符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环境与心理成长的需要,他们不会因为受歧视、忽略而形成自我封闭的孤独情绪。[13] 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并不是在城市中最佳的学习环境,尽管公立学校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合格的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良好的学习条件,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

4.已有的研究多从学校、家庭的角度展开,而以社区为重点的心理教育网络较少

社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因而学校要主动争取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文明办公室、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积极做好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服务的各项工作,努力构建以社区为重点的心理教育网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注:本文系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08BSHO26。

参考文献:

[1]胡进.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J].教育科学研究,2002(11).

[2]李雅儒.“同在蓝天下 共同成长进步”――应重视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J].北京教育(普教版),2004(Z1).

[3][6]陶红梅,许燕,张小方,顾莉莉,洪金侠.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4(9).

[4]孙维平,胡韬,郭跃勤,周林海.重庆市某小学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07(1).

[5]张清霞,王赛男,王倩倩,高峰强.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健康状况及对策研究[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6).

[7]甘柏花.公办学校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问题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2006(3).

[8]欧阳岚.学龄前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J].学前教育研究,2008(1).

[9]杨文娟.流动人口子女人格特征探微[J].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4).

[10]梁晓燕,章竞思.流动人口子女人格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0).

[11]顾唯页.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分析和对策[J].教育研究,2006(11).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文2

【关键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路径;探索

我国正处于发展的特殊时期,人口流动性大是这种发展状态下的一个产物。伴随着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加,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社会、家庭以及其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儿童的权利,不能够保证儿童顺利的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损害了儿童的权利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监护人都要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的问题引起高度得重视。

一、当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现状

当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现状有: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相对较低、失学率较高且超龄问题要较严重。而目前流动儿童所能够就收义务教育的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流入地的自办学校、流入地的公办学校以及流入地的私立学校或者寄宿制学校。这三种类型的学校中流入地的自办学校主要接受的是流动儿童中的收入较低的家庭,这类学校普遍存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目的,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备简陋,很难保证教学的质量。流入地的公办学校主要针对对本地有贡献的人口,且对流入人口收取借读费,其他相关费用也比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弟的入学机会。流入地私立学校,这类学校的办学水平以及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条件比较好,但是主要针对流入人口中的高收入家庭,农民工以及普通家庭流入人口的子女很难也没有条件在这类学校读书。因此,目前教学资源缺乏、教育教学设备简陋、教学质量偏低、入学困难成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面临的困境。

二、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的问题

随着流动人口的趋势不断增大,贫富差距的拉大,我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呈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需要给与高度的重视,其中流动人口儿童义务教育主要出现以下问题:

(一)政策偏向使流动儿童权利保障受阻。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等的影响,许多政策由城市向农村层层推进,一些政策向城市倾斜,造成教育资源的失衡。农村教育不能够得到保障。同时,流动儿童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社会及政策对农村的关注程度不够,造成了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地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质量,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要出台相关政策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进行扶持,进而保障问题的解决。

(二)教育资源缺乏或未得到有效利用。在教育资源的利用方面,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教育资源缺乏的状况,许多流动人口自立学校师资力量缺乏,教师的质量也得不到保障,教育资源简陋,不能够保证教学的高效有序进行。而一些能够接纳;流动儿童的当地公办学校、流动人口私立学校教育资源丰富,但是对流动儿童入学的要求高造成农民工子女无法利用这些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资源的缺乏、分配不平衡以及不能够高效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资源出现缺乏的问题。

(三)监护人义务不能够有效履行。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大多数是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平均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保障其对子女受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由于生活的缘故,对子女教育上不能够投入充分的时间,因此,会造成不能够完全保证自身应尽的义务。而监护人对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起到很很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其义务不能够有效的履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义务教育的进行,因此,今后要注重监护人对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影响。

三、解决我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中出现问题的路径

面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提出以下建议来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国家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面对这一问题,国家应当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进行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同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对相关学校进行规定,保证其教育的质量、办学达到规定的标准。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来鼓励公立学校接纳流动儿童,严惩排外现象。同时要利用法律维护政策的实施,保证政策能够惠及到流动儿童,而不是被所办学校利用。

(二)提高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质量。在学校方面,针对流动人口自立学校要扭转其价值观念,并提升自身的教育质量、完善相关的教学资源设备、提高师资力量与管理水平。而地方公立学校与流动人口私立学校在有效利用原有资源的前提下,降低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采取一定的扶住措施,保障流动儿童有权利接受义务教育。

(三)建立完善的监护人履行义务的监督机制。对监护人义务的履行方面,要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保障监护人能够有效的履行应尽的义务,社会可以加大宣传的力度,提升监护人对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认识,以及其应尽的法律责任进行教育。其次,社会可以建立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保护机构、互助机构,为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一定的社会帮助。

四、结语

目前伴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趋势,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国家、社会、学校以及监护人都要做出相关的努力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国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出台有效的政策;社会要给与其力所能及的帮助;学校要提升自身的教育质量以及容纳能力,为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提供资源;作为监护人则要严格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尽力为儿童提供教育保障。只有国家、社会、学校监护人共同努力,做好自己应尽的义务才能够促进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并为其接受教育提供保障,进而提高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陈瑞丰.我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法律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 段丽华.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J].教育评论, 2011年第4期.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文3

明确人普资料开发的研发方向

做好人普资料的开发应用,特别是围绕本地区“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明确人普资料开发的应用方向。围绕人口与区域社会发展、流动人口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老龄化发展与服务体系建设、人口出生与基础教育资源整合、城市宜居程度评价等对人普资料进行开发。二是确定人普资料开发的研发内容。第一,人口数量规模及发展趋势研究。包括人口总量的现状及变化和趋势,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和趋势,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于区域消费规模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人口结构现状及特点研究。包括人口结构的自身特点和变动规律,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的现状和变化规律,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三,人口分布情况及变化趋势研究。包括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和成因,未来人口分布的趋势,人口分布的特征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相互影响。第四,人口居住环境状况研究。包括人口居住环境的现状、普遍特征和变动情况,以及人口居住环境发生变化的因素。第五,人口资源配置的研究。包括人口规模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与环境资源、环境配置状况等。

挖掘人普资料开发的资源载体

各级普查机构要努力挖掘有效的资源载体,公布普查数据,解读普查数据,追踪热点问题,创新载体形式,全面反映人普成果。

首先,人普公报。充分利用报刊、网络及区域宣传载体,及时人普的总体情况和主要数据公报。其次,开展人口数据解读。以人普资料开发为契机,通过与历史数据的比对,结合生活实例,以数据字典的形式,向社会公众进行解读。再次,组织热点问题评述。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围绕人口老龄化趋势、城镇化及城市化建设等热点问题开展评述,提高社会公众对人口发展状况及形势、人口对资源环境影响的关注程度。最后,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开展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专题性课题研究,为某个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创新人普资料开发的组织模式

人普资料开发应用工作需要丰厚的理论功底作支撑,各级普查机构要不断创新组织模式,将资料分析与调查研究相结合,与本地区政府的政策研究相结合,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相结合。主要表现如下:

利用自身优势,制定自主课题开展研发。各级普查机构要充分利用普查数据,深入挖掘内部潜力,发挥统计部门优势,利用统计方法,从不同角度关注社会经济中的热点、难点及领导、百姓关心的问题,组织业务骨干开展自主性课题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并积极开展成果转化,延伸人普资料开发应用的渠道,增强人普资料开发应用的实用性。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文4

关键词: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

一般而言,流动人口子女大体有两类:一是流动人口留守子女,即为留守在家里,远离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二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顾名思义,就是跟随着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本课题研究对象所指正是后者。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球化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需求也不断得到强化。在人口流动中,“流动困惑”随之而来:“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1]。随着人口流动大潮的到来,由此引起的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问题表现愈加突出。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曾做过探索,大致可从以下两方面做一梳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最早的社会融入研究是从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开始的,用来理解和解释西方移民在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综观诸多理论流派,以“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较具代表性。

(一)融合论

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该学派代表人物Park和Burgess认为,融合就是“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2]。该理论把融合过程和内容系统地划分为四种互动: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和文化融合。可是,这种不分种族、民族差异,也不分移民社会经济背景的做法一味地认为,随着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语言的适应、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认同,移民终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样的论断显然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而且,融合是一个长期、世代、累积的过程,“既包括个体自觉的行为,也包括自发的日常生活的决定;融合过程是不同层面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3]。所以这种理论后来遭到广泛质疑。

(二)多元文化论

多元文化论源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起初,其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为对抗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以欧裔白人为中心的“同化论”。后来,这一主张就逐渐应用到了国际移民领域,此时的多元文化论就开始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4]。

(三)区隔融合论

其实,区隔融合论是对上述传统融合论的补充和发展。该理论考虑到了不同民族、种族以及流入地所处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进而认为,“移民的人文资本(比如,教育、技能、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遇的对待与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流入地公共政策和社会成员表现出来的敌意、漠不关心或诚心接纳对融合的过程及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5]。因此,出于成人所处角色、进城目的、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子女在流入地的文化融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的路径和机制都与亲代存在很大差别;其社会融入问题难以完全从父母的融合经验中找到答案。

以上三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宏观历史背景解释了各自时代移民的融合现状、过程和结果。尽管我国现实情境与国外存在差异,我国流动人口与国际移民在社会经济背景和流入城市的客观环境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在流入地,他们均属弱势群体。因此,对解决以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抓手。而对于其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流动人口“本体”关注较多,对其子女关注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对流动人口生存现状关注较多,对其社会融入的发展问题关注较少。综观当前国内理论和实务界,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上,笔者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身份融入的研究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首先表现在身份的融入,即流动人口的称呼、地位和作用逐渐被社会确定并认可下来。近些年,学界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特别是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亦产生不少学术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郑杭生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陆学艺研究员的《“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李培林先生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陈文科先生的《中国农民问题》等。在此推动下,2004年9月,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层的新成员”[6]。这表明我们正式承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属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地位,对农民工来说无疑是种鼓舞。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尽管如此,这仅仅是其社会融入的一个起步阶段。

(二)融入认知理论的研究

事实上,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以农民工一类的弱势群体为代表。近年来,学界针对其社会融入的研究理论,为数的确不多。在诸如“再社会化说”、“新二元关系说”以及“融合递进说”等假说推动下,产生了较为典型的两种融入认知论:“两段论”和“两化论”:

1.“两段论”

该理论认为,我国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可分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两个阶段。“社会适应”是农民工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单向努力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农民工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卫生礼仪等内在的自身条件是关键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在这一时期作用有限,并不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实质性影响。“‘社会融入’是农民工与迁入地社会实现较好融合的过程及状态,这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生存下来后所面临的如何发展的问题”[7]。在这一阶段,外部环境就成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而自身条件就处于次要位置了。“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谋求在城市中永久居住和生活,必然要考虑到子女教育、医疗 、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难以有所改善的,环境必须回应才有助于消除农民工融入的障碍”[8]。

2.“两化论”

该理论认为,“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因此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9]。目前来看,“农民非农化”阶段,即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过程已无障碍,而“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即从农民工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进展举步维艰。本课题所研究的也正是这一阶段的问题。该理论因此主张应从具体的制度创建上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阶段的障碍。为此,“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以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10]。

结合以上理论,笔者认为,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体现为身份融入、心理融入和文化融入三个层面。身份融入是起点,心理融入是升华,文化融入是核心。而教育在其中起到了贯通上下的作用。因此,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教育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基本途径,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

课题:本文是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21s1ktzi__jc-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9]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2]Park,R.E.and E.W.Burgess.1921.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2nd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Alba,Richard,Victor Nee.2003.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Portes,Alejandro,and Min Zhou.1993.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530:74-96.

[6]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2003-9-22.

[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文5

【关键词】快速路;交通组织;公共交通;道路渠化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机动化的加速,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给当前交通运行状况带来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能源消耗高、运输效率低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我国各大城市新建道路,改善路网。如一些城市兴建快速路,提高交通供给,以求缓解交通压力,提高车辆行驶速度。而原本在其他道路上的交通压力又迅速集中在了快速路上,出现了城市交通日益紧张、路网效能日益低下的现象。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快速路交通组织方法,分析影响城市快速路交通运行状况的各方面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城市快速路交通组织的各种方法,从而使整体城市路网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2 快速路常见交通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公共交通带来的问题及其成因

城市快速路作为城市路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多交通参与者在出行路径的选择上,倾向于快速路,从而使快速路的交通负荷易处于较高水平。公共交通线路的选择也不例外,但如果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就会成为造成快速路拥堵。很多公交站点乘降能力不足,无法容纳多辆公交车一次进、出站。且公交站点与主路出入口距离过近,导致当多辆公交同时排队进站时,就会把主路出入口堵住,与其他机动车产生冲突,导致交通拥堵。

2.2主路与辅路连接带来的问题及其成因

从主路驶出进入辅路路段后,一般大约隔50―100m就会有一个灯控路口,如果辅路上的灯控路口信号配时不合理,就会导致车辆从辅路路口的停止线一直排队到主路的出口匝道上,主路的机动车短时间无法驶出主路,造成交通拥堵。

2.3 交通安全设施带来的交通问题及其成因

一些快速路的部分出口没有出口提示标志或者距离出口50米处才设置出口提示标志。出口提示标志设置的欠缺或过晚,等到机动车驾驶人看到提示标志,甚至在没有提示标志的出口,紧急并线,很容易与正常行驶的车流发生冲突,甚至发生交通事故。

3 快速路交通组织方法研究

3.1 合理进行道路渠化[1]

快速路系统运行的关键首先是确保出口的通畅,只有车辆能快速分流,才能为合流车辆提供运行空间,保证系统车辆运行的供需平衡。如果对道路进行合理的渠化,在周边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先设置出口再设置进口,可以使主路上交通车辆数目减少,为想要进入主路的辅路上的车辆提供进入主路的空间,还可以有效避免驶离主路的车辆不与驶出公交站的公交车发生冲突;同时可以增加辅路的车辆容纳量,充分发挥辅路的作用,减轻主路的压力。

3.2 优化相邻灯控交叉口信号控制[2]

交叉口信号控制优化可以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并实现交通流的有序化。优化方法包括调整信号周期、优化相位组合等。为提高对下匝道交通量的疏散能力、控制进入上匝道交通量,应利用车道灯对相关车道进行单独的信号控制;公交专用道单独地进行信号控制,实现公交优先等。针对不同的交叉口及其特殊的交通需求,应灵活运用渠化和信号控制两种手段,尽量从时间、空间上避免车辆交织,提高交叉口的时空利用率,扩大其总通行能力及对下匝道车流的疏散能力。快速路出口匝道处的信号控制可与相邻交叉口的信号控制进行干线协调控制,运用“绿波带”,以提高区域整体的运行效率。

3.3 合理设置交通安全设施

快速路多采用立交桥的形式和多条道路相接,而立交桥的线形相对复杂,所以应建立完善的出口提示系统。在1000m及500m处先后设置快速路出口预告标志,在出口处设置指示标志,出口指示标志应标明该出口的地理名称[3]。出口提示系统可以尽可能将分流车辆提前到出口之前的路段,避免车辆在接近出口时才减速并线而导致车队整体速度减慢,影响主路上整体的车速。

在快速路的车道上施划距离基准线以及在明显位置设置警示牌,提示机动车驾驶人注意保持车距,以减少追尾事故的发生。主路标志应参考高速路标标明出口去向和出口距离,提醒车辆提前并线。

利用可变信息板实时地显示前方以快速路为中心的路网的交通状态信息,使驾驶人自主正确合理的选择行驶路径,动态控制快速路的交通需求量以便控制快速路交通负荷。

3.4 采用大区域诱导分流、限流

考虑到区域路网的交通流的关联性及替代路线的可行性,可以从整个路网的角度去宏观性地考虑,将过境流量引导至外环过境,分担快速路的部分交通压力。在快速路主路出口之前布设动态交通诱导显示屏,以便对车辆进行有效诱导,从而实现快速地对在快速路行驶的车流进行分流。

建立快速路出入通信号控制系统。它通过对主路交通负荷、车头时距等的检测,实现对快速路入口匝道进行信号控制,对快速路进行交通负荷控制,调整和均衡进出快速路的总流量,避免交通拥堵发生,提高其通行能力。此外,它还可以应用于在快速路上发生紧急事件后,及时实施交通管制。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快速路交通组织方法问题分析及研究,提出合理的交通组织方法,缓解或消除城市快速路常见的交通组织问题,使快速路交通系统最大限度发挥作用。通过分析快速路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常见的交通问题,总结出城市快速路交通组织的主要方法,例如合理渠化道路、设置交通安全标志标线、优化相邻交叉口信号控制等方法,帮助改善快速路交通运行状况,使快速路充分发挥城市交通动脉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快速路路段均有其特殊的情况和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主要是针对交通问题现状,总结一些基本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张贻生,刘光辉.城市快速路交通设计理念浅析[J].有色冶金设计与研究,2003,24(3):26-28.

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文6

普查资料还显示,妇女在劳动力迁移中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农村青年妇女,15-24岁的青年妇女多于同龄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虽然依然集中在青年,但己婚者占有相当比例,也不乏夫妻带子女共同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情况。

走出农村外出打工,为农村妇女提供了生活和事业发展中的另一种选择,为妇女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外出就业能够增加妇女的收入,从而提高妇女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离开家庭独自外出增强了她们自主决策的能力;接触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她们开阔眼界,知识得到丰富和更新,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她们的观念和行为……流动对农村妇女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农民工也为外出打工付出了代价,并程度不同地承担了各种风险,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问题、缺乏劳动保障、缺乏社会支持工作不稳定和缺乏在岗培训等等。而流动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又与男性不尽相同,或者说她们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比如在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以及子女抚养教育方面,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她们的健康问题。

劳动场所的健康和孕产保健问题

除流动人口普遍面临的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超长、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以及职业危害等问题,很多条件恶劣的工厂主要是女工在生产一线工作,如制鞋厂、服装厂和皮革厂等,其中劳动环境恶劣是威胁女工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一些调查研究和个案报道,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在妇女孕产保健方面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不提供任何福利,一般女工在得知怀孕后只有辞职。也就是说,所有孕产负担都由妇女本人及其家庭承担了。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把定期为妇女检查妇科疾病作为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这些地区的育龄妇女大部分都能够享受到免费或收费很低的基本服务项目,但在城市中

打工的农村妇女则不一定能够享受到流动的状况和体制的局限使这些妇女成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群体,两方面的服务都无法享受。

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安排主要有两种工作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或者自租房大部分工厂企业都提供集体宿舍,但由于没有任何标准要求,这些集体宿舍的条件在不同的工厂企业之间有很大差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居住过于拥挤和通风不良,而且缺乏相应的卫生设施。

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工作相对稳定之后,全家都随着迁入城市生活,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租房居住由于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近郊的房租相对低廉,这些地区成为低收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这类流动人口聚居区往往居住密集,违章建筑多,水电供应和排水排污系统都存在问题有些聚居区内原有的居民多已搬迁,区内的街道卫生保洁、治安等缺乏专人管理。这些因素导致流动人口居住空间拥挤、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外部环境污染严重。简陋拥挤的居住条件和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增加了疾病传染的风险。根据一些地区的卫生统计,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内,某些传染病(如肠道传染病等)的发病率往往高于本地人口。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

按照有关规定,雇主有义务给雇员提供相关的保险,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女职工的生育保险等。但根据北京市2003年在流动妇女中开展的一项调查,只有极少数流动妇女享受了这些保险,远远低于北京市居民。

我国城市大部分公共服务的机制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设计的,服务人群的定位是户籍人口,无法适应当前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现状,现有的健康公共政策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是不能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与健康相关的公共服务包括住房、交通、医疗卫生、疾病控制和防疫、计划生育等,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暴露出各种缺陷。

例如,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由于机制的约束难以完全落实,结果是流动人口在两地的服务都没有保障城市医疗费用的昂贵和社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相对欠缺抑制了外来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由于在医院分娩的费用高,部分流动人口选择在家分娩,造成新生儿破伤风患病率高和较高的孕产死亡与患病风险为了节约费用,流动人口患病时大多拖延治疗时间,可能造成传染病的蔓延.此外,虽然国家对流动儿童的免疫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但由于流动人口缺乏相关知识和考虑费用问题,依然有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空白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有能力外出打工的人多是较年轻且健康状况较好的,他们个人的保健意识也相对淡薄。加之我国人口流动的季节性和临时性,构成了流动群体与当地常住居民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巨大差异。

除此以外,我们在与流动人口妇女座谈时发现,她们对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缺乏认同,认为城市大医院收费高、看病不方便,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看病,即使到医院看病也尽量不去大医院。

需要受到特别关注的群体

流动人口中的一些妇女由于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的特点,在某些健康问题方面相对处于弱势,需要受到特别关注。

未婚女青年在流动人口中占相当比例,多项调查显示,她们对生殖健康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例如,城市中缺乏面向流动人口的避孕措施提供和相关咨询服务,对未婚人群这些服务更少。服务缺位和婚前的增加导致非意愿妊娠增多,其后果是未婚女青年的人工流产不安全的还增加了未婚女青年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

据报道,一些城市中的多数性工作者是农村未婚女性,而且这个群体的年龄正在逐渐变小。以商业为目的的正成为一个增长中的地下行业.因为该行业的非法性,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难以主动寻求健康保健,从而增加了她们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成为预防艾滋病的难题。

流动妇女的健康问题尤其是生育健康问题,涉及到妇女的基本权益,也是妇女人权的一部分。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以及她们的家人及子女的健康,有些甚至影响到妇女的终身健康,直接降低了妇女本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