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老龄化的影响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老龄化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社会老龄化；住宅区的规划
中图分类号：[F2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随着《桃姐》的热映，人们愈发感到社会对对于老年人生命关怀的缺失是何其严重，也引发了人们面对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的思考。"年长者的住处切不可被视为仅仅是一个容身之地。除物质部分外，它还有心理和社会的意义应予以考虑"，"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与"可持续的人类住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行动准则和当今世界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为所有居民提供适当的住房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主题。因此，按照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来规划和建设属于他们的居住环境，充分弥补年老者减退或丧失的各种机能，改善当前居住环境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创造适合老年人生活的住区环境，将是今后居住区规划设计的重点内容。二住宅区规划设计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思考老年人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变化，使他们对所居住的环境有许多特殊的要求。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活动空间不断缩小，越来越局限于居住的范围，由此对住区作为"人生安乐窝"意义的理解也最深。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变，他们的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具有比其他年龄人群更多的闲暇时光，从而有了足够的时间与他们所在的住所及其环境发生关系，住宅区由此而暴露出的各种新的特殊问题，如老年服务设施缺口较大，老年人的休闲场所少且选址不妥、环境不佳等问题正引起全社会的密切关注。因此，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必须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为年老者提供恰当的生活条件，包括身体的和精神的各种需要，以充实他们的生活内容，提高生命质量。总之，创造老人生活的优质环境、提供照顾老人的方便条件将成为我国住宅区规划与建设的新领域。这些变化和需求对居住条件、住区环境、城市社会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课题。1."以人为本"的住宅区规划设计理念需要重新定位。
在老龄化社会中，居住区的规划建设须从住区的可持续性出发，应该更多地面向那些行动范围常常只能局限于住宅区内的老人，面向那些活动能力下降、行动灵活性差，视力听力下降、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的老年人；应该更多地设身处地地为年老者考虑，把他们对居住环境、居住建筑类型、设施配置和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需求贯穿到住区规划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要求。
2.户外休闲环境创造
在人口老龄化的势态下，住宅区的环境必须有适合老年人健身、娱乐、休闲、交往的户外活动场所和适于他们散步消遣之空间。老年人对户外环境具体内容的要求不仅仅在环境优美和绿化率高这一层面上，他们更需要热闹的、有生活氛围，并能直接得到许多社会信息、便于到达和自然聚集的场所；他们在户外的活动绝大部分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性的活动，他们需要让自己置身于众生之中，耳闻目睹人间万象，体验到他人在各种场合下的表现，获得新鲜的感受与激情。3.智能环境需要扩展住宅区的智能环境一般是指将电脑联网、光缆通讯、防灾控制、水电燃气消耗的自动采集等新技术服务应用于住区中，创造一个信息快速、管理先进、帮助及时的居住区。现代的居住方式使城市老人"居家"更封闭，由于他们各种机能的下降，时常有不可预测和突发的事件发生，因而他们更需要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帮助，故对老人的居住环境还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智能环境，以体现对住区的功能、结构、环境、服务及运行管理等多层面在人口老龄化下的优化与支撑。例如住宅区的管理中心应时时能"知道"老人居住环境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以便能及时对诸如有害气体的泄漏、火灾、医疗救护、意外事故、求助等主动提供紧急帮助；能及时确定有效的方式，为老人提供方便、舒适和富有活力的场所、环境及设施项目，组织起丰富多彩的社会性活动；住区的服务中心应能迅速"响应"老年人的各种要求，如护理、生活服务、休闲娱乐、聊天、读报、咨询等，使他们能获得各种帮助。4.住宅建设需要适应养老方式的变化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老年人的生活居住问题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虽然由于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小型化、简单化，老少代沟的加深，传统家庭观的淡化，以及由于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问题，老少两代分居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大部分的老人愿在自己的寓所中继续独立生活。但是，几千年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使居家养老在我国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外的实践也表明，促进和完善家庭养老方式比大力推行社会养老具有更普遍、更积极的意义。因此，在人口老龄化下的我国住宅建设，应从适应建立新一代家庭养老机制的实际需要出发，可采用"邻居型"的分而不离和"合住型"的可分可合方式，使两代人既能相对独立地生活居住，年轻夫妇又能方便地经常看望、关怀和照顾父母。"邻居型"是指在居住区内按一定比例建造一批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老年住宅，或是一幢住宅的套型组织上穿插设置适合于老年人居住的房型，同时通过住房供应体系、养老机制和国家政策的配套来鼓励和满足两代人分户近居的养老敬老要求。这样，人们既可以实现两代人的分居，又可以住得很近，实现较近距离的网络式家庭空间关系。"合住型"可采用一套住房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单元模式，例如复式住宅、跃层式住宅或在同一楼层，这种形式有利于两代人生活上的彼此照顾和感情上的互相交流，同时又有相对独立的卧室、卫生等生活居住空间，相互干扰少，各自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但又有着"端一碗汤也不凉的距离"。这两种居住类型比较适合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和养老习惯。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就我国"四、二、一"倒金字塔型家庭模式的发展趋势，未来仅靠势单力薄的家庭赡养照料老人是难以承受和满足需要的。因此，从当前的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存，未来甚至再进一步发展到以社会养老为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故开发建设"社会型"的适合老年人生活的住屋就成为必然，如建造老年公寓，或养老院、托老所、老年护理院等设施齐全的集居式居所，实行社会集中管理，统一服务。同时这类"社会型"的住宅，一定不要把年老者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相隔离，应让他们靠近家人、邻居和同事，使深情的关怀近在咫尺。5.两个规范需要修订在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状况下，一般的住宅和普通住宅区就必须要有适合老年人生活居住的对策，但由于《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住宅设计规范》中没有列入针对老年人的相关规定，因而目前在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时对年老者的问题尚欠周全的考虑，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有违于老年人生活需要的问题。如日照间距偏小，缺乏设施场所或设置不当，多层住宅没有电梯及公共场所地面高低不平……因此，需要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住宅设计规范》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增加有关针对老年人问题的规划与设计条款。同时对老人住宅、老人公寓、托老所等设施也应尽早制定相应的设计规范，以便适应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结束语：
养老是"夕阳工程"。面对汹涌而来的"白潮"，如何使住宅区的规划与建设更有利于丰富和提高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使他们积极健康地去享受余暇时间，安度晚年，是每个建筑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必须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建立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住宅区规划设计和建设机制，以适当的社会保障和周全的社区服务，保持老年人的活力，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
参考文献：
老龄化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0至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峰约14.15亿，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但老年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联合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比届时的总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仍多近1亿老年人。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将给财政、金融等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压力。
（一）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严峻的财政挑战
从1997年全国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新增财政补贴高达2272亿，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的财政补贴将不断上升，到2050年，当年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与GDP的规模相比，到2050年养老金的缺口现值将达到目前GDP的75%。
（二）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与人口老龄化息息相关的人口规模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目前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而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1.8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到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将增加到10.1亿的高峰，其后将出现负增长，但在2028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将保持在70%以上。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减少趋势。15-64岁人口会在2014年达到9.97亿的峰值。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
（三）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2010年到202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措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来看，今后提高人均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主要来自就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
（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资产贬值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挑战
虽然退休人群的遗产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抛售资产的动机，当进入退休高峰的人群开始兑现资产时，人口老龄化预示着更加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时代的到来。同时，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在21世纪30年代将积欠足够数额的赤字，以至于消费掉发达世界的储蓄，债务累累的西方政府借款为退休保险金筹措资金，可能使信用遭到更严重破坏。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因为资本收益下降，而大规模流向人口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变动和金融市场的巨幅动荡。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稳定的机构投资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大规模民营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业重组、科技产业的兴起，特别是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大趋势都有力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计划经济制度遗留的行政手段作用下，资本收益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随着改革的深入，管理层和理论界都清醒地意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改善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完善资本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资本市场配置功能。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机构投资者比例。
历史证明发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改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促进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推动了理财市场和各类理财产品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推动了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正面临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的积累，为机构投资者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需要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大作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但是，相对于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不仅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不高，而且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比例相对偏小。在欧洲股市里，养老基金占比达70%，而且欧洲国家性质的公共基金有税收优惠；美国的养老基金占比也有50%。我国社保基金作为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之一，是入市的先行者，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取得了良好收益。据统计，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间，社保基金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为9.8%，远高于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和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很好地实现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将为各方带来好处的预期；特别是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成功投资的历史，也增加了各界对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的期望。但是业界和理论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一定能给养老保险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吗？
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分析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未来的资本市场问题，可以通过财富积累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得到部分答案。该理论假定：个体在工作年限内储蓄，目的是为了在退休后利用之前积累的财富。进而可以推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老年人大量销售资产，进而使股票和债券资产的供给大于需求。一些学者因此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将会导致资本市场“崩盘”。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国际资本流动将偏好流入老龄化问题不严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本文试图回顾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来评估上述假定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虽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是结论性的，而且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绩效表现的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发现；但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表现，但影响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已经消化和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信息，预期因素发挥了作用。因此，除非存在急剧的和超出目前预期范围内的人口变动，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只会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温和、中性的影响。
Poterba（2001）提出了一个建立资本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模型。该模型假定存在“年轻”和“退休”两类人群；年轻人群的数量为Ny，年轻人群在特定期间工作并获得正常的工资收入，储蓄率为s。资本的供给假定为K。而单位资本的价格p不断调整，以满足资本需求。
p*K=Ny*s
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处于工作年龄时，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当生育高峰人群进入退休年龄时段，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虽然模型得出的结论和一般的“崩盘”推测是一致的，Poterba指出该模型并没有考虑若干重要条件：不同人群储蓄率的差异，资本的供给率不是固定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等。
Abel（2001）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框架，以解决Poterba模型的缺陷。Abel认为，即使老龄人口的资产需求不下降，资本供给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价格的下降。Abel构建的二代交叠模型包括了可变的资本供应和遗产动机变量；假定工作人群能从将资产遗传给下一代而获得效用；同时将资本供应和上一期的资本价格联系在一起。Abel的模型意味着，在假设资本价格存在长期无条件的均值时，资本价格的动态行为遵循自回归过程。这个模型预测，美国生育高峰一代进入工作年龄后，首先导致了资本价格的上涨，然后回归到长期无条件均值附近。Abel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使引入资本供给变量，遗产动机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资本价格的下跌。
Brooks（2002）提出了一个复杂的世代交叠模型，这个模型使用了四代模型以确定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率的定量影响。Brooks最重要的创新在于：假定这些随着被研究对象人群的老龄化，他们可以将持有的股票资产转换为债券；退休人群相对于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而言，面临更多消费风险，所以退休人群更倾向于持有无风险资产。这个模型包含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且假定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后，会将资本传给之后出生的一代。Brooks的模型预测，资本-劳工比率将在2020年时高于长期均值15%以上，因此拉低了资本收益率；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2000-2020年美国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下跌92个基点和82个基点。这个模型还预测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出生的人比之前一代人的资产收益率少100个基点。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提出一个更复杂的代际交叠模型。该模型包括了资本供给、遗产、年轻和退休人员的赡养，以及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变量。他们指出，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1945-1964年的牛市、1970年代的熊市，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牛市，这三个牛熊交替的20年与生育高峰、低谷一致：大萧条时期、1950年代生育高峰、1970年代的生育低谷。根据这个模型，个体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中年和退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个体都可以投资股票和债券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当较小人群（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时，股票价格将会下降；相反，当较大人群（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后，股票价格将会上涨两倍以上；而随后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需要将股票卖给较小人群，从而推低了股票价格。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偏好的世代效应”：就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流而言，较小人群会比较大人群得到的效用更多。虽然在这个模型中引入遗产动机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但没有完全消除）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后导致的股票价格下跌影响。他们还指出，相对于其它因变量，人口周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股票市场高峰和低谷之间的振幅。
Brooks（2006）提出的模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该模型模拟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将导致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化，从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Brooks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会超过投资，进而带来资本收益率的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会成为资本流出国，向人口年轻化国家输出资本，以追求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所以人口老龄化的开放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不会大幅下降。Siegel（2005）也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会减弱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的趋势。他据此提出了“全球解决方案”：人口老龄化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Siegel利用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6%，就足以使老龄化国家的退休年龄只需稍微延迟两年，就可以支持老龄化国家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将导致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延长到76岁。Siegel还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提高征税率和放松移民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建议还需要政治考量。这些发现和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4）的发现非常类似。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许多探讨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都是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并不存人口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大规模人口变迁的历史数据，样本数据充分性都还需要论证。
Poterba（2001，2004）的两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人口老龄化和美国股票、债券和国库券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使用了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这个调查是定期对美国资产所有权的横断面调查。Poterba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从而确定不同年龄和时代对资产持有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股票资产的持有确实展现了年龄模式。55-59岁美国人持有的权益资产达到最高的32500美元，然后到75岁时，下跌到25000美元；金融资产的持有高峰期是65-69岁，之后老龄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稳定直到75岁以上。Poterba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美国生育高峰一代接近退休年龄时，不会急于出售金融资产。换句话说，2020-2030年不存在金融市场崩盘的可能性。Poterba还在回归模型中测试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本收益率变量之间的联系。他使用了两个资本收益指标：资产收益率R和价格红利比率（P/D）。
（1）
（2）
Poterba的研究测试了几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大于20岁的人口数量、40-64岁之间的的人口比例和两者之间的比率。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大部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公式（2）里，价格红利比率只是与部分人口统计变量有关，但是当区分时间模式后，这些变量与价格红利比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变得不显著。Poterba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国和加拿大的数据，结果也是一致的。
最后，Poterba从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推导出了影射（预计）的资产需求变量，将其作为资产汇报和价格红利比率模型的解释变量（自变量）。
（3）
（4）
结果也仅显示了资产收益与影射（预计）资产需求的微弱关系。Poterba最终得出这样的推论：因为退休人员不会变现和消费掉一生积累的财富；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资产的价格不会显著下降。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开展了另一项研究，他们构建了一个MY变量（将中年人群对年轻人群的比率作为测量人口结构的指标），然后将其与市盈率建立回归模型：
（5）
利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MY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因此预测，与MY比例下降一致，股票价格在2020年前将下跌。他们同时假定权益收益率受到资本损益的影响，而资本损益将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将权益收益率与不同的MY比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公式：
（6）
研究发现，差分化的MY比率与权益收益率正相关，能解释14%的权益收益率的变异。而MY比率与权益的风险补偿成负相关关系，与利率不存在相关关系。他们对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指数与MY比率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了如下公式：
虽然日本的数据表明了股票价格与MY比率的强正相关关系，而其它国家的数据只显示了MY和股票价格的弱相关关系。即使在这个模型中引入移民变量，上述发现也是一致的。
总之，已有的证据显示，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且将资产销售给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权益（股票）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下跌。但另一方面，遗产动机能缓解这种影响，而国际资本流动会在更大程度上中和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压力。相关研究主要利用了美国数据，而且只表明了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以及收益率的弱相关关系。
结论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养老基金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缺失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制度缺陷之一，资本市场需要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这样能缓和市场波动的投资者。但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及其收益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投资，并不一定会给其带来保值增值的预期效果。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来确保养老基金的增值保值；然而，根据有效市场假定理论，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可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收益。基于本文讨论，笔者认为，管理层在作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决策前，需要做进一步广泛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支持政策，才能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时，成为稳定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参考文献：
1.李建新.国际比较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动特征.学海，2005（6）
2.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
3.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Brooks，Robin.Demographic Change and Asset Prices.Presented at the G20 Workshop on Demography and Financial Markets，Sydney，2006，July
老龄化的影响范文3
在1982年我国著名学者邓聚龙首先提出灰色系统理论，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的一个分支，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变量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变量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越是接近，则相关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其优势是能对动态过程或者变量的发展态势进行量化分析，并能对历年来有关数据进行几何分析;灰色关联分析还能够弥补数理统计方法的缺陷，对小样本和大样本都实用。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法，将人口年龄构成时间序列定义为母序列Yi(i=1，2，3)(见表3)。子序列定义为各种消费品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用Xj(j=1，2，…11)表示各种消费品占贵阳市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详见表4。从该灰色关联矩阵可以看出:60岁及以上人口与食品的关联度最大，关联度为0.9057;60岁及以上人口与各项消费的关联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食品、文化娱乐、交通及通讯、医疗保险、家庭设备及服务、居住、衣着、其他、实物消费、自有住房服务。食品、文化娱乐、交通及通讯、医疗保险等关联度明显要大于其他几项的关联度。在衣着消费和金融服务消费方面，老年人明显要低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在家庭设备及服务消费和居住消费上其关联度也要小于0岁到14岁的人群。
(一)贵阳市人口老龄化对食品、文化娱乐和交通及通讯消费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贵阳市老年人口对食品的消费影响最明显，这与其他学者的“人口老龄化不利于食品的消费”的研究结果不同。李洪心、高威认为，“由于老年人口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如新陈代谢的降低、消化功能的减弱等，导致老年人每天摄入的食物总量相对较少;同时，我国食品市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食品种类也很少，缺少专门的老年人食品开发和生产的厂家对食品的需要就减少”。其实，正是由于老人肠胃吸收营养的功能减弱，同时要保障身体健康，才需要更多种类和更有营养的食物。贵阳市的老人在注重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原因是老年人退休后失去了以前担任的社会角色，使老人疏远了原来的社会生活。为不断协调自身角色转变，他们外出旅游、积极参加各种娱乐活动，阅读各种书报，还有部分老人为完成年轻时的梦想而攻读老年大学，还积极加入各种老年社团不断学习各种文艺以陶冶情操，加上贵阳市老年人口逐年增多，这些原因促使贵阳市文化娱乐消费的不断上升。老人外出旅游常选择异地游，这样可感受异地风情。外出旅游就得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从而拉动交通运输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当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性大，青年人群大多在外地上班，加上子女在外工作很忙，很少回家与父母团聚。老人退休回家后会产生孤独感，与在外工作的子女保持联系和沟通就得靠各种通讯工具和通信服务。因此，在通讯消费方面的消费就会增加。
(二)人口老龄化对贵阳市衣着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贵阳市老年人群对衣着消费的关联度要小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这主要与老人的消费行为有关，穿着舒适是其购买衣服的首要标准，老年人并不过分追求名牌服饰。同时，贵阳市老人服装市场也不及童装和青年装市场的款式多样。据调查，贵阳市主要的几条商业街青年装和童装市场占约有80%，作为贵州省或贵阳市的重要服装批发市场———贵阳市市西路的老年服装也很少，因此，即使老人愿意买服装，其选择的面也比较小。贵阳市的平均气温低，贵阳市不同季节的老年服装也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贵阳市不同季节的老年服装不适合老年群体，限制了老年人的购买行为。同时，老人活动的时间较少，服装的穿戴寿命就更长，加上老人服装比起其他类型的服装更便宜，所以导致了老年人对衣着的消费量降低。
(三)人口老龄化对贵阳市医疗保健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器官的功能不断衰退，人的体格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到了60岁以后，所有人体器官的功能都有所下降。同时，抵抗疾病的能力下降，发病率要高于中青年人群。人人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身体健康问题就成为老年人十分关心的问题。尽管目前贵阳市合作医疗保险已经全覆盖，但是老人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到2011年的数据来看在不断提高，到2008年达到顶峰，在2008年以后消费比重在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居民报销医药费比重加大的后果。总的来看，老年人口与医疗保健的关联度很大。
(四)人口老龄化对贵阳市居民居住的影响从研究的数据来看，贵阳市老年群体与居民自有住房的关联度大于其他年龄群体。通常情况下住房消费需求的主要消费对象是处于适婚年龄的青年群体，贵阳市的自有住房消费与此刚好相反，这是典型的“啃老”现象。青年人刚步入社会收入有限，凭自己的能力很难买房结婚。但子女的婚姻大事也不能耽误，老人得为自己子女购买婚房或者出一部分钱。所以老年人在居住方面的消费需求要比其他年龄段的群体多，进而促进了老年群体在这方面的消费。
(五)人口老龄化对金融服务的影响从计算的数据可以看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较，贵阳市老年人群与金融服务消费的关联度最小。主要是老人的风险意识更强，在收入来源急剧减少的情况下，更不愿意把自己一生的积蓄用于投资理财，因为风险较大。大多数老人仅仅把钱存在银行而不用于投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退休后就主要靠退休金生活，生活风险比较大，促使他们不愿意消费金融服务。同时，在贵阳市金融服务领域，主要针对老年群体的金融服务比较少。
二、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影响了贵阳市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为了适应老年人对不同消费品的消费需求，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为调节好人口老龄化对贵阳商品市场的供需矛盾，这就要求不断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特殊需求。
(一)不断促进老年保健品市场的发展随着贵阳市老年群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的需求会逐年增加。因此，老年保健品行业是前景十分广阔的行业。目前贵阳市保健品市场中，保健品的质量还有待提升，保健品的品种还有待丰富。同时，保健品的群体针对性要强，贵阳市的保健品公司要研制出更适合于老年群体的保健品，因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和不同性别的老人对保健品的需求也不同，不同疾病的老年群体需要的保健品更是不一样。总之，现代老人更加偏好于绿色、无公害的保健品，大部分老年人更青睐于中医保健品，所以中医保健品的市场也很广阔。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自然生长地理条件，为中医保健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同时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也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物流集散地，为保健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二)开发老年服装产业从研究数据可以看出，贵阳市老年人口对衣着的消费很低。随着贵阳市老人数量的逐年增多，并不是老年服装产业就没有发展前景，事实刚好相反。从贵阳市老年服装市场上可以看到，老人服装款式单一，服装公司更没有从贵阳市的地理条件去为老人设计四季服装设计。地处云贵高原的贵阳市有其特殊气候条件，根据近十年的气温统计，贵阳市的年平均温度为15.3摄氏度，因此享有“中国避暑之都”的美称。就是因为长年气温较低，贵阳市老年服装有自己的特殊性。加上老人的身体衰老御寒能力较差，需要一些能够保暖的衣服，如果衣服的保温效果不好，就得不到老人的青睐。因此在设计老年春、夏、秋和冬装的时候要考虑贵阳的气候，衣服要更加保暖。同时，老人更注重传统商标和服装的质量，对产品的忠实度很高。所以老年服装公司可以设计出更好质量、更多款式、更加适合贵阳市老人的服装，这样既能满足老人对服装市场的需求，又可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发展老年旅游服务贵阳市老年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在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与年轻人相比较，老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周游世界、体验不同的异域生活。同时，老年群体也有更多的积蓄，这为外出旅行提供了可能。随着贵阳市老年人群的逐年增多，贵阳市老年旅游业也有很大的开发空间，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老年群体旅游消费，旅游公司有必要专门打造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旅游服务标准，加强老年旅游安全保障，不断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从而巩固并不断拉动旅游业的发展。要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也是必需的。
老龄化的影响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养老产业；养老模式
总书记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老龄化的问题早已引起了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老龄化是我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根据美国普查的研究，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的社会现象"。那么，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的发展有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自1999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健康水平堪忧，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造成人口“未富先老”。另外，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老年人“返贫”较为常见，城镇老年人的居住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涉老侵权案件、老年人受害受骗事件、老年人自杀现象时有发生，老年群体社会管理存在真空等等。可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
从以上叙述的内容来看，我国老龄化形势严峻，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对社会养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造成巨大压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在近十几年，我国老年人口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离退休人口则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由于我国养老金给付方式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缺乏足够的历史积累，因此退休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养老保险金的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和拖欠的现象，并有逐渐蔓延和加重的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形势将更加严峻。
二、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赡养系数加重了赡养负担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又称赡养系数，指赡养人口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即60岁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例）逐年增长，也就是说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越来越重。预计到2050年我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等于 2000年的3—4倍。不仅如此，劳动人口除了供养老年人口外，还要抚养未成年孩童。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养老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社会的。可以说，未来几十年我国劳动人口负担之重是可以预计的，这就极易打击我国劳动人口的工作动力和热情，也提高了社会不稳定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三、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也影响了养老产业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这种情况下，一些独居老人选择了雇请保姆。近年来保姆工资不断上涨，除了有经济条件的老人还能勉强承担，其他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大多只能望洋兴叹；加上老人与保姆相处未必融洽，许多老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生活。
我国现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也给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预计到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消费人群和消费需求，孕育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老年产品市场，也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日本自197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把第三产业视为老龄化社会的 “救世主”。可以说，养老产业发展的好的话，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
总的来说，我国的老龄化现象不可避免。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然而，其他国家都是在经济充分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对他们经济社会发展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较高的收入水平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的赡养负担。我们制定合理灵活而又不乏活力的人口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在全社会加强敬老爱老的教育宣传，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发展壮大老年产业等等。
可以说，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从我国老龄化的特征来看，我国老龄化不仅形势严峻，而且问题复杂，对此我们要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成为世界的榜样！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持续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战略应对——第五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综述》，《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15卷第6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龄蓝皮书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
老龄化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房价；河北
项目支持：华北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X2016174）；指导老师：任伟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9日
一、引言
近年来，河北省房价不断上涨，其上涨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人们买房变得更为困难。大量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房价的变动。找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将优化河北省房地产行业的产业结构，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从人口视角对国外住房市场的研究：很多国外研究者认为人口结构与房价等资产价格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生命周期理论中。例如，Modigliann认为经济个体通过平滑各个年龄阶段的消费和储蓄进行最优化选择，在收入与财富的预算约束下可以达到生命周期内总效用最大化。其中的具体表现为个人的消费储蓄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改变：当老年阶段的消费大于储蓄时，老年人会进行借贷或出售资产。因此，得出人口结构会影响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理论。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时，因为社会上存在对房屋等资产的超额供给，所以毋庸置疑房价等资产价格将下跌。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Bakshi和Chen认为投资者随着年龄的增大将更多的财富分配到金融资产，而他们在早期会将大部分财富投资于房地产。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个人风险厌恶系数与年龄成正比的假设下提出了生命周期投资理论。
从人口角度对国内住房市场的研究，主要包括：朱矗2005）提出1999～2005年间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原因是年龄结构造成的。陈国进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表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目前房价上涨的动力，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一情况会减弱并逆转。陈斌开等国内研究者发现，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住房需求，他们认为中国住房需求在2004年以后会与人口结构高度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在2012年后，人口老龄化将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年均住房增长率。徐建炜等得出房价和人口抚养比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因此他们推断2015年后，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不再会快速上涨，甚至会衰退。陈彦斌、陈小亮发现，在中短期内，城镇住房大量过剩与人口老龄化不会有太大关系，于是他们认为2045年以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住房需求的各方面负面冲击才有可能逐渐显现出来。
已经有许多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房价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各有不同。本文将找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与房价之间存在的逻辑，分析其中潜在的联系，通过研究出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就可以提前预警，找到解决方案。
三、数据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河北省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总体趋势是增加的，在2010年有点下降，但是其下降的幅度并没有特别大。近几年，河北省的老年抚养比依旧上升，说明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观察河北省的房价情况，一直呈现出较高的上升趋势，12年间翻了3倍。在2010老年抚养比下降时，可以看出当年的房价上涨幅度低于其余年份，可以说明其中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图1、图2）
四、模型建立和实证分析
影响房价的因素非常多，但是主要可以分为几大类：收入因素、成本因素以及本文着重研究的人口因素。本文选取这三大因素中的最主要的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X1）（元）是收入因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变量，它可以反映出人们的购买力，所以将其选入。在成本因素中，投资额（X2）（亿元）可以直接反映出企业的开发成本。研究目的是人口因素中的老龄人口对河北省房价的影响，所以选取作为一个自变量。在国际上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中，测量老龄化指标的主要变量是老年抚养比（X3），即社会老龄化群体（65岁以上人口）与社会上创造财富的主要人群（15～64岁人口）之间的比例，这个数值越大，说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越高。河北省住房平均价格（Y）（元），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年鉴》。
为了研究住房价格与相关因素的联系，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y=？茁0+？茁1x1+？茁2x2+？茁3x3+？着
？茁是模型的参数，？着为误差项的随机变量，反映了除已经加入模型的其他随机因素对模型的影响，是不能用x与y之间的线性关系所解释的变异性。
直接利用统计工具SPSS中的命令regress求解，得到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置信水平？琢=0.05）、检验统计量R2、F、p的结果。
表1显示，R2=0.9940指因变量y（住宅商品房平均售价）的99.40%可由模型确定，F值远远超过F检验的临界值，p远小于？琢，因而模型从整体来看是可用的。
将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代入模型：
y=-1784+0.1807x1+0.0763x2+175.28x3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所研究的变量与房价均为正相关。就目前来看，河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就会推动房价上涨0.18元，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额对于房价的推动作用不是非常明显，透支额增加1亿元房价也只是略微增加。本文研究的人口因素中的老龄人口，每上升1个单位，房价将会上升175.28元，但是由于老年抚养比每年的变动幅度不大，所以其对房价的推动作用反而没有人均可支配收入大。
五、研究结论
从模型中看到，河北省的人口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国外学者所提出的资产消融假设。在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并不会导致房价下跌，反而会对房价产生弹性较大的正向影响。河北省养老体系主要是居家养老，只有为数不多的选择去养老院进行养老，他们会得到孩子们的赡养；与之相反，国外的养老体系发达，老龄人会选择在养老院进行养老，为支付高昂的养老费用会通过出售房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所以在发达国家存在的资产消融假设不适用于中国大多数地区。同时，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是其中的主要因素。首先，从家庭结构来分析，家庭小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老年人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套房的情况越来越少，这将会增加住房的需求；其次，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来分析，老年人总想为他们的后代留下一定的资产，房产较好的保值性能成为他们的首选，此时的房产不仅作为自己住房的刚需，还具有投资品的性能，因此反而会推高房价。
主要参考文献：
[1]朱.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房屋总需求趋势[J].世界经济情况，2005.11.
[2]任木荣，刘波.房价与城市化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2009.
[3]陈斌开，徐帆，谭力.人口结构转变与中国住房需求：1999～2025――基于人普查数据的微观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1.
老龄化的影响范文6
引言
中国粮食生产已取得“九连增”，但截止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左右，高产、低效的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并且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传统村落“空心化”、“凋敝化”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年龄断层、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出现较晚，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增加，已成为事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问题[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进度，使得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更为严重的是还阻碍了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与应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2]。因此，研究厘清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解决提高农业技术效率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老龄化并未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3～6]。如林本喜、邓衡山[3]研究发现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认为担心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然而，其研究的土地利用效率仅仅是耕地单产表现，无法衡量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对资源的综合配置能力与利用效率差异。胡雪枝、钟甫宁[4]则从生产决策和大田作业两个方面考察了不同年龄结构农户在粮食生产投入产出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相比并无明显不同，认为生产决策的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未对中国粮食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更多的研究则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从不同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7～9]。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人力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而老龄劳动力在采用新技术、接受新信息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特别是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往往沿袭老经验、老办法，不利于先进技术与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10]。杨俊等[11]虽然未发现农户劳动力年龄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他们的研究从侧面证实了随着农户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呈倒“U”型趋势。
3结论与启示
