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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论文范文1
(一)上层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冲突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上层意识，反映的是这一特权阶级本身的经济利益与稳固政权的需求，并通过多种形式，对其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具备的优势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宣扬。同时，统治阶级以此为基础，来设计其政权组织结构、统治形式以及政治策略手段和政治系统的运转机制等［5］。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其政治影响力最终转换为社会公众内心的政治权威和价值标尺，与政治强制手段一起共同维护其统治地位。十分显见的是，这种上层意识将社会公众的利益放在了时展的最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种上层意识都最终遭到了社会的遗弃。在当今社会，上层意识已经难以发挥其传统的社会功用，并与民主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尤其是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让公众再一次认识到了追求民主、体现民主对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二)平等观念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虽然在我国的传统行政文化中“平均”思想一直被推崇，在特殊的年代，还产生了难以预料的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或者并未伸展到社会发展的根部。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等级身份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的社会利益是极为不同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个体都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固定角色，这种角色的“分量”也就直接决定了他能够得到的权利与社会地位［6］。但是，可以断定的是，这种在传统行政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等级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体现的平等观念明显相悖。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注重的是按照个人能力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高低确定其价值以及其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这表明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三)人治与法治的冲突
在我国以往的社会中，行政管理的实施主要依赖于“人治”，即通过树立统治者的权威，通过强制式甚至是教化式的方法将统治者的权威神秘化和神圣化，“权威崇拜”或则“屈身权威”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常态，百姓在统治者树立的权威系统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是，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以其他时代的眼光对此进行测度，“人治”下的行政管理和因此而形成的行政文化是有其致命的缺陷的，从行政效率低下、效果不突出到贻误国家大事的事实比比皆是。可是在当今时代，这种曾经广受推崇未受任何质疑的行政管理方式却与时代的要求相冲突，在人的充分发展得到越来越广泛认可的大时代背景下，需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取代人治。法治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相对于人治而言，法律的公正属性更加明显，作为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法治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了认同和施行。
(四)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儒家、墨家和法家都讲功利，但从本质上讲，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行政文化还是有意无意在淡化着功利色彩，伦理至上的成分更多，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我们能够看到太多的“重义轻利”的案例，甚至会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视作非君子之为。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在我国，历经了改革开放的思想释放，作为对传统行政文化中“伦理至上”思想的否定，功利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和兴起。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必须对物质利益予以重点关注，否则，在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今时代，其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窃取。所以，功利主义成为当今社会的常态已经变得无可厚非。而这与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可以得到调和的迹象。
二、传统行政文化视角下当代行政管理的发展与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与行政管理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完成的，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传承一直都没有间断。因此，在当前情况下，行政管理要想获得长久的健康发展，就需要在传统文化视角下，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庞大树荫下，回归到“人”的和“文化”的本性中去。
(一)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
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直接和深远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要想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高效化，就需要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这是因为，如果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依存较为松散，社会活动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制度结构和日常生活就会变得混乱。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平等协调、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通过当代行政管理搭建一个间接的平台，以此协调各种文化，使不同文化思想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实现共融，真正发挥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合理挖掘传统行政文化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其中的行政文化也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行政文化中，有些思想和方法在兴盛多年之后已经逐渐趋于腐朽，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从这个角度讲，为了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和发展，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外，更需要的是对其及其所属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批判。只有在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辩证的挖掘和使用，才能赋予其时代的生机，才能在传统行政文化和当代行政管理之间找到契合点，实现社会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三)加强行政管理的道德建设
“正大光明谓之政，国泰民安谓之治”。政是治的条件，治是政的结果，一个国家、社会的行政人员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要从己做起，以德服人。从行政学的角度讲，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科学，执政方式是否完善，执政绩效是否明显，是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今社会，统治阶级执政理念的实践效果，除了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加以实现外，在客观上还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成效直接相关。单就这一点而言，当代行政管理就应该向传统行政文化获取道德建设的精要。“政者正其身”，“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员只有做到了品行端正、执法守法，社会公众才能上行下效，执政主体的施政主张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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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伦理道德因素，比如，《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修身是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首要条件，也是造就最完美人格的基本途径。《礼记•中庸》中，“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被奉为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之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就把传统伦理道德的积极成分上升到国家层面，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价值的有力体现。这也正是当前我们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育人价值。《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指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礼记•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私财。”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自身，责任无处不在，承担责任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蕴涵远大的理想、无私的情操与仁善的心灵，人的价值也因为承担责任才有了分量和精彩。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德育价值。“爱岗、敬业、诚信、友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的要求和规范，也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大学生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应当表现的德行。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现状
社会认知程度不高。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当代大学生在享受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多元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他们的观念中退化，多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是片面的、笼统的。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当今社会思潮多元化、信息良莠不齐、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90后大学生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整体协作观念差，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学校、家庭对学生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的重视不足，使学生的主体性被压抑，缺乏责任感。从当代大学生身上深刻反映出一种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变迁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导致的价值观选择性的迷茫。心理素质趋向弱化。当前，部分大学生无法实现从依赖型向独立型的过度；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老师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缺乏应对压力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择业心理压力加大，甚至对生活缺乏信心，造成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及高校稳定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途径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少数民族；习惯法；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4-0069-02
自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各民族间一直保持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互相之间进行着学习、借鉴和融合。同时，少数民族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质，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文化体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主要通过习惯法的方式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是国家法之外的客观存在，是国家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千叶正士所言：“不认真对待法律的社会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成功地实现法律的现代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研究和探索，是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部分。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进行论证和总结。
一、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习惯法为核心内容
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为本民族所信守的部分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众生活模式的规范，它一般靠盟约等方式来调整个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达到维护本地区社会秩序的目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社会的基本行为范式，特别是在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秩序等领域具有主导性、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制定法不是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包的，而仅仅为治理的手段之一，甚至处于次要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立足于社会和谐并强调人的习惯道德力量的特殊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民风有序” “路不拾遗” “憎恨偷窃” 的法律文化观念。首先，习惯法的形成是由习惯演变升华而来。瑶族的民谣有：“石牌（习惯法）大过天。”彝族民谣说：“山林有清泉，彝家有尔比（习惯法）。说话一条线，尔比是银针。”其次，习惯法与当地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同样的道理，居住在林区的群众，有保护利用树林确定林权的习惯法。缺水地区，特别注重用水灌溉的习惯法。习惯法有的源远流长，世代相传，有的公众认可，视为神圣。这种传统的力量和意志，个人的权威是很难使它改变的。
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禁忌、习俗为具体体现
民俗、禁忌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内化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聚居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实现民族的长远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日常生活禁忌，这些禁忌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生活在云南的布朗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等，他们都有相关的狩猎规则和禁忌，他们一般忌春天狩猎，忌捕猎怀崽、产崽和哺乳期的动物；藏族和蒙古族实行的轮牧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过度放牧的出现，藏族还禁止打死猴、鱼、蛇、青蛙等；纳西族通过村民大会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老民会”，制定全村的村规民约，他们指定专人组成管山员或看苗员，对有乱砍滥伐、破坏庄稼等行为的人，由“老民会”依照村规民约进行处罚，还禁止在水源旁大小便，禁止在河里洗尿布，禁止向河里扔垃圾废物，禁止堵塞水源，夏季他们会进行封山，禁止毁林开荒等。
第二，少数民族习俗、禁忌调整人们之间的交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在人们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宗教活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农耕习俗到饮食习惯等，都有各类礼俗活动。例如内容丰富的饮食禁忌：藏族忌食乌鸦、秃鹰等动物，认为它们吃动物和人的尸体，具有神性；另外，藏族还忌食鸟、骡、马、驴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动物的生理机能与人相近，食用了这些动物的肉会影响人的特性；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忌食大肉；苗族忌吃狗肉等。总体上，饮食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存防范意识和行为准则，破坏食物禁忌就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如卡西尔所言：“禁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少数民族还有风格各异的丧葬习俗。例如藏族的天葬、火葬、水葬、树葬和土葬等，这些丧葬习俗反映了藏传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回族则禁止火葬，采用土葬，回族的土葬不用棺椁，不起坟头等。这些禁忌、习俗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社会、家庭、宗族关系为主的强有力的多维度调整少数民族交往的法律文化传统。
三、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极强的乡土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习惯法是熟人社会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于乡土的熟人社会，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少数民族习惯法围绕少数民族乡土社会中的婚丧嫁娶、生产生活等日常事务，以符合当地传统的简便而又易于操作的行为模式和规范方式，引导人们行使自己的行为，由此来维护本地区或本民族社会关系的稳定，确保人们生命、财产和家庭的稳定，同时保护当地环境和公共财产不受外界侵犯。
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来，为少数民族民众反复使用后所逐渐选择、认同和积累的，其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同时体现了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心理发展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受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在处理问题是会选择他们本民族的习惯法进行解决，离开少数民族，习惯法就不具有存在的土壤和使用的前提。
四、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厚重的宗教性
我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尽管各民族信仰的教别和教派不同，是少数民族行使自己行为的主导和核心，任何民族成员都不得对其侵犯和亵渎。而且，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宗教教义在世俗社会的体现，甚至习惯法仅仅是为了强调和明确宗教教义而存在。例如，藏族习惯法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占绝大多数，而且习惯法不得与藏传佛教进行相悖；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民族，他们的习惯法内容更是严格遵照《古兰经》的规定，甚至是《古兰经》的重复和照搬。这种以宗教为主导的习惯法文化的特殊作用在于，引导民族成员尊崇宗教的神圣与权威，通过宗教来治理社会，试图建立“无诉”和“息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文化下，法律似乎有些多余，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因而形成了薄法厚教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特质。
五、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地位，但国家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合理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和国家法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要正_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基本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避免“一刀切”，让少数民族按自己的“民情土俗”进行管理和自治，基本形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并举分治的基本原则，并且形成了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相互转化的良性互动。
当前，在法学界还有一股质疑法律多元的声音，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是落后的，不利于我国的法制统一，应当在民族地区强行推行国家法律，甚至有学者站在国家法律统一的立场上，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是对国家法制统一的破坏。实际上，这种否定论并不了解法律多元理论的背景和发展趋势，仅仅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批评而已。苏力教授认为，法律多元现象不但存在于古代、近代，而且还存在于现代。在当代，既然法律多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人为消除它，要让习惯法与国家法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于法治社会。国家法应当给习惯法留下一定的空间来调整社会关系，习惯法也应当表现出对国家法应有的尊重，不能太偏离国家法的原则和精神，否则会被国家所不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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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论文范文4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1]。我们这里所谈论的主要是现代社会所公认的大众媒介意义上的传媒话语，即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以及本文的核心——第四媒体网络。
一、现代传播语境下的传媒话语特征
(一)话语的广泛性——政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传媒内部话语关系在新闻价值取向上，由“单一政治维度”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娱乐“多向维度”转变的发展，传媒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和再组织。
这种话语的广泛性特征，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尤其对私人领域生活的渗透。一方面，鸡鸣狗盗的琐碎之事可以成为媒介向公众哗众取宠的工具，另一方面，对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的关注也成为以媒介为主导的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值得注意的是，话语的广泛性与开放在网络中表现更为显著。这是因为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更受到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
(二)话语的直观性——消费经济下的媒介的“视觉转向”
市场经济严格说来就是消费经济。为了实现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市场运行及生产行为不能不瞄准公众消费动向，不能不围绕消费旋转。“顾客就是上帝”这一口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当前我国传媒呈现出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这种消费主义倾向，即是指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
正是在这种消费经济的影响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媒介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视觉形象(包括图像和活动影像)在媒介内容表达和受众吸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刷媒体的“读图时代”早已来临，电子媒体的“影像时代”也已到来。这表明形象已经取代文字成为媒介传播的强势符号，此即媒介的“视觉转向”。
媒介的视觉转向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力张扬，在形式上就表现为传播符号的视觉化。形式上的表现主要集中于文本形式的变革。报纸的彩版、大量的图片、耀人眼目的标题，电视技术的更新以及时尚、另类等元素的介入，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图片专题，都有利于形成视觉冲击力，刺激人们的消费欲。
(三)话语的世俗性——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主义精神”的提出，我国当代传媒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平民化色彩浓厚、凸现平民意识、表达对平民的关怀的新闻报道和节目，从以《第七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的兴起并形成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了传媒话语的世俗性。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以平民的内容为关注焦点，以娱乐化的手段制造话题，虽然备受争议，却也受到了广大受众的普遍欢迎。
所有的传播行为都有两个指向：一是披露事实，告知情况的指向，一是传受双方相互交流、互动的指向。后一指向认为，传播是相互关系的协调，而非对立。这一指向使传播从权力话语转向身份认同话语，主要是文化身份的认同，而不是阶级身份的认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更强调情感、体验和娱乐。就连党报也从过去强调政党的声音，发展到现在强调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大多党报都将本地新闻放在了重要位置，本地新闻的数量在所有新闻中所占的比重可以高达40%以上，报道的角度也有了新的解读。如报道城管部门的技术革新，不仅从官方的角度，更是从百姓的视角，看到了各种问题诸如井盖丢失、公共设施损坏、垃圾渣土堆集、占道经营、违章搭盖、油烟扰民等，都可以在短至数十秒内反映给监督和指挥中心。这就切合了城市化、市民化、个性化的需求。正是在关注世俗平民，报道世俗生活，追求世俗价值，表达人文关怀的过程中，当代媒介在价值追求上更强调人在感性上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从而实现受众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二、网络话语世界的话语独特性
(一)网络话语的碎片化
在传统新闻中，一个报纸版面或广电新闻栏目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往往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连续报道必须在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文本样式提供给受众，客观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都割裂了新闻本身的内在联系，使动态的事件扭曲成静态的画面。这使传统媒体更重视新闻作品本身内部的组织，强调要素的完整。然而在网络新闻中，时间和空间统一在一起，各种新闻与评论的不断加入使新闻基本沿着事件的发展而成为变化着的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
伴随着新闻的过程化，网络话语呈现碎片化的特征。网络新闻在追踪当前发生的事件时，往往以很短小的篇幅出现，它们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断，必须与其他报道联系起来才称得上有头有尾。如网络中的滚动消息通常是一句话新闻。彭兰认为，网络新闻“为追求时效性而进行频繁的动态更新，容易形成新闻的‘瞬时化'或‘碎片化'：一些新闻在网站中转瞬即逝，事后很难查证；一些新闻只能支离破碎地展示新闻事件的各个片断，很难全面深入地体现新闻事件的本质”[2]。
应该说，碎片化拆散了传统新闻的完整性，代之以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既是内容的不完整，也是深层意义架构的不完整。与传统新闻相比，新闻文本碎片化造成了更多的文本间隔、差异和矛盾，使传统新闻追求的意义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就削弱了新闻作者对文本的控制，使受众在建立对事件的理解结构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另外，如果从互文的新闻报道网络的角度看，反而会观察到其丰富的一面。其实，碎片化的现象在电视新闻频道中也存在着。但相对于电视的瞬间即逝和线性刚力，网络新闻因为其异步性和海量信息，使这些碎片可以长时间共存。正如网络专题以超文本方式对信息的聚合。对照梵?迪克的假设性新闻图式结构[3]，网络新闻可以说是将完整的新闻结构拆开，以各种方式重组，使文本间呈现出分裂又融合的景观。
(二)网络话语的可写性
“在网络新闻时代里......一个重要的新角色进入到了信息传播领域：那些阅读、观看、利用新闻信息的人。由于参与信息传播的门槛已经完全消除，被采访对象如今有可能在报道中加入新的信息，新闻报道表面上是个已经完成了的作品，实际上却永远没有完成。[4]”网络改变了原本完整自足的文本观，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可写文本。在这一可写文本中，“作者已死，文本是动态开放的网络，能指在各种互文中游移；读者获得了作者的地位，阅读的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无限多元。”
微博的流行，使普通网民更方便地成为了新闻的发出者。人们争先恐后的发表最新的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成为了新闻的生产力，体现了普通民众的社会生存现实。具有网民特性的专职网络记者又根据网民提供的信息发掘新闻，将微博的信息融入到专业的新闻文本中去，成为开放的新闻的组成部分。
另外，网络新闻专题多姿多彩的“超文本结构”彻底改变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结构，在文本构成上，不仅有文字文本，还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甚至影视文本，并且各个文本间及每个文本之中的词语、句子都能与其它文本交错互连。运用超文本结构，网络新闻专题实现了多种文本的平面组合和互通，构成一个有声音、图画、动画、影视、文字等各种传播介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信息网络形态，文本的互文特征在此得到很好体现。
(三)网络话语表述的自由化
比较传统媒体与网络话语的表述特征，网络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话语权力，话语的表述因而也更加自由与多样。正如前文所述，网络话语生产突破了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因而无论从话题的选择上，还是话语的具体表述上，都表现得更加自由、大胆。
一方面，各大网络媒体纷纷开设专题，对热点事件进行追踪，不仅是“海量的信息”，更有“海量的文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文字顺序把相同的信息说出来，体现出表述的自由。在网易的“滚动专题”中，我们往往能看到标题不同，但内容一样的重复报道，并安排在同一个专栏之中，这种现象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中是不允许存在的。它出现在网络中，显得理所当然，并能强化这一新闻的力度。另一方面，在话题和语言的选择上，网络可以说包罗万象，体现出更为宽松的自由度。无论是高雅、严谨的书面语言，还是低俗、下三烂的口语表达，都在网络中得到集中而完全的呈现，这更是传统媒体中所不可能出现的。在对这种“自由”的把握中，人们各抒己见，平等对话，形成了一个“众语喧哗的乌托邦世界”[5]。
总之，网络话语的种种特征形成了网络的独特文化，也就是说网络文化实际上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实践与控制而形成的。这种生产、实践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也有密切关系，但仍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来源：今传媒 文/刘晗，女，武汉东湖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研究。 编选：)
参考文献
[1]蔡敏.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OL].academic.mediachin. net，2003-07-07.
[2]彭兰.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 (荷兰)梵?迪克.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M].华夏出版社，2003.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81－02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创造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深远影响整个民族共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是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之举。
一、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现状
2008年，我们在艺术院校、普通院校中，进行了以文、史、哲、经、法、语言、审美等内容为主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修养现状》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普通高校，学生回答问卷的正确率为63.27%，而在美术院校，正确率只为54.5%，两者相差8.77%。可见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储备有些偏低。
与此同时，在对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愿望和教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现状调查显示：美术院校的学生很希望老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占48.9%，近五成；不希望的占18.1%，无所谓的占33%。而美术院校教师能够经常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则只占29.1%，近三成；有时这样做的占43.8%，很少这样做的占27.1%。可见，在美术院校，学生对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教学的学习期望与教师满足学生的学习期望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教师的教，不能满足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需求。事实上，在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既有学生的内在需要，又有外在的有利时机。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美术生虽具有文化基础相对偏低、个性较强、不愿接受僵化的理论说教的特点，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却有着比较强烈的学习愿望。中华传统文化扎根于民族土壤，源渊流长，美术史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国画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奇葩之一，这也是美术生乐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还是美术创新的起点和背景，是美术设计的灵感和源泉，这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认同感。另外，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恤民、爱人孝亲、重德修身、励志图强、崇节重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修身养性、为人之理方面的知识也有较大的兴趣。这些都是美术院校的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高校中也兴起了一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也就为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的教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做好“五个结合”
学校主导与组织学生结合。美术院校普遍不太重视以中华传统文化来丰富思政课教学。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学校必须要重视。学校重视，不仅是说说，更要落实到教书育人的各个具体环节，要有共识和具体措施。第一，要把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教学的要求，体现到学校的育人目标、育人思路、课程设计、效果评价之中去。第二，领导要亲力亲为，如亲自在教学中带头实践和实现这一要求、亲自主持课题研究等。第三，培训师资。培训一支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政教学结合起来的师资队伍，抓好骨干，搞好普及。给教师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以经费支持。第四，开展活动、营造氛围，还可聘请校外专家来校进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等。另一方面，单靠学校主导显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积极配合。第一，要正面引导学生，讲清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专业发展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重要意义。第二，鼓励学生组织成立“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协会”或“中华传统文化兴趣学习小组”等学生社团，委派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或竞赛活动。第三，给学生从事活动以经费支持。
课内教学与课外延伸结合。课内教学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模式，可在选修课甚至必修课中进行。如开展课前十分钟读经活动，如《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同时，还可穿插视频教学，如“于丹《论语》心得”等。课外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对课内教学进行补充。“长期以来高校教育比较侧重第一课堂教育，而对第二课堂教育重视不够。”［1］“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依托网络平台改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成为了必然选择”。［2］要把教学的课件挂到网上，还可在网上开设读书栏目，指导学生有选择地精读国学经典，同时师生也可在网上互动交流，释疑解难。另外，还可充分利用学生采风写生机会较多、跟社会实践联系较多的有利条件，实地考察，充分利用社会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结合。在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存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分离的情况，专业教师只管专业教学，似乎与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无关，个别老师甚至排斥、挤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间。其实，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做事与做人息息相关，没有艺德是难以成为艺术大师的，不会做人，又怎能做好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责任，也是美术专业教师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应互相结合、相互配合，教书和育人是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共同天职和使命。
必修课与选修课结合。首先，要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必修课的教学，如运用中国哲学丰富《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运用儒家伦理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如此可以极大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还须借助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热，开设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选修课，以作为必要的补充和延伸。如开设《中国管理哲学》、《国学精选》等。
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结合。美术院校首先应立足本校实际，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同时要借助校外资源，可聘请校外名师来校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或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讲座；也可与综合型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教学方面实现资源共享；还可组织学生到综合型高校听名师国学讲座等。
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当前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这些观点在现代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可取。但是，重德、修身、孝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现代依然有相当的价值。既要反对食古不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要面向现代化，其道德教育要面向今天的思政教育，这样才能“古为今用”。与此同时，当前的思政教育也必须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也存在一个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育人内容和方法的问题，既要传承，又要创新。为此，无论是美术专业教师，还是思政专业教师，都必须注重和探索艺术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结合，指导学生的生活与艺术实践，实现艺术、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三结合。
艺与德的关系。在有的美术生中，往往重艺轻德，认为艺最高、艺最重，有艺即行。还有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对从政的人有用；而自己又不想从政，学起来没有什么用。事实上，只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有利于自身成就事业。美术生如果不重视艺德的学习，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要使学生明白：德和才一样重要，职业生涯是否成功不单单取决于专业素质如何，有时更取决于道德素质如何；要抛弃对思政教学的偏见和反感，提高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使自己成为德艺双馨的人。
知与行的关系。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成败，关键在于学生能否做到知行统一，能否把所学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和学习之中。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历来主张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的统一，尤其强调道德践行，反对说一套，做一套。美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学绝不能仅停留在知和书本上的阶段，必须落实到行、落实到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6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转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是其发展动力的不竭源泉。本文分别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蕴涵、内容的张扬、对象价值的肯定、方法的跋履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文化在这些方面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总结了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并深信当中华优秀文化深深扎根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时候，现代政治教育也必将迎来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
关键词：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6-0177-0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主性，体现现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智慧的凝结。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优秀的传统思想，它汇集了儒、道、墨等思想精华，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转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是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膏内涵
(一)、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蕴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立足于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的治国人才而展开。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新民德”都注重道德境界的培养。在《大学》篇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将每个人天生具有的道德萌芽发扬光大；所谓亲民，即“爱民”，它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要爱民，就有不仅自己为善，还须帮助别人为善，使民众去其旧习而自新；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每个人都要在他所处的地位上恪守其道德义务，并要不断攀登新的道德目标，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
(二)、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张扬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民族，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造。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而不衰。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论述可谓源远流长，这种教育内容立足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对现代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这种以理想信念为主体的人生观，家国一体的世界观。
(三)、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的肯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重视人的价值，关于人的论述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孔子在我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了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其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是爱一切人，爱人的道德意识着眼于人的共性，而不是个别等级的人。这一思想包含着对人的价值的普遍尊重。其继承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点，体现着朴素的民本意识。
(四)、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践履
每一位受教育者，既具有人的共性，又具有作为个体的独到之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首创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对现在仍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启蒙式”的教育理念，注重“内省”的教育观。仍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它深深根植于我们这片沃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以扬善惩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一种伦理性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值得我们回味，更值得我们借鉴，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应传承这种优秀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一)弘扬“仁、礼”一致的道德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创新。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新民德”，都注重道德境界的培养，可以说，正是这种自孔孟以来的道德传承，才造就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们这个民族极富涵养的人格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谦和”的形象。
(二)传承理想信念、家国一体的价值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民族，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造，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而不衰。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进行理想励志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每一位公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三)崇尚“民本”意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但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他们是有血有肉，具有真情实感的人。从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到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无不体现着对人的重视，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我们要传承这种思想，在教育过程中充分重视人的作用的发挥，尊重他们的利益诉求，不断实现人的价值的提升。
(四)重视“因材施教”，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首创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现在仍有深远的影响，“因材施教”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应处于统领地位，这一教育方法要求对不同的教育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在教育过程中，要培养高素质的教育队伍，并体现教育队伍人员来源的多样化，在环境优化、劝说引导、实践锻炼等方面充分体现每个受教育者的不同之处，为每个受教育者制定符合其自身的教育方案，在潜移默化中，推进教育方法的创新。
参考文献：
[1]赵康太李英华主编，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