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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文化论文范文1
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感知，可以细分为城市的政府形象、经济形象、人文形象等。作为主观感知，城市形象植根于城市文化，换言之，城市文化是城市形象的内涵，而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化。因此，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民间文化等文化要素的显影，城市文化要素特征越明显，城市形象的区分度和识别度就越高。不难看出，打造优异的城市形象的关键在于强化城市文化的内涵建设。跨文化传播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处于不同文化情境的文化群体交换信息的过程，而正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一个文化群体在解读另一个文化群体传播的信息时，容易产生偏差、扭曲、缺失等问题。毋容置疑，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跨文化敏感度，以此重构城市文化要素，传播易为目标受众感知并接受的城市形象。在米尔顿•班尼特提出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中，人们对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差异的认知经历两个阶段，即民族中心主义阶段和民族相对主义阶段。民族中心主义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拒绝阶段、防御阶段和差异减少阶段。人们在拒绝阶段对本族文化以外的异族文化持有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往往是由跨文化传播的途径缺失或方式不当所造成。当跨文化传播使异族文化的进入不可避免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跨入防御阶段。出于本族文化优越感，人们会对异族文化加以诋毁。可是，当人们在跨文化传播中发现异族文化优于本族文化时，就会出现文化倒置现象，即推崇异族文化、贬低本族文化。通过跨文化传播者的努力，人们会更为理性地看待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且更愿意发现两种文化的共同之处，这就是所谓的差异减少阶段。
民族相对主义阶段由接纳阶段、文化调适阶段和文化融合阶段组成。接纳阶段顺承差异减少阶段。正因为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异族文化实现了，异族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被视为认知世界的另一种工具或手段得以接纳。接纳异族文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本族文化体系进行添加和补充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文化调适阶段。文化调适成功的标志是人们不再区分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而是对融合而成的文化具有归属感，这意味着人们进入对跨文化传播完全自省的状态，达至文化融合阶段。从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归属于民族文化的城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困难的过程，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成败。为了缩短、乃至跨越民族中心主义阶段，让人们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快捷、更顺利地进入民族相对主义阶段，弗雷德•卡斯米尔提出了第三方文化建设的概念。所谓第三方文化建设是指，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与目标受众在感受文化差异后，不是采用依赖定势思维否定对方、回避、敌对等消极策略，而是将文化差异化为交际动力，以为前提，传播者依据对目标受众的交流需要、习惯、偏好等要素的认知，凭借积极的传播策略与目标受众协商，建立起介于双方文化之间且可以被双方理解和尊重的第三方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文化建设过程中传播策略的运用旨在防止文化特权的出现，即双方对比文化的优劣，处于劣势一方接受优势一方的文化，同时，避免落入文化适应的误区，即传播者为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对本方文化进行本质调整。综上所述，基于城市文化归属于民族文化，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的外化的相互关系，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应该从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式入手，秉承第三方文化建设的理念，探究符合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策略，以确保传播的成功率和长效性。
2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究
做好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传播怎样的城市形象”，“如何传播这种形象”和“传播的效果如何”。因此，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究可以相对应地从定位策略、操作策略和评估策略三个方面进行。
2.1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成败的关键。城市形象的定位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也就是说，随着传播过程的推进，其目标定位应该体现出阶段性差异和渐进式变化。合理的目标定位应当基于准确的内涵定位，只有这样，以内涵为核心的外延定位才能配合目标定位，为逐步实现成功的城市跨文化传播创造条件。
2.1.1目标定位策略
所谓目标定位，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从全面了解目标受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民族文化背景入手，据其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传播意图，按目标受众的认知阶段确立传播目标。根据第三方文化建设理论，目标受众的认知阶段可以分为整体认知阶段、迁移认知阶段和融合认知阶段。目前，顺德正处在深入开展综合改革试验、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但是顺德“半城市化”的城市形象对于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吸收科技、人才、文化和生产业方面的高端生产要素造成了障碍，同时，顺德城市形象的国际辨识度偏低，目标受众对这类城市往往表现出高离散性和低接近性。为此，顺德在城市升级过程中应该结合目标受众在不同阶段的认知特征，制定相应的目标定位策略。
2.1.2内涵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内涵是多维的，一般来说，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概括：第一层面为管理层，主要通过城市各级层面的行政、管理、执法等公共行为体现出来；第二层面为物质层，主要涵盖能够反映城市经济实力的各种实体与虚拟表征；第三层面为思想层，主要指城市的文化传统、市民素质、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等。这三个层次的内部诸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可以通过内外力的作用对其重新组合或更新升级，可见，城市形象内涵是可以塑造的。为了推进城市升级，顺德提出了以城市升级引领转型发展的目标，即通过城市升级，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和资源，为人才聚集创造良好环境，为创新社会管理开辟道路，推动顺德发展全面转型。基于这一目标，可以对顺德城市形象内涵进行意向性构建，采用城市DNA立项、城市形象立义和城市文化释义的内涵定位策略挖掘顺德城市形象的本质，提升其辨识度。只有当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透析出城市形象内涵，才能累积强有力的传播源，对外产生清晰的影像投射，也才能与目标受众的总体感知形成文化交融，在共建的第三方文化中勾勒出预期的城市形象。
2.1.3外延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外延是指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的感知、记忆和认可。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内涵解读容易产生偏差。为了避免错误解读的发生，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应该立足于城市形象的内涵，把握好城市形象外延定位。以顺德为例，在外延定位策略上，首先，要对目标受众的抽样调查，即向调查对象展示预设的城市形象，并在互动交流中收集他们的解读疑难，以判断他们是处于跨文化传播的民族中心主义阶段还是民族相对主义阶段；然后，根据调查结果提炼便于目标受众感知的城市形象要素特征，生产出利于目标受众记忆的城市形象符合标记；最后，向调查对象展示完成定位的城市形象外延，并通过分析他们对城市形象的整体评价以及到此城市出行、投资、工作、消费等意愿倾向，判断他们对城市形象的认可度高低。
2.2操作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以城市形象的目标定位、内涵定位和外延定位为导引。作为操作主体，城市的政府、商企和公众各具功能。因此，制定出操作策略就是要协调好三方的功能，形成合力，为与目标受众共建第三方文化，在文化共融中向其传播高保真、易识别、受欢迎的城市形象提供保障。
2.2.1媒体先导策略
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媒体是城市形象内涵的承载与传递工具，是城市形象外延信息传播赖以实现的中介。对于信息时代的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而言，媒体在目标受众的三个认知阶段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具体而言，在整体认知阶段，目标受众正是通过媒体初次接触到传播中的城市形象，并在媒体传播组合策略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对其加以关注，产生获取更多、更详细信息的欲望；在迁移认知阶段，目标受众会凭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评价媒体传播中的城市形象，若其评价倾向正面，就会激发出接受的尝试意愿；在融合认知阶段，目标受众在媒体的导引下，以尝试验证其评价的准确性，若其验证与评价相符，就会促成其对媒体传播中的城市形象的全面接受。基于上述，顺德政府应该对媒体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的先导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视，其策略可以体现为：在整体认知阶段通过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收视率高的媒体传播顺德的城市形象标志和城市形象口号，借助专门类别媒体进行顺德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人文形象的言语叙事与图像展示，这样，就能以广度宣传与深度报道相结合的方式促使目标受众从“知道”向“了解”形成对顺德城市形象的符合记忆；在迁移认知阶段积极利用媒体的互动性，有效引导目标受众对顺德城市形象内涵的正向解读，力求做到与预设的顺德城市形象外延相符，并以此为契机激发其行为兴趣；在融合认知阶段向目标受众重点报道双方政府间、商企间和人际间交流的成功事例，引发其对双方城市文化交融的感知，同时，有针对性、有时间性、有计划性地交流信息，激发更多目标受众参与有助于烘托顺德城市形象的第三方文化建设。
2.2.2商企跟进策略
商企是城市形象塑造最重要、最活跃的载体，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内生动力与坚实基础。从角色分工上看，政府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内容设计者、原则制定者和方向管控者，而商企则是这种总体设计的践行者。研究表明，利益交换是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始与持续的直接动因，而利益关联越密切，则越有助于己方城市形象在对方城市公众具象认知中的美化与优化。政府在媒体先导的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中已经为目标受众构建了利益期望，商企自然应当积极跟进，将利益期望转化为利益交换，以满足目标受众对城市形象具象认知中各种假设的验证需求。根据顺德区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顺德商企理应制定与媒体先导策略形成前后紧跟、步调一致的跟进策略。“顺德制造”一直以来都是顺德商企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集体品牌。为了支撑目标受众在整体认知阶段对顺德城市形象形成的符号记忆，顺德商企可采用整合媒体策略加大“顺德制造”商品在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品牌宣传力度，以强强联手、合作共赢的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并健全售后服务体系，在目标受众消费群中树立起“顺德制造”的良好口碑，实现对顺德城市形象的符号记忆向对“顺德制造”的共同价值追求的正迁移。随着这种正迁移的强化，顺德商企应该在迁移认知阶段适时地推出招商引资、招贤纳士的商业推广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让目标受众全面真切地了解顺德政府为政的公平与效率、顺德商企经商的诚信与进取，以促进其以资金投资、技术转让、智力支持、合作研发等方式参与到“顺德制造”向“顺德智造”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来。在平等交换、利益共享的交际动力学原理指导下，顺德商企可以优先将“顺德智造”商品优先投放到目标受众所在城市，并施行配套的优惠方案，以此在融合认知阶段逐步将顺商文化发展为目标受众完全接受并乐于共建的商业文化，成为其具象认知的顺德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要素。
2.2.3人际强化策略
城市内部公众是城市构成的主体，城市精神的塑造者，城市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主力军。所谓人际强化，是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者在融合认知阶段大力推动其所在城市的内部公众与目标受众之间的人际沟通与文化交流，强化双方的联系纽带，为第三方文化建设注入精神文化动力，使得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具有可持续力。人际强化策略强调点、线、面结合。点是指双方城市文化的交点，例如，顺德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顺德与目标受众所在城市的专家学者、民间机构、爱好者等合作开展历时与共时研究的对象，并通过研究找寻双方人文精神的同源性；线是指以城市事件为连线促进双方内部民众之间定期的文化交流，例如，顺德可以以“中国美食名城”的名号与目标受众所在的城市举办年度或季度市际美食节或厨艺赛，吸引目标受众参与到顺德的民间文化活动，以此激活文化体验、延伸城市文脉；面是指双方城市内部公众到对方城市的出行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组织的，对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涉猎，其目的在于让目标受众感受顺德的城市文化软实力，也让顺德的城市内部公众了解目标受众的城市文化风貌，以求借助审美与消费制造文化认同，依靠交流与借鉴形成文化共集，构建并维护双方认可且推崇的城市形象。
2.3评估策略
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为了避免资源浪费，保证传播效率，有必要在传播流程的不同阶段采用相应的评估手段，对传播效果加以客观检验，并以此为据肯定正确的传播导向，纠正无效的传播活动，整合有效的传播手段。在顺德城市形象传播过程的三个阶段，即整体认知阶段、迁移认知阶段和融合认知阶段，评估的对象由认知效果、接受效果和行动效果逐步转移，而采取的对应评估手段为辨识度调查、倾向性调查和离散性调查，这些调查围绕目标受众是否能够通过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在三个认知阶段依次回答“您知道顺德吗？”“顺德是怎样的城市？”“您愿意购买‘顺德制造’的产品吗？”“您欣赏顺商文化吗？”“您希望你的城市与顺德结为友好城市吗？”“您想到顺德做些什么？”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及其延伸问题，调查数据可为客观分析判断顺德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各个阶段的效果所用，使传播者可以据此对上述的定位策略与操作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求获得策略组合的最优化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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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 群众 文化
党的十以来，群众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百舸争流的局面。在新的形势下，令群众生活得更有质量，是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使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群众文化工作要寻找发展和生存空间，还要开展公益化为目标工作，必须认识新形势下群众文化怎样的开展和加强。
一、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群众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全社会道德的核心力量是兴国之魂，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在整个和谐文化体系中是文化建设中的一元主导地位，既是一种文化自觉又是一种价值自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彰显“中国特色”是中西古今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冲突与消解、传承和超越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历史发展内容博大精深、厚重凝练，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时代精神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内涵、与时俱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基本道德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往开来。这些内容熔铸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和传承已久的人格力量，其社会故事和生动的画面时刻在鼓舞教育着人民，在颂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让人民群众追求的理想变为现实，其内容不仅仅大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时刻陶冶了人们的情操。群众文化的繁荣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理论指导，才能达到为和谐社会服务。在文化上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才能真正做到物质与文化同步，达到实现“中国梦”的真正目的。
文化是衡量幸福的指数和重要尺度，文化创造与创新的源泉来自于人民群众，群众文化的发展对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w系是统领。文化创新必须坚持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只有群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不良的社会习气才能摒弃，其文化的先进性才能彰显。
二、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各种文化相互融合
过去，我们的文化过于单调，现在我们可以让多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不一样的文化。新形势，流行有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街头文化，商业文化，餐饮文化，老年文化等，还有各民族的特色文化活动。我们还要结合国外的一些先进具有特色的文化活动，比如，舞蹈艺术，可以发展为街舞，芭蕾舞，交谊舞等舞种。我们还应该传承传统文化，在传统节日中开展相关纪念活动，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文化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的瑰宝，保护它们的完整，我们责无旁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加以利用的新形势下的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这些文化应该有机结合，互相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新形势下的新文化。
群众文化从其特征上来讲，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且是以满足群众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理想信念的源泉，是被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自觉接受和践行的文化，起着巨大精神支柱的作用。大力发展和传承我国优秀的群众文化艺术，需要与时俱进，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群众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因素。
当今社会步入的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纪，计算机网络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利用电子网络来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工作的顺利进行。网络具有信息量大，传播快，内容全等特点，利用其来快速有效传播群众文化，令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工作更加顺利进行。开展文化工作，互联网是一个好帮手，可以将群众文化活动的视频照片信息传上网络，利用网络，可以让全国各地的人民了解各地方如何进行文化活动，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活动。还可以跟全国各地的人民进行交流心得体会，对新形势下的文化活动进行讨论，交流。
三、针对不同群体，不断丰富群众文化工作的内涵
群众文化的受众群体，虽然可以定义为普遍群众，但是实际上又可以细分为很多不同类型，要想做好群众文化工作，必须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不同的工作，不断丰富群众文化工作的内涵。主要有，发挥群众文化的和谐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给人以情绪上的激动、感觉上的快适以及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以达到心境平和，人际和睦；发挥群众文化的精神调剂功能，调控参与者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方面所产生的效能；发挥群众文化的宣泄情感功能，通过群众文化活动为人们宣泄情感提供表现方式和途径，体现人的自我价值；发挥群众文化的娱乐功能，即通过人们参与群众娱乐活动，在娱乐中得到积极的休息并调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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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化学家提出微型实验（Micro－scaleExperiment或Micro－scaleLaborato－ry）概念，并在大学和中小学推广微型实验，美国的化学教育杂志（JournalofChemicalEducation）为此还开设了微型实验专栏，报道微型化学实验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微型化学实验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常规实验相比，微型化学实验的优点在于节省实验药品用量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而随着药品用量的减少，实验产生的废液和废气也将降低80％以上［1］。作为一种新型实验手段，微型化学实验具有绿色环保、操作便捷等特点，并且它在开展实验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符合新课程倡导的绿色化学思想和科学探究理念。经过在国内20余年的研究和推广，微型化学实验已经有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涉及微型实验教学功能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化学实验的微型化设计和创新，运用微型实验设计探究活动等方面。广西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入微型化学实验，并在化学师范生培养和教师职后培训等方面做了相关的探索，在中学领域，微型实验作为化学实验改革的举措之一，在解决实验条件不足，提高实验开设率，推进实验教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五届微型化学实验研讨会，激发了中学化学教师的研究兴趣，也加速推进了微型化学实验在广西、云南等西部省份的实施。总体上看，微型化学实验在我国已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但是在中学的推广应用依然不够理想，仍然存在着“研制者热，使用者冷”的局面［2］。影响微型化学实验在中学教学中应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师对它的认识、理解和实践行为是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发现微型化学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的困难和问题，以更好地应对、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中学教师的角度开展调查研究。
2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次调查对象来自广西全区14个地市的化学教师，包括各地区参加骨干教师培训的初、高中教师，以及部分在职研修班的学员，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调查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结合对部分教师的访谈，调查问卷共发放180份，回收有效问卷164份，有效率为91．1％。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年龄集中在30～45岁之间，该年龄段的教师也是化学教师队伍的生力军。从学历层次来看，大多数是大学本科学历，研究生（含研究生班和硕士）毕业的占9．2％。从教师的职称上看，中级和高级职称分别占64％和31．1％。此外，初、高中化学教师各占43．9％和56．1％。
3调查的内容
问卷的内容包括5个方面：（1）对微型化学实验的认识和理解；（2）微型化学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3）微型化学实验对学生能力发展的作用；（4）教学实践中微型化学实验的困境；（5）对微型化学实验发展的期望。另外，结合教师回答问题的情况设计并实施了非结构性访谈，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教师对微型化学实验的认识观念、应用现状和前景期待。
4调查结果分析
4．1对微型化学实验的认识和理解
从表2可以看出，化学教师对微型化学实验均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其中大多数教师对微型实验了解较多，说明微型实验通过多年宣传推广，已经被广大中学化学教师所熟悉。教师接触和学习微型实验的渠道比较广，其中最主要途径是参加相关培训和阅读期刊杂志，这说明在很多教师培训中，微型化学实验已成为培训内容的一部分，许多教师从期刊杂志上学习，与同行的相互交流中了解微型实验，特别是近年来化学教育教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如《化学教育》、《化学教学》等在新课程实施以来每年都刊发了一定数量的关于微型化学实验的研究论文［3］，在宣传报道微型化学实验研究和教学实践成果推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4．2微型化学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微型化学实验在当前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情况统计如表4、表5所示。调查中发现，在化学教学中经常或有时运用到微型实验的学校和教师个人约占40％，还有近60％的学校或个人在教学中较少运用，这说明微型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使用率总体偏少。笔者通过访谈进一步了解到，有些学校和教师个人还处在实验教学的尝试和探索中，考虑到其他外界因素影响，目前很少在日常教学中使用。然而，不少教师在教学研讨和教学比赛中使用微型化学实验，这说明在教学研讨课上，微型实验作为一种新的实验技术和手段受到普遍欢迎，并值得同行们交流和学习。我们通过分析当前的优质课、比赛课等一些高水平的教学活动，可以看到微型化学实验经常会成为实验活动设计的亮点得到专家和老师们的好评，说明微型实验作为一种创新型的实验手段已被大家认可，这也是对推广微型化学实验的一种积极引导。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既然微型化学实验已经得到化学教师的认同，为何日常教学中却并不多见？通过访谈发现，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思维惰性仍然是主要制约因素，要让教师由观念上的理解认同转化为行为上自觉实施仍有很长路要走。微型实验不同于常规实验的特点实际已蕴含了创新元素，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进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创造性运用。在调查中发现，能自行设计制作微型实验装置的教师非常少，只有3．7％，能对课本中常规实验进行微型化改进的也只有9．8％，大多数教师还处于对已有实验仪器装置上改进操作和借鉴他人经验进行实验的水平，这说明中学化学教师在微型化学实验的创新运用能力上还有待提高。
4．3微型化学实验对学生能力发展的作用
在调查中可看出，认为微型实验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探究能力、实验创新能力的教师占了90％左右。这也说明了微型实验由于器材微型化、生活化，便于操作和携带，药品耗费少，适合学生实验等特点，在提高学生实验能力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尤其是微型实验器材来源广泛、装置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培养学生的实验创新精神和创新实验设计能力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4．4教学实践中微型化学实验的困境
微型实验在国内推广实施已20多年，但一直进展缓慢，从总体上说明了微型实验在教学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从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些困难主要为：实验器材、参考资料、实验技术的缺乏；相关培训不够；教学时间有限；考试评价不够重视等，特别是多数教师反映了教学时间有限和考试评价不重视是当前推广微型实验最主要的困难。这说明目前中学化学教学任务太重而将教师的教学时间限制在教材中已有的实验上。另一方面现行的化学考试评价对微型化学实验不够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微型实验的推广应用。
4．5微型化学实验应用前景及个人期望
尽管当前存在一些困难，但大多数化学教师对微型实验的前景依然看好，并充满着个人期待。调查中有38．4％的教师对微型实验的前景非常看好，48．2％的教师比较看好它的前景，众多化学教师已意识到微型实验必将成为化学实验发展方向之一，对微型实验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在调查教师个人期望时有37．2％的人表示会多学习微型实验技术，并在教学中尽可能多运用，45．7％的人表示会关注微型实验的发展，较多地应用于教学。这说明大多数教师愿意参与微型实验的推广和应用，以此推动微型实验的发展。
4．6教师的建议
调查中我们设置了“教师对微型实验推广应用的个人建议”开放性问题，许多教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概括为：课程中增加微型化学实验内容；增加微型化学实验软硬件设施的配备；增加实验教学的时间；加强对教师应用微型实验教学的指导和培训；改变现行的纸笔测验考查实验能力的方式等。
5结论
通过调查与分析可知，微型化学实验通过在国内20余年的发展，中学教师通过不同渠道熟悉或了解了微型化学实验，其功能与作用已被大多数化学教师认同；在实践层面，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运用微型化学实验偏少，多数人只是在教学比赛和教研活动中运用，教师应用微型化学实验还未上升为自觉；教师在教学中对微型化学实验的创新运用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微型化学实验在教学推广实施中的困难较多，主要在于教师得到的指导和培训不足，教学时间限制和考试评价导向等因素影响；尽管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是中学教师对微型化学实验的前景普遍看好，大多数教师表示将会更多地关注并学习微型实验并将其应用于教学中。6讨论及建议近20年来，我国微型化学实验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教学实践中的推广运用比较缓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容忽视，为推动它在中学化学教学领域的发展，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1）开展中学微型化学实验教学实践研究
微型化学实验在学生的科学探究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在教学实施的操作层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怎样将微型实验用于演示实验、学生探究实验中，如何设计适合课程内容的微型实验等，这些问题需要开展相关的教学研究去解决。各级教研部门都应鼓励化学教师作为主要参与者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包括实验设计创新，如实验过程的改进、实验装置的微型化、生活化创新等；也包括教学应用研究，如运用微型化学实验开展实验的认知性研究［4］，以及对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创新思维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2）加强对中学教师的培训和指导
目前中学教师缺乏微型化学实验的相关技术及应用经验，特别新技术赋予微型化学实验新的内涵。如现代传感技术、显微技术与传统微型实验的结合，已经与传统微型实验理念中的“简、易”有所不同［5］。因而，组织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十分必要。现在国内一些高校如杭州师大、南京师大、广西师大等师范院校多年来在微型化学实验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师范院校可利用自身的研究优势与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结合起来，将微型化学实验成果融入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中，提高中学教师对微型化学实验的研究和教学应用能力。
（3）开发与利用微型化学实验资源
实验教学资源是实施微型化学实验的重要载体，开发适当的教学资源可以解决中学教师困惑于对实验内容选择的难题。新课程3个版本的化学教材都已开设了实验探究活动栏目，增加了开放性的实验内容，化学教师可以围绕“提高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这一主旨，在教学中开发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实验课程资源，设计实验探究的主题、内容、活动方式，这些微型实验资源的开发将促进中学微型化学实验的实施。
（4）发挥教学评价的引导和促进功能
姓氏文化论文范文4
艺术作品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前人的表现形式对我们有参考价值，但自己的作品要按自己的内容和自己的个性创作，采用恰当的表现形式，不能重复前人的作品。首先要有自己的风格，风格与表现手法，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从内容到形式之间的联系桥梁，表现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对风格的追求也不是形式化的追求。风格的产生联系表现手法，表现手法联系美感倾向，再加上情感和技法，如构图、笔墨、色彩等方面的完美的组合。现实生活中，千人千面，艺术家要体味对象，就要敏锐地体察。生活中题材很多，我们要从事件本身来体察发掘时代主题。比如妇女在耕田，光事件本身不够，还要体察人和物的特殊性，特殊的思想，动态所表现的动作特征。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情绪、动作也不一样，如米勒的《倚锄的男子》只一个动作就表现了他的疲惫和忧愁。由于不同的情感遭遇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艺术家表现人物时从外部形象走入形象的内心世界，而在表现景物时以魂附体，赋予景物以情感。总之，好的写意油画作品要：
（1）题材事件明确，主题深刻。
（2）形象生动。
（3）感情真挚。
（4）形式优美。主题的明确含蓄是对立统一的，感情要通过表现方法、表现形式的外化追求而成。一幅画能一气呵成，得有情有义，酣畅淋漓表达了才好。
二、在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要继承发展与创新
要辩证地看，批判地继承，反对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在形式与技法上有相对的独立性、延续性，继承传统的重点还在发掘新的形式、新的技法规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发展。吴冠中这样说道：“我爱绘画中的意境，不过这意境结合在形式中，首先通过形式才能体现。用绘画的眼睛去挖掘形象的意境，这就是我艺术生涯的核心。”他重视传统中国画的审美意境，空灵、萧疏、淡泊、飘逸的情趣，结合油画材料的凝重性和塑造性，发挥水性形式感，色彩加以平面化，点、线、面结合，浓重丰富的油画色彩与民间艺术清新明确的格调与淡雅的趣味相结合。要对生活进行选择，按照美的规律总结，提炼加工，将主观和客观的审美相结合，形成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艺术形式上要以节奏、韵律、均衡等组织视觉符号秩序，排列关系把握形式美的关键，是衡量艺术美感的重要尺度，用绘画语言传递色调、意象、构成、技法，表达自己的情感，达到艺术语言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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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温和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然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二、“女性”的复活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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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伦理；他者；归化；异化；文化霸权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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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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