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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范文1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4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研究一季度经济形势，部署落实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确定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措施，决定延续并完善支持和促进创业就业的税收政策。
会议认为，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开局平稳。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范围，没有越出上下限，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不减，城乡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一些困难不容低估。必须保持定力、奋发有为，敢于担当、真抓实干，把《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统筹稳增长，坚持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注意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通过多方共同努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改革贯彻到政府工作各方面，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全面、有序、协调推进改革。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紧抓住破解推动发展和改善民生中的难题，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加强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对于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会议确定，一要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分类推进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改革，培育发展村镇银行，提高民营资本持股比例，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整合放大服务“三农”能力。二要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落实县域银行业法人机构一定比例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三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推动偏远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四要加大对发展现代农业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建立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五要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开展农机金融租赁服务，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发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六要加大政策支持。完善涉农贷款财政奖励、农户小额贷款税收优惠和农村信贷损失补偿等政策，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会议要求，所有涉农金融机构都要努力往下“沉”，做到不脱农、多惠农。
会议指出，保就业是稳增长的重要目的和惠民生的基本内容。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会议决定，将2013年底到期的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并加以完善。一是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业和人员范围限制。凡招用登记失业一年以上人员，均可享受税收优惠。二是提高征税扣除额上限。对从事个体经营或企业吸纳就业的，除国家给予定额税收扣减外，地方政府还可按规定再给予比过去更大的税收优惠。三是增加扣减税费种类，把地方教育附加纳入减税范围。四是简化程序，将税收优惠政策管理由审批改为备案，努力营造更好的创业就业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范文2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伴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包括：第一阶段（1978-1984）：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被首次提出，代表了农村经济制度的正式形成。第二阶段（1985-1992）：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实现了对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同时将土地承包实践延长为15年。在这个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机制被引入到农村市场，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创造了更多机遇。第三阶段（1993-1998）：这个阶段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不仅将土地承包时间延长到30年，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改革基础，同时也形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良好条件。第四阶段（1998-至今）：这一阶段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阶段，无论是在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在农村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农民的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日益丰富，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劲射方面都距离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越来越近。
2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如今，农村土地产权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代表农村经济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
2.1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由于农村市场的特殊性，形成了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变农村市场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农村市场分散化经营的转变，农民逐渐成为是市场的主体，他们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分散的生产和经营模式直接导致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弱，无法有效的获取市场信息，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2缺少健全的农产品市场
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产品数量的快速增加，但是由于缺乏准确的市场定位与资源配置，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技术不强，使得农产品的流通率较低，这对于农村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农民的积极性。
2.3缺乏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为农村生产和农民提供足够的组织机构与金融服务，但是从当前农村市场的发展来看，尚未形成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无法为农村提供专业的、规范的服务。同时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无法形成科学金融服务体系，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2.4城乡经济发展体制的完善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影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无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更多利益，容易形成消极的情绪，不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协同生产的实现，无形中拖慢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对农村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如何协调农村与农民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关键问题，通过农村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可以缓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成良好的平台。首先，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农村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集体统一组织的关系逐渐弱化，逐渐演变为单一的农民直接面对市场，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村经营的生产成本，小农户要直接进入市场造成了资源和产品的浪费；其次，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分散式经营方式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这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经济效益的损失，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效率的提升，而且不利于现代种植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另外，农村地区的信息沟通渠道不够顺畅，这导致了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民对于市场的多变性不能很好的掌握，容易造成生产决策的失误，导致生产经营与市场需求脱节。因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村资源的科学配置，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自由和健康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态下，可以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更好的平台，而这与农村市场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相契合，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随着农村市场的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农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作者:徐丽华 单位: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委党校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范文3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依据。可是，这几年来，中国的农村经济环境和结构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以往的经济体制难以充分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基于该方面的因素，必须要加快改革的速度，突破以往的模式，处理好目前所面临的多种体制约束性问题，给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一）农产品市场体系比较落后，其竞争能力很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可是根据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别的经济发展相比较有非常明显的不足，造成竞争能力不够，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1]其一般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交易方法比较单一化，农产品流通系统不完善；组织化程度很低，制约农产品竞争能力与层次水平；农村基础设备建设非常落后，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二）城乡差距明显，局限了农村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一般体现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二元制结构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大，并且贫富差距拓展增加了社会矛盾。其基本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很低，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与主动性，这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威胁。由于城乡收益差距，严重打击了农民种粮的主动性，这也是我国需要快速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增加产量增加收益，而经济发展并未增加更多的经济收益，或者收益增长无法跟上物价增加，这就造成农民收益不增加反而减少。
（三）农业生产经济组织程度不高
农村经济发展是构建在的经济体制之上的，遭受到小农经济的直接性影响。农业生产经济面积很小，并且基础弱，层次与发展水平无法和别的经济相匹敌。一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机制，将农村经济发展局限性放宽了，提升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备很大的促进作用。二则，有一定的弊端，缩减了农业生产经营面积，农业生产集中成熟以及经济效益比较低，农产品生产效率不够。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农产品没有一定的竞争优点，造成农产品价格受到制约，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结构调节，信息采集与反馈均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举措
（一）增加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处理余下劳动力
根据当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农村经济有着比较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这就是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多导致的。因而处理农业人口过剩是处理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国家需要激励和支持农民去城市参加工作。要增加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速度，处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实际状况，提升农民经济收益，从根本上处理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问题。[2]第一应当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脚步，将农村余下劳动力转移。再者，将农村产权体制改革，在处理农村余下劳动力的时候，也需要深化改革农村土地扭转，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提升农村就业能力。
（二）提高农民经济收益，减少城乡差距
提高农民收益是减少城乡差距，降低矛盾出现概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增加产量与增加收益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体现，农民的收益增加了，才可以实现中国和谐建设。第一，将收益分配关系理清楚，减少农村负担，从国家农业税取消到现今的支农惠农策略，没有体现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点。再者，增加农村企业发展，提高农民收益，伴随着农村企业发展，政府需要积极指导与大力支持农村企业发展，切实提升农民收益水平。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是依赖于农业面貌，可提升农村经济发展速度。
（三）发展市场农业
第一，需要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速度加快，建设完整的管理体系。针对该方面，政府部门需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出相关服务细则。再者，逐步对其运作结果以及管理体制进行改进。根据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发展需求，此项工作一定要把管理经济效益以及效率提高当成是行为准则。第二，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选项，所以，一定要发展农业产业化企业，进而整合农村资源。比如，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进行积极指导，发展乡村种植产品，指导农民种植，并且承担起联系销售的工作，提高农民收益。因此，针对政府而言，不单单需要给农村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还要依照地方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选取正确的经营模式。
三、结束语
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将定位找准确，找准其方向，才可以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促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常开展。鉴于此，往后需要推行城乡配套改革，给农民减轻其负担，保证农民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对农民的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发挥出信息技术优点，进行网络销售，以此推动市场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栾君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5,(52):252+254.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范文4
上海自贸区正是承载着这样的改革目标。自贸区从功能来说，主要就是在涉外体制改革上进行探索。
因此，上海自贸区职责是两个层面的：一是先行先试，为国内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做一定的探索，这其中，更多的可能涉及到涉外经济体制当中政府的职能、政府的管理方式、下一步开放的领域等等；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争创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上海的竞争对手不是香港，上海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全球竞争，他的竞争对手可能是伦敦、纽约此类国际大都市圈，引领中国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带参与全球竞争。这其中有改革的任务，也有开放的任务。
涉外经济体制出现不适应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我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
此外，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并不适应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服务业开放不足，管制过度，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税收、通关等政策限制了我国吸引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也不适应我国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要求。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现行涉外体制缺乏与国内体制的联动，部门协调不力，不利于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我国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也不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改革目标
过去30多年，我国充分利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机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不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且成功地消除了制约我国工业化的“外汇缺口”，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
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巨大的本土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齐全的产业配套，成为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与生产要素的新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在发达经济体开展低成本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的难得机遇。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令我国从以往的“扩张型”战略机遇期跨入了“升级型”战略机遇期。
转变发展方式与和平发展，要求未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目标从“出口创汇”转向“价值链升级”，战略重点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金融和规则制定领域拓展，战略内容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双向”开放。
涉外经济体制必须适应开放战略的新要求。未来十年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经贸环境，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新机遇，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力争在未来十年中，令我国在技术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具体的途径包括：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促进对外投资、打造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开拓高附加价值市场、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营造更好的外部经贸环境（包括规则环境）等。
改革重点与路径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在这一方面，一是需要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重点是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
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与水平是在加入WTO时谈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降低关税水平的空间较大；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一是改进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碍，完善产业救济机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我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五是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必须找准突破口
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要想顺利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找准突破口。
一是着力推进自由贸易园区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实行一揽子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我认为，上海自贸区改革的目标，首先是完善制度。第二要依托一些特殊监管制度，围绕高端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比如说国际研发、国际物流、国际结算等等来重新设计政策，吸引这些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到中国来落地。第三，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的改革。第四，上海自贸区应开启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此外开展进出口领域的部分垄断性的改革。
二是结合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进程，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如何拥有一个更加高效的管理体制——基本的思路是政府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和过程的监管。当前仍在延续的政策中，对企业的限制过多，不适应企业对外投资管理需要。应把这种审批体制大大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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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迟福林同志的新著《起点》，书中收集了作者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问题上的相关思考和研究成果。应当说，这是面对改革发展新矛盾、新问题，以推进政府转型为主线，探讨全面制度创新的一部力作。
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2003年SARS危机中迟福林同志提出的观点。2006年2月6日，在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迟福林同志建议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近几年，迟福林同志一直把政府转型作为重点研究课题。迟福林同志把自己两年来以推进政府转型为主线，探讨全面制度创新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并以《起点》作为书名，寓意深刻、观点鲜明，意味着我们能否实现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的难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规划好、设计好改革，排除各种阻力深化改革，实现全面的制度创新。
作者对新阶段改革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我国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突出矛盾，二是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新阶段的改革需要实现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的突破。作者的分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与我国改革攻坚的现实问题相联系，从而形成了独特、系统的分析体系。
作者分析了政府转型的现实需求。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作者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在全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规范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政府转型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的现实前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切入点和重要突破口。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范文6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