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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1
【关键词】桐乡发展定位空间结构
【Abstract】On research of advantage, opportunity, challenge of TongXiang, clearify the future develop direction, this paper takes TongXiang city as an example, figure out the overall positioning and industrial system, propose several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spacial modes to realizing the Striding development .
【Keywords】TongxiangPositioningSpaci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桐乡，一座以乌镇闻名于世的城市，一座积淀深厚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一座以轻纺产业与专业市场而壮大的县域城市，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崛起与国家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契机下，面对城市自身转型升级与周边竞争加剧态势，必须重新谋划城市发展的方向与未来。本项目需要从根本上回答三个核心问题：桐乡如何发展的问题；桐乡发展什么的问题；桐乡发展如何落地和怎么操作的问题。具体将从以下四大篇章加以解析。
一、定位篇
从基础条件看，桐乡的发展有三大核心优势与战略机遇:
优越交通区位。桐乡位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区域，是沪宁和沪杭甬发展带、京杭大运河发展带及环杭州湾发展带的战略叠加区。
特色产业基础。桐乡是浙江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代表，形成了包括经开区玻璃纤维、洲泉化纤、崇福皮草、濮院毛衫针织等特色产业集群。乌镇品牌效应与领先优势显著，是桐乡最具国际化的城市名片。
空间环境与资源条件。桐乡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素有“鱼米之乡，百花地面，文化之邦”的美誉，生态与环境优势显著，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央是桐乡”的空间格局。
从发展现实看，桐乡发展面临两大瓶颈与挑战:
经济与产业发展瓶颈。桐乡经济增速趋缓，省内及周边城市竞争压力较大，面临二次创业的压力，服务型经济、创新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体发展滞后。
中心城区与重点片区发展空间制约。城市化肌理与脉络不够清晰，城市功能格局框架总体偏小且不够完整，城镇建设用地紧张，制约城市重大发展项目的建设。
基于上述研究，围绕国际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三大维度，明确桐乡三大发展方向的战略逻辑。
方向一: 补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打造面向国际的江南文化与生态名片；
方向二: 引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桐乡新兴产业与服务经济发展；
方向三: 示范国内中小城市转型突破，建设长三角南翼特色中等强市。
结合桐乡本地优势与国家、长三角与浙江省发展态势，把握城市转型升级战略诉求，提出桐乡“四个城市”的总体发展战略定位：
塑造城市发展魅力，建设国际江南文化旅游名市
增强城市发展活力，建设全国现代商贸流通大市
提升城市发展实力，建设长三角新型工业强市
夯实城市发展动力，建设浙江生态宜居新市
基于桐乡发展战略定位与城市特色，提出“世界乌镇 • 江南桐乡”的形象定位，明确“更江南、更美好、更发达、更宜居”的城市目标，构建“世界风、江南韵、生态城”的战略格局。
二、产业篇
立足桐乡现实基础与发展态势，对接国家和地方宏观战略与政策指引，构建桐乡“1+3+2+x”矩阵式现代产业体系。
“1”是一个主导产业集群，即全产业链“世界一流现代轻纺产业集群”，涵盖研发设计、原材料精加工、装备制造、服装制作、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几大链条，重点由生产制造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制造与服务融合，科技与创意融合，生产与生活融合。
“3”是3大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聚焦“新材料、新装备、新医药”“三新产业”集群。
“新材料”聚焦新型化纤、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三大重点优势领域，培育新增长点；“新装备”聚焦针织设备、环保装备、成套设备三大特色发展门类，提升区域产业联动发展；“新医药”聚焦疫苗与试剂、新型制剂、现代中成药三大重点门类，强化产业发展基础。
“2”是2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涵盖专业型生产业与高等级消费业。
专业型生产业重点发展专业服务、商贸流通与现代金融，打造特色区域生产中心。高等级消费业重点发展现代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建设面向国内外的特色消费业集群。
“X”是若干基础产业与新兴产业集群。综合考虑桐乡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功能建设及现状基础产业转型升级诉求，重点关注都市生态农业、新经济培育与城市公共服务业三大领域，重点聚焦生态涵养与城市个性风貌，聚焦新兴经济培育点。
三、规划篇
充分考虑桐乡自然环境条件与现状发展特性，借鉴国际区域都市空间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先进理念，本次规划倡导“可持续的城市精明增长模式”，提出如下规划发展策略：
策略一：动态、弹性的城镇体系结构
划分都市区与都市域城市格局，实行差别化空间发展模式。规划以梧桐街道、振东新区、经济开发区、濮院为核心，形成连片紧凑、密集发展的都市区。其他镇区嵌套在自然生态基底之中，通过交通及水系廊道相联系，组成疏朗组团、生态和谐的都市域。都市区与都市域之间通过绿化廊道隔离，形成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形态。
策略二：有机缝合城市，实现紧凑增长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策略，适当密度的城市开发，确定合理的城市增长边界，实现城市紧凑集约增长。优先发展的公共交通走廊将城镇区域有机缝合，优化城镇结构。
策略三：以交通走廊为导向，引导城镇发展
沿杭桐轨道快线和有轨电车廊道布局城市重要功能，形成以客运交通导向的TOD开发模式。打造凤凰湖节点交通枢纽，无缝衔接整合各类交通方式，引导周边用地开发。
策略四：城乡融合，创建自然有机的区域生态体系
尊重自然，体现地域独特风格，城镇发展呈细胞状组团溶解在市域自然生态基底之中，运河水系与基础设施廊道交织成网，创建城乡一体的生态绿化系统。
策略五：打造城市发展新亮点，凸显水乡风貌气韵
“小河流水人家”是地域特色空间的真实写照。以绿化系统为基础，与水系结合形成人性化的滨水景观，塑造出亲水宜人的城市风貌意象。选取重要历史人文及现代自然景观节点，如乌镇、石门湾、濮院历史街区、振东新区革新区等，塑造出新的城市景观标志与亮点。
市域整体空间结构可概括为：“一核、一轴、两带、廊道串联、板块发展”。
一核为以老城区和振东新区为核心的城市功能核心区。一轴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北连乌镇，南连高桥的南北向城市功能发展主轴。两带为北部以乌镇为核心的旅游发展带，南部以濮院、高桥、崇福为核心的产业发展带。主要发展板块为：以梧桐街道、振东新区、经济开发区、濮院为核心的中部城市功能服务板块；以乌镇、石门为核心的北部文化旅游板块；以高桥新区、崇福为核心的南部产业功能板块。沿运河水系的生态绿化廊道将中心城区及各个镇区有机串联。市域城镇总体用地规模至2030年约为132平方公里，远景城镇发展用地控制在187平方公里以内。
对市域道路交通网络进行整合，优化高速公路出入口，将规划杭州二绕与钱江通道北接线的相交位置南移，与320国道的出入口结合，有利于桐乡交通快速通过杭州二绕集散。构建以干线公路为骨架的联系镇间交通的都市域公路网络，干线公路尽量绕行镇区边界。优化都市区城市干道，依托环城东路南北向重要公共交通客运走廊，带动城市中心区域发展。杭桐轨道快线串联起沿线重要城镇组团，最高车速为100到140公里/小时，车站分布内密外稀，城区段减小站间距，采取地下敷设。有轨电车将乌镇、中心城区、高桥新区便捷联系，与高铁站点和轨道快线设置换乘枢纽，最高车速为70公里/小时。
桐乡市域生态功能区域划分为城镇功能区和生态保育区两大类。城镇功能区主要发展第二、三产业和都市型生态农业，严格限制污染型、高耗能型产业。生态保育区即城镇镇区之外的广大地区。区内以第一产业为主，保护基本农田，优化生态环境。
发挥桐乡水系发达、河流密布的优势，航道建设以改造、整治为主，将京杭运河、京杭运河二通道及杭申线升级成为三级航道，杭平申线、东宗线规划成为四级航道，增强通航能力。形成桐乡港、崇福、洲泉三个主要港口及屠甸、石门两个次要港口。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为77平方公里。空间结构为“双核驱动、三轴扩展、多廊、八组团发展”。老城中心区与振东新区构成“双核心”城市结构驱动城市生长。将振东新区打造成为新的城市商贸商务行政综合区与开放区。“三轴扩展”为在现有十字发展轴基础上，增加环城东路发展轴，构成更大区域范围内联系乌镇、高桥的区域性城市发展轴线。以京杭运河、北港河、康泾塘等丰富城市水网构成多条水系绿化廊道，塑造水乡城市特色。老城中心片区、振东新区、经济开发区及扩展区、文化创意区、龙翔片区、濮院产业区、濮院生活服务区构成城市功能组团。
中心城区道路骨架形成“一环、六纵七横、中心放射式”的格局。在原有绕城公路基础上，将北环线二环北路北移至龙翔形成新的城市环线。扩大后的城市环线骨架可满足城区未来功能拓展需要。“六纵七横”路网构成城市主干道网络，起集散交通与服务联络的功能。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呈发射状的对外联系道路与周边城镇形成便捷联系。
中心城区远景建设用地控制边界为120平方公里。远期将龙翔、振东新区、经济开发区与濮院连为一体。强调南北轴向延伸，强化与北部乌镇，南部高桥的有效联系。发展预留用地为32平方公里，保持城市弹性增长。
四、设计篇
立足未来桐乡城市化肌理和脉络，对接城市战略定位与规划功能格局，选取振东新区凤凰湖区域作为城市设计核心区，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这里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底，是桐乡都市区城市扩展的桥头堡，是桐乡建设现代、时尚、生态、宜居开放区的最佳载体之一。
设计构思为“有凤来仪”，凤的形象给方案以启迪，凤凰湖区域以凤起之势，矗立于桐乡中心城区发展的核心位置，凤优美向上的形象象征桐乡蒸蒸日上的城市发展态势，有凤来仪代表着桐乡喜迎八方贵客，大气开放的包容姿态。
五、结语
面对国家十二五规划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机遇，面对浙江省、桐乡发展转型的战略挑战，桐乡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正当其时。通过准确的时机把握、前瞻的理念指引、清晰的发展定位、合理的规划布局、人性化的城市空间设计、可操作性的实施策略，必将推动桐乡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为桐乡这座“枕河人家”的千年水乡城市谱写最华美的篇章。
（本项目为《桐乡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征集方案之一，项目主要参与者还有：曲毅、吕志勇、张慧民、贾枚、赵如韵、石巍、姚静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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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2
20xx年x月x至x日，县发改委负责人率相关科室人员赴**县、**市##县、++县等地进行学习考察，通过与当地发改部门及有关企业负责人座谈、实地考察等方式的工作交流，深切地感受到三县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和震憾。
一、三县基本情况及经济发展主要特点
**、++分别是我省20xx年度县域经济考核中一类县、二类县的科学发展先进县。##县隶属江苏省会**市，是全国百强县，位于长江之滨、**南端，与**、++接壤，是承接苏南、辐射皖南的长三角区域重要节点。**县面积×平方公里，辖×镇×乡，人口×.×万。##县面积×平方公里，辖×镇，人口×万。++县面积×平方公里，辖×镇×乡，人口×万。三县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实力较强。20xx年，**县两项指标（指gdp、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下同）分别完成×.×亿元、×.×亿元，分别增长 ×.×%、×.×%，自20xx年起，连续八年位居全省综合“十强县”前列。##县两项指标分别完成×.×亿元、×.×亿元，分别增长×.×%、×.×%，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江苏省全面小康达标县。++县两项指标分别完成×亿元、×亿元，分别增长×%、×.×%，自×起连续三年荣获++省县域经济考核“科学发展先进县”称号。
二是主导产业鲜明，产业集聚明显。**县工业企业已基本形成了冶金压延、机械制造、医药化工、食品加工和纺织服装等五大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县工业经济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特征明显。做强三大优势产业，即建筑业、水产养殖业和造船业，兼顾发展其他产业，在全县工业经济总量中，上述产业约占总量的×%。++县工业上围绕打造面向长三角的产业配套加工和先进制造业基地，致力发展“×+ ×” 产业，其中“ ×” ：即重点发展装备制造、电力电子、金属压延、轻工纺织、农副产品深加工五大主导产业；“ ×” ：即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三是企业和项目规模大，发展后劲足。位于**县太白镇占地五千亩的++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xx年以前是低水平的粗放式的钢材加工小企业，通过技术改造，20xx年底具备年产×万吨钢生产能力，总资产×亿元，利税过亿元，今年正在实施×万吨钢产能置换技改项目（远期实现×万吨钢规模），总投资为×亿元，项目竣工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亿元，利税×亿元。##县拥有红太阳集团、红宝丽公司、高陶公司等×家本土上市公司；“十一五”期间，该县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在×%以上，同时全县工业企业个数和资产规模不断壮大，全县工业企业个数净增近×家，全县工业企业总资产增长×倍，其中：红太阳集团总资产达×.×亿元。
四是城市发展水平高，城乡一体化进程快。**县“十一五”期间城镇建设累计投资×亿元，污水、垃圾处理等一批市政设施投入使用，城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镇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县城通过“东扩西拓、北接南延”，城区框架进一步拉开，建成区面积由×平方公里扩展到×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万人增加到×万人。全县城镇化水平达到×%，在全省县域处于前列。##县县城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万。##拥有“三山、两水、五田”的生态黄金比例，有着“自然山水在城中，城在自然山水中”的鲜明特色，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把生态作为地区发展的第一竞争力，“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亿元实施生态湿地、森林公园、污水处理等生态工程，先后赢得全国唯一“国际慢城”、江苏省首批国家生态县、国家园林城和国家卫生县等一系列“金字招牌”。++县开展城市景观和泛园林化概念设计，主城区面积达到×平方公里，建成郎川大道、亭子山路、东路等×条共×公里主次干道，城市形象明显提升。
二、三县发展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不懈地发展工业。无工不富，无工不强。三县在追求跨越式发展中，始终坚持把发展工业作为第一方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县在“十一五”和“十二五”发展期间把“工业强县”作为谋求崛起的一贯战略，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推进传统产业新型化和新兴产业规模化，着力培育超百亿元产业、超亿元企业集团，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县把“工业强县”战略作为打造“实力##”的重要抓手，以高效、低碳、环保为导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现 代高效农业等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努力形成新兴产业的先发优势，现代服务业的品质优势，传统产业的品牌优势，现代高效农业的规模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过程中，“++现象”、“++速度”引起泛长三角区域的广泛关注，“十一五”期间++县工业经济快速崛起，工业企业规模和实力不断壮大，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到×家，年均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到×亿元，年均增长×.×%，三次产业比由20xx年的×.×∶×∶×.×调整为20xx年的×.×∶×.×∶×.×。
二是坚持不懈地招商引资。**县坚持招商选资、招大引强不动摇，全力开展“招商引资突破年”活动。20xx年实际利用县外资金×亿元，增长×%，其中利用省外资金×亿元，增长×%；利用境外资金×万美元，增长×%。##县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十一五”期间累计注册登记县外投资企业×家，其中外资企业×家，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比“十五”时期增长×.×%。++县作为皖江示范区建设“两翼”“宣城一翼”，充分发挥区位和后发优势，先行先试，主动承接，全力打造示范区建设“先行区”，呈现出客商蜂拥而至、项目扎堆而来的良好态势，“十一五”期间该县利用内资达×亿元，利用外资×万美元，分别是“十五”的×倍和×倍。
三是坚持不懈地打造平台。**县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全县园区建设达×平方公里，**经济开发区升格为省级开发区，博望等重点乡镇工业集中区初具规模。20xx年，**经济开发区新建园区道路×公里，完成各类基础设施投入×亿元，全年工业产值×亿元、财政收入×.×亿元，分别增长×%、×%；博望、太白工业集中区实现工业产值×亿元、×亿元，分别增长×%、×%。市县共建的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全面启动建设。##经济开发区总规划面积×.×平方公里，截至20xx年，##经济开发区×.×平方公里产业区基本建成，先后落户工业企业×家，集聚了“红太阳、##陶瓷、红宝丽”三大上市公司和十四所国睿产业园、大地水刀、美大电器、融点食品等一批优质项目，引进中电科技、深圳高科、广东世达等×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形成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绿色食品、软件和现代服务业五大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20xx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增长×%；财政收入×.×亿元，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分别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县“两区三园”扩区升级，规划面积近百平方公里，县经济开发区、十字开发区先后被批准筹建省级开发区。特别是近两年来，园区建设加速发展，++开发区一期×平方公里框架全面拉开，企业基本布满；一大批产业集群相继落户，被省委、省政府赞誉为“++现象”。
四是坚持不懈地推进城市化。三县都把城市建设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县以建设山水园林中等城市为目标，在主城区大力推进东部新城、南部新城、滨江新城、北部新城“四大新城”建设，到× 年，建成区面积达到× 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万人。该县在推动“新城”建设上，积极以社会公益基础建设项目先行，如将**一中、**县人民医院搬迁到东部新城，然后带动相关发展很值得借鉴。##县制订了“一轴、一主、三次、多点”的新型城镇空间布局形态，在城市建设上呈现“放射状”建设，推进老城区改造，规划建设东部新城区，构建以老街为核心的文化风景区，以宝塔路为轴线的现代商贸区，以镇兴路为轴线的行政中心区，以北岭路为轴线的专业市场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层次。++县坚持县城、十字开发区“双核”发展，突出规划先行，高起点、高品位编制县城总体规划、镇村建设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明确了县城“中国绿茶之都、江南水韵之城”和“九德++”总体定位。先后提出了“五项改革”、“三个集中”和“建设新城区、稀释老城区、整治结合部”等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全面推动新一轮城市大开发、大建设、大提升。
五是坚持不懈地优化环境。**县积极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如实施重点企业“绿卡”保护、组织开展涉企收费集中清理、推进行政审批“两集中三到位”和流程再造、颁布实施机关效能建设岗位禁令等效能制度、组织开展“企业评机关”活动和强化经济发展环境投诉受理工作等，在全县上下形成了“人人讲开放，人人参与或服务开放”的良好社会氛围。##县优化软硬环境，构筑引凤金巢。一是优化政务环境。按照《行政许可法》清核、精简原有行政审批事项，改进行政审批方式，将以往按顺序、按部门审批的传统方法变为并联审批和联合审批，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客商投资创业。二是优化法制环境。制订涉企检查审核备案和行政处罚申报备案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涉及客籍企业检查、罚款的行政执法行为，统一把关核准，防止发生不上报、不备案、未批准的涉企检查行为。三是优化城市环境。坚持用生态理念建设、经营城市，建成湖滨大道、人居森林等一批生态绿化工程，营造“城在湖边、林在城中、人在林里”的舒适居住空间，吸引客商在淳购房置业、长期发展。++县始终秉承“客商就是上帝、服务就是天职”，潜心铸造优质高效的服务品牌。在硬环境建设上，着力打造“四个平台”即：“无缝对接”基础设施平台、“集约式”用地平台、“多赢”融资平台、“稳固”劳动力平台；在软环境建设上，深入实施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推行全程服务。在全省率先开设了县级人文大讲坛——“郎川人文大讲坛”，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发达地区领导为++发展指点迷津。在与一家从无锡整体迁移企业老总座谈时，该老总意味深长地说到，他们在考虑搬迁时考察过不少地方，有的地方是开起门来迎客，关起门来宰客，选择++是因为她们与苏南地缘更近，后续服务跟得上！可以说，目前的++，“有形的变化有目共睹，无形的变化更为深刻”。
找寻三县经济发展的轨迹，有很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一是选择了符合本县发展实际的好路子。三县都找到了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符合实际、成功的路子，而且是不松劲、不摇摆，一届接着一届干。**县立足走在全省县级前列的目标，积极实施工业强县、东向发展、全民创业、城乡统筹战略，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在全省县域经济综合考核中连年位居十强县前列。##县围绕建设特色##目标，全面实施“工业强县、生态立县、特色兴县”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城市现代化、产业特色化”进程，着力营造“大工业、大交通、大旅游、大商贸、大环境”新优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新成就，20xx年顺利通过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考核验收， 20xx年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国家生态县，20xx年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开始调整用力方向，一方面打造建筑业、水产养殖业和造船业三大优势产业；另一方面着力打造生态经济，在丘岗地区再放大“国际慢城”效应。##是地域、人口小县，但她是建筑大县，至“十一五”末，该县有建筑企业×家，其中一级资质企业×家，二级资质企业×家，三级资质企业×家，劳务企业×家。年产值超×亿元的×家，超×亿元的企业×家，超×亿元的企业×家。“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总产值×亿元，年均增幅在×.×%。20xx年建筑业完成产值×亿元，同比增长×.×%。“十一五”期间，全县建筑业累计上缴地方税收×.×亿元，年均增长×.×%，20xx年上缴地方税收×.×亿元，建筑业上缴地方税收已占到全县地方税收的三分之一，建筑业对全县财政税收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筑业从业人员保持在×万多人，已占到全县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额保持×%增长速度，已占到农民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建筑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县围绕“跻身全省县域发展第一方阵”的目标，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厚积薄发、加速崛起，20xx年以来，连续三年进入全省“动态十佳县”行列，20xx年-20xx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省二类县考核“科学发展先进县”称号。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3
关键词：设计艺术学；设计史；六朝时期；物质文化生活；文化特征；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J5 文献标识码：A
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是中国中古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六朝时期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高度集权的统一王朝的消失，从动乱分裂走向再度统一。
2.汉代经学的消退，玄学、佛学、道学的兴起，形成三位一体，互通互补。
3.长江流域经济开发，促进南方经济重心的形成。
4.精神思想自由，科学技术发展，文化繁荣，盛况空前，灿烂夺目。
5.秦汉文化的承继，隋唐文化的孕育，承上启下，完成历史的转折。
我们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还有一些新的认识。
六朝历史文化的创造，造物设计作为文化载体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设计的演变，对六朝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六朝社会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设计的面貌。六朝时期的造物观、设计形式以及由此而成的礼俗制度，不仅规范着六朝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对之后的中国社会文化表现出很深的历史影响。
论及六朝，以政治上的分裂、偏安、短促而轻视其地位、贡献，是片面的，①重读六朝，如果在文化上重精神、轻物质，重宫廷、轻民间，重文学、轻器物，重经典、轻一般，同样是片面的。②如何把握这一巨大转折时期的历史，的确需要全面的探讨，应开拓新的专题，力求“建立起对六朝历史更深透、更清晰的立体认识”。③六朝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生活及民族心理，是一个多层次、多方向凝聚而成的历史结构，精神与物质、宗教与现实、艺术与实用，清与浊、纵与横、进与退相互交织，在战乱与纷争中，一系列新的思想与审美情趣日益兴起，一种清新简约、超然绝俗的文化独特新风才渐渐形成，我们的考察与辨识，正在于此。
一、六朝造物设计在遗传与变异中形成清新灵动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汉代传统的物质文化新格局。
六朝作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思想、文学的进步之外，还特别表现在物质文化新格局的建构上，其中，造物设计的作用尤其明显。经先秦长期发展至汉代逐渐形成的造物规范体系，不仅在六朝初期的设计中仍然有着明显和切实的影响，而且在物质文化领域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制约整合作用。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车轮驶入六朝，佛教传入、道教意识、玄学思想、个性价值，登上了文化艺术的舞台，一个新的物质文化时代也就正式揭开了帷幕。在这场空前的历史变革中，文化的进步在巨大的历史动荡中迈出了艰辛的步履。虽然在东汉末期，新的文化观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已经孕育，然而，单就某个方面的吸收，某种思想知识的选择，只能形成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演变，还不能构成新的格局。新的物质文化格局是一个时代“文化基因”上的遗传与变异所致，尤其在六朝时期，遗传与变异是文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但文化不只是宫廷、士人的专利，也有民间工匠造物的参与，如佛教的异文化知识及宗教功能只有当它经由“物”的呈现，使一般民众也感受到精神的解脱时，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构成地域性文化的世界图像。
从这一角度看，新的基因上的突变，既同这一时期谶纬神学转向玄学本体有关，同科学发展与经济开发有关，同社会风尚与审美风貌的转变有关，也同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六朝物质文化新格局还不能只是从政治、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来解释，而应结合“物”的世界来把握，考察造物在六朝时期的传播与衍变，考察定型的汉代造物技术、知识的完整结构如何在六朝被打破，汉代造物的意匠化与政教功利结构如何变异为宗教化与清新灵动结构。而这一造物结构的变动对于探寻六朝物质文化新格局极具价值。
二、六朝造物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南北设计的共通性。六朝设计并不因政治上的分裂、偏安而中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并不因南北对峙而局限于“地域特色”。
从普通陶器、瓷器、织物、漆器等日常器物以及农用器具、交通工具、工艺作坊、物品流通等等生活设计史要素而论，六朝设计在许多方面与北方地区的设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着相对的一致性，尤其在社会下层、民间生活用品上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一方面，东晋时期的大迁徙不仅有大批工匠南下，带来北方造物的种种技术、观念和形式，也与南方造物相融、相合，逐步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六朝设计；另一方面，南方造物也不断影响北方，至南朝时，南北双方在设计方面仍交流不绝，《齐民要术》中多有南方事物的记述，所录北方事物也与南方事物相类同，可见在造物上的息息相通。
这也为肯定六朝历史地位再次提供了物质文化方面的依据，秦汉造物传统在六朝得以发扬广大，传统成熟的造物文明在南方延续、发展、创新，并给予北方设计较大影响。显示出六朝造物设计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时尚、先进、周密、合理的类型，具有整体的代表性。诚如范文澜所言，“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④现代学者也多有呼吁和论证“六朝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⑤历史上也有以东晋、南朝为正统者，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如此，六朝设计史的“共通性”、“代表性”与“整体”面貌才可以被理解。
三、北方造物工艺的传入，加上江南经济的开发，服务于六朝社会生活的造物设计十分活跃，并朝着生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构成了六朝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
在江南经济开发中，六朝时期造物技术不断提高，造物种类有所拓展。从织物技术看，南方麻织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会稽所产越布号称精美，⑥丝织技术也普遍提高并推广；从服饰设计看，北方服饰传至江南，结合南方原有样式，在适应中不断发展出符合南方生活的变化多样的、个性独特的新款式；从建筑设计看，宫苑、台阁、士族庄园虽规模逊于北方，但精致、奢糜、朝隐、野致远胜于秦汉与北朝。
在“六朝金粉”之外，普通民居、生活器物、生产用具在种类、样式、功能上也表现出江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多样和丰富，各类物品随社会经济的进步而呈全面发展景象。俭朴与豪华、普通与珍贵上下互动，迭合一起，在六朝人的生活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四、六朝时期文化上繁荣，精神上自由，精英阶层推己及物，影响六朝艺术朝着“超然绝俗”的倾向发展，民间工匠顺应其变，产生设计上的充实感性与唯美风格。
如果说六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呈现出物质文化新的格局，那么，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境界的追求。这是一个崇尚自然、礼赞生命的时代，一个个性与才华闪耀的时代，活跃着一些敢于超脱礼法，发挥无畏精神，胸襟潇洒、气度超迈的年轻精英，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引领时尚。也活跃着大批技艺高超、眼界开阔、不甘束缚、努力创新的无名工匠，他们虽然身份卑微，难于“自由”，但却能超越技术，顺应潮流，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在造物上精英与工匠、经典与一般、精致与俭朴并存，共同创造的时代。过去我们只关注艺术上的空灵、绝俗，而少注意设计上的充实、感性。对于六朝艺术的理解，我们一直强调文学、绘画、雕刻中自然与生命、玄远与意趣等精神领域，这当然是最主要的一面，但六朝艺术还有诸多器具、服饰、工具、建筑甚至农具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这些日常生活中独具感性与唯美的“实用艺术”铺垫了六朝物质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因此，我们对于六朝文化艺术的认识，还可以看得更宽一些，进入到“物”的领域，观察得再深、再细微一些，惟有如此，我们对于六朝文化转折及其物质文化新格局的过程，才能看得更加全面，其轨迹更显清晰。
五、佛教传入与外来文化的引进，最先渗透进造物领域，构成造物设计的异域风尚，为六朝设计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迅速影响六朝社会民众的信仰世界。
东汉末至东吴时期，已有数量众多的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发现，⑦到南朝时期，佛教在造物领域已经全面渗透，傅抱石曾经说，魏晋南北朝“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⑧理解“佛教美术时代”的造物，可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造物的文化机制，一是造物的交流与传播。⑨任何一个开放时期的造物，都是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的产物。
东汉帝国崩溃，旧有传统动摇，宗教新派蜂起，形成思想多元的局面。自汉代完善起来的造物系统并非死板一块，而是“在内部机制上做了变革的准备，佛教传入与南北文化的碰撞，成为突破的契机”。⑩从造物的文化机制上看，中国造物文化中，对外来的文化艺术均有共存、包容、吸取的气度。但无论如何变异，即使是“完全的佛教化”，却始终不会完全“异域化”，六朝造物仍然是中国样式的继续，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另一方面，六朝时期在思想、文化、艺术上的活跃，正是这个全面开放时期中外“物”的交流引发的，以丝绸为主的大批六朝物品输往大秦、波斯、东南亚、南亚等地，东罗马、萨珊王朝的手工制品包括玻璃器、纺织品等奇珍异物也相继传入中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它深刻广泛地影响到中国造物设计的历史发展，于是，包容、吸收、共存的造物文化机制和中外交流、南北相融、佛道互补的状况迭合到一起，成为六朝物质文化风会之所在。
六、六朝设计不滞于“物”的实用，而扩展至心灵世界，达到了“创造生活”这一设计的终极目标。六朝设计既创造了六朝人生活的价值，也创造了六朝人生命的价值，体现出中古时代中国文化的智慧，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典范。
六朝之际，不仅在造物上，也在社会、生活、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历史的分界或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南朝寒人兴起、宗族突显，逐渐改变着东晋以来的贵族制社会格局，佛教依附玄学又摆脱玄学，真正渗入到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心理之中，道家学说的现实与超脱理想，契合社会安定与生活中乐生重生的追求。在艺术上，山水画的产生，表征着绘画从原来附着器物的形式转而独立为纯艺术的开始。在造物上，设计的发展不再强调物的日用和繁复雕琢的装饰形式，而是致力于表现内在的品质和灵性，一种“情必极貌，物必追新”的造物倾向逐渐形成。
这种“质而有趣灵”的变化，表明造物设计正从对“物”的瑞祥寓意装饰，转向对人的内在情感的表达。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生活现实的痛楚，需要一种精神的倾泻与慰藉，人自身的价值也在此时得到认识，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器物也被赋予一种精神情感色调。社会生活中的清谈风气进一步强化了“物”重质轻文的转变，从而创造了六朝人的生活价值和生命价值。
六朝物质文化的转折，有三个至为重要的关节：一是设计中对人及生命价值的重视和表现，由此而转化了儒家“政教”规范，使造物理想和设计终极目标得以实现；二是设计中对自然美的发现、欣赏和表现，转化了造物评价系统，对物质文化的发展带来重大的转变；三是设计中佛道思想的影响和体现，深刻地转化了造物观念及人们的精神价值取向，物质文化结构因此而得到更新建构。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4
[关键词]工业行业 转型升级 供地对策
一、前沿
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相对缓慢。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过大，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产业结构层次偏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产业用地政策不完善，土地粗放利用方式没有改变。高新技术产业落后于时代要求，工业发展中现代高新技术的比重偏低。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问题突出。笔者从产业供地门槛来探讨，以南京市江南八区2007年至2011年五年工业供地情况分析，工业供地的产业类型是否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以提出相应的供地对策，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至2011年统计的江南八区工业供地出让情况的调查统计表。该统计表主要涉及到江南八区不同区的工业用地出让的序号、公告、地块编号、行政区、板块、地块简称座落、实际出让面积、产业类型、容积率和绿地率。从统计表中可看出工业用地出让地块主要行政区集中在栖霞区、建邺区、雨花台区和玄武区。并且主要集中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雨花经济开发区、栖霞经济开发区等。由于玄武区供地面积较少，下面我们对其不做过多分析。2.江南八区供地情况
其中五年内雨花台区共出让地块 43，建邺区18块，栖霞区56块，玄武区只有3块。其中供地面积较为突出的是雨花台区和栖霞区。2008年雨花台区出让面积达2100亩，2009年栖霞区出让面积达1582亩，2010至2011年栖霞区土地出让面积仍然很高，分别为922亩和1176亩。建邺区五年内工业供地变化不是特别大，在35-130亩范围内变动。
3.栖霞区、雨花台区、建邺区不同产业类型供地面积情况
雨花台区2007年至2011年工业用地出让中，科研用地出让了12块，面积达457亩，占所有出让面积的12.14%，研发用地出让了7块，面积为495亩，占所有出让面积的13.14%，钢压延加工业出让了3块，面积为2099亩，占所有出让面积的55.78%。其余的产业占所有出让面积1%以上的有：金属制品业、电器及器材制造业、仓储业、电子产品制造、交通运输设备、文化办公用机械。
栖霞区工业供地的产业类型较为丰富，总的供地面积达到3997亩。其中研发产业仍然是占主要部分，供地面积为772.7亩，占所有出让面积的19.33%，其次是电子设备制造业，占15.2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面积达442.9亩，占11.08%。所占出让面积比例超过1%的还有电器机械、农副产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制造、物流、通信电子设备制造、医药制造、科研等产业。
建邺区供地的产业类型不多，且集中在科研和计算机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上。其中科研供地最多，有11块，面积占到所有出让面积的66.95%。其次是软件业，供地达3块，面积约为61亩。
4.栖霞区、雨花台区、建邺区的工业供地的容积率和绿地率分析
各个行业的容积率是符合工业用地的控制指标的。不同产业的容积率之间也存在这很大的差别。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容积率相对比较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容积率相对比较高。当前工业供地的绿地率都较高，多数超过了30%.而且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绿地率产业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同一种绿地率，产业类型多种多样。同一种产业，其绿地率也是存在差别的。
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供地对策和建议
（1）产业园建设必须与节能减排节地相结合。
从栖霞区、雨花台区、建邺区近五年供地情况分析，供地同时，应在南京市内加强指导，统筹规划，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各类“园区”过剩，地区间无序竞争，浪费资源。工业园区建设，有利于产业集聚，增强规模经济效益。从三个不同园区的供地情况分析，产业类型比较丰富，但同时要突出不同园区的优势，突出不同园区的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不同园区的资源优势，而不能只为引进项目而引进，缺乏合理规划和相关政策约束，可能在异地重复落后产业，不利于产业的发展。在产业供地的同时要强化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坚持科学而严格的规划和硬约束的产业政策。在实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加快原有工业区的整合改造，把园区周边的零散工业用地整合起来，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2）产业转型升级必须遵循特定产业的演进规律，因地制宜因“产”制宜，因“企”制宜，强调效益，切忌一刀切和一哄而上。
南京市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注意到了处理好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 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根据不同产业、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 ，分类规划、分类指导、分批推进。从近五年不同产业的供地情况来看，南京市很注意“引 ”和“育 ”。“引”是指引进新的技术、新的项目、新的产业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育”是指培育新兴产业、 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向 “微笑曲线 ”两端延伸。近五年栖霞区、建邺区和雨花台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科研、研发、软件业）共供地2048亩，占总供地面积的25.1%，所以整体看南京市工业供地是以科技为导向的。符合南京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3）对于重点项目，优先供地。促进鼓励性项目的供地和抑制限制性项目的供地， 实行差别化供地政策。
针对不同行业的工业供地要实行差别化供地原则。提高供地门槛，对于一些新兴的、高技术性的产业要优先供地，且要有些优惠和鼓励政策，以保证新兴产业的供地和发展。设立供地门槛时要充分考虑：产业类型、投资强度、容积率、绿地率以及其他方面影响项目效益的因素。（1）对于鼓励发展类产业，即那些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有利于南京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比如高新技术产业等要积极供地，保障其用地需求。（2）对于限制发展类产业，即那些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的，产能明显过剩的产业，要限制其供地或者不予供地（3）对于淘汰类产业，即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最低标准的行业，要不予供地。
（4）加大力度控制绿地率，提高供地门槛
从近五年江南八区工业供地情况来分析，容积率基本上符合江苏省工业用地控制指标规定的容积率，供地的产业类型从整体上来看和南京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也吻合，但是产业的绿地率都偏高，这不符合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所以为进一步促进产业用地的集约化，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工业供地时，要着重强调产业的绿地率，一定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使产业的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5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6
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这一进程中，
许多地方粗放用地、挥霍用地的状况仍在延续，亟待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急速膨胀的城市空间
4年前，中部地区一个乡镇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大肆扩张。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该镇新区的规划图分为居住区、工业区和集贸金融区，规划总面积达1025亩，其中未批先占良田700多亩。
前不久记者回访发现，整个新区冷冷清清，当年圈占的部分农田上建起了楼房，除了步行街两侧的店面开门经营外，其余街道的店面都关着门，新区的宽大菜市场内只有少量农户在摆摊，大片农田被平整闲置，杂草丛生。原来规划的工业区和集贸金融区因招商未果都已停顿。
盲目发展的冲动并未止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在2010年年中确定的城市发展思路中，以“超常规的气魄和胆识”作出了超常规的战略部署：“城镇化率要以每年5～6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11年，城区、工业园区面积分别拓展2倍，使城市框架达到32平方公里”。
一个总人口才21万的贫困县，县城新区框架却要扩张至32平方公里，在人气没有聚集的情况下，快速拉开城市框架，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必然是大量土地被浪费闲置。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国家卡紧土地审批关口，在城区扩张中，一些地方干脆未批先占、少批多占。一些地方以建广场和办公楼的名义征地拆迁，在实施时贪大求全。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近两年受地方邀请前往多个县市调研。他说，城市扩张冲动愈演愈烈，在自己所到过的县（市、区）中，绝大部分地方大肆圈占土地建设新城，建成的新城区房屋林立，但是鲜有商业配套，没有产业支撑，一到晚上少有人影，冷寂得让人害怕。
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大中城市的人均综合占地，包括道路、广场、工厂在内，大概在七八十平方米，重庆、上海等大城市只有60多平方米，而到了最近几年，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占地一下子扩展到120平方米以上。这里面，就出现了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大立交。一些贫困县，政府办公楼都是几万平方米，这些做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均耕地比我们多得多，都很少见到。
闲置铺张的工业园区
记者最近在重庆东南某县采访时，县工业园区提出所谓的“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开发理念，征占大面积土地搞园区建设，并进行“三通一平”。1月上旬，记者在该工业园两年前已完成征地拆迁的拓展区看到，数百万立方米土石方已完全填平了下面大面积的耕地和农房，但是拓展区内除了零散地停着六七辆工程车和挖掘机之外，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迹象，四周显得很空旷。由于连日降雨，园区内满地稀泥，大小水坑遍布其间。
当地群众反映，由于地处偏远，难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园区招商引资并不理想，2008年就开征的近300亩土地圈而未用、批而未建，至今仍然荒废。
在江西，存在同样的问题。2010年12月，江西小蓝经济开发区收回闲置用地550多亩。小蓝经济开发区是江西省政府设立的省级开发区，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现有落户企业500多家。清理前，在开发区落户的企业中不少土地闲置，有严重违约，不具备条件未开工的项目；有土地闲置面积较大或虽有少量建设但未投产的项目；有私自转让土地、股权套现的项目；有长期停产、停建，长期建设未投产的项目。
单位用地投资、产出强度是衡量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核心指标。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重庆市曾下达“硬指标”：重庆主城9区工业园区投资强度每平方公里不得低于50亿元、产出不得低于100亿元；渝东北、渝东南贫困地区投资强度不得低于20亿元，产出不得低于30亿元。
然而重庆各级国土部门集约用地调查评价发现，目前重庆43个市级以上工业园区中，约有一半未能达到市里规定的投资产出要求。在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三峡库区某些区县，其工业园区投资强度仅有8-10亿元／平方公里，不到规定标准的一半，普遍存在规模小、效率低、投入产出不达标等问题。
重庆广生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仁伟透露，目前一些企业之所以能大手笔拿地，也不在乎什么土地浪费，归根结底在于土地便宜，企业多是看中土地升值的收益，而把投资和产出强度放在次要的位置。
西部某省一个县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告诉记者：“我们县的经济开发区主要承接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电子、食品企业，但是县里买地企业的工业用地一般是一亩8-12万元，相对县里房地产用地每亩300万元的价格低了几十倍。”
“但是没有办法，县里为了发展经济，追求GDP，必须以较低的成本吸引东部的企业过来。虽然我们县也是‘土地财政’，但是工业用地这一块实际上是不赚钱的，土地收益主要来自房地产。”这名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说。
奢华气派的大学校园
如果说工业用地还有投入产出比等硬指标的话，像教育、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的浪费就隐藏得更深，让人难以察觉。以教育用地为例，从2003年开始，为提升高等教育水平，解决重庆高校发展空间不足、硬件滞后等问题，重庆着力进行了大学城建设。目前重庆大学城规划占地已达到20平方公里，投入建设资金80亿元，入驻高校13所，师生总数达15万。
可以说大学城建设已能满足高校用地需求，但据记者了解，重庆个别高校为扩大规模，仍在区县拿地设立分校或分院。有的学校在区县占地近百亩，却仅安排大一年级部分院系四五百名新生就读，不可不说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
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国土局原副局长邱道持告诉记者，现在不少学校都在争地、抢地，因为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是刚性的，现在能低成本拿地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财源，不管怎么说都能稳赚不赔。
陆大道认为，大学城的建设是对的，可以改善师生教学、科研、生活的条件，但是有的做得太过分了。
“有的大学城离城市20公里，利用政府的力量，一征地就是几个平方公里。一个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前的校园面积。那时我在北大上学，校内住5000左右的教职员工，1万多学生，还有未名湖、三个体育场、大型图书馆、绿地、山丘，一平方公里能够容纳这么多建筑和人口。”陆大道说，现在有的学校占地几个平方公里，这不是浪费是什么？
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
位于武汉东郊长江南岸的白浒山外贸码头，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第一座外贸专用深水码头，共有两个泊位，岸线长700多米，可长年停泊5000吨级海轮。该码头自上世纪80年代建成以来，吞吐量一直没有达到60万吨散杂货年设计能力，长期“吃不饱”。近年来，为了寻找出路，码头的部分仓库、泊位被租赁给中石油，改做成品油储存和运输业务。
不久前，记者来到白浒山码头，只见里面人迹寥寥，冷冷清清，只有一辆运送钢材的货车在等着卸货，两个泊位只有一个有工人作业，四、五名工人正在为停靠在码头边的一艘轮船装运钢材。码头设施陈旧，通向趸船的钢引桥护栏上锈迹斑斑。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浒山港还将扩建，新建2个码头，达到300万吨的年吞吐能力。
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彭智敏认为，当年，为了抢占深水岸线资源，白浒山港本来就是一个重复建设的产物。缺乏配套和产业支撑，扩建后的白浒山港仍可能面临“吃不饱”的困境。
白浒山港不是孤例。近年来，我国机场、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迅猛发展，其中不乏重复建设、过度超前的情形。
交通设施建设仍在大规模地浪费土地。陆大道忧心忡忡地说，为京沪高铁新建的上海虹桥火车站，占地达5000多亩。“一个火车站，一些辅助设施，要那么大的面积干什么？日本有高铁，德国有高铁，法国也有高铁，他们的车站在城市里占地只需要几百亩，我们的人均耕地远比不上德国、法国，为什么还要占那么多地？”
无序建设的空心村庄
所谓“空心村”，是指在农民新建住宅过程中，由于村庄规划严重滞后等原因，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庄，而村庄内却存在大量的空闲宅基地和闲置土地，形成外实内空的村庄布局。
记者最近在河南省部分“空心村”采访时看到，许多房屋长年无人居住，墙皮脱落、房门朽烂，屋顶垮塌。一些群众形容：“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荒地杂草生。”
河南省新乡市提供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农村改革30多年来，随着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经济条件不断改善，该市农村先后经历了3次建房：由改革开放前的土坯房到上世纪80年代的半砖半土，再到90年代的砖瓦房，最后是新世纪初的砖混房。在这个过程中，农户建房投资明显加大，建房速度也呈加速趋势。
农村建房无疑使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缺乏科学引导，村庄没有规划，建房无序、滥占乱建问题严重；有的群众盲目攀比，争风水、抢地边，院子越圈越大，占地越来越多，个别农户甚至大到1亩多地，造成严重浪费。
与此同时，一些村庄由于人口大量外流，也导致不少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